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完颜亮的一生（下）十四、南伐 9：兵信 6 上 -- 1001n

坐了也白坐

　　在诏谕中，完颜亮先是拒绝了对方的要求，尔后便开始提出自己的要求：

　　——今岁贡银绢数多，江南出产不甚丰厚，须是取自民间，想必难备，朕亦别有思度。

　　今年的岁贡数字比较大，而富饶的江南出产又不太多，只从民间征集，想必很难备齐，我也有别的想法；

　　——兼以淮水为界，私渡甚多，其间往来越境者，虽严戒亦难杜绝。

　　其次，金宋以淮河为界，民间私自过河的很多，之间往来越境的现象，虽然严令禁止，也很难杜绝；

　　——及江之北、汉水之东，虽有界至，而南北叛亡之人想（似通“相”）常互有，适足引惹边事。

　　再次，长江以北、汉水以东，虽然有边界（指淮河一线）约束，但是金宋叛亡的人经常在这一带互相交往，也足够引起边境纠纷的了。

　　——不知故梁王当时何由如此分画来！朕到南京方知。

　　不知道当年完颜宗弼干嘛要这么划定金宋边界，我也是（从前）到了南京才知道的；

　　——缘淮南地里，朕昔在军前，颇曾行历。

　　淮南那一带，我过去在军队时挺熟悉的；

　　——土田往往荒瘠，人民不多，应有户田尽与江南，朕所言者，土田而已。

　　那里田荒人少，有人户耕种的土地都给你，我所要求的，不过是其余那些田地而已；

　　——务欲两国界至分明，不生边事。

　　一定要让金宋界限分明，边界上不发生事件。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意思简直是太清楚了：什么岁贡不好搞啊，什么往来越境啊，什么引惹边事啊，什么搞不明白当时为什么那么划界啦，什么淮南油水不大啦，什么金宋界限需要明确啦……通通都是幌子，目的只是为了引出一个结论——当年的边界线划错了。

　　既然错了，那么什么才是对的呢？也不妨让我们摊开当年的地图来看一看，完颜亮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吧。

完颜亮索要地区示意图

　　现在情况很清楚了，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汉水以东，正是当年南宋的京西南路、淮南西路、淮南东路一带，大致绵延于今天的湖北省、安徽省、江苏省以及上海市。既然完颜亮直截了当地点出了这块地盘，又郁闷于边界“何由如此分画”，那么“正确”的划法也就昭然若揭了——当然就是把以上这些地方通通划入大金！

　　果然是狮子大开口，而且还是颇为恶毒的一大口。说起来，这一口并非咬在无关大局的僻远边疆附近，而是直接瞄准了对南宋而言最致命的江淮一带。若真的如完颜亮所要求的那样，索性让出这块水网密集、不利于大金最犀利的骑兵和攻城部队突杀的战略缓冲地带，那也就意味着，南宋几乎是将密布其间、历经多年修筑的防御设施及城池一古脑拱手送给大金。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在随时可以由此继续南进的金兵看来，唯一还有可能减缓他们前进步伐的，也只剩下最后的那道长江天险了。

　　南宋上下稍有理智的人，当然绝不满足完颜亮的这个要求。但是完颜亮本来也没打算仅仅靠这些话就能简单拿到江淮之地，非要如此做、如此说，在透出了那种“你给我也得给我，你不给我也得给我”的霸气之外，更多的则带有了心理战的味道。开战以前进行恐吓，必定会在对手心中造成难以抹去的阴影，何况对手还曾经有过惊弓之鸟的经历呢？

　　而这些，还不是这份诏谕的全部。在后面，完颜亮通知宋高宗，自己近期内的行程：

　　——将于八月上旬到南京，“于此过夏”；

　　——点名让南宋将、相及近臣共四人，于八月十五之前到南京聆听他的诏旨；

　　——于九月下旬，至陈、唐、蔡、邓州围场打猎；

　　——于十一月十二日回到南京；

　　——在南京接见大宋正旦使；

　　——明年二三月间，可能将南京升级为首都；

　　——之后打算去温汤（今河南省汝州市温汤镇，距离洛阳很近，以温泉驰名天下），经由河东路回中都。

　　看上去比较怪异吧？刚才还忙着咄咄逼人，转眼间又变了一副脸孔，开始不厌其烦地述说起了自己的计划行程安排，宛如向上级汇报一般。宋高宗当然不是他的上级，他当然也没有汇报这个的必要。那么，完颜亮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只有四个字：战略欺骗。

　　按这份行程计划所言，从现在（五月中旬）起，到八月、九月、十一月、来年正月、二月、三月，几乎一年的时间大金都不会对宋有什么额外打算；何况，之后完颜亮还要回中都呢？就算有打仗的心，也且得往后说呢。

　　但是这个说法，仅仅过了四个月零六天，就被事实——大金发兵——无情地证否了。因此，完颜亮自然是在骗人；而南宋这边，估计也没人会相信他，毕竟，在此情此景下，这个谎言实在是编得太拙劣了。但是我们刚刚说过，有的时候有的事情，明知对方不相信也得那么说；完颜亮所能做的，就是把假话说得再煞有介事一点，搞成很详细的样子，至于对方几乎肯定可以识破谎言这一点，他大概其实也无所谓吧。

　　为了表示一点点“友善”，诏谕中还说“至如帝意，稍有所难，朕亦必从”，仿佛跟宋高宗很贴心、很好说话似的。至此，完颜亮对待南宋秉持的又打又拉、连唬带蒙的手段，在这份诏旨中算是来了个集体曝光……

　　就这样，大金生辰副使王全，总算“厉声”念完了整份诏谕。在大堂之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他对宋高宗完全没有任何起码的礼貌，仿佛在呵斥手下一般，悖慢无礼已极。俗话说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这么一搞，就连一贯懦弱的宋高宗，终于也忍无可忍地爆发了！

　　他……委婉地说：听说先生是北方名家，怎么会这样？

　　王全毫不客气：赵桓今已死矣！

　　宋钦宗赵桓的死讯，刚才已经由王全念了出来，现在却答非所问地再说一次，意思当然是“他还就死在北方了，怎么着吧”，显然是想激怒宋高宗赵构。赵桓是赵构的大哥，虽然回来了赵构肯定不乐意，但是毕竟手足兄弟一场，今天突然听到死讯，赵构难免还是有点真挚的伤心；而这注意力好不容易才被诏谕的其它部分给吸引走了吧，现在王全偏又给戳了回来！

　　赵构当即痛哭失声，退朝了——当然，他的爆发也结束了……

　　至于高景山和王全等人，别无二话，安安全全地返回了大金。

　　毫无疑问，已经渐至高潮的第四波红色警报，声响之强、来势之猛，已经足够把任何一只将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给震聋了！

　　至此，大金近期内必将南伐，这一点在南宋朝廷上下获得了空前一致的认同。那么，面对即将杀来的敌人，又该怎么办？而就在这个简直没有什么可研究的问题上，小朝廷里居然再次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再次“朝议汹汹”起来。

　　淮水横流，方显真汉奸本色。因反对南伐而丧命的祁宰的江南同行、御医王继先，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跟我们前文提到的那位胡铨有点相像的是，他也要求宋高宗砍人，不过不是砍主和派，而是主战派。

　　这位王继先，“其祖以卖黑虎丹得名”，自己则“为人奸黠，喜诌佞、善亵狎”，靠给宋高宗献上“强阳”春药而“富与贵冠绝人臣”，乃至“诸路大帅承顺下风，莫敢侔”，“其权势之盛”，甚至能与极盛时的秦桧相比拟。由此看来，这么个人会有何种主张，应该说一点都不难猜：“边鄙本无师（似通“事”）”，就是那些少壮派军官“喜于用兵，意欲邀功耳”，“若斩一二人，则和议可以复固”，还是谈和最好。当然，他肯定希望和平了；假如动了刀兵，那对他自己的富贵，可是不会有任何好处的啊……

　　入内侍省都知张去也，就比较讲究方式方法，立场也貌似公正，在“阴沮用兵之议”、也就是暗里给主战派下技术性绊子之后，“且陈退避之策”，掉过头讨论起该怎么逃跑的新问题。

　　这种主张，迅速便传遍了南宋的朝廷内外，就连老百姓中间都传开了，有的说宋高宗准备去四川，有的说呸！去福建……

　　如此等等，完颜亮此前放言“江南闻我举兵，必远窜耳”，真是只差一点点就说中了！

　　好在，南宋还是有一大批面对强敌，斗志反而更加昂扬的臣民。早就担心金人、坚决主战的陈康伯，此次更是慷慨激昂地说：

　　　　今日之事，有进无退！

　　他认为，只要“圣意坚决，则三军将士斗志自倍”，以此为仍然犹豫不决的宋高宗打气。而站在陈康伯这一边的，还有黄中、虞允文、汪澈等一批臣子。争论虽然激烈，但是天平渐渐向主战派一边倾斜了过去——是啊，不战就只有跑，可是还能往哪里跑呢？跑到何日又是个头呢？不跑，还有军心士气；一跑，谁还能指望能够收拢人心呢……

　　更何况，绍兴三十一年的南宋，跟建炎元年的南宋，实力早已经是天差地别。当年，赵构被狼狈地追杀到海上，还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而现在，三十四年来渐渐积累的国力、军力，总该起到点作用了吧？再打一仗，也许真的很有希望能赢呢？

　　于是，渐渐有了信心的宋高宗，命令全面备战。

　　于是，将军们纷纷赶赴前线，军队纷纷调动，物资粮秣也开始进行相应的调拨了——一切，都在朝着战争的方向飞速奔去……

　　这一次，懦弱的宋高宗真是被吓醒了。但是，就像他的“爆发”也是娘们儿兮兮的一样，他被吓醒后，也依然没有停止做白日梦：万一完颜亮没有真的打算动手，只是虚言恫吓呢？还是派人再去探探比较稳妥吧……

　　按《中兴遗史》的说法，宋高宗起初选中了刘岑。刘岑是位奉祠、也就是退休了的老臣，当时已经七十四岁了。当宋高宗问他愿意不愿意出使的时候，刘岑的回答是：

　　　　臣受国家厚恩，今臣年老矣。唯不惜一死可以报国，牙（此字疑有错）请至金国；有如议不合，当以臣血溅完颜之衣！

　　铮铮忠心，怎不令人动容！

　　宋高宗也是闻言动容，不过却是“愕然”——傻眼了！傻过了以后，宋高宗决定马上换人，命令枢密院都丞徐嚞（通“哲”）为“金国称贺使”，知阁门使张抡为副使。没想到啊没想到，那老头子忒危险……

　　不过，这个“称贺使”的名义实在有点诡异，敌人都要来打你了，又上赶着“称”的哪门子“贺”呢？关于这个问题，朝廷倒也不难解释：完颜亮不是说大金可能要迁都么？既然是这样，派人祝贺一下，也是人之常情嘛……

　　而结果，却并没有宋高宗设想的那么圆满。这个颇为心虚的称贺使团，连淮河都还没过去、还在淮南东路的盱眙军（今江苏盱眙县）的驿馆时，前来传话的大金谏议大夫韩汝嘉，就已经先到了。他根本无视这是大宋疆土，只带“走马八匹”，便干净利落地“径度（通“渡”）淮，直入馆中”，宛若在大金境内一般随意自如。

　　整个使团都惊呆了，更令他们震惊的是，韩汝嘉大声宣读了带来的诏书，说完颜亮将“亲提大兵五百万，恭行天讨”——念完以后大家分宾主坐好，本该严辞以对的正使徐嚞，已经被五百万啊五百万吓得“战慄无词”，说都不会话了！

　　比起没被选上的老刘岑，这徐嚞……也是一种使节吧……

　　如果南宋曾经闭上的那只眼睛能够看到未来，它就会知道：到了这个时候，离完颜亮的全面进攻只剩最后五十六天了。

　　面对完颜亮发出的清楚得不能再清楚的战书，宋高宗终于彻底明白过来了，当即召回了使团。很快金人又说，接伴使、接伴副使已经做好准备，大宋称贺使团可以过淮河了——面对这个明显的缓兵之计，南宋朝廷第一次断然予以了毫不妥协的拒绝，并针锋相对地“命沿江沿河严饬边备”。

　　就这样，在连绵四年的四波警报敲打下，历史终于慢慢走到了南宋瞿然开目的这一天。的确，时间已经过去了太久太久，它醒得也实在是太晚了。

　　但无论如何，这回它真的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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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听说赵构阳萎病治好了啊，春药应该是无效吧，那他怎么还能受重用？

见于《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三十：

遗史曰：继先世为医，其祖以卖黑虎丹得名，号黑虎丹王家。继先为人奸黠，喜诌佞、善亵狎，自建炎以医药得幸，尝劝上服仙灵脾。议者谓仙灵脾者，亦名淫羊藿，虽强阳，然久服令人精清。按《方论》，精清者不成子，继先独不以为然。继先遭遇绍兴中，富与贵冠绝人臣。诸路大帅承顺下风，莫敢侔。其权势之盛，与秦桧相埒。张去为以下，尤不足道，而通关节、肆诛求，强夺妇女、侵渔财利，则桧所未守为也。秦桧宗族与其妻党，皆贵盛者，非桧荐举之务，乃桧请升迁继先宗族及吴益宗族官职，故继先及中宫亦请升迁秦氏王氏之官职也。

可见，春药不是送子药，而能给宋高宗带来快乐的也绝不仅仅是生育一件事而已，只是在正文中实在不想描述得那么清楚而已：）

好……那个

真宗赵恒。对不起，挑个小刺。

仔细回想一下这个错误的根源，还真是惊出一身冷汗。明知徽宗儿子都是木字旁，也明知“桓”念“环”，比如那个齐桓公，但它出现在“钦宗赵桓”四字中，就从未真的念出来而只是阅看过，因此心里不假思索地就给默认为“钦宗赵heng”了，从来就没有多想过这字不是这么念。用拼音一打，还真有“赵恒”这个词组啊，也就没发现。到了发文时反复检查，核对事实核对年份核对字句，满篇的“赵恒”在眼前飘，竟然一个都没看出毛病来……

郁闷死了，这个原则问题老兄不揪，我自己以后再查估计也未必能看出来。不是您“对不起”，实在要多谢您的细心，谢谢，花之！

看兄台的书长了许多知识。比如这个“天水郡公”就是第一次知道。钦宗之死此前也不大了解，因为不怎么关心。这次就顺手网上搜了一搜。巧得很。

你是不是很喜欢孟庭苇？“野百合也有春天”竟然可以被你强行加入到文章里头了。

感觉就好象一些电影赞助商在电影里头加一些自己的产品。辟如汽车赞助商要求电影来几个汽车特写。饮料赞助商要求电影来一个汽水牌子的镜头。

　　在警报连绵不绝的这几年中，在南宋看来，大金那边的真实情况仿佛就是一个谜。在淮河对岸，到底发生了什么？饶是一拨拨的宋使络绎不绝，却始终也只能是走马观花。现在，就让我们掉过头来，仔细看看大金在这些年里的真实举措吧。

　　如前文所述，完颜亮下令重修南京宫室。尽管这个超大型工程与南伐密切相关，但毫无疑问，宫殿无论修得多么豪华，南宋也不会因此而投降的。于是，备战南伐的各项工作，就在正隆年代越来越直接、越来越全面地展开了；如果我们试图找出其中的转折点，那么就一定会落在正隆四年（1159年）。

　　随着这年正月的到来，第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发生了：随着完颜亮的一道诏令，榷场被大量废除。

　　所谓“榷场”，其实就是政府指定的边贸市场，关于这个话题，不妨也多说几句吧。

　　对双方的军人来说，境界峻严的边界或许意味着血与火、生与死，而在其他人眼里，看到的也许却是滚滚商机。

　　比如，对南宋的商人来说，来自大金长白山区的人参自然是宝贝，此外如丝、绢、盐、甘草和马匹等等货物，转手之后也都有着丰厚的利润。相应地，对于大金的商人来说，来自南宋的优质茶叶最具魅力，其次如木棉、香药、象牙、玳瑁等奢侈品，荔枝、园眼、金橘、橘子、橄榄、温柑等水果，和麻布、生姜、沙糖等必需品，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我们知道，商人也是人，盈利的冲动几乎与生俱来，让他们放着钱不挣，简直不可思议；政府虽然不是人，但收税冲动也是与生俱来，让它放着钱不挣，那简直更加不可思议。

　　于是，二者一拍即合，政府出面组织场子、事后抽税，商人入场贸易。在大宋的内地，这样的交易场所叫“市易”，由各地陆续开设的“常平市易司（简称市易司）”、“市易务”等负责管理。类似的，凡是有能弄钱的机会，政府也一定不会放过，市易司之外，还有商税院、杂买务、杂卖场等类似机构，专门负责坐地生财。

　　问题是，经济运行有其自然规律，而行政力量非要直接予以干预，其结果往往并不太美妙。以《宋史》的说法，“市易之设”，“其弊也，以官府作贾区，公取牙侩之利，而民不胜其烦矣”——但是，比起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来说，民不胜烦又算得了什么呢？

　　以上这些，都是大宋境内地的设置；而在边境线上，“市易”的任务，就光荣地落在了“榷场”身上。

　　承袭周制，北宋很早就在边境地区开设了榷场。到了南宋时期，根据皇统和议，金宋双方开始在各自边境城市重新开设榷场。顺便说一句，大金方面的榷场，首先是由刘豫的伪齐开设、齐废后又由金朝继续沿用的。

　　既然开设了专门场地，政府当然希望商人只在这里进行交易，如此才能使利益最大化，而边境侧近也相对更好管理一些。至于那些为了逃避税金，偷偷在其它地方进行边贸活动——其实就是走私——的商人，双方从上到下，理所当然都是深恶痛绝、都是予以严厉禁止的。至于如何从入场交易的商人身上榨油，那就是个太简单的技术性问题了：金管金人、宋管宋人，分别按交易情况抽取税金，也就搞定了。

　　这些人流如织、熙来攘往的热闹榷场，果然就为双方政府带来了丰厚回报，所谓“岁之所获，亦大有助于经用焉”。在后世的金世宗时期，仅大金方面，在泗州榷场就获得了53467贯的收入，延至金章宗时期，这个数字更是增长为120997贯。当然，南宋政府也没客气，在泗州榷场为大金贡献53467贯外快的那一年，它同样也为南宋贡献了43000贯……

　　而这样的榷场，远不止泗州一处。放眼当时金宋地图，在充当边境线的淮河两岸，隔不了多远就是一处榷场，具体情况请见下图。

　　如此看来，榷场的存在，不仅为大金政府增加了收入，也大大促进了货物的彼此流通，本来确实是件好事。但是也如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正隆四年刚开始，完颜亮便宛如自残一般，下令大量废止榷场。关于废止的理由，圣旨里是这么说的：

　　　　其间止因随处榷场数多，致有夹带违禁货物，图利交易。及不良之人，私相往来，未为便利。

　　说白了，就是“夹带违禁”、“坏人乱窜”两条。但是，榷场开设多年，这样的问题早就有了，何以现在就突然变得无法容忍了呢？很显然，不过又是一次“何患无辞”的说法而已。以此为由，榷场们的下场也就注定了：

　　　　可将密、寿、颍、唐、蔡、邓、秦、巩、洮州、凤翔府等处榷场并行罢废，只留泗洲榷场一处，每五日一次开场。仍指挥泗洲照会，移文对境州军，照验施行。

　　一声令下，原来的十一个榷场，如今就只保留了紧挨着大宋盱眙军榷场的泗洲榷场一处。以此可见，诸如夹带违禁、坏人乱窜之类的，的确也只不过是个接口，否则如何解释不去斩尽杀绝，而还要保留这一处呢？又如何解释禁令之后，泗洲榷场反而扩大了规模，并增加了二百间交易场舍呢？

　　事实上，大规模地断绝对宋贸易，才是完颜亮真正的目的。毕竟，战争不远了，不能任由军需物资随便被敌方买走，这应该才是圣旨中没有说明的真实理由。至于保留泗洲榷场，应该是为了便于控制金宋贸易的目的，其中也不乏“保留一个必要时可以从宋购买物资的窗口”的想法。

　　接到对岸的通知后，南宋也在盱眙军榷场增设了场屋，看来大家都有留住这条渠道的心思。只不过，盱眙军那边的场屋固然是增加了，守兵也随着增加了……

　　以上是正隆四年正月里的事。在这个正月里，完颜亮除了罢榷场以外，“更定私相越境法，并论死”，以一律处死的方式来肃清私自越境的行为，其目的也无非就是“首先看好自己的篱笆”。紧接着从二月起，一连串军事准备工作就陆续铺开了：

　　二月，完颜亮向重臣公布了自己准备南伐的打算；

　　二月，在通州造战船；

　　二月，全国性的大规模征兵工作开始；

　　三月，派人出使西夏，划定金夏国界，以在动兵南方的时候能够稳定住西部边界；

　　三月，派人到各总管府督造兵器；

　　四月，提高山东部分士兵待遇；

　　四月，命令各路将旧存的军用物资发往中都；

　　八月，命令各路征调马匹。

　　如此进入正隆五年（1160），战备工作仍在继续：

　　二月，借严酷镇压“盗贼”的事件，加强对内控制，申令以后再“有获者，并处死”；

　　三月至六月，镇压东海叛乱（后文详谈）；

　　七月，征发各路汉军；

　　八月，命令榷货务、印造钞引库先行起赴南京；

　　十月，派护卫出宫，督捕各地“盗贼”；

　　十月，从各路征集水手三万人；

　　十二月，禁止中都以南诸路百姓设网捕捉飞禽走兽及豢养雕隼；

　　十二月，禁止朝官饮酒，“犯者死”；

　　正隆六年（1161），各项准备工作陆续进入临战状态：

　　正月，完颜亮诏谕大宋生辰使徐度，拒绝归还北宋赵氏皇族，并挑明自己将要亲赴南京等事（具体内容我们前面已经详细讲到了）；

　　正月，从中都至河南府的沿途征调“从猎骑士”两千人；

　　二月，从各道征发水手移运战船；

　　二月，完颜亮离开中都，开始向南京进发，“自中都至河南府，所过麦皆为空”；

　　二月，命令内地各猛安开赴山后牧马，等到秋天一起征发；

　　四月，命令“百官先赴南京治事”；

　　四月，命令有关部门向南宋行文，质问淮河沿岸的蔡州、颍州、寿州等州军对面的大宋境内，为什么增设堡垒和守兵；

　　四月，派人“征诸道兵”；

　　五月起，镇压契丹叛乱（后文详谈）；

　　六月，完颜亮进入南京；

　　七月，在已经征调过马匹的情况下，再次“大括天下羸马”；

　　七月，为示南伐决心，屠杀俘虏的原大辽耶律皇族和原北宋赵氏皇族男丁，共一百三十余人；

　　八月，弑反对南伐的太后徒单氏，族诛枢密使仆散师恭、西京留守萧怀忠等人，升告密者高福娘为郧国夫人；

　　九月，镇压大名府叛乱；

　　……

　　一连串的记录，终于重重地停在了正隆六年的九月。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备战”二字，其实先后涉及了五个重大问题：

　　一、内部舆论的准备

　　二、对宋交聘的准备

　　三、战争物资的准备

　　四、兵力的准备

　　五、对各地叛乱的应对

　　其中的一、二两项，我们前文已经比较详细地讲述了。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三、四、五项的具体情况吧——如果说伐宋“非义”，最终导致了完颜亮失败的话，那么还不如说，他失败的具体原因，恰恰就埋藏在上述三项准备工作之中。

　　首先，就是战争物资的准备了。

坐一次。

　　到了正隆四年（1159）这个时间分界点时，南宋虽经战火涂炭，毕竟也建立了三十多年，国力还是非常雄厚的。想要一战灭宋，完颜亮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其中，筹措战争物资一项，就无法掉以轻心。

　　概括来说，这“战争物资”四个字包含的范围之广，简直是一言难尽。我们都知道，当年大金的最优势兵种——骑兵，其勇猛曾经令对手闻风丧胆，就连抗金名将吴璘都承认，“金人有四长”，“曰骑兵、曰坚忍、曰重甲、曰弓矢”，四大长处中，居然有三样都是纯粹靠装备堆起来的。那么，下面索性就以位居四大长处之首的骑兵为例，来看看装备这么一位骑兵，军需部门到底需要准备多少东西吧。

　　首先，就是铠甲。金军以骑兵为精锐，而骑兵更以重甲而驰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铁浮图”，也被汉文意译为“铁塔兵”，说的正是大金的重甲骑兵；而当他们分为左右翼对宋军进行两侧包抄时，则被称为“拐子马”。说到重甲骑兵中的这个“重”字，具体数字没有记载，但是我们考察与之对阵、多次吃亏因而逐渐学乖的南宋步兵的铠甲重量，应该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轻的是37宋斤，重的是58宋斤，换算为今天的重量，大约分别为44斤和70斤。

　　我们说，南宋步兵的铠甲重量可以作为金军骑兵重甲重量的参考，也是因为金军骑兵的铠甲防护相对周全，这样一身铠甲，其总重量肯定轻不了。按宋人的描述，他们“兜鍪极坚”，防护面积很大，“止露两目”，至于质地则是“枪箭所不能入”——而要打造这样的铠甲，又需要消耗多少材料和人工呢？

　　除去铁浮图，金军骑兵也有相对轻装的部队，所谓“甲止半身，护膝微存”，但再怎么说，半身的甲又能轻到哪里去呢？结果，这些东西不仅大大增加了军需部门的负担，更令骑兵自己也很难吃的消，“其所造甲太沉重，披戴甚艰”，打起仗来也很不灵活，当年对阵大辽时，就曾经出现过“契丹昔用棍棒击其头项，多有坠马者”的悲惨先例，更不用说对阵南宋时，被砍断或被绊索绊住马腿的骑兵栽下来，基本只能被南宋步兵群殴而无力逃命了。

　　其次，是弓箭。

　　当时大金骑兵的主要攻击武器，正是弓箭。比起宋弓宋箭，他们用的弓不求射程超远，所谓“弓力不过七斗”，也有说“所射弓不过五斗”。射程虽然不夸张，但对骑兵来说，也不至于放了几箭后就再也没力气开弓了；所用的箭很长而不求美观，箭头甚至丑陋得像个凿子，但只求一击必杀，整个箭头居然长达六到七寸，被射中后“辄不可出”，务令对手非死即残。总的来看，金宋弓箭的差异，正是战术思想不同导致的。

　　而这样的箭，骑兵身上可不是只带几支，而是“人携不满百”，也有说“唯务弓矢最多，每人带箭不下三百只”。那么，一个骑兵一次就要带上少则几十、多至上百甚至几百支箭，要是连续几次攻击呢？计算起来，整个金军为了南伐所准备的弓箭数量，肯定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字。

　　而制作一张弓，需要牛筋做为弓弦，这就意味着牛的数量不够也不行；制作一支箭，箭头需要铁匠打造不提，箭尾的羽翎也不能从树上摘下来，得靠禽鸟的奉献。装箭要箭袋，用粗布的话很快就会有脱颖而出的现象，用皮革的话——很好，继续加油去搜寻兽畜吧……

　　再次，是弓箭外的其它兵器。

　　虽然金军骑兵的主要武器是弓箭，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他们只带弓箭。事实上，在号称“骁卫之兵”的骑兵中的最精锐部队里，装备的则是“八棱棍棒一条，或刀一口，枪长一丈二尺，刀如中国屠刀”，他们身后的才是装备弓箭的普通骑兵。

　　这些兵器，无一不需打造。于是，开采、冶炼、浇铸、打造等等工序，备料、运输、加工、储存、调拨、分发等后续工作，自然也是环环相扣了。而这些活计，没一个是省油的灯……

　　第四，是被服。

　　从前大金初兴之时，不要说军装，连武器和马匹都是兵丁们自己带、自己养的。后来随着国势迅速强盛起来，正规化建设也显然起了作用，其中很明显的标志就是，军装至少统一了——金以水德立国，“凡用师行征伐，旗帜当黑，虽五方皆具，必以黑为主”，军装也是黑色的。

　　这个虽然不是完颜亮时代的新发明，但是要打仗了，新兵源源不绝，被服供应总也得跟上吧？

　　第五，是马具。

　　除了马鞍辔头之类必备物外，金军骑兵的马，也要配铠甲，正是所谓“马甲”；毕竟，只防护人是不够的，如前所述，骑兵一旦失去马，也就成了活靶子。其实它倒不太重，所谓“马甲亦甚轻”，大概也是出于一匹马总负担能力的考虑吧。

　　虽然轻，但也不能忽略，它保护的可是骑兵的根本战斗力啊。那么还是需要从头生产，所有流程还是得走一遍——说到底，地里只长庄稼，可不出产马甲啊。

　　第六，是马。

　　骑兵不能没有马，但这也不意味着金军骑兵一人配备一匹马。其实，他们往往是一人三匹，“居常以两骑自随，战骑则闲牵之”，至于“倍养”的那两匹“副马”，则有专发粮草予以饲养。

　　我们知道，大宋骑兵乏马，一直是个致命伤；而这一点在大金，也始终是个大问题。虽然大金仿效大辽陆续设置了九个专门养马的“群牧所”，但马究竟不是草履虫，繁衍实在太慢，总的“产出”依然捉襟见肘。为了搞到马，大金上下动了无数脑筋，先是从“达靼”（即鞑靼）、从西夏买；钱不够，就将俘虏来的汉人作为奴隶去交换；买不来就抢，原北宋熙州“素多马，金人驻兵搜取无遗”，如此等等。

　　饶是如此，及至此次完颜亮大搞战备，马的数量还是远远不够。为此，朝廷“大括天下骡马”，民间不说了，就连官员的私财也一样是征集对象，哪怕是七品官都只能自留一匹（级别越高自留越多），除此以外全部征调，总计征得56万匹。但是，这些马被官员们指手画脚地运来调去，路途之中死亡消耗甚多，真正到战争时仍未能够充分满足需要。在开战前两个月的一份奏折中，南宋的官员报告说，连自己都看到了对方的“大约马耗八分，南京路正军皆阙马”。

　　第七，粮草。

　　马是动物，人是高级动物，但不管高级还是不高级，反正是动物就得吃东西。今天也许我们不会去细想，但实际上，几万人、几十万人吃饭是个很恐怖的问题。埋锅造饭，那锅从哪来？粮食又从哪来？取水也未必那么方便，而燃料也就是柴火，虽然可以通过砍树收草来解决，但是大军一过，那些地方也就别指望可持续发展了——这还是有粮的情况。要是没粮了呢？

　　粮草的运送，从来就是军队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为了一个淮海战役，几百万民工手提肩扛推小车为解放军运送军需物资，其中粮草就占了相当大的比重。退回到七八百年前，为几十万军队供应粮草的任务，简直就是个噩梦。想想看，就算运粮民工、骡马也都不吃饭、粮食一路上毫无损失、军中一人一天只吃一斤、也没有一粒米被浪费，那么一天下来，依然要消耗掉几十万斤。问题是，谁说运粮队和押运官兵不吃饭了？……如此计算下来，要是战争持续一个月，这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斤粮食，又该怎么弄？要是战争持续了不止一个月、两个月，那……真是得靠搜刮地皮了……

　　金军从发迹起，就是一支抢掠型的军队，“平时无养兵之费，行军无馈运之苦”，简便易行，“每出疆，不以远近，人持一月粮。将战，各以所负米造饭而食，食罢而出”。这样一支军队，如果打不了胜仗就立刻就要饿肚子，甚至完全解体，那么它拥有着强悍的战斗力，也就绝非偶然了。

　　但是，不需要后勤系统的代价也不小，无法远战、无法久战是最要命的缺陷，比如当年与大辽交手时，金太祖亲自率兵攻克辽上京后，本打算乘胜追击，就是因为军粮已绝而怅然作罢。后来，金军已经开始逐渐进化出了自己的后勤系统，但仍远不能满足要求，比如后来，饶是四处抢掠，在攻破北宋都城之前，城内的大宋军民固然是人心惶惶，而城外的金军也几乎到了断粮的关头。

　　三十多年后的这次南伐，虽说目标是江南鱼米之乡，但那毕竟是目标，不是已经占据的根据地；在此以前，粮草还得靠自己多方筹措，后勤系统的压力还是极为巨大的。

　　——以上所有这些，只是泛泛介绍为了装备一个骑兵，所涉及的各方面要付出的代价。

　　但是我们知道，金军里可不光是骑兵，还有步兵甚至炮兵；不光用弓箭，还要用刀枪剑戟等十八般兵器；不仅要装备纯粹的冷兵器，还要装备两梢、三梢、五梢、七梢、旋风、虎蹲、撒星等等火炮；不仅冷热兵器都要趁手，为攻城还要额外准备工程器械，如火梯、云梯、偏桥、撞竿、鹅车、洞子等等；不仅要在陆地上来去自如，还要在河道和近海与对手死磕，因此必须有水军、有战船、船上依然要装备冷热兵器……

　　一样都不能少，样样还都要得那么多、那么急——如此这般的物资筹备过程，真是能活活愁死人！

　　当然了，南伐所需要的一切物资，都不可能从漂亮的中都宫殿里自动生长出来，它们只能是从民间获得。于是，在这个极速“强军”的过程中，剧烈的“扰民”行为简直是顺理成章地随之而生。

　　如前文所述，重修南京宫室这个超大型工程，此时也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一边是尽起天下民夫，一边是对剩下的百姓敲骨吸髓，桩桩人间惨祸也就无可避免了：

　　——箭翎一尺至千钱，村落间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于乌鹊狗彘无不被害者。

　　箭翎来自禽鸟，价格暴涨到如此离谱程度的原因必定是供远远小于求；一方面说明了所需箭矢数量之多、之急，另一方面，也反过来映衬出了无力完成任务的百姓的绝望。村庄中，牛是主要畜力，担负着生产的重要任务，如果不是在极为强大的压力下，村民是断然不舍得把这么贵重的生产工具宰杀掉的——来年怎么办？至于乌鸦、喜鹊、狗和猪们的遇害，显然也是在官方对箭翎、毛皮和食物等方面的迫切追索情况下才会发生的；

　　——所造手刀各样长出鞘，亦甚艰难。

　　大金自己的“兵器工业部”，也就是“军器监”，是后世金章宗时代才设立的。在完颜亮的时代，还是由各州的军器库、作院各自来完成的，其中的生产工人，主要成分应该是囚犯。他们生产出的刀、鞘无法配合，说明粗制滥造和不精心的现象不在少数，而这些现象，反过来也是对好不容易筹措来的物资材料的巨大浪费；

　　——诸路调马，以户口为差，计五十六万余匹，富室有至六十匹者，仍令户自养饲以俟。

　　如前面所说，一共调集了56万匹马。可是这马是怎么来的？是不分青红皂白、不分地域官民，“以户口为差”征集来的，最多的人家甚至被征集了60匹，而且，马被征集后虽然官方出草料，但还得自己养着，等于是百姓为官府当上了义务的弼马温，还不敢把马给养死了；

　　——并旧籍民马，其在东者给西军，其在西者给东军，东西交相往来，昼夜络绎不绝，死者狼藉于道。其亡失者多，官吏惧罪或自杀。所过蹂践民田，调发牵马夫役。

　　胡乱制定的骡马调拨计划，必然会造成巨大损失，而这一切是在严重缺马的前提下发生的。而从“官吏惧罪或自杀”一句我们不难想到，如果官吏自己都会被逼得活不下去了，那么他们手下的老百姓，之前、之中、之后又会遭到多少罪苦呢？别的不说，路过的骡马队踩了自己的农田，不仅不管赔，反过来还要把自己抓去当差牵马……；

　　——禁中都、河北、山东、河南、河东、京兆军民纲捕禽兽及畜养雕隼者。

　　禁止捕捉，当然是因为这个风气太盛了。那么，风气为什么会盛？当然就是因为民间家养的动物不够数。说白了，如果捕杀野生动物也能蔚然成风的话，无论是为了果腹还是交差，都已经足够说明当时百姓的苛苦了；好好的过日子，又不是家家祖传猎户，谁乐意去干这些啊？至于不准私自养雕和隼，估计也是因为这猛禽养起来消耗太多吧；

　　——内地诸猛安赴山后牧马，俟秋并发。

　　各猛安的百姓拋家别业、背井离乡去专职养马，而且到了秋天还要再次被征发，那又会是个什么感觉？

　　——造战船于通州。

　　通州离中都不远，但是离大海可就有距离了，足足隔了140公里。但是，战船造好后必须通过海路下江南，总不能在船底下安轱辘，临时改汽车吧？于是，

　　——起山东民夫开河、担水、挽舟，自通州入定林口二百八十里，人人称冤，道路嗟叹。

　　在这140公里的陆地上，要活活开凿出一条运河来，本身就是个繁重的工程了；更令人无言的是，它与京杭大运河不同，河里的水并非来自大江大河，而是民夫用肩膀一桶桶地挑来的！这么个搞法，谁能不觉得冤、不嗟叹才是天下怪事——你干嘛不在淮河边上或者山东海边直接造船呢？！

　　——造战舰江上，毁民庐舍以为材，煮死人膏以为油，殚民力如马牛，费财用如土苴。

　　江边其实也在造船，但是人祸更加惨烈：毫不手软地拆掉老百姓唯一遮风挡雨的陋房，图的就是那几块木头；煮死人的尸体得到油膏，以便敷在木头船体或布匹上防止漏水……

　　如此等等，堪称人心丧尽！

　　那么，这些战备工作，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威压强令下的各级虎狼官吏所为，虽然是恶政，却并非完颜亮本人的意思呢？

　　回答这个问题倒也不难，因为正好有个现成的例子。

　　完颜亮曾经诏谕河南州县，在这些地方存储的大米不能用来干别的，必须等待大军到来充作军粮。但是，征马的命令下达之后，从河南州县地面上往来经过的调拨骡马络绎不绝。这么多大牲口又不是石头，总得给点吃的吧？可是，当地已经没有余粮了。

　　面对费力征来的骡马，地方官员的脑袋都大了：给库存粮食吧，那是皇帝亲自说过不能动的，打死也不敢；不给粮食吧，骡马在自己地面上饿死太多，一样是要问罪的。实在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有关部门上奏请示这个问题该怎么办。

　　完颜亮的回答是：这些地方近年来民间的储蓄积存还多着呢，今年又是满地庄稼，骡子啊马啊的，可以就便在路边田地里吃嘛。就算（庄稼被啃光导致）明年绝收了，又有什么关系呢？

　　是啊，比起一统天下的宏伟理想，些许小民活不下去了，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是完颜亮的“战备”。

记得前些年的穿越小说都不太在乎后勤，后来的明显重视了很多，也算是水平提高到标志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