主题：zt 中共十大元老-- 陈独秀1 -- 好猫如诗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第一师范是一个好学校”

　　毛泽东8岁开始读书，在韶山先后进6所私塾就学6年。1910年秋，毛泽东离开风气闭塞的韶山，去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就读。入学考试时，他在试题《言志》的作文中，抒发了自己求学救国的志向。校长阅卷后大加赞赏，对同事们说：“我们取了一个建国才！”

　　这所学校实行“新法教育”，毛泽东学到很多中外历史、地理以及自然科学新鲜知识。

　　他在这里特别爱读康有为谈维新变法的文章、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受到了他们关于君主立宪主张的影响，并出于救国救民的志向和热情，产生了对康、梁的崇拜。1911年春，17岁的毛泽东到长沙考取了汀乡驻省中学。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很快被革命党人的反清爱国宣传所吸引，他认真研究了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变革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时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由赞成君主立宪转变成为反对帝制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

　　他为了表示反抗清王朝的决心，带头剪掉了辫子。

　　同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暴发，他毅然投笔从戎，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

　　毛泽东退伍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他读了半年后，感到中学课程肤浅，并对陈旧的校规不满，认为在校读书不如自学，就退了学。

　　毛泽东寄宿湘乡会馆，开始了在湖南图书馆的自学生活。

　　他每天早去晚归，贪婪地阅读各种中外名著。

　　他在湖南图书馆自修半年，获得了大量的新知识，使他更加信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进一步克服了所受康、梁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

　　1913年春，毛泽东因父亲反对他自修，只好继续报考学校，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一师范是一所比较民主开明的学校，但也存在课程繁杂等弊端。

　　毛泽东根据寻求革命真理的需要，专心研读哲学、史地、文学等社会科学，对其他课程不花过多的精力。

　　他注重自学，并制定了学习计划，读书刻苦用功，十分珍惜时间，有时通宵不眠。他博览群书，但又有阅读重点，而且善于联系实际，进行思考和分析。

　　他爱看报章杂志，当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出版后，毛泽东很快成了它的热心读者。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常说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力求做到“周知社会。”他曾多次利用寒暑假，深入农村，进行游学、考察，了解农村的弊端和农民的疾苦。

　　他担任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后，以学友会名义办了工人夜学，结识了穷苦工人，了解了他们的困境和愿望。

　　毛泽东在接触工农过程中，学到了许多从书本上得不到的知识，增强了他救国救民的决心。

　　1915年，毛泽东参加组织第五师范进步师生开展了反日、反袁斗争。他在读了一本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和袁世凯卖国罪行的《明耻篇》后，无比义愤，在封面上题词明志：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这年从夏至冬，毛泽东和爱国师生一直在做宣传救国的工作，反对袁世凯称帝。

　　在第一师范教师中，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等对毛泽东的学业和思想有较大的影响。杨昌济对毛泽东十分钟爱，极为赞赏他的远大抱负和杰出才华，认为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材，曾在日记中写道，“资质俊秀如此，殊为难得。”毛泽东在同学中也倍受推崇，1917年学校开展“人物互选”活动，选举范围包括德、智、体三方面，他得票全校之冠。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的一个创举，是他和同学蔡和森等经过反复探讨，决定集合同志，组织团体，共同奋斗。1918年4月他们在长沙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毛泽东当选为干事。

　　后来，学会在毛泽东主持下，确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成为当时革命性最强的团体之一，许多会员成了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

　　1918年夏，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他后来回忆说：

　　“我没有进过大学，也没有留过‘洋’，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第一师范。第一师范是一个好学校，替我打好了文化基础。”

　　毛泽东1936年在和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花了160块钱――其中包括我的许多学校报名费；在这笔钱里，大概五分之三花在报纸上，订阅费每月约一元。我还常常买报摊上的书籍和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时为止，我从没有中断过阅读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母亲去世了，这样我更没有回家的兴趣了。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京去。当时很多湖南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在出国前打算先去北京学法文。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在一批批出国的人里有许多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其中大多数成为著名的激进分子。徐特立也受到这个运动的影响，他放弃了湖南师范学校的教席到法国去，这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可是直到1927年，他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当时跟李石曾（现任中法大学校长）学习法文，我没有这样做。我另有计划。”

毛泽东对斯诺说，他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时候，来读报的人大多数不把他当人看待

　　“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朋友们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我从前的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更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可以领到一笔巨款――八块大洋。”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做大官；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一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还遇见张国焘、康白情和段锡朋（现在在南京当教育部次长）。我在这里还遇见而且爱上杨开慧。她是我以前伦理教师杨昌济的女儿。在我青年时代杨昌济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后来又在北京成为我一位真挚的朋友。”

　　“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你们的话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我自己在北京的条件很差，可是在另一方面，都城的景色是鲜艳而又生动的，这对我是一个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间小屋子里。当我们大家都挤在炕上睡觉时，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和古老的故宫广场上，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盛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一文不名的毛泽东要到上海，却只有买票到天津的钱

　　“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到天津后怎么再往前走。可是，正如俗语说‘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得到了一些钱，他借了10元钱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们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还登上了山东的神岳泰山。后来冯玉祥曾在这里隐居，并且写了些爱国的对联。”

　　“可是我到达浦口的时候又不名一文了，而且没有车票。没有人可以借一点钱给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浦口。更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又给贼偷去了。嗳呀！怎么办呢？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不坏，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的车票。就这样，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一路盯着我的新鞋。到了上海，我发现已经有人募集一大笔钱，协助把学生送到法国去，还提供了一笔钱帮助我回湖南。我送朋友们上轮船以后，就启程回长沙了。”

　　“记得我第一次到北方去的旅途还有过这些游历：

　　我在湖南曾沿着洞庭湖徒步环行。到保定时我沿城墙走了一圈。在渤海湾的冰上散步。《三国》里有名的徐州府城墙，历史上也享有盛名的南京城，我都徒步环行过一次。最后，我登上泰山绝顶，游览了孔墓。这些事情，我在当时看来，都是可以同我在湖南的经历和徒步旅行相媲美的成就。”

　　“我回到长沙以后，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五四运动以后，我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学生的政治活动上。我是《湘江评论》的主编；这是湖南学生的报纸，对于华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我在长沙协助创办了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现代文化和政治趋势的组织。这个书社，和新民学会――特别是新民学会―都强烈地反对当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一个坏蛋。我们领导了一次反对张敬尧的学生总罢课，要求撤换他，并且派代表团到北京和西南进行反张的宣传鼓动――当时孙中山正在西南进行活动。张敬尧以查禁《湘江评论》来报复学生们的反对。”

　　“在这以后我又代表新民学会前往北京，并在那里组织反军阀的运动。新民学会把反对张敬尧的斗争扩大成为普遍反对军阀的宣传运动。为了推动这个工作我担任了一个通讯社社长的职务。这个运动在湖南取得了一些成功。张敬尧被谭延贻推翻，在长沙成立了一个新政权。大致就在这个时候，新民学会开始分成两派―右派和左派，左派坚持谋求实行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纲领。”

毛泽东第二次到上海，再次见到了陈独秀

　　“1919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当时还见过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我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然后我回到长沙着手组织联盟。我在长沙得到一个教员的职位，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的活动。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所以鼓动同北京分离。”

　　“谭延贻被一个叫做赵恒惕的军阀赶出湖南，赵利用‘湖南独立’运动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假装拥护这个运动，鼓吹中国联省自治。可是他一旦掌权，就立即大力镇压民主运动。我们的团体曾经要求实行男女平等和建立代议制政府，并且一般地赞成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的纲领。我们在自己办的报纸《新湖南》上公开鼓吹进行这些改革。我们领导了一次对省议会的冲击，因为大多数议员都是军阀指派的地主豪绅。这次斗争的结果，我们把省议会里张挂的胡说八道的和吹牛的对联、匾都扯了下来。”

　　“冲击省议会这件事被认为是湖南一件大事，吓慌了统治者们。但是，赵桓惕篡夺控制权以后，背叛了他支持过的一切主张，特别是他凶暴地压制一切民主要求。因此，我们的学会就把斗争矛头转向他。我还记得1920年的一个插曲，那年新民学会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庆祝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这次示威游行遭到警察镇压。有些示威者试图在会场升起红旗，但是遭到警察禁止。示威者们当即指出，根据（当时的）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警察不听，并且回答说，他们不是来听宪法课，而是执行省长赵恒惕的命令的。在这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依靠群众的行动确立起来的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改革的实现。”

　　“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在这项工作中我的行动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可以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目光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一九二○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同年，我和杨开慧结了婚。”

出席中共一大以后，毛泽东成为中共湖南省委的书记之一

　　“1921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个人都是当时中国知识界领导人。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起过作用。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的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代，陈独秀关于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上海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人有董必武、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等。我们总共是十二个人。当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省委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书记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在上海的党中央机构工作过的有：陈独秀、张国焘、陈公博、施存统、沈玄庐、李汉俊（1927年在武汉被杀）、李达和李启汉。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党校校长）、许白昊、施洋。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岗和一些著名的学生领袖。在北京是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和彭湃（1929年被害）。山东省委的创始人中有王尽美和邓恩铭。”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它几乎是同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同时也是创始人中唯一的妇女。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其成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发起人有瞿秋白等人。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1922年5月，湖南省委―我当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工、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工人运动。当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做得非常少。湖南大部分大矿的工人已经组织起来，学生也几乎全部组织了起来。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斗争频繁。1922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要铨，结果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活动。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翼工人运动的一个首领，这个工人运动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而且是反对我们的。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支持了他们。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当时已经组织成为湖南省总工会。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了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阻止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1922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错过了这次大会。”

　　“我回到湖南后，大力推动工会工作。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国共第一次合作，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四一二”事变后，毛泽东提出拉队伍“上山”

　　1923年6月，毛泽东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全，他在大会上作农民问题的重要报告。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毛泽东和多数代表一起，批评张国焘等怀疑国共合作的“左”倾观点，认为必须坚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三届一次执委员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局成员之一，担任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三大”后，毛泽东赴广州出席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大会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

　　会后，毛泽东从广州到上海，在任中共中央局秘书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

　　他因病于同年12月离沪回湘休养。利用养病的机会，他在韶山领导开展了半年的农民运动，办了农民夜校，建立了秘密的农民协会和中共韶山支部。

　　1925年10月，毛泽东从湖南到广州。不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毛泽东为这个刊物撰写了许多文章，揭露和反击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分裂国共合作的行径。

　　1926年5月，毛泽东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亲自给学员讲课，引导学员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并重视对学员进行军事训练，为北伐战争中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准备了干部。

　　10月，毛泽东离开广州去上海，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领导全国农民运动。

　　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发言不同意陈独秀反对“耕地农有”的看法，主张进行土地革命。

　　会后，毛泽东带着农运是否过火的问题到湖南5个县进行32天考察。1927年5月，他被选为中共第五届中央候补委员。

　　1925年冬至1927年春，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辨明了中国革命的真正敌友，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性，初步提出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1926年3月，当蒋介石制造出中山舰事件时，毛泽东曾主张以叶挺独立团为主，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力量，以武力给予坚决回击。

　　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论述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必要性。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毛泽东深感保存革命武力以应付反革命事变的紧迫性，他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主张“上山”，说“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49年后的这一天，毛泽东在北京病逝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改革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的任务。

　　会上，毛泽东对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和开展武装斗争等最迫切的问题，作了极为重要的发言，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会议选举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临时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被派到湖南，和中共湖南省委一起领导秋收起义。

　　毛泽东同湖南省委多次讨论秋收起义问题，主张秋收起义应直接打出共产党的旗帜。

　　随后，他到安源和铜鼓，多次召集湘赣边界一些县的党组织和军事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中央和湖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指示，并研究制定了湘赣边界起义的行动计划。

　　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将参加起义的部队5000余人，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卢德铭任总指挥。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最初攻占了一些城镇，但由于强敌反扑，相继失利。

　　毛泽东迅速命令起义部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前委在文家市召开会议，毛泽东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主张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找个歇脚的地方，以保存实力。

　　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秋收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行进途中，遭敌袭击，卢德铭不幸牺牲。

　　29日，起义部队转战到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对不足一千人的部队进行整编和改编：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健全部队党的组织，班设党小组，连设党支部，营、团设党委；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三湾改编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同年10月，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随即，他领导部队在井冈山及周围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并在部队占领地区建立党的组织、工农兵政府和地方武装，从而开始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这是中国革命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的伟大转折。

　　在井冈山斗争的初期，毛泽东非常重视工农革命军的建设。他向部队提出三大任务：一是打仗消灭敌人，二是打土豪筹款子，三是做群众工作。接着，他为部队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这些规定，加强了军队纪律，密切了军民关系，体现了新型人民军队的本质。

毛泽东第二次婚姻的结束

　　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告别了第二位妻子杨开慧，不想竟成了永诀。毛泽东的元配叫罗氏。据族谱推算，罗氏生于1889年10月20日，卒于1910年2月11日，年仅21岁。

　　据当地老人介绍，罗氏家庭富裕，有兄妹3人，罗氏是18岁到毛家的。毛泽东当时仅14岁。虽然罗氏性情温顺善良，长得丰满，是一把操持家务的好手，但是，毛泽东少年大志，根本就没有想到父母这么早就为自己操办婚事，为此闷闷不乐，他拒绝与新娘住在一起，并发誓决不碰她一个指头。1910年，就在他离开韶山去湘乡读书之前，这年春节后的一天，罗氏因患细菌性痢疾不幸去世。毛泽东虽然不承认这桩婚事，但一直没有忘记罗氏的亲属。

　　解放后，罗氏的胞兄罗石泉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要求去北京，毛泽东欣然同意。1950年，毛泽东派儿子毛岸英到韶山看望父老乡亲。岸英还特意去杨林拜望了外祖罗家，给罗氏之兄罗石泉送去500元钱。

　　杨开慧，湖南长沙人，生于1901年。在她少年时代就认识了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进步校友毛泽东。1918年冬，他们在银装素裹的北国开始了在革命暴风雨中的恋爱生活。1920年10月，毛泽东继组织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之后，又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杨开慧加入了团组织。经过长期了解，两人结了婚。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杨开慧又成为我党历史上最早的党员之一。从此，跟着毛泽东同志从事革命活动。

　　杨开慧和毛泽东结婚后，先后生育了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

　　1930年，由于叛徒告密，杨开慧被反动派何键逮捕。被捕前，她沉着镇静，首先通知同志们转移，并迅速处理了党的文件。

　　在狱中，她受尽酷刑，遍体鳞伤，仍坚贞不屈。敌人要她交出地下党员名单，她拒绝了；敌人要她登报声明和毛泽东脱离关系，以换取所谓的“自由”，她又严词拒绝了。敌人企图以她下有孩子、上有老母动摇她的意志，她大义凛然，不为所动。1930年11月，29岁的杨开慧同志从容就义，被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

　　杨开慧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到江西苏区，毛泽东非常悲痛地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全国一解放，毛泽东先后派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回湘扫墓。1957年，又写下了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词。1962年，杨开慧的母亲去世，毛泽东在悼念信中还称烈士为“我的亲爱的夫人杨开慧同志”。

　　李淑一在回忆中说：

　　“我和开慧很早就结成了莫逆之交。1920年，开慧的父亲、毛主席的老师杨怀中先生在北京逝世之后，开慧就随着她妈妈回到长沙上学。那时开慧剪着短发，被认为是“过激党”，学校不收。后由我父亲李肖聃的介绍，才进入长沙私立福湘女中。在福湘读书时，我和开慧好得形影不离。开慧思想进步，大公无私，待人诚恳，生活朴素。在毛主席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她积极从事反帝反封建的运动，经常向我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

　　那时候，毛主席和开慧生活很艰苦。为了支援毛主席进行建党工作，开慧动员妈妈拿出北京大学同事给她父亲奠仪的一部分款，给毛主席做经费。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开慧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是建党初期毛主席亲自培育的优秀共产党员之一。不久，她就离开学校，随毛主席在中共湘区委员会工作，并和毛主席结了婚。毛主席和开慧住在长沙韭菜园附近的清水塘一栋破旧的房子里，进行党的工作，直荀和我曾到清水塘去看过他们。1923年，开慧跟随毛主席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韶山党支部就是开慧协助毛主席建立起来的。当时毛主席和开慧工作很紧张，开慧严格要求自己，从来不因孩子和家庭困难影响革命工作。毛主席对她一直很敬佩。1927年秋，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开慧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坚持在长沙竹山铺下板仓一带开展地下工作。因叛徒告密，1930年10月，她和岸英被捕入狱。敌人多次强迫她与毛主席脱离夫妻关系，都被她严词拒绝。敌人无法使她屈服，惨无人道地枪杀了她。临刑前，开慧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显示了共产党员坚如钢铁，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开慧一生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帮助毛主席做了很多工作，生活上对毛主席十分关心和体贴。她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

朱、毛会师以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毛泽东受到“左”倾领导人的排挤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部赴湘接应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到宁冈砻市会师，史称“井冈山会师”。

　　两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按中共中央规定，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中共军委书记。

　　5月下旬，他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他初步地回答“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明确肯定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大会选举产生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统一领导军队和根据地的斗争。

　　6月到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

　　11月上旬，依中共中央的指定，重新组织中共红四军前委，毛泽东任书记。

　　1929年1月，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即将遭到湘赣两省敌军大规模的第三次“会剿”、红军面临敌军封锁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后出击闽西。在转战中，他和朱德等作出了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

　　3月下旬，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利用国民党军阀即将进行混战的有利时机，在赣南、闽西20余县范围内，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农民武装，并与汀赣边界割据区域相连接。

　　红四军于3月6至月间，在赣南、闽西边境东征西战，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发展地方武装，相继成立10多个县的红色政权，在当地中共组织和群众武装的配合下，初步建立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

　　6月下旬，毛泽东出席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对于党的领导、政治思想工作、红军的任务等问题发生了争论，毛泽东在建军问题上的正确主张没有被多数代表接受，未能统一思想认识。

　　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养病兼做地方工作。

　　新任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后，带着中央9月来信于10月下旬回到部队。

　　他在11月下旬到上杭蛟洋向毛泽东传达中央指示，并陪同毛泽东一起到长汀，同朱德会合，准备召开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12月，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9月来信的精神和领导创建红军以来的经验，并在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大会决定由毛泽东复任前委书记，并通过了他起草的决议，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这个决议，规定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基本任务，强调党对红军绝对领导原则，指明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要求对红军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领导，纠正红军党内的错误思想。古田会议决议，是红四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后来整个人民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长时期的指导作用。1930年1月，毛泽东撰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6月，毛泽东任红军第一军团的政治委员和中共前委书记。8月，他任红军第五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和中共总前委书记。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补选他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0月底，当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时，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并主张东渡赣江，在根据地中心地区与敌作战，随即他和朱德等领导红军完成长期以来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重大战略转变。

　　同年12月至次年9月，他同朱德指挥红军实行在战略上以弱胜强、在战术上以多击少的作战原则，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连续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三次“围剿”，使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有了重大发展。

　　这个时期毛泽东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

　　在1931年至1934年期间，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策略思想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受到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领导人的反对。

　　1931年11月上旬，在中央苏区党组织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1932年10月上旬，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严厉的不公正的批评，把他的反对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正确主张，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正确战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会议无视周恩来提议让毛泽东继续留在部队指挥作战的意见，不顾王稼祥、朱德的反对，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会后，“左”倾领导人以要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为名，把他调回后方，接着又撤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

　　是年秋，毛泽东因积劳成疾，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1933年，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领导了中央政府工作。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月下旬至2月初，他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两年来工作报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4月至7月，他在中共粤赣省委驻地会昌进行调查研究，指导工作。

　　他亲临南线前沿进行军事调查，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使南线出现了新局面。

毛泽东的第三次婚姻

　　1927年10月，在江西井冈山的步云山上，贺子珍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同大家一样，脖子上结了一条红色识别带。他的脚步走起来有点不对劲，那是因为长途行军磨伤脚，化脓了。几个人沿一条山间小路排着单行朝山上走，毛泽东走在最前面。他看见迎候他的人群，快步走了过去，首先同袁文才、王佐握手。然后，转过身来，把同他一起上山的战友，逐个介绍给袁文才和王佐。袁文才和王佐也把山上的同志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同见面的每一个人握手问好。

　　当袁文才领着毛泽东来到贺子珍面前时，毛泽东有些惊讶了。他没有料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一个年轻姑娘，袁文才介绍说：

　　“她是永新的干部，叫贺子珍。”

　　毛泽东的疑团顿释，爽朗地笑起来，说：“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者是哪位同志的家属呢！”他握住贺子珍的手说：

　　“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

　　接着，大家坐下来商谈事情。

　　从毛泽东的介绍中，贺子珍才知道，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为什么带着队伍不去别的地方，却来到井冈山，原来是王新亚起的作用。王新亚离开永新后，带着安福的农民自卫军活动到湖南浏阳一带，在那里同毛泽东会合了。他向毛泽东介绍了大革命时期井冈山附近的永新、宁冈、安福、莲花等几个县革命斗争的情况，讲了几个县党组织的力量和工农自卫军发展的规模，永新暴动的结果，以及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宁冈自卫军至今仍在井冈山坚持斗争的情况。王新亚还介绍了井冈山在罗霄山脉中段的地理条件。这一切都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后来，王新亚率领的安福农民自卫军同安源的矿工组成了起义的第二团，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起义失利，第二团被打散，王新亚牺牲了。秋收起义的余部向何处去？毛泽东觉得，王新亚讲述过的井冈山，从党的力量、群众的基础到地理条件，都是革命军落脚的理想地方。于是带着起义队伍的余部，向井冈山方向前进。途中，队伍经过三湾时，对队伍进行了整顿和改编，打出中国工农革命第一师第一团的番号，向砻市开来。

　　交谈中，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袁文才、王佐的自卫军，在革命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革命，为党保存了一支革命武装。他提出，以后革命军要同袁文才、王佐的队伍协同作战，共同在井冈山立住脚跟。

　　这一次商谈，气氛融洽，双方都没有什么保留和顾虑。袁文才和王佐都很高兴。袁文才早就盼望能同上级党取得联系，为革命做点工作。因此，在这次会上，他当场表示，欢迎毛委员的队伍上井冈山领导他们干革命。安置伤病员和队伍驻扎问题，他都答应安排。他知道毛委员的队伍需要用钱，事先把埋在地下的银元挖了出来，约有一千块，装了12个竹筒，带到步云山来。在这次会面中，袁文才亲自把银元交给毛泽东。这次会面后，袁文才同贺子珍一起回到茅坪。他原是个沉默寡言、感情不外露的人，这天回到家里后，异常兴奋，话也多起来，他用客家话给妻子谢梅香讲述了这次会面的情形，一面讲一面笑。接着，他又对贺子珍说：

　　“我看革命高潮要来了，有了毛委员的领导，我们今后可以有很多事干了。”

　　自从毛泽东率领队伍来到井冈山以后，井冈山变样了！沸腾了！

　　革命军第一团的伤病员首先上山。开始时，还没有红军医院，袁文才和王佐把伤病员安置在老百姓家里。

　　第一团的官兵并没有立即上山。他们先来到莲花、湖南的攸县和茶陵去打土豪和筹款。毛泽东因为脚伤，没有随部队出发，留在茅坪养伤了。脚伤痊愈以后，他才下山追赶部队。

　　在养脚伤的这段日子，毛泽东充分利用这个机会，熟悉这里的地形、环境和人员的情况。他同袁文才、王佐过从甚密，经常同他们促膝倾谈。对他们的身世、为人和思想，了解得比较透彻。他还与井冈山上避难的永新的共产党员刘珍、王怀、贺敏学等人多次详谈，了解永新党建立的经过和斗争情况。连生病刚愈的贺子珍，他也找过几次，听取她对怎样开展井冈山地区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还由袁文才、王佐和永新党的同志陪同，察看了井冈山的山势地形。

　　毛泽东开始住在步云山。步云山离茅坪不远，步行半小时就到了。袁文才同毛泽东熟悉以后，非常敬佩他，觉得毛泽东住得离自己太远了，商谈工作不方便，主动请毛委员住到茅坪来。永新和莲花的共产党员，原来住在茅坪的八角楼，为了迎接毛泽东到茅坪居住，他们把房子腾了出来。后来毛泽东在八角楼住的那间房子，就是原先贺敏学住过的。

　　八角楼离袁文才的家只有几步之遥。毛泽东出出进进，晚上到平河边散步，或者坐在枫树旁边找人谈话，经常要经过袁文才的家。那时贺子珍疟疾初愈，身子虚弱，有时坐在袁文才家门口晒太阳。毛泽东经过，见到了，都要走过来，同她讲几句话，问她身体恢复得怎样，态度非常和蔼亲切。有时候，毛泽东不忙，就坐下来，同贺子珍聊天。

　　有一次，毛泽东对贺子珍说：“井冈山的地理环境好得很。可以讲，现在我们搞革命有了落脚点，井冈山就是我们的落脚点。这里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回旋余地大得很哩！”

　　贺子珍告诉他，井冈山附近几个县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党的组织，群众发动比较深入广泛。毛泽东听了，满意地说：

　　“井冈山这几个县都是好的，你们永新更好。永新的地理条件很重要，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也比较好。你们永新的同志应该回永新去，重新建立党的组织，开展群众工作。”

　　贺子珍还同毛泽东谈起了袁文才和王佐，毛泽东兴奋地肯定地说：“袁文才是个好同志，是要革命的；他领导的队伍，是革命的队伍。王佐也是好的，要革命的；他领导的队伍，也是革命的队伍嘛！”

　　的确，毛泽东上山以后，王佐参加革命的思想稳定了，一条心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半年后的1928年4月，红军第二次去湖南作战前，王佐在茅坪的一个庙里入了党。他入党后，非常高兴，逢人就爱说：“我现在也成了挂牌子（取得党员称号）的了。”对王佐的入党，毛泽东也很高兴。有一回他对王佐说：“我们现在更加是同志了。”当时国民党有的书刊把袁文才、王佐写成土匪，把他们领导的、已经改编为自卫军的队伍仍然称作土匪队伍，这完全是有意歪曲的。怎么能把共产党员说成是土匪，把有地下党领导的武装说成土匪队伍呢？在毛泽东没有上山之前，山上就有党的组织，支部书记是贺敏学。

　　以后，毛泽东把袁文才、王佐的队伍改编为红二团，团长是袁文才，副团长是王佐，团党委书记是贺敏学，党代表是何长工。党代表与后来的政委一样，要服从党委集体领导，但行政上团党委书记要服从党代表领导。当时为了搞好团结，多安排几个职务。

　　不久，毛泽东带领一部分战士也到了塘边村。工作队安排他住到老婆婆的家里，老婆婆高兴地把堂屋腾出来让毛泽东居住。

　　毛泽东一住下来，立刻听取贺子珍和工作队的同志们汇报。毛泽东一面认真地听，一面不停地在小本子上记着，并不时地提出问题，比如：对这种土地分配方案，满意的人多，还是不满意的人多？满意的都是什么人，不满意的又是什么人？他们的阶级成份和政治态度如何？贺子珍对这些问题，一时还归纳不起来，她只能如实地反映：赤卫队长是什么意见，妇女主任是什么态度，贫协主席是怎么说的。看看自己没能够很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贺子珍感到羞愧，白皙的脸涨得通红，手心冒出汗来。

　　毛泽东丝毫没有责备之意，他和颜悦色地对贺子珍和工作队的同志说：

　　“调查研究也是一种学问，学一学也就会了。”

　　于是，他结合自己多年来的体会，风趣地谈起应该如何搞调查研究来。首先是调查者自己要心里明确这次调查的目的是什么，调查要紧紧围绕这个目的进行，否则，费了很大劲，收集到的是一堆无用的材料。另外，要特别注意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对不同的调查对象，要用不同方法。对有的人，比如说对土改的积极分子，可以开门见山，把问题直截了当提出来；要是向富裕中农作调查，就要转两个弯，因为他们的肚肠也有几个弯。

　　贺子珍睁大眼睛听着。她从没有想到过调查研究还有这么多的研究。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接着，毛泽东不仅在塘边村深入调查，还到附近的村庄去作调查。他了解的内容，有农村土地分配情况。以后，毛泽东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写了一个报告，也就是后来他十分惋惜被丢失了的《永新调查》。

　　《永新调查》，贺子珍曾经看过。几十年后，她还记忆犹新地说：“里面主要谈了经济方面的情况和问题，有关于土地革命方面的情况，也有对工商业政策的意见。当时，有的人实行过左的政策，对工商业者的财产，采取没收的政策。毛泽东实地作了调查后，纠正了这个错误。《永新调查》是毛泽东在宁冈写的，写好以后曾经油印出来，发到井冈山各个团。”

　　贺子珍同毛泽东一起工作的时间越久，对毛泽东的印象也越深。

　　这时，在塘边，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有一天，一支地主保安队突然向塘边村袭来。四五十名全副武装的敌人，以密集的枪弹向在要道上的塘边暴动队发起进攻。塘边地处在遂川、莲花和永新三县的交界。虽然永新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但塘边附近几个县仍是敌人的天下。从塘边逃出去的地主向附近的保安队报告说，共产党有个中央委员毛泽东在这里活动，蒋介石正以五万大洋作悬赏，捉拿毛泽东呢！保安队一些家伙贪财心切，立即纠集起来向塘边发起突然袭击。

　　正在堂屋同毛泽东分析调查材料的贺子珍，听到枪声和暴动队员的报告，不禁大吃一惊。她知道，塘边附近有一个连的红军，还有毛泽东的一个警卫班。但是，因为事前没有料到会发生意外，队伍全部分散到各个庄子去做群众工作，一时无法集中。暴动队员大部分没有枪，只有梭镖，光靠他们能不能顶住保安队的火力，实在是个问题，万一顶不住，毛泽东的安全就没有保障了。要是毛泽东出了什么事……贺子珍越想越紧张，脑子全乱了。

　　她抬眼看看毛泽东，他却非常沉着冷静，仍然慢条斯理地抽他的烟，稳稳地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事实上，毛泽东正在分析眼前的局势。贺子珍想到的，他都想到了。他觉得，来者是敌人的先头部队还是一小股保安队，尚未搞清楚，这一仗如果冒险去打，有可能陷入被动，危及塘边人民的安全。于是他果断地作出决定：“通知村里群众，马上撤出村子！”

　　敌人进村后，找不到人，知道这里的百姓已经有了准备。他们人数不多，怕中了红军的埋伏，不敢久留，在村子里抢掠一阵子就走掉了。

　　一小队民团，小小的一次骚扰，这在炮火纷飞的年代，同多少重大的战役相比，是小事一桩，根本不值一书。但是，它在贺子珍的生活中，却是一次关键性的、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她亲眼看到毛泽东在危急的时刻，是怎样镇定自若，沉着应付。这种冷静、自信和力量，正是她所缺少的。同毛泽东的接触中，贺子珍常常拿自己同毛泽东相比，都感到自己年轻幼稚，同时感到在毛泽东的身上，不仅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而且有无穷的力量。毛泽东这种优异的、革命者的素质，是这样强烈的吸引着她。每当她来到他的身边，就感到增添了勇气和力量；有他的帮助和指点，自己也变得聪明和成熟多了。

　　她的感情起了微妙的变化，产生了一个念头：“要是能够永远在他的身边工作，经常得到他的帮助和指点，该有多好！”

　　年轻姑娘的心事是从来不会轻易吐露的。贺子珍虽说是反封建的先锋战士，但一想到自己悄悄爱上一个人，就感到那样不好意思，胸口怦怦直跳，平时的勇敢、大胆、泼辣的作风也变得无影无踪了。毛泽东从她的神态和表情中，懂得了她的心思，仿佛看到这个年轻、质朴的姑娘那颗火热的心。

　　有一天，贺子珍外出工作回来，和往常一样轻手轻脚地走进毛泽东的房间。她看见毛泽东正在伏案写着什么，便一声不响地倚在门框上，深情地注视着。也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停笔沉思，一抬头，正遇上那双炽热的眼睛。两个人的目光仿佛撞击出晶亮的火光，贺子珍赶紧把目光移到了自己的脚尖上，不自然地揉搓着土布上衣的衣角。

　　毛泽东搬过一把竹椅，让贺子珍坐下，沉默了一会儿，温存地对贺子珍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接着，他动情地讲述了他的经历和身世。

　　贺子珍从毛泽东谈话中，知道了他追求革命、献身革命的经过。他已经34岁了，结过婚，妻子和三个孩子都留在湖南老家了。讲到这里，他神色黯然地说，我同家人已经很久不通信了，关山远隔，杳无音信，路途又这么遥远，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死是活。湖南反动派抓到共产党就杀，他听到妻子杨开慧的多种传言，有的说她被国民党抓去了，也有说她已经不在人世了，不知是真是假。

　　听到毛泽东这些坦诚之言，贺子珍被深深地感动了。毛泽东为了革命，抛妻别子，孑然一身。他身上的担子那么重，工作那么忙，自己的生活无暇料理，是多么困难啊！她看看毛泽东那身好久没洗过的旧军装，在敬佩、同情的目光中，又加上更多的怜爱之情。

　　那天，他们谈了很久，谈得那样投机。两颗赤诚的心不知不觉地融汇在一起了。

　　他们继续在塘边进行工作。塘边的山间、田野、农家小屋，处处留下他们双双的脚印。

　　贺子珍和毛泽东终于结合在一起了。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更没有摆酒祝贺，在那样艰苦的年月，只能一切从简。热心的袁文才做了几个菜，大家热闹一下，就完了。

她不会被历史勾销

　　贺子珍同毛泽东结婚10年，长征到达陕北。有着强烈事业心的贺子珍不满足于做毛泽东的秘书工作。此时，夫妻间也出现裂痕。1937年，贺子珍到了西安，为了取出身体中的弹片，转道新疆去了苏联，一住就是9年。而此间，毛泽东同江青结婚了。

　　在贺子珍家庭发生变故以后，在苏联的同学中，有人对她表示过倾慕之情。回祖国后，仍然有人希望能获得她的爱情。但是，贺子珍都婉言拒绝了。许多人关心她今后的生活道路怎么走？她说：“我一生只爱一个人，我已经把我的感情给了毛泽东，不可能再爱第二个了。”

　　1954年的一天，贺子珍正在上海哥哥的家里休息，收音机里播送毛泽东的一次讲话录音。贺子珍听得发呆了。这声音对她来说是多么熟悉呀！她已经有10多年没有听到这个声音了。

　　“毛主席的声音真洪亮。”她的嫂子李立英赞了一句。

　　“是呀，他的声音很洪亮，跟过去一样。”贺子珍回答说。

　　收音机把毛泽东的讲话录音播了一遍又一遍。贺子珍忘了睡觉。

　　第二天早上，李立英起床，发现贺子珍还坐在那里，耳朵贴在收音机上，凝神听什么。

　　她问李立英：“怎么收音机不响了，不广播毛主席的讲话了？”

　　李立英走过来一看，原来收音机一夜没关，已烧坏了。

　　从此，贺子珍病了。

　　贺子珍生病的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他知道贺子珍是为什么病的以后，流下了眼泪。他提笔写了第二封信。听说贺子珍不肯吃药，也不肯看病，就在信中嘱咐她要注意身体，好好治病，要听医生的话。他听说贺子珍抽烟抽得很历害，就在信上劝她说，不要抽那么多烟，烟抽多了对身体不好。

　　贺子珍看了这封信后，病情竟然慢慢地好起来。她也肯吃药，也肯看病，还把烟戒了。

　　毛泽东不时给贺子珍捎点东西来，有吃的，有用的。他知道贺子珍烧坏了一台收音机，就买了一台当时国内最好的熊猫牌收音机，送给她。有一次，毛泽东还捎来一千元钱。贺子珍用这些钱买了许多日用品，送给井冈山时期掩护过她的乡亲。毛泽东劝贺子珍戒烟，可是有一回，外宾送给他一条名牌香烟，他打开一包抽了一半，突然想起贺子珍爱吸烟，就把那九包没开封的烟，连同抽过的那半包烟一起包好，托人送给贺子珍。贺子珍收到烟后，原来已经戒了烟，又抽了起来。

　　在毛泽东送给贺子珍的东西中，还有一块淡黄色的大手帕，是毛泽东用过的。贺子珍看到这块手帕，思念之情不能自已。她写了第四封信。她在信里写到自己对他的怀念。并写道：你一定要注意王明这样的人对你的迫害。她深受王明的迫害。在她的观念中，王明成了一切坏人的代名词。

　　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后，给贺子珍写了第三封信。信上说：我身边绝无王明之流那样的人，我已经把他们下放的下放，送去学习的学习。请你放心，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兢兢业业，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贺子珍也常常通过李敏给毛泽东捎东西。毛泽东爱吃南方的青菜，像芥菜、边笋这些东西。贺子珍就把鲜嫩的青菜捎给他。一次贺子珍还给他捎去一个很精致的骨雕耳挖子。毛泽东是油耳朵。不时要清理耳中的油垢，这个习惯，贺子珍记住了。

　　1959年，她正闲居南昌。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请她上庐山。到达宾馆时，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她被领进一间屋子，不觉一惊，里面坐的竟是毛泽东。他微笑地站起来同她打招呼，然后倒了两杯茶。贺子珍做梦也没想到在这个时刻能够见到他，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而且像打开了闸门的水，再关不住了。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

　　毛泽东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

　　毛泽东详细问起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她一一都说了。他听了后，轻轻地叹了口气，神色凄然地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贺子珍的眼泪又禁不住流了下来。她哽咽地说：“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谈起了他这些年的情况，还说他实在太忙，想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他又告诉贺子珍：“娇娇有朋友了，你见过没有？同意不同意？”

　　“我见过了，我满意，他们结婚，你同意，我也同意。”贺说。

　　毛泽东还告诉她等他这次开完会回去，就要为他们举行婚礼。

　　他们在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站了起来：“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

　　谁料到，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原来，毛泽东在庐山会见贺子珍的时候，江青正在杭州，那天夜里，她突然来了长途电话，说她第二天要来庐山。毛泽东连忙让贺子珍下山了。在批判林彪、陈伯达的时候，毛主席批评陈伯达1959年，你在庐山，没有任务，你为何下山动员了？你下山干什么去了？贺怀疑，陈可能是下山把毛泽东同贺会见的事，告诉江青了。他不敢在山上打电话，山下有个通讯连，就到那里打电话去了。所以江青突然来到山上。

　　直到“四人帮”倒台后，人们才发现，贺子珍这个从1929年就投身革命的老红军，竟是一个“黑人”。中央组织部、上海市委都没有一份有关她的档案。正式档案没有，文书档案没有，连人头档案也没有。那伙野心家企图把她从历史上、从现实中一笔勾销。

　　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忘记她！历史将永远记住她！

毛泽东主导了遵义会议的召开

　　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分子执行完全错误的战略和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不得不在10月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在红军惨遭损失和敌军封锁围堵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在湖南通道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上，力主放弃原定向湘西转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他的意见得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的支持。

　　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

　　1935年1月7日，黔北重镇遵义宣告解放。

　　1月9日下午，当中央领导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与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人山人海、夹道欢迎红军的极为热烈的场面。毛泽东等在丰乐桥头下了马，与前来欢迎的群众一一握手。他们一齐走向旧府衙前。

　　在遵义，散发了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军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表的《出路在哪里？》的文告，这份文告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阐述了党和红军的主张，指明了工农劳苦大众的出路。

　　1月12日，在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上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博古、毛泽东、朱德、陈云、李富春等领导同志参加了大会。下午一时，大会开始，朱德、毛泽东、李富春先后在大会上讲话，朱德在讲话中说，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红军有严格的纪律，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愿意联合国内各党派、军队和一切力量共同抗日。

　　接着，毛泽东讲话，题目是：“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他说：“穷人为什么受穷？就是因为政权不在穷人自己的手里，地主、官僚压迫和剥削穷人。……穷人要翻身，就要拿起枪杆子，跟着共产党和红军闹革命，建立起自己的红色政权。红色政权不收苛捐杂税，还要实行全民选举……”他又分析了当前的世界形势，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和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行为，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随后李富春讲了话。他们的讲话通俗生动，讲到了群众的心坎上，使大家明白了翻身求解放的大道理，决心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和建立自己的红色政权。一些人过去因听信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共产党和红军存在着误解偏见，听了他们的讲话也改变了认识。

　　就在这个会上，成立了黔北高原上从古以来的第一个人民政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会后，遵义周围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工会、农会、游击队、抗捐斗争委员会、革命先锋队等组织纷纷成立。各族贫苦工农大众和革命知识分子踊跃参军，使红军扩大了五千名新战士。

　　黎平会议决定在适当时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以解决从湘南及通道开始的党内关于战略方针的争论。陈云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

　　伟大的遵义会议，经历了从酝酿、准备到召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起了主导的与决定的作用。

　　从长征开始，他就鲜明地树起了旗帜，与“左”倾错误战线展开斗争。对长征中的每项重大行动，他都向中央陈述自己的主张，反对错误的意见。他反对把中央领导人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维护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他积极开展说服教育工作，提高了多数人对“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认识，而首先是取得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的支持。在毛泽东与王稼祥的交谈中，他们商谈了应如何使红军摆脱被动局面，在战略转移中夺取胜利的问题，商谈了应该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以进一步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的意见。王稼祥主张把李德轰下台，正合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认为“他（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却到处发号施令，尽干蠢事。要不是因为李德独断专横，支持王明路线，我们也许不会丢失苏区，被迫长征。”王稼祥去找张闻天交谈，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张闻天也认为领导中国革命还是毛泽东行，他也支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与因脚伤坐担架的聂荣臻一同行军，互相交谈，共同认为，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王稼祥说，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聂荣臻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王稼祥又找周恩来和朱德交换意见，周、朱原来就很佩服与敬重毛泽东，他们毫不犹豫地赞成王稼祥的意见。

　　红军自黎平会议后，日下一城，突破乌江天险，向黔北凯歌行进。在到达遵义不远的地方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前面快到遵义城了，这样下去不行，该把李德轰下台了，开个会总结经验。”毛泽东当即回答道：“好！应该开个会，还要多做些会前的活动工作。”王稼祥找张闻天交谈，张闻天支持；找周恩来商量，周恩来同意；找到博古，他也同意在遵义开会总结。这样，遵义会议的召开就决定下来了。

　　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也迫切期望召开党的高级会议来总结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杨尚昆说：“在毛泽东正确思想和路线的指导和影响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和各支红军的共同努力下，在1933年红军曾发展到30万人。共产党员也从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万多人重新发展到30万人。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却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路线，把毛泽东同志从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排除出去。其结果是使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使白区党几乎损失百分之百，并使红军险遭覆灭。正是这种严重失败教育了党和红军的大多数高级干部，包括我自己在内，使我们觉悟和团结起来。”正是党和红军大多数高级干部的觉悟和团结，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中央红军强渡乌江，进军黔北，智取遵义，前出松坎之后，取得了进行休整的有利条件。为召开会议保证了比较充裕的时间。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后，党中央即开始进行开会的准备，决定由博古准备一个在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由周恩来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在认真作发言准备，他们三人一起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了一个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的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开会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了一个较详细的发言提纲。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好管家”

　　　　　　　　　　　　　　　　　　 ――全世界都敬仰的人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县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

　　周恩来的童年相当艰苦。祖父去世后，父亲无力持家，家道中落，靠典当、借债和亲友接济过日子。

　　1910年，12岁的周恩来离开淮安，随伯父周贻赓去东北沈阳上小学，以后再没有回过家，甚至在他当了总理以后也没有重访故里。

　　早在少年时代，周恩来就关心国家的前途。一天，老师在课堂上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一个同学回答：“为光耀门楣。”另一个同学说：“为明礼而读书。”一位店主的儿子老老实实地说：“为家父而读书。”他的回答引起哄堂大笑。笑声停后，周恩来回答说：“为中华之崛起。”在短短的一句回答里，体现了周恩来伟大的抱负。

在南开学校初露锋芒

　　1913年，15岁的周恩来离开沈阳，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当时我国正处于政治动荡时期。辛亥革命促进了人民的新觉醒，鼓励着青年人的心灵和思想，预示着一个新文化时代的即将到来。新文化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开花结果了。与其他一些已觉悟了的天津与北京等城市的青年一样，周恩来很快卷入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潮流中。在南开学校，他同过去一样地勤奋学习，但并未妨碍他获得新知识和开拓新思想。他还从孙中山先生赞助出版的刊物中，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后来，他又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周恩来读书的范围很广，从进步作家顾炎武和王夫之的著作，到外国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作品，无不涉猎。

　　周恩来在南开的第二年就成为一名学生领袖。他与三位同学发起了敬业乐群会，创办了《敬业》杂志。他虽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但极力推荐另一位创始人担任会长，自己担任副会长。在那时就表现出谦虚大度和不图名利的优秀品质。这个团体成了一个活跃中心，同学们常来借阅进步书籍，讨论最关心的问题，唱歌或做其他事。周恩来担任《敬业》的主编，常常撰写文章，还常常在校刊《校风》上发表对时局的见解。

　　周恩来在南开初露才华。据与他同桌学习、同室住宿了两年的同学张鸿诰回忆，周恩来在1916年春举行的全校国文会考中名列第一，为他们班赢得了荣誉。他还是南开“演说会”的佼佼者。连续两年该校的“演说会”在全天津的校际演说竞赛中，均获优胜。

东渡日本

　　周恩来从南开毕业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找工作，二是进大学，他选择了后者，决定到日本留学。1917年9月，周恩来在朋友的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期间，他希望能找到他所关心的那些问题的答案，学会如何拯救祖国。当时，日本是中国优秀青年向往的国家之一。然而，后来他失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正猛烈燃烧，军国主义的日本妄想趁列强在欧洲互相厮杀之机，加紧侵略软弱无能的中国。

　　周恩来在日本，开始学习日文，不久便掌握了日文语法，大致能阅读日本报纸。同时，他学习刻苦，准备考大学。然而，两个月后，他的注意力被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俄国十月革命――吸引住了。他努力探索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阅读他能找到的有关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报道，认真研究这一事件，了解它依据的理论基础。这是他第一次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从此马克思主义指导着他的一生。

被捕入狱

　　1919年初，在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决定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在山东获得的一切“权利”转让日本。消息传来，留日中国学生十分激愤，于是开展反日运动。在这些爱国运动中，周恩来发挥了积极作用。因分散了精力，几乎没时间准备大学考试，结果没被录取。这时，北京以段棋瑞为首的军阀政府不顺民意，不理睬民众要它停止向日出卖主权的要求。周恩来感到祖国更需要他，便于1919年4月动身回国。

　　周恩来回到祖国，发现民情振奋，到处是要求变革的呼声。几星期后，愤怒迸发了。5月4日，爱国学生反对军阀政府的运动震撼了北京，很快发展到全国各地。首都的大、中学生集中在天安门前示威，反对日本的侵略，要求惩办勾结日本的卖国贼。示威群众还焚烧了亲日派曹汝霖的住宅。天津学生也群起响应，在全市举行抗议游行，还成立了学生联合会，领导所有学生的爱国活动，学生联合会还决定出版一份报纸，宣传新思想、新潮流，为反帝反封建斗争制造舆论。

　　周恩来从日本回国，便成为学生联合会主办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

　　由周恩来主编的这份报纸每周出两期，极受欢迎。不久又改为日报，发行量达2万多份。妇女读者也很多，因它提倡男女平等，宣传破除束缚妇女们的封建观念。《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还吸引了教育界以外的读者，在华北各地和上海、南京都有订户。它呼吁所有的爱国者铲除封建官僚统治。周恩来作为主编，撰写了大部分笔锋辛辣犀利的社论，他还以“飞飞”的笔名发表文章。

　　同年9月，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学生组织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部分领导人又组成了觉悟社。已进南开大学学习的周恩来和回民学生领袖马骏成为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杰出代表；女界爱国同志会方面推选的知名人士有郭隆真、邓颖超和刘清扬等。邓颖超当时15岁，是他们中最年轻的一个。

　　觉悟社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觉悟》，要求所有的领导成员用笔名写文章。共编50个号码，由成员们抓阄决定。周恩来抓到五号，邓颖超抓到一号。为了听出来像中国人名字，他们都根据号码谐音取了笔名，周恩来称“伍豪”，邓颖超叫“逸豪”。

　　1920年1月，天津警方镇压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查封了学生联合会等爱国团体。觉悟社决定发起游行示威。由周恩来、郭隆真等领导示威群众到直隶省署请愿，20几名学生代表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关押了六个月。

　　在这段时期，邓颖超等人向警方头目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要求。一天，他们集合了24个觉悟社会员及支持者，要求警方允许他们替换狱中正在绝食的24名难友。他们说，警方关押的学生是他们的代表，应让他们去替换代表坐牢。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警方将拘留的代表转移到河北省法院，采取法律方式解决。在法庭上，站在被告席上的周恩来慷慨陈词控诉腐败的政府。

　　7月17日，24名被告全部获释。

　　8月16日，觉悟社邀请少年中国学会等四个进步青年组织在北京城南的陶然亭公园集会，商讨救国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联合斗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先驱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应邀出席会议。周恩来作为主讲人，在会上总结了天津爱国运动的成绩与教训。这是他根据中法之间勤工俭学计划赴欧留学前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留法学习，寻求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

　　1920年12月周恩来到达法国，当时他才22岁，但已是经过“五四”运动革命洗礼的趋于成熟的青年了。他到了巴黎，引起了那些先期到达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们的极大重视。因为他在这之前，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新苏维埃国家方面已有名气，并且在国内也赢得了英勇不屈的青年领袖的声誉。

　　周恩来到法国有两个目的：一是加紧研究马克思主义；二是寻求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他为第一个目标所吸引，为第二个目标所推动。他越来越感觉到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这时，他成了坚定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他如饥似渴地读书。

　　刚到巴黎，他住在郊区，靠勤工俭学得来的微薄津贴生活。他自己做饭，穿着尽管外表整洁，却有一点装体面的味道，特别是那条裤子，因穿得太久的缘故，裤腿似乎越缩越短了。他还从中国带来了一件类似鞋楦的小玩艺，用来补袜子。他养成了勤俭节约、精打细算的习惯，直到28年后他当上了总理也没抛弃。

　　第二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了。那时，中国和法国之间的通信十分缓慢，这个消息过了很久才传到巴黎。周恩来和在欧洲的其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早在同年三月就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共产主义小组。

　　在1921年7月建党前，国内外有8个共产主义小组在活动，目的都是为了在中国成立统一的共产党组织。党成立后，原来属于这些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都被算为中共正式党员。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1985年5月23日发出的通知，所有这些建党前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入党时间均定为1921。

　　中国共产党的巴黎组织称作“旅欧总支部”，由赵世炎担任第一届总支书记，周恩来担任第二届书记。旅欧总支部领导的范围还包括德国和比利时。上任后周恩来立即着手创办一个刊物。

　　不久《少年》月刊改名为《赤光》，便成为中共在欧洲的喉舌。这份刊物在中国旅欧青年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吸引了国内的读者。第二期刊登了一篇题为《共产主义与中国》的文章，作者署名“伍豪”，便是周恩来的老笔名。在巴黎，周恩来和勤工俭学者当中年龄最小的邓小平很亲近，把他当作小弟弟看。他俩常一起刻蜡纸。邓小平当时在刻蜡纸搞油印方面很拿手，还得了个“油印博士”的美名。

　　作为旅欧总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常奔波在巴黎和柏林之间，而且在德国逗留的时间较长。有一次他去柏林，认识了比他年长12岁的朱德。朱德在国内曾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没被接受。周恩来认为他此时已够条件，并愿意介绍他入党。

领导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

　　1924年，为了推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第一次合作。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需要更多干部担任务级职务。于是，便从欧洲召回许多党员。旅欧总支部书记周恩来也应召回国，于七月下旬动身回国。此时，26岁的周恩来已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相当成熟，准备迎接他所面临的各项任务。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发动北伐战争。战争势如破竹，席卷整个长江流域。革命军攻占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当时上海还在北洋军阀孙传芳手里。共产党便派周恩来秘密前往上海，组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从内部夺取这个城市。1926年10月和1927年2举行的头两次起义因缺乏强有力的领导而失败。

　　当时29岁的周恩来，担任中共江浙区军事委员会书记和中央军委书记。到达上海后，他立即着手执行新任务。他与赵世炎、罗亦农领导了第三次起义。那时是3月中旬，北伐军进逼上海，胆战心惊的军阀孙传芳只留心通向上海的交通要道，完全没有觉察市内发生的事情。周恩来等决定3月21日中午举行总罢工，然后采取武装行动占领市政府。

　　根据周恩来与他的战友制订的行动计划，将上海分为7个区，同时发动起义。他亲自领导由5000名坚定的产业工人为先锋的武装进攻。很快，他们的起义队伍发展到几万人。虽然力量悬殊，刚发动进攻时，他们手中还不到200枝步枪，但是，他们的奇袭使敌人大为震惊。因为起义者缺少武器弹药，便想了一个十分聪明的办法――在空汽油箱内放鞭炮，模仿机关枪的声音，以壮声威。经过30个小时英勇顽强的战斗，起义者包围了全市各警察局及其他据点，彻底击败了敌人。次日下午6点，当局只得投降。周恩来与他的队伍占领了上海。

　　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充分说明，周恩来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

　　占领上海的工人接管了军阀政府，但后来又被自己的同盟军出卖。蒋介石的军队开进市内，对他们发动进攻。

　　从4月12日起，上海变成屠场，周恩来与他的战友们转入地下。共产党员及进步分子在马路上横遭屠杀，赵世炎被国民党逮捕，于7月19日被害，罗亦农也于1928年4月21日被害。周恩来在地下党工人的掩护下，躲过了大搜捕。

南昌起义

　　周恩来机智地逃出上海，到了武汉。在武汉停留了一段时间后，又赶到南昌，开始下一个重大行动。周恩来受党的委派，在7月底到达南昌，领导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是共产党为挽救革命而首次独立发动的武装斗争。

　　4月以后，国民党到处搜捕他。周恩来化装离开了武汉，经九江取道去南昌。

　　周恩来当时任“前敌委员会书记”。他到达南昌后立即开展工作。7月27日他在江西大旅社起义的指挥部召集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前委开会，讨论了当时的局势，决定于7月30日深夜发动起义。

　　驻扎在南昌附近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公开表示对蒋介石不满，同情革命，准备投身共产主义事业。那时贺龙还不是党员，没有参加在江西大旅社召开的秘密会议。次日周恩来亲自拜访贺龙，把他当作知心朋友，贺龙欣然同意参加起义，并把军队交与周恩来指挥。并对周恩来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我就怎样干。”

　　当时，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指挥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加上朱德指挥的第三军的一部分，共3万多人。实力可观，而国民党军队只有1万多人。

　　贺龙任起义军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革命军在预定时间发起进攻。公安局长朱德作出了贡献。他在起义前几小时，把国民党高级军官邀去吃饭，饮酒作乐，拴住了他们。战斗进行了五个小时，敌人放下了武器。1927年8月1日上午9时，起义成功后，成立了由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有周恩来、贺龙、叶挺、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等。

　　南昌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阶段。8月1日成为革命军队的光荣节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定8月1日为建军节。

他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

　　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党委会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来，又兼任中央军事部长、中央军委书记。

　　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还有苏兆征、向忠发、项英、蔡和森，被选为候补常委的有李立三、徐锡根、杨殷。六届大会后的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及中央常委会主席。因苏兆征1929年2月去世，蔡和森1928年11月又不再担任常委职务，由李立三补上。因此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向忠发、周恩来、项英、李立三，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瞿秋白、张国焘。向忠发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行，担不起领导重担，于是才华出众的周恩来便成为当时的主要领导人。

　　80年代初，胡乔木在审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合作出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周恩来》条目稿时，对六大后加了一句话：“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他说，有的老同志当年在上海工作了解这情况，说到过。李维汉也说过，当时“政治局的决策者实际上是恩来和立三。”

由领导毛泽东到支持毛泽东的领导

　　从1927到1935年，先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领导，毛泽东在地方建业；后来毛、周同在中央苏区工作，仍是周恩来处在领导地位。周恩来很尊重毛泽东，并支持毛泽东从事军事领导工作。1935年后，毛泽东实际上处于领导地位，周恩来便协助、配合毛泽东，在军事上取得接连不断的胜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12月又攻占湖南省西南边界的通道县城。这时，蒋介石已摸准红军准备北上到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在北上路上部署了五六倍于红军的10几万兵力，布下口袋阵，等红军钻进去然后聚歼，而博古、李德仍按原来打算不变。在中央的一些负责人开的一个紧急会议上，李德仍主张“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毛泽东则主张向西进军，进入敌人兵力较薄弱的贵州内地。

　　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的支持并通过了。会后，中央军委发出红军进入贵州的命令。博古、李德看到命令后，仍坚持原来意见，继续令部队经黎平、锦屏地区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8日，在黎平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博古、周恩来、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出席了会议。经激烈的争论，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等要中央红军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并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红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这次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对毛泽东主张的支持是强有力的。周恩来后来说：在黎平争论非常激烈，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

　　此后不久，就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

　　1935年1月中旬，召开了遵义会议。会上，周恩来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最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

　　会议还增选了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月18日，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中央常委进行了分工，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2月5日后，红军一渡赤水抵达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村时，中央常委会讨论了分工，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在军事上，大的行动就召开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决定。3月10日，会议研究攻打打鼓新场。毛泽东认为红军要到12日才能赶到新场，而滇军到时也将赶到新场与黔军会合，同时川军也可侧击红军，因此反对此行动，但因大多数人赞成，仍通过了。

　　晚上，毛泽东再三考虑不妥，手提马灯到了周恩来那里，建议重新考虑。周恩来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又召开负责人会议，说服与会者，取消了此次行动。此后，毛泽东鉴于作战指挥需集中，建议成立“三人团”（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在南渡乌江之前，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团”。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一段历史时，说：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

　　毛泽东在组织上成为军事的主要负责人大约在1935年8月中旬。

　　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在此次会上，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的仍是周恩来。他认真分析了松潘、理县、茂县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红军如陷在这个地区没有前途；向南是不可能的，敌人已经占领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敌人已在那里集结了130个团的兵力；向西是大草原，条件更艰难；非到陕甘去建立根据地不可。周恩来报告后，毛泽东发言表示同意，说关于根据地的问题，现在要集中力量搞好川陕甘地区，可以使苏区建立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张国焘、彭德怀、林彪、博古、朱德、聂荣臻、刘少奇、王稼祥、张闻天等同意周恩来所拟定北进方针。会议全体通过了周恩来报告的战略方针。此次会议情况说明当时军事主要负责人仍是周恩来。

　　8月上旬，在开了4日至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周恩来因积劳成疾，得了肝脓疡病。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常委分工，决定毛泽东分工负责军事。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因病没参加。会上，毛泽东作报告，再次强调北上创建苏区的方针，会上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方针。

　　后来，张国焘违背两河口会议决定，反对红军北上，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央。

　　叶剑英见电后告知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等赶到红三军驻地和在那里的周恩来、王稼祥临时开会作出紧急决定，带领红一、三军迅速脱离险区，到达俄界。在俄界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除打电报继续催促张国焘北上外，还决定把已北上的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林彪任副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并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五人团”指挥军事。

　　1935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等率红军到达吴起镇，随即在陕北苏区与红十五军团会合。

　　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常委的分工问题。事先，张闻天考虑：军事方面由毛泽东负责，周恩来负责组织局的工作。在会上，王稼祥提出，周恩来从事军事工作有经验。毛泽东也提出主要由周恩来负责军事，自己当副手。周恩来则表示：个人愿意做军事工作，但领导不必更换由毛泽东任主席。最后，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以后，中央军委领导一直是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任副主席。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军事，直到取得中国革命胜利。

张学良说：“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明确提出停止内战，实行全民族抗战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

　　12月17日到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头子蒋介石。”

　　此时，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北“剿总”副司令，司令部设在西安。开始，他认为红军人数不多，打败红军没有问题，但是，他同红军打了几次，都吃败仗，东北军不到三个月就被红军歼灭三个师。他的部队被红军消灭一个师，就被蒋介石取消一个番号，他很担心这样下去，东北军将会丧失殆尽。这时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担任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他要中共陕甘省委做东北军106师等军队的工作，12月底，红军与驻在甘泉县的东北军达成抗日协定，互不打仗。还组织几次战斗中俘获的东北军军官参加了学习班。1936年元旦，中央在瓦窑堡举行阅兵式，让学习班的人也参加。周恩来在阅兵式前讲话，号召东北军与红军携起手来，共同抗日。

　　学习班里的东北军军官高福源在苏区亲眼见到红军的所作所为；听了共产党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对形势的精辟分析和亲切话语，受到很大启发。他决定回去把所见所闻告诉东北军，并亲自向张学良提出联共抗日的主张。

　　张学良正在想抗日而不得的苦闷中。

　　张学良在听了高福源的报告后很高兴，要高福源带一封信再去瓦窑堡，约共产党负责人在洛川相见。高福源到瓦窑堡见到周恩来，转送了张学良的信。周恩来热情赞扬他为抗日救国的事业作出贡献。然后，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到洛川与张学良见面。张学良表示“希望跟周恩来先生亲自谈一谈。”1936年4月9日晚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今延安）天主教堂进行会谈。

　　这次会谈通宵达旦，参加的人有张学良、王以哲和周恩来、刘鼎、李克农。李克农、王以哲等在外间，周恩来、张学良在里间谈。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周恩来说：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意把张学良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

　　周恩来在4月22日给张学良的信中说，9日会谈“快慰平生”，中共中央领导诸同志“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张学良在会谈后也对刘鼎说：“会谈后，我是太满意了，比我想像中好的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地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像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我要早见他多好呀！”他说：“我和蒋先生处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后是否抗日。对中国共产党，我不仅知道他第一步是抗日，而且还知道第二步是建立富强的中国。”还说，经过这次会谈“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50几年后，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采访时，还回忆起这次会谈。报道说：他说“周恩来的反应极快，谈吐及见识不凡，使人有一种一见如故的亲近信赖感。会谈中，我们达成了协议，取得‘中国应立即停止内战，团结一致抗日’的共同认识。”

　　1993年1月14日，张学良还同日本《东京新闻》记者佐藤光明谈到周恩来，说：“我们有共同的性格。这就是反应迅速，我们是坦诚相见的关系。”“周恩来是极有才能和大胆的人，使共产党强大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

　　会谈后，中共中央接受了张学良的意见，改“反蒋抗日”的方针为“逼蒋抗日”，说：“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西安事变

　　张学良、杨虎城一再劝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蒋介石一直不听，终于发展到张、杨“兵谏”―西安事变。12月12日，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同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

　　15日早晨，周恩来带罗瑞卿、许建国、张子华、童小鹏等18人，骑马赶到延安。

　　17日下午周恩来一行乘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到西安，途中，随机来迎接的刘鼎向周恩来汇报了西安事变的情况。

　　周恩来到西安金家巷张学良公馆时，已是下午六点多。他住在东楼的三楼，当晚，他就与张学良会谈。据张学良身边工作人员应德田回忆，张学良事后对他讲了会谈的内容：

　　张学良讲了劝蒋没有效果，才发生西安事变，逼他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看来，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可能性。他主张只要蒋介石答应他们提出的八大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放他，拥护他作全国抗日的领袖。周恩来同意张学良的分析、说：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符合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要求。事变的前途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争取到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会使中国今后走上更好前途，应该争取和平解决，走上团结抗日前途，反对新的内战。周恩来表示，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极表同情，决定对张、杨两将军实际的积极的援助，使西安事变的抗日主张能够实现。

　　应德田认为：“可以说，虽然张学良将军当初就打算只要蒋介石同意八大主张就放他回南京，但真正最后的决定，还是周副主席来了以后的事。”

　　当晚，周恩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打电报，提出了“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18日，周恩来又与杨虎城会见，杨虎城周意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主张。周恩来还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去电报说：“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向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中共中央接周恩来的两电后，在18日给南京国民党中央发电报说：“蒋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提出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等主张。还说：“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19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指示，“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周恩来说：“蒋介石本人当时具体的诺言是什么呢？就是‘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杨虎城在12月29日致各县长公函中也说，蒋“曾向虎城表示”，“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个人负责”，并答应了六条。

　　放蒋，大家一致了。

　　然而，周恩来没想到张学良会送蒋介石回南京。25日，张学良与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等悄悄离开了玄凤桥高桂滋公馆，驰向西郊机场。卫士报告孙铭九，孙铭九立即去问周恩来知道不知道？周恩来惊愕地问：“我不知道，几时走的？”孙铭九说十几分钟前。周恩来马上与孙铭九乘车追赶，赶到机场时，飞机已上天。周恩来不禁叹息而回。

　　1937年2月，国共谈判正式开始了。周恩来多次到西安、杭州、南京、上海等地，一直谈到8月，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争爆发，蒋介石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接着又发表了十八集团军的番号。“这样，抗战是逼成了，谈判也算逼成了，统一战线也算逼成了。”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不仅注意与国民党蒋介石团结抗日，还注意同国民党内的不同派系特别是地方实力派加强合作，共同抗日。

　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选定的第一位接班人。

中国工人的总代表

　　刘少奇原名刘绍选，字谓璜。1898年11月生于湖南省宁乡县，离毛泽东的出身地韶山冲不远。1919年至1920年间，先后在长沙高等中学、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留法预备班、上海外国语学社等学校学习。在长沙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1920年8月，刘少奇与任弼时、肖劲光等在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的同学一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春，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介绍，赴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2年，刘少奇回国，开始从事工人运动，不久被派到湖南，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书记是毛泽东）。9月，被派往安源，和李立三一起领导安源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

　　在刘少奇到安源之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和李立三曾到安源“考察情形，开始活动”，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建立了党、团组织。1922年5月1日，又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为主任。俱乐部的宗旨是：“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到9月间，部员发展到700多人。

　　安源路矿当局深感组织起来的工人所带来的威胁，于是千方百计地图谋封禁俱乐部。他们见威吓不灵，利诱无效，就采取高压手段。9月7日，路矿当局勾结军阀诬蔑俱乐部是“乱党机关”，禀请赣西镇守使萧安国“以武力封禁”。这一举动激怒了广大工人，加之矿局拖欠工人工资，物价飞涨，工人生活痛苦不堪，使群众的反抗情绪到了无法抑制的地步，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时，再次亲临安源考察后返回长沙的毛泽东，深感安源工人的斗争影响着湖南以至全国的形势，只能胜利，不能失败，因此必须派一名“得力的人去安源”，协助李立三加强对罢工斗争的领导。究竟派谁去呢？经中共湘区委员会慎重研究，认为派刘少奇去“最合适”。

　　1922年春，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后，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它的任务：“发动劳动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

　　这时候，刘少奇年仅24岁，风华正茂。在苏俄学习期间，他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已不能统治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必将由人类的努力开始实现，处在这个时代的人，应以无穷的希望去促进这段历史。经过反复思索，他做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革命志向。他对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有火一样的热情，表示回国后愿意从事工人运动。

　　1922年夏，刘少奇奉调去湖南。这是当时全国工人运动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他先是在粤汉铁路做工人工作，后和李立三等发动长沙泥木工人的反抗运动，并建立了长沙土木工会。

　　刘少奇去安源的前夜，毛泽东约他到长沙清水塘作了一次长谈。毛泽东从安源工人的痛苦生活，谈到安源工人渴望解放的要求，从对工人进行革命的启蒙思想教育，谈到组织工人革命团体，从国内外形势，谈到领导安源工人罢工的具体策略和方法。毛泽东希望刘少奇依靠安源的党组织和广大工人群众开展工作。这次长谈之后，刘少奇带着重托于9月11日到达安源。

　　刘少奇到安源后，下矿井，进工厂，与工人促膝谈心，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工人的觉悟，鼓励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与此同时，他协助李立三研究和部署了罢工的计划。

　　就在刘少奇抵达安源的当天，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致函路矿当局，提出3项要求：

　　（一）路矿当局须呈请行政厅出告示保护俱乐部。

　　（二）路矿当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200元。

　　（三）从前积欠工人存饷限7日内发清。

　　同时提出：限路矿当局两日内完全答复，“如不圆满答复，即行罢工”。

　　9月12日，路矿当局做出答复，表示前两项要求可以解决，至于第三项，则借口公司亏损、财政困难予以拒绝。工人甚为不满。于是俱乐部进一步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剥削等条件，要求当局在限定的时间内再作出圆满答复。同时做好各种准备，如当局拒不答复和接受有关条件，就以罢工相对抗。

　　当晚，工人俱乐部举行紧急会议，讨论罢工问题。李立三说：“干是一定要干的。不过斗争要讲策略。罢工能不能胜利，主要看大家团结得怎么样，有没有信心。”接着，刘少奇发言说：“只要我们团结得紧，莫说要矿局发清欠饷，就是打天下也办得到。”刘少奇分析了安源的情况，认为已经具备了罢工的条件：第一、汉阳铁厂和粤汉铁路工人罢工的胜利给安源工人以很大的鼓舞，群众的情绪很高，斗争决心很大；第二、俱乐部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只要俱乐部一发动，绝大多数工人都会行动起来；第三、敌人是害怕罢工的，路矿当局的后台是帝国主义，它们是不敢得罪帝国主义的，一旦我们一罢工，煤挖不出，它们在帝国主义面前就交不了差。会议决定成立罢工总指挥部，李立三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长住俱乐部应付一切”，负责与各方面联系、谈判。

　　正在这时，工人俱乐部接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声援电，鼓励安源工人“努力作最后的对峙，不要为官威所降服！”同时又收到毛泽东的来信。信的大意是：罢工胜利的条件，首先是工人群众要有坚固的团结和坚强的斗志，同时必须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因此，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罢工口号。根据这个指示，李立三、刘少奇在共同研究后，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这个口号既激励了工人的战斗决心，又博得了社会各方面的同情。

　　紧急会议结束后，俱乐部通过各种形式，紧张地进行罢工的最后准备。当时的安源，帮会很多，其中以洪帮势力最大，其头目都是矿上的工头，他们在镇上开有赌场、鸦片烟馆和妓院。洪帮以“义气”、“保护穷人”、“为穷人谋幸福”等口号欺骗工人，在俱乐部成立以前，不少工人为寻求保护而加入了洪帮。刘少奇认为：帮会有两面性，有野蛮、愚昧的落后一面，又有讲义气的积极一面，我们可以争取他们，利用他们积极的一面。为此，刘少奇和李立三积极地做洪帮头目的工作，争取他们不做破坏罢工的事情，收到了成效。

　　同时，刘少奇十分重视加强工人内部的组织工作。在俱乐部召开的工人代表会议上，刘少奇讲述了齐心团结、维持秩序的重要性，要求各处工人代表把工人组织起来。他问洋炉炼焦处工人代表袁品高：“你一个拉得拢十个人吗？工人们都能齐心吗？”袁品高回答说：“你放心，我担保。”各处工人代表表示，要听从俱乐部的指挥，担保自己所在部门的工友能够齐心，能够维持秩序，并声言在罢工期内，各工友的举动，当比平时更加文明，维持的方法应当是各归住房而不外出。

　　9月13日晚，路矿当局对于俱乐部再次提出的要求，仍不予答复。要求萍乡县颁发的保护俱乐部的告示也未送达。

　　午夜12时，俱乐部断然发出罢工命令。火车汽笛呜―呜―呜的长鸣声，响彻巍巍的安源山。由萍乡开往株洲的首次列车先行停开，工人们将车头及机车水柜等各种重要机件完全卸下，并通知机务处各工友，次日早晨不放进班号。

　　9月14日凌晨3时，矿局东平巷的供电忽然中断，井里的电灯全部熄灭，运炭电车不能开动。窿内工人如潮水般涌至窿外，高举着斧头、岩尖，高呼：“罢工！罢工！”“工人要活命！”“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口号声震天动地。

　　工人们出窿后，罢工监察队员即用树枝、煤桶、坑木等将窿口填塞。俱乐部早已通知当天4点钟接班的工人不要进班，并派人在各窿口把守。矿井各窿口都竖着一面大旗，上书“罢工”两个大字。

　　14日上午，安源路矿大罢工按既定部署全部实现。除关系矿区安全和生活的锅炉房和电机处照常工作外，洗煤台、制造厂、修理厂、炼焦处等都停止了工作。

　　工人俱乐部发表了《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宣言写道：

　　“我们要活命！我们要饭吃！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呵！我们罢工是受压迫太重，完全出于自动，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的呵！请你们一致援助！我们两万多人饿着肚子在这里等着呵！”

　　宣言还提出17项要求条件，主要内容是：俱乐部改为工会，路矿当局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向路矿当局交涉之权；今后路矿当局开除工人，须得工会之同意；从前积欠工人的存饷，一律发给；罢工期间工钱照发；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工人每日工资在4角以下者，须增加2角等。

　　工人俱乐部将上述条件用公函递送路矿当局，并提出：“如欲调商，请即派遣正式代表由商会介绍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接洽。”

　　罢工斗争一开始就进行得坚决而有秩序。工人们听从统一指挥，一律各归住房。监察队员手持俱乐部旗帜，佩戴红袖章，拿着铁棍等器具，在街市及工厂附近巡逻，维持秩序。各处墙壁贴满俱乐部布告，有“候俱乐部通告方准开工”及“各归住房，不得扰乱”等语。

　　罢工后的安源，显得一片定静，但却酝酿着一场尖锐的斗争。

　　路矿当局施展种种阴谋诡计，企图破坏和镇压罢工。先是由工头出面，以亲朋好友关系，出高价诱惑、收买一些工人入窿工作。这一阴谋被监察队制止，未能得逞。之后，他们又悬赏600块大洋，密遣暗探刺杀李立三。工人们严加护卫，使敌人无法下手。于是，路矿当局一面请赣西镇守使将安源划为特别戒严区，设立戒严司令部，任命李鸿程为戒严司令，妄图实行武力镇压；一面又请商会出面调停，欲使罢工自动停止。

　　9月14日下午，商会代表谢岚舫和地方绅士陈盛芳来到工人俱乐部，表示愿为调停人，促请双方协商解决罢工风潮。

　　刘少奇出面接待，提出以17条要求为基础进行协商。

　　当晚，谢、陈带来路矿当局的回话：“路矿当局对于工人所要求各条，皆可承认；但现时做不到，请先邀工人开工，再慢慢磋商条件。”刘少奇当即严正指出：“工人所希望的在于解决目前生活问题，若路矿当局不派全权代表从磋商条件下手，徒用一句滑稽空言作回话，事实上恐万不能解决。”

　　9月15日，路矿当局派全权代表到商会，邀请李立三去谈判。谈判中，当局仍坚持先开工后商条件为辞，工人方面严辞拒绝。谈判无结果。

　　第二天早晨，绅商学界来信劝工人让步先开工。俱乐部发表宣言，明确表示路矿当局“不承认条件无说话之余地”。

　　9月16日下午，路矿两局派人来到工人俱乐部，请工人代表去戒严司令部商量解决办法。

　　来人一进门便大声喝问：“谁是工人代表？戒严司令部请他”。

　　刘少奇挺身而出，声音宏亮地回答道：“我就是工人代表。”说完，叫来人引路，往戒严司令部走去。

　　工人群众担心自己的代表受到迫害，对刘少奇说：“他们不安好心，你不能去。”

　　刘少奇解释说：“请大家放心，我会注意的。我们不去谈判，资本家反会说我们无理，我们就会上他们的当。我们正好利用这个谈判机会，同他们面对面的进行说理斗争。”

　　有位老工人说：“你去戒严司令部谈判，他们会害你，这是入虎穴啊！”

　　“不要紧。我为大家办事，就是死了也光荣。”刘少奇毫不犹豫地说。

　　戒严司令部设在矿局公事房内，戒备森严。台阶两边，架着机关枪，楼梯口、走廊里，都有士兵站岗，真是如临大敌。刘少奇赤手空拳，迈着从容不迫的步子跨入戒严司令部，与戒严司令李鸿程开始了谈判。

　　李鸿程先是假装客气地询问罢工过程，并做了一番劝导，然后张口追问：“你们俱乐部为什么要鼓动工人作乱？”刘少奇毫不畏惧，反问道：“你们究竟是谈判，还是审问？

　　是要解决问题，还是要把问题越搞越大？”

　　李鸿程以命令的口气说：“请工人先上工，路局每日先开火车两次。”

　　刘少奇断然回答说：“这不能答应。不从磋商条件入手，无解决的希望。”

　　李鸿程立刻现出本来面目，威逼说：“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你这个代表先行正法！”

　　刘少奇毫不为之所动，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如不能达到万余工人的要求，虽把我斫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

　　戒严司令吼叫起来说：“我对万余工人也有法子制裁，我有万余军队在这儿！”

　　刘少奇愤然说道：“那就请你下令制裁去！”

　　稍后，副矿长舒楚生来到，与刘少奇说了些工人罢工无理的话，要求工人即时上工。刘少奇请其磋商条件，舒楚生不肯。

　　这时候，外面喧声如雷。数千工人把司令部包围了，提出请代表出来，有事请司令和矿长到俱乐部商量。

　　刘少奇出外向大家解释说：“工友们！现在正在谈判，请大家耐心等一等。”然后进戒严司令部继续谈判。

　　最后，李鸿程以调和的口气说：“请代表下午再来这里商量。”

　　刘少奇当即厉声说：“若不磋商条件，即可以不来；至于说用别的方法可以解决，请你们把我斫碎罢！”说时怒不可遏。

　　刘少奇在谈判中临危不惧，宁死不屈，表现了他作为工人总代表的胆识与才干，也表现了他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工人们称赞刘少奇“浑身都是胆，真是我们工人的好领袖”。当年安源工人集体创作的歌谣《劳工记》中有这样几句词：

　　“少奇同志好胆量，我往矿局去一趟。

　　代表全体众工人，见机而作把事行。”

　　“明知山中出猛虎，岂肯贪生又怕死。

　　偏偏要向虎山行，贪生怕死枉为人。

　　少奇下了坚决心，特到安源办工运。

　　任他把我为甚难，不畏汤火与刀山。”

　　9月17日，发电厂抽水机和打风机房因燃料用完而有停机的危险。一旦停机，所有矿井都将报废。路矿当局迫于工人群众的威势，不得不软了下来，答应继续与工人代表“从事磋商条件”的谈判。

　　9月18日上午9时，路矿当局全权代表与工人俱乐部代表在达成的13项协议上签字。路矿当局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答应了发清拖欠的工资、罢工期间工资照发、少量提高工资等要求。至此，历时5天的大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

　　当天，萍乡安源路矿工人发表《上工宣言》。宣言说：

　　“罢工胜利了！气也出来了！从前是‘工人牛马’，现在是‘工人万岁’！我们的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宣告上工。”

　　“我们这次罢工的‘秩序、齐心、勇敢’，要算是我们神圣精神的表现。各界的朋友们！你们不要说工人无知识呵！”

　　“我们这次罢工，是安源工人出头的第一日，我们从今日起，结紧团体，万众一心，为我们自己的权利去奋斗！”

　　9月18日下午，1万多工人涌到大操场，举行罢工胜利庆祝大会。李立三在宣布胜利成果后发表演说称：“我们这一次罢工胜利，全在各位齐心。希望各位将此种精神永远保持着。”接着，刘少奇讲话。他说：“工友们，这次罢工，我们胜利了。这是大家团结一致，斗争坚决的结果。但是，这次胜利，仅仅是个开始。我们要继续团结，共同战斗下去，争取更大的胜利。”全场掌声雷动。工人们执帽欢呼：“劳工万岁！”“罢工胜利万岁！”口号声和爆竹声汇成一片，显示了工人团结的力量。

　　会后，由李立三、刘少奇为前导，工人群众举行大游行。大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刘少奇说：这一次大罢工，“秩序极好，组织极严，工友很能服从命令”，“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而仅有的事。”安源工人大罢工的胜利，不仅对当时湖南工人运动有很大的鼓舞，而且对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初露才华

　　1922年10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改组，李立三任俱乐部总主任，朱少连任路局主任，刘少奇任窿外主任，余江涛任窿内主任。1923年4月，李立三调离安源，刘少奇代理俱乐部总主任兼窿内主任。8月16日，俱乐部改选，刘少奇当选为总主任，全面负责安源工运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少奇在安源工人运动中的决策作用日渐突出。他井井有条地而又富于创造性地工作，引导全体工友向劳工解放运动的正确道路前进”。

　　1923年9月，工人俱乐部举行罢工胜利一周年庆祝活动，刘少奇发表题为《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的演讲，提出了安源工人今后的任务。他说：“社会改造的步骤，我们所主张的是：（一）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养成无产阶级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二）实行夺取政权，用政治的力量消除社会一切阶级的压迫――人的压迫；（三）在产业公有制度底下以极大的速力发展实业，减少人类所受自然的压迫。”刘少奇认为，后两项“是我们无产阶级终极的目的”，前一项是我们目前的迫切任务。他指出：安源工人俱乐部当时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努力建设与进行内部整顿，以稳固并扩大安源团体的基础；（二）扩大组织，由安源地方的组织进而为全国的组织；（三）训育部员，提高工人阶级的知识并训练工人做事的能力。

　　自大罢工胜利后，有更多的安源工人加入俱乐部，部员很快发展到1．2万多人。当时全国矿工加入工会组织的共有2．6万多人，其中安源工会会员就占了近一半。刘少奇认为，“工会的组织必须十分严密，极有系统”。为此，他主持制订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章》，规定：俱乐部的基本组织为十人团，即部员每10人（或10人以下）联成一团，选举十代表1人；再由10个（或10个以下）十人团选举百代表1人；每工作处选举总代表1人。百代表、总代表由各处十代表选举之。由各处总代表组成最高代表会，为俱乐部最高决议机关；由各百代表组织的百代表会议，为俱乐部复决机关。由全体百代表会议选举总主任、路局主任、窿外主任和窿内主任，组织主任团，总理俱乐部一切事务，对外为俱乐部全权代表。在各级代表会议闭会期间，主任团为俱乐部最高机关。主任团下设干事会，作为俱乐部的办事机构。“总章”施行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按照“民主的集权制”原则，把工人群众更加严密地组织起来，团结战斗，成为当时全国“组织最好的工会”之一。

　　自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各地工会差不多都被封闭，或被迫由公开转入地下搞秘密活动。在阴霾密布的白色恐怖的大气候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却搞得有声有色，以雄伟的姿态巍然独存，成为全国工人运动低潮时期“硕果仅存”的“世外桃源”。

　　在大罢工胜利后的安源，工人俱乐部打破包工制，为工人群众谋得了一大福利。过去，安源煤矿实行包工制，窿内煤工、炼焦工等由矿局包与工头，工资以银元数计，而工头发给工人工资时则以铜元数计。工头每月剥削所得，有银洋七八百元者，有上千元者，超过工人工资好几倍。罢工胜利后，俱乐部废除了包工制，实行合作制，议定合作条规，将窿工处及窿外各处包工都由工人合作，窿工处工头每月工资自10元起至30元止，工人工资照罢工时条约规定不改，其余各项消耗归合作帐内开支，所有红利工头占15％，管班占5％，其余80％由工人平分。这样，实行了20多年的包工制破天荒地被完全打破了。

　　大罢工胜利后，工人俱乐部创办了不少的文化福利事业。设立工人学校7所，对工人“专事主义与政治上之训练”，“工友们得到必需知识，促进改革社会的精神”，经常参加学习的工人子弟学生有700多人，工人补习学生有600多人。还有工人读书处5处，工人图书馆1所。建筑大讲演厅1所，能坐听2000人，购买房产3栋，并有化装讲演，各种游艺活动。组织青年部，作为掌管青年工人教育的机构。还有经常纠察团、裁判委员会等。并办有消费合作社2所，资本2万元。这样，安源的工人做完了工，可以读书，可以看戏，可以听讲，又可以参加各种游艺活动。子弟读书不要钱，社会秩序有纠察团维持，不受军警的蹂躏。犯事有自己的裁判委员会裁判，不致受腐败法庭的虐待。青年工人有青年部进行游戏教育，不致年长失学。买东西有合作社，不致受商人的中间剥削。

　　大罢工胜利后，工人俱乐部继续组织各种革命活动。如举行“二七”纪念、“五一”纪念、罢工胜利纪念、十月革命纪念等集会或示威游行。每次集会及游行，群众精神异常振作，秩序异常整齐严肃，旗帜、口号、呼声等，莫不惊振一时。

　　取得罢工胜利的安源工人还大力支援各地的工人斗争。如从经济上援助唐山、京汉、水口山、汉阳铁厂等处失业工人近2000元；援助株洲、长沙等地水灾难民1000多元。安源工人俱乐部并联络汉阳钢铁厂、汉阳轮驳工会、大冶铁厂工人俱乐部、下陆铁厂工人俱乐部，于1922年12月成立了汉冶萍总工会，后又加入全国铁路总工会，“开中国劳动运动未有之创举”，为恢复和发展全国工人运动作出了贡献。大罢工胜利后，安源的党团组织也有了发展。到1923年底，共产党员由罢工前的10多人发展到60人左右。1925年5月，安源有党支部15个，党员增加到300多人，约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1B3。1925年，安源的团支部发展到36个，团员有400多人。

　　为了培训党员，1923年冬，安源办起了党校，由刘少奇兼任校长。校址设在三十间房子（地名）。1924年冬，党团校合办，设初级班和高级班，初级班招收工人党团员，高级班主要培训学生党团员。学员结业后，有的被送去广州黄埔军校或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多数被派往工厂、农村开展革命工作，对各地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罢工斗争的胜利，使安源工人的生活有了改善，地位大大提高，工会有最高的权力，并且有法庭，有武装，能指挥当地的警察及监狱等。但是，在胜利的喜悦中，出现了新的问题。许多工人头脑发热，在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全国工运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还要盲目行动，以致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例如，要求再增加工资，超过了实际可能的程度；自动将每日工作时间由12小时减至4小时，以致随便提前下班或自由旷工；不听管理人员、工头指挥，自由行动；要求扩大工会的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会范围内的事。一些职员、工头则借机制造事端，对工作故意不负责任，任凭工人自由行动，把事情做坏，使产量下降，然后煽动说：“工人们要这样，现在有工人俱乐部领导，我们管不着工人了。”将生产减低的责任推给俱乐部。路矿当局则借此向工人施加压力。当时在二七罢工失败以后，资本家与军阀勾结向工人进攻，反动势力弥漫全国，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独自为战，犹如“海中孤岛”。整个形势要求工会实行退却与防御的方针，然而工人要求进攻。这种情形使刘少奇“苦闷欲死”。

　　为了忠实于工人的长远利益，刘少奇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具体的环境条件，确定了安源工人运动“立取守势”的策略，劝戒工人不要骄傲，不要乱动，竭力团结内部，防止资本家的进攻；同时，对资本家的破坏，奋斗到底，毫不退缩。刘少奇认为，当时最重要的是教育工人“认清自己阶级的地位和真实目的”。

　　刘少奇指出，争得工人直接的利益，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并不是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而是“使大家认识阶级的利害而结合团体的一种手段”。他认为，这种经济斗争，从工人将来的全部的利益看来是很小的，但是，我们必须从这种利益很小的运动做起，使工人从切身利益中看见利害，“划清资本家与工人之界限，使工人阶级自觉的团结起来”。

　　刘少奇强调，工人不能为部分的暂时的利益而妨害长久的整个阶级的利益。在一定的条件下，经济要求应有最高限度，不要以为要求越高越好，更不能因为工人俱乐部是“青天衙门”，就不顾一切地“事事冒险直冲”，“盲目的奋斗”。刘少奇指出，除保障工人利益外，“提倡工人自治，促进实业进步，在工作上服从职员责任范围内之正当指挥，都是俱乐部的主要任务”。当时首要的一条，就是要遵守协议，保证矿区产量，消除资本家制造事端的借口。

　　1923年夏，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邀集各处总代表与矿局矿师、总管段长等召开联席会议，共商整顿矿局生产的办法，刘少奇在会上依据调查得来的材料指出：煤矿出产减少的原因，第一为缺桶；第二为工头职员在工作上太不负责；第三为一部分工人见工头职员完全不负责，不服指挥。他要求矿局采取补救办法，如添制新桶，赶修烂桶，严令各工头职员在工作上切实负责。同时，要求俱乐部教育工人在工作上服从工头职员在其责任范围内的正当指挥。1924年6月和11月，刘少奇又先后写了《救护汉冶萍公司》和《整顿萍矿意见书》，提出了改善经营管理、增加生产的建议，这是后话。联席会议后，安源煤矿的生产很快恢复到正常水平，产量逐步上升。

　　刘少奇以正确的策略武装工人，使刚刚兴起的安源工人运动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1922年9月的大罢工胜利后，安源工人不但没有被资本家夺走其已争得的利益，而且还取得不少新的胜利。

　　大罢工胜利不久，1922年12月23日下午，刘少奇即与窿内主任余江涛去找矿长李寿铨（镜澄）交涉，谈工人要求加发半月工资的事情。因为大罢工时劳资双方达成的13项协议中有“每年12月须加发工资半月，候呈准主管机关后实行”一条，这时工人即向矿局要求发给年终夹薪。12月25日，矿长约见刘少奇等说：“矿局经济困难，难于照发”。并要刘少奇劝导工人“勿再要求”。后几经交涉，路矿当局尚不能圆满答复。且11、12月的工资亦以经济困难为由拖着不发。工人俱乐部坚持文明交涉，提出月饷可待下月再发，先发年终夹薪，矿局亦不承认。于是，工人群众十分气愤，以致要以怠工相对抗。至1923年1月中旬，矿局同意先发夹薪的一半，其余一半夹薪待后缓发；上年11、12月份工资移至下月初发。

　　索饷斗争取得了胜利。

　　1923年6月，路矿当局私自给少数亲近的工人增加工资，引起多数工人的不满。工人俱乐部认为这样做不合理，于是提出“要增一起增”的要求。路矿当局以经济困难为理由，不同意普遍增资。从6月11日起，刘少奇多次代表工人俱乐部找矿长李寿铨磋商。7月11日，他与矿局代表签订了协议条件。具体内容是：

　　一、凡薪资每日在1元以上之工人，上年罢工时未增工资者，照原薪增加5％。

　　二、矿局每月津贴工人俱乐部经费1000元（原有200之津贴在内）。从1923年7月起付给。

　　三、矿局以后增加工人工资，须通知俱乐部。

　　四、矿局对于学徒，每年须考查其成绩一次。

　　五、俱乐部对于矿局出产应竭力维持，照现人数，每日平均出产额达到2300吨以上之数目。

　　六、矿局所订工人通（遵）守规则，无论何处工人，皆应共同遵守。如有违犯，照该规则办理。

　　七、以后工人如有事项，应由俱乐部主任团与矿局

　　接洽，不得动辄聚众喧扰要挟，并不得动辄罢工妨碍工作，有此项情形，应由俱乐部负责。

　　1924年7月以后，矿局又施出拖欠工资的老办法来困迫工人。到当年年终，矿局不仅拖欠工人11、12月份的工资不发，且要取消年终夹薪。1925年1月7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发《快邮代电》，申明要“向矿局索取夹饷，给清积欠工资，非达到目的不止”。

　　1925年1月15日，刘少奇领导安源工人举行第二次大罢工。

　　在罢工之前，路矿工人俱乐部先礼后兵，向矿局提出要求：（一）当欠饷未发清时，萍矿运往汉冶及轮驳的焦煤一概停运，若售卖以发工饷者，则照常运驶；（二）当欠饷未发清时，须多煤售卖以发工饷，饷未清时或以后工饷无着时，得将此办法延长，卖煤之经济，并须公开；（三）欠饷每月2分5之息，须1月15日算起。矿局对工人的要求不加理睬。1月15日，根据工人俱乐部的命令，安源工人举行罢工，拒绝运焦煤。

　　罢工两天后，资本家被工人包围，只得请求与工人代表谈判。于是刘少奇代表工人俱乐部与矿局代表进行了谈判，使矿局答应在两星期内发清欠饷，照发年终夹薪。安源工人的斗争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工人阶级最奋发的战士

　　1925年春，刘少奇作为汉冶萍总工会的代表前往广州，参加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工作。

　　5月1日至7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刘少奇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在会上作《关于工人阶级与政治问题议案》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组织问题、工农联合等30多个决议案。这些议案多是刘少奇起草的。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选举林伟民为全总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绎生为副委员长。

　　会后不久，刘少奇受全总的委派，到上海筹建全总上海办事处。

　　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1925年5月15日，日本资本家镇压上海工人罢工，枪杀了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这是五卅运动的导火线。1939年5月，刘少奇在延安工人学校做以《中国职工管理简史》为题的讲演时，回顾了这个事件发生后的情形。他说：

　　“那时，我们用一切方法去动员群众，拿被打伤者的血衣及被打死的工人照片，到学校去做鼓动工作，结果各学校、工厂都决定，五月卅日这一天动员群众上街，召集群众开会，号召上海市各界起来援助工人。学生的一支宣传队走到南京路，英国巡捕施行逮捕，结果大家包围巡捕房，迎捕房下令开枪，打死了许多中国人。当时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要求工人罢工自由，要为顾正红伸冤，反对交易所等，这便是南京路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发生后，青岛、汉口、九江等地又相继发生帝国主义军队屠杀中国民众的惨案。

　　1925年6月1日，上海总工会在闸北宝山里2号挂牌办公，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主任（相当于秘书长）。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7月6日，全总上海办事处在闸北宝通路顺泰里正式成立，由刘少奇总负责，领导长江流域及北方的工会工作。

　　上海总工会成立的当天，就发表了宣言及告全体工友书，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并宣布全市举行总同盟罢工。接着，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反帝风暴迅速由上海席卷全国。刘少奇曾经生动地描述上海“三罢”斗争的情景：

　　“此时，上海工厂无人作工，商店罢市，轮渡不通，车马断绝，交通为之梗阻。此时的上海，真的陷入荒凉恐怖之境况。同时上海学生也一律罢课，即各教会学校也都加入。那时我们到上海马路上一看，只见满街贴的是反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图画；处处都有游行的、演讲的、募捐的、演戏的，闹个不休，个个人都忙着反帝国主义的工作。”

　　正当反帝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候，资产阶级由动摇走向妥协。6月19日，上海总商会宣布，将于6月26日单独提前开市。当天晚，刘少奇主持召开上海总工会代表大会，讨论对付上海总商会开市的态度和办法。到会的有60多个工会的代表130多人。大会议决：不管商界开市与否，工界决不依赖，要坚持罢工到底，6月25日，上海总工会发出通告，号召工人坚持罢工。“不得总工会命令，不得（达）完满目的，则头可断，工不可上！”

　　6月末商界开市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开始集中力量镇压工人运动。

　　8月22日下午5时许，上海工团联合会指派工贼、流氓数十人，手持刀枪、铁棒等凶器，冲入上海总工会，捣毁办公室，当场打伤职员8人，并图谋抓捕李立三和刘少奇。他们四处寻找，但没有找到。

　　原来，刘少奇早有警觉，迅速把文件、帐册收拾好，便离开总工会，去向中央报告了。李立三也在工人的掩护下，从房顶上出去报警了。

　　及至工人纠察队赶来，工贼、流氓匆忙逃窜。

　　从8月初开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商人先后开市，学生因放暑假纷纷离校，工人只能孤军奋战。为了保存力量，巩固既有成果，上海总工会决定改变策略，以经济的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有领导地有组织地复工。8月10日，上海总工会发表宣言，提出了9项复工条件：

　　（一）无条件交回上海会审公堂；

　　（二）租界内（有）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

　　（三）租界华人须与外人有同等参政权利；

　　（四）承认工人有自由组织工会之权，并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

　　（五）工人复工，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

　　（六）发给罢工期间工资50％；

　　（七）增加工资15％，工资一律发给大洋；

　　（八）优待工人，尤须改善女工、童工工作条件；

　　（九）赔偿死伤学生、工人。

　　当时，有些工人对复工想不通。刘少奇便深入工厂，耐心地做说服解释工作。8月29日，刘少奇出席华商纱厂代表会议。他在会上讲话时指出：华商纱厂快要开工，开工以前，必须对厂主提出一些要求，否则，厂主将会有不利于工人及工会积极分子的举动，但是，所提条件应当能够做得到，与其提出厉害的条件来不得解决，不如先提较低的条件，以得到胜利。

　　9月间，经各厂工会同厂方交涉，复工条件得到部分实现。大多数工厂先后复工。

　　这时，刘少奇又进一步提出了加强工会组织建设的任务。9月12日，他在召集日商工厂代表会议时说：我们这次罢工取得了胜利，现在要进厂做工了；但各工友不要以为有了工会就骄傲起来，因为现在我们的工会还未十分稳固，现在资本家还是想使用种种手段来破坏。所以，我们要对工会加以整顿，努力使工会更加坚固。

　　9月18日，奉系军阀封闭上海总工会，并下令通缉刘少奇。面对反动派的镇压、迫害，刘少奇毫不畏惧，更是出生入死，继续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英勇战斗。旋因工作繁重，积劳成疾，患了肺病，但仍然抱病坚持工作。11月间，他的病情加重，不得不离开上海，回原籍湖南养病。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人在1968年提出的对刘少奇的所谓《审查报告》中，诬蔑刘少奇在五卅运动后“畏惧斗争”，“借口养‘病’，躲开上海总工会”，“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这是毫无根据的捏造。

　　刘少奇当时离开上海去长沙的原因，从当时报刊上的大量报道即可以得到回答。

　　1925年10月16日出版的《上海总工会三日刊》发表了题为《刘少奇的奋斗》的报道：

　　“本会总务科正主任刘少奇在本会未被封以前，早就患重病在身，但因工人利益要紧，宁肯牺牲个人，抱病工作。自本会被封后，因工作过劳，病势更重。而刘少奇不仅不因病辞工，更日夜不休息片刻，检阅各种稿件，亲往工人群（众）家中接洽各项事件。昨日刘君与某工友云，如果真正为工友奋斗，替工人谋利益的人，并不在平日工人组织公开的时候，看他的工作如何，而在最紧急的时候，看他努力不努力为断，而某工友异常钦佩刘君奋斗的精神。”

　　另有1925年11月19日上海英国（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英文报纸）刊登的一份情报说：

　　“昨晚6时约7名罢工鼓动者，包括刘华（当时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引者注）在闸北谭子湾三德里31弄32号碰头。刘华说：原总工会成员刘少奇在罢工斗争中很积极，现在病的很重。已经和他的家眷回湖南去了。”

　　这些记载，足以戳穿林彪、江青一伙人的谎言，从侧面证实刘少奇在革命斗争中的表现。

　　刘少奇回长沙后，于1925年12月16日被军阀赵恒惕逮捕。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全国各地各界团体纷纷通电救援。这样的通电，有时一天多达40多分。全总致电赵恒惕说：刘少奇“历年尽瘁爱国运动，为工人群众所爱戴”。在五卅运动中，他“更废寝忘餐从事奔走，号召国人为救国运动，以全力为罢工工人后盾，爱国热诚，举国同钦。”电报谴责赵恒惕，要求即速释放刘少奇。

　　经多方营救，刘少奇于1926年1月16日获释出狱，但被赵恒惕驱逐出湖南省。

　　2月19日，刘少奇抵达广州，受到省港工人和各工会团体的热烈欢迎。这时，为响应上海人民反帝斗争而发起的省港大罢工仍在继续。3月3日下午，中华全国总工会举行欢迎刘少奇大会，到会群众有1500多人。全总宣传部主任邓中夏在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介绍了刘少奇为工人阶级英勇奋斗的历史，称赞刘少奇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最奋（发）最勇敢的一位战士”。接着，刘少奇讲话，对工友及各界的欢迎表示感谢。他着重讲了领导工人运动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帝国主义要来解决省港罢工，一定要与我们工人来订条约；第二、我们要严守秘密；第三、我们要打破帝国主义的阴谋；第四、我们内部应该团结得像铁一样，将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刘少奇讲话后，全场掌声雷动，高呼口号：“中华全国总工会万岁！”“省港罢工胜利万岁！”

　　在这期间，因全总委员长林伟民身患重病，由刘少奇代理全总委员长职务。他和邓中夏、苏兆征等共同担负起领导省港大罢工的重任。

　　这时，省港大罢工虽已持续近10个月，但广州、香港的工会组织涣散、派系很多，行动不统一，直接影响到工人阶级战斗力的发挥。为促成各工会组织的联合，刘少奇做了大量工作。1926年4月1日，他出席广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致词中明确指出：你们以后的责任，是应该怎样整理自己的内部，巩固这个战线，延长这个战线，以及于全中国全世界。会后不久，广州各派工会成立了统一的工人代表会，加入的工会组织有210多个。香港原来有100多个大小工会，分属于工团总会、华工总会和无所属的三个派系，在刘少奇的具体指导下，也正式成立了香港总工会。4月9日，香港总工会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刘少奇在会上强调了组织统一工会的重要性，指出：香港工人甚多，但是没有系统，如果我们不能统一力量，就不能一致地与帝国主义奋斗，就不能战胜敌人，所以，要组织这个统一的总工会。

　　1926年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502人，代表全国699个工会团体和124万有组织的工人。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到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正好是一年时间。5月4日，刘少奇在大会上作题为《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他说：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有极大的发展，尤其在五卅运动中，更有长足的进步。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能领导一切民众向帝国主义与军阀进攻。“在各种奋斗事实中，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他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在组织上已有极大的进步与发展：全国工会会员不但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增加，且能改良他们的组织，比如香港、广东工会的统一运动，及上海工人群众在严重压迫之下，尚能有20万工人在秘密组织之内，且能不时为各种问题而奋斗。“以此即可证明，中国工人阶级之组织已非反动势力所能消灭的了。”他认为：工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要求其经济上的利益。经济问题，工人在所必争。经济斗争的发展，即为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因此，“今后职工运动之方针，应加强各种经济争斗”。大会选举苏兆征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为全总秘书长。

　　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刘少奇坚决保护工人利益，支持工人的正义要求，逐步成为深受工人爱戴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

　　1927年，是中国革命浪潮大起大落的一年。继上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昌后，1927年初春，北伐军又打到南京、上海一线，革命区域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中下游，形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人民大革命的高潮。

　　武汉三镇地处长江腹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占武昌后，全国革命的重心由广州转移到武汉。这里革命气势很盛，工人运动十分活跃。在北伐前夕，武汉地区只有13个工会；到1927年初，工会发展到300多个，会员达30万人。从1926年10月起的半年时间里，武汉工人举行罢工300多次，大多数取得了胜利。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从1926年9月起，大部分中共中央委员相继到达武汉。

　　1926年10月21日，刘少奇抵达武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迁址武汉做准备，并兼任全总汉口办事处秘书长、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1927年2月，中华全国总工会由广州迁到武汉。在全总领导成员未到齐之前，由刘少奇、朱少连、项英、李立三等组成临时常委会，负责主持日常工作。

　　在这期间，刘少奇将相当精力用于加强工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早在广州时，他曾在省港罢工委员会开办的劳动学院讲授《中国工会组织法》，通俗、系统地说明工会的组织原理和组织方法，深受学员欢迎。到武汉后，他即应邀到工人运动讲习所讲授《工会组织法》和《工会经济问题》等课程。

　　1926年12月26日至28日，刘少奇在汉口友益街16号湖北省总工会办公室提笔疾书，先后写了《工会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和《工会基本组织》3本小册子，交由湖北全省总工会宣传部印行，对会员进行教育。

　　在这些小册子中，刘少奇着重阐明工会的组织原则及其作用，指出：“工会是群众的、奋斗的机关。工会的权力，应该十分集中，才能奋斗；同时又一定要是民主的集中，才能容纳大多数人的意见，不致为少数人所包办，变成专制。”他强调：“工会必须有严密的组织，才能克尽所担负的使命。”所谓“严密的组织”，就是在执行委员会之上，有真正的工人代表会，在执行委员会之下，有群众中的支部基本组织。他说，要使大家懂得，“支部、小组是工会的基础，工会是建筑在支部、小组之上，支部、小组若不坚固，工会的基础就不坚固，有了好的支部和小组，工会的基础就有了保障”。

　　1927年1月1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在汉口华商总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刘少奇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1月3日，刘少奇在会上作组织报告，指出：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要求各级工会给以正确的指导；武汉的工人，大部分已参加工会；但是，各工会的组织，还没有在群众中建立的基础；因此，武汉各工会及总工会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使工会在群众中建立稳固的基础。

　　会议进行过程中，突然，几个工人急急忙忙跑进会场，气喘吁吁地对刘少奇刘：“少奇同志，快，不好了！出大事了！”

　　“怎么回事？”刘少奇站起身来警觉地问。

　　几位工人答道：“英国水兵打伤了好多中国人。”

　　“这帮帝国主义强盗！”刘少奇把棉大衣往桌上一甩，手一挥，愤怒地说：“走！我们到现场去。”说着，大步向出事地点奔去。

　　原来，从1927年元旦起，连续3天，武汉各界为庆祝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举行各种活动。1月3日下午3时，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宣传队在汉口英租界附近的江汉关前面的广场上讲演，宣传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听众越聚越多。这时，全副武装的英国水兵从租界冲出来，当场打死码头工人李大生，打伤群众30多人，制造了“一三”惨案。

　　刘少奇赶到现场，望着地上的血迹，怒不可遏地说：“这笔血债，我们一定要他们偿还！”他向工人纠察队员招手说：

　　“跟我来！我们去向英国当局提出抗议！”

　　夜深了，汉口友益街16号三层楼上仍灯火通明。刘少奇和李立三主持召开全总汉口办事处和湖北全省总工会联席会议，研究对策。刘少奇在会上报告了“一三”惨案有关情况，并就如何领导群众斗争发表了意见。会议决定，以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名义发表《为反对英水兵惨杀同胞通电》。通电说：

　　“为争得生存，为要求自由，本代表大会誓领导我全省有组织之三十万工人，与英帝国主义奋斗到底！兹经全体一致决议，提出下列条件：

　　（一）请政府自动收回英租界。

　　（二）在英租界未收回之前，要求英租界当局立即撤销电网、沙包及各军事上之准备，并绝对不得在租界内干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讲演等自由。

　　（三）要求立即撤退在华军舰，以后租界内永远不得有外国武装军警驻扎，由公安局派警驻扎租界。

　　（四）要求赔偿死伤损失。

　　（五）要求英政府向我政府道歉，并担保以后不得有此等事件发生。

　　（六）要求凶手即移送我政府惩办。

　　汉口的英国租界，是1861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天津条约》时设立的，面积计有115英亩。它濒临长江，南起歆生路（今江汉路），北至界限路（今合作路）对面的大智路一带，四周筑有一道砖墙，各界路口装有铁栅和铁门，不许中国人进入。租界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

　　1月4日上午，李立三、刘少奇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北全省总工会，前往国民政府商谈，要求政府立即与英方交涉，通过外交途径收回英租界。

　　中午，刘少奇出席武汉农工商学各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以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6项条件为基础，补充为8项，要求国民政府向英国领事交涉，限其在72小时内答复。会后，国民政府表示全部接受8项条件，以之与英方交涉，与人民一致行动。

　　1月5日下午，武汉三镇30万市民从四面八方向汉口济生三马路空坪汇集，举行追悼“一三”死难同胞暨反英示威大会。刘少奇站在队伍前列，和各界群众一起愤怒声讨英帝国主义者的罪行。大会向全国各团体发出《通电》，要求英国租界当局圆满答复武汉各界联席会议提出的8项条件。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队伍像波涛汹涌的扬子江水，向英租界行进。刘少奇带领工人纠察队奋勇在前，冲入租界。在英国巡捕房的屋顶上很快升起了中国国旗。被英帝国主义强占了几十年的中国领土，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

　　当晚9时，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在普海春大酒店举行招待会，招待全省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到会的工人代表有400多人。刘少奇在招待会上发表演说。他讲道：我们的立脚点是什么？就是解除一切束缚，完成革命。“现在虽然解除了一部分的束缚，但是还有帝国主义者及未打倒的军阀，仍然向我们进攻，我们还是准备我们的头颅、我们的血，往前奋斗。”

　　4月3日下午，日本水兵在汉口乘坐人力车不给车钱，并行凶杀死前来干涉的中国工人。附近群众闻讯赶来，同日本水兵搏斗，当场捉住几名肇事者。日本租界当局调动大批水兵，对中国民众开枪射击，死4人，伤40多人。造成“四三”惨案。

　　第二天下午3时，武汉各团体举行紧急联席会议。刘少奇代表全总在会上报告了“四三”惨案的情况。晚上7时，全国总工会又召开武汉各工会代表紧急会议，到会代表六七百人。刘少奇报告了武汉各团体联席会议的情况。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工人阶级即时与各界革命民众一致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同胞的惨杀，取消中日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4月9日，刘少奇在全总召集的代表大会上报告，号召工人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屠杀，反对妥协。在刘少奇等人领导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屠杀行为的斗争很快开展起来，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气焰。

　　革命的道路，从来是不平坦的。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阵营内部原来存在的矛盾日益尖锐地表露出来。当时，已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加紧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1927年3月6日，蒋介石唆使暂编第一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倪弼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这是蒋介石公开反共的一个重要信号。

　　陈赞贤，江西南康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因领导当地人民反抗军阀拉夫的斗争，遭搜捕。后去广东南雄开展工农运动。1926年7月间，他到广州中华全国总工会找刘少奇谈话。他说：“现在国民政府北伐，江西的工人，没有很多组织，请全国总工会派我回江西，先到赣州去秘密组织。将来一方面在战争上可以帮助国民革命军，一方面在公开后工会就有了基础。”刘少奇对他主动请求去江西做秘密工作的胆识，很是佩服，即刻写了一张委任状，委他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回江西开展工人运动。陈赞贤到江西没有数月，就组织了数万工人，领导他们开展经济斗争，被选为赣州总工会委员长、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

　　陈赞贤被杀害后，刘少奇于1927年3月17日发表了《论陈赞贤同志在赣被害事》一文，揭露蒋介石镇压工人行动的罪行。文章指出：“江西这事件的发生，是摧残革命，是革命战线内反革命的开始，大家应一致起来奋斗，督促政府及党部肃清一切反动派，并竭力援助江西的革命民众，务必到达国民革命之完全成功。”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刘少奇的预料，蒋介石从赣州开始，一路走，一路杀，从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一直杀奔到上海。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上海滩顿时成了恐怖世界。

　　像闪电，像惊雷，蒋介石的血腥暴行很快传到武汉，各界群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4月16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发出讨蒋通电，列举了蒋介石的6大罪状，号召“全湖北工人阶级应当尽其力量，与革命同志一致行动，向敌进攻……以求打倒蒋介石。”这个通电，表明了湖北工人群众的严正立场和革命决心。

　　这是一个严峻的历史时刻。1927年4月上旬，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上海迁到武汉。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这次大会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是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未能根据当时的危急局势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刘少奇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会后，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继续领导工人群众同国民党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反革命的“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形势急转直下，武汉地区接二连三地发生反革命叛乱事件。5月17日，驻在宜昌的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进攻武汉。5月21日，反对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解除工农革命武装，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即将同蒋介石公开合流的信号。

　　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常委会议，讨论马日事变后的政治局势及对付反革命叛乱的方针。刘少奇列席了会议，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刘少奇深知武装工人的重要性。早在1926年10月湖北全省总工会一成立，就组织了工人武装纠察队。到1927年5月，队员发展到5000多人，拥有约3000支枪。在武汉三镇，到处都可以看到工人纠察队员。他们身穿蓝卡布中山装，佩带着红布上缝有“工纠”二宇的臂章，帽子上面安着红帽花，腿缠绑带，俨然是军人打扮，显得威武雄壮。省总工会纠察委员会制订培育计划，举办训练班，请刘少奇、邓中夏等去讲课，对队员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夏斗寅叛变后，工人纠察队担负起卫戍武汉三镇、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的任务。5月19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发出第198号通告，要求各工会负责人领导全体工友“共同努力，以镇压一切反革命势力“，号召工人武装纠察队“正式荷枪弹”，讨伐夏斗寅。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工人武装纠察队配合叶挺部，击败了叛军，保卫了武汉的安全。

　　6月14日，刘少奇在湖北全省总工会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对于蒋介石的叛变和夏斗寅、许克祥的行为，应一致反对。他号召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削平湖南叛乱”。大会通过了《武汉工人目前主张》决议案，提出明令拿办许克祥、解散一切反革命机关、保障工农组织的绝对自由、严惩一切摧残工农运动的反革命分子、实行讨伐蒋介石等8项主张。

　　6月1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中央人民俱乐部举行。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全国总工会会务报告》。大会号召工人阶级同农民、小资产阶级结成坚强的同盟，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政变，并继续深入开展革命斗争。

刘少奇第一次遭反“右倾”

　　进入1927年月以后，武汉的政治风云异常险恶。在汪精卫的授意下，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向全国发出《讨共宣言》，制造借口，企图在武汉发动军事叛乱。

　　鉴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背叛革命、实行宁汉合流的反革命企图日益暴露，中其中央决定紧急疏散各地聚集在武汉的干部。凡是能秘密返回本省工作的，都回本省工作；适宜于到其他地方工作的，分配到其他地方去；还有一批人送去苏联学习。刘少奇和湖北全省总工会根据这一精神，将公开活动的党员干部做了妥善安排，有的隐蔽、转移，有的派往贺龙、叶挺部队。同时，又新调进一批干部来坚持工作。采取这些应变措施，为的是使党组织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6月28日，陈独秀在汉口西门子鲍罗廷住宅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对待即将发生的事变。会议决定：为了削除何键制造事端的借口，公开宣布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中共中央把这个决定交给湖北全省总工会执行。当天，湖北全省总工会发出《解散纠察队的布告》。随后，将一些破旧枪枝送交武汉卫戍司令部汉口办事处，而把绝大部分枪支和纠察队员陆续转移到贺龙、叶挺的部队里。7月2日，刘少奇作为湖北全省总工会的秘书长，被指责“全总党团与中央职工部的领导”已陷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从对于目前革命情绪悲观失望的估计出发，走到对于赤色工会的取消主义，走到向黄色工会领袖的屈服与投降”，“一直走到纯粹的工团主义”、“经济主义”。因此，临时中央号召全党“坚决无情的打击”这种“有害的机会主义路线”。

　　在这之后，临时中央认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还公开批判刘少奇。4月25日，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发表《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再次批评刘少奇“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不久，刘少奇离开中央职工部和全总，到上海市工会联合会任党团书记。他虽然受到临时中央“左”倾领导的打击，但仍然不畏风雨，坚持真理，怀着一颗对革命事业的赤诚之心，积极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去，一面深入沪东区纱厂从事党的基层建设工作，一面努力学习，研究白区和苏区的工人运动理论，为扭转白区职工运动屡遭失败的严重局面做了不懈的努力。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油印博士”

　　1920年12月，邓小平远涉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从此，他便走上了漫长、曲折而又光辉的救国救民之路。

　　16岁的邓小平到达法国后，严峻的生存环境使他不得不花多数时间做工。他开始在克娄梭钢铁厂打杂，后又在巴黎比扬古雷诺工厂当过钳工，在火车上当过铲煤的司炉，还到饭馆里做工。只有极短时间在贝页中学、夏蒂荣中学等校学习。

　　俄国十月革命对法国影响很大，法国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也广为流行，邓小平加入了法国共产党。1922年又参加了由周恩来和其他中国青年创建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下半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青年团旅欧总支部领导。在此时期，他参与主办帮助在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的中国同志学习理论的油印杂志《赤光》，他不但参加编辑、撰写，还刻蜡纸、油印、散发，十分活跃。因为他刻写的字迹端正、有力、版式设计美观、活泼，被大家誉为“油印博士”。

　　1925年，邓小平又担任里昂区党的特派员，并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及华工运动。

　　由于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遭到了法国政府的迫害，于是在第二年1月从巴黎经柏林到莫斯科，先到东方大学，后转入中山大学读书。

蒋经国的团小组长

　　在中山大学学习时邓小平曾担任一个班的团小组长，而蒋经国也就被编在这个小组。当时蒋经国仅有15岁，个子矮小，只有1．51米多点，但在全校数百名学生中却是年纪最小、又最活泼的一个。

　　邓小平虽比蒋经国大6岁，但个子也不高，排队时总和蒋经国站在一起，肩挨着肩。邓小平爱说爱笑，具有组织才能和表达才能，而且知识渊博，再加上邓小平是蒋经国的组长，因此蒋经国很尊重邓小平，把邓小平看成是“大哥”、“学长”。

　　莫斯科中山大学位于莫斯科河西岸的瓦尔芬柯街，是一座规划宏大的四层楼房。冬天的莫斯科河结着厚厚的冰，如一条银白色的带子。尽管这时的莫斯科十分寒冷，邓小平、蒋经国等同学还是喜欢在饭后到操场上或莫斯科河畔散步、聊天。他们最爱听邓小平讲他在法国勤工俭学和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那时邓小平总围着一条蓝白相间的大围巾，一天散步时，蒋经国好奇地问邓小平：你干吗老围着这么一条大围脖？邓小平对他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特别是拣马粪挣钱最多，干一天能够一个星期的花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这么一条围巾，因此他们每人也有这样一条。邓小平每次谈话，都能激起蒋经国的浓厚兴趣。

　　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蒋经国和邓小平亲密无间。后来，邓小平曾回忆说，蒋经国在这里“学习得不错”。谁也没能料到两个当年同窗共读的学友，60年后，会成为台湾海峡两岸的实权人物和政治对手。

23岁的中共中央秘书长

　　中共中央根据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及邓小平的实际表现，1927年春天决定调邓小平回国工作，同年2月，邓小平从莫斯科出发，回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上海。

　　邓小平回国时，国共两党的合作已处于走向破裂的前夕，政局十分动荡。3月，党中央分配邓小平到西安，在那位接近共产党的“基督将军”冯玉祥的部队里工作。

　　1927年6月，冯玉祥下令所有在他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集中到河南开封，名为训练，实是“礼送出境”。这时，邓小平按照党的安排，离开西安，转赴当时从上海迁到汉口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邓小平到了汉口后，向党中央汇报了冯玉祥对共产党人的政治态度及中山军政学校的情况，中共中央负责人赞许了邓小平在中山军政学校工作时的业绩，并任命他为中共中央秘书，留在党中央机关工作。

　　随后，武汉政府公开反共，制造了“七．一五”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国内政治局势更加恶化。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为了适应秘密环境，保护革命利益，邓小平将原来邓希贤的名字改为邓小平。1927年8月7日，瞿秋白在汉口主持召开了党的紧急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并确定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起义，邓小平列席会议，并在会上听到了毛泽东的重要发言，认为毛泽东的观点十分正确，而且措施具体，是当前党应采取的。从此，邓小平和毛泽东播下了友谊的种子。

　　“八七”会议后，邓小平随中共中央机关秘密到了上海。不久，23岁的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共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在党最困难的时期，他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因工作需要，邓小平留在上海党中央机关，以党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协助留在国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李维汉、任弼时等负责人处理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并指导各个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与白区的秘密斗争。

到广西改造旧军队

　　1929年3月，爆发了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的战争，李宗仁、黄绍告、白崇禧为首的桂系战败，被驱逐出广西，由俞作柏、李明瑞回广西主政。俞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任广西省绥靖司令。那时俞、李正酝酿反对蒋介石，他们全部释放了被国民党逮捕的革命者罗小彦等人，并且表示愿意和共产党合作，要求共产党派干部到他们部队工作。

　　获知这个信息后，中共中央立刻进行了研究。

　　“派邓小平同志去！”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胸有成竹地说。

　　因为邓小平回国后工作干得相当出色。

　　经周恩来推荐和中央批准，年仅25岁的邓小平便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于当年7月初到达了南宁。张云逸、叶季壮也前往广西，领导当地党的工作。

　　邓小平到达南宁，化名邓斌，与俞作柏、李明瑞接洽，并发展革命力量。他了解到俞系国民党左派领袖，“四．一二”政变后曾被桂系军阀政府通缉，一度还逃往香港，经验使他倾向中国共产党。而李明瑞也不满桂系军阀排除异己和迫害俞作柏的行为，也对共产党有了好感。

　　邓小平还了解到中共党员俞作豫是俞作柏的弟弟和李明瑞的表弟，他的革命行动对俞作柏和李明瑞影响很大。于是，邓小平通过俞作豫，及时地做好了上层工作。促使俞、李同意创办军官教导总队，并把中共党员渗入到广西省党政军机关中任要职，当时共产党员张云逸在教导总队任副总队长，共产党员罗少彦任教导总队政治教官，共产党员陈可福、陈可夫任俞作柏的秘书。

　　为达到改造旧军队的目的，邓小平还从各地抽调了1000多名觉悟较高的老班长和老兵到军官教导总队学习，从广西、广东选调工人和学生党员担任教导大队各连队的连长、排长，并在各连相继建立党的秘密组织，不到两个月时间相继发展了李天佑、卢绍武等300多人为中共党员，使教导大队增加了党的血液，对改造旧军队起了很大作用。

　　对于少数政治上反动的军官，邓小平采取“调虎离山”之计。一方面给他们较高的职位，一方面削弱他们的军事指挥权，使他们与群众隔离，再也不能影响士兵群众。

　　邓小平还派共产党员俞作豫担任警备第五大队长，张云逸担任警备第四大队长、李谦为副大队长。使共产党人得到了这两个大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张云逸、李谦、俞作豫又按邓小平的指示，对第四大队、第五大队进行了一系列改造工作。两个大队的人数分别由1000多扩展到2000多人。

　　为了加强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邓小平和广西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深入到南宁郊区调查研究，指导农民运动。后通过俞作豫对俞作柏、李明瑞多次作工作，达成了同意在广西建立各级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决定。

　　8月中旬，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宁胜利召开，会议成立了广西省农民协会，选举共产党员雷经天为会长、共产党员韦拔群为副会长，黄永达、张弟杰、张震球、李干、黄西祥、陈洪淋等为委员，并决定出版《广西农民》三日刊，后来此刊成为中共广西省委指导工作的机关报，对革命事业起了很好的作用。

　　为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邓小平和俞作柏多次交涉，以成立“右江护商大队”名义，拨给东兰县凤山区农军一个营的武器装备，并推荐了一批共产党员，担任右江、左江各县县长。

　　9月1日，邓小平在南宁津头村秘密召开了中共广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会上，他强调要警惕蒋介石、汪精卫和桂系军阀势力的活动，抓紧有利时机，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准备起义，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

　　会后，邓小平获知汪精卫派薛岳到广西南宁游说，想拉扰俞、李与张发奎联合反蒋，他一方面亲自劝说俞、李不要出兵参加混战，一方面指示所属部队做好准备，以应付俞作柏、李明瑞不听劝阻而出兵失败后可能出现的局面，使我党掌握的三支部队可随时离开南宁，到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

　　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邓小平的所料，9月下旬，俞作柏、李明瑞执意出兵西江攻打广东。邓小平当即以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大队、第五大队是新建部队及需要保卫后方为由，把部队留在南宁。同时，张云逸还被委任为南宁警备司令。

　　9月底，俞、李在南宁召开讨蒋誓师大会，10月初出兵广东，进攻陈济棠。

　　俞、李部队还没出广西，其部属杨腾飞、王权和吕焕炎就率三个师叛变，投降了李宗仁。王权甚至还通电拥蒋，俞、李反蒋失败。消息传来，邓小平立即按预定计划行动，指示第四警备大队的一个营去右江地区，五大队一个营去左江地区，协助地方发动群众。张云逸还以南宁警备司令的职权，接收了省军械库储存的武器弹药，准备好10多艘汽船和民船停在邕江边，随时准备将武器弹药运到左江。

　　10月中旬，在南宁海关码头，大批工会会员和农会会员协助部队，把军用物资搬上了船。邓小平也率领党委机关干部、警卫部队，随船驶往百色。两天后，张云逸按邓小平的布置，也率领第四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的部分学员，由陆路沿右江向百色前进。

　　正当张云逸率队赴百色时，俞作豫根据邓小平的安排，亲率第五警备大队向龙州开去，为后来的龙州起义准备了条件。1929年10月20日，邓小平率领的军械船和警卫人员到达了恩隆县平马镇，和从陆路行军早到达的张云逸会师。后来张云逸曾在回忆中写道：

　　“……我们到达平马不久，军械船也到了。不一会，忽然看见叶季壮同志陪着一个不认识的同志向大队部走来。那位同志中等身材，20多岁年纪，神采奕奕，举步安详。我们马上迎上前去，叶季壮就给我们介绍说：‘这位就是邓小平同志！’‘哦，您就是邓小平同志！’我不禁欢呼起来。三四个月来，我经常得到他的许多宝贵的工作指示，解决了许多工作中的疑难，但却一直没有见过面。

　　“邓小平同志也很激动，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同志的温暖感情充满心间，使我一时忘了说话。坐下来后，雷经天和特委会的几位同志也来了，大家相互介绍，兴奋地谈笑。这时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明天到百色去，大部分军械都带去，目前不用的重武器和一些弹药，则疏散到东兰、田东的山区保存起来。

　　“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便马上行动起来。继续走了两天，到达百色。从此，邓小平就和我住在一起。”

除掉熊镐的警备第三大队

　　10月22日，邓小平和张云逸率部队到达右江地区。

　　他们立刻开展宣传，组织、动员群众、筹划武装起义、成立红军、建立工农民主政府的准备工作。当时右江地区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革命热情十分高张。邓小平迅速召开前敌委员会，在会上，他分析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是充分发动群众，在群众中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使群众明确武装起义对推翻旧政府，建立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新政权以及打土豪、分田地、改善工农生活的意义。

　　在工作基础好的地方，通过地方党组织，将枪支发给群众进行反霸斗争。

　　为保证武装起义的胜利，邓小平还强调在部队中要清洗反革命分子，邓小平还从教导总队中抽调优秀学员补充担任营、连、排领导骨干，从农民自己的队伍中抽调一些立场坚定、斗争坚决的队员充实各连队，使部队增加了新的血液，出现了官兵平等，军政、军民关系和睦的新气象。

　　在整顿军队的同时，邓小平还充分发挥右江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的作用，团结教育贫苦农民，大大提高了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接着组织七八人的宣传队，深入山区、农村、街道广泛开展宣传，进一步奠定了武装起义的群众基础。

　　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的部队进驻百色后，右江地区的地主豪绅采取种种手段进行垂死挣扎。他们一面纠集反动民团，占据要点，一面和熊镐率领的警卫三大队秘密勾结，妄图消灭第四大队，镇压革命群众及武装起义。

　　邓小平和张云逸等看穿了熊镐的面目，认识到熊镐的警备第三大队表面与第四大队是“兄弟”部队，实际听命于桂系军阀。

　　这时，奉议农民截获到黄绍告给熊镐发出的“先发制人”的密令，邓小平果断命令张云逸作好准备，歼灭熊镐部队。在邓小平、张云逸的指挥下，第四大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全歼第三大队1000余人，并击毙大队长熊镐等反动军官。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将农民协会改名为县革命委员会。

广州起义两周年那天，百色沸腾了，张云逸宣布成立红七军

　　1929年11月初，党中央批准在广西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传达到百色，要求在左右江创立革命根据地，创建红军，颁给红7军的番号，并委任了负责人。

　　邓小平立即召开党委会传达中央指示，并就武装起义的重大问题及具体部署作出了决定。会议决定，用40天左右的时间完成起义准备工作，在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宣布起义。1929年12月1日，邓小平率一部分干部要到左江地区去部署龙州起义。临出发，他紧握张云逸的手说：“云逸同志，百色起义时间不变，记住了吧，广州起义两周年那天。”

　　“党代表放心，我们一定准时起义。”张云逸说。

　　邓小平又说：“按照中央的决定，你出任红7军军长，我对内是前委书记，对外是红7军政委。我这一走，起义时的具体工作就由你和陈豪人同志主持。龙州那边随后也将起义，成立红8军，中央还要我去兼任政委。”

　　“邓代表身负重任，两处都要顾及，够辛苦的。”张云逸说。

　　“其实，我只是跟你们一起开了个头，不少工作留给了你们。中央指名要我去上海汇报广西的情况，我到龙州停一两天又得走。”邓小平说着，跨上马，急驰而去。

　　张云逸根据党委会议的决定和邓小平的部署，领导右江地区军民完成了百色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在组织上，进行部队整编。将参加起义的部队及地方武装编成三个纵队。第1纵队由原第4大队组成，纵队司令李谦，政治部主任沈静斋；第2纵队由原机关枪营、特务营以及思林、奉议、恩隆等县地方武装组成，纵队司令胡斌，政治部主任袁任远；第3纵队由东兰、凤山一带地方武装组成，纵队司令韦拔群，政治部主任李朴。同时，扩大教导队。

　　起义前夕，部队总人数已达到4000多人。

　　在思想上，进行充分的发动。张云逸等同志深入基层，亲自给部队的干部、战士作报告，宣传革命纲领，起义前，广大干部、战士就当红军的光荣和红军的任务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1929年12月11日，百色县城东门广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一大早，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商人和居民5000多人聚集在广场上。

　　张云逸穿着崭新的灰色军装，头戴红星军帽，迈着雄健的步伐走出粤东会馆大门。

　　他注目前方，几千双眼睛期待着，起义部队集合的方块队前，一面鲜红的大旗迎风招展，旗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9个字十分醒目。

　　张云逸心潮激荡，久久不能平静。

　　“吹集合号！”他发出第一道命令。

　　军号声响彻右江上空，驻百色的4大队、教导总队官兵身着一色灰军装，佩戴红领带，头顶红星帽，扛着步枪精神抖擞地来到广场上。顿时，广场上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张云逸、陈豪人、韦拔群等领导人登上主席台。陈豪人庄严宣布：“同志们，乡亲们，今天，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在这里光荣诞生了！”

　　一时间，整个广场沸腾起来，人们呼喊着，庆贺人民军队的诞生。

　　接着，陈豪人宣布红7军领导机构成员：“红7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斌（邓小平的化名），政治部主任――陈豪人……”

　　大会结束后，是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蒋介石反动政府！”阵阵口号回荡在山城上空。

　　红7军诞生及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右江沿岸各县也相继成立工农民主政府。

　　百色起义前，李明瑞从龙州来到百色，邓小平、张云逸代表党组织与他进行了谈话。他表示愿留在革命队伍里，随即返回龙州参加领导龙州起义的工作。

领导龙州起义

　　龙州，位于广西左江上游，是我国西南部的边陲重镇，水陆交通便利，也是左江各县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邓小平在领导百色起义的前夕，曾派共产党员俞作豫率警备第五大队先到龙州，配合早些时候在龙州开展工作的共产党员何建南等，恢复和发展群众运动，扩大武装力量，准备武装起义。

　　俞作豫在1929年10月初到达龙州后，便召开了党员会议，传达了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邓小平关于在龙州举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部署了收编、改编旧军队的工作，使龙州地区的共产党员明确了工作方向，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邓小平与共产党员何世昌、严敏等来到龙州后，检查了俞作豫前两月的工作情况，并介绍了右江第四大队改造军队的经验，明确提出要抓紧对部队进行改编。

　　李明瑞、俞作豫、何世昌等人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分头动手，以共产党员替换了反动军官，并对部队进行整顿和充实，争取了大多数士兵。

　　邓小平还将原来的《群众报》改为《工农日报》，增加了党的刊物《左江红旗》，大造革命舆论，一批优秀的工农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扩大了党的组织。

　　邓小平到龙州虽只有很短的时间，却对龙州起义起了极大的作用。

　　1930年2月1日，龙州的大街小巷贴满了红色的标语，农会会员，农民赤卫队员，肩扛梭镖、土枪，涌进城来，工人赤卫队员佩戴红袖章，步伐整齐地走向中心广场，士兵们举着大旗列队经过……革命歌声、口号此起彼伏。

　　主席台上，起义的领导人胸佩红花，在热闹的气氛中宣布了起义的开始和中共中央颁发给起义队伍红八军的番号及领导人的委任。邓小平兼任红八军政治委员。

　　红八军军长俞作豫、政治部主任何世昌在会上讲了话。

　　俞作豫还带领全体红八军将士面向军旗庄严宣誓，表示坚决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不怕任何牺牲。

　　邓小平领导龙州起义后，为了加强地方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共左江特区委员会和左江地区革命委员会。严敏任中共左江特委书记，王逸任革命委员会主席，何建南任左江农民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兼左江工农赤卫队大队长。凭祥、宁明、明江、崇善、左县、雷平、养利等县也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工农民主政府。

　　为了壮大革命队伍，果断决定红八军迅速向左江靠拢，与红七军会合。

　　邓小平亲手组建了第一纵队党委，他在党委会上对全体党委成员说：“党委是部队最高的领导机关，纵队一切重大的事情，都要经过纵队党委讨论通过后才能执行。”

　　不久，邓小平被任命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

奔向中央苏区

　　1931年1月5日，邓小平指挥红七军攻克了广东省连县，并在此稍作休整。

　　1月16日，又举旗向南，日夜兼程，向广东韶关、乐昌之间的杨溪渡口前进，准备渡过武水，到中央苏区和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合。

　　武水水流湍急。部队不能直接涉水过河，又无大桥可通。仅有两条木船，每次只能渡20多人，而且往返一趟需10多分钟。当时形势十分严峻，如红七军不能迅速渡河，就有被广东敌人前后夹击围歼的危险。红七军的最高指挥员邓小平不顾连续作战和长途行军的极度疲劳，在观察地形和分析后，果断地决定由他和李明瑞、许卓率领五十五团先渡河，过河后，选择有利地形，一面防备对岸的敌人偷袭，一面掩护后面红军渡河，张云逸率五十八团和军直机关殿后。当邓小平率五十五团和军直机关部分人员刚渡过河，广东军阀的大批部队乘汽车便从韶关赶来，向立足未稳的红军五十五团冲来。邓小平一面指挥已渡河的红军战士散开队列，抢占有利地形，阻击敌人，一面叮嘱李明瑞率部分红军掩护后续部队过河。因敌势强大，不仅前方的敌人蜂拥而至，后面的追兵也到岸边，张云逸率领的五十八团只好回身与敌交战，根本不暇渡河。于是，红七军被截成两段，双方失去联系。

　　邓小平在同李明瑞、许卓等人率五十五团给敌人重大杀伤后，迅速地撤离战场。尔后，巧妙地避开了敌人主力，摆脱了敌人追击，沿着粤赣边境山间的羊肠小道，于1931年2月上旬，安全到达了江西省崇义县。到此，红七军五十五团在邓小平的正确领导下，跋涉7000余里，终于来到了中央苏区边缘。

　　由邓小平率领的红七军五十五团到达崇义后，很快与地方特委取得联系，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和加强地方武装建设。邓小平还从部队里选派了一批有经验的政工干部参加地方工作，并协助特委把崇南游击大队升编为红色独立营。邓小平还协助当地党委举办干部训练班，工作安排就绪后，经前委研究决定，邓小平前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红七军前委书记由许卓代理。

　　1931年4月初，红七军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历尽艰辛终于重新相聚。

　　7月初，红七军在兴国桥头镇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的一个组成部分。

　　邓小平离开崇义，历尽艰险，终于到达上海，并向党中央报了到。党中央分管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听取了邓小平的汇报后，高度赞扬了邓小平为首的红七军全体指战员。

　　周恩来激动地指出，红七军从广西出发，转战1年，行程7000余里，打了许多胜仗、消灭了许多敌人，历尽艰险、英勇奋斗，谱写了一曲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诗篇，周恩来紧握住邓小平的手，嘱咐他好好休息，然后认真总结这一历史时期的经验。

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1931年8月，邓小平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

　　不久，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担任一年多的瑞金县委书记以来，成绩卓著。1932年冬季，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找邓小平谈话，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共会（昌）寻（邬）安（远）中心县委书记，领导这三县的工作。

　　不久，邓小平从瑞金到达会昌，他不耻下问，调查研究，彻底摸清三个县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他认为会、寻、安的工作搞不上去的原因主要是“左”得太厉害，严重挫伤了群众积极性。

　　在邓的带动下，军分区和中心县委机关学习马列主义蔚然成风，大家的认识也得到提高。

　　为了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邓小平还领导三县人民办了很多夜校、列宁小学、扫盲班、读报小组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后，邓小平重点抓了农业生产。分别召开了会、寻、安三县的党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决策。

　　根据邓小平的布置，1933年春，会、寻、安三县都成立了春耕生产委员会，各村成立了生产突击队，还成立了妇女劳动委员会。

　　邓小平还身体力行，经常参加劳动。大大地促进了群众的工作积极性。

　　由于邓小平和会、寻、安三县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正确领导，三县的粮食产量都大幅度上升，人民的生活提高，革命的积极性也日益高涨。同时，地方武装在邓小平的具体领导下开展了剿匪工作，消灭了残存的地主武装，红色政权稳定，各项工作的开展更加顺利。

　　因为会昌、寻邬、安远三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而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和注意。1933年他到会昌检查工作时，看到这里的大好形势，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的诗句。

调任总政代理秘书长

　　但是，正当邓小平按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领导中共会寻安中心县委工作，并把三县的建党、建政、扩大红军、土地革命、经济建设搞得十分火热的时候，刚到中央苏区不久的临时中央却从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以及经济文化等方面否定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他们派出自己在中央局的代表，对会寻安中心县委的工作妄加批评，对邓小平进行蛮横无理的指责，并调离了他在该处的工作。随即又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对他们进行打击。

　　邓小平被撤职后，下放到农村劳动。

　　这个消息被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从李富春的一次汇报里知道了。王稼祥是个很正直的干部，他对邓小平是了解的。早在莫斯科留学时，他就知道邓小平精明强干，才华出众，回国后领导广西百色起义，创立红七军，既有政治远见，又有指挥才能。

　　于是他对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组织部长罗荣桓说：“总政秘书长杨尚昆同志到三军团兼任政委，和三军团长彭德怀到广昌前线指挥作战去了，我想把邓小平请来当代理秘书长，你们意见怎样？”

　　贺昌、罗荣桓说：“稼祥同志的意见很好、很对，我们赞同。”

　　于是王稼祥打电话给临时中央，推荐邓小平到军委总政治部担任代理秘书长工作。

　　临时中央个别领导听到王稼祥提议邓小平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以惊奇的口气回答：“邓小平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一贯反对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在江西省委三个月总结工作会议上又不检查，又不接受批评，我看暂时不行，还是考验一段时间再说。”

　　王稼祥立既反驳：“我们不能称邓小平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这个提法本来就不太妥当，我看邓小平同志的一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央苏区实际情况的，例如诱敌深入的方针，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把敌人从白区引到中央根据地的深处，利用有利的地形地物和群众条件，加以歼灭，这种积极防御的策略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时应用成功，使苏区出现了大好形势。这不是反党中央的进攻路线，也不是反国际路线的问题。现在应当考虑我们对邓小平的批评是否合乎道理、合乎实际的问题。”他越说越激动，“临时中央不用邓小平，真是偏见，偏见。”他怒气冲冲地把电话一甩，来回踱步，连连说：“埋没人才呀。”

　　过了一段时间，临时中央个别领导人还没答复，王稼祥十分着急，又从病床上坐起，吩咐警卫员唐继章给驻在瑞金县沙洲坝下霄村的博古打电话。

　　电话接通后，他从床上下来拿起电话：“喂，你是博古同志吗？我是稼祥，我上次提议邓小平到总政治部担任代理秘书长的事，中央研究决定了吗？我等着他工作，您看我负伤有病，杨尚昆去前方了，总政已经空了，你如不同意邓小平来，那就你来兼任总政主任，我不干了。”

　　博古与王稼祥在莫斯科留学时就是同窗好友，他很尊重王稼祥的意见，也深知邓小平性格刚强，办事老练，是难得的人才，便答应和中央组织局长李维汉研究，把邓小平从宁都农村劳动点调来沙洲坝白屋子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

　　于是，邓小平调任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长征中又参加了遵义会议。

长生口之战

　　长征到达陕北以后，邓小平人不卸甲，马不下鞍，随军东征。

　　东征后，他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协助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抓红军的政治工作。

　　因王稼祥在中央苏区时受过伤，身体不好，总政治部工作的重担，就落到了邓小平肩上。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便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7月15日，中共中央又向国民党提交了（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创了团结抗日的新局面。

　　按双方的协议，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于1937年8月，将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辖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1月8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加强一二九师的领导，特派邓小平任一二九师政委，从此，邓小平与刘伯承并肩战斗，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1年。在长达13年的共同革命斗争中，邓小平与刘伯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月6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在辽县召开了一二九师团以上干部会议，他们总结了一二九师及地方部队过去作战的经验和特点。

　　邓小平说：“我们打仗的特点是八个字，秘密、迅速、坚决、干脆。”

　　不久，日军为配合其津浦作战，以3万多人的兵力，分从平汉、同蒲、道清等铁路线向晋南、晋西发动进攻。国民党准备反攻的30万大军又不断撤退。

　　为钳制向晋南进攻的日军，邓小平、刘伯承奉八路军总部朱德的命令，将分散活动的一二九师各主力团集中，向正太线东段井陉的敌人进击。

　　2月19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部翻越山脉，抵达长岭，立即召集三八六和三八五旅的干部开会，决定发动长生口战斗，袭击井（陉）平（定）公路上的日军重要据点旧关，以吸引井陉日军出援，并在中途歼灭它。第二天，刘伯承、邓小平率部队向娘娘庙一带前进。21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部队设伏于井陉、旧关之间的长生口附近。当天夜晚，部队开始行动，当我吸援部队于22日拂晓袭入旧关时，井陉的日军果然中了圈套，派出快速部队200余人，分乘8辆汽车驰援，立即陷入伏击圈，结果被击毙130余人，毁汽车5辆。

　　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长生口战斗获胜后，立即率一二九师向晋南转移。

神头岭大捷

　　进攻晋南的日军一○八师团是沿河北省邯郸经武安、涉县、黎城、潞城、屯留、良马等直至山西临汾这条路线出击的，于是邯（郸）长（治）大道及由长治到临汾的公路，便成了日军重要的后方交通运输线，而黎城则是日军在这条运输线上的要地。刘伯承和邓小平运用“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兵法，决定发动神头岭战头，袭击日军占领的重镇黎城，吸引潞城之敌驰援，以便在神头村附近设伏，歼灭日军。

　　神头岭地形复杂，日军的陆空技术兵种难以施展其长，骑兵也难以左右机动，却利于隐蔽埋伏。我方在兵力部署上，决定以1个营的兵力作吸援部队奇袭黎城，而以三八六旅的3个团作主攻部队，在黎城和潞城之间的神头岭三面设伏。

　　事态的发展，一切按刘伯承和邓小平的设计进行着，由于伏击部队伪装巧妙，在发起攻击前，日军毫无察觉，战斗一打响，日军步兵还未及展开，骑兵还没上马，炮兵来不及支炮架，就被八路军的重火力消灭了。整个战斗从3月16日拂晓袭击黎城开始，到当日下午4点结束。结果，从潞城赶来增援的日军一○八师团、一一六师团的1500人，除100余人逃脱外，全被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一二九师在神头岭歼灭。

　　这两次采取的“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战法，是刘伯承、邓小平精心部署出来的，是游击战歼灭大批敌人的范例。

　　神头岭战斗后，刘伯承、邓小平和徐向前3人又共同提出进行响堂铺战斗，响堂铺是日本侵华军一○八师团作战地域的后方交通线，在涉县境内，这次战斗的胜利对粉碎日军进攻以及创建晋冀豫敌后抗日根据地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经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批准，3月31日刘、邓率部进行伏击、朱德、彭德怀还邀请了国民党军队的一些高级将领前来观战，这次特大的伏击战因组织实施得法，打得很漂亮，日军被歼数千人。前来观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对八路军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指挥艺术赞叹不已。

　　共和国第一元帅。

“天兵天将的后代”

　　在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一带的老人们中间，流传过一个神话故事：在远古的时候，有几位天神骑着天马路过这里，看见这一带土瘦民贫，饿殍遍野，便萌发恻隐之心，把他们随身带的粮食撒在地上，并且留下来一些天兵天将，让他们在这里帮助当地的老百姓耕种。因此老人们都说，马鞍场这一带是天神关注的地方，迟早有一天会变成稻菽成山的米粮川；居住在马鞍场一带的人，大都是天兵天将的后代，迟早有一天要出能人！

　　1886年12月1日，朱德就出生在这里。

　　朱家租种着地主丁邱川家的20亩地。一家大小14口人，为了生活不得不起早贪黑，拚死拚活地干。

　　祖父朱邦俊是个刚正朴实的老农民，有一副健壮的身体和一双勤劳的手。老人的一生都是在田野里度过的。

　　祖母潘氏虽不识字，却是个有胆识、有魄力、有组织才能的人。她骨头硬，办法多，挑起全家老少十几口人的生产和生活的重担。在朱德的眼里，祖母简直是万能的，只怕天塌了她也撑得起呢。

　　母亲钟氏是个贤淑，宽厚的人。她健壮，每天除了下地干活之外，还要洗衣、做饭、养蚕、喂猪……她任劳任怨，和家人相处得很和睦。

　　母亲虽然钟爱自己的每一个孩子，但因生育过多（一共生了13个孩子，活下来8个），再加上家务忙，实在没有更多的时间照料稍大一点的朱德。从弟弟降生，朱德就从母亲怀里下来，在土里滚，在地上爬。除吃、穿、住以外，事事都能自理。他就像琳琅山上充满生机的小松树一样，迎着阳光，泼泼辣辣地成长起来。

参加云南起义

　　1911年8月，朱德从云南陆军讲武堂特别班毕业后，被分配到蔡锷领导的新军第十九镇（师）七十四标（团）第二营左队（连）任司务长，开始了他一生的戎马生涯。

　　这年，全国革命形势十分高涨，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起云涌，武装斗争此起彼伏。朱德接受云南同盟会的派遣，到新军步兵中去做秘密工作。他利用四川同乡的关系和哥老会的关系为掩护，向士兵们宣传同盟会的纲领，启发他们认识清王朝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压迫人民的反动本质，鼓动他们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虽然这项工作相当危险，随时都有被杀危险。但朱德机智灵活，沉着勇敢，悄悄在士兵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这喜讯极大地鼓舞了正在准备起义的云南革命党人。蔡锷等领导人分析了当时云南各方面的情况后，决定在10月30日，（重阳节）举行武装起义。

　　起义军浩浩荡荡地从巫家坝向省城进发，25岁的左队队长朱德，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一面快步前进，一面回头招呼部队：“跟上，不准掉队！”

　　躲在总督衙门里的反动总督李经羲万分惊恐，急令骑兵团阻击起义军。谁知这个骑兵团的许多军官和士兵，早就成了朱德的密友。他们不但不阻击，反而加入到朱德的队伍中来。

　　午夜12时，朱德率领的起义军先头部队已来到省城东南门。按照事先的秘密约定，城里的革命党人马上打开城门。这时，朱德从地上一跃而起，威严地命令部队：“跑步前进！”

　　在城里城外一片纷乱的枪声中，起义军冲入城内。

　　城里到处是枪声、火光。敌人炸了营，一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乱窜。朱德带着部队甩开零散敌人的纠缠，直插总督衙门。

　　李经羲为了保住他这个最后巢穴，在衙门内外修了很多工事，并调两个营的兵力和两个机枪连守卫。朱德早就秘密结识了卫队营营长李凤楼，并通过他了解了反动当局捕杀革命党人的罪恶计划。现在，两军相遇，是争取卫队营的最好时机。朱德于是让士兵们向衙门里喊话：“卫队营的弟兄们，站过来吧，让我们团结携手，共同消灭李经羲！”

　　喊话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仍有几个李经羲的亲信想顽抗。李凤楼火了，立即下令：“把那几个家伙先抓起来！”接着，带领全营向起义军缴了械。朱德带领士兵冲到总督衙门的高墙下，迅速翻墙进去，打开大门，冲进总督府。

　　李经羲早已化装潜逃了。一天以后，朱德才在四堆集的一个姓肖的巡捕家里找到了他。在朱德面前，李经羲浑身直打哆嗦。朱德叫他坐在椅子上，然后告诉他不用害怕，只要他能令云南境内所有的清兵缴械投降，就可以立功自赎。李经羲无奈，只得写信给他的部下夏豹伯（任镇台）、龚心湛（任蒙自关道尹），叫他们停止抵抗，缴械投降。于是，云南40几个清朝的边巡防营共1　　多人便放下了武器。几天内，云南全省兵不血刃地改换了共和旗号。

　　之后，朱德逐渐在云南军中得到提升，并随军转战川、滇两省。

拒绝了杨森的师长职位

　　1922年5月，朱德接到曾在云南护国军中共过事、如今已成川东大军阀的杨森发来的电报。电报邀请朱德“念在旧交”，到重庆“聚首”。

　　重庆朝天门码头。任四川督军的大军阀刘湘和任重庆警备司令、川军第二军军长的杨森，伫立在码头，迎接朱德。

　　当朱德踏上码头的时候，岸上的士兵和群众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刘湘、杨森走上前和朱德握手，之后把他接进一座豪华的别墅。

　　宴会，美酒，歌舞，……刘湘和杨森以最隆重的礼仪接待他。

　　朱德冷静地应付着这一切。他极少讲话，他要看杨森请他来究竟是为了什么。

　　终于扬森说话了。他踌躇满志地说：“我们正在积极备战，准备消灭熊克武的川军第一军，平定整个四川。你是威震川滇、能征善战的一员虎将。就留在我们这里干吧。给你个师长干，怎么样？”

　　朱德丝毫没有被杨森所出的“高价”所激动。

　　筵席散了，但谈话仍在继续。朱德冷静而委婉地说：“谢谢二位的盛情。不过我已决定出国留学。”

　　“什么？要出国留学？”杨森很惊愕，接着哈哈大笑起来，“你老兄怕是喝多了吧？”

　　“不！这是真的！”朱德严肃地说。

　　坐在一旁的刘湘劝他道：“仁兄已是36岁的人了，还留什么学？别浪费时间和金钱了。如果你是累了，何不到峨眉山去休息休息？”

　　朱德笑着摇摇头。

　　真是个怪人！杨森怎么也猜不透这个十几年驰骋疆场的虎将，如今却想抛弃高官厚禄去念书。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那好吧。”最后，杨森无可奈何地说：“既然老兄主意已定，我们就只好从命了。日后留学归来，小弟仍然虚席以待！”

孙中山要朱德回滇军工作

　　1922年，朱德冲破了旧世界的樊笼，踏上新的征途，从此揭开了他生命史上崭新的一页。

　　6月，朱德到了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

　　他怀着求知的欲望，走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这里有高楼大厦，有琳琅满目的商店，有五颜六色的霓虹灯，还有咖啡馆和舞厅，有钱人过的是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可在贫民区里，却居住着面黄肌瘦的穷人。他还看见一群群无家可归的苦力，蜷卧在摩天大楼的阴影里。……

　　朱德边看边思索：看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的近代科学并没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贫穷、疾病和悲惨的结局，严重地威胁着上海的劳动人民。

　　“上海太烂，不成样子！”他不愿再呆下去，决定立即北上。

　　他到了北京，与好友孙炳文会合了。他们彻夜促膝畅谈，谈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来中国革命发生的根本性变化，谈到在全国各地掀起的罢工热潮，谈到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当谈到帝国主义者怎样用最恶毒的字眼来攻击和咒骂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他们会心地笑了。朱德站起来，在屋里踱了几步，然后对孙炳文说：“如果这个党被帝国主义者用最恶毒的字眼攻击和咒骂，就正好说明这个党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从而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封建军阀的。这样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党，正是咱们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所要寻找的党啊！”

　　他们最后商议，应立即去拜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因当时陈独秀在上海。于是他们又决定去上海。

　　到上海后，通过孙炳文的介绍，他们先拜会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朱德早就对孙中山先生的为人和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敬佩不已，但是对他的革命策略和方法，朱德却认为是不成功的。所以，当孙中山建议他们重回滇军工作，组织驻贵滇军，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并答应先付给10万元作为整编部队的经费时，朱德却婉言谢绝了。朱德说：“我们已经决定去德国研究共产主义，研究军事学，并亲眼看看欧洲大战的结果。”

　　“要出国去考察？好！很好！”孙中山赞许地说：“可是你们为什么不到美国去留学？而偏偏去欧洲？美国没有封建背景，又有很多进步制度。”

　　这时，朱德和孙炳文十分坦率地回答了孙中山提出的问题：“我们之所以不愿意去美国，是因为美国从来不援助为争取民主共和而进行斗争的人们，相反地却帮助他们的敌人。西欧各国的统治者和美国的统治者一样，都是一丘之貉，但欧洲已经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运动，这是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去研究研究这个新的革命理论和革命运动，这对我们中国也许更有好处。”

　　孙中山不再说话，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陈独秀拒绝了朱德的入党要求

　　不久，朱德和孙炳文终于在闸北区的一间小屋里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朱德当时十分高兴，他想：这次可算找到了自己日夜向往的共产党了。他兴致勃勃地向陈独秀谈了自己的经历和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并诚恳地提出入党要求。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鼎鼎大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竟对热心革命的朱德十分冷淡。因为朱德是一个旧军队赫赫有名的将军，陈独秀十分怀疑他要求入党的动机，陈独秀冷冷地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要时刻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像你这样的人，需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

　　朱德感到失望，感到痛心。为什么行伍出身的人，就没有资格参加革命？

　　朱德和孙炳文商议，决定按原计划到德国去寻找革命真理和党的组织。

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

　　9月的一天，法国邮船“安得列朋”号徐徐离开上海港，开始了去欧洲的航行。朱德和孙炳文站在甲板上，望着渐渐远去的祖国，泪水夺眶而出。

　　邮船经过香港、西贡、新加坡、孟买、科伦坡、地中海到达法国的马赛。登岸后，朱德二人立即乘火车到达巴黎。

　　他们在巴黎的一个中国商人家里住下来。在这里，他们得到了一个渴望已久的好消息：旅欧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新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负责人是大学生周恩来。听说周恩来刚离开巴黎，到德国柏林去组织新的支部。朱德十分兴奋，他和孙炳文又急忙乘火车赶到柏林。

　　这天傍晚，他们来到柏林康德大街周恩来住所门前。此刻，朱德的心情是既兴奋又忐忑不安。他想：周恩来会热情接待我吗？会不会对我投以怀疑的眼光？会不会因为我在旧军队中的经历而把我拒之门外呢？

　　门打开了。一个英姿焕发、两眼炯炯有神的青年出现在面前，并请他们进屋坐下，之后他亲切地问：“请告诉我，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

　　朱德面对比自己年轻12岁的青年，激动地讲述他怎样逃出云南，怎样会见孙中山，怎样为寻找自己的新生命和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而来到欧洲。并恳切提出自己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表示一定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周恩来看着朱德那朴实的脸庞，侧着头，认真地听着他的讲述，不时点点头。朱德从对方亲切的目光中，感到了信任和支持。

　　听完朱德的叙述，周恩来十分高兴，他认为像他这样一位在推翻清王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有重大贡献，又不满社会现实，毅然抛弃高官厚禄，远涉重洋，积极寻找革命真理，愿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终生的人，完全可以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因此他满腔热情地接受了朱德的要求，同意和张申府一起，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经过党组织批准，朱德于同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朱德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走上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道路。

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朱德回国后，担任了南昌市的公安局长。

　　1927年7月下旬，南昌连续出现高温燥热天气。一场震惊世界的革命风暴就要在这里爆发。

　　按照前敌委员会的决定，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一点钟。

　　几天来，根据朱德提供的大量情况，前敌委员会对敌情和南昌周围的地形已了如指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各起义部队也都有了明确的分工。这些天来，朱德一方面要和周恩来、刘伯承等商议发动起义的具体事宜，另一方面还要与开进南昌的贺龙、叶挺等秘密接头，有时还要巧妙应付滇军上层人士和国民党反动当局。

　　前敌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分配给朱德一项重大任务，要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及声望，在起义开始时想办法麻痹和牵制敌人的指挥官。

　　7月31日，驻扎在南昌城里的敌第二十三团团长卢泽明、第二十四团团长肖曰文以及一个姓蒋的副团长，同时收到一份印制精致的红色请柬。原来是原滇军少将旅长、现任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朱德邀请他们晚上去赴宴。三个人受宠若惊，顿觉身价百倍。傍晚，他们都满面春风地赶来赴会了。

　　朱德以消闲自若的神态，将客人们迎入大厅。大厅里，灯火通明，乐声悠扬。一张圆桌上，摆满了珍馐佳肴，玉液琼浆。朱德兴致勃勃地举杯道：“咱弟兄们十几年来东征西战，南北漂泊，难得在一起聚会。今日良辰，邀请诸位大驾光临，只是为了开怀畅饮，叙叙旧。我朱德感谢各位赏光。来！干了这杯！”

　　宴会从晚6点一直进行到9点，已是酒足饭饱了。朱德又邀请客人们到院里打麻将。卢泽明高兴地说：“好啊，我的手早痒了。”

　　朱德为了稳住这几位客人，故意输给他们不少钱。客人们越打越不想撒手。

　　就在此时此刻，院子的外面，一场真枪实弹的战斗正在加紧准备。城里已戒严，起义军总指挥已下达了“河山统一”的特殊口令。埋伏在各个指定地点的起义军战士已在臂上缠上白毛巾，电筒上贴上红十字条……一切都安排就绪。

　　10点钟左右，一个滇军的副营长急忙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向客人们报告说，他已接到命令，要他立即解除自己所辖地区里的滇军武装，不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办。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院里的空气骤紧。大家都停下手。朱德的心里一紧，随即哈哈大笑：“谣言！纯属谣言！大家尽管打牌，不要受这些流言蜚语的干扰。”

　　但是，客人们无心坐下来打牌了。肖曰文坚持要回去看看，卢泽明也如热锅上的蚂蚁般地来回踱步。朱德思索了一下，而后以惋惜的口吻说：“那只好悉听尊便，改日再会吧。”

　　当客人们消失在大门外，朱德马上换上军服，跃出大门，向起义军总指挥部奔去。他向总指挥部报告说：“起义的消息已泄露，要赶快动手！”

　　午夜11时，南昌城里枪声大作，杀声四起，起义军战士从各个地方向沉睡的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敌二十三、二十四两个主力团因失去指挥，很快就被起义军消灭。接着，朱德带领军官教育团的学员们及部分警察，也投入了搜索敌人的战斗。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城里的枪声渐渐稀疏下来。在起义军总指挥部所在地的江西大旅社的楼顶上，一面鲜艳的红旗，在晨风中猎猎飘动。它象征着南昌起义的胜利，象征着人民军队的诞生。

　　南昌起义胜利后，朱德被任命为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军长许杵从未到任）。

　　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起义军于8月3日撤离南昌，向广东方向挺进。朱德陈毅率第九军于9月20日抵达三河坝，并在此驻守。

朱毛会师

　　1928年春天，湖南的革命形势本来很好。但由于党湘南特委执行了乱烧乱杀的“左”的错误政策，致使一部分群众产生了恐惧心理而远离革命。加上当时粤、桂、湘的军阀混战刚结束，已达到暂时的妥协。于是便勾结起来，以七个师的兵力，分南，北、西三路对湘南实行“联合会剿”。朱德、陈毅为了保存革命实力，果断决定：除留下部分地方武装在湘南坚持斗争外，其余部队全部撤出湘南，向井冈山地区转移。

　　4月25日，朱德、陈毅率起义军和湘南的农军共1000余人，到达江西宁冈的砻市。

　　1928年4月28日，两个伟大的人物――毛泽东和朱德在砻市的龙江书院见面了。四只扭转乾坤的巨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5月4日，在砻市河东沙洲的广场上，门板和竹竿搭起的高大的主席台，无数面红旗簇拥着。主席台两旁竖立着“庆祝两支革命部队胜利会师”、“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巨幅标语。一大早，战士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会场。茅坪、新城、源头、柏露等地的农民群众，也举着小红旗，赶来参加大会。

　　不到10点，草坪上已坐满2万多人。

　　一会，毛泽东、朱德及其他负责人登上了主席台。全场一片掌声雷动。

　　大会执行主席陈毅在会上宣布：全体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是朱德同志，党代表是毛泽东同志。会场上扬起阵阵欢呼声。

　　朱德健步走到主席台前、神采飞扬地开始讲话。他强调了这次会师的重大历史意义，分析了红军发展的前途。他说：“我们胜利会师，大家一定都很高兴。可是敌人却在那里难过。那就让敌人难过去，我们不能照顾他们的情绪，我们将来还要彻底消灭他们呢。”

　　毛泽东的讲话，也不时被掌声打断。他说：“我们红军不光要打仗，还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现在我们虽然在数量上、装备上不如敌人，但是我们有马列主义，有群众的支持，就不怕打不败敌人。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也有强有弱。我们要善于抓住敌人的弱点，然后集中力量狠狠地打。打胜了，就立刻分散躲到敌人的背后去玩‘捉迷藏’。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主动权，把敌人放在我们手心里玩。”

　　他的讲话，使大家信心倍增。

　　朱、毛会师，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在军队发展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也是朱德革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从此以后，朱德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成了中国革命的象征。

“把我劈成两半，也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1935年8月中旬，由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军左路军，按8月4日党中央在沙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精神，继续向北开进。

　　队伍在卓克基稍事休息，便进入了茫茫无际的水草地。

　　经过10几天的艰苦行军，部队终于来到了草地的中心地带阿坝。

　　按原定计划，左路军从阿坝再往东北方向走，渡过噶曲河，就可到达班佑，同毛主席率领的右路军会师，再一起北上。

　　然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权迷心窍的张国焘以噶曲河水上涨不能通过为借口，擅自下令左路军停止前进，改道南下，并命令已渡过噶曲河到达墨洼的左路军先头部队，重新渡河南下。

　　朱总司令与刘伯承总参谋长听到这个决定，既震惊，又气愤。他们一同去找张国焘。

　　朱德说：“北上是中央经过多次讨论后定下来的，怎么能随便推翻呢？”

　　刘伯承也说：“我和一些同志亲自去试过了，河虽然涨水，但有些地方河面宽，水并不深，部队渡河没问题。”

　　“哎呀――”张国焘很不耐烦地说：“你们这些同志，怎么不看看实际情况呢？我们不能光听一两个人的汇报和相信两个地点的测试，就认为可以渡得了河。现在这里正是雨季，雨一下子停不了，水也不会马上退，总呆在这里是危险的。根据敌情的变化，根据天时、地利，目前已不是我们要不要北上的问题，而是中央和右路军应回师南下的问题。”

　　听了张国焘的这番话，朱德和刘伯承的心情沉重起来。张国焘是仗恃自己人多枪多，一心要与党中央闹分裂，从而实现他自立为王的个人野心！

　　朱德的分析不错。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朱德读到了一份电报。电报是张国焘的部下联名发到党中央的，表示拥护张国焘当党中央书记及军委主席。朱德看后，很奇怪：“共产党里怎么竟会发生这样争权夺利的事？张国焘可算是第一个。”

　　他们更感到局势的严重。

　　对于张国焘的错误行为，党中央多次来电对他进行了批评，并命令他立即率部北上，不得拖延。

　　电报一份又一份来，张国焘却都往地上一扔。

　　9月上旬，张国焘密电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命令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竞争”，企图危害中央。密电到了巴西，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会，陈昌浩正讲得兴高采烈。他接过电报，顾不上细看，顺手交给身边的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看后，立即把电报装在口装里，若无其事地走出会场，之后飞快跑到党中央驻地，把电报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完电报，感到情况十分紧急，便马上用铅笔把电文抄下来，把原件交给叶剑英，告诉他处境危险，要赶快回去，要提高警惕。等叶剑英急速赶回会场，陈昌浩还在滔滔不绝地讲着。

　　毛泽东带着这份密电的抄件，立即和张闻天、博古等紧急磋商。他们一致认为，张国焘既已背着中央，秘令要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竞争”，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不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接着，他们很快赶到三军团驻地，同在那里的周恩来、王稼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一致决定党中央和一、三军团连夜北上，脱离险区。

　　张国焘于9月15日制定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17日又悍然发布大军南下的命令，并再次电告陈昌浩于9月下旬将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从草地带回。

　　张国焘的一系列反党活动，遭到了朱德、刘伯承的坚决反对与严正斥责。显然，朱德与刘伯承已成了他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巨大障碍。对此，张国焘怀恨在心，把朱德、刘伯承视为眼中钉，恨不得置他们于死地。于是，张国焘一手制造的一次次非难、一回回陷害，便向他们扑来。

　　在张国焘亲自组织的一次所谓“党内活动分子会议”上，张国焘的“活动分子”们讥讽、喧闹、跺脚、谩骂，拍桌子、吐口水。张国焘阴险地坐在一边，一言不发，任凭他的“活动分子”们歇斯底里地对朱德叫嚷：

　　“快说，你为什么要坚持北上？”

　　朱德镇静地答道：“北上的决议，我是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举过手的。这个路线是正确的，我坚决拥护。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决议。”停一下他又说，“党是一个整体，不能分裂。红军的行动应按照党中央的决定执行。”

　　“行了，别说这些。我们现在要南下，你究竟支持不支持？”

　　“我是支持北上的。你们一定要南下，我也没办法，但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你们这样做，就是分裂党，分裂红军！”

　　“北上！北上！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北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这里并不需要你！”

　　朱德理直气壮地反驳：“我来左路军工作，是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我的任务是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一道执行党中央的决定，共同北上。既然你们现在不肯北上，那我只好等待。”又说：“不过我相信，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顾大局、识大体的。他们最终是会走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身边来的。”

　　这时有人大声喊叫：“你说赞成北上，又要跟我们南下，你是两面派、骑墙派！”

　　“不让他当总司令！”

　　“住嘴！”坐在朱德旁边的刘伯承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站起来厉声喝道：“你们这是开的什么会？是党的会议？还是审案子？怎么能这样对待总司令？”

　　如此一来，斗争的矛头又转向刘伯承：

　　“你咋唬什么，你的罪状还少么？你们当总司令、参谋长的，把几十万红军都领导到哪里去了？今天还想指挥我们，让我们跟着你们北上逃跑，我们不上这个当！”

　　刘伯承看为朱总司令解了围，心里才平静了一点。他又劝告大家：“北上是为了抗日救国，怎么就是逃跑？川、康地区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敌人又多，对我们十分不利。南下是一定要碰钉子的。薛岳、李抱冰的部队并没有走，你们南下，就会碰到薛岳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移北上。”

　　这时，坐在一旁的张国焘，气急败坏地站起来，对刘伯承大声嚷道：“不念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我就杀了你！”

　　刘伯承扶扶眼镜，冷笑道：“你就是杀了我，我也拥护中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路线！”

　　不管“活动分子”们怎么骂，怎么斗，朱德始终沉着地坐在那里，时而翻书，时而静听，时而进行有力的反驳。但在北上问题上，他毫不让步。

　　斗争会开不下去了，张国焘只好宣布散会。

　　开会回来后，康克清见朱总司令一言不发，脸色阴沉，十分关切地问：“老总，今天的会开得怎么样？他们是不是仍要坚持南下？”

　　朱德默默地点了点头。

　　“那怎么办呢？”

　　“没别的办法，咱们只好忍辱负重，做‘牛皮糖’，用最大的耐心去做工作。”

　　不久，张国焘正式下达了南下命令。临行，有人还挑衅地对朱总司令说：“如果你还要北上，现在就走吧！”

　　朱总司令回答：“我不能走！党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

　　我是党派来做工作的。你们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10月5日，左路军开始二过草地向南去。在从阿坝到松岗的路上，张国焘把朱总司令与刘总参谋长调离司令部，让他们跟前线部队一起行军、宿营，实际上是撤了他们的职。一到卓克基，张国焘立即召开秘密会议，公然成立了“中央”、“中央军委”等非法组织，并自封“主席”。为遮人耳目，还强行把朱德、刘伯承等拉入伪中央，并以“中央”的名义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命令他们“以后不许再冒用中央的名义”，甚至悍然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人应撤消工作，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及党籍，下令通缉。”同时，为了欺骗舆论，张国焘还威逼朱德发表反对毛泽东及北上抗日的宣言。

　　朱德拒绝了他们的要挟，明确表示：“北上的决议，我是举过手的，这个路线是正确的，我不能反对。我只能服从一个中央，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我永远不会做墙头草。过去人们都把朱、毛当成一个人，朱怎么能反对毛呢？你们就是把我劈成两半，也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这番话，激怒了张国焘以及张国焘的亲信打手们。有的骂朱德是“老不死”、“老顽固”；有的几次掏出枪来，但被张国焘制止。因为张国焘怕引起一场内部血战。因为这里不光有四方面军的部队，还有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一打起来，对双方均不利。况且，把这两位在云、贵、川一带名震遐迩的将领留在身边，也可与川军中的旧友通融，减少部队所遇的阻力。

　　之后，张国焘对朱总司令的刁难和迫害愈演愈烈。他们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攻击和排挤他：不让他听消息，不让他看文件，不让他参加会议，不让他过问事务，甚至连行动都受到限制。实际上是把朱德软禁起来了。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朱总司令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他坚信，党中央、毛主席确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朱总司令的心里装着四方面军的同志。四方面军的同志也惦念着总司令。部队里很多同志不顾张国焘的监视，前去探望朱总司令，并向他传递消息，请示该如何做。朱总司令从挽救整个红军的大局出发，置个人的荣辱度外，一再告诉部队同志：要看到革命的长远利益，服从现在领导的指挥；要搞好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不能搞分裂；要少讲空话，多做实际工作；不要鲁莽行事，……

　　朱总司令的指示，使大家心里豁然开朗。但大家看到朱总司令一天天消瘦下去，心里都十分难过。他们一再请求：

　　“总司令！你可千万要保重身体啊！”

　　“总司令！你有什么困难？我们能为你做点什么？”

　　朱总司令微笑着回答：“谢谢同志们，我很好！我个人什么困难也没有！”稍停，他又说：“可是，红军有困难，革命有困难啊！请转告同志们，无论如何要从大局考虑，注意团结。你们当领导的，要多关心部队，体贴照顾好同志们，要团结一心，去战胜困难，最后还是会胜利的。”

　　但朱总司令凭着他的坚强意志和铮铮铁骨，继续与张国焘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他多次地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是横下了一条心，坚决跟党中央、毛主席走。就是套上一千条水牛，也别想把我拉回去！”

　　和朱总司令预料的一样，张国焘率军一到天全、芦山一带，便陷入国民党军和四川军阀部队的重重包围之中。越打越残酷。尽管战士们浴血苦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接连受挫，陷入绝望的困境。在万般无奈下，张国焘才被迫决定撤出川、康边界，向西北方向的道孚、炉霍、甘孜转移。这时，部队已由8万多人减少到4万多，损失过半。

　　年已50的朱德，和战士们一样，走在风雪弥漫的险道上，他还亲手把掉进雪坑里的战士拉上来，又搀扶体弱的同志爬上很陡的山崖。

　　部队由于连续苦战，加上饥饿、疾病、寒冷，仍有数以万计的同志倒在风雪中。这些坚强的战士含着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遗恨，永远倒在这冰封的险谷之中……

　　“南下！南下！南下的结果是什么？是冻死！是饿死！是惨败！”

　　“张国焘呵张国焘，你可把人给害苦了！”

　　战士们怨声载道。

　　四方面军中更多的同志清醒过来。

　　1936年6月，贺龙、任弼时等根据朱德的电令，率领红二、六军团长征来到甘孜，和左路军胜利会师，并于7月初召开了有两军领导干部参加的甘孜会议。在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人的坚决斗争下，加上左路军中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张国焘才只好同意北上。

　　部队在朱德的率领下，来到阿坝。

　　部队在此休整了几天，做一些思想及物质准备。临出发前，朱德把驻在杂谷脑的兵站部部长吴先恩找来，开门见山地问：

　　“你们兵站还有多少伤病员？”

　　“600多。”

　　“都能带走吗？”

　　吴先恩说：“目前只有100多副担架，200多匹驮枪枝弹药的骡马，伤病员无法全部带走。”

　　朱德思索一下，以商量口气问：“能不能把驮枪枝弹药的牲口都腾出来驮伤病员？”

　　“当然可以，但这么多枪枝怎么办？”

　　“带不走，统统毁掉！”

　　“这……”吴先恩犹豫了一下，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按四方面军的规定，枪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是战士的第二生命，毁枪是要受处分的。”

　　“这个规定也是对的。”朱德拍着吴先恩的肩膀说：“但现在具体情况不同。过去是人多枪少，随时都有兵员补充。现在是人少枪多，人是最宝贵的。有了人，还愁将来没有枪？我看要人不要枪。如果受处分，我替你顶着。现在我给你下个命令：一个伤病员也不准丢下，丢了，就处分你！”

　　“是！我保证把伤病员都带走，一个也不丢下！”吴先恩坚定地说。

　　部队沿着广漠的草地继续北进。

毛泽东对朱德说：“元帅升帐了，好神气！”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总司令，朱德为中国革命立下了赫赫战功。

　　由于朱德战功卓著，1955年，毛泽东亲点他为开国第一元帅。9月29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主席亲自授予朱德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曾任中央领导人专职摄影师的侯波记录下了当时领袖与元帅之间亲密无间、赤诚相待的感人情景：

　　“授衔的庄严气氛到了休息室便换成了轻松愉快。毛泽东容光焕发，缓步走到元帅们面前。他忽然向前倾了身子，直视着朱德的脸，用一种近乎孩子气的欢愉的口气打趣说：‘啊，元帅升帐了，好神气！’元帅们都开心地笑了。陈毅和贺龙还挺胸昂首，挥动双臂，迈着正步从他们面前走过，接受军委主席和总司令的检阅……”

“心怀叵测呀！”

　　从1966年起，中华大地突然卷起漫天风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街上的高音喇叭播送着林彪、江青一伙的“指示”：

　　“天下大乱，越乱越好！”

　　“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人们窃窃私语。

　　形势继续恶化。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和国务院的许多领导，都被点名批斗、关押或靠边站了。接着，攻击彭德怀、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的大字报也先后出现，甚至还有要打倒周总理的大标语。

　　年事已高的朱德再也坐不住了。他拄着手杖，巡视在一排排大字报中间。面对那些离奇的谣言和无中生有的捏造和中伤他有时冷笑，有时愤懑。凭他丰富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经验，他看清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险恶居心。

　　“心怀叵测呀！”这是他当时常说的一句话。

　　他总想抽时间去同多年的老战友周恩来说说心里话。但，动乱的局面给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带来了严重的混乱。作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什么都要管，每天工作十几、二十几个小时，实在太忙、太累了，怎么好再去增加他的负担呢。

　　1967年1月，朱德在玉泉山小住几日后，又回到中南海的家里。一进门，只见里里外外都贴满了“打倒”、“炮轰”之类的大字报，他心里十分懊恼。但他又想：总有一天，人们会看到，历史是最公正的。

　　这天，有人告诉朱德，街上出现了攻击和诬蔑他的大字报，说他是“大军阀”、“黑司令”、“黑帮总根子”、“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并带来了一份“揪朱联络站”印发的传单，说他秘密成立了一个什么党，还在什么地方开过会，任这个党的“主席”。朱德戴起老花镜，把传单看了一遍后冷漠地笑了。

　　这时康克清问道：“老总，你笑什么？”

　　“根本没这回事，是造谣嘛！”朱德鄙夷地挥着手说：“让他们造去，将来会弄清楚的。”

　　接着，又有消息传来，说北京已成立了“揪朱兵团”，并已派出了部分“战士”到四川仪陇“造反”。

　　康克清不安地说：“如今，你是‘黑司令’，我是‘走资派’。今后，还会怎么样啊？”

　　朱德却很坦然。他很有信心地说：“只要有主席、恩来在，就没关系。他们最了解我。”接着，他又宽慰地说：“不要紧，定的‘走资派’越多，越不是‘走资派’，形势不会总这样下去的。”

　　襟怀坦荡的陈毅站出来为朱德说话了：“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的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这位和朱德战斗了几十年的老帅，说出了全党全军的心里话！

　　然而，康克清多次被造反派们揪去批斗。造反派头头们嚷道：“你要老实交代你的走资派罪行！还要老实交代朱德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

　　康克清昂起头，冷冷地回答：“我不是‘走资派’，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朱老总同毛主席是一起战斗几十年的战友，他更不会反对毛主席。”

　　“那你说，是不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井冈山会师的？”

　　康克清摇摇头，说：“这不是事实，是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带领湘南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的。历史明摆着，不是谁想改就改得了的。”

　　这一回答，使得造反派们又嚷起来：“她还不老实呀！还不老实呀！”

遭软禁的委员长

　　1969年4月1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在这次大会上，林彪、江青集团的一批骨干和亲信，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同时，林彪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定为接班人。江青、叶群被选为政治局委员，陈伯达、康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集团的亲信占了半数以上。

　　朱德是抱病参加“九大”的。那几天，他正患气管炎。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不肯放过他，在开会期间，他们组织一帮人，多次批斗朱德，逼他作检讨。

　　一天，朱德开会回来，问康克清：“你认识吴法宪吗？”

　　康克清摇摇头。

　　“那邱会作呢？”

　　康克清又摇摇头。

　　朱德急了，说：“你怎么会不认识邱会作？”

　　“我的确不认识他嘛。”康克清肯定地说。

　　“那你总认识李作鹏吧？”

　　“李――作――鹏？”康克清想了半晌，终于想起来了：“噢，就是过去在你的警卫班里当战士的那个李作鹏吧。”

　　朱德“嗯”了一声。

　　康克清感到老总突然提到这几个人，定有原因，便追问：

　　“你问这几个人是什么意思？”

　　朱德叹口气说：“这几个人呢，都‘左’得不可收拾哟！”

　　“九大”后的一天，林彪死党黄永胜的秘书，在电话上传达了“首长”的一道勒令：

　　“勒令：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聂荣臻、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必须老实交代反党罪行！”

　　朱德接到这个“勒令”，冷笑着说：“不要理它！”10月18日，林彪又擅自发出所谓“第一个号令”，要把住在北京的“老机”（“机会主义者”）们，“疏散”到全国各地去。

　　康克清也曾怀疑地问朱老总：“是真的要打仗么？”

　　朱德淡淡一笑，说：“战争又不是小孩子打架，凭空就能打起来。打仗之前，总会有许多预兆。可是现在根本看不出战争的迹象嘛。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根据这一“号令”，陈毅要到石家庄，徐向前要到开封，叶剑英要到湖南，谭震林要到桂林，而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则要到广州。并且限令在10月20日之前，必须全部“疏散”完。

　　临离开北京，朱德身边什么人也没有。没办法，只好打电话给正在被“专政”的康克清。

　　“康克清，你得跟我一起走啊！”

　　康克清为难地说：“对呀，我是该跟你一起走。可是，军代表要不点头，我想走也走不了啊。”

　　朱德拿着电话机，沉吟半晌，无可奈何地说：“我只好打电话给恩来，让恩来跟他们说。”

　　电话打通了，康克清很快回来了。

　　1969年10月20日，一架大型客机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了。朱德、董必武等被人搀扶着，走下舷梯。

　　迎面走过来的几个人，没有微笑，没有寒暄，只有伸过来的一只冰冷的手。

　　广州，朱德过去来过多次。那时，一下飞机，就有很多人笑着迎上来，热情地问候。可是今天，他成了“大军阀”、“黑司令”、“反党分子”！

　　连续乘坐3个多小时的飞机，83岁的朱德已相当疲劳。

　　但他还不能马上去驻地休息，因为，驻地还没收拾打扫。

　　据说原来是准备让朱德住在广州内的珍岛宾馆的，可后来又决定：让他到从化“呆着”去吧！

　　在从化前后9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任何负责人来看望过朱德。

　　他已经失去了自由！他想到附近的工厂搞调查研究，但却“不行！”

　　他想自由地散步，但却“不准超过桥头警戒线！”

　　这已和软禁没有什么分别。

　　这样的软禁生活，一直持续到1970年8月，朱德才回到北京。

毛泽东说，朱德是红司令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投敌，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件事，使全国人民拍手称快，也使一些被林彪蒙蔽的人醒悟过来。

　　朱德怀着激愤的心情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里说：“当我从文件中看到林彪及其一伙妄图谋害毛主席时，我感到异常愤慨。他们真是恶贯满盈，十恶不赦。林彪这颗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最危险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使我们党更加纯洁，更加伟大了。”

　　从此以后，朱德的处境才开始好了些。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召集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们谈话时，向阔别已久的朱德走过来。他热情地和朱德握手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

　　听到这些话，朱德流泪了。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流泪。他太激动了。

　　1975年1月，康克清到首都体育馆参加“批林批孔”大会回来，对朱德说：“我刚才听了江青的讲话，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她要把手伸到军队里去。”

　　朱德沉思片刻，自信地说：“你不用担心。军队里绝大多数人是好的，地方上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广大群众也是好的。你想想，群众会同意再受二茬罪吗？你到农村去问问农民，让地主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到工厂去问问工人，让资本家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再去问问知识分子们，做亡国奴他们赞成不赞成？他们一定都不赞成。别看有些人一时闹得挺凶，总有一天，他们会被人民抛弃的。”

送别恩来

　　1976年1月8日，全国各民族人民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

　　噩耗传来，朱德斜躺在沙发上，直盯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脸上的热泪一滴接一滴地流下来，他不断地念叨着：“恩来呢？恩来在哪里？……”

　　“老总！你要安静些！”

　　“爸爸！您有病刚好，千万可不能着急呀！”

　　康克清和孩子们围坐在他周围，用各种宽慰的话想使他平静下来。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人们在门外急得团团转，搓着手，流着泪。

　　“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你们应该了解总理伟大的一生啊！”朱德稍微平静后，向周围的人们发问。

　　人们频频点头，但谁也没有说话。

　　在54年的战斗生活中，朱德和周恩来结下了十分深厚的革命友谊。从柏林会晤到“文化大革命”时期，50多年来，他们一起挑起沉重的历史重担，一同经历过磨难和风雨。他们像手足一样，相互离不开。

　　1月11日上午，朱德支撑着颤巍巍的病体，乘车到北京医院，向恩来的遗体告别。一路上，他都在流泪，坐在汽车里就要脱帽。到了恩来的遗容前，他庄严地向自己一生最亲密的战友敬礼告别，他凝神注视，迟迟不愿离开。

　　从医院回来，他仿佛觉得这只是一场噩梦，但又知道这是真的。

　　为恩来同志举行追悼会的那天，秘书来请示：“去不去参加？”

　　“去！当然去！”朱德毫不迟疑地回答。

　　开会的时间快到了，汽车已在门口等候。可是因几天来寝食不安，彻夜流泪，朱德身体过分虚弱，两条腿站不起来了。“唉！去不成了！怎么对得起恩来？”他十分不安地瘫坐在沙发里。

　　“快把电视打开！就是坐在家里，我也要参加这个追悼会。”

　　电视机里传来哀乐。朱德闪着泪光的眼睛，紧盯电视屏幕上那系着黑纱的灵车，经过10里长街，一路向西，向西……

　　然而，巨大的悲痛并没有压倒这位坚强的老人。他对周围的人们说：“总理去世，毛主席身体也不大好，我应该更多地做工作。”又说：“人活着是干什么的？就是要革命，要工作，要斗争！”

最后时刻

　　1976年6月21日，朱德的病情恶化。但按原来的安排，他还要去接见一批外宾。同志们建议他休息，请中央其他首长代替接见。而他说：“这是党安排的，我怎么能够因为身体不好，就随便不去呢？”结果，他吃了药，还是去了。

　　6月25日，经过医生会诊，决定让他立即住院治疗。可是，在原定日程里，第二天上午还有一次接见外宾的任务。朱德坚持说：“不要紧嘛，等明天我接见完了外宾，再去医院也不晚。”

　　然而，第二天上午，病情突然恶化，朱德才不得不同意住院治疗。

　　7月1日那天，朱德的病情已经很严重，肺炎之外，又增加肠胃炎和肾病，持续高烧不退。医护人员和亲属们都十分着急。可是朱德躺在病床上，还把秘书叫到跟前问：“今天是党的生日，报纸该发表社论了吧？念给我听听。”

　　夜，静悄悄的。

　　病房里，医生、护士们忙碌了一阵之后，安静下来。朱德打过安眠针后，慢慢闭上了眼睛。他实在太疲乏了。

　　一直守候在病房外的康克清，隔着玻璃窗，忧郁地望着朱德那双困倦的双眼。她为他两天来总也睡不着觉而感到焦虑。几十年来他们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没有谁能比她更了解朱德的心思和性格。过去，他常常失眠，是因为在考虑党、国家、军队的大事。而现在，“四人帮”把党和国家搞成了这个样子，满目疮痍，怎么能静下心睡觉呢？

　　“护士同志，老总睡着了么？”康克清轻声问道。

　　护士轻手轻脚走到门口，笑着朝康大姐点点头。

　　这时，康克清回想起最近几天朱德对她说过的一些话。

　　“……文化大革命中，军队里虽然出现了几个败类，但从整个军队来说，林彪、‘四人帮’是拉不走的。干部中，也有少数人被他们拉了过去，但广大干部是不会跟着他们跑的。至于广大人民群众，则更是反对他们一伙的倒行逆施，不会让他们的阴谋得逞的。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坚持真理，不管是在什么艰难复杂的情况下，对革命都要有坚定的信心。”

　　“……几十年来，我尽心尽力地去工作，去战斗，扪心自问，对党对人民是无愧的。我唯一不放心的是咱们的晚辈。如果将来晚辈们的思想染上了恶习，经过多方教育，仍然不肯悔改，那你就同他们脱离亲属关系，免得他们打着招牌做坏事。我们积蓄的钱，你要全部交给党，不给子孙们留下分文……”

　　又经过几天的综合治疗，朱德的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严重了。7月初的一天，党中央的一位负责人赶到医院看望他时，朱德连说话都很吃力了。他拉着这位同志的手，断断续续地说：“你要抓经济！……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威望只能上，不能下！……我们的生产也只能上，不能下！……无论如何也要把生产……搞上去！我还能做事……要工作……

　　革命到底！”

　　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1分，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军队的红司令朱德同志安详地睡了。

　被誉为党的“骆驼”，中共七大后的五大书记之一。

毛泽东介绍任弼时赴俄

　　新屋村，1904年4月30日，任弼时出生在一个教书先生的家里，其父任振声，得子，十分高兴，取奶名二南。

　　二南天资聪慧，4岁时就在父亲指导下，悬臂练写柳公权的字帖，抄写诸葛亮的《前出师表》等文。二南7岁时，辛亥革命爆发。这年，父亲送他到本乡的作民小学读书，学名叫培国。培国成绩优秀，跳班至序贤初等小学三年级。这所小学是新式教育。由其父任振声讲国文，他慷慨激昂地向学生们讲了国耻，讲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讲满清政府的腐败，任培国幼小心灵里，激起了爱国之情。

　　1915年，任培国在序贤初等小学毕业后，考入了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初等小学。

　　长沙第一师范有个学生自治会，是个传播新思想，提倡新社会的进步组织，经常组织学生开展讲演等活动。毛泽东就是这个自治会的成员，他经常讲演，任培国当时很喜欢听他的讲演。

　　一天，任培国与两个同学到学生阅报室里看报，正巧有几个学生自治会的高年级学生正谈论国家大事。任培国看见毛泽东也在其中，就上前自我介绍道：“我们是高山部的，想参加你们的活动，不知行不行？”

　　毛泽东握着他的手，笑着说：“好哇，欢迎你们。”接着，毛泽东又热情地向这三位低年级同学介绍了自治会的情况，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好好锻炼身体，为国争光，从此任培国便经常向毛泽东请教。

　　在学校，任培国还选了拳术、美术为自修科目。并结识了英语教师肖三，任培国经常得到他的教诲，受益匪浅。1920年，任培国已16岁了，再读一个学期就高中毕业，面临毕业后的出路问题。穷学生都觉前途暗淡，有的托人，有的找路。任培国当时已绘得一手好画，至少毕业后可卖画糊口。这时，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湖南的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等人都去了。任培国的校友李富春也走了。一天，任培国收到李富春的来信，信中讲了留法勤工俭学的情况，要他也去。这天晚上，任培国手握着信，久久不能入睡，他很想去勤工俭学，但他想到家中父母年迈，三个妹妹又小，不忍远离。正好他的叔父经商到长沙，知他想远涉重洋，立加劝阻。任培国，最后终于没有去成。不久，又有一批同学去了法国，任培国又心动了。

　　这天，任培国和同学肖劲光来到岳麓山下。任培国说：“劲光，我们国家如同一支破船，正在风浪中寻觅方向，我辈热血青年，应担此重任，岂能把眼光放在一碗饭上？”

　　肖劲光说：“培国，你说的对，我辈当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之高翔。”

　　任培国说：“去法国勤工俭学已错过机会，可无论如何，我们也要到世界各地走步，古人还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呢。”

　　肖劲光皱眉道：“我们到哪里去呢？”

　　任培国眼一亮说：“咱们去找毛泽东，他是个有办法的人。”

　　当下，二人便找到毛泽东，把想法说了，毛泽东笑着说：“上海有一批青年要到俄国去留学，如你们愿意去，我可以写信介绍你们，和他们一起去。”任、肖二人听后，十分高兴地说：“好哇，我们一定去。法国没去成，我们去俄国。”

　　毛泽东又取来地图，把俄国的位置指给他们看，接着，毛泽东给他们讲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还讲到了列宁。任培国与肖劲光越听越兴奋，终于下了最后决心，到俄国留学。

　　毛泽东见这两名青年劲头如此之足，也很高兴，立即写信和上海联系，几天之后，上海回信答复，可以启程。1926年11月，任培国与肖劲光乘江轮东下到上海，任培国到上海后，才给家中写了一封书信，但为了保密，措词很隐晦。他和肖劲光住在上海贝勒路的一家湖南人开的小旅馆。在此，他们又结识了张太雷、恽代英等革命青年。这些青年，已是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与这些人交往，使任、肖二人眼界大开。

　　任培国在上海做赴俄准备之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次年初春，任培国与肖劲光等青年一起，从黄埔港搭乘一艘日本客轮，前往海参崴，踏上了奔向十月革命故乡的漫漫旅途。

　　1926，任弼时托王一飞把未婚妻陈琮英从家乡带到了上海。他们是在患难中结下的友谊，之后他们结了婚。在此之前，有人要在上海给任弼时介绍对象，被任弼时拒绝了。婚后，陈琮英担任了中国共产党的秘密交通员，夫妻二人投入了革命斗争的洪流之中。

　　他们结婚不久，也就是1926年的10月，任弼时二赴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代表大会。他告别陈琮英，离开了上海。

与陈独秀针锋相对

　　任弼时赴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代表会期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舞台，正是风云变幻之时，先是北伐军势如破竹，继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张作霖也在北方屠杀李大钊。汪精卫摆出了“十分革命”的嘴脸，在武汉大骂蒋介石，接着宁汉分裂，“马日事变”，中共召开“五大”会议，汪精卫、冯玉祥郑州会谈，冯玉祥投蒋，武汉挥师东征讨蒋，血雨腥风，笼罩着武汉上空。而中共内部对时局看法也各持己见，四分五裂。这时，任弼时回到了国内，他一到武汉，就嗅出风声不对。

　　这天，他来到武昌都府堤41号，毛泽东住处。

　　任弼时进门后，夏明翰、蔡和森、方志敏、毛泽民、毛泽东都在，正在相互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一个个慷慨激昂，指责陈独秀要把中国共产党推向火坑。他们见任弼时进来，都起身让坐，任弼时没坐下，而把手中一张撕碎的《民国时报》往桌上一扔，满面怒容地说：“看吧，这张报纸是一个国民革命军官在大街上撕的，那军官边撕边骂，这上边登了什么？登的鄂南农民组织农会、斗争恶霸地主的新闻，一个小小的国民革命军军官、没人撑腰，敢这么大胆吗？”这时，任弼时又把手中的一份材料往桌上一放说：“这是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致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只看了几眼，见其中提到武装斗争，当场就把它撕了。还怒气冲冲地对我说：‘小孩子，懂得什么？”任弼时手指发抖地说：“难道我们就这样看着任人宰割吗？”

　　蔡和森为任弼时倒了碗水，任弼时喝了一口水又问：“共产国际来了指示，你们知道是什么内容吗？”

　　众人都说不知道。任弼时说：“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斯大林5月13日到了苏联中山大学，接见了中国学生，斯大林对蒋之举十分愤慨，他痛斥了蒋，谈了武汉政府和土地革命的问题，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国际发来了致中共的电报。”

　　蔡和森气愤地说：“既然有电报，为什么不在党内公开？”

　　任弼时锁着双眉说：“我去找陈独秀问个明白。”

　　毛泽东立即拉住他：“弼时，今天下午开党中央扩大会议，会上问吧。”

　　任弼时说：“也好”。

　　1927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了紧急会议，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张太雷等都来了，会议讨论了当前的时局，陈独秀先发了言。自然说要向前看，加强国共两党的团结，小不忍则乱大谋等等。陈独秀发言刚完，任弼时就起身问：“独秀同志，共产国际的指示，你为什么不在党内公布？”

　　任弼时这么一问，到会的很多人都一愣，都不知任弼时的话从何而言，吴玉章问张太雷：“共产国际来了什么指示？”

　　张太雷说：“我也刚听说，还不知道内容。”

　　这时，陈独秀的脸色，由黄变白，由白变青。而后喊道：

　　“任弼时，这指示不须让你知道，你不必多问！”

　　任弼时以极大的忍耐力克制了冲动。散会后，他仰天长叹：“如此下去，我等将无葬身之地！”

　　接着，任弼时参加了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之后，他先到鄂南指导鄂南农民暴动，后奔赴湖南考察秋收起义情况。任弼时在长沙北门外沈家大屋见到了彭公达、夏明翰、谢觉哉等省委领导人。任弼时主持召开了省常委会议。当时，中共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在长沙举行暴动，不少同志在会上摩拳擦掌，要与敌人决斗。任弼时问道：“长沙城内有敌多少？”

　　有人粗算了一下，说：“9000。”

　　任弼时又问：“枪支呢？”

　　答：“7000多。”

　　问：“我们的队伍呢？”

　　答：“有3000多。”

　　实际上3000名战士中，包括起义后拉过来的2000名，实际只有1000多。任弼时说：“这样赔本的买卖，我们不能做。”

　　有人说：“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啊。”

　　任弼时毫不犹豫地说：“问题我去反映，长沙暴动必须停止。”

第一次被捕

　　就在这时，任弼时被调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不久，他又以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派到安徽省检查工作。

　　此时，安徽党的工作已遭到了很大破坏，恢复各级党组织的任务刻不容缓。这天，任弼时按约来到南陵县公园开会，他穿着件长衫，戴着眼镜，脚蹬一双平底布鞋，手里拿着一本书，就像读书的大学生一样，任弼时坐在一个亭子里，读起书来。一本《论语》读完了，还不见约的人来。任弼时正在想为什么之时，见几个人走进园里，边走边四下张望，任弼时一见，知道不妙，正想起身要走，还没抬腿，两个人来到他面前，他们30多岁，青布裤儿，两袖口儿露着半截白边儿，任弼时一看断定不是个好人，又要走，一人把两臂一伸，笑道：“先生再坐会儿罢，干么忙着走哇，你看这古亭子多好哇。”

　　任弼时说：“古亭再好，也不是久居之地呀。”说着就往外走。

　　那人笑道：“你等的同志没来，怎么就走了呢？”

　　任弼时一听，心头一跳，暗道：这人说的话，分明来者不善。但他镇定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人取出一支香烟，在手指盖上戳了戳，吸着后，说：

　　“什么意思？你很清楚。”

　　任弼时把身子一转，再走，那人又到了任弼时面前，说：“怎么，想走，走不了啦。警备司令部的板凳等着你去坐呢。”

　　说着，露出腰中手枪。

　　这时，从树丛之中，又钻出几个凶神恶煞似的人，任弼时心里明白，出了叛徒了。他愤怒地对眼前这人道：“你们要干什么？”

　　一个斜眼子的说：“把他扣起来，少跟他罗嗦。”

　　斜眼子话音没落，过来两个人，抖开手中链子，将任弼时锁上：“朋友，没说的，跟我们走一趟吧。”说着，把任弼时带出公园。

　　往公园外走的时候，任弼时看到同时被捕的，还有一些是他不认识的人。他暗想：敌人为什么要抓许多普通老百姓呢？一定是情报不确凿，捕风捉影。想到此，他暗自拿了主意：决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任弼时等被捕后在南陵县被关了一夜，第二天，又被押到了安庆警备司令部。从南陵到安庆要走水路。为防止他们逃跑，便将他们放在船头，那些乘客听说船上押了“赤脑党”，都过来看热闹。

　　押在船头的任弼时无意抬头一看，看见一张熟面孔，再定睛一看，认出他是家乡的彭佑亭。彭佑亭也看到了任弼时，正要说话，任弼时一使眼色，彭就不开口了。这时，过来个持抢的士兵，对围观的众旅客说：“都走，都走！几个红脑壳，有什么好看的！”

　　任弼时见彭佑亭要离开，大声喊道：“我不是红脑壳，我叫胡文甫！”

　　士兵回身冲任弼时喊道：“喊什么？再喊老子枪毙了你！”

　　任弼时又继续大声喊：“谁不知我胡文甫是长沙陈岳云纸店的徒弟，我是来买货的，不信你们去问我媳妇，她叫陈琮英，在上海霞飞路276号，她在工厂做工。”

　　任弼时这是给彭佑亭递话，暗说，你快去告诉我爱人，让她去保我，我现在叫胡文甫，长沙陈岳云纸店的徒弟。

　　船到了安庆码头后，任弼时一行被押到警备司令部，彭佑亭看准后，急忙奔向上海。

　　任弼时被押到安庆警备司令部后，立即受审，一个小个子军官恶狠狠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任弼时不慌不忙地答：“胡文甫。”

　　小个子瞪着眼继续问：“哪里人，做什么的，老实交待，胆敢胡说，老子撕烂你的嘴。”

　　任弼时说：“长沙陈岳云纸铺的学徒工。”

　　小个子又问：“到南陵县做什么？”

　　任弼时依然不慌不忙地答：“替老板买货。”

　　小个子眼珠子转了转、又问：“既然买货，为什么又去公园开会？”

　　任弼时装做糊涂的样子说：“我到公园是玩儿的。”小个子哼一声说：“看来不动刑你是不招的。”说着上前，打了任弼时几个耳光，打得任弼时嘴角流血，而后，小个子问道：“到哪家货店买货？”

　　任弼时装做害怕的样子，哭着说：“我还没去买呢，就被你们抓来了。”

　　小个子见任弼时对答如流，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一个帮审，在小个子耳边嘀咕，说共产党不狠打不行。小个子点点头。

　　当下，小个子令人将任弼时上大刑，先是跪铁链子，接着压杠子、顶砖头。任弼时被拆腾了一天，已遍体鳞伤，可他心里明白，只要不改口供，敌人就发现不了自己的身份。

　　彭佑亭来到上海，在霞飞路276号找到陈琮英，把任弼时被捕和在船上偶遇的情况讲了一遍，陈琮英一听，脸色立时变了。她抱起小女儿苏明，来到上海党组织所在地，向党组织做了汇报，接着又准备去长沙。当她到上海火车站时，火车刚开走。陈琮英咬咬牙，爬上一辆敞棚的运煤车。母子俩冒着长夜寒风，赶到长沙，找到了五哥陈岳云。陈在长沙开了一个纸铺。陈琮英把任弼时被捕和任弼时捎的话说了一遍。兄妹俩研究一番，统一了口径。陈琮英返回上海，将情况报告了党组织。几天后，一个姓何的律师从长沙来到安庆。他买通警备司令部的人，把案子从警备司令部转到安庆法院，之后，何律师又把几卷光洋暗中递过去，法院假模假样的过了堂，便把任弼时放了。

　　这个何律师是党组织派去的人。当任弼时拖着虚弱的身子回到了上海家时，陈琮英一下扑在他身上痛哭。任弼时四下看看，问：“我那爱女苏明呢？”

　　陈琮英哭的更厉害了，她哭着告诉他，他们的女儿小苏明，在随陈琮英去长沙时，坐运煤火车受风寒得了重病，几天前已死去了。任弼时一听，好一阵才悲痛地说：“革命总要付出代价的。”

第二次被捕

　　任弼时出狱后，中共中央安排他做巡视工作，并安排他任江苏省委常务委员。这时的江苏省委，书记是李维汉。由彭湃负责抓军事工作，斗争很复杂，当时陈独秀与苏联托派联系在一起，在党内，彭述之、江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和陈独秀一起向党攻击，任弼时与李维汉、彭湃等与这些托派进行了斗争，最后，省委在1929年做出决议，将彭、江、马、蔡四人开除出党。

　　一天晚上，任弼时和陈琮英一起刻印文件，忽听门响，从敲门声断定是自己人，任弼时开门后，进来的果然是从浦东回来的交通员，不久前，浦东曾举行了一次暴动，结果失败。

　　任弼时忙问交通员：“那情况怎样？”

　　交通员说：“浦东来了人。他们准备再大干一场，举行新的暴动。”

　　任弼时让交通员坐下，认真地听了交通员介绍的情况，后说：“还有吗？”

　　交通员搔搔头皮说：“就这么多，只要省委点头，那里就动手，工人们劲头很足。”

　　任弼时没说什么，吸着烟，在屋里走了一阵，突然问：

　　“浦东来的同志住在哪里？”

　　交通员一听，立时明白，任弼时要亲自找浦东来人了解情况，他忙说：“这，你不能去，那里不安全。”

　　任弼时已起身穿上了大衣，说：“亲自谈谈，情况更熟，决心才好下呀。”

　　任弼时便同交通员一起出门，来到了浦东区负责人刘晓住的旅馆。

　　这天晚上，在刘晓屋中，任弼时与他一直谈到深夜，任弼时全面了解了浦东的情况后，认为目前进行武装暴动条件不成熟，决定取消暴动计划。

　　刘晓大吃一惊，说：“弼时同志，……”

　　任弼时看着刘晓，语重心长地说：“刘晓同志，我们都是负责同志，任何一个决定，都牵涉到好多同志的性命啊。”

　　刘晓紧握住任弼时的手说：“弼时同志，你的话我明白了。”

　　任弼时回到家里，已深夜两点过。陈琮英还没休息。见任弼时回来，她一边帮他脱大衣一边说：“弼时，今晚的行动，你太冒险了。”

　　任弼时说：“为了同志们少流血，我只得冒险哪。我们党内好多好同志牺牲了，都是因为一些领导不负责任地乱下决心所致。”

　　9月的一天早上，那雨越下越大，街里的水几乎成了河。吃过早饭，任弼时对陈琮英说：“12点回来吃午饭，下午还要参加一个会。”说完，就冒雨出了家门。

　　任弼时走后，陈琮英到街上买了10个铜板的面，又买了2个铜板的雪里红，回到家里，做起午饭，午饭做好了，12点，任弼时没回来，下午1点、2点、3点……到次日清晨，任弼时也没回来，陈琮英十分焦急，猜想凶多吉少。他忙到江苏省委书记罗迈同志那里打听消息。才知道任弼时又被捕了，陈琮英一听，差点儿栽倒地上。

　　任弼时冒雨到开会地点后，刚把门推开一半，见院里的陌生人探头探脑，他便感到情况不对，刚要转身，这时，两个满脸横肉的大汉，将他双膊拧住。两个大汉把他推到院内一间房中，房子里有个女同志，任弼时认识，这是房东，也是中央机关内负责联络的同志，敌人指着任弼时，问那女同志认不认识他。女同志摇头说：“不认识。”

　　任弼时也说自己走错了门。正在这时，女同志身边的三岁小孩子见到任弼时，立即跑过去，抱住任弼时的腿，喊：

　　“任伯伯。”

　　敌人一见此情，立即给任弼时戴上镣铐，推上囚车。任弼时趁敌人不备，把衣袋中一页秘密文件吞进肚内。

　　这次抓任弼时的，是英租界的巡捕房。英巡捕把他押到西牢后，进行搜身，结果，只搜出一张月票，月票上有任弼时的照片和详细地址，敌人拿照片与任弼时对照一下，果然不差。又按照月票上提供的地址去核查门牌号码，根本没这所房屋，如此，任弼时的身份更引起敌人的怀疑，敌人立即用严刑拷打他，问他是什么人。任弼时说：“我叫胡长吉，从湖南来上海做生意的。”

　　一个洋巡捕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问：“家住上海哪里？”

　　任弼时说：“生意人，行踪不定，住处不定。”

　　没等他说完，几个耳光已打了过来。打完后，几个洋巡捕又举鞭子向任弼时身上乱抽，任弼时因刚出狱不久，身体还很虚弱，又发着高烧，他眼前不由一阵发昏，但他咬定牙关，再不开口。巡捕们又用绳子将他口勒开，面对敌人暴行，任弼时十分愤怒，当一个巡捕举起皮鞭朝他身上抽打之时，他猛地扬起手臂朝那巡捕胳膊打去，鞭子一下打到站立一旁的法官身上。这样一来，敌人激怒了，皮鞭、电刑一起上，任弼时昏了过去。

　　法官又令人取来冷水，将任弼时浇醒。任弼时刚睁眼，法官又问他口供。任弼时一口咬定自己姓胡名长吉，湖南人，来上海做桐油生意。法官又令人用电刑。当巡警们把任弼时的手脚和后背都绑好导线，大鼻子黄头发的法官合上电闸，任弼时周身肌肉都跳动起来，像有无数钢针在刺，他脑壳发胀，眼球外突，天旋地转，……但他以无比坚强的意志，抵住了酷刑。法官见任弼时仍不说，立时加大电流，直到任弼时又昏死过去，待任弼时苏醒后，敌人又再用电刑，使他再次昏厥。如此反复用刑，两个电极把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

　　无论敌人怎样用刑，任弼时就是不改口供，敌人无奈，只好将他投监入狱。

　　任弼时被捕的消息党组织很快就知道了，周恩来指示负责中央特科的陈赓组织营救，陈赓立即通过关系，探明案情，陈赓找到陈琮英，把组织要他营救的话告诉了她，并要陈琮英配合营救。陈琮英含泪道：“陈赓同志，该怎么办，你就说吧，为了救弼时，我入刀山火海都行。”

　　陈赓说：“敌人现在还没抓到弼时的任何证据，特科在德培里给你找了间房子，在那里住了一个姓杜的老太太，待有人来查问时，老太太权做你的女佣人，你是闻讯从湖南长沙来这里救夫的。”

　　陈琮英点点头。立即与陈赓来到德培里，陈琮英与杜老太太接上了头。杜老太太也是革命的老妈妈。她对陈琮英说：“孩子，放心吧，他们特科的同志本事大，准能救出弼时。”

　　陈琮英说：“这我知道。”

　　陈赓又通过关系把外面情况告诉任弼时，之后，让陈琮英出面，在巡捕房上下打点，因使了钱，加之巡捕们也没抓到任弼时的任何口供及证据，对任弼时的审问也放松了。但也不放过他，只把他关在牢里。陈赓又去找国民党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杨登瀛当时已完全热心为中共服务，他听了陈赓介绍的情况后，当天便在英租界一家大酒楼摆了一桌盛宴，宴请英巡捕房的头子兰普逊。席间，杨登瀛说：“我有个亲戚从湖南来上海做买卖，被你们的手下关进了监牢。”

　　兰普逊与杨登瀛过从甚密，听了杨的话后，说：“是你的亲戚，好说，回头把他放了就是。”

　　酒席宴摆的第三天，任弼时被放了出来，当他与陈琮英见面时，已形同两人，只见他面容憔悴，如同生了一场大病，后背被电击成的洞，用手一按，冒着黑血水，陈琮英抱住任弼时，泪珠儿不由得滚了下来。

任弼时的“童养媳”

　　任弼时与陈琮英的姻缘可谓“父母之命”，也算娃娃亲，但陈琮英却非一般童养媳。

　　任弼时的父亲任振声与原配夫人陈氏感情很好，不幸陈氏婚后一年即逝。为了维持和陈家的亲戚关系，任振声和陈氏的兄弟定下了后一辈的秦晋之好。1914年，陈琮英12岁便来到任家当童养媳，这一年任弼时才10岁。任弼时聪明睿智，知书达理；陈琮英性情谦和，朴实淳厚。二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相处十分融洽。

　　1915年夏，任弼时考入规模宏大、设备齐全、师资优良的长沙第一师范学校附属高小部读书。不久，陈琮英也到长沙北门外一个小袜厂当童工。每逢星期天或假日，任弼时就去看望陈琮英。陈琮英总是尽力弄一点好吃的饭菜给任弼时。

　　当时社会动荡不安，任家的生活十分清苦。父亲教书失业，母亲虽然拼命纺线种菜，仍然难以维持家中的各种开支，任弼时的学费已成家中极大的经济负担。每一次开学时，母亲只能交给他一吊钱，合1000个小铜钱。善良的母亲知道，一个学期的书费、学杂用费，远远不是1000个铜钱所能支付的，但她再也没有办法给儿子筹集更多的钱了。

　　任弼时经济上的这种窘迫，瞒不过陈琮英的眼睛。为了资助任弼时完成学业，陈琮英把每月挣来的为数不多的工钱，省吃俭用，一个一个铜板积攒起来，悄悄地交给任弼时，并低声说：“给你读书用吧。”这使任弼时非常感动。

　　任弼时与陈琮英的感情正是在这种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患难之中缔结起来的。

　　1921年，任弼时告别了陈琮英，长途跋涉，去苏俄留学。在莫斯科，任弼时经常写信给陈琮英。但陈琮英因母亲早逝，父亲长年在外谋生，因而没有机会踏进学校，任弼时的来信她看不懂，只得求助别人。

　　陈琮英是个倔强的姑娘，她不愿意这样长期求人念信，更不愿他的来信让别的姑娘读到；同时也为了自己将来更配得上任弼时的这个文化，加之任弼时赴莫行前给父亲的家书中曾特写道：“仪芳读书事，乃儿为终身之谋。”任家也积极筹划，终于让陈琮英上了自治职业学校。上午她在校学习，下午去工厂上班，风雨无阻，天天如此。紧张的生活使陈琮英疲惫、消瘦，但却磨练得她精神充实，意志坚强。她日夜思念、惦记着任弼时。就这样熬过了4个春秋。

　　1924年8月，任弼时返回祖国，即刻投入了国内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他到上海大学教授俄文，向青年学生介绍苏联革命的情况。与此同时，党中央还决定他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的恽代英，请他为创刊不久的《中国青年》写文章，在青年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

　　上海是中外反革命势力盘踞的地方，一片白色恐怖，环境十分恶劣。特别是“五卅惨案”发生以后，革命者随时有被捕的危险，没有家属的男同志处境更是艰难。因此，1926年，党组织决定把陈琮英接到上海掩护任弼时工作。

　　任弼时原本打算亲自回乡看望母亲，接陈琮英到上海。船票买好了，行李也搬到船上了，但突然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要他到北京开会。他毫不犹豫地服从组织决定，马上把行李搬到另一只船上，到北京去了。等任弼时从北京回来，组织上已托王一飞把陈琮英从长沙接到了上海。望着陈琮英，任弼时抑制不住内心的阵阵喜悦。

　　这已是1926年春了。自从1920年夏任弼时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准备赴苏俄留学始，他们一别已近6年。当年稚气未脱的中学生成长为机敏持重的青年革命者；当年袜厂的小童工，也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花花绿绿的上海，素有十里洋场之称。它迎接陈琮英的是神秘和陌生。不同变化各种色彩的霓虹灯，眨动幽深的眼睛，耸峙拥挤的高楼大厦，直向云空，密密麻麻的街巷，则如同大山里的深谷。这一切，她都看不习惯。尤其使她不习惯的，是那些打扮时髦的绅士淑女们，总是向她投来冰冷的目光，讥笑她这个土里土气的外乡人，使她感到如同芒刺在背，鱼鲠在喉。任弼时知道了陈琮英这些烦恼之后，就鼓励她说：“不要怕，我们是在这里斗争的。你也要学会斗争。”望着任弼时坚毅的面孔，陈琮英心里热乎乎的，她低沉而坚定地表示：“我一定跟你一块儿学会斗争，你前面走，我后面跟着。”

　　是年4月初，任弼时和陈琮英在上海结婚。这颗在贫困土壤里播下的爱情种子，在革命斗争的风雨中成长，开花了。婚礼，没有豪华的摆设，没有丰盛的酒宴。新房，仍是原来任弼时住的亭子间，没有增加一件东西，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破书架外，什么东西都没有。在这里，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也是一个战斗的据点。

　　就在他们婚后不久，北伐战争开始了。任弼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号召广大青年参加北伐军，并领导上海的青年工人、学生开展策应北伐的罢工、罢课斗争，非常紧张繁忙。任弼时有时把胡子蓄得很长，有时又刮得精光，有时穿长袍，有时又换上学生装，以迷惑敌人的侦探。陈琮英担任了党的秘密交通，并兼搞油印，工作也很忙。但她还是尽力从生活上关心照顾任弼时。有时，任弼时要忙到天快亮时才回家，陈琮英就一直等着，只要听到那熟悉的脚步声，便马上高兴地去开门，并张罗着给任弼时做饭。但任弼时总是不让她弄，自己倒一杯开水，咕噜咕噜喝下肚去，然后倒床就睡。还没睡上两三个小时，窗外放明，他又一弹而起，披衣出门。

　　看着任弼时披上旧棉袍，咬着冷大饼，将几张报纸插进口袋，急匆匆地向门外走去，消失在刺骨寒风中的街道拐弯处，陈琮英总是久久地倚在门边，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难过和感动。

　　任弼时第二次出狱之后，组织上考虑他已两次被捕，如果再被抓去，可就难办了，因此不适宜再在上海工作，于是决定让他到武汉去，担任长江局委员兼湖北省委书记。

　　当时的武汉，也和上海一样，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几年来，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组织和机关遭到了严重破坏，著名的革命家夏明翰、向警予等都先后在这里牺牲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有先烈们的鲜血！还有许多同志失去了联系。工作还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而叛徒、特务的活动却日益猖狂，街头巷尾到处贴有政府的“通缉令”，车站码头经常有鬼头鬼脑的便衣特务出没。

　　任弼时化装成画师，提着小皮箱，泰然自若地走上人声嘈杂的汉口码头。前来迎接的同志把他们领到党组织的秘密处所――中山路一家西药店的楼上。药铺主人叫贺诚，他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部门的负责人。

　　同志们本来给任弼时和陈琮英在一个偏僻的小巷子里找到了一个住处。但任弼时认为：那里倒不一定安全，还是钻到敌人鼻子下面去，在人多的地方找个住处，可能更便于隐蔽。于是，法租界附近的一条热闹街上，出现了一家画像馆。任弼时住在这里一个小楼的楼下。房东很快发现，这个画像馆很奇怪，既不画像，也不挂牌子，好像根本不准备接待来画像的人，所以生意很冷落。

　　的确是这样。任弼时的心思根本就不在画像上。他经常到中山路党组织的秘密处所，向大家介绍国内外的革命形势，一起研究怎样尽快恢复党的组织，开展新的工作。当时，李立三领导的中央强令举行全国总暴动，确定南方由李富春负责，长江一带由任弼时负责，准备实现红军会师武汉。面对这样的指示，任弼时心情沉重，疑虑很多。他在这间小楼上，和同来负责长江局军事工作的关向应一起研究怎样对待中央的指示，要求大家对反对派决不让步，但是也不要轻易举行罢工等斗争，要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要注意观察形势的变化，善于应付复杂险恶的环境，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要依靠群众，团结大多数，顺利地开展工作。任弼时十分紧张而忙碌，几乎连吃饭和睡觉的时间也没有。因此，墙上挂了几幅画像，他画的一幅未完成的人像，一直放在桌子上。每天，陈琮英扫去上面的灰尘，可就是没有把它画完。有一天，房东又看到陈琮英在清扫，就忍不住地问：“为什么不挂出个招牌来？你们还怕招引顾客呀？”“我们才学画，画得还不太好，想过一个时候再挂牌创号，免得先把坏名声传出去，影响以后的生意。”陈琮英机灵地做了解释，房东“哦”

　　了一声，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几年来的秘密工作，锻炼了陈琮英。这位童工出身的女共产党员，从自己丈夫的身上学到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学到了大胆、沉着的工作作风，也学到了高度的警惕性。有足够的警惕，才有可靠的安全。因此，房东无意间说的话，引起了她的注意。等任弼时回家时，她就把房东的话和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妻子的话，引起了任弼时的深思。他用手抚摸着那张未完成的人像画，想了很多很多。苏区来的一位同志被捕，帅孟奇、贺诚失去音讯，还有一些同志被捕、被杀害……而在这样的局势下，中央却要进行总暴动，这不是白白断送革命力量吗？他考虑了一会儿说：“看来，如果长期不开业，就会引起特务暗探的注意。那咱们就把牌子挂出去吧。”陈琮英点了点头，但又不无担心地问：“如果真的来很多画像的人，怎么办？”“那你就大大地要价，他们就不会画了。”

　　这办法很灵。画像馆的招牌正式挂出来之后，果然有不少人前来画像。还有人来洽谈业务。陈琮英一方面热情接待，一方面漫天要价，把来的人又一一打发走了。而任弼时，又以全部身心投入了党的工作。就这样，不但党的组织很快恢复起来，而且有了新的发展。这个奇怪的画像馆，在敌人眼皮底下的闹市区，居然安然无恙。

　　陈琮英伴随任弼时走完了一生的革命岁月。

　　从商务印书馆的学徒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孤苦的童年

　　青浦县有三个大镇，即青浦镇（县城）、朱家角镇和练塘镇。

　　练塘镇便是陈云的故乡，那儿地处上海市最西南隅，距市区约60公里。

　　一条名叫市河（当地人称“市河港”）的小河，流经那里。小河两岸建起一幢幢房子，沿河形成了长带形的练塘镇，河上架起八座桥梁。这是一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水乡古镇，米行、酱园、南北货店、竹木行、烟纸糖果铺，簇拥在市河两岸。

　　公历1905年6月13日，陈云出生在这座江南古镇。那时，这座小镇大约6千来人，叫“章练塘镇”，比现今多一个“章”字。相传这里古代为官塘，唐朝天钓年间，高州刺史章仔钧携妻杨氏，住在小镇。杨氏世居练溪，人称练夫人。于是，以“童练”命名官塘，称“章练塘”。解放后改称“练塘”。

　　章练塘镇有两条街，一条叫上塘街，一条叫下塘街。在下塘街潭业里闵宅旁边，有一座低矮的小屋，那是陈云父亲早年居住的地方。后来，他父亲迁往陈徐祠堂东面一座平房里，陈云在那儿出生。陈姓是章练塘的大姓，沈、张、陈、王四姓在小镇上最多。陈徐祠堂，是陈、徐两姓宗祠。

　　陈云尚未降生，父亲便已病逝。母亲艰难地带着陈云和他的姐姐两人过日子。

　　疾病和贫穷紧相随。陈云尚不足4岁，母亲又被病魔夺去！从此，他和姐姐成了孤儿，只得靠外祖母抚养。不久，外祖母也离开了人世，舅父母收养了他。

　　陈云的舅父母收养了陈云，改姓廖，因此陈云小时叫“廖陈云”，有时也写作“廖程云”。

　　舅父以裁缝为业，家境也不宽裕。于是，舅母设法相助，在临街的小平屋里放了张四方桌，几条板凳，砌了个灶头，开起小酒店。不过，舅母亦患风湿症，手臂力弱，陈云稍长，便成了舅母的小助手。小店里劈柴、洗菜之类杂务，由陈云承担。他还照看体质孱弱的表弟。

　　7岁时，陈云进入本镇贻善小学读书。贫困的家，无力支持他上学，不久他便陷入失学的痛苦之中。天无绝人之路。在舅母小店的顾客之中，有一位占叫杜衡伯的，乃是小镇上颜安国民小学校长。杜衡伯常来喝酒，见陈云聪明伶俐，手脚又勤快，觉得失学太可惜，答应让他免费入学，这样，陈云有了求学的机会。陈云一直记得颜安小学给予他的帮助。1986年9月，当颜安小学希望陈云题写校名时，陈云欣然命笔。

　　离陈云家咫尺之遥，有一“混堂浜”。那里有清朝末年开设的练塘镇上第一家书场。名叫“畅园”。镇上的居民喜欢听评弹，“畅园”生意兴隆。于是，另一家名叫“长春园”的书场也在混堂浜冒出，跟“畅园”唱“对台戏”。做完功课，忙完小酒店里的杂务，陈云的最大乐趣就是听评弹。好在小孩子家不收费，陈云成了“评弹迷”。从评弹中，他懂得了许多历史故事，也增加了他的文学修养。至今，他仍是评弹的热心听众，跟评弹界有着许多交往，最初的渊源便始于“混堂浜”。

　　评弹引发他对音乐的兴趣，他学会了吹箫、吹笛，也会拉一手二胡。

“社会大学”

　　1919年，14岁的陈云小学毕业。贫苦的他，没钱进入中学学习。他的老师张见仁十分喜欢他。张见仁的弟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就介绍陈云到那里当学徒。这样，陈云离开了练塘小镇，进入了大上海。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出版社，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创办于上海。最初印刷商业簿册、表报，故名“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之一夏瑞芳善于经营，由印刷簿册转为出版社，出版教科书、工具书、科学和文学著作。不久，清朝进士张元济（曾任刑部主事）因参加戊戌政变遭革职，由官场进入商务印书馆，创办广有影响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以及编辑中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于是商务印书馆名声大振。

　　陈云来到商务印书馆，如同遨游于书海、书城，知识猛进。最初，他在排字房当学徒。后来在发行所当店员。到今，陈云用牛皮纸包书、用绳子捆扎，那动作仍很利索，便是当年当店员时练就的基本功。他的毛笔字也不错，那也是因为往外寄书，得端端正正在牛皮纸上用毛笔写地址及收书人姓名，练出了一手好字。

　　陈云思想活跃，又富于组织能力，很快就成了工人中的核心人物。1925年，20岁的他参加了五卅运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迄今尚存的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第一届执行委员们的合影之中，身穿白色长衫、理平头的陈云居中而坐。

26岁成为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成员

　　1927年4月，陈云突然回到了老家。那是因为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陈云被列上了通缉名单。

　　陈云化名“陈明”，受中共江苏省委的派遣，回到了家乡，从工人运动转到农民运动。

　　人熟地熟，陈云在农民中如鱼入水。练塘镇不远处，有个小蒸镇。农历十月初一（公历10月25日），小蒸庙会，人头济济。陈云出现在那里，向数千农民发表演说，进行鼓动。1928年1月初，“沪杭路（松江段）农民革命军”成立，陈云出任党代表，正、副总指挥为吴志喜和陆龙飞。1月19日，在跟敌军作战中，正、副总指挥双双被捕。1月26日，正、副总指挥双双牺牲于刑场！陈云处境危急，他转入秘密工作，先后担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淞浦特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委员兼农委书记。

　　1928年9月下旬，陈云在练塘召开秘密会议，被敌人察觉。千钧一发之际，他的老同学刘国桢把陈云藏进小船，悄悄离开练塘，前往上海。

　　在上海，陈云担任中共闸北区委书记，从事地下工作。后来又担任中共法南区委书记。

　　1930年9月24日，上海麦达赫司脱路（今泰兴路）一幢豪华的花园洋房里，神不知，鬼不晓，46名中共高级干部聚集在那儿，开了四天会。这便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主持会议的是戴近视眼镜的“白面书生”式的人物，他便是瞿秋白。他刚和周恩来从莫斯科归来。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陈云以“寥程云”这名字出席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批判李立三（当时叫“柏山”）“左”倾错误。在这次会上，补选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八人，内中有“廖程云”、朱德（未出席会议）、恽代英、陈潭秋等。这样，陈云开始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之中，这时他不过25岁！

　　由于陈云自身的努力，也由于当时共产国际强调重视工人出身的干部，陈云出身于印刷工人，他得到器重。4个月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八号，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秘密举行。26岁的陈云，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又过了8个多月――1931年9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成立，成员为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

　　这样，陈云进入了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核心。

领导中央苏区的经济工作

　　1933年1月，陈云同志离开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继续参加党中央及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工作。在领导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中，他深入实际，依靠群众，纠正了当时发生的若干“左”的错误倾向。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同年夏，负责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需生产。

把红军长征的壮举传播到世界去的第一人

　　在1934年10月中旬开始的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他担任五军团（后卫军团）中央代表，后改任军委纵队政委。10月20日他率五军团十三师最后渡过于都河向湘西进军。1935年1月，红军占领贵州省遵义县城时，陈云同志任遵义警备司令部政委。

　　在遵义会议上，他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会后，他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并到部队传达。

　　这个提纲是在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得胜利的转折关头留下的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红军四渡赤水进入云南后，他任渡河司令部政委，同司令员刘伯承同志一道指挥部队顺利北渡金沙江。

　　1935年6月，他遵照中央的决定，作为中央代表，从四川省天全县灵关殿经雅安、重庆到达上海，恢复和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同年9月又受命由上海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向西北战略转移及遵义会议的情况，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他化名“廉臣”，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3月起，先后在法国、苏联和中国出版发行，第一次向世界宣传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随后，他进列宁学校学习，并在东方大学任教。

　　1937年4月他回国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任中共中央统一新疆代表。5月，他和滕代远同志到新疆、甘肃交界的星星峡地区接应李先念同志等率领的西路军余部400多人进入迪化，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并组建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航空队。

“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

　　1937年11月至1944年3月，陈云同志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这段时间里，他用很大精力从事党的建设，包括组织建设，培养使用干部、党员教育、群众工作以及秘密工作等。他先后发表了《论干部政策》、《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学会领导方法》、《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等重要著作，对党的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有重大建树。

　　1938年5月，他兼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在延安整风期间，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任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员之一。他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中，提出领导者指导工作应该采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科学态度。

　　1944年3月，他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卓有成效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坚持南满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陈云同志到达沈阳，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参加领导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斗争。11月初，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后又兼任北满军区政委。

　　11月底，他在起草给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提出，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地把武装力量及干部分散到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建立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广大的巩固的根据地。这个正确主张，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充分肯定。

　　同年12月，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以后，他用大量时间在宾县、通河、方正、木兰等地进行调查研究，领导创建北满根据地。

　　1946年6月，他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7月，他为东北局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经东北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并得到中共中央批准。这一决议按照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思想，进一步明确提出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关键的工作方针；对敌作战则应遵守不重于城市和要地一时的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原则，从而进一步统一了东北党政军的思想，使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大步前进。

　　10月，在国民党对东北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调集重兵进攻南满解放区的危难时刻，他出任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亦称辽东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提出坚持南满斗争的正确的战略主张。在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三个江南”的配合下，他同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同志等指挥南满部队“四保临江”，这一胜利为东北民主联军转入攻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接着又指挥南满部队参加对国民党军的夏季攻势，同时领导辽东地区的土地改革，使南满解放区得到恢复和扩大。

　　1948年1月，陈云同志回到哈尔滨，继续参加东北局的领导工作，同时兼任东北军区副政委，后又兼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东北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并参加组织指挥辽沈战役。

接收沈阳受党中央表扬

　　11月沈阳解放后，他兼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有条不紊地完成了接收沈阳这个大城市的任务。中央认为接收沈阳的做法，是成功的经验，并加以推广。陈云同志在参加领导东北三军解放战争中，坚定的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战略思想、工作方针和作战方针，并提出了若干关系全局的正确意见。为东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全境的解放，为东北经济的复苏和大部队顺利进关作战，作出了突出贡献。1948年8月，在哈尔滨举行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他作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报告》，10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1949年5月，他奉命到北平（今北京）参加筹组并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

长期主持全国财经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云同志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重工业部部长。1950年10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4年9月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他长期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重大措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毛泽东同志对陈云同志领导财政经济工作的才能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

　　在建国初期，稳定市场物价，结束国民党政权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是当时解决财政经济困难和安定人民生活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他通过调查研究，首先领导了反击投机资本家哄抬市场物价的严重斗争，很快就平抑了市场物价。毛泽东同志对此作了高度评价。

　　随后，根据陈云同志的建议，党中央、政务院于1950年3月作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由于这个决定的贯彻执行，到4、5月间，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统一，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初步好转。这是新中国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接着，他针对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的困难局势，提出财经工作方针，应该是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最后才是其他各种经济和文化支出，从而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进行和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

　　1953年10月，根据他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建议，党和国家先后决定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实行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这一重大决策的实施，保证了城市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对粮食、棉花、油料等的需要及其价格的稳定，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顺利进行。

　　1954年2月，他兼任中央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工作小组组长。他在编制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及以后的经济领导工作中，一贯坚持立足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不顾现实条件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他主张，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订经济计划必须做好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需和外汇收支的综合平衡，以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健康发展。他认为，只有按比例发展，才能取得最快的速度和最好的效益。1956年9月，他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对改革经济体制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它们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其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它的补充。这是陈云同志在五十年代中期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富有创见的构想。

毛泽东对陈云的评价

　　中共八大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对陈云同志评价很高。毛泽东同志说，陈云同志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看问题有眼光、尖锐，能抓到要点。这个评价为全会所接受。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陈云同志被选为中央副主席。1956年11月，他兼任商业部部长。1957年1月，他兼任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1958年6月改设财经小组）组长。11月，他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为国务院起草了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决定。

　　他指出，现在集权太多，分权太少。我国人多、地大，各地情况不一样，集权不能过分，但职权下放以后，也要注意地方可能发生的不顾全局的倾向。这是党和政府在改革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方面所进行的最早的尝试。1956年8月，他兼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

陈云较早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问题

　　从1958年开始，党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上发生“左”的错误，随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遇到严重挫折、城乡人民的生活发生很大困难。陈云同志较早地发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问题。

　　1958年12月他提议，不要公布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确定的1959年钢、煤、粮、棉四大指标，之后他又指出，四大指标是难以完成的。这些正确意见，当时没有受到重视。1959年4月，他提出要增产节约粮食、组织城市副食品的供应、专门安排日用必需品生产、精简城市多余职工、优先安排供应市场物资所需的运输等措施，以缓和市场供应异常紧张的状态。

　　5月，他受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对当时关系经济全局的过高的钢铁生产指标进行调整。此后他在因病休养期间，到广西、吉林、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苏以及上海等地，考察农业、钢铁、矿山、化肥等生产问题和人民群众生活问题。他在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调查后指出，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养猪事业，必须把大部分母猪下放给农民私养，同时要留足农民自留地。1961年春，他提出进口粮食，对几种商品实行高价以回笼货币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等几个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

　　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在小组会上作了《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的发言，针对当时片面强调主观意志的倾向，提出看问题一定要互相“交换”意见，要作多方面的“比较”，还要根据实践经验“反复”考虑，才能使自己的认识比较全面，比较切合实际，指导工作才能大体正确。2月，他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级成员会议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这个讲话对当时统一全党思想、调整国民经济和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好转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提出包产到户的建议

　　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决当时农业发展中所遇到的严重困难，他支持并提出实行包产到户的正确建议。1962年4月，陈云同志重新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一道，为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消极后果，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国民经济有效地得到恢复并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陈云同志在这个历史阶段的突出贡献，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公认的。

下放江西“蹲点”三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同志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时他受到错误的批判，在党内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

　　1969年他被下放到广西南昌的一个工厂“蹲点”，长达三年之久。他在这段时间里，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写的有关新经济政策方面的著作，并联系中国实际，研究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1973年至1974年，他受周恩来同志的委托，就在外贸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后指出：同资本主义打交道大势已定，要很好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他还指出，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银行要理直气壮地担当利用外资的任务。这些观点，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75年1月他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对叶剑英说：和“四人帮”的斗争不可避免

　　1976年他积极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他曾对叶剑英同志讲，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郑重提出和坚持支持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主张正确认识和重新评价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他积极支持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批评，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非常赞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

　　1978年3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陈云同志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同年11月至12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率先提出平反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件，彻底改正对陶铸、王鹤寿等同志的错误政治结论，承认彭德怀同志是对党的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的共产党员。

　　同时指出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建议中央进行审查。在这次会议上，他还提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进军中，必须既积极又稳重。他主张采取积极措施，先把农民这一“大头”稳下来，使之休养生息；工业的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能一拥而上；应给各省市一定的机动财力。所有这些，对纠正当时党内存在的“左”的错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

　　1978年12月，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同志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作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党和国家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同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同志一道，为带领全党同志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拔乱反正，为制定和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为正确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成功地开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期间，他在若干重大的关键问题上，提出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观点和主张。

力主为刘少奇、潘汉年平反昭雪

　　陈云同志大力支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科学地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张。他反复强调，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同志有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就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

　　1979年1月，他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会议讨论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稿，提请中央审议。

　　同年2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同中央组织部开始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的决议。之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还按照陈云同志的提议并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复查了潘汉年案件，决定予以平反昭雪。

提出经济建设主要错误是“左”

　　陈云同志从1979年3月至1980年3月兼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79年7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他在1979年3月写的提纲《计划与市场问题》中指出，六十年来，无论苏联还是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此后，他还指出，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计划方法不同，但都要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

　　他的这些观点，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推动全党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破我国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针对当时我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他和李先念同志联名写信给中央，提出用两三年时间依照按比例发展原则调整国民经济。中央根据这一建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使国民经济的困难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并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改革。

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

　　他特别指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是一种好现象，同时指出国家干预也是必要的。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没有集中是不行的，只有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微观搞活，做到活而不乱。否则，就会乱套，也不利于改革。他还指出，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但由于改革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广大干部还很不熟悉，在进行中还会出现一些难以预见的问题。因此，必须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他一贯主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要适当，不赞成积累比重过大，即建设挤生活，也不赞成消费增长超过生产增长。

　　他在1981年底明确指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这是经济工作的大方针。他还一贯主张，从全局的利益出发，中央应该集中必要的财力。他非常重视农业问题，尤其是粮食生产，提醒大家要牢记“无农不稳”、“无粮则乱”这个历史经验。

主张建立第一、第二、第三梯队

　　陈云同志十分关心新时期党的建设，参与制订了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提出要立即着手大力培养和选拔成千上万的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1980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提出要做好党的领导干部交接班的工作。他说，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是中央书记处和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

　　1981年春，他提出建立第一、第二、第三梯队，使党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能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干部队伍，这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的一项战略任务。他多次强调，提拔使用干部要注意五湖四海。他反复倡导领导干部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认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对头。他再次强调，要使自己的认识比较全面、比公正确，少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应该采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样的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

　　他大力提倡领导干部要亲自搞调查研究，广交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他高度重视党风建设，严肃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他指出，党的领导机关端正党风，首要的问题是坚持和执行党章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内要有民主空气，应该允许提出和保留不同意见。在改革开放中，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他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既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也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是我们永远要坚持的奋斗方向。他多次提醒各级领导部门，要十分重视和认真对待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消极现象，两个文明一起抓。他高度重视保持社会政治稳定，认为经济搞不好会翻船，宣传搞不好也会翻船。他为加强全国各党派、各民族和各界人士的大团结，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实现对香港、澳门主权的恢复行使，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倾注了大量心血。

真正的革命功臣是全国的老百姓

　　陈云同志热切关心和要求革命后代特别是高级干部子弟保持党的光荣传统。早在1949年6月，陈云同志写信给一位战友的儿子，要求他千万不可以功臣的子弟自居，并切记真正的革命功臣是全国老百姓。1983年春节，陈云同志在家里同一批建党初期参加革命、后陆续牺牲的烈士的子女团聚，对他们说，你们是革命的后代，是党的子女。你们应该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这也是陈云同志对我国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

提出要改善知识分子待遇

　　陈云同志非常关心知识分子问题和教育问题。1982年7月，他写信给中央政策局常委，提出要改善中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认为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1984年9月，他提出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逐步使教师工作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他很关心古籍整理工作，认为这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件大事。他还关心评弹艺术的发展，鼓励大家要“出人、出书、走正路”。

堪称楷模

　　党的十三大以后，陈云同志退出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重大决策中，陈云同志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1989年反对动乱中，陈云同志旗帜鲜明地为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做了大量工作。党的十四大以后，他过着离休的生活，但仍时刻关心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他特别强调，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1994年春节前夕，陈云同志在上海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目前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要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首先要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他强调，现在的中央领导班子是坚强的、有能力的，工作是做得不错的。全国上下都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是大有希望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大有前途的！

　　陈云同志在七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堪称楷模。他始终坚持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领导革命斗争、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杰出的领导才能。陈云同志的思想和观点，集中表现在他的三卷文选中。他的著作是他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陈云同志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一贯顾全大局，坚持原则，维护团结，遵守纪律，光明磊落，谦虚谨慎。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具有注重实践、亲自动手、踏实细致、多谋善断的工作作风。他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他爱护干部，珍惜人才，尊重知识。他艰苦朴素，克己奉公。他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的新中国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的开国大典，能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仅有毛泽东和董必武。

绕道回家的秀才

　　1885年3月5日，董必武出生于河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城的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中。黄安，是出了许多共产党的将军的地方，他原名资棕，又名用威，字洁畲，号壁武。从事革命活动以后改名必武。

　　董必武全家近30口人，这近30张嘴主要靠他的父亲董基人，以及四叔教塾馆的收入和大伯、二伯给官府管地亩钱粮册书得来的钱来维持。董必武的母亲蔡氏是位典型的传统型的中国劳动妇女。她克勤克俭、纺纱织布，操持家务。当时，家中虽然人口众多，年龄差别也很大，但他们兄弟之间却能互谅互让，彼此理解，和睦相处。董必武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虽贫穷却很和睦的家庭中。这样温良谦让的家庭氛围对董必武的人生道路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5岁时，父亲董基人在黄安县城内东街广善庵教书，董必武也常常跟去，但他并不是跟去听课，因为他年岁很小，只不过是在一旁玩耍。有一天，父亲在广善庵三殿内考问就读的叔伯兄弟背诵《三字经》，竟然没有一个能背全，这时，正在窗外玩耍的董必武即大胆地高声代答，居然一字不差。父亲喜出望外，随即让年幼的董必武跟班就读。

　　由于家境贫困，董必武所用的书，多是父辈或兄长用过的旧书，天长日久，书中已有许多字迹不清楚，他只好用纸粘好，再照别人的书补上。

　　9岁时，他随四叔住校就读，常常在四叔起床之前，就悄悄地起来洒水扫地，开始学习。

　　十岁时，他随父亲到麻城县张杰弯读书。这以后，他转入黄安县城福生祠书馆学习。这期间，他除了熟读四书五经、翻阅父亲、四叔的藏书外，还向同学和亲朋借阅了不少演义和历史著作，渐渐充实了他的文史知识。这时，他的文章已经相当通达洗练，几次参加县的“观风”考试，都名列前茅，并受到鼓励。

　　清朝末年，传统观念、世俗之风认为科举考试是猎取功名，耀祖光宗，提高家庭地位的阶梯。董必武的家庭也不例外，特别是父亲和四叔，见他学业日渐长进，非常希望他选择适当的时机参加科举考试，考取功名，这样将会十分有助于改变家庭的窘态。

　　在全家人的鼓励下，1903年，董必武赴黄州府报名应试。

　　不出所料，他没有辜负家人的希望，中了秀才。

　　按照当时的社会习俗，中了秀才回来，乡邻总要在城外鸣放鞭炮迎接，表示祝贺，但董必武却故意绕道回家。

醉心于维新变法的康梁思想

　　在武昌学习期间，董必武经常光顾的场所是距司衙巷不远的美国教会圣公会附设的阅报室―日知会。

　　在那里，董必武阅读各种报刊杂志，如饥似渴地寻求新知识，思考着明天，思考着未来。当时，日知会的司理是革命党人刘静庵，他原是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的负责人，因清政府无理查封了该所，才不得已隐藏在此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刘静庵与圣公会会长胡兰亭，借用日知会的名义，广泛收集国内外各种报纸、杂志和新书籍，供人阅读，而且还组织星期日演讲会，宣传反对清政府的革命主张。一时间，武汉的革命党人，热心革命的志士仁人，纷纷云集这里，针砭时弊，抨击朝政。

　　董必武在这里结识了一些革命党人，看到了国内外的不少新书和报刊杂志，眼界豁然开朗。

　　开始，他看到康有为提倡维新运动的书籍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时，对他们所宣扬的改革朝政，变法图强议论，感到十分新鲜，同时也非常赞赏，又被他们富有感染力的流畅文笔所吸引。很快就成为他们的著作和《新民丛报》的热心读者。

　　渐渐地，董必武结识了刘静庵。刘静庵对年轻的董必武影响很大。

　　在日知会，董必武首次读到《猛回头》、《警世钟》。

　　《警世钟》起首的四句诗给董必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四句话是：“长梦千岁何日醒，睡乡谁道警钟鸣；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

　　的确，中华大好河山就要断送在腐朽的封建统治者手中。广大的中国民众何日才能猛醒？又将由谁来唤醒他们？中国的出路在哪？这样许多的问题常常困扰着董必武。

　　另外，刘静庵还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二本书介绍给董必武，嘱他好好读。

　　《扬州十日记》记述了1645年清军屠杀扬州人民的暴行。《嘉定屠城记略》记述了1645年清军下江南时在嘉定（今上海嘉定）进行三次大屠杀的暴行。

　　读了这二部书，使董必武更加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更加痛恨清政府的残暴。怎样才能救民？董必武在思索。

　　在一次演说会上，刘静庵激昂慷慨地说道：“中国醒！中国醒！我中华大国，外国要瓜分了！我们同胞又要做二重亡国奴了！……那拉氏常言：宁将中国亡于外国人，不可失于家奴。此满清亦自认中国就要亡了！我汉人四万万同胞，被满清压迫愚弄，多有不知的。现在迫在眉睫，应该醒来，应该觉悟，早想挽救之法，以免永为人奴隶牛马……。”听了这番话，董必武激动地整夜不能入睡，辗转反倒，反复思索。他和刘静庵的关系也更为密切了。

　　在日知会时，起初他被改良主义的重要刊物《新民丛报》所深深吸引，开始接触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思想。认为“梁启超笔下常有感情，煽动性大”，对自己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这以后不久，董必武得知：中国革命同盟会于1905年7、8月间在日本东京成立。成立大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并确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作为同盟会的革命宗旨。

　　同年10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革命派同改良派进行了激烈的大论战。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首次公开提出：“民权、民族、民生”三大主义，号召实行民族民主革命。

　　董必武细心钻研了《民报》和章炳麟（太炎1869―1936）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书籍。他以严肃的态度，认真研究了两派的纲领和主张，反复思索对比，思想上逐渐明确起来：“康、梁的主张，虽有其进步之处，而孙中山主张采取的革命手段，不但要推翻清朝统治，而且要还政于民，建立民主共和国，这当然是合乎民意、符合世界潮流的先进纲领。”

　　问题想通了，董必武的心情十分激动，认为国家有了希望，并预感到中国正处于革命的前夜。于是毅然抛弃了康、梁的君主立宪改良主义思想，转而接近了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1906年，萍（乡）浏（阳）醴（陵）起义爆发，同盟会派人到湖北策应。由于叛徒出卖，1907年1月，日知会组织遭到破坏，刘静庵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刘静庵慷慨陈词“劲挺不稍回曲”，“慷慨言中国危殆”，力陈救亡的革命的必要，后死于狱中。刘静庵这种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革命精神，对董必武影响很大。董必武把刘静庵看作是自己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师”。

投身“二次革命”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爆发。在短短两个月内，全国已有13个省和上海市以及部分省份的州、县宣布起义。清王朝的统治迅速瓦解。

　　在中华大地上持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行将就木。

　　武昌起义后，建立了革命的军政府。董必武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到武昌，并参加到军政府军务部担任秘书工作。

　　这期间，清政府调集重兵向汉口反攻。起义军和清军在刘家庙和三道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为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董必武从武昌迅速赶到汉口参加了兵站工作。组织支援前线起义部队的后勤供应。

　　后来，他回忆说：“当我们在汉口三道桥看到革命军与清军作战的英勇气概，以及武汉市民男女老少对革命军的积极帮助，那种自动馈送粮食，送子弹，抬伤兵，踊跃欢欣的情形，真是难以用笔墨和口舌来形容的。守粮库和管钱局的学生军真是秋毫无犯，妇女投身前线者不多，而能努力看护伤兵。参加革命队伍者都抱着推翻清朝政府，争取革命胜利的一颗纯洁的心”。这是“民族精神的一种体现”。

　　董必武精神振奋，情绪高昂，他夜以继日的拼命工作。能多做一些就多做一些。后因清军援军不断增加，双方力量悬殊，汉口、汉阳先后失守，武昌成为一座孤城。虽然形势万分危急，董必武仍毅然加入到保卫武昌的战斗中。后来因为全国各地的支持和响应，保卫武昌的战斗终于取得了首战的胜利。

　　1913年，为了策应孙中山发动的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董必武与湖北革命党人曾积极进行准备。

　　“二次革命”失败后，黎元洪对湖北革命党人大肆屠杀。董必武和詹大悲、潘怡如、张国恩等革命党人在湖北无法立足，不得不逃亡上海。

同盟会的元老

　　1914年1月，在朋友的帮助下，董必武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

　　董必武在日本学习期间，正巧孙中山也在日本，他正忙于重组中华革命党。当时处于革命的低潮期，许多革命党人因“二次革命”的失败而失去信心，处于一种苦闷，彷徨的状态。因此，当中华革命党成立时，加入者仅仅数百人。

　　董必武很清楚：散漫不统一是国民党的致命弱点。所以他十分赞同孙中山重建革命党的主张，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加入中华革命党。董必武在他的《回忆第一次谒见中山先生》一文中说“先生……指示中国的出路，惟有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特别鼓励我们在失败后，不要灰心短气，要再接再厉地努力去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要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提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

　　孙中山对革命的信心给董必武很大鼓舞。他在学校攻读法律的同时，更加积极热情地投入到中华革命党在日本组织的各项革命活动中。

　　孙中山领导组成中华革命党以后，进一步开展反袁世凯独裁、卖国、复辟的武装斗争。

　　1915年6月，董必武和张国恩奉孙中山之命归国，同上海的革命党人潘怡如等取得了联系。

　　董必武怀着变革中国社会和为人民多做贡献的一片赤诚，抱定“做得一分是一分”的决心，很快回到湖北，谋划反袁的秘密军事行动。董必武到武汉后，和旧友李愈友密商如何起事。

　　1917年2月21日，董必武离开武汉到日本参加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毕业考试。这一时期，日本思想界异常活跃，有关社会问题的著作也越来越多，他开始接触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渐渐认识到他们对旧社会的揭发虽有相似之处，但革命方法却迥然不同，应该进一步仔细研究。带着这种想法，董必武又积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

　　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以维护《临时约法》和恢复国会为号召，建立了护法军政府，发动护法战争，这时，董必武和姚汝婴应驻防川县的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之邀任司令部秘书，共谋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

　　1919年1月27日夜，靖国军唐克明勾结川军旅军方化南，乘蔡济民不备，袭击蔡部将蔡谋杀。

　　当时正在四川万县为部队筹集粮款的董必武闻讯很快赶回，可人们尚不明白事情的真象。他在与同事们处理蔡济民的后事时，发现了唐、方勾结谋杀蔡济民的电报多封，才揭出了案件的本来面目。

　　同事们对于这种发生在革命阵营内部的谋杀感到无比愤慨，公推董必武到上海向孙中山有关方面申诉。

　　董必武到上海后，在詹大悲等人的协助下，会见了各方面人士，向孙中山汇报了事情的经过。

　　但孙中山在一年前就被排挤出护法军政府，虽对蔡济民被害深表同情，因无实力也无计实施。

　　董必武于是联合苏成章等靖国军成员，在报上发表公电，陈述蔡济民被害经过，揭露西南军阀的罪恶勾当，呼吁伸张正义，惩办祸首，为蔡昭雪。

　　然而蔡济民一案还是不了了之，以无结果而告终。

痛苦的思索

　　“五四”运动前夜，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注入了新的血液，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国内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正以新的姿态在全国蓬勃发展。

　　董必武以浓厚的兴趣，如饥似渴地研读了李汉俊从日本带回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1928年，他在回忆这段情况时写道：“世界大战中，中国有一种启蒙运动，提倡这种运动的是《新青年》、《新潮》等刊物。首先是文体的改革，进而讨论社会问题。我们看了这些刊物和李汉俊介绍的几种日本新出的杂志，如《黎明》、《改造》、《新潮》等，觉得中日两国的杂志当时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彼此都认为现代社会已发生毛病了，传统的观念、道德、方法都要改变了，至于怎样改变，改变成一种什么样子，都很茫然。就社会主义说，当时有的介绍无政府主义，有的介绍共产主义，有的介绍社会主义，且只有文字的宣传，没有实际上的组织。我们几个人都很欢迎这种新的运动，很爱看此类的新书。”

　　“五四”运动的爆发，给董必武的思想发展以新的推动。他与李汉俊、张国恩、詹大悲等人，几乎天天聚会，交换书籍，讨论天下大事。

　　董必武在读书的同时，以严肃的态度回顾自己历经坎坷的道路，思考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经验教训。

　　他认识到，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成果被北洋军阀篡夺了。此后，国家四分五裂，人民更加困苦不堪。在这艰难的岁月里，他追随孙中山革命多年，屡遭失败，深感中国需要继续革命，但旧的革命路子又行不通，于是迫切希望寻找到中国革命的出路。

　　他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把各种新思潮加以对比研讨，认为西方的议会民主在一些国家虽已实行，但在中国已被证明难以实现；无政府主义虽很流行，但空想的色彩太浓，不切实际；只有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和办法，比较切实可行，可以作为榜样。

　　董必武逐渐领悟到中国革命必须效仿俄国革命的方法，走俄国革命的道路。

　　董必武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尽管还是初步的，但已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考虑中国的革命问题和世界问题，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跨入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行列。

创建中国共产党

　　1937年，董必武会见英国记者尼姆韦尔斯谈到创立中国共产党时说：

　　1920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计划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筹组党的湖北支部。这个组织于1920年9月组成。

　　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那时陈独秀为此目的同李大钊到了上海。我没出席这次会议，但是我参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每个省派两名代表出席，日本留学生派一名代表周佛海，他后来叛变，参加了国民党。湖北省派陈谭秋和我。湖南派何叔衡（大约于1935年在红军中工作时与瞿秋白同时被杀）和毛泽东。北京派张国焘和刘仁静。刘仁静现在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上海派李汉俊和李达，李汉俊1927年在汉口被杀，李达现在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成了一个大学教授。广东派陈公博和包惠僧，陈公博后来叛变成为南京政府的工业部长，包惠僧后来也成为国民党内政部官员。山东派邓恩铭和王尽美――后来两个人都被杀了。来自共产国际的两个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一个是荷兰人，在中国我们都叫他马林。另一个是俄国人，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

　　原来陈独秀要参加会议并确定为这次会议的主席。但是，那时他必须在广东，于是张国焘代替他。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

　　我记得辩论的一个观点，是党员可以不可以当官和做技术工作。一些人反对这样做。通过的决议是一个“关门”政策，保持党员的秘密和“纯洁”。我们还决定党员不能加入任何别的政党，包括孙中山的党。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发展党。我记得会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包括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李汉俊等人。

　　除我以外，在创党人中，还有一些是老同盟会员，例如陈独秀、戴季陶和沈玄庐。

　　那时，武汉中学成为湖北共产党的中心。党支部由包括我在内的五个人组成。不久，我的最进步的十名学生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后来，在创建党支部的五个人中，有三个人离开了党，一个成为自由职业者，一个现在在南京，一个现在在汉口当律师。只有陈潭秋和我坚持信仰。我不知道陈潭秋怎样了，但是我想他还活着。

　　不久，武汉成为一个共产党的重要基地。党原拟办一所外国语学校作为宣传中心。一个俄国共产党员叫马耶夫和他的妻子来到武汉任教，但是这个计划未能实现，所以他们又返回上海。

　　1921年夏天，陈独秀亲自到武汉，并在一所教会学校――文华大学做了一次演讲。他恰巧遇到一个与该校有联系的工人，在陈独秀的影响下，这工人加入了河北省共产党，并通过他和棉厂的一些工人联系。这样，党在工业部门获得了扩展。

　　那时，武汉有一个激进的青年团体，他们有乌托邦和半无政府主义思想，热衷于搞“亲农村运动”。这个团体的中心在中华大学，他们创办了一个“利群书社”。他们的领导人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名叫恽代英。他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是中国早期最优秀的青年领导人之一。这些“新农村人”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不久他们就开始讨论马克思主义，并有许多人参加了共产党。后来，恽代英在四川入了党，于1932年牺牲。

　　我们湖北第一次党代表会议，有30名代表出席。我们派学生到农村去建立组织和进行宣传，他们的工作对1923年平汉铁路大罢工有很大影响。

　　我的第二个工作是去四川重新做我们过去做过的争取军事力量转向革命的工作，这是老的策略。那时，四川某些军队有反军阀倾向，所以我到那里去开展这个运动。我花了一年时间做这个工作，后来党命令我回湖北。另外，武汉中学急需经费，也要我回来为之筹款。

　　我回来看到学校和工厂党的工作有了如此大的进步，感到由衷的喜悦。那时，平汉铁路是工人运动的中心，我们有个劳动组合书记部设在长辛店。

　　我父亲在武昌教书，病了，我送他回老家，回去不久死了。当我回到武汉时，1923年平汉铁路大罢工爆发了，张国焘担任大罢工的领导工作。

　　因我仅仅被人认为是一个有名的国民党员，并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仍然能够留在武汉。直到1925年――1927年大革命以前，连我家也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大革命时，我的妻子到武汉时才发觉。她是一个老式的妻子，1910年家里让我与她结婚。我只有一个小孩，她就死了。

参加国民党“一大”、“二大”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建立了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

　　董必武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派出党员帮助各省、市改组和筹建国民党组织的指示，以国民党联络员的身份，积极进行筹建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工作。

　　在他的领导下，汉口首先成立了国民党临时党部，并先后建立起了武昌、黄梅、黄冈、黄陂、汉川、黄安、麻城等17个县的国民党组织。这些市县党部的委员，基本上也都是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担任。

　　在此期间，董必武通过共产党员石炳乾在安徽的泾县、宿松发展了国民党组织，在江西德安、河南商城国民党组织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这些地方先后建立起了由湖北省党部领导的国民党党部或区分部。董必武积极运用统一战线这个组织形式，重点吸收工农大众参加革命活动。

　　1925年7月，在董必武主持下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董必武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董必武作为河北省国民党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向大会作了《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务报告》，并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派驻湖北省负责指导党务。

　　会议结束后，董必武迅速返回武汉，立即召开全省活动分子大会，传达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精神，着重指出国民党“二大”左派占压倒优势，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但国民党右派分子仍很嚣张，随时都可能制造事端，必须看到他们的危险性。他要求大家竭力协助国民党健全地方组织，扩大左派队伍，特别要在各县开展农民运动，发展雄厚的革命力量，把国民革命推向前进。

　　1926年3、4月间，董必武受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派遣秘密奔赴长沙，做争取赵恒惕部第四师师长唐生智转向革命的工作。由于多方努力，董必武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使唐部于5月下旬改编为国民党革命军第二军，唐任该军军长，参加了北伐。

　　在全国反帝运动日益高涨，广东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国共合作继续发展的条件下，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确定我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为此，会议决定党在北伐必经的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开展群众工作，还决定重建军委，以加强党的军事工作。

　　董必武积极贯彻这次会议精神，立即着手进行准备，以策应即将到来的北伐。

　　3月，在董必武的指导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为促进北伐开始了准备工作。董必武遵照党的决定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代表的双重身份，于3月下旬秘密前往湖南长沙，协助作北伐前的准备工作。

　　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

　　根据中共湖北党组织的指示，董必武负责对外联络、军事和民运工作，配合北伐军攻打武汉。

　　7月下旬，董必武率领湖北各部代表团，前往长沙迎接北伐军先头部队。

　　随后，董必武和潘怡如等根据国民党中央决定，又组织了一个特种委员会，以配合北伐的军事行动。

　　7、8月间，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成立。董必武任区委委员。

　　8月下旬，董必武派人在汀泗桥组织了破坏敌人军事设施的活动。同时，他发动群众，支援叶挺独立团攻打汀泗桥和贺胜桥的战斗。

　　北伐军取得这两个战役的胜利后，乘胜前进，于9、10月间先后攻克了汉阳、汉口和武昌。

　　北伐军占领武昌和广东国民政府迁鄂之后，武汉成为当时革命的首都，是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湖北也成了“全国民族解放，光明的革命势力向黑暗的反革命势力进行斗争的根据地。”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革命的猛烈发展，引起了一些反动集团或派别的恐惧和仇视。蒋介石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

　　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克南昌以后，蒋介石就在那儿设立了他的总司令部，同时把他的嫡系部队安置在福建、江西一带，提出把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南昌。以便使这些地区处在他的势力控制下，达到他篡夺胜利果实的目的。

　　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看穿了蒋介石这一阴谋，并坚持反对这项阴谋。

　　1927年2月24日，武汉三镇国民党党部15000余名党员在武昌阅马场召开大会。董必武在致词中指出，今天开会为的是挽救党，反对个人独裁，恢复党权。他说：“他们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巩固党的权威，打倒一切封建势力。”锋芒所向，直指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

　　3月20日，武汉100万群众在阅马场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大会。会上，董必武提出“厉行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铲除党内外一切反革命者的恶势力”，“查办暗中和帝国主义联络和军阀谋妥协者”等重要提案，击中了蒋介石新军阀独裁统治的要害，把蒋介石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同军阀妥协的反革命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国民党中央、武汉警备司令部以及黄安县政府重金悬赏通缉董必武。

　　董必武根据党的指导，及时把在武汉地区公开活动较多的中共党员和匡民党左派人士疏散，转移出去。

　　他与毛泽东、宋庆龄、邓演达、林祖涵、吴玉章、柳亚子、邓颖超等22人，联名在8月1日的《南昌日报》上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号召革命同志集中革命将力反对帝国主义、扫除新旧军阀、解决土地问题。

　　11月，黄安、麻城人民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央鄂东特委领导下，以董必武的名义出布告，发传单，举行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建立了鄂豫皖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和第一支革命军队。

赴苏学习

　　12月，李汉俊、詹大悲等在武汉被捕，并当即惨遭杀害，情况万分危急，为了保存力量，党中央派董必武去苏联学习。

　　到达苏联后，董必武即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即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学校专为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叶剑英、李哲时等30几人办了一个特别班。

　　由于学员年龄较大，大家都称特别班为“老头班”。1929年春，董必武因英文比较好，由共产国际保送，转入列宁学院（即苏共党校）英文班进修，在一起学习的还有张国焘、王若飞、李立三等。

　　董必武在莫斯科期间，始终努力学习，深入钻研，深得中国同志和外国同志的敬佩。

　　在中山大学和列宁学院时，他为了学习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刻苦攻读英文和俄文。以至有人提意见说，董必武总是占着图书馆的一张桌子，到吃饭时才离开。

　　董必武在自己努力学习的同时，还担任列宁学院中国工人特别班的语文课和政治辅导工作。

　　他将自己在革命实践中的体会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相对照，并亲自下到工厂、农村调查研究。

　　在巴库油田和列宁格勒工厂，他深入到群众中，同工人一起劳动，共同生活，并将这种亲身体验整理成报告。报告得到很高的评价，并在全校展出。

　　1931年冬，他从列宁学院毕业，因其学习成绩优异，列宁学院计划将他留校工作。后因国内斗争的需要，遵照党中央的决定，董必武于次年3月离开苏联回国。

中共第一任法院院长

　　董必武到中央苏区时，正值红军粉碎第三次“围剿”，蒋介石又集中兵力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反对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要求红军在敌合围未成之前，就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

　　随后，调毛泽东做政府工作，接着又撤销了他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

　　尽管毛泽东受到排斥、打击，董必武却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被迫由上海迁入革命根据地以后，苏区中央即准备创办学校，决定取名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党校，校址设在叶坪，后迁到沙洲坝。董必武被调去办党校，任教务长。

　　党校校长是洛甫（张闻天），副校长是杨尚昆。

　　不久，杨尚昆调到三军团任政委，董必武接任副校长，后任校长。

　　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党校于3月13日（马克思逝世纪念日的前一天）正式开学。

　　1934年1月，董必武出席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和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二月，被委任为临时最高法院主席，随后又被任命为最高法院院长。

　　他对严明党纪和革命法制十分重视，同时要求办案要严格手读，要建立档案，以备有据可查。在他的领导下，党纪和法制得到加强，工作效率，劳动纪律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长征途中，任妇女队队长

　　年过半百的董必武同志也参加了长征。

　　长征时，中央纵队成立了一个干部休养连，共100多人，目的是照顾那些年老体弱、生病负伤的干部、战士，以及女同志等。其中有音乐家、戏剧家、文学家。谢觉哉、蔡畅、贺子珍、成仿吾等，都编在这个连里。

　　后来，董必武被调到中央纵队总卫生部卫生支队的妇女队任队长。

　　董必武等人率领的这支小队伍，战胜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了历史的奇迹。董必武在《长征中的女英雄》一文中，热情地歌颂了这些巾帼英雄的事迹，从这篇文章中，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到董必武当时所经历的艰难困苦。

　　文中写道：

　　“……初出发时差不多有六十副担架，途中一个人要管理三、四副。这是异常艰苦的工作。那完全是夜行军，又不准点火把，若遇天雨路滑，担架更走不动。民工的步伐是不会整齐的，体力不一样，没有抬惯，前后两人换肩走路都不合拍，对革命的认识程度又不一致，有的是在路上临时请来的。照料担架的女同志跟着担架走，跟得着前面的一副，又怕后面的掉队，跟着后一副，前面又没有人照管，休息时候要防着民工开小差。民工可以打盹，她们都不敢眨眼。特别是每晚快到天亮的时候，民工的身体疲乏了总想打个瞌睡，宿营地还隔若干里，前后队全都催赶快走。这时，他们就在几副担架的前后跑，督促和安慰，劝说和鼓励，用一切法子来推动民工往前走。有几次民工把担架从肩上放下来，躺在地上不动，无论如何都不肯走，她们中体力强健的，就只好代民工担肩……”

　　“做工作的女同志，绝大多数自背行李，包裹一卸，马上又要去做群众工作，这些都和男子一样。有两个女同志真是步行二万五千里，马一下也没骑过……”

　　又写道：

　　“……四个怀孕的女同志，都是在旅寓中生产，产后一晚半日就要行动，应有的休养和调理是得不到的。一个女同志在藏民区的下打鼓生小孩，连青稞麦她也不够吃，偶然分得一点羊肉，此外是没有什么营养可说了，产后休息了几天，经过草地，也平安地到达了瓦窑堡。”

　　长征队伍到黎平，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分配董必武等担任妇女队长，管理伤员，是不恰当的，建议另行安排。董必武这才被调到林伯渠主管的没收征集委员会任委员。

　　不久，又调进中央纵队干部休养连任党支部书记，与干休连连长侯政、指导员李坚真组成连党支部委员会，同徐特立、谢觉哉并称干休连“三老”。为了坚持长途行军，董必武在黎平才买下了一双破胶鞋。

　　1935年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成为我党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

　　为此，董必武十分兴奋，虽然他平时不喝酒，这次也特意买酒庆贺。

　　在遵义会议精神的鼓舞下，董必武不仅在四渡赤水、强渡天险大渡河、翻越终年积雪的大金山、跋涉荒无人烟的大草原时都顺利地随大部队行走，而且常把分配给他的马匹，让给伤病员骑用，自己徒步行走。

　　当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时，董必武回忆这段长征经历曾说：

　　“十三个月时光，在不断地战胜敌人五百余次的堵截、追击、侧击、袭击战斗中，步行二万五千里，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历经了无数的艰难险阻，这是英勇无畏的红军的创作，已为全世界人惊叹为空前的奇迹了。”

中共中央为董必武发电祝寿

　　1939年到1944年，董必武在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的重庆等城市战斗了7年。他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揭露国民党对外消极抗日，对内积极反共的反动面目。1943年，董必武将满58岁。“当时重庆政治空气恶劣，好友晤面不易，借祝寿集会为避禁网之一法”。为了扩大我党的影响，党中央决定给董必武提前祝寿，以“祝寿”活动作为突破封锁、广泛交友的一种手段。

　　1944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贺董必武六十大寿，对董必武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董必武同志：

　　庆贺今年你的六十大寿。你过去的革命奋斗贯穿了辛亥、五四、北伐、内战一直到抗战的各个历史阶段，为中华民族解放写下了光荣的史迹。你是中国共产党创始者之一。三十二年来，你经历无数艰辛，始终不息地为党工作。现在，你正代表着党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卫地位，高举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不屈不挠地奋斗着。你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老战士，你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领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为庆贺你的生日将感到光荣。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44年元旦

　　董必武把自己工作中的成绩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1月3日，他给中共中央发了感谢电：

　　中央委员会：

　　奉读中央元旦贺电，不胜感谢之致。我在中央领导下不断学习和工作着，抗战以来，特别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下学习和工作着，感到无上的光荣。我党的二十二年来伟大的发展，光辉的成绩，已搏得全中国全世界要求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得到解放的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赞扬，正因为全党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下，才获得了这样的成功。我自愧在这中间没有更多更大的贡献，使党给我的工作做得更好。我愿在继续整风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弥补自己的缺点，成为毛泽东同志旗帜下一个名实相符的战士，随着中央随着全党同志继续为完成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任务而奋斗；不管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时候，要毫不犹豫地坚守着中央分配给我的岗位。

　　　　　　　　　　　　　　　　董必武

新中国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临终留下一句没有说完的话：“党中央开了会，中央还有绊脚石……”

　　1949年，董必武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全身心的投入到新中国的法律事务上。

　　遵照党中央的部署，根据共同纲领中关于废除国民党的旧体制，建立人民的新法制的规定，董必武领导并参与了废除国民党的旧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建立人民新法制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董必武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60年代末70年代初，董必武已是八旬老人，且身体多病。按理，为人民奋斗了一辈子，身体又不好，应该享受晚年的欢乐。如若是在平常百姓家，这是极容易做到的。然而，董必武同志心里装的不是过去的功劳，他心里想的是国家。

　　“文革”前，中共中央成立了党史起草委员会，董必武任书记。“文革”期间，董必武对于江青等人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的那一套做法进行了坚决抵制，对于他们创造“帮派史学”更是深恶痛绝，编史工作自然就搁浅了。

　　在那些指鹿为马、黑白颠倒、善恶不分的岁月里，多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遭到诬陷、迫害。许多曾经战斗在国统区的地下工作者和进步人士，被扣上种种罪名，打成“特务”、“反革命”，关进监狱。董必武不顾个人安危，顶住逆流，实事求是地为这些同志写了证明材料，使得他们免遭诬陷、迫害。

　　1965年5月，在一次支部大会上，董必武用了三个半天的时间，给支部的同志们详细地讲党史，高度赞扬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以及邓小平同志、叶帅、陈老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革命建立的丰功伟绩。

　　1970年除夕，董必武在广州遇到老战友叶剑英，“幸存者”相遇，真是喜出望外，题诗《羊城农历除夕喜遇叶剑英》：

　　羊城农历岁月凋，

　　满眼风光兴趣饶。

　　破旧已无花上市，

　　迎新将有艺如潮。

　　曾经绚烂归平淡，

　　不信怀柔与叫嚣。

　　备战相逢岂易得，

　　余生能乐几分宵？

　　董必武为老战友而喜，同时又感叹“岁月凋”，“余生能乐几今宵？”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许多老战友、老同事被迫害致死，今宵能与叶帅相逢，实属不易。分手后又不知何时能与君见面。凄婉的声调跃然纸上。

　　1975年3月5日，董必武90生日，他带病题诗《九十初度》，总结自己度过的“九十光阴”：

　　九十光阴瞬息过，

　　吾生多难感磋砣。

　　五朝敝政皆亲历，

　　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洗面，

　　随人治岭与治河。

　　遵从马列无不胜，

　　深信前途会伐柯。

　　董必武始终怀着“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的信念，以“主义遵从马列坚”为行为准则。

　　1975年4月2日7时58时，董必武与世长辞了。他临终时说了一句未说完的话：“党中央开了会，中央还有绊脚石……”。

　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1905年，李大钊16岁时，应科举考试，得中秀才。后因科举终止，转入河北省卢龙县永平府中学读书。在这个新式学堂里，他开始接触新学，阅读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开阔了眼界。

　　1907年夏，李大钊考入公费的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北方革命党人发动了滦州起义，但不久失败，起义军重要领导人白亚雨英勇就义，临刑时，他立而不跪，视死如归，所表现出的革命英雄气概给李大钊留下深刻的印象。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专制王朝，但建立起的民国很快为袁世凯所窃夺。1912年6月至1912年间，李大钊写下了《隐忧篇》、《大哀篇》等文章，揭露了在所谓共和体制下民权的丧失，人民的苦难。开始对共和国的命运感到“隐忧”。在北洋法政学堂这个新式学校里，李大钊广泛地阅读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书籍，受到了反对封建主义，追求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开始树立起民主主义的观点。

　　1913年夏，李大钊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并于1913年冬东渡日本求学。

　　在学习期间，李大钊将所学新知识同实际结合起来，他密切注视着国内的政治变化。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炮制了《中华民国宪法》，并制造出种种舆论为称帝作准备。1914年11月，李大钊发表《国情》一文，驳斥了袁世凯的客卿，日本人贺长雄和美国人古德诺关于中国民智卑下，只有君主制才适合中国国情的言论，指出中国人有参政能力，能实行民主共和制。若再恢复君主制，“必欲使吾民众群起反抗无他术焉”。可看出，李大钊已具有了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1914年，李大钊在东京发起组织了“神州学社”，进行反袁活动。

　　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李大钊团结留日学生，成立了留日学生总会，并担任文牍干事，负责起草通电。

　　同年5月，袁世凯政府在日本最后通牒的压力下，差点完全接受了“二十一条”，以换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自此之后，李大钊投入了武装反袁的斗争。1915年底，袁世凯宣布称帝，消息传来，留日学生总会召开会议，推选李大钊为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负责反袁的宣传活动。1916年，李大钊主编《民彝杂志》，并发表了《民彝与政治》一文，猛烈地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指出中国近代的落后根本原因是君主专制造成的，代议制度则是时代的要求。在反袁斗争中，李大钊以其斗争之坚决，文笔之犀利而声誉鹊起，在留学生中成为闻名一时的人物。

　　1916年6月，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全国一片反对声中死去。但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并未从人们头脑中消除。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李大钊也是这一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7月，李大钊应汤化龙之约，到北京办报。他为报纸起名叫《晨钟报》。

　　在《晨钟报》上，李大钊发表很多文章，揭露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抨击封建文化及道德伦理。

　　十月革命以前，在国内发生的重大政治运动及思想斗争中，李大钊都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并以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出现。唤醒民众，寄希望于人民是这一时期李大钊思想的精华。他指出：对于我国思想界的消沉，“非大声疾呼以扬布自我解放之说，不足以挽积重难返之势。”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1918年1月，李大钊经章士钊推荐，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一职。当时的北大，汇集了陈独秀、胡适等一大批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李大钊也参加了《新青年》编辑部，同陈独秀等人轮流编辑这个已成为新文化运动旗帜的刊物。

　　对于中国社会的种种新旧矛盾冲突现象，“很盼望我们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李大钊也正是在苦苦探索着这条“新径路”。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消息在1918年春传到了中国，引起中国知识界的极大关注。一向密切关注着国际政治的李大钊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十月革命，并搜集各种资料，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李大钊以他那敏锐的观察力迅速接受了十月革命，了解到十月革命的性质。1918年7月，李大钊写下《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比较了俄国革命和法国18世纪大革命的不同，指出俄国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之上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这两个革命“时代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质自异，故迥非可同日而语”。他认识到，只有俄国革命才代表了世界革命的方向。“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这是中国知识界肯定十月革命最早的文章，它体现了李大钊开始由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1918年11月，李大钊在北京群众庆祝欧战胜利大会上发表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说，接着又写下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发表在《新青年》上。

　　在这两篇文章里，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们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试图通过大战，建立大帝国，“为自己国内资本家阶级谋利益”，指出：劳工阶级利用此机会进行革命，以防遏资本主义政府的战争；欧战的胜利是民主主义和劳工主义的胜利，是专制主义、资本主义的失败；劳工阶级革命的目的，是“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并预言，社会主义的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之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这两篇文章中，他开始认清了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本质及其必然灭亡的命运，歌颂了十月革命，提出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的道路这一方向，表明李大钊已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为当时思想界的先驱。

　　在这以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更系统的研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

　　1918年冬，他在北大组织了“马尔克斯研究会”，争取了几名教授参加。但不久为反动政府以“防止过激主义传播”为由而查禁。

　　1918年12月，李大钊同陈独秀发起创办了《每周评论》。它是《新青年》的姊妹刊。不仅继承了反封建的传统，还一改《新青年》不谈政治的态度，把新文化运动同政治运动结合起来。在《每周评论》上，李大钊发表不少文章，进一步宣传和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引导毛泽东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

　　李大钊努力向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青年走马克思主义道路。五四以前，北大新旧思想斗争仍很激烈。“许多青年接触了新知识，很不满现状，要求进步，渴望新的思想境界，而李先生学贯中西，思想新颖，正是这些青年学生所向往和追求的榜样，于是对他非常敬仰，自然地团结在他的周围。”

　　1918年底，北大学生成立了两个进步的社团：《国民杂志》社和《新潮》杂志社。李大钊应邀分别担任指导和顾问。在他的帮助下，《国民杂志》社很快走上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1918年秋，毛泽东来到北京，在李大钊帮助下，担任了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后来回忆道：“在李大钊领导之下，我就很快地发展，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

　　为了走十月革命的路，李大钊越来越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他提出，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要到劳动群众中去，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

　　在他的倡导下，邓中夏等学生发起成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走上街头，向市民进行爱国宣传，为即将到来的革命运动做了舆论上的准备。

走在五四运动的前列

　　1919年5月，由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李大钊在思想上、组织上领导了这场运动。他所指导下的几个社团领袖人物，如邓中夏、罗家伦、许德珩等都是这场运动的组织者。

　　5月18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阐明了这场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他说：“我们反对欧洲分赃会议所规定对于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他还发表一系列随感，激励爱国学生和人们继续进行斗争。

　　同时，李大钊也亲自参加了运动。据高一涵回忆：“五四游行，守常和学生一道参加。有一次，为了救援被捕学生，大家集队往政府请愿。队伍走到国务院门前，只见铁门紧闭，门内架着机关枪，守常悲愤之急，一个人跑出队伍冲将上去，大家赶忙上前把他拖住，真是又英勇、又危险。”

宣传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后，中国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的传播，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或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社团、期刊纷纷出现，形成了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流，包括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李大钊又走在时代的前列。

　　1919年9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不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指出马克思这三部分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李大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介绍了剩余价值原理，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灭亡的原因，并指出“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

　　这篇文章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还是头次，尤其是李大钊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人类历史，在当时更属创举。虽然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一些原理的理解尚幼稚，尤其是对唯物史观的认识还不深入，但可看出，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已大大向前迈进了。

　　1920年，李大钊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文章，着重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变化，指出“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肯定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过去的历史“都是人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也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对唯物史观的正确认识，说明李大钊已全面、系统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完成了由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成为我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得到广泛传播，引起了新文化统一战线内部的分化。

　　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思想家退出五四新文化运动。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鼓吹改良主义道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非难，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当时避居昌黎九峰山的李大钊看到胡适的文章后，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分歧，必须予以驳斥。很快，李大钊写成了致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批驳了胡适的观点。指出中国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来解决社会经济制度问题，“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批判了胡适的改良主义。

　　文章还论证了中国革命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取得胜利，批判了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谬论。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之间的首次交锋，李大钊旗帜鲜明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观点，捍卫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

李大钊主张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就叫共产党

　　1920年1月下旬，在北京至天津的大道上，行驶着一辆马车，马车里两个商人打扮的人就是当时在思想界并驾齐驱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李大钊和陈独秀。陈独秀在1919年6月因散发传单而被捕，几个月的铁窗生涯洗去了他向往法兰西文明的理想，转向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但他出狱后一直受到反动政府的监视，为了摆脱迫害，陈独秀决定避居上海，李大钊亲自护送他到天津，一路上，他们讨论的是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这件对中国历史有着巨大影响的事件就是在这里开始孕育的。

　　同年3月，共产国际东方局派维经斯基来到中国，了解中国五四运动的情况。他到北京后，首先拜访了李大钊等人。李大钊为他安排了几次座谈会。在座谈中，维经斯基提出中国建党的问题。李大钊对此深表赞同，并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会见陈独秀。

　　与此同时，为了在思想上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准备条件，李大钊加紧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在北京大学经过与北大学生邓中夏等人酝酿，秘密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该会以北大学生为主，参加者有高君宇、张国焘、罗章龙、何孟雄、刘仁静等人。

　　1921年11月17日，该会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启示，公开了该会的组织，研究会通过校长蔡元培争取到两间房子，作为活动场所。这两间房子被称作“亢慕义斋”，即“共产主义书斋”，后来“亢慕义斋”就成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代名词。

　　研究会设有图书室，收集了许多种中、英、日、德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参考，还将会员分成若干小组，深入讨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十月革命的各种问题。他们定期举办讲演，约请李大钊、高一涵、陈启修等人，就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世界政治情形作定期报告，还举办辩论会，进行公开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在辩论会上，李大钊常常被邀请作评判员。

　　有一次，研究会举办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的辩论会，参加者有好几个大学的学生和教员，辩论十分激烈。

　　“最后听众都想听一听当代马克思主义专家的意见，一时满场俱寂，守常同志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手里拿着一页笔记大纲，用唯物史的观点来解答问题。”他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指出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不是人的意识和感情所能左右的。

　　通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各项活动，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同时也锻炼了大批青年学生。

　　李大钊还积极帮助外地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组织。1920年秋，在李大钊帮助下，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李大钊也曾派陈为人到济南，同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建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建立起联系。

　　1920年7月，李大钊正式担任北京大学教授职务（同时兼图书馆主任）。他在北大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史学要论”、“社会主义”等课程，还到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兼课。他积极向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利用讲坛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早在五四运动前，李大钊写下《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文，对唐山工人“尚不及骡马”的悲惨生活表示深切同情。这时，他更对无产阶级予以极大关注，他指出：“现在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以反抗富权阶级、资本阶级”，是现今世界的趋势。他明确提出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作民众运动的向导。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不断传播及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成立无产阶级政党这一任务也提到了历史日程上来。此时，李大钊常同陈独秀书信往来，讨论建党问题。陈独秀曾就准备成立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名称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是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李大钊明确答复：就叫共产党。

　　1920年8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创建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月底，张国焘从上海回到北京，带来了陈独秀关于建党的意见。李大钊积极赞同，并开始进行建党的具体活动。同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正式成立。参加者有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等人。由李大钊从自己工资中拿出三分之二作为小组活动的经费，小组还经常在李大钊的办公室和家里这两个地方开会。后来，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党小组将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清除了出去，纯洁了党的组织。并争取何孟雄等人放弃了无政府主义立场，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小组还吸收了邓中夏、高尚德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北京共产党小组一成立，在李大钊领导下，立即投入了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1920年11月，小组创办了《劳动者》周刊。它是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通俗读物，很快在长辛店等地流传，很受工人欢迎。1921年1月，小组在长辛店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李大钊经常给予指导。邓中夏、张国焘等人常去讲课，向工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并借此接近工人，培养工人骨干，在李大钊和北京党小组的启发下，北方工人的阶级觉悟提高很快。1921年5月1日，长辛店一千余工人举行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群众大会，会后进行示威游行，并成立了工会组织。

　　继上海、北京党的小组成立后，济南、长沙、广州、武汉等地相继成立了党的小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也得到进一步结合。建党的时机已经成熟。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派的代表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因为北大正值学年终结期间，教务繁忙，未能抽身南下，便选派了张国焘和刘仁静代表北京小组出席大会。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李大钊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为党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孙中山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

　　李大钊较早地注意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1921年，他曾介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桂林会见了孙中山。

　　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杭州召开西湖会议，讨论有关国共合作的形式问题。在会上，马林提出，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会议就此展开了讨论，多数同志持反对态度，李大钊明确表示支持马林的意见，并同马林一起耐心地说服与会同志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这次会议是实现国共合作的一个转折点，李大钊在此起了关键作用。

　　全后，李大钊对革命统一战线进行了理论上探讨，他发表《普遍全国的国民党》一文，批评以前的国民党不重视民众运动的错误，指出“中国现在很需要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国民党应该适应这种需要，去联合工农学商，“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阵线。”

　　1923年6月，李大钊南下广州，参加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会上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大钊在发言中指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可利用统一战线去发展工农运动，壮大革命的力量。李大钊的意见得到了多数同志的赞同，使“三大”通过了正确的决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三大”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关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政策正式确立。

　　李大钊从广州返回北京后，为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当时，党的这个决定仍为一部分党员不理解。李大钊便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和说明。同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会见苏联派驻广州的常驻代表鲍罗廷，并召集北京党的负责人开会，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与会者对于两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根本观点及方式方法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由李大钊发言。他指出，今天革命事业中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不是现在的国民党所能担当得了的，必须要加上新的血液，即共产党的力量。而且由共产党来担当这个使命恐怕为时尚早。“因此建立两党的联合战线就在为必要的和适时的了”。国民党虽然缺点很多，但如果孙中山有决心有把握将国民党大大地改组，还是大有可为的。同时，他还指出在统一战线中要保持共产党的阶级性和纯洁性。通过李大钊的耐心说服，许多同志的思想转变过来了。

　　李大钊在西湖会议后，受党的委派，担负了同国民党主要领导人进行联络的重任。

　　1922年8月，李大钊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当时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而被迫避居上海。正当他对前途感到绝望之时，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孙中山很高兴地接待了李大钊，并同他进行多次讨论，共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有时兴之所致“畅谈不倦，几乎忘食”。

　　在一次会谈后，孙中山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李大钊成为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

　　通过会谈，孙中山坚定了联共的决心，他开始冲破阻力，依靠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改组国民党。以后，他数次邀请李大钊就改组等事项进行讨论，将李大钊视为挚友。

　　在中国共产党“三大”期间，李大钊应邀同孙中山进行会谈，讨论了国共合作及广东革命政府的外交政策等问题，李大钊就此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意见。

　　1923年10月中旬，孙中山又电邀李大钊赴上海，同廖仲恺一起准备国民党改组事宜，并委任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在李大钊等人推动下，孙中山很快公布了国民党改组宣言及党纲草案，加快了改组的步伐，12中旬，孙中山派李大钊返回北京，负责进行北京地区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4年1月，李大钊再次应邀南下，赴广州帮助孙中山完成改组工作及筹备国民党“一大”。途中经过上海，出席了中共中央为决定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一大”上的态度而召开的会议。会议决定组织以李大钊为首的指导小组，领导出席大会期间党的工作，在国民党“一大”开会前夕，李大钊作为孙中山的亲密挚友，被指定为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章程审查委员会、宣传问题审查委员会的成员，是大会任职最多的一人。对于大会宣言和党章这两个主要文件，李大钊倾注了许多心血。

　　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李大钊被指定为大会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在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国民党右派极力反对共产党员“跨党”，引起了大会激烈争论。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意见书》，阐明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立场。他指出，中国“想摆脱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做国民运动不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驳斥了右派的谬论，并获得国民党左派的支持。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努力下，国民党“一大”顺利通过了有关国共合作的决议，它标志着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

　　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李大钊不辞劳苦，频繁奔走于大江南北。他四跨长江，三赴上海，二下广州，不仅参与制定党的统一战线策略，而且直接促成国共合作，成为革命统一战线建立的助产士。

李大钊率团出席共产国际“五大”

　　1924年5月，李大钊被北洋军阀明令通缉，被迫避往昌黎九峰山。6日，他接到党中央通知，委派他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他冒着危险回到北京，邀集其他代表出发，从满洲里雇车趁黑夜穿过了中苏边境，到达苏联。

　　6月17日至7月8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代表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大钊在第22次会议上作了报告。他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着重介绍了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要点，说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在国民党内部，我们将其左翼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并以此加速革命浪潮的高涨。”“我们的策略是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先锋队。”

　　李大钊在苏联发表的另一篇文章还提到：“为使中国的国民革命取得胜利，工人必须建立牢固的组织，并且成为革命的核心。”

　　李大钊的这些论点初步阐述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利用国民党旗帜进行大量工作

　　1924年9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的反动统治，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北方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同年12月，根据革命形势需要，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简称北方区委），领导东到东北三省，西到陕西北部，包括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察哈尔、内蒙等省的整个北方地区党的工作，由李大钊总负责。同时，李大钊又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负责人之一，他一身二任，担负起北方国共合作的重任。他积极组织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领导国民党各地基层组织，利用国民党的旗帜进行了大量工作。

　　北京政变后，北方局势很复杂。冯玉祥的国民军倾向于革命；皖系首领段祺瑞出任北京政府临时总执政；奉系张作霖的势力也伸进了北京。李大钊同北方区委正确分析了形势，决定采取争取国民军，打击段祺瑞和张作霖的策略。

　　李大钊对争取国民军的工作十分重视，他亲自对冯玉祥做了许多工作，还通过派人和书信往来对冯玉祥部下也做了不少工作，向他们宣传和解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政治主张。

　　李大钊也亲自劝说冯玉祥同意在军队中建立政治俱乐部，对国民军进行政治工作，并派共产党员宣侠父、陶梁等人负责。同时，李大钊还派出许多同志直接到国民军中去，深入中下层官兵进行活动，后来，在国民军中不有少共产党员担任副官和其他重要职务，我党在国民军中还直接掌握了几支武装。他们对共产党的活动基本采取不干预的态度，对工农运动也持开明态度。

李大钊促使冯玉祥改变下野主意

　　1924年11月，冯玉祥宣布下野，自释兵权，隐居天台山。李大钊和北方区委对冯玉祥下野后的局势进行了分析，认为冯在此时下野会使形势急转直下，对国民革命是不利的；冯部也会因冯玉祥的引退，失去中心支柱而被分化瓦解；同时看到，西北地区远离海口，段张势力鞭长莫及，大有活动余地，同时西北背靠苏联，可争取苏联援助。于是，党和李大钊又一次向冯玉祥伸出了援助之手。1925年1月，李大钊同孙中山的代表徐谦，同冯玉祥进行了多次交谈，说服冯玉祥接受西北边防督办一职。冯玉祥上任后，李大钊为了进一步建立冯玉祥国民军同苏联政府之间的联系，促进苏联援冯，多次亲自奔波往返于北京苏联大使馆与张家口冯玉祥国民军总部之间，进行频繁活动，终于促成了苏联援冯这一计划。在苏联援冯这件事上，苏联方面着重考虑了党和李大钊对国民军的影响。《冯玉祥与国民军》一书中写道：“在决定满足冯玉祥和其他将军的请求的问题时，苏联……政府也考虑了中国同志们的意见，特别考虑了李大钊对国民军指挥人员统战政策影响。”

　　1924年10月，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北上，于12月来到北京，受到热烈欢迎，李大钊亲自前往车站迎接孙中山。在赴京途中，孙中山提出召开会议，以谋求中国统一与建设。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及人民的支持。我党在全国各地发起了国民会议运动，李大钊领导国民党北京执行部，联合其他进步团体，成立了国民会议并召开了促成会，会议着重揭露反动军阀“善后会议”的实质。李大钊在会上进行了多次讲演，他还几次主持北方区委会议。听取大会汇报，对同“善后会议”的斗争策略及防止国民党右派破坏作了许多指示，在李大钊及北方区委领导下，大会开得很成功，扩大了革命影响，打击了军阀的气焰。

　　大会召开期间，孙中山先生于3月12日因病在北京去世。北方区委组织了隆重的追悼活动。李大钊对孙中山的去世异常悲恸，他是孙中山治丧委员会成员，亲自将孙中山灵柩由医院抬送至中央公园社稷坛。

　　孙中山出殡的那天，有十万多人送丧，形成了反对军阀政府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当送丧的队伍经过西华门时，愤怒的群众砸烂了设在那里的“善后会议”的牌子。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开始破坏统一战线。在李大钊领导下，北方统一战线的内部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1925年11月，国民党右派召开西山会议，公开反对国共合作，宣布开除李大钊等人国民党党籍，并另设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争夺领导权。李大钊等人随即揭露了右派的阴谋，指出它代表大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利益的实质。

出色地领导工农反帝运动

　　北方区委成立后，开始着手恢复工人运动。在国民军支持下，“二七”惨案中被捕的许多工人领袖被释放，京汉、正太、京绥、京奉、陇海、胶济等铁路工会相继恢复。1925年2月7日，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郑州召开：它标志着北方工人运动在经历短暂的革命低潮后，又开始恢复，发展起来。

　　1925年5月，为了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上海人民举行了反帝大示威，英帝国主义公然向游行群众开枪，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惨案引起了举国愤怒，上海、北京、广州、汉口等地纷纷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帝斗争，揭开了大革命的序幕。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李大钊立即着手领导北方区委组织群众掀起了反帝运动。6月3日至25日，北方区委组织了三次游行示威，人数分别为5万，20万，30万。四郊的农民也赶来参加，这几次运动在李大钊和北方区委领导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李大钊还派赵世炎到天津、唐山等地领导反帝群众运动。

　　同年8月，李大钊发表《大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一文，列举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号召全民觉醒，提出“吾人之运动口号为尊重民权、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三条”。

　　在中国人民反帝运动迅速高涨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企图通过骗局来平息中国人民反帝浪潮。1925年10月，段祺瑞政府同英、美、法等国举行特别关税会议，讨论关税问题。这一骗局遭到人民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发起了关税自主运动，李大钊同北方区委对关税会议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指出它根本不可能达到关税自主的目的。只有民众以自己的力量实行革命，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以后，才能实现关税自主。北方区委先后组织了几次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反对关税会议，力争关税自主。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促进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李大钊还很重视农民运动。他曾选派青年去广州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这批学员学成回来后，极大地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他指出在中国，农民特别是贫农，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动力。“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他还指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提出“耕地农有”的主张。李大钊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是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大贡献，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

　　李大钊还很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工作。

　　1925年6月，为配合北方革命形势发展，李大钊派吉雅泰等蒙古族党员回内蒙开展工作。并派干部在绥远、察哈尔、热河、包头成立中共工作委员会。1925年下半年，成立了中共张家口地委，兼管热、察、绥特别区党的工作，为了团结内蒙各阶层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共决定成立统一战线性质的内蒙古人民党，李大钊对组织“内人党”的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并要求内蒙古族党员参加这个组织，促进了内蒙古革命的发展。

　　1925年10月，北方区委在张家口召开内蒙古工农兵大同盟成立大会。李大钊、赵世炎主持大会，李大钊作了报告，特别强调蒙汉两族人民联合起来谋求解放的意义，大会选举李大钊为该同盟书记。同盟是党在内蒙古地区成立的第一个群众性组织，它的成立大大推动了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之后，内蒙古革命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首都武装暴动失败

　　1925年11月23日，奉系军阀内部发生郭松龄倒戈事件，势力大受削弱。北京、天津及直隶等地区都掌握在倾向于革命的国民军手中。革命形势不断高涨。这些为党领导更大规模的斗争创造了条件。李大钊及北方区委决定利用此有利时机，在北京发起直接夺取政权的革命。可以利用冯、段之间矛盾，在张旅配合下，推翻段祺瑞政府，李大钊同意这个建议，决定由赵世炎任总指挥，领导这次起义。按起义布置，将于11月28日开始行动，分别夺取政府重要机构，使段政府陷入瘫痪，迫段下台，再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北京临时国民政府和临时政府委员会。首都革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它给段祺瑞政府以沉重打击，显示了人民的力量，是我党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

　　北方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极大仇视。帝国主义与军阀密切勾结起来，企图扑灭革命的烈火。

　　帝国主义的挑衅引起了中国人民极大愤怒，3月17日，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群众包围段政府，要求以强硬态度抵抗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但遭段政府武力驱散。3月18日，北京总工会、学生总会等200多个团体，10万多群众齐集天安门，召开示威大会，通过了反对8国通牒，驱逐8国公使等提案。会后，组织了两千人的代表团，赴段政府请愿。

　　李大钊在出席北方区委会议之后，也赶来参加请愿队伍，并亲自打着一面大旗，走在队伍前列。当游行队伍进入执政府门前的广场时，反动军阀政府下令向群众开枪，并用大刀砍，当时打死群众47人，伤200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李大钊当即组织群众撤退，自己也负了伤，当晚，李大钊召开了北京党、团会议，提出要将斗争坚持到底，并组织慰问伤员，抚恤、追悼死难者。

　　“三?一八”惨案是北方大革命风暴的高潮，也是一个转折点，反动军阀已向人民举起了屠刀。

坚守阵地，临危不惧

　　1926年4月，直系军阀吴佩孚由反奉转而同奉系勾结，造成奉直合作反国民军的形势，国民军被迫全军退守南口一带。奉系军阀占据北京后，也把镇压共产党作为首要任务，到处张贴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4月26日，他们杀害了进步报纸《京报》的主笔邵飘萍。接着又处决了另一家进步报纸的主笔林白水。在直奉军阀的残暴统治下，北方的革命运动转入了低潮。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李大钊同志和中共北方区委做了暂时的退却，他们住进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的旧兵营，由公开转入地下，继续领导北方的革命斗争，并取得很大成绩。仅北京一地，从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中共党员就由300多人发展到1000人以上。共青团的组织发展得更快。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李大钊同志同时兼任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领导，在这一时期，国民党党员也由2200余人发展到4300余人。就是在张作霖的“大帅府“里，也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由董季皋同志任支部书记，他的公开身份则是张作霖大帅府秘书。

　　由于李大钊同志的革命活动直接威胁着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所以从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他就多次被反动政府通缉。在这种异常艰苦和险恶的环境里，李大钊同志毫不畏惧，始终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信念。李大钊同志的表姑曾经问他：“你们老搞这事，也不怕吗？人家那样厉害，兵权在手，今日赶，明日捉，把你们从这儿赶到那儿，你们不是自讨苦吃吗？”李大钊同志答道：“他们就好比是一堵墙，我们捣来捣去，总会把这堵墙给捣垮的。”又说：“怕什么！早晚我们是要胜利的。我们的主义，就像庄稼人的种子一样，到处都撒遍了，他们是破坏不了的。他们破坏了这儿，还有那儿长起来，没有关系。”

　　1927年初，隐蔽在张作霖大帅府里的我地下党支部得悉，张作霖下令逮捕李大钊同志。京师警察厅也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对李大钊和其他革命者跟踪侦察，图谋一网打尽，妄图消灭京城的革命力量。董季皋及其他知情的同志与朋友都劝李大钊同志离开北京。李大钊同志的夫人赵纫兰也很为李大钊同志的安全担心，多次劝说他离开，但李大钊同志态度坚决地说：“我不是常对你说，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工作留给谁做？……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是怎样重要，哪里能离开呢？”他让许多同志化装转移，而自己却留下来坚持工作，坚持斗争。

　　李大钊同志的这种不顾个人安危，以革命大局为重的大无畏精神，深深地教育了他周围的同志。例如在李大钊同志身边工作的谭祖尧同志。他的未婚妻的父亲在北洋政府供职，知道张作霖要对共产党人下毒手，就让女儿转告谭祖尧，让他躲避一下，并准备为其在广州代谋一事。谭祖尧同志回复说：“干革命就不能怕死，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坚决跟李先生干革命，决不回头，只要李先生不离开北京，我也不离开北京。”谭祖尧同志与李大钊始终在北京坚持斗争，直到一同被害。

落入虎口，面无惧色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反动军阀更加仇视李大钊，欲拔去这颗“眼中钉”而后快。

　　1927年4月27日，奉系军阀终于向李大钊伸出了罪恶的手，在帝国主义默许下，张作霖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及附近的几个办事机构，并进行大逮捕。这天正是清明节，天气很温和，李夫人带着小女儿在外面散步，李大钊在里间屋里，伏案写作，大女儿星华在外间看报，突然外面传来一声枪声和纷乱的喊声。李大钊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别人赠给他护身的小手枪，带着星华走出院子，找了一间僻静的小屋坐了下来。他一句话也没说，神情非常冷静，不多久，宪兵、警察、便衣蜂拥而入，抢走了李大钊手中的枪，逮捕了李大钊。同时被捕的还有共产党员谭祖尧、范鸿?隆⒀罹吧降热恕７蛉苏匀依技傲礁雠?儿也同时被捕。

　　李大钊同志被捕后，多次被审讯，敌人用尽了种种酷刑、威胁和利诱，把竹签扎进大钊同志的指甲缝里，最后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李大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他没有一句有损党的荣誉、有损革命利益的“供词”，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连当时敌人的报纸也不得不说，李大钊受审时“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承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之，关防甚严”。

　　敌人无可奈何地向报界承认“李无确供”！敌人威逼利诱兼施。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亲自前来劝降，妄图用高官厚禄来收买李大钊同志。李大钊严词答道：“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面对李大钊的凛然正气，敌人只得灰溜溜的收场。

　　李大钊同志的被捕，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也引起了当时的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抗议。莫斯科人民举行游行示威，在列宁格勒、海参崴等城市也召开了群众大会。在国内，北方铁路工人提出要劫狱，营救李大钊同志，并组织了劫狱队。教育界、学者、名流和李大钊的同乡，均起而营救。京津“各报社评，皆暗为守常呼吁”。4月9日，北京九所国立大学的校长讨论营救办法。12日，北京国立、私立25所大学的校长又进一步讨论营救办法。但是当李大钊同志得悉后，坚决反对、制止。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且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在这生死攸关的严重时刻，李大钊依然念念不忘的是如何保存革命实力，而全然不顾个人的安危。他在狱中自述里豪迈地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历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为了开脱同案人员，他还写道：“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反动的奉系军阀政府见种种手段都不能使李大钊屈服，便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与人民群众的一致反对，对李大钊及其他19位革命志士下了毒手。

红色的种子，撒遍大地

　　1927年4月28日，对李大钊等20名革命志士的秘密审判，于上午11时在警察厅正式开庭，至12时10分始毕。然后由军车四辆押送至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执行死刑。当时在门前围观的人很多，街道都被堵断了。行刑用的新式绞刑机据说也是反动政府从美国运来的。李大钊同志神色未变，从容地首先走上绞刑台，他要求讲话，敌人不允许，他就大声叫喊，准备用生命的最后一刻来继续唤起民众。他说：“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色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但是执刑的人蛮横地向他脸上挥拳，并把他推进一个发亮的金属制的长方形架子中，架子的上边正中有一个小圆圈正卡在颈中，旁边有一把柄，刽子手握住把柄，逐渐绞下去，直到舌头吐出，眼睛凸出，眼角流出血。刽子手松开把柄，将李大钊拖出，围绕刑台走了一圈，然后用冷水往李大钊脸上喷，等他苏醒过来，又开始第二次绞刑，共继续了三次，施刑长达40分钟之久。刽子手们就用这种惨无人道、灭绝人寰的手段杀害了李大钊同志。

　　紧接着范鸿?隆⑻纷嬉⒌缺9位革命志士也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刽子手们将尸体装入棺中，停放在宣武门外下斜的长椿寺中，待家属、亲戚来认领。李大钊同志的夫人赵纫兰在朋友们的募捐支持下，买了一口棺材，将烈士重新装殓，把灵柩移放至妙光阁街的佛寺里。

　　李大钊同志牲牺的噩耗传来，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以及各界进步人士无不为之深切哀悼。

　　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发表的《悼李大钊同志》的文章指出，他“是创立中国共产党之一人”，“是最勇敢的战士”，并将为中国人民所“牢记不忘”。

轰动北平城的李大钊出殡

　　大钊同志出殡的前两天，党组织负责同志找北平法学院学生李时雨谈话，指示他组织好大钊同志的出殡活动，特别是护卫好灵柩安全地送到万安公墓。

　　经大钊同志的乡亲，一位姓乔的女同志的引见，李时雨见到了大钊同志的夫人赵纫兰。乔同志向李夫人介绍时，说他是李氏家族中的晚辈，现特来送葬，帮助做些工作，他们商定好，送葬时，李时雨头戴白色孝帽，专扶大钊同志的小儿子（10多岁），紧跟灵柩，不离寸步。这既是防备军警驱逐的措施，免得他像一般群众那样被驱散；同时也考虑到，万一他被捕，也可以说是大钊同志的远房亲属，比较容易解脱。大钊同志的葬礼于1933年4月23日清晨举行。这天，长椿寺前殿里设了灵堂，中间挂一横幅，前后左右悬挂了许多挽联，两旁摆放了大量花圈。奏哀乐、读祭文之后，群众唱起了《国际歌》，气氛十分悲壮肃穆。

　　礼毕起灵，覆盖着绣有蓝色花朵棺罩的烈士灵柩，在群众的簇拥下，缓缓地被抬出长椿寺。李时雨扶着大钊同志的小儿子，同李夫人及其亲属们紧随灵柩一起步，后面跟随着数百名送葬的群众。大家胸戴白花，臂缠黑纱，一些同志抬着大钊同志的画像，扛着花圈、挽联和挽词，边走边向路边行人撒传单并高呼口号。

　　灵柩抬过宣武门后，送葬群众已增至千余人，到西单时，只见不少群众在路旁摆出了祭桌。

　　这时，宣读祭文声、燃放鞭炮声以及呼喊口号声连成一片，震撼着半个北平城。行至西单北大街时，李时雨回头往南一瞥，只见人山人海，望不到边。

　　队伍行至甘石桥，有人把早已准备好的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覆盖在大钊同志的灵柩上。这时，反动军警从四面八方冲击送葬的群众，他们像疯狗一样，踢翻了祭桌，殴打朗诵祭文的人，用枪托子打散送葬的群众。他们打伤了数百人，逮捕了几十人。李时雨始终扶着大钊同志的小儿子及亲属们，坚持把灵柩护送到万安公墓。

　　大钊同志的石碑是在红瓦市路东一个石匠作坊定刻的。起运时用黄纸把石碑上的字糊上，天未亮时就雇了辆小驴车送出城门放到万安公墓。墓志铭是：先生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县人，生于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六日，死于民国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春秋三十九岁。下面刻着子女的名字。

　　大钊同志的出殡，可以说是轰动一时，极其悲壮的一次群众运动。它不仅敬慰了忠魂，安葬了烈士遗体，而且进一步揭露控诉了反动派的残暴。虽然这次出殡遭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但它更激起了群众的义愤，其影响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