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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砸烂了公检法，虽然有“公安六十条”，但基本是一个靠道德约束社会成员的社会。在道德无法处理的领域，例如从工厂级小人物到国家级大人物的政治斗争，拿什么来约束，就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当失去了约束以后，大家就会动用“武斗”“粉碎四人帮”这样的极端手段。发展下去，就有无限升级乃至内战的危险。假想一下，“四人帮”每抓全，江青和毛远新跑了，那时不是有打内战的可能？
审判四人帮，首先是把法律的权威重新树立起来。它首先向全国人民表明，法律是有权威的，那么大的官都可以审判。其次，它也给政治斗争的烈度制订了一个上限，到此为止，“造反”“抓武装”等无限升级的做法是不被允许的。从此，新中国政治斗争进入了一个比较有规则的阶段，输的一方认输交权就完了。
当然，审判四人帮也是为“粉碎四人帮”找合法性。这逻辑上是不通的，欲加之罪。但这个审判，也就给文革划上了句号。“坏事都是林彪、四人帮及其党羽干的，剩下的都是好同志，团结一致向前看吧。”路线也就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
我觉得，看待历史事件尤其是新中国历史事件的时候，要多看到它的积极意义，多看到它进步的一面。因为新中国的历史归根到底是一个摸索的过程，摸索么就要犯错误，总盯着错误那还怎么前进呢。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站在道德的，政治的制高点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基本上是不会有错的，空对空最好办么。
比如这段
一旦
陈mm这个感叹，
来自链接
我的结论是：刘少奇应该没有直接说过“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是四人帮事后帮他总结的
从下面的情况看，如果当时船价真的那么低的话，
在短暂的一个时期中，以“买”为主至少是对的，
当然不该是一项长期政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看完了张春桥的雄文，感觉论坛里面的口水战很有他的遗风嘛，先找到对方的只言片语，立一个莫须有的靶子，片面化、极端化歪曲之，（辩论中有个归谬法，好像也一样嘛，质变量变之别？）然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呱呱呱呱就是了，这究竟是文革的遗产，抑或来自传统，甚至人性自来如是，待考
“会干的不如会说的，会说的不如会看的”
干活的总是多受累，哪有清流快活
具体不详。语境还需分析。
您搜到的这几处我都搜到了。
至于李先念——这篇不适合作为证据。
70年代——四人帮借此批周、邓，坚持走刘路线，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还搜出一件事：
会议刚进行不久，就陷入僵局。一些同志认为目前正艰难地支撑着一个6亿人口大国的吃饭穿衣，"大跃进"留下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和自然灾害造成巨大损失，国家急需输血，他们担心再拿出大笔资金发展导弹核武器，无疑会增加国家负担，影响经济的复苏，因此建议"暂缓"。”
“争议相当激烈。周恩来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表示要决心搞下去。他的态度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认为不能放松，更不能下马。周恩来提出，自已动手，从头摸起，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搞出原子弹。老帅们建议中央：即使卡紧脖子少吃几口，也要继续干下去。陈毅和林彪都表态要上。”
认为暂缓为佳的是刘、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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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后的感受是：
实用主义有实用主义的好处，但也有局限之处。
算账算得精的人，往往对于“势”对于深层之“理”
的直觉未必很好。
这方面，毛泽东的直觉是非常突出的。
一个国家，经济什么都自力更生，——速度上会受损失；
同样，一个国家，只会算经济账，大器件上不能坚持独立自主，恐怕也要吃大亏的。
中国为何特别推重“中庸”，也实在是因为我们太缺乏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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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会重来。现在是“合题”时代。
争取将问题还原为问题；在前人的得失处更进一步。
重新各执一端，——那真是重复悲剧了。
前人都不完美。——我们必须避免100或0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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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期刊网下载了《1961年发展原子弹之争》，原文如下：
1961年深冬，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一次由中央军委的老帅们和国务院一些部门领导出席的不寻常会议，讨论中国核导弹工业的建设和发展问题。
会议刚进行不久，就陷入僵局，军政要员意见相左，泾渭分明。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大管家”们认为：国家内外交困，急需输血，如果再拿出大笔资金发展导弹核武器，无疑会增加国家负担，影响经济的复苏。老帅们则坚持要上，他们认为：只有尽快拥有原子弹和导弹，才能早日确立我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中国说话才有分量，也才能从根本上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的封锁制裁及核威慑。
争论相当激烈，毛泽东没有出席会议，但在第二次会议召开时，他提出一个问题让大家讨论，中国应当走什么道路？周恩来态度坚决，表示要决心搞下去。周恩来的态度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认为不能放松，更不能下马。尽管如此，第二次会议在干还是停的问题上依然僵持不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认为：应该先将中国核工业的现状了解清楚，再按实事求是的原则作最后的决定。会议委托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承担这一重大调研任务。
一个月后，张爱萍向中央递交了调查报告。报告认为，我国的核工业已有了相当的基础，只要中央主要领导亲自负责，亲自领导，各项保障跟上去，1964年制造成功原子弹并进行核爆是可能的。
1962年8月至10月，聂荣臻和罗瑞卿都向中央报告，力争在1964年或者1965年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1月3日，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1964年秋，中国第一次试验的原子弹在甘肃酒泉的一个秘密工厂装配出来，但进行试验却要冒着遭受打击的风险。中央不得不制定两种方案：一是发展技术暂不试验，二十不怕威胁尽早试验。毛泽东最后一锤定音“要尽早实验”。1964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在10月进行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
吴跃农《党史博览》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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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洋教习与技术人员尚未满期之前，试行让学制造专业的学生和艺童“放手自造”，“验其工程均能一一吻合”；学驾驶的学生，“当台风掀起巨浪如山之时，徐觇其胆识”，不但能沿海岸驾驶船舶，而且能在公海驾驶。第一届毕业生中，驾驶专业有14名已具远航能力，管轮专业有14 名担任轮机长，制造专业的26名接近工程师水平，超出原定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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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刘少奇思想真受《东隅琐记》影响的话，
左宗棠的思想可拿来参照一二。
左宗棠可和四人帮不一样，是干事的人。
毛泽东也是做事的人。
100多年的老问题了——中国现代化的“试错”过程，我们需深思一二。
我能看到的第一篇有关资料是新华社稿件《胜利永远属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东风”轮诞生看工业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1968.1.10）作者：严伟惠。
里面援引刘少奇的原话是“远洋船要组织，可以买船，有外汇可以多搞一点”。下文是：“在这条黑线的影响下，有些人就竭力鼓吹‘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
由于官方资料中，刘少奇在大跃进及之后时间的讲话、文章一概空白（看刘少奇文选是在哪里结束的，很有趣）戛然而止，给探究问题真相带来很大困难。但毕竟可以找到线索的。
我觉得张的说法完全正确，哪怕一个单位、一个个人，“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本身就应该是第一位的，这和实际工作中的分工合作并不矛盾，我能做多少事情，就先做起来，如果开始就立足于等靠要，才叫完蛋。
“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并不是排斥分工合作，排斥的是等待施舍的思想。
就是很多单位形成了小社会。分工其实是工业社会所必须的，完全由市场和完全由市长，造就了两个极端。
陈mm的意思，就是少走极端。
自立的思想，是最起码的。如果连这个都没有，其他当然免谈。
可是我一直奇怪，刘某人就算是有时候有些求稳怕快，担心拔萝卜起泥，但是刘从做工运开始，到新四军政委，中间还经过长征，怎么就成了洋奴的代理人了？刘某顶撞苏联也不含糊啊。邓某人1942年当129师师政委的时候，自己写文章要求干部发扬主动精神，克服等靠思想，怎么后来也被挂上这条线了？
中央高层意见有分歧很正常，动不动就拎着道德的政治的大棒子才不正常。党章里面不是有规定的吗？
把中央意见分歧扩大到老百姓当中造成人为对立，就更不正常了。
这是从50年代起就形成的建设思路。你熟悉科学院的情况，应该知道50年代科学院就有各种各样的服务队伍。我们单位，50年代起也拥有电信报务局、基建局、后勤服务局等等各种跟主业关系不大的服务部门，实际上中央各部委机关都是这样。
60年代初开始搞战备，强调各省都要形成能独立作战的根据地，更强化了这种倾向。
实际上刘少奇也是欣赏这种思想的。大跃进期间挥着《后汉书◎张鲁传》和《大同书》大谈五斗米道的空想共产主义，提倡一公社里面搞工农兵学商齐全，当然毛泽东也支持。只能说，这是土共独特的发展经历造成的历史局限性。
张春桥文章出来的时候都70年代中期了。
刘少奇的根子问题是形左实右。你要说他“求稳”可是看错了，大跃进时此公名言是地里灌狗肉汤就可以亩产百万斤（可以搜索一下人民日报数据库）。
长大之后才知，还是不要yy的好。
安抚资本家是没错的；但是宁可说“资本家有功”，也最好不要说“剥削有功”。【尽管讲话中某些言辞矫枉过正，如“剥削有功”、 “剥削越多越好”，听起来确实刺耳，但总的精神是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毛泽东认为讲得很好，个别言辞不一定准确，可以推敲，毛主席强调我党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为十六个字，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刘少奇对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视，说，主席这样提，当然好，讲得很全面，今后照此阐述。】高下立见。
刘少奇、王光美与群众运动：以四清为例他的群众路线和毛的群众路线差别很大，毛后来说他“形左实右”，是有些味道的。他对基层的态度，比较精英主义。而且，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开启了建国后夫人干政的先河。
他算账算得很精明；大势大节处却也许要吃亏。以这件事揣度，我有些担心他的“造船业”思想。但愿不至于此。
四人帮固然不是干事的人，可是百余年前，左宗棠却是干事的人，造船派：左宗棠观点
刘主席语录：中文版介绍
另据《晚年周恩来》所述，刘心胸以及对待毛公，亦有不称大国领袖处。
【中国文革研究网按：1958年7月14日—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有报导说：少奇同志参观了台前社，社干部向他汇报说：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宏伟社汇报说：籽棉亩产1．5万斤。少奇同志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刘少奇讲话《人民日报》报导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地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几千斤的报导，也跟着改变了腔调，变成了亩产数万斤。1958年8月，刘少奇派刘西瑞等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3000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的指标，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万的根本没有人提了。”（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刘西瑞 (1958.08.27)《人民日报》
编者按：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回来的信。这封信生动地反映了那里大跃进的形势，提出了一些足以启发思想的问题，特把它介绍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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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寿张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今年寿张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这里给人的印象首先是气魄大。
他们的庄稼也真长得好，一片黑呼呼的要压塌地。虽然下面提出的万斤指标，今年不一定完全实现，但万斤社、万斤乡一定出现，可能不止一个。全县亩产三、四千斤则是有把握的。
粮食单位产量从百斤到千斤，是个质变，从千斤到万斤，是更大的质变；这样高产量，从措施来看，也不外是水、肥、土、种、密等几条，但在具体执行这些措施中就有许多新东西值得研究。比如水和肥吧，他们的干法是大水大肥，让作物吃饱喝足，不给什么限制，不怕作物闹“胃病”。看来，农作物的肚子大得很。这里的单季玉米、谷子丰产亩，一般是八水、八肥，用水量都达到三百至五百公方；用肥是：粗肥在二、三十万斤，化肥（主要是土化肥）在二百斤左右，少数地达到五百斤，是否已经吃饱喝足还难说，但决不过分。过去不少人认为一亩旱作物只需要一、二百方水，化肥用多了就要烧死庄稼，损害土壤，这种看法，很显然是有片面性的。这里干部的看法是，只要有足够的水和一定的有机质肥料相配合，一亩地（仅指一季作物）用它五、六百斤甚至上千斤的化肥不但没危险，并且完全必要。同时，水随肥涨，施的肥料愈多，用水量愈大，足水足肥是首要的关键。足水、足肥还必须和深翻相配合，这一点在寿张特别突出，也是他们能够在大面积的土地上展开万斤运动的决定环节。根据寿张的经验，要搞万斤粮，不掘地三尺是不行的。土质不好需要改良土壤的土地固然要这样作，土质很好不要改良、单是松土的土地也要这样作。他们的丰产田一般都深翻三尺，一般田也深翻尺半左右，他们认为不超过一尺是不行的。
在足水、足肥、深翻的基础上，就可以放手密植。这一点在谷子的种植上表现得特别清楚。过去种谷子一步三安苗，一丛丛的，每亩只留苗三万多株。现在他们的谷子种得像麦子似的密，基本不间留，一般在十万株左右，丰产田二十万株到二十六万株，而穗子决不比过去小。很明显，没有深耕和足够的水和肥是作不到这一点的。
足水足肥加深耕，在此基础上放手密植（当然要有限度）再加上他们的“田间管理如绣花”，亩产万斤就成一个现实的事物了。万斤运动能否普遍推广而不局限于小块土地试验，在水利已基本解决的条件下，看来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肥料；二是劳力。他们解决肥料，除大搞土化肥外（有些社已生产到每亩五十斤），主要靠拆破房、刮地皮，肥料中土肥占８０％。而土肥主要是靠劳力换来的，所以中心还是劳力问题。
到底一万斤粮食要多少劳动日？到底一个全劳力使用手工工具一年能生产多少粮食？我们粗粗算了几笔账，很难答复，原因是弹性大得很。这个问题一方面和亩产多少有关系，比如许多社原来计划亩产双千斤，每亩需用三十个工（单算田间和积肥用工，不包括基本建设。以前亩产二、三百斤时，一亩十五个工左右），现在指标增到万斤，使用原来的工具，每亩地也不过六、七十个工。就是说，产量增四倍，用的劳力不过增一倍；单产愈高，用的劳动量愈相对的少。这是一种情况。另一方面，还决定干劲的大小和工具的优劣。据对几个社的了解，亩产指标万斤粮（一季玉米和谷子），主要措施是：深翻二尺，施肥二十五万斤，管理如绣花。一亩地需用的劳动工，以正常的劳动强度，使用原来的工具（铁轮车加木轮手推车、畜力水车）计算，至少要七十个工；如果对工具加以改良，实现滚珠化，有五十个工就够了；如果鼓足干劲加上夜战，工具改革的彻底些，还用不了三十个工呢！说来说去，是不怕指标高、措施大，就怕没干劲和不改良工具。寿张每人平均二点六亩地，每个劳力平均六亩地，单算劳力账，要大搞万斤亩是绝对办不到的，但实际上他们是办到了。他们的钢铁姑娘或钢铁姐妹，住到田间，专管高额丰产田，每人平均还需要管二亩地呢！他们今年的计划实现了，平均每人就能生产六、七万斤粮食。看来，只要干劲鼓得足足的，加上积极改良工具，普遍搞万斤运动（如果需要的话）不是办不到的事。
关于工具改革，从这里看，当前主要是运输和深耕的问题。现在的深耕只能搞一尺多，而且要很多很强的牲畜，在目前畜力普遍不足的情况下，解决深耕工具还是个大问题。对运输问题，我们也算了一笔账：亩产万斤粮，如果要用七十四个劳动日的话，其中翻整土地和浇水各占６．６％，田间管理占１０．８％，收获入仓占１２％，而运肥、施肥就要占６４％，后两项费工大主要是运输用工多。解决了运输问题，劳动用工省不了一半，也要省２０％—３０％。实现了滚珠化将解决很大问题。不过目前铁轮大车对道路破坏得很历害，道路不好，使改良了的运输工具大为减色。现在高唐县有的社用旧胶皮和破鞋底代替铁皮改装大车，既减轻车的重量，又保护了道路，还腾出很多的铁（一辆铁轮车的铁皮约百余斤），一举三得，值得重视。我们想，如果全华北能在短期彻底消灭了铁轮大车，作到所有道路公路化，不但能减省劳力，对改变整个农村面貌都是有作用的。
今年寿张一个大功绩，是要摘掉大豆和谷子的低产帽子。根据他们的经验，在同样条件下，谷子要比玉米产量高，主要原因是谷子和稻谷一样，更便于密植。从现有条件看，一亩谷子密植到四、五十万株，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一棵谷穗一两谷，一亩就是三万斤。玉米就不同，太密了，不透风、不见阳光，就要影响生长。现在每亩一般只密植到六千多株，每株二穗，一穗一斤，才一万多斤，而作到这样，还很不容易。谷子产量既高，还有便于保管和收割较早、有利于及时种小麦等好处。对玉米和谷子的身价，应该重新评评。他们的大豆产量也很高，估计亩产二千斤的很普遍，万斤卫星也可能出现。多种一些大豆，可以增加食油，也是解决肥料不足的一个好出路。这里过去种植谷子、大豆很不少，近两年来因扩大玉米和地瓜，被挤掉不少。这里的地瓜和小麦矛盾也不小，地瓜种植面积占耕地４５％，今年小麦播种面积要占９０％，８０％的地瓜茬要种麦子，小麦地要普遍深翻，地瓜要就地切片晒干，这两项重活挤在一起，安排不好，很容易顾此失彼。从这些方面看，合理安排明年作物种植，是个必须及早注意的问题。
目前下面对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劲头是很大的，但对收获后如何保管，普遍没有准备。我们问乡社干部和群众时，最初他们都是“粮食多了还怕没办法？”“那由国家买吧！”经过算细账才大吃一惊，才觉得粮食多了也有问题。特别在寿张，光红薯一项大约每人平均要收四、五万斤，该县大部地区是滞洪区，房子很小，以往的一点点粮食还都是放在院子里囤起来，今年不早些打主意，非吃大亏不可。这一点，我们已向县委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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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7月14日—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有报导说：少奇同志参观了台前社，社干部向他汇报说：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 万斤；宏伟社汇报说：籽棉亩产1．5万斤。少奇同志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刘少奇讲话《人民日报》报导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地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几千斤的报导，也跟着改变了腔调，变成了亩产数万斤。（1958年8月4日《人民日报》）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3000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的指标，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万的根本没有人提了。”（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刘少奇亲手培养的“共产主义”典型——徐水县，其浮夸风之严重是全国之最。前已述及，那里一棵白菜可长500 斤，1亩棉花产皮棉（去掉棉籽）5000斤，一亩小麦产12万斤，一亩红薯产120万斤。对刘少奇来说，徐水县是他的掌上明珠。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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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邓小平所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总之，十年建设中，无论是成就还是失误，都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获得和发生的。正确地加以总结，无论是正面经验还是反面经验，都是党的宝贵财富。”
就心胸而言，邓二代胜于刘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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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趣的。
讲话夸张、走极端是刘少奇的一大特征。
七千人大会拍拍屁股，轻飘飘说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话来，可曾有反躬自省之意？
他主管书记处，人民日报等宣传部门都是他负责的，“亩产万斤”满天飞就不是“不反对”的问题了。
实际上浮夸风中邓的角色到现在为止多少还有忌讳。
◇ 同炭子冲农民的谈话(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
◇ 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 在呼伦贝尔盟林业干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八月六日)
◇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 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
◇ 政法工作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 加强基层领导，改进工作作风(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八日)
◇ 半工半读，亦工亦农(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
◇ 实行固定工和合同工并存的劳动制度(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 试办托拉斯(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
不知道你手里的是哪个出版社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