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哈，民间高考改革方案出炉了，教育部表示要考虑 -- 晨枫
我说的这个小女孩，在Alberta的一个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镇里长大，看到周围孩子们沦于无所事事甚至犯罪，组织起大家自助，然后把这个计划扩大到省一级的自发志愿组织网络，每年举办会议，筹集募捐，制定未来规划，这都是初中时代开始的。没有大人或者公司或者政府指导。这只是Alberta省的代表，其他省还有牛人。
个人的兴趣和国家的发展需要并非统一的。国家支持教育的目的，并不是满足学生的个人兴趣，而是要维持国家的发展。这一点上双方存在矛盾。完全向个人兴趣让步，这不能指望，而且我也不认为正确。要是完全向个人兴趣让步，小孩子肯定都玩去了，还能剩下几个人来上学呢。
我也曾经是个淘气的学生，并不认真学习，也曾经反感过国内的考试制度。但是现在我不得不承认，我能够在国外安身立命，靠的就是国内“该死”的教育制度。
人们习惯性地骂政府，恰好政府在这个事情上也自己找骂。而他们其实根本不应该背这个黑锅，自找的。在西方行政管理机制里，有一个RACI的说法，就是responsibility，accountability，consulted，informed。这accountability不知道中文里怎么翻译，在西方也常和resonsibility混起来，但后者是具体负责干的，而前者则是如果到了需要拍板定夺的时候，谁是承担责任的。在高考录取这件事上，教育部只是C和I的角色，但却要自以为是地制定统一的录取线，这是自找麻烦。如果是各大学自定及格线和录取线，人们的指责对象就分散得多，至少政府不必背这个黑锅。在加拿大，大学的最低录取线也是大学自定的。在中国，也可以一样。
希望我國也能夠發掘出類似的人才。
发泄的对象不一样了而已。
即使在国家支持教育的目的问题上，教育界里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也有分歧，前者认为国家的最大职责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价值和理念，这就要求国家最大限度地支持个人兴趣；后者从集体生存和发展的角度出发，当然就要实用得多。这个问题没法争论，永远是“螺旋形上升”的。
现在在该外的中国人不少了，很多成家立业，但就我认识的人中间，安身立命的多，建功立业的少。这不是指Bill Gates那样的，而是众多的中小企业。我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只有8万人的小城市，但这里有不少很小的只有几个人的石油或与石油有关的公司，他们的服务范围不仅遍及Alberta（这是一个很大的身份，面积接近西藏），还远到中东、俄罗斯。多少中国人愿意放弃大公司的稳定，而追求自己开小公司的满足呢？在生意界这可能有不少，但在工程、科学界，我很少见到。这和我们的教育体制是不是有关系呢？
只是受体制和文化的约束而不能涌现出来。加拿大只有三千万人口，Alberta只有三四百万人口，中国的小省都顶不上。
具体考生对具体大学的不满不会蔓延成一个阶层对社会的不满。
中国政府首先对中国本土负责。中国现在13亿人口，海外华人多少呢，我看到的数字是三千万。中国政府的首要责任，包括教育方针是让中国本土和这13亿人都发展起来。如果这个目的达到了，就是正确的。至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是否适合华人去海外发展，这是无法和本土13亿人的发展相提并论的。虽然我现在是个海外华人，我也承认这不是中国政府应该侧重考虑的问题，相反不应该为了海外华人的利益牺牲本土利益。
包括高考在内的教育制度本身是否是对的，要看中国本土发展如何。这是决定性因素。
用海外华人只是一个例子，因为海外的环境更加宽松，海外华人在整体上受教育程度较高，如果海外华人都没有做到，国内华人的困难通常就更大。或许我是管中窥豹了。
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产业结构不同，对于人才的培养当然是不一样的。过去几十年中国首要的问题是解决文盲问题，产业调整的首要问题是工业化问题，自然需要大批具有扎实理工基础的人才。这必然成为中国教育的重点。高考本身如何不去评论，单纯听凭学生的兴趣发展人文艺术，是不可能被国家接受的。
将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教育方针是否会有所改变，也是我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实际上，现在就在悄然改变着。
不過究竟是什麽原因導致了這類人才的被壓制呢？可能就是官場對民間組織的壓制和不信任，以及反方向的不信任，和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
中国高教资源集中在理工，有其历史的必然，当然是合理的。不过人们常慨叹今日中国再无学术大师了，不管是文理工。杨振宁、陈景润、钱钟书、陈寅恪，这些都不是考试机器的产物，也不是“非人化”录取机制的产物。
不过个人以为，高考体制的改革应该是促使教育体制和文化改革的一个切入点。很不容易，但是应该去做。
对于国家领导人，他们的任务不是要用有什么先进的科技，而是要拥有一定的技术能力和产业。这就包括两方面，第一，是高科技；第二，是一定的社会基础。二者缺一不可。第一点容易被看见，第二点容易被忽略。而对过去的中国而言，不敢说哪一点更欠缺一些吧，第二点显然是欠缺的。例如钢产量，粮食产量，石油产量，一定素质的劳动力等等，这些硬碰硬的指标不上去拥有高科技也无法形成产业。李政道杨振宁的学说是通过吴健雄的实验验证后才获得诺贝尔奖的，按照当时中国薄弱的工业能力，有无可能为他们配备一个实验环境呢？他留在中国恐怕也只能默默无闻。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种种社会基础是发展的基石。过去的中国欠缺这一点，没有米的时候妇巧不巧是无法验证的。我在日本留学时老师搞海底观测，斜拉太平洋几千公里的海底观测线路，预算是按照一米多少钱计算的。其中不少观测结果非常有趣，我们那个部门的论文答辩，哪怕就是个硕士论文也经常令听众鸦雀无声感叹不已。当时我就感叹如果我在国内，肯定不会有这么新颖的观点，这么吸引人的话题，原因就是没这么多钱。中国如果不发展起来，有多少千里马饿着肚子也跑不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