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鸦片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和被禁情况简介 -- 黄河故人

这部分的内容主要来源于写鸦片时一些没有用上的资料.

马甲力图把毒品这个系列写得轻松一些,所以这部分资料没有用上,写完这些东西心情非常沉重,不光自己难受,还连累得审毒品系列拖拖拉拉.因为心情不好,实在写不出轻松的东西

本来这个星期想轻松一下,灌灌水也就算了.没想到为了能把这些东西写得对得起自己一点,把自己累得够呛.觉自己的水平实在是太差了,对人家萨军门\王员外\老冰那敬仰之情,那个什么长江\黄河之类,实在是一发而不可收拾。

能力有限，若有不对之处，烦请大家指出，马甲一定尽力订正。但精力所限，若有做得不合适的，还请包含。

• 兄弟有一帖，如有时间可以看看

清朝的皇帝是为禁烟作了一定的工作的。马甲写下面的内容，并非为满清的余孽招魂。马甲想说的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清朝的皇帝作了一部分他们应该做的贡献，而且有一定的成果。

清雍正皇帝发布了《关于禁止售卖鸦片及开设烟馆的上谕》，并公布了《禁烟条例》。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

第一个禁烟令和禁烟刑事法规。

嘉庆元年(1796年)，嘉庆皇帝颁旨，查禁鸦片从外洋输入，禁止国内种植罂粟，并决定从关税表中剔除鸦片一项.真正意义上的鸦片走私开始。也正是在嘉庆年间，瘾民增多，供应短缺，烟价上涨。利益的诱惑，滋生偷种行为。鸦片罂粟从印度经缅甸引进滇西再传至贵州、四川，影响全国。

道光十一年(1831)，御史邵正笏奏请朝廷，指出鸦片的恶劣危害，以及“近年内地奸民种卖鸦片烟，大伙小贩，到处分销，地方官并不实力查禁”等现象。道光皇帝阅读这道奏折后，深感不安，要求各省督抚饬令下属厉行查禁，严惩偷种和贩运，消除危害；于年终时必须上奏一次，便于中枢检查督促，毋致

日久生懈。在中枢压力下，，云贵总督阮元制定禁烟方案，采取措施加以查禁。如，每年秋季罂粟下种前，各地衙门公开告示，禁止种植；发现偷种者，没收田地；冬季及春季罂粟萌芽时，各属官员会同营员巡视锄铲；拿获偷种者，首犯充军、胁从拟徒，治以重罪；省府派遣若干委员，划分查禁范围，深入各地，督促纠察，确实禁令。民族聚居区，官吏督促土司头人积极查铲。发现偷种，予以拔毁，枷责偷种者，没收田地，作为练田，招练承种；如果土司徇情容忍，立即参究，决不宽恕，等等。不过，对此方案的实际效果，道光皇帝深表怀

疑，殊批“所议皆不过纸上空谈，于事何济”!

道光中叶，鸦片罂粟由云南引种四川，安宁河流域发现偷种现象。宁远知府宣瑛得知此事，饬令属员派遣差役，会同土司头人，慎密稽查，宣传烟禁，铲除罂粟，改种粮食。“如境内敢有奸民私种罂粟等花者，即将其人严拿到案，按例究办，并将所种地土全行翻犁，以免滋长

。

此后，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打败清军，订立《南京条约》。战败的结局及不平等条约的订立，寓意清政府先前的禁烟行动宣告失败。在列强的压力下，清政府虽然没有放弃禁烟，事实上既难查也难禁。中国土产的鸦片以西南三省川、黔、滇为最。谈中国土产的鸦片，也主要是指这三省。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如下：19世纪70年代，大量的四川、云南鸦片销往华中及华北；19世纪末，西南鸦片已把洋药抵御在汉口以东的地区，还远销上海、广东等地；20世纪初，川滇鸦片直接与洋药争夺上海市场，最多时占沪埠输入量的40％ 以下是三省的鸦片的主要销售地区和产

地：

四川鸦片(川土)以汉口为中心的华中地区、上海以及华北等地为销场，川东地区成为烟土的主产区，以涪陵、丰都、宣汉、开县等地尤其集中。这里举个小例子：光绪初年天津市场，每百斤烟土售价是：晋土三四百两银，鲁土、豫土及东北土300两左右，川土只有100余

两。

云南鸦片(滇土)以广西、广东和汉口(经重庆)为市场，罗平、邱北、马关及昭通、东川为主产区。滇西地区因其烟土(夷方土)质量高，需要旺盛，也是重要的产区。部分缅甸烟土也经此流人内地。

贵州鸦片(黔土)以广西、湖南为销场。黔东南因自然、人文条件不适宜罂粟生长，多不种植(民国年间有所改变)。“上惟黎平一府悉是苗疆，栽种最少”。鸦片生产集中于贵阳以西

以北的地区，以安顺、兴义、遵义等地最突出。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表面上严厉的禁烟法令继续存在，而实际上鸦片走私交易却堂而皇之地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鸦片贸易合法化，清政府陆续对以往的禁烟法令进行了修订，实际上全部解除了鸦片烟毒的禁令，开始了近

代史上的“弛禁”时期

咸同年间，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西南三省掀起反清斗争。十余年冲突厮杀，社会动荡，经济破坏，民众流离失所，鸦片生产萎缩，几乎绝迹。同治末年，形势安定，鸦片种植又有上升。

光绪后期，鸦片成为西南丘陵及山区的主要经济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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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甲不知道如何发图表，可不是他们没卖

如果在20世纪初的中国算是大国的话，那么认真反毒禁毒的大国应该还有中国。也许中国禁毒的效果并不是很好，也不是很持久，但是清末民初的中国确实是在认真做这件事情，那一阶段的中国的禁毒也是比较有效果的。但是由于我们东边这个一衣带水邻居之后所做的事情，毒品的祸害有增无减。关于日本在20世纪对中国输出的鸦片情况，马甲将有一小包子慢慢蒸来。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内要求变革和禁毒呼声十分强烈。在统治阶级内部，一些正直有责任心的官员继承林则徐的遗志，再扬禁烟旗帜。进入20世纪后，光绪27年（1901）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并于1906年9月提出“十年禁烟计划”。由于清末此次禁烟顺乎民心，因此一经启动就迅速形成一场全国性的禁烟运动。“到辛亥革命爆发的191 1年，在为时不长的三四年内，猖獗一时的鸦片烟毒在全国得到有效的抑制。（这部分的具体内容，请参见崔敏主编：《毒品犯罪发展趋势与遏制对策》，警官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版）仅仅是遏制，并没有完全消除。有的人可能会认为是清政府在粉饰太平，马甲也很无奈。

清政府的禁烟行动组建了一个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全国性禁烟行政运作系统。此外，为加强对全国禁烟新政的领导，清政府还特设了一个新的官职─禁烟大臣。 禁烟运动伊始，清政府就注意到发挥官员的表率作用。“十年禁绝，系为通国齐民而言，至官为民之表率，一有嗜好，何以率属正民？今欲令出惟行，自不得不从官严其期限，重其惩罚，以为风声之树。”但是，到1908年春，各地办理禁止官员吸烟的成效仍参差不齐，有的雷厉风行，有的踌躇不前，有的阳奉阴违，这已有碍全国禁烟运动的开展。鉴于此，清政府决定设立禁烟大臣，专司查禁官员吸食鸦片问题，上谕称：“乃近闻臣工内平日沾染嗜好者仍不乏人，或陈明戒断，其实未尽祛除；或瘾已沈痼，表面巧为掩饰；甚或明目张胆，吸食如故。若不专派重臣认真查禁，恐禁烟之令难望依限实行，著派恭亲王溥伟、协办大学士鹿传霖、协办资政院事务景星、丁振铎充办理禁烟大臣 。 1908年4月7日，禁烟大臣初置之时，由上述四人共同担任。，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在禁烟大臣任上的是讷勒赫（总理）、丁振铎（原任）、宝熙（新任）三人。在1908年至1911年的4年之间，为了贯彻清政府的禁烟方针，禁烟大臣先后奏定了《禁烟查验章程》、《续拟禁烟办法》和《续拟严定禁烟查验章程》三个禁烟法规文件，对清末在官场上依法禁烟起到了积极作用，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民间的禁毒情况，仅以福建一省为例，1905年，林则徐曾孙林炳章与福建商务议董陈筱波、林芝轩倡仪设立戒烟局。1906年6月22日，福建去毒社成立大会在林文忠公祠召开，福州各界代表及各学堂师生万余人参加。会议制定社章，投票推举林惠亭(即林炳章)为社长，林芝轩、陈筱波为副社长。去毒社在大庙山分设南台戒烟第一局，之后，“即大力宣传吸食鸦片的危害，动员附近烟民人局居住治疗，每期四十人左右，并聘请精通医术的医生免费为之医治，轻者二、三周，重者三、四周便可痊愈，疗效明显。” 据资料记载， “仅在一九零六年至一九零七年之间，就治愈八百二十七名烟瘾者。去毒社的活动对清末禁烟运动出了不小的贡献，福州的烟馆大多在1907年停闭。

福建省在清末的禁烟斗争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没有完全禁绝烟毒。例如，1908年泉州还发现土膏店l2家．人口仅2万多人的漳州龙溪石码镇就有3家鸦片商行，鸦片馆近百家，上至官员下至轿夫甚至和尚都吸食鸦片。

1906年后，随着中国鸦片市场逐渐由土烟所垄断，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利润逐年减少，加之英国人民反对鸦片贸易的呼声日甚一日，英国政府对鸦片问题的态度也有所转变。清政府经过与英国的多次交涉，双方于1908年3月（时间有数种说法，马甲不知采用哪一种）签订了《中英禁烟条约》。英国政府承诺逐年减少对华输入鸦片数量。到这其中当然有多方面原因，中国本土鸦片的冲击，一战的影响，新一代吗啡和海洛因的进入都是原因之一，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忽视清末民初禁烟运动的作用

此时，日益泛滥的毒品问题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在美国政府的倡议下，1909年2月1日，中、美、法、德、日、荷、葡、巴、俄等13个国家的41名代表，在上海举行了万国禁烟会议，这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次禁毒大会。这次禁毒国际会议，推动了清政府禁烟运动的继续发展，全国大部分地区完成了禁种任务，绝大部分烟馆关闭，烟民纷纷戒吸。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先生领导了民国初年的禁烟活动，曾经一度在全国范围内禁绝了罂粟种植，并促使英国政府履行与清政府签订的《中英禁烟条约》，完全停止了印度鸦片的对华输入。至1917年4月，英国官方已经完全停止向中国输入鸦片。可惜的是，在此之后，内有军阀混战，外有一个一衣带血的邻居。十年甘苦，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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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资料是鸦片是荷兰人从爪哇弄到台湾，然后到大陆。

得，咱哥俩都把原来的方向改了，弄这个吧。你的帖子我能不能转到我的博客去？

这个工作非常重要，那些仅仅会乱喊什么“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愤青们是除了捣乱什么事做不成的。

马甲工作这边压力比较大,希望能用自己有限的精力和能力做一点事情

马甲的根据,多来自西南的地方志.或许可以和老冰互相印证.

老冰现在不怀疑马甲是搞化学的了吧,hoho

关于日本往中国销售鸦片的问题,我整理完毕,在考察一下文献情况,就先发到逃课,有不一致的我们在慢慢印证.

沉重的历史

现在兄弟手里的资料，西南鸦片应该不早于19世纪初。

我查到鸦片荷兰人从爪哇往外传，传到台湾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传到日本似乎比19世纪初早。

这方面文献似乎以日本文献为多。我查不到台湾的地方志

台湾种植de鸦片危害应该不如西南鸦片那么大。因为查道光的旨意，云贵总督收到了大量的批评，闽浙总督似乎没有被批评那么多,或者说马甲没有查到。

台湾的网站上有文说17世纪荷兰统治时期有鸦片引入，查了一下郑成功收复台湾是在1662年，看来是有可能的。因为在此之前，有文献说鸦片已经被引入爪哇，17世纪末到日本。

好文，仰慕啊。

有细心的朋友会发现，这一段在时间上和上一部分有冲突，为什么呢？这一段要讲一下台湾，而1895－1945这段时间，这块领土不属于我们，属于我们东边那个一衣带血的邻邦。所以时间上有了一点冲突；内容上呢，则要分成台湾和大陆两部分来写。

有心人可能会发现马甲把题目改了一下，不再是鸦片，而变成了毒品。这段时间毒品的主角仍然是鸦片，但是后起之秀吗啡和海洛因则已经蓬勃发展。对中国输出毒品的主角也已经转换成了日本。

马关条约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为了我们的子子孙孙不会再有身体上的痛，马甲还要提一下这件事情。

提到台湾的鸦片，就不得不要提一个人，叫做后藤新平。 后藤新平（1857～1929）　出生于日本岩手县。早年毕业于福岛县须贺川医院，并取得医师资格。由于医术高明，为人左右逢源，不久升任内务省卫生局长。甲午战争中因有出色表现，深得儿玉源太郎宠信，升任台湾民政长官、代行台湾总督。他后来在满铁做的恶事，精力关系，马甲就不再多说了。大家可以放狗搜一下。 台湾之有鸦片，固然起于前清，但真正让鸦片贩卖合法化、制度化的，则是日本殖民政府。至于台湾鸦片贩卖制度的源起，则要归诸日本殖民政府首任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后藤新平着眼在台湾贩卖鸦片的巨大利益，因此，在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之后，特地于一八九五年向当时的日本总理伊藤博文提出了“关于台湾岛鸦片制度的意见”，主张以渐进政策将鸦片纳入殖民政府的管制。他的这项办法有三个基本原则：

一、鸦片由政府专卖，在各地设置特许药铺来贩卖；

二、由医生诊断证明鸦片吸食者，并发给证明，特准持证者购买鸦片；

三、以高税金代禁，其税金充作改善台湾卫生状况之用。

伊藤博文基本上采纳了后藤新平的这项建议，并于一八九六年二月开始实施所谓的“台湾鸦片令”。推行鸦片专卖的后藤新平，就因为对台湾财政的贡献获得了勋章。

在台湾实施鸦片专卖政策的同时，日本政府特意颁布了一个对日本国民彻底禁烟的《鸦片法》，实行本土断然禁止鸦片的政策。这与实质上鼓励台湾人民吸食鸦片的台湾鸦片专卖政策呈鲜明对比。

日本人一向不吸食鸦片，这之前当然也不懂怎么制造鸦片。但是，日本人知道在台湾贩卖鸦片是一桩大买卖，这桩买卖是稳赚不赔的。

为了要独吞鸦片的巨大利益，日本人费了半年时间，派人向台湾人学习提炼鸦片烟的方法，加以改良之后，发展出一套科学提炼鸦片烟的新方法。基于独占的目的，日本所颁布的“台湾鸦片令”中明文规定，从这项命令颁布之日起，禁止私人制贩鸦片。从此，被许多台湾瘾君子视之如命的鸦片烟膏，其货源的惟一管道，只剩下日本殖民政府了。

自此，日本非但垄断了一切鸦片烟的制贩权利，连鸦片的原料来源，也由日本殖民政府一手包办，必定假手日本当局，向当时垄断亚洲鸦片原料的德国、英国商馆整批购买，最后由日本商社三井株式会社独占全部权利。

日本占领台湾时，对鸦片采取渐禁论，实行鸦片专卖，统筹配销，发给吸食者特许牌照，在户口簿上注明“阿”(日人当时称鸦片为阿片)字，可以向指定商店购买。1900年调查有鸦片瘾者近七十万人，约占当时人口的六分之一，鸦片专卖的收入曾占一年收入的三分之一。鸦片专卖政策使日本政府找到了一个既不用担心军费问题，又可以削弱当地人民反抗斗志的“好办法。后腾新平也因为对台鸦片政策的成功实施”，被日本官方颂为“台湾现代化奠基人”，并跻身于日本政坛的核心，成为明治中期至昭和初期的殖民地行政“权威”，为日本在中国东北和台湾的殖民统治出谋划策。后藤新平的鸦片专卖政策不仅稳定了日本

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而且使日本政府尝到了鸦片带来的“巨大价值”

“ 后来的伪满地区的鸦片政策，在此刻初见端倪。

当时的国际社会已经充分认识到鸦片的危害，日内瓦“万国鸦片协定”于1929年1月9日生效，严禁吸食鸦片，日本也是当时的签约国。台湾总督府也装模作样地颁布了“台湾鸦片令施行细则”，不准吸食鸦片。但因为鸦片专卖可观的收入，细则下附有一个“但书”，称“本令实行前之鸦片瘾者，由总督特许吸食，而吸食政府发售之鸦片膏者，不在此限。”这个但书什么意思，不用多说了吧。

日据时代台湾人唯一的政党，台湾民众党,经过精心策划，1930年1月2日晚上7时, 向国联发出一封电报, 这封电报就是以“代表四百万台湾人的台湾民众党”的名义,控诉日本在台湾实行鸦片特许制度的。这封电报第二天刊登在各地报纸上，日本政府大为震怒。1930年3月1日国联派员来台调查，日本政府虽百般阻挠，蒋渭水、林献堂等人仍义无返顾地向调查团委员陈述真相，使日本政府丢尽了脸面。1933年2月民众党在本部召开第四次党员大会，通过新纲领。警务局长却突临会场，向主干陈其昌交付“政治结社禁止命令”，理由之一就是反对鸦片新特许制度，谗诬日本政府，并声明：“总督府绝对不准许民族自决”。

多说一句话，在1937年左右的台湾芝兰乡下，有一家不太大的鸦片铺子，叫作李家铺子，在这间铺子里，生活着有一个叫做李登辉，错了，叫岩里政南的少年。 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六月十七日，终于停止了鸦片专卖，这个时候，距离日本投降也没有几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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