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青河镇的故事 人物谱 - 我的母亲 -- 润树
系列已发：清清的河，从小镇流过 小镇的格局 农家儿女
我的母亲
母亲1949年从省立师范毕业后开始在小学，中学和县师范教书以及作行政工作。1962年, 县教育局调她到青河镇中心校作校长。那时父亲在另一个城市工作，于是母亲带着我们弟兄四人和祖母，一起迁到清河镇。
既名中心校，难道还有卫星校？是的，这些卫星校就是公社下面各大队的民办学校，它们中大一点的，1-6年级都有，小的，则只有两三个班，不是每年都招生。母亲作为中心校的校长，也负责这些民办学校的师资管理。
刚到镇上时，我们兄弟四人，大哥12岁，正准备考中学；二哥7岁，刚上一年级；我5岁，小弟2岁。祖母和我们在镇上只住了两年，后因下放城镇人口，她又是地主婆，就回到农村老家去了。我母亲这边也是地主家庭，那时是很不光彩的事 （现在也没什么光彩，但基本不受压制），所以两边家庭的事，父母都没有告诉过我们。
直到二十多年后，我们才大概知道，祖父1858年生，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做过四川省的参议员。后因与军阀杨森不和，避险逃回家乡，成为当地有势力的人物。我祖母是他在六十岁时才娶的姨太太。祖父1933年就去世了，祖母一直活到1991年。祖母八十年代曾告诉我，祖父从同盟会起到省参议院，一直管财务。后来失势时，去见蒋介石未果，发牢骚说蒋以前在他手上不知领过多少钱，也不知是真是假。他死后，子孙有在国民党军队任职的，有做县长，县警察局长的，也有去台湾的，解放后有些被镇压了。幸好我父亲解放时刚从大学毕业不久，以后参加的都是革命工作，没有受牵连。我外祖父早年也是在外面做过事，结识了我祖父，后来回乡置地，教书，土改时去世。外祖母活到60年代去世，但我从未见过她。
由于这些原因，解放初组织上有意发展母亲入党，她考虑再三，想到如果提交申请的话，家庭和社会关系必然要受到全面调查，因此还是没有写申请书。她后来好象有些后悔，有时会对我们说，我要是那时入了党，党龄比你们的年龄都大。我的两个哥哥后来都入了党，我却连一次申请书都没有写过，也许“留在党外的作用更大”吧。]
母亲虽然不是党员，威信却很高，源于她业务能力强，工作勤奋，待人诚恳，严于律己，处事公道。小学中学的各门课，除音乐体育外，她都教过，而且教得很好，学生喜欢。50年代她去西南师范学院进修后，回来还在县师范教过生物。作为校长，她把学校管得井井有条，经常找教师家长谈话，做思想工作。每周六天工作日，除了吃饭睡觉，几乎都是在工作。她还经常要到下面民办学校去检查工作，或进行家访，有时要走十几里地。对学生进行个别辅导，有时长达几小时。记得一个星期天，母亲在教室为一个中学二年级的农村学生补习代数，我在一边看书。有一个题，母亲讲了好几遍，我虽低两个年级，在旁边也听懂会做了，那个学生也还是似懂非懂，母亲仍不失耐心继续讲。母亲那时真的是以焦裕禄为榜样来要求自己，不顾自己身体拼命工作，因此得到广泛的尊敬。文化大革命，她被打倒，免除校长职务，但多数教师，学生和家长，仍然尊敬地叫她校长。而另一个教导主任，平时对人很严厉，打倒后，很少有人再叫他主任。
母亲要求我们也很严格，我们只要做了任何一点错事，只要她知道了，都会受到责罚，有时甚至很严厉。我自己有两件事，终生难忘。
六岁那年，我伙同教导主任的儿子，他比我小一岁，趁学生们课间操的空隙，连续去几个教室，把学生们的课本纸笔扔得到处都是。我至今也不明白，那时哪来的那种破坏欲，事前没有任何原因。快意后我们迅速逃之夭夭，一天无事。到了晚上，大家已快就寝，母亲要我跟她下楼，从后门走到楼外，我心知不妙。她在前，我忐忑不安地跟在后面。一出门，就听哗的一声，一盆水浇在她的头上。母亲“啊哟”一声，楼上泼水的老师知道不好，问谁在下面，母亲忙说，是我，没事没事。楼上于是无声（要搁现在恐怕会担心被开除）。接下来很容易想象，在我承认作案后，挨了一顿好打。我后来一直在想那盆水起了什么作用，长大后也没问过她老人家。
第二件事就更严重。那是我12岁，与小弟和镇上的伙伴去打兔草（不是拈花惹草）。我们走得很远，到了另一个公社的地界，离镇总有五六里地，这在我们也是常事。即然是打草，大家自然不能挤在一处，我和小弟来到一个高坡上，背后一片甘蔗林，有两个伙伴在坡下。他们抬头看见我们在上面，就示意我们弄几根甘蔗扔下去。我一向胆子大，手起蔗断，一连就折了四根。说是迟那时快，突然从甘蔗林里面窜出一个老头，一把把我揪住。小弟见事不妙，拔腿就跑，老者也不追，只把我抓住，拖到他们生产队集体劳动的地方，站在路边示众。我从小是孩子王，那时虽小，也是个极要面子的主，被这样羞辱，恨不能找个地洞钻下去。老农料想，小弟跑回家，一定会向大人报告来赎人。哪知这家伙回家后，怕得要命，哪敢报告军情。到了晚上，母亲见不到人，小弟才招供出来。母亲气急败坏，在一个男教师的陪同下，赶到生产队来领人。这时我已被转移到生产队的一个保管室里关起来，有人已认出我的身份。待母亲赶来，老农也不为难，只要母亲按规矩交4X4=1.6元罚款了事。回到家，母亲把我关了三天禁闭，头两天反省，检查错误；第三天学习毛主席著作《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这件事给我教育如此之深，从此不敢再做偷鸡摸狗的事情，甚至在以后当知青时亦如此。不过，反省期间我总想，这老头为什么不在我折断第一，二，三根甘蔗后就下手，却要等到第四根才猛虎出山，真是老奸巨滑！
本节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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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四川。我没见过。。。
外公家族的故事挺传奇的，不过不能写
你写，我也写。我的题目都想好了：《外公的琴声》。
东变西，南变北，武变文，商变官。只要尊敬就可以啦。
喜欢传奇故事啊。。。。。。
：））
文革结束那一年，我小学二年级。这个家庭成份，一直填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吧。但这个成份，真的没有给我任何影响。惟一的不愉快印像，是大学二年级就从学生中抽出来做专职政治辅导员的父亲，会语气很粗暴的说：“家庭出身，填地主！”
好像是七九年以后吧，媒体上很认真的讨论过，家庭出身该怎么填，结论是只填扶养人的成份。于是，有一阵儿俺填“教师”或者“革干”。
爷爷家的地主也有趣。当年的大家族很历害的，后来分了家，俺爷爷，嗯，赌钱、抽大烟，到解放时，已经没多少家底了。可惜他折腾的慢了些，要不然这地主帽子彻底属别人了。
一般说，讲究长辈不好。但依时下标准，吃喝嫖赌不算什么丢人事。俺爷爷，也就一玩家。
我小时最怕的就是每学期的报名注册，总要被问，“家庭成份？”我只能回答，“地主”，那声音是小得不能再小。到了1976年冬，我在农村插队，去报名参军，体检都通过了，父亲也跑到公社来，希望打通关系。后来还是考虑家庭成份和历史问题，主动放弃了，尽管在那前几年，我们就开始按父母的工作填“革命干部”（那是我大哥向《人民日报》写信寻问后得到的答复）。77年我高考，分数上了线，体检也通过了，开始填志愿，家里也是反复商量，那些军工院校，甚至上海交大，都不敢填，怕政审过不了关。但另一方面的事实是，党的政策一向是有成分和不唯成份论，重在个人表现。那时在某种程度上，也还是有隐私的，我们的成份一般人也不知道。我一生到目前为止，只有一次被一个同学拿我的成份来羞辱过我，而且他不敢直接对着我说。这有点象美国的种族问题，至少表面上你得做到政治正确。当然这个政策，各地在执行上有差别。我估计相当多的情况是，当官的对它进行实用主义的解释，用作利益斗争的工具。
我的原则是，以不伤害现在还活着的人为准。我更多的是把它当作历史来写，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谁也不能改变它。现在有了更多的言论自由，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我看到，当下中国，更多的言论是由在过去多少受过压制的人们发出的，很多是控诉，或忆苦思甜，典型的象鲁豫，朱军等主持的电视节目。这也是正常的。问题在于，他们往往只讲一方面的故事，有利于他们的一方面，或现在政治正确的一方面。这当然就会引起反弹，争论。我想，与其争论，不如我们先来全面地还原历史。一个人，一部分人所看到的，可以是历史的真实，但可能也是片面的。如果大家都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把自己经历过的，看到的，想到的，都写出来，则我们或者可以得到一个比较真实，完全的历史。更进一步，我们或者可以从这个历史中，学到一些东西。
但具体到每一个人，写不写，什么写，什么不写，只有这个人自己，才可以作出判断和决定。而且我们要相信，那是明智的。
尽管祖上（父亲的外公一辈）曾是相当大的地主。但到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这一代，已经都是工薪阶层的职员了。突然发现，老77（可能还有78）的很多父母是教师，我父亲也是中学语文教师。
要是67年填成分“地主”试试。
教师阶层重视教育，子女考试占先天之利，当然厉害一点，特别是在当时的条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