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什么"达赖集团"的阴谋又得逞了? -- 朴成兴
7﹑藏族市民永不满足
如前所述﹐1997年西藏（非农业户口的）市民总数为33.6人万﹐其中藏族为26.7万人﹐占总数的80%。藏族国家职工（官员﹑普通干部﹑工人）为11.5万人﹐占西藏国家职工总数的四分之三。西藏藏族市民中87%是国家职工及其子女﹐如加上这些职工的父母﹐则要超过90%。其余藏族市民是政府资助的集体单位职工﹑个体户﹑个体户雇用的工人﹑临时工与无业游民﹐以及他们的家属。
1990年拉萨市民（不包括农业户口）为139810人﹐其中藏族为96341人﹐占总数的69%﹔汉族40418人﹐占总数的29%﹔其它民族3051人﹐占2%﹐其中大一半是回族﹐他们在拉萨已居住了许多代﹐以藏语为母语﹐信奉伊斯兰教。拉萨藏族市民中的成年人大部分是国家职工或大学生﹐只有总人口约三万的拉萨老城八廓街是例外。据1988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抽样调查﹐拉萨老城户主中国家职工（包括退休职工）占老城总户数的41%﹐无业游民占38.5%（他们以摆摊﹑打零工为生﹐年均收入855元）﹐个体户占15.6%﹐农牧民占1.6%。1988年老城藏族市民中54%的学龄人口（六岁及六岁以上）是文盲﹐大大高于1990年人口普查时拉萨城关学龄人口中的文盲比例25%﹐绝大多数老年藏人不懂汉语。最后﹐拉萨老城的藏人只有4.8%不信教﹐其余都信奉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即黄教（34）（西藏佛教分黄﹑白﹑红﹑花教四大派﹐达赖喇嘛只是黄教之首）。从上面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拉萨老城藏人的文化程度比藏农牧高得多（后者文盲半文盲占79%）﹐所以许多人听得懂西方与达赖的宣传﹔无业游民的比例比拉萨新区高得多﹐所以许多人对中国政府有怨气﹔绝大多数信奉黄教﹐所以许多人对达赖喇嘛比藏农牧还虔诚（藏农牧中不信教的高达12%﹐信教者分属四大教派）。加以地处西藏宗教中心（大昭寺）﹐与流亡藏人有广泛联系（很多流亡藏人是从老城出去的﹐1979年以后纷纷回来探亲﹐其中有许多达赖喇嘛的间谍）﹐所以历次藏独骚乱都由老城藏人充当主力﹐以老城为基地与中心﹐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在西藏时的同事﹑已故作家秦文玉在西藏住过13年。1989年3月5-7日拉萨骚乱时他在现场观察﹐戒严后采访了许多藏人﹐包括老城的藏人。下面是若干藏人在回答“为什幺会发生藏独骚乱”时的话（35）﹕
“骚乱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共产党管辖下﹐我们是老百姓﹔独立了﹐我们还是老百姓﹐反正当官轮不上我们。这一回和往常一样﹐参加闹事的人有三多﹕无业的多﹐待业的多﹐乞丐﹑想沾便宜的多。如果有共产党的人﹐那是自己没把自己的孩子管好。
“不错﹐上头这几年对落实政策抓得很彻底。政策落实了﹐统战人士天天来要房子﹐国家又没有一个妥善安排﹐叫居民往哪里搬﹖有的被逼搬出来﹐无家可归﹐只得投亲靠友﹐有的全家五﹑六口人﹐只能住一角季（即一根柱子周围的房子﹐约七﹑八个平米）。这些过去的房主人拿到了房子﹐有的翻修了自己住﹔有的自己也不住﹐而是租给内地来做买卖的。一般房租每月一角季四百块钱﹐当然我们现在比民主改革前还是好多了。那时住不上房子﹐还得交耳朵税。
“年轻人的教育无人管﹐有人做小偷﹐甚至有的做了强盗也无人管﹐家里没办法﹐政府又不管﹐怎么可能不闹事呢﹖
“我们八廓街的居民﹐大多是合作社的手工业工人﹐工资收入都不太多﹐可是酥油﹑牛肉的价格涨得这么厉害﹐哪里受得了﹖75年时每斤酥油1.5元﹐80年每斤四元﹐眼下每斤涨到10.5元﹐怎么吃得起呢﹖牛肉也是这样﹐只能看看咽口口水。其它的物价也是见风涨。
改革好﹐我们都拥护。改革后可以信教﹐可以做买卖﹐想做什么都可以﹐也不怕头上戴帽子﹐不怕说错话挨批斗。过去多年做不起的卡垫和藏柜﹐都做起来了。但是开放不好﹐开放使内地的汉族生意人都涌到拉萨来了﹐他们像饿鹰似的﹐恨不得连肉带骨头把什么都吞进去﹐赚钱的本领贼大。钱像流水一样哗哗地被他们都赚去了﹐生意都被他们抢去了﹐开放不好﹐一点都不好。
“一闹起来﹐日子一点也不安稳﹐心慌得很。经常有传单贴在门上﹐‘吃糌粑的站出来﹗’‘赶走汉人﹐西藏要独立﹗’独立之后﹐也是山那边的人回来当官儿﹐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但独立之后我们能见到益西罗布（指达赖喇嘛----引者）。
“我49年就当基层干部﹐不是图享受﹐是信共产党。这么多年﹐讲良心话﹐大多数人生活水平还是提高了。但是共产党的模样却不如过去好看了。干部到底为谁﹖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不一样。大长官现在跟谁亲﹖广播里喊的和实际做的也不一样。老百姓人口越来越多﹐住房却越住越小﹐儿子女儿都长大了﹐工作却不能都得到安排。现在什么都要考试﹐当个清洁工人都要考试﹐考扫把﹖30年了﹐共产党办了不少好事﹐一想起第一个八年就心里发热。现在呢﹖难说……我们这一片500多户﹐16个党员﹐党员和家属没有参加﹐只有十个青年参加了﹐出自七户人家。一个30多岁﹐其它都是20上下的待业青年。这些青年跟我们当年不太一样了﹐叫他们不要闹﹐孩子们说﹕‘你给我工作呀﹗’”
改革开放﹐群众有一句话﹐“自己的家乡空着的﹐光辉照亮了别人。”内地的生意人到了拉萨﹐除了念经和背尸体送天葬台不会干之外﹐其它什么都会干﹐抢了当地人的饭碗。本地的裁缝﹑鞋匠都很失望。改革开放﹐引进人才和技术﹐而不是劳务输出。我们这儿的劳力多得很﹐首先要眼于本区群众的利益。现在内地各个省区都分得那么清楚﹐寸土不让﹐更何况我们边远地区﹑民族地区呢。清理﹐不能光清理康巴人和朝佛的﹐也要清理黑包工队。市场管理人员﹐对钉鞋的本地人吆喝“去去去”﹐赶得跑来跑去﹔对那些大户却亲热得像贴牛粪饼﹐唤他们“阿伯喂﹗”
拉萨居民住房难。这几年国家拨款﹐修了不少居民楼﹐但主要是分给干部住的。普通居民房子小﹐光线暗﹐还有很多摇摇晃晃的老掉牙的房子。这些房子主人没办法﹐有时成群打堆地住到城关区的会堂里去。可是你站到布达拉宫上往下一看﹐东边﹐北边﹐黄黄的一片尽是小院子加楼房﹐大多是一幢幢的私房。盖得那个漂亮呀就跟壁画上一样。请问普通老百姓谁盖得起﹖请问你几十年不吃不喝工资加起来有多少﹐能盖得起小宫殿一样的花园楼房﹖
鸡下蛋还得有个窝﹐没有窝怎么下蛋﹖现在居委会什么也没有。一个月十块钱办公费﹐连电话费也不够付。手无寸铁﹐发了根电警棍﹐又没电﹐不如烧火棍。居委会现在只有打狗的权﹐扫地的权﹐挂牌子的权。骚乱一闹起来﹐连你的扫把都拿跑了。有人说居委会搞土政策﹐但我们的土政策是为了贯彻洋政策。一个月开两次会﹐不来扣副食补助﹐当然是土政策。但居民一个不剩地都来了。后来群众说﹐“亏得你在大会上讲了这么多﹐要不我们的孩子又得遭殃了。”我们居委会在这次骚乱中只有一个人参加。群众都庆幸得很。戒严﹐是对坏人的打击﹐对群众的保护。过去群众举起双拇指说﹕“解放军好﹗”现在有的武警同志检查证件吆喝人把口罩摘下来。解放军检查了证件还向你敬个礼﹐还扶老人﹐这一扶就把金珠玛米（藏语“解放军”的音译----引者）的威信扶起来了。
城市管理最基层是居民大院。这次骚乱发生后﹐达木林居民大院第一组的组长用身子堵住大门﹐大声喊道﹕“谁也不准出去﹗谁出去我揭发谁﹗”这是一位退休的藏族老工人。事后这个大院因为清清爽爽﹐没伤人没死人﹐大人小孩又围叫他“波啦”（爷爷）﹐打心底里感谢他。可是居民组长一分钱津贴也没有。逢年过节干送一条哈达﹐有时一点点酥油﹐真拿不出手。群众反映﹐以前开会太多﹐一个礼拜三﹑四次﹐现在又开得太少了﹐大家像河滩上的沙子﹐捏不拢来。
我们的党政机关﹑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机关有没有抹油的﹖税务﹑工商﹑城建被砸﹐群众出气﹐是否政策上有问题﹖是否原原本本把中央的政策落实到基层了﹖不正之风﹐走后门﹐执法犯法﹐贪污腐败等现象﹐连骚乱分子都在议论呢。共产党经营了30多年﹐还是有威信的。对违法乱纪﹑欺压群众的典型处理一批﹐威信就又起来了。
从收容审查的情况看﹐17岁至28岁的占7%左右﹐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堆龙德庆一个女学生说﹐我数学本来学不好﹐老师非要叫我学﹐我在班里骚乱一下﹐西藏独立了﹐我就不要学数学了。
还有个骚乱分子说﹕西藏独立了﹐汉人都走了﹐中央给我们的钱就不会给汉人赚走了。
短短几段话﹐包含了大量的信息。自从1984年中国政府投入巨资兴建43项工程后﹐大批汉族﹑回族与其它民族的个体户追随施工人员到西藏经商﹐这本是西方向中国推荐的市场经济法则所致。达赖喇嘛与西方人权卫士一贯指责他们是企图淹没藏人的非法移民﹐那么到中国去经商﹑投资的西方商人又算什么﹖既然西方商人可以到中国去赚钱﹐中国内地的商贩为何不可以到中国西藏去赚钱﹖这些内地商贩自然要按市场经济法则办事﹐像西方商人一样赚取商业利润。这就使一向看惯了国营商店的低物价的藏人大为愤慨（国营店的物价之所以低﹐是政府不惜血本补贴的结果）。藏人一方面挡不住汉回个体户出售的国营店里没有的新潮产品（时装﹑皮鞋﹑家电﹑化妆品﹑美食﹑家俱等等）与时髦娱乐（摇滚舞会﹑卡拉OK﹑黄色录像等等）的诱惑﹐另一方面又心疼化掉的钱。在他们看来﹐汉人天生只应送钱给藏人﹐怎么可以赚藏人的钱呢﹖连那个藏独英雄都承认﹐他的钱是中国政府（在西藏人人都把中国政府称为中央）给的﹐但他竟然认为西藏独立后中国政府还有义务送钱给藏人﹐可见在藏人心目中﹐中国政府与汉人包养藏人是天经地义的﹑永世不变的。如今汉回个体户竟敢赚藏人腰包里的中国政府给的钱﹐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所以藏族市民既离不开汉回个体户﹐又恨透了汉回个体户。每次骚乱都首先打砸抢烧汉回个体户﹐连达赖喇嘛1993年5月25日发表的声明在谴责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用催泪弹驱散打砸抢烧的骚乱者）的同时﹐也不得不对藏人袭击汉人商店表示遗憾。他甚至说﹐如果藏人再使用暴力﹐他就要退出藏独运动（36）。藏人对汉回个体户的态度与北京上海市民既离不开个体户的商品﹐又嫉恨个体户发财的眼红病如出一辙﹐可见人性都一样。只是汉人恨个体户﹐发发牢骚而已。藏人却把藏独骚乱当成了发泄这种眼红病的绝好机会。
《天葬》证明了﹐汉回个体户在西藏赚的主要是中国政府给西藏职工包括藏族职工的钱（37）﹐这是那个藏独英雄也承认的。由于西藏的行政大权已交藏官掌握﹐汉回个体户要在西藏赚钱﹐就必须向税务﹑工商﹑城建的藏官行贿﹐把他们赚来的钱中的很大一部分交给藏官﹐方能得到与维持营业执照。后者拿到了贿赂﹐自然对他们格外亲热﹐于是藏人也迁怒于他们﹐连他们一起砸。
如前所述﹐美国学者与记者也发现﹐藏人在工作态度﹑技巧与对报酬的要求方面都竞争不过内地来的汉族流民﹐连藏族个体户都宁可雇佣汉人。这本是市场规律所致﹐然而藏人竞争不过汉人﹐自然又是满腔愤怒。
如前所述﹐早在1980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孙鸿烈就发现西藏牧场严重超载﹐西藏的畜牧业已经到顶了。中国政府给藏人的钱越来越多﹐藏族人口也越来越多﹐可酥油牛肉由于自然资源限制无法同步增产。按照市场法则﹐其价格自然会飞涨。进藏汉人吃不惯西藏的酥油牛肉﹐他们吃的是内地运去的猪肉菜油。酥油牛肉由藏人直接在自由市场出售﹐中国政府既不经营也不收税。它们涨价与汉人及中共毫无关系﹐却也被藏人认为是中共与汉人的罪恶﹐成为藏独骚乱的诱因。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共给昔日的阶级敌人﹑今日的统战人士落实了政策﹐后者反而不参加骚乱。《拉萨骚乱备忘录》就写到一个贵族公子去印度见了达赖喇嘛﹐后者要他留下﹐他宁可回拉萨。而昔日的翻身农奴被剥夺了胜利果实（房子）﹐就去参加骚乱。骚乱者最恨统战人士﹐骂他们是“藏奸”﹐要砸政协。这里可能也有眼红病在起作用。中共从其“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的教条出发﹐只顾讨好早已威风扫地﹑老朽不堪﹑在藏族百姓中毫无号召力的旧贵族﹐却忽略了经过文革训练的﹑敢闹敢打的平头百姓﹐结果吃了大亏。
中国政府从八十年代开始才要求藏族市民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文革前与文革中根本无暇控制人口﹐藏族市民人口爆炸。西藏的企业只亏不赚﹐难以给高速增长的人口提供发薪机会。无业游民与待业青年自然满腹怨恨﹐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天生应该把他们包养起来的﹐藏独骚乱就成了他们惩罚﹑报复中国政府的手段。
西藏的党政官员也像内地的一样腐败﹐而且由于天高皇帝远而更加腐败。如前所述﹐西藏的藏官已占西藏党政官员的80%以上﹐由于中共在纪律约束上也实行抑汉优藏政策﹐也由于汉官谁也不想在西藏养老﹑繁衍子孙﹐所以在西藏用公款造私房或多占好公房的绝大多数是藏官。藏人羡在眼里﹐恨在心里。这与内地汉人痛恨官倒与腐败的原因是一样的﹐然而各自的结论却大不一样。汉人认为要根治官倒与腐败﹐必须实行民主政治﹐所以他们参加或支持八九民运﹔普通藏族市民并无这样的政治常识﹐他们不知民主为何物﹐单知借藏独骚乱发泄对藏官腐败的怒气。孔子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汉藏人性何其相似乃尔。
藏官们何止多占好房﹑从事官倒而已﹐他们贪污腐化﹑贪赃枉法﹑营私舞弊﹑吃喝嫖赌﹑横行霸道﹑胡作非为﹑飞扬跋扈﹑不可一世﹐被藏人称为新的“三大领主”。这笔账自然也要被藏人记在中国政府身上。有好几个藏人告诉我﹐他们宁愿要汉人当上司﹐因为汉官处事比藏官公正﹑清廉﹐我在西藏时深有同感。1983年我曾去樟木口岸采访﹐亲睹回来探亲的普通流亡藏人在海关过境的情景。汉官对他们的态度不冷不热﹑公事公办。藏官则盛气凌人﹑趾高气扬﹐把他们呼来喝去﹑任意斥责﹐似乎他们都是些犯人。对流亡藏人中有点“身份”的﹐经统战部门打招呼﹐则奴颜卑膝﹐百般逢迎。我不禁想起鲁迅的名言﹕“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38）”可见人性哪里都一样。
1988年3月骚乱后﹐西藏某部门对参加了1987年9月27日与10月1日﹑1988年3月5日三次骚乱的某居民区的190人作了一次调查。其职业分类是﹕
非国家干部职工市民127人﹐外地来拉萨的朝佛者和流民49人﹐干部职工14人。
对127名非国家干部职工市民再作分类调查﹐结果如下﹕
1）独立者（出于明确的政治目的﹐坚决要求独立的）12人﹐占9.4%﹔
2）复仇者（对中共政府有很深的仇恨﹐一定要推翻中共政府的）13人﹐占10.2%﹔
3）发财者（趁火打劫）17人﹐占13.4%﹔
4）出气者（因为物价﹑住房﹑税收﹑招工﹑招生等心中不满的）29人﹐占22.8%﹔
5）盲从者与胁迫者（受藏独分子煽动或胁迫的﹐大多是青年。比如藏独分子喊“吃糌粑的站出来﹐把吃大米的赶走”﹐挨家挨户敲门﹐要他们参加骚乱﹐并说如不参加﹐将来达赖喇嘛回来了﹐就要严惩他们﹐许多藏人就跟着参加。过后告诉中共警察﹐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幺要参加﹐只知道跟着别人走﹐跟着别人喊﹐跟着别人打砸抢烧。盲从者的人数这样多﹐几乎占一半﹐似乎不可思议。但只要看看上文所引用的居委会干部的话﹐就可明白这是真的。那话说﹐有个居委会在骚乱前把居民叫来教育了一番﹐结果该居委会只有一人参加骚乱。还有个居民大院在骚乱时有个老工人出来拦了一下﹐结果无人参加。戒严后未参加骚乱的人衷心感激这些居民干部﹐可见藏人的盲从心理何等强烈）55人﹐占43.3%﹔
6）精神病患者一人﹐占0.8%（39）。
上述有明确政治目的﹑坚决要求独立的与对政府有仇恨的加在一起还不及出气者多﹐那些盲从者估计也有莫名之气要出。我在文革中发现﹐越是贫穷﹑文化程度低的人越喜欢跟别人瞎起哄﹐越是喜欢趁群众性骚乱之机攻击比自己富有或文化程度高的人。说到底﹐这是一种嫉恨心理在作怪。由此可见﹐藏独骚乱也像八九民运一样﹐成了许多藏人对各种使他们不满的现象的泄愤口。这些现象中有的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美国也有通货膨胀﹑贫富悬殊﹑雇工竞争﹑失业﹑贫民窟等）﹐有的是专制政权特有的（腐败﹑特权）﹐有的是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引起的﹐也有的是人欲无止境造成的。中国政府既然要把藏族市民包养起来﹐藏族市民就理所当然地要求它满足其各种各样的﹑无穷无尽的欲望﹐并把一切不满----包括中学生学不好数学----都归咎于中国政府。
每次大骚乱后﹐中国政府都要给藏族职工加薪﹐控制物价﹐拨出巨款加盖住宅﹐免费分给藏人特别是骚乱主力的老城居民。拉萨老城总共只有8000多户居民﹐却有2000多户在1988年至1990年搬进了新房﹔到1997年底﹐共有5226户搬进了新房（40）。既然骚乱能够立竿见影地带来巨大的物质好处﹐那么藏人自然越闹越起劲﹐中国政府只好再增加好处﹐结果形成了闹则生利﹑越利越闹的循环。1993年5月中国政府在西藏放开粮价﹐这本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改革﹐社会主义的粮本与粮票一向是西方的嘲笑对象﹐在中国内地也已放开粮价﹐没出任何问题。为了照顾藏人﹐中国政府同时给全体藏族市民粮食补贴﹐这可是西方都没有的仁政。不料藏人嫌补贴少﹐于5月24日在拉萨示威。开始只要求增加粮贴与工资﹐接就高呼“西藏独立”﹐因为他们知道中国政府最怕藏人闹独立﹐虽然要求增加粮贴与工资和要求独立是相互矛盾的。要求增加粮贴与工资意味着承认中国政府是他们的统治者﹐有义务包养他们﹔要求独立意味着不承认中国政府是他们的统治者﹐如果他们有骨气﹐就不应该用汉人的臭钱。他们还用石头袭击汉回个体户﹐虽然后者与放开粮价毫无关系（41）。由此可见﹐藏族市民确确实实被中共的包养政策宠坏了﹐就像被父母宠坏了的小孩一样﹐动辄以哭闹逼迫父母满足其无理要求。
当邓﹑胡﹑赵制订与推行怀柔政策时﹐一厢情愿地认为藏人的思维方式也和汉人一样﹐是实用理性﹐因而能自觉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与中共密不可分﹐从而自觉服从中共的统治。他们完全不了解藏族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大大低估了达赖和西方所煽起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对美国的幻想。加以中共历来喜欢进行虚的政治宣传和学习运动﹐诸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却很少进行实的利害关系教育运动。汉人从实用理性出发﹐会自觉考虑利害关系﹐毋需中共耳提面命。中共似乎不好意思或想不到告诉藏人﹕你们现在享受的现代物质文明都是中国政府用汉人的血汗提供的﹐西藏独立了﹐你们就要回到旧西藏的生活水平上去。你们以为美国会出大钱包养你们﹖看看俄国和东欧的榜样吧﹐他们变天后美国给了多少施舍﹖
8﹑中共藏官反對獨立
如今不僅一般藏族幹部﹑職工和市民對美國﹑達賴和藏獨充滿幻想﹐連中共自己培養的藏族官員都在兩頭討好﹐大耍兩面派。許多藏官把子女送到達蘭薩拉去留學。
許多藏官白天在機關裡說黨話﹑做黨事﹐儼然是黨的好幹部﹔晚上在家裡卻對著達賴喇嘛的相片頂禮膜拜。1986年以來﹐現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奎元下令黨員不得信教﹐幹部不得把子女送到達蘭薩拉去（已經去的要叫回來）﹐還命令公安部門收繳幹部黨員家裡的達賴相片﹐結果走過場。據知情者告訴我﹐許多藏官把達賴像放在毛澤東像的背後﹐白天讓毛像朝外﹐晚上翻過來。中共培養的藏族第一個音樂指揮家俄珠多吉則別出心裁﹐把達賴像放在貝多芬像的背後。前幾年﹐西藏歌舞團團長去香港訪問﹐西方記者問他如何看待達賴喇嘛﹐他說達賴喇嘛是我們藏族的精神支柱﹐回來後也無人過問。西藏文化廳廳長強巴平措在“地專班子調整”時﹐被揭發有三大問題﹕一是把文化廳的女演員當成自己的妃子﹔二是用公款修私房﹔三是托人通過達賴喇嘛的哥哥活動德國文化機構邀請他訪問德國。陳奎元認為前兩件都是小事﹐第三件不是一般問題﹐結果也只是將他平級調任實權較小的西藏文聯主席兼黨組書記。1989年3月拉薩騷亂時﹐中國政府決定從3月8日零點起戒嚴﹐3月7日晚上7點廣播。為了保密﹐胡錦濤於3月7日下午5點才將此決定傳達到廳局級幹部﹐可是騷亂分子在下午兩點半就在衝賽康市場宣佈﹕今晚中共要行動﹐我們馬上撤退（42）。這說明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和常委中就有人在暗中煽動﹑指揮藏獨騷亂。流亡藏人的電腦新聞網World Tibet Network News發表的西藏新聞有許多是中共的機密﹐事後被證明是真實的﹐可見達賴特務已經成功地打進了中共西藏核心領導機構。然而中共至今對他們連立案偵察都不敢（我在西藏的朋友告訴我）﹐拉薩戒嚴後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與常委裡無一人受到處分。中共對於自己豢養的﹑吃裡爬外的藏族奴才尚且如此害怕﹑不敢嚴加管束﹐又怎能指望藏族百姓服從它的統治﹖
誠然﹐中共藏官吃裡爬外與其說是為了效忠達賴﹐毋寧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暗中煽動和指揮藏獨騷亂﹐可以向中共施加壓力﹐迫使其加緊撤退漢官﹑提拔藏官﹑加撥財政補貼﹐達到陞官發財的目的﹔強巴平措裡通達賴集團﹐可以去德國公費旅遊。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指出﹐人們在認識新事物時﹐除了同化機制外﹐還有順應機制（accommodation）﹐即經過一定的調節過程﹐使自己的認知結構部分或全部順應新事物。中共藏官特別是中高級藏官長期受到中共的訓練與漢官的影響﹐其思維方式已經順應漢人的實用理性﹐懂得冷靜地計算利害關係﹐利用中共的綏靖心理為自己牟取暴利。他們暗中煽動和指揮藏獨騷亂﹐並不意味著他們真的嚮往西藏獨立﹐更不意味著他們盼望達賴喇嘛帶流亡政府回藏奪權。果真那樣﹐他們豈不就得下台﹐失去中共給他們的地位﹑權力﹑特權﹑高薪﹑津貼﹑汽車﹑華宅﹑警衛﹑僕人﹑醫療﹑旅遊﹑妃子﹑賓館﹑豪宴……﹖相對於思維方式﹐民族文化心理結構是更為深層﹑更為穩固的東西﹐某些中共藏官為了自己現世的榮華富貴﹐反對達賴喇嘛回藏掌權﹐但這並不妨害他們為了超度來世而偷偷頂禮膜拜達賴相片。他們的邏輯仍然是﹕現世靠中共豢養﹐來世靠達賴超度。
確實也有完全漢化﹑不信佛教的藏官﹔出身農奴或奴隸﹑對中共忠心耿耿的藏官。1989年騷亂時任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的康巴翻身農奴子成對秦文玉說﹕
『事實為依據﹐法律為準繩﹐這是我們法院工作的至高原則。民憤極大的打砸搶分子﹐也必須查明實據﹐證據確鑿﹐量刑定罪。3月5日大騷亂﹐三路匯合在大昭寺廣場﹐北路﹑南路﹑東路領頭的是誰﹖打旗的是誰﹖總指揮是誰﹖必須一個一個查明實據﹐人證物證﹐鐵證如山﹐然後提交法律判決。策劃﹑煽動分裂祖國的骨幹分子必須嚴懲。
分裂思想不是今天才有的。59年一次﹐69年又一次﹐尼木﹑比如﹐捲進去18個縣﹐搶糧食倉庫﹐殺解放軍﹐打砸搶﹐這一次加了個“燒”。69年在藏醫院靠西的大語錄牌上出現了“西藏獨立隊”的傳單﹐後來很快破了案。……
有個著名的藏族老教授說得好﹕假如西藏真正獨立了﹐首先要爆發內戰﹐康巴人與衛藏人﹐山那邊流亡藏人與山這邊的紅藏人﹐首先要打內戰﹐藏族歷史上多次發生過﹐藏王朗達瑪死後他的兩個兒子還打得血流成河﹐各自割據﹐西藏分裂了三百多年﹐那才是黑頭藏民的大災難呵。』
時任武警拉薩支隊上校政委的翻身農奴曲達告訴秦文玉說﹕
『59年咱們沒有原子彈﹑沒有氫彈﹐只有一桿槍外加一個小背包。人家有噶廈政府﹑有軍隊﹑有幾千座寺廟﹐還有國際上那些白色朋友的支持。那時咱們國家打過了抗美援朝﹐也挺窮的。但那時人心齊。群眾對黨的話百說百信﹐能把心掏出來點燈。
62年中印邊界自衛反擊﹐群眾拼命支前﹐一仗就把山那邊打得落花流水。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情況就有些變了。黨政機關的作風變了﹐軍隊的好作風慢慢也有點丟了。黨和軍隊的威信都沒法跟從前比了。不錯﹐是從文化大革命以後開始變的。我們和老百姓過去的關係是魚和水﹐現在呢﹐有點像雲和水。三大法寶還要不要﹖當然要。但不能一根鞭子放羊﹐無主無從。放羊還得看頭羊呢。黨的建設恐怕是帶頭的。從根本上端正黨的作風﹐提高黨的威信恐怕是主要的。黨的建設帶了頭﹐黨的政委黨的組織黨的群眾路線真正有了一個新氣象﹐與此同時再抓槍桿子和統戰工作﹐恐怕局面就完全不同了。這次騷亂少數黨員幹部也捲了進去﹐相當一部分人觀望同情態度曖昧。有一個單位的黨支部書記和經理打包票﹕本單位沒有一個人參加騷亂﹐結果呢﹐一下子就查出了五個﹐還搜出“青年大會黨”的綱領﹐還有燒貨物的汽油箱。媽媽的﹐我們的人在為誰說話﹖有意無意地在掩護誰﹖去年3月5日騷亂﹐公安武警戰士受傷300多人﹐犧牲一人﹔今年3月5日及後兩天的騷亂中﹐公安武警戰士又受傷400多人﹐犧牲一人。傷亡這麼大﹐國家和人民的財產損失那麼大﹐部份幹部群眾還很不理解﹐對我們還有意見。有人認為公佈的騷亂分子和圍觀群眾16人死亡的數字打了埋伏。天曉得﹐既然死了人已是客觀事實﹐那麼死16人與死17﹑18或更多一點並不會改變問題的性質。當然並不排除有的騷亂分子受傷或死亡後隱匿不報這種情況﹐但根據我們的6所醫院及各個渠道匯總的情況﹐千真萬確死亡者只有16人。現在最讓人難過的是真話受人懷疑﹐流言卻總信以為真。我們有些幹部戰士包括我自己﹐有時真想罵娘﹐或者躲起來哭一場。這裡我透露一點軍事秘密﹐不得已透露一點軍事秘密吧。被騷亂分子用小口徑步槍打傷的兩名戰士所在的九中隊﹐那天面對那樣嚴峻的局面﹐戰士手裡拿的不是槍而是盾牌和木棍。犧牲了一名班長的三中隊﹐有35名戰士端槍﹐另75名戰士拿著木棍。說起來外界簡直不相信﹕戰士們手上的那35桿鋼槍﹐卻沒一粒子彈﹐全部都是空槍﹗集中保管的1400發子彈全部由一名排長背在軍用背兜裡﹐排長坐在200米開外的汽車駕駛室裡。我們的小戰士就是這樣端空槍衝鋒﹐眼睜睜地用胸膛面對飛石與槍彈﹐眼睜睜地被打倒在血泊中。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沒有這樣的軍隊﹐我不知道有誰打過這樣窩囊的戰爭﹐我們對不起的是這些小戰士的父母和他們的親人……（43）。』
這裡姑且不論細節的真偽﹐單說這兩位中共藏官的立場﹑感情﹑思維與語言﹐就可看出他們已完完全全漢化﹑黨化了。這種完全徹底站在中共立場上的藏官我在西藏接觸過很多﹐例如我在西藏文聯時的上司﹑文聯副主席﹑中共黨員﹑藏族作家益西單增在1987年10月1日騷亂後﹐在《西藏文學》1987年10月25日增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斥“獨立”的夢囈》﹐下面是其全文﹕
『打一塊石頭六毛錢﹐打呀﹐笨蛋﹐想到要錢就得動手。這真是賺錢的好機會﹐千載難逢。六毛錢是一盒煙也是二兩酒哪﹐只有傻瓜才不幹。朝那些維持秩序的警察們的頭上﹐朝那些公安人員們的頭上﹐朝那些敢於阻擋的人群頭上﹐朝那些把頭從窗戶裡伸出來的人身上﹐朝那些手拿相機和錄像機記者的臉上﹐朝區黨委大門的牌子上﹐區人民政府的牌子上﹐朝那些看得不順眼的任何人的腦袋上……。
錢發動的世界奇跡出現了。為了抽一口煙喝一口酒的乞丐們懶懶地站起來去揀石頭﹔流竄而來的盲流們歡喜若狂﹔還有那些打扮得很時髦的無業地痞﹐幾方面的人精神一下子振奮起來﹐幾分鐘內變成了拉薩街上的僱佣軍﹐變成了效忠分裂分子的衝鋒隊。
帶著宗教感情而在政治上一竅不通的長袍大漢﹐赤裸雙臂﹐拆下馬路邊沿的大塊水泥磚﹐碰撞粉碎﹐供應長驅直入的打手們。街上的有的房門突然打開﹐從裡面倒出一堆又一堆幾天來準備的大量石子。吼喊聲如狼﹐比狼聲更尖更犀利。打不還手的武警指戰員迴避﹐無奈石子如雨﹐他們一個個地倒下去了﹐鮮血染紅了八角街﹐染紅了人民路﹗
披袈裟的人很懂行﹐掀翻汽車是為了漏油﹐一把火黑煙沖天﹐十幾輛汽車和幾十輛摩托頓時化為灰燼。“來呀﹐誰讓你藏在樓裡﹐出來打呀﹐誰不打兩天後會有人來找你算賬﹗”是泥沙﹐又是旋風﹐大有顛倒乾坤之勢。衝擊派出所﹐搶走收留在那裡的犯法分子。電視機﹑錄音機﹑卡墊﹑地毯﹑戶口檔案﹑居民身份證﹐還有槍支彈藥。各取所需﹐各顯其能。如此“西藏獨立”。頃刻間子彈在燃燒的火光中頻頻爆炸……大樓﹑商店變成了殘牆斷壁。
“西藏獨立”好不威風。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的十月一日。分裂分子中風大喊﹕“我們勝利了﹐我們勝利了﹗”我以為太陽被雪山獅子旗遮住了﹐我以為地球發生了逆轉﹐仔細一看﹐原來只是牆頭上的草在風中動了一動﹗
不知是什麼時候學會了笑裡藏刀----微笑著接近你這個記者﹐還說﹕“你的照相機真不錯﹐給我看看﹗”你一交給他﹐他立即把相機擲在地上粉碎﹕“狗雜種我要你的命﹗”如果你稍遲半步﹐石頭就要砸破你的腦瓜﹗某些個洋人受到分裂主義分子的歡迎﹐什麼相機﹑錄像機請儘量使用﹗
當宗教感情變為第一的時候人要發瘋﹐一個披袈裟分子狂呼“獨立”﹐挽起胳膊倒上汽油燃燒汽車。這真是英雄形象﹐怎能不激動人心﹗不過﹐他早就想去自殺﹐而且也不是為了這個“獨立”。一個女的把光屁股對準消防車﹐硬是阻止了去救火的消防車的四個輪子﹗
分裂分子拿起衝鋒槍亂掃﹐無辜的孩子﹐少女倒在血泊裡。搶商店﹐搶行人的自行車和手錶。“西藏獨立”的十八般招式都用了出來﹗
雪山獅子旗﹐寫“西藏獨立”的標語滿街都是﹐奇怪的是願當分裂分子的人都不懂“雪山獅”是何原意﹐“西藏獨立”又是什麼東西﹗有一種人說“蒼蠅也是肉”﹐有人想吃蒼蠅便跟隨而去﹗
“西藏獨立”喊了幾十年﹐難道它真是那麼迷人嗎﹖就像第一次吃口香糖的人那樣﹐還想吃一次嗎﹖政教合一的達賴政權和他的噶廈政府﹐領主是領主﹐農奴是農奴﹐還想獨立到那裡去呢﹖所以﹐歷史上喊叫的“獨立”其用意是擺脫中央政府的領導﹐去投靠殖民主義者的懷抱﹗有的群眾說得好﹕“有的人總不喜歡吃自家鍋裡的肉﹐非要去喝外人碗裡的湯﹗”
那麼﹐現在又搞“西藏獨立”﹐它的意義何在﹐它有什麼好處﹖人民是追求光明與幸福﹐如果“西藏獨立”比社會主義好﹐比社會主義光明和幸福﹐那我們就沒有話說了﹐我們應該去追求真理。人總是嚮往好的嘛﹐大多數人總是能夠分辨好與壞嘛﹗可是﹐分裂分子的主張或者叫想幹的事﹔第一﹐把達賴喇嘛請回來﹐繼續當他從前的政教合一的總頭目﹐不是皇帝的皇帝﹐不是總統的總統﹐政治加宗教﹐奴役加鞭子。那麼往下又該怎麼做呢﹖就算滿足了追求者們的宗教感情和宗教願望﹐又如何過日子呢﹖分裂分子的有一句話說得很徹底﹕“各歸各﹐聽從命運的安排。”解釋應當是這樣的﹕過去的領主仍舊去當領主（共產黨拉攏的例外）﹐過去的農奴當農奴﹐烏拉差役制度不變﹐各就各位。當然﹐“那些有功的”（分裂分子）﹐大部分要變成新領主﹐要做“人上人”﹗舊社會所安排的命運是不能變了﹐解放前是什麼樣子就按那個樣子辦﹐你解放前穿什麼就穿什麼﹐吃的是什麼就吃什麼﹐住什麼樣的房子就住什麼樣的房子﹐現在的一切要全部廢除﹐這叫做“純純正正地做個藏族人﹐做個信教徒。保存藏族特色﹐保存古老文化﹗”美國的有些先生叫嚷這是“人權”。那好﹐既然有人想代表西藏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我們就召集一個萬萬人的大會﹐讓大家舉手表決﹐看有哪些人聽從“人權”的安排去當領主﹐哪些人願意放棄現在的生活去當農奴和奴隸﹗讓我去當奴隸我是不幹的。在共產黨的解放下我好不容易得到人身的自由權利和幸福生活﹐我才不把受奴役當作什麼“人權”的追求﹗叫我去當領主我也不幹﹐我自己幹活吃飯﹐為什么還要去欺負他人和剝削他人﹖﹗
歷史是個鐵面無情誰也不能搬倒的巨人﹐你想要“西藏獨立”﹐還要問問歷史幹不幹﹖如果歷史說我願意倒走﹐倒回到原來的位置上﹐那麼﹐太陽也就會從西邊出來了﹗
我敢肯定地說﹐過去當農奴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願再去挨鞭子。佛教是與人為善的﹐為什么要打人呢﹖群眾說﹕“我們是信教徒﹐但舊社會我們是羊﹐領主任意宰割我們。現在我們能充分地信仰宗教﹐我們已經是過上好日子的人了。可是﹐現在還有人想把我們當成羊來往狼群裡趕﹐用心太惡毒了﹗”
“西藏獨立”的第二種做法是﹕趕走共產黨﹐趕走漢人﹐殺掉所有反對獨立的人﹗那個時候西藏也就真的清靜了﹐由現在的幾個無人區變成幾十個無人區或者幾百個無人區。農奴制度幾百年沒有抓住人心﹐共產黨政府幾十年就使西藏人民心服口服。
數一數吧﹐分裂分子﹐你們究竟有多少人﹗恐怕你們的人還沒有西藏現有的工廠﹑學校﹑醫院﹑商店﹑商樓大廈﹑公路﹑街道多﹐你們會有什麼膽量和能量﹗“我們要自治﹐我們要獨立﹗不要中國人﹐也不要外國人﹗”稀稀落落的幾個分裂分子﹐叫你們去拆共產黨領導下幾十年來建設的人手都不夠﹐還想把世界倒過來﹖你們不想要的﹐人民群眾非要不可。 你們想把已經覺悟了的翻身農奴再趕回到原始人的蠻荒生活當中去----男不男女不女﹐遮上不遮下﹐遮下不遮上。冠之以美名﹕“人權”﹐想靠個別美國人來標榜和搶救﹐這是當今最大的幼稚﹑狂妄和無能﹗我是歡迎你們按照“人權”去修行的﹕“獨立就是跟外界的一切斷絕關係﹐像喇嘛修行一樣長年住在山洞裡。”你們不能打倒人民群眾﹐因為人民群眾與你們根本不是一條心﹗“修行”是你們的唯一出路﹗
“西藏獨立”的第三種前途是去請外國人來幫忙。請求給點援助﹐給點錢﹐開恩賜福﹐可憐可憐。這是必然的﹐因為農奴制度的幾百年﹐沒有給西藏的經濟和建設帶來福音﹐相反是貧窮和衰敗。農奴能生產的一點東西都讓寄生虫們拿去了﹐還能留下什麼錢﹖﹗現在的群眾說得好﹕“祖國母親每年給八九億錢來建設西藏﹐還有哪一點對不起西藏人民﹖”可是分裂分子說﹕“不去要漢人主動給的﹐而去要自己願意討的﹐這叫普度眾生﹐真正信仰﹗”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去指導西藏的政治﹐難免要出現袈裟加牛仔褲﹐尼姑跳迪斯科的事情。洋人從來不白給錢和東西﹐你不跟他走﹐他就要你的命﹗在歷史上許多侵略分子想霸佔西藏﹐儘管西藏山高缺氧﹐但畢竟是旅遊的好地方﹐單是紫外線晒黑皮膚這一門生意﹐就能使臉色慘白的洋人把算盤珠子從一撥到十。
西藏能夠獨立嗎﹖能讓西藏獨立嗎﹖我敢斷定﹐在中國除了共產黨﹐別的任何集團和個人制定不了比現在更好的西藏的社會制度。如果你不信﹐咱們再舉例子比較﹐該對比的都拿來對比﹗』
姑且不論該文的黨八股腔﹐也不論文中的奇思異想和奇特邏輯（他自己不喜歡口香糖就認為別人也不喜歡﹔他認為洋人之所以支持西藏獨立﹐是因為看中了西藏陽光強烈﹐可以晒黑他們的白皮膚）﹐單看它所表達的立場與感情﹐無庸置疑﹐是堅定不移地站在中共一邊的。我在西藏時同益西單增朝夕相見﹐對他極為了解﹐深知他是個只要有官做連自己的親娘老子都可以出賣的大官迷。他什麼宗教也不信﹐只信權力拜物教。他當然明白﹐只有中共才會把他這種不懂藏文﹑只會用漢文寫作的藏人捧為“著名藏族作家”（讀者從上文即可見其漢文寫作水平之一斑）﹐給他高官厚祿﹑榮譽地位﹑華宅轎車﹐幾乎年年給他頒獎﹐還讓他參加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1984年）。所以他會堅定不移地站在中共一邊反對達賴喇嘛與藏獨騷亂。
與他類似的還有我的老相識﹑現任西藏作家協會主席的“著名藏族青年作家”扎西達娃。扎西達娃的父親是藏族﹐母親是漢族﹐按照中共的政策﹐他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族別。他選擇了藏族﹐因為中共給藏族許許多多優惠與特權。事實上﹐西藏的漢藏混血兒個個選擇藏族。如果真像達賴喇嘛與王力雄說的那樣﹐藏族時時處處受漢族歧視﹐他們都應該選擇漢族才對﹐為什么要選擇據說是“二等公民”的藏族呢﹖扎西達娃雖然享盡了作為藏族的好處﹐出盡風頭﹐官運亨通﹐連連得獎﹐頻頻出國（美國與德國）﹐卻與益西單增一樣不懂藏文﹐只能用漢文寫作。假如西藏獨立﹐達賴喇嘛決不會承認不會用藏文寫作的藏人為藏族作家的﹐更不會給他們高官厚祿﹑榮譽地位﹐所以不管他們主觀上如何以“藏族作家”自居自傲﹐客觀上卻只能靠漢族為生。
又如前西藏大學校長﹑現西藏民族學院院長次旺俊美是北京師範大學1970屆畢業生﹐由於文革影響﹐只讀了一年書﹐連個學士學位都沒有﹐也從未發表過學術論文。一個既無學位也無學術成果的人竟然可以當大學校長﹐還被中共吹捧為“藏族青年學者”﹐真是天下奇聞﹐舉世無雙。所以雖然他出身貴族﹐卻堅決反對達賴喇嘛與西藏獨立。因為他知道﹐只有中共才會給他高官厚祿﹑榮譽地位﹑華宅轎車與出國機會。假如西藏獨立﹐達賴喇嘛手下有的是歐美大學的博士﹑碩士﹐哪裡輪得到他當大學校長﹖
再如現任西藏自治區文化廳廳長德吉措姆﹐平生只在《西藏文學》上發表過一篇漢文短篇小說﹐還是由編輯根據她提供的文理不通﹑別字連篇的故事重寫的﹐居然也被中共吹捧為“藏族女作家”﹐讓她以此頭銜參加1995年北京世界婦女大會。她果然不負所望﹐很賣力地為中共說話（44）。
“西藏流亡政府”的機關刊物《西藏通訊》1998年9-10月號發表的《中共特色的信教自由》援引西藏林周縣扎嘉寺兩喇嘛(已逃亡印度)的話說﹕“1997年中共派來由十餘名藏人官員組成的‘愛國主義教育工作隊’進駐他們的寺院﹐寺院方面看到來者全部是藏人﹐以為不會像其它寺院那樣強制他們批判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寺院也可以避免其它許多寺院被強行關閉的厄運﹐因此立即騰出幾間僧舍供他們居住和辦公﹐並盡力招待週到﹐在發下來的學習材料中大部分是有關中國憲法的精神與一些有關條款和四項基本原則等內容﹐寺僧們為了避免寺院被關閉而硬著頭皮死記硬背有關憲法和四項基本原則等內容﹐期望以此能過關﹐但不曾想到中共政協成員﹑工作組的首領一個叫降巴的藏人開會說我們要和達賴喇嘛針鋒相對﹐我們與達賴喇嘛是敵我矛盾以及其它許多讓僧侶們痛心的言論﹐迫使寺僧離開會場返回各自的僧舍。考試時﹐這個降巴又威脅說﹕寺院能否繼續存在下去﹐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實踐自由能不能享受要看你們對反分裂和批評達賴喇嘛等問題上的表現。”可見達賴方面也承認確有中共藏官堅決反對達賴喇嘛與西藏獨立。
大多數中高級中共藏官都像他們那樣具有明確的利益意識﹐他們與中共之間雖也勾心鬥角----那是奴才看準了主子軟弱可欺而趁機敲詐----歸根結底仍然是只有在中共的卵翼下才能作威作福的家奴。
中共培養的藏族高級幹部的素質之低劣真令人難以置信。我在西藏時聽目擊者描述過這樣一個場面﹕有人去自治區文化廳聯係工作﹐受到當時的廳長格桑楊剛的刁難﹐氣得破口大罵﹕“你們文化廳的女演員都是破鞋﹐呸﹗”廳長大人毫不示弱﹐馬上回敬他一個“呸﹗”那人再回敬廳長大人一個“呸﹗”廳長大人再回敬他一個“呸﹗”兩個堂哉皇哉的藏官就在光天化日之下﹑眾目睽睽之中互相“呸”起來﹐就其次數﹑響度﹑射程﹑流量展開了一場激烈的對抗賽。堂堂西藏文化廳長都像個沐猴而冠的跳梁小醜﹐其他藏官的文化素質可想而知。
1990年人口普查時發現的西藏幹部的文化程度如下（45）﹕
教育水平 專業人員% 機關企事業單位負責人% 辦事人員%
文盲半文盲 6.3 7.5 3.7
小學 39.2 33.4 20.7
初中 22.0 21.5 39.7
高中﹑中專 23.7 25.3 29.3
大學 8.8 12.3 6.6
總計 100 100 100
表中的“機關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即黨政官員﹐“辦事人員”即一般公務員﹐“專業人員”即業務幹部﹐中共將這三類人統稱為幹部。這表未將漢族與藏族分開﹐是個缺陷。1996年藏族與其他西藏少數民族幹部在西藏（三類統稱的）幹部中佔74%（46）﹐如前章所述﹐藏官的比例一定會高於這個比例﹐藏族專業人員的比例則會低於這個比例。無論如何﹐藏族都要佔大多數。根據我的經驗﹐藏官與藏幹的平均教育程度均低於漢官與漢幹。現在假設漢藏幹部的平均教育程度相同﹐那麼上表也可看作藏官與藏幹教育程度的分類統計。從該表可以看出﹐藏官中有7.5%是文盲半文盲﹐小學與初中的佔54.9%﹐高中專與大學的僅佔37.6%﹐其素質可想而知（且不說文憑與實際文化程度之間的差距）﹔而藏族專業人員（科研人員﹑工程師﹑教師﹑醫生﹑農藝師﹑記者﹑編輯﹑經濟師﹑技師﹑獸醫等）中竟也有6.3%是文盲半文盲﹐61.2%是小學與初中程度﹐大學程度的只有8.8%﹐真是不可思議。如前所述﹐西藏高校64%的少數民族教師沒有大學本科文憑﹔西藏中專68%的少數民族教師沒有大學本科文憑﹔西藏高中54%的少數民族教師沒有大學本科文憑。中共為了向外界顯示其“提拔藏族幹部與培養藏族人才的偉大成就”﹐或者叫做“藏族幹部茁壯成長”﹐採取了揠苗助長的辦法﹐把大批文盲半文盲與小學初中畢業生提拔為官員﹑科研人員﹑工程師﹑教師﹑醫生﹑農藝師﹑記者﹑編輯﹑經濟師﹑技師﹑獸醫等﹐可謂世界奇觀。不過後者並不會因為有了響亮的頭銜而在一夜之間具備相應的才干與能力。天下也只有中共才肯豢養這些廢物﹐離開了中共的卵翼與漢人的血汗﹐這些飛揚跋扈﹑不學無術的寄生虫如何生存﹖
可笑的是﹐由於中共一貫執行抑漢優藏政策﹐對藏官與藏幹只許吹捧與嘉獎﹑不許批評與懲處﹐這些中共豢養的寄生虫還以為自己真的具備了與其頭銜相稱的才干與能力﹐千方百計地﹑不擇手段地排斥﹑打擊漢官與漢幹。他們中雖也有不少頭腦較清楚的人明白自己與中共的利益聯係﹐但也有不少人糊裡糊涂﹐對達賴喇嘛充滿幻想﹐以為西藏獨立了自己還可以陞官發財。現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奎元1996年5月14日在西藏自治區人大和政協六屆四次會議黨員大會上說（47）﹕
『必須鄭重指出﹐在我們黨的隊伍裡﹐在反對達賴分裂主義集團﹐批判達賴﹑打擊分裂主義勢力的嚴肅政治鬥爭中﹐還存在思想不一致﹑步調不統一的問題。……至今仍有許多人對達賴的本質認識模糊﹐在反對達賴集團的鬥爭中﹐有的人政治立場不堅定﹐沒有站在反對達賴集團的立場上﹐沒有站在維護國家﹑民族﹑人民利益的立場上﹐黨內也時常出現消極的﹑不負責任的甚至錯誤的言論。在反對分裂鬥爭中﹐我們不僅面臨同分裂分子的鬥爭﹐也面臨內部思想不一致的問題。
達賴是什麼人﹖作為一名共產黨員應當站在什麼立場上看達賴﹖李瑞環同志講得很清楚﹕“達賴是圖謀西藏獨立的分裂主義政治集團的總頭子﹐是國際反華勢力的忠實工具﹐是在西藏製造動亂的總根源﹐是阻撓藏傳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礙。”身為共產黨員﹐對這樣的人怎麼能去頂禮膜拜﹖放棄了同達賴集團的鬥爭﹐西藏的穩定就不可能實現。每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都必須正確認識達賴集團的本質。達賴集團拼死進行分裂活動﹐是其階級本質決定的﹐也迎合西方敵對勢力遏制中國的需要。達賴集團對於我區的破壞力和影響力究竟有多大﹐這不僅僅取決於達賴集團在宗教和政治上的能量﹐更重要是看我們反分裂鬥爭的水平和威力。達賴集團之所以還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肆虐﹐也在於我們的認識有差距﹐打擊力度有時還不夠﹐政治敏銳性不強﹐政治鑒別力不高。有些黨員認為批達賴是冒犯神靈﹐要得罪群眾﹐自己不作鬥爭﹐還對黨和人民的鬥爭存有非議﹐這是完全錯誤的。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如果把達賴看成是宗教上的偶像﹐在反分裂鬥爭中﹐迴避對達賴的批判﹐就不可能在政治上領導群眾向以達賴為首的分裂主義集團作堅決有效的鬥爭。我們根本不承認他是什麼宗教權威。』
從陳奎元的口氣不難看出﹐確實有許多藏族黨員幹部把達賴喇嘛當成宗教偶像﹐暗中頂禮膜拜。至於說他們中有多少人是出於“現世靠中共豢養﹐來世靠達賴超度”的想法﹐並不希望西藏獨立﹔有多少人是堅決要求西藏獨立的﹐恐怕誰也弄不清。
當然﹐不信佛教﹑反對藏獨的藏人仍會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蘇聯崩潰後﹐民族主義已成為世界潮流與新興宗教。英國政治學家霍布斯班（Eric Hobsbawn）指出﹕在教育程度落後﹑民眾缺乏公民意識與民主政治經驗的國家或地區﹐當原來的獨裁統治消解以後﹐語言與種族的認同就自然而然地變成了唯一的價值。與宗教類似﹐民族主義是屬於簡單的﹑明確的﹑直覺式的信仰﹐比複雜的政綱與憲法更容易被文化程度低的民眾所理解與接受（48）。何況還有達賴與西方電台在日夜不停地煽動西藏民族主義。藏人或者把達賴喇嘛看作民族領袖﹐更加起勁地鬧事﹐堅決要求獨立﹔或者用民族自治為武器﹐更加積極地排斥漢人﹐在中共體制內牟取權﹑名﹑利。西藏自治區政府駐內地各辦事處歷來是進藏漢幹的安樂窩﹐前不久﹐在藏幹的堅決要求下派出了藏官去領導各駐內辦事處﹐以監督與控制漢幹在內地的活動﹐可見藏幹的排漢情緒已強烈到何等地步。我在西藏時就發現﹐即便是真心反對達賴與藏獨的藏官如益西單增之流也照樣千方百計排斥﹑刁難﹑壓制﹑打擊漢族幹部﹐特別是其中學歷高﹑能力強的﹐有時到了不可理喻﹑喪心病狂的程度。我不知道其動機是業務上﹑生活上的嫉妒﹐還是民族主義﹐也許是兩者的複合。聯想到半個世紀以前﹐漢族內部的地域之見也何等利害﹐以致各路軍閥只信用本省籍人士（直系﹑皖系﹑奉系﹑桂系﹑粵系﹑滇系……）﹐無情排斥外省籍人士﹔而藏人內部的地域之見（前藏﹑後藏﹑藏北﹑西康﹑青海﹑甘南……）也毫不遜色（藏語分三大方言區﹕西藏﹑西康﹑青海﹐其差異不亞於漢語各方言）﹐可見排外情緒原是人的本性﹐而且往往和文化素質與封閉程度成正比。
9﹑喇嘛尼姑——藏独主力
如前所述﹐西藏的宗教从未经过欧洲宗教改革那样的改革﹐至今仍是一个中世纪式的宗教。中共自1980年以来全面复兴﹑大力提倡宗教﹐这个中世纪式的宗教就必然会按照自己的固有传统运作﹐并要求恢复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政教合一制度。何况还有达赖喇嘛在电台里煽动﹐暗中派人去西藏指挥。上述陈奎元的讲话里提到﹕“今年3月9日达赖集团的头面人物之一桑东活佛（现任“西藏流亡议会议长”----引者）一语道破天机﹐他说﹐他们37年的‘主要教训在于未能一贯地执行政教合一的政策﹐过分地强调了宗教而忽视了政治’。他强调指出‘要利用宗教把人民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在西藏历史上﹐甘丹﹑哲蚌与色拉三大寺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与经济实力（庄园与农奴）﹐噶厦政府的许多重大决策都要有三大寺参与才能决定。1959年叛乱时﹐三大寺也最积极。所以﹐毫不奇怪﹐在八十年代最后三年拉萨历次骚乱中﹐三大寺的喇嘛都充当了先锋。
《人民日报》驻拉萨记者刘伟在1987年10月1日拉萨骚乱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采访了一个喇嘛”（大约是谎称自己是海外华人﹐这样才能逃脱被打的命运﹐而且让闹事的喇嘛友好地回答问题）﹐下面是他们的对话﹕
问﹕你赞成西藏独立﹖为什幺﹖
答﹕赞成﹐西藏本来就是西藏人的嘛﹐我们有达赖喇嘛﹐汉人有吗﹖汉人吃糌粑喝酥油茶青稞酒吗﹖我们不一样。
问﹕你愿意当喇嘛﹖
答﹕当然﹐藏族人最光荣的就是当喇嘛。
问﹕你对政府的宗教政策怎么看﹖你认为西藏人现在的生活还不错吗﹖
答﹕他们汉人把我们西藏的寺庙都毁了﹐当然该他们修。我们喇嘛不如以前了﹐以前我们有很多吃的﹐老百姓供应﹐噶厦也专门供应﹐现在钱很少﹐寺庙里很多值钱的东西他们都拿走了。汉人在拉萨修了很多新房子﹐但不是我们住的﹐拉萨城就是修得再好﹐我们也不需要。我们希望的是到处都有寺庙﹐人人都可以做喇嘛﹐汉人没来以前﹐我们西藏人和平相处﹐没有斗争﹐没有更多的贪心﹐贪心多了会下地狱﹐汉族人把他们的贪心带来了﹐也教坏了我们一些藏族（49）。
刘伟还记录了警察审问一个参加骚乱的喇嘛的对话﹕
问﹕你为什幺要游行﹐怎么来的﹖
答﹕我们自己来的﹐我们应该享受我们的一切。
问﹕享受什么﹖
答﹕独立。
问﹕什么是独立﹖
答﹕不知道。听了广播﹐达赖喇嘛在国外说西藏要独立﹐我们喇嘛就要响应。
问另一个十来岁的小喇嘛﹐他回答说﹕西藏文化革命前是独立的﹐汉人搞了文化革命﹐西藏就不独立了（50）。
这两段话颇能说明今日西藏喇嘛尼姑的心态。他们作为出家人﹐对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现代化等等一概不感兴趣﹐反而认为那是贪心﹐要下地狱的。他们的理想是寺庙与喇嘛﹑信徒与供奉越多越好。中共虽然修复了许多寺庙﹐津贴了许多僧尼﹐但剥夺了寺庙的庄园与农奴﹐而且限制寺庙与僧尼无限制发展﹐自然要引起僧尼的不满。这真像本书第四章所引的戈茨坦的《西藏现代史》结论所说的那样﹕西藏宗教有一种喇嘛越多越好的观念﹐为此就要向社会索取越来越多的土地与捐赠﹐反对噶厦政府为了政教事业而削减寺庙财源的任何尝试﹐顽固拥护庄园农奴制﹐因此成为极端保守的势力和社会进步的桎梏。----戈茨坦的结论是针对1950年前的西藏宗教的﹐只消将“反对噶厦政府为了政教事业而削减寺庙财源的任何尝试”﹑“顽固拥护庄园农奴制”这两句话改成“反对中国政府为了藏族的繁荣昌盛而限制寺庙无限制扩展”﹑“顽固复辟政教合一的旧制度”﹐放在今日西藏宗教头上也丝毫不差﹐可见西藏宗教本性难易。
必须说明﹐1985年8月21日自治区党委批转了自治区统战部﹑宗教局《关于清退“文革”中没收寺庙珠宝﹑玛瑙的意见》的通知﹐命令全区银行﹑财政﹑文管（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其它单位把文革中存放的寺庙的珠宝﹑玛瑙全部退还给寺庙。1988年1月24日﹐自治区党委与政府又批复自治区统战部﹑民族宗教委员会关于《拉萨三大寺和大昭寺当前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处理意见》﹐命令西藏各单位把保存的寺庙文物全部退还寺庙。对三大寺在文革中被查抄的的财物﹐按1985年拉萨市政府核实并宣布过的数额﹐减去已落实的甘丹寺七万元﹑色拉寺五万元﹑哲蚌寺五万元﹐其余一次性落实给甘丹寺95万元﹑色拉寺78.8万元﹑哲蚌寺77.6万元。寺庙僧尼和市民一样享受肉价补贴。老年僧尼由政府包养（51）。如前所述﹐自1980年以来﹐自治区财政每年都有巨大的落实政策支出﹐绝大多数是给寺庙文革中损失的退赔。有个藏族干部都对此有意见﹐他说﹕“一些市民住房条件非常不好﹐而有职位的干部﹐有钱人在郊区修了一幢又一幢小楼﹐心里当然不满意﹐没钱吗﹖每年国家把几十万﹑几百万丢给寺庙﹐老百姓得到什么呢﹖（52）”当然﹐无论中国政府如何退赔寺庙﹐喇嘛尼姑是永远不会满足的。
西藏独立本是政治诉求﹐与佛教没有任何关系。佛经里从来没有“西藏独立”的内容。然而达赖喇嘛利用自己是“观音菩萨化身”的神话与中世纪西藏政教合一的传统﹐借宗教的力量煽动藏独。喇嘛尼姑们虽然不知独立为何物﹐但出于对达赖喇嘛的绝对崇拜﹐自然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是林彪在文革中狂热吹捧毛泽东时说的话﹐他还说毛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何况他们也朝思暮想回到“到处都有寺庙﹐人人都可以做喇嘛”﹐信徒如蚁﹑供奉如山﹐宗教可以干预政治﹑三大寺可以决定西藏前途的达赖喇嘛时代。西藏独立与僧尼的利益就这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喇嘛尼姑的观念至今停留在中世纪不足为奇﹐奇的是西藏民众至今仍保持着政教合一的中世纪观念﹐把喇嘛尼姑当成自己的精神导师﹐把达赖喇嘛当成“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神﹐这才是令中国政府最头疼的事情。有个藏族小女孩告诉警察﹕我不知道旧社会﹐也不知道新社会﹐抓喇嘛反正不对。还有个藏族老太太在骚乱后的座谈会上说﹕共产党如今的政策这么好﹐寺庙里的喇嘛不好好念经﹐跑到城里来闹﹐好好的生活给扰乱了。国家有法律﹐寺庙有规矩﹐跑出寺庙做坏事就不配做喇嘛。达赖喇嘛不会搞独立的﹐他在印度怎么会指挥到八廓街呢﹖去印度探亲﹐听过达赖喇嘛讲经﹐他还说过共产党的好话﹐让我们在西藏的藏族﹐好好干活﹐好好念经。活着靠共产党﹐死了还得靠达赖喇嘛呢。我最恨的是那些乘骚乱中发财抢劫的坏人﹐骚乱闹得那么大﹐就是他们﹐也不抓他们﹐这些人大摇大摆在街上走﹐有的还说﹕太痛快了﹐再来几次骚乱。现在听说抓了好多喇嘛﹐教育教育还是放了他们算啦﹐因为喇嘛会念经（53）。
可见在他们的脑子里﹐压根儿就没有政教分离﹑喇嘛不得干预政治的概念。这也难怪﹐中共自己从1980年以来就在大力倡导宗教﹐“喇嘛书记”伍精华还带头参加宗教活动﹐怎能叫老百姓分清宗教与政治的界线﹖倒是有个头脑清醒的藏人在座谈会上说﹕政府总是翻过去的事情﹐总想做出宽怀仁厚的样子﹐过去的伤疤越揭痛﹐当然怨恨之心由此而生。修吧﹐哪怕是再恢复和平解放前的两千多座寺庙﹐再制定哲蚌寺7700人﹑色拉寺5500人﹑甘丹寺3300人的喇嘛定额﹐宗教政策仍然不会让一些人满意。因为西藏过去是政教合一社会﹐总不至于落实到政教再合一﹐三大寺重新过问西藏政治﹐宗教人士出任西藏各级政府领导吧﹖
马上有个学生模样的藏族青年说﹕我们西藏应该有现代化﹐应该有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但是出于信仰的原因﹐也应该有达赖喇嘛（54）。----还是那句话﹕现世靠中国政府包养﹐来世靠达赖喇嘛超度。既然中共的意识形态永远无法解决藏人超度来世的需求﹐既然中国政府的财力永远无法满足藏人对现代化享受的欲望﹐那么邓小平的怀柔政策就永远不可能取得成功。
达赖喇嘛自然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在其洋高参们的指点下﹐他一心仿效伊朗教主霍梅尼的“黑色革命”﹐在西藏进行“酱色革命”（西藏喇嘛穿酱红色袈裟）。除了日夜向西藏广播﹑派特务去西藏活动外﹐还以亲自接见与摸顶（藏人传统﹐被活佛特别是达赖喇嘛摸顶会交好运）为诱饵吸引藏人偷渡印度。然而这些藏人去印度后就想留下﹐达赖喇嘛无钱包养他们﹐于是改变策略﹐他利用中国政府允许流亡藏人回去探亲之便﹐派大批流亡活佛回原寺活动。他深知﹕利用一个活佛﹐可以掌握一座寺庙﹔控制了一座寺庙﹐就控制了一个地区。“喇嘛书记”伍精华不知是计﹐反而大加欢迎﹐将他们奉为上宾。有人这样描写流亡活佛衣锦还乡的场面﹕
“活佛回来啦﹗”活佛乘着中国政府派出的高级轿车来到原寺﹕“达赖喇嘛很想念大家﹐他让我来看望你们﹗”众人欢呼﹐有人下泪。“达赖喇嘛是我们藏人今生的依靠﹐来世的希望﹐是藏人的救星﹐藏人的代表。呼喊一次达赖喇嘛万岁﹐等于念诵了一亿次六字真言﹗”
活佛还串家走门﹐自古以来活佛何时亲自走进藏人家里﹖藏人感激涕零。
活佛留下大堆达赖喇嘛的照片﹑像章﹑录音带﹑语录与小册子﹐还有他用过的法器﹑垫子与衣帽﹐带着大量布施走了。
“藏历5月15日达赖喇嘛要在月亮中出现了﹗”
有个活佛回到主寺后﹐把所属各分寺人员悉数召来﹐集中了四省区40多座寺庙80多个活佛﹐1600多僧人﹐主持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讲经活动”﹐灌输藏独理论与思想（55）。
流亡活佛回达兰萨拉后向达赖喇嘛报告﹕他们的藏独煽动取得了巨大成功﹔伍精华则去北京向胡耀邦﹑赵紫阳报告﹕他的统战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
6﹑九十年代﹕胡萝卜加大棒
拉萨戒严后一个多月﹐八九民运爆发。西藏的八九民运至今鲜为人知﹐为了保存史料﹐现将1989年5月20日《西藏青年报》第126期（国内统一刊号CN54-000）发表的有关材料全文转载如下﹕
西藏111名新闻﹑文艺工作者发往北京的声援书
本报讯﹕5月18日﹐西藏111名新闻﹑文艺工作者联名致电北京﹐声援北京大学生和新闻工作者要求民主﹐铲除腐败﹐以及要求新闻自由的请愿和绝食爱国运动。
《声援书》全文如下﹕
首都绝食请愿的大学生们
首都新闻工作者请愿团
我们是工作在祖国边疆----西藏的新闻和文艺工作者。你们在天安门广场为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壮举﹐我们非常理解﹐请接受西藏首批声援者诚挚的敬意和问候﹗
为了中国的光明未来﹐我们呼吁新闻要讲真话﹐给新闻以自由。
为了中国的安定﹐我们强烈呼吁党中央﹑国务院与绝食学生平等对话﹐尽早结束有伤中国未来精英的绝食行动。内地安定﹐才能保障西藏的安定。
我们相信﹐在每一个炎黄热血子孙的努力下﹐一个伟大﹑民主﹑强盛的中国必将屹立于世界。
西藏新闻﹑文艺声援团（名单略﹐其中藏族至少26人----引者）
1989年5月18日
声援团绝大多数是年轻人﹐来自区内的数十家新闻和文艺单位。民族成份包括汉﹑藏﹑回﹑彝等民族。截止记者发稿时﹐还有许多人陆续要求在声援书上签字。
声援团的新闻和文艺工作者考虑到拉萨正处于戒严期。为维护戒严令的严肃性﹐决定不搞上街游行声援活动。但同时委派专人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打出声援横幅。
西藏大学发生大规模学生声援活动
本报讯﹕5月18日上午﹐西藏大学600余名大学生打着横幅﹐喊着口号﹐走上拉萨街头游行请愿﹐声援北京高校学生的绝食请愿爱国活动。
学生们的这次行动是从早晨9点15分开始的。他们先在学校礼堂前集合开声援会﹐呼喊口号﹐然后在校内游行。游行中﹐学生们的情绪渐渐高涨﹐纷纷要求走出校园﹐上街游行。
自治区党政有关领导及时赶到西藏大学﹐与校方一起同大学生们协商﹐劝导同学们不要上街游行。他们对同学们表现出来的极大的爱国热情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指出拉萨目前正处于戒严的非常时期﹐西藏当前最大的矛盾是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同学们在表达爱国热情时要考虑妥当的方式与方法﹐不要上街游行﹐以免给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以可乘之机。
但此时热血沸腾的学生已听不进任何劝阻﹐在几个情绪激动的学生带领下﹐走上了大街。这期间﹐校方曾一度关闭大门﹐继续苦劝学生﹐但铁门很快便被同学们冲开﹐游行队伍开始了沿金珠东路由东向西的声援游行。部份青年教师也参加了游行。
游行学生打出的横幅上写着﹕“拥护共产党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声援北京高校绝食请愿运动”﹑“维护祖国统一”﹑“坚决要求国家主要领导人与学生对话”等。他们呼喊的口号是﹕争取民主自由﹑清除腐败﹑铲除官僚﹑打倒官倒﹑新闻要说真话﹑学生运动万岁等等。
自治区领导又赶到街上劝说游行队伍不要走得太远﹐以免发生意外。经过与同学们反复磋商﹐同学们走到拉萨市政府门前便停住了。他们在市府前发表了慷慨激昂﹑感情真挚的声援演讲。
最后﹐同学们向自治区有关领导提出三点要求并得到肯定答复后﹐于中午12点过返回了校园。他们提出的三点要求是﹕
一﹑立即向党中央﹑国务院和首都高校绝食请愿学生致电﹕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要求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尽快与绝食学生见面对话。
二﹑北京的绝食请愿活动不结束﹐西藏大学的同学就要保留继续罢课﹑游行请愿的权力。
三﹑拉萨的新闻单位要立即如实报道这天的学生爱国请愿活动。
拉萨一中部分青年教师上街游行
本报讯﹕5月18日下午3点50分拉萨市第一中学的部分青年教师从学校侧门走上街头﹐举行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的游行。
他们打着“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行动”﹑“国家兴亡老九有责”等横幅﹐他们的口号是﹕民主万岁﹑人民万岁﹑废除专制﹑打倒官僚等。
教师们认为这是一次表示对北京学生和群众敬意的和平游行。在沿金珠东路向东行进时﹐与前来阻挡的武警发生了一些小的冲突。
在声援书上签字的111人中至少有26名藏族﹐其中包括扎西达娃与俄珠多吉（我说至少﹐因为有些藏人使用汉名﹐我难以辨认）﹐声援书中有“祖国”与“炎黄热血子孙”的提法﹐而藏独分子从来不承认他们是炎黄子孙﹐当然也不承认中国是他们的祖国。西藏大学当时学生不足一千人﹐大部分是藏族﹐可见参加游行的600多学生中至少有一半是藏族。他们的横幅中有“维护祖国统一”﹐想必是汉族学生准备的﹐参加游行的藏族学生也不曾反对。游行中始终未喊“西藏独立”的口号。毫无疑问﹐声援书与游行的组织者都是汉人。我不知道参加签字与游行的藏人有多少是真心把自己当作中国人来忧国忧民的﹐有多少是盲目起哄的。但他们参加这种活动时﹐至少心中并无西藏独立的念头﹐否则决不会参加这种以“爱（中）国”为旗帜的活动。这一现象说明﹐并非所有的藏族精英都坚决要求西藏独立。至少也说明﹐藏人的情绪多么容易被煽动﹐服务于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目的。
1989年10月19日﹐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西藏问题。会议批判了赵紫阳关于西藏骚乱是长期“左”的结果的看法﹐强调“不能把骚乱简单地说成是长期‘左’的结果”。会议认为西藏骚乱是“境内外分裂势力在国际反动势力支持下掀起的旨在分裂祖国﹑反对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政治斗争”。“落实政策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落实宗教政策是为了照顾和尊重群众的宗教感情和需要﹐而不是去适应分裂主义分子或他们头子们搞分裂活动的需要。因此﹐要加强寺庙的管理﹐一切宗教活动都必须在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范围之内﹐不允许寺庙干涉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和恢复封建特权”。“今后要坚定不移地带领广大群众把反分裂斗争进行到底﹐坚决反对搞‘西藏独立’﹑‘半独立’和‘变相独立’的一切主张和行为。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动西藏的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45)。
关于宗教政策的那段话显然是一年前去过西藏的乔石的意思﹐可见被人视为改革派大将的乔石在西藏问题上是强硬派。这次会议表明﹐中共决心结束胡耀邦--赵紫阳的绥靖政策﹐改行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一方面继续用巨款提高藏人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严厉镇压一切藏独活动。尽管如此﹐中共在对外宣传中﹐仍然避免直接攻击达赖喇嘛。
戈茨坦这样评论新政策﹕“作为这些措施的结果﹐新的示威一开始就遭到控制﹐不至演化为骚乱。实际上﹐1990年戒严令解除后的七年里﹐虽有频繁的示威﹐却没有骚乱发生。这种控制并未限制拉萨居民的日常生活﹐只要他们不参与政治异议活动﹐他们可以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会朋友﹐邀请僧侣进行宗教活动﹐聚会﹐等等。这一成功使北京领导人相信他们的安全力量足以对付任何异议分子或流亡藏人的战术。（46）”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西藏﹕人权与法治》也承认﹕“自从1987年到1989年的示威与骚乱之后﹐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再发生向和平示威者开枪的事例。（47）”
1995年5月14日﹐达赖喇嘛抢先指定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激怒了中国政府﹐从此公开点名批判达赖喇嘛。按照《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必须由中国的驻藏大臣用“金瓶掣签”认定。甚至在民国年间﹐现世达赖也是由噶厦政府报国民政府批准免予抽签并派员主持其坐床仪式的。那么很自然的﹐十一世班禅也应由中国政府认定﹑批准和主持坐床。达赖喇嘛既已自行逃亡在外﹐本已失去了过问班禅转世的资格﹐更无权力抢先认定班禅灵童。达赖喇嘛在抢先认定十一世班禅的声明中说﹕“认可转世灵童是宗教事务﹐并非政治事务﹔我希望中国政府……能给予谅解﹑合作与协助。（48）”这话单独看似乎有理﹐然而既然达赖喇嘛自己仍在搞政教合一（按照“西藏流亡议会”1963年公布的“西藏国宪法草案”﹐达赖喇嘛既是宗教领袖﹐又是“国家元首”﹔他一贯以宗教的名义煽动西藏独立﹐以宗教领袖的名义从事政治活动）﹐他又有什么资格要求中国政府将宗教事务与政治事务分开﹖己身不正﹐焉能正人﹖
从1995年秋天到1996年底﹐西藏出现了好几起小型爆炸事件。大都发生在夜深人静时﹑公共建筑处（自治区﹑拉萨市政府大门口﹑青藏与川藏公路纪念碑等----知情者告诉作者）﹐无人受伤﹐也无人知道是谁干的。拉萨城里议论纷纷﹐一致认为是藏独分子所为。中共也持同样看法（49）﹐虽然至今破不了案。中共在1989年拉萨戒严后﹐对上街示威的僧尼采取一出现就抓的策略﹐使之来不及扩散成大规模的骚乱﹐因而成功地控制了局势。但小股僧尼示威不断﹐终究是隐患。1996年5月14日陈奎元在自治区人大和政协六届四次会议党员大会上说﹕
目前﹐我区大多数僧尼是守法的﹑爱国爱教的﹐但要看到寺庙内的确有一些死心塌地追随达赖的反动分子﹐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利用达赖的宗教影响和这些反动分子﹐把寺庙变成他们在内部从事分裂活动的基地﹑据点。今年3月9日达赖集团的头面人物之一桑东活佛一语道破天机﹐他说﹐他们37年的‘主要教训在于未能一贯地执行政教合一的政策﹐过分地强调了宗教而忽视了政治。’他强调指出﹐‘要利用宗教把人民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敌人明明在利用宗教搞分裂﹐我们怎可坐看他们控制寺庙颠覆我们的人民政权而无所作为﹖为了打击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保护广大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生活﹐必须对区内寺庙进行有区别的整顿。坚决支持爱国爱教﹑遵经守法的僧尼﹐同时﹐对受达赖集团操纵﹑僧尼经常闹事的寺庙坚决整顿﹐维护寺庙的圣洁本色和佛教的教义教规﹐使其不为敌对分子所操纵﹑所利用（50）。
陈奎元讲话后﹐西藏当局派出以藏官与藏干为主的工作组﹐以“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名义进驻各寺庙----首先是三大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僧尼通过“学习”（西方称之为“洗脑”）逐一签字保证﹕拥护中国政府﹑承认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认中国政府确认的班禅灵童﹑谴责达赖喇嘛的分裂活动﹑交出达赖喇嘛的相片﹑保证不再参加藏独活动等。拒不签字者开除出寺庙﹐不得进入其它寺庙。反抗者（张贴藏独标语﹑呼喊藏独口号﹑挥舞雪山狮子旗﹑进行藏独宣传﹑行凶等）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年龄不足16岁的僧尼一律遣送回家。没有寺庙编制自行出家的僧尼也一律遣送回家。据一位参加了工作组的朋友告诉我﹐甘丹寺闹得最凶﹐工作组入寺时﹐该寺喇嘛向他们扔石头﹐护送工作组的武警朝天鸣枪警告﹐抓了一些喇嘛﹐工作组才得以进寺。在其它小寺﹐运动颇为顺利﹐僧尼们恭恭敬敬地迎接工作组入寺﹐认真学习﹐乖乖地签字。有些年轻僧尼是在父母压力下出家的﹐他们向往寺外的花花世界。这次运动中﹐他们趁机拒绝签字﹐故意让工作组把他们开除出寺﹐达到还俗的目的。与此相反﹐有的虔诚信教的老喇嘛写了书面的长篇“思想认识”﹐谴责藏独运动﹑用自己的语言与论据深刻论证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工作组告诉小寺僧尼﹐本来政府还要进一步落实宗教政策﹑给你们寺庙更多钱的﹐都是三大寺闹藏独﹐政府决定不给钱了﹐于是小寺的僧尼们就怨恨三大寺的喇嘛。
与此同时﹐1996年6月﹐自治区政府给全体西藏职工（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藏族）3200元一次性补助（51）﹐以稳定藏族市民。后者拿到了意外之财﹐对寺庙里发生的事也就无动于衷。
许多被开除出寺的僧尼逃亡印度﹐向达赖喇嘛哭诉。达赖喇嘛趁机大肆攻击中共侵犯人权。西方也掀起了新一波谴责中国政府侵犯宗教自由的浪潮。但“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确实控制了西藏局势。由于陈奎元的主动出击﹐拉萨连小股僧尼的零星示威也绝迹了。1997年也未再发生爆炸事件。
陈奎元接着整顿内部﹐下文件禁止干部党员信教﹑把子女送到达兰萨拉学习﹐要求他们交出达赖喇嘛的相片。由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限制﹐西藏的行政官员几乎全部由藏人担任。陈奎元就让汉人担任各级党委书记（这些汉官大都是三年一换的对口援藏干部）﹐考察﹑监督藏官。陈奎元还搞了个“调整地专班子”﹐前述文化厅长强巴平措就是那时因里通达赖而平调文联主席的﹐还有原拉萨市委的藏族书记在中美合资的拉萨假日饭店嫖妓被平调自治区外事办公室主任（如果他不在那种地方嫖妓就像强巴平措玩弄女演员一样不算一回事）。可以看出﹐这样的“处分”微不足道﹐几乎起不了作用﹐无怪乎收缴达赖喇嘛相片会走过场。对于自治区一级的高级藏官﹐无论是里通达赖也好（1989年3月7日把戒严令提前泄漏给藏独骚乱组织者的藏官至今安然无恙﹐流亡藏人的计算机网至今源源不断发表自治区党委的机密）﹐贪污腐化也好（用公款造豪华私宅﹑用职权玩弄女性下属﹑收受巨额贿赂﹑官倒﹑嫖妓等等----为了给这些身居高位的藏官留点面子﹐这里暂不点名）﹐陈奎元根本不敢过问。由此可见﹐胡耀邦﹑赵紫阳的绥靖政策阴魂不散﹐新的大骚乱不可避免。
第四部：新的冷战
第十二章﹕冷战在继续
3﹑从双重标准到怪圈22
如前所述﹐邓﹑胡﹑赵自1980年以来在西藏实行怀柔--绥靖政策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安抚藏人﹑稳定西藏﹐更重要的是想从西方特别是美国那里赢得“尊重西藏人权”的好评﹐缓和西方特别是美国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政府的谴责与压力﹐在经济上从西方特别是美国得到更多的好处﹐其结果也像用巨款安抚藏人那样适得其反。
《天葬》指出﹕“在观众围聚的国际拳台上﹐中共虽是势力强大的一方﹐却因为规则是西方的﹐并且由西方进行裁判﹐频频得分的倒是对西方规则游刃有余的达赖喇嘛。中共在拳台上步履蹒跚﹐破绽百出﹐不断被动挨打﹐丢尽脸面。（20）”中国政府在国际政治拳台上之所以只输不赢﹐并非达赖喇嘛的拳术多么高明或多么精通比赛规则﹐而是西方裁判极不公正﹐毫无遮掩地袒护达赖喇嘛﹐从而使中国政府永远不可能赢。
记得新加坡元老李光耀说过﹕当东方学会了西方的游戏规则之后﹐西方就修改游戏规则。在西藏问题上﹐西方岂止修改游戏规则﹐他们采取绝对有利于达赖喇嘛的双重标准﹐或者干脆就无视他们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随心所欲地给中国政府横加罪名。
如前所述﹐西方可以不顾达赖喇嘛自己都承认的藏人首先使用暴力的事实﹐把打砸抢烧的藏独骚乱叫做“和平示威”﹔也不顾他们在自己国内也镇压暴乱的事实﹐谴责中国政府镇压藏独暴乱是“侵犯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与自由”﹐这不是对1948年联合国《普遍人权宣言》第20条“每个人都有和平集会的自由”的公然篡改与双重标准吗﹖至于说他们毫无保留地﹑不厌其烦地重复达赖喇嘛的谎言﹐诸如西藏自古以来是独立国家﹐中国侵略西藏﹑消灭了100多万藏人﹑大量移民西藏﹑正在毁灭西藏文化宗教等更是违背了起码的公正原则与客观态度﹐令人想起“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这句话。
在民族自决问题上也是如此。联合国1960年《给予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独立的宣言》（21）第二条规定﹕“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根据这一权利﹐他们可以自由地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自由地发展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第六条与第七条却规定﹕“任何旨在部分或全面分裂一个国家的团结与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目的和原则相违背的”﹔“一切国家应在平等﹑不干涉一切国家的内政和尊重所有国家人民的主权及其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忠实地﹑严格地遵守《联合国宪章》﹑《普遍人权宣言》和本宣言的规定”。这文件本身就有矛盾﹐西方于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时而引用第二条﹐时而引用第六﹑七条﹐从而构成双重标准。比如说﹐当他们支持西藏﹑苏联各加盟国与南斯拉夫各国独立的时候﹐就援引“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当他们禁止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独立的时候﹐就援引“主权国家不得分裂”。甚至派飞机去轰炸﹑派军队去弹压塞尔维亚人。
西方也从不支持英国的北爱尔兰﹑苏格兰与威尔士独立﹑不支持法国的科西嘉﹑巴斯克﹑布列塔尼与大西提独立﹑不支持加拿大的魁北克独立（美国总统曾公开反对）﹑不支持西班牙的巴斯克与加泰罗尼亚独立﹑不支持意大利北部独立﹑不支持土耳其与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独立﹑不支持印度的克什米尔与锡克独立﹑不支持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独立﹑不支持俄国的车臣独立﹑不支持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独立﹑不支持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独立﹑不支持阿塞拜疆的纳---卡地区独立﹑不支持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沿岸共和国”独立﹑甚至也不支持南斯拉夫的科索沃独立﹐也不承认已自行独立25年之久的“北塞普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他们单单支持西藏﹑苏联各加盟国与南斯拉夫各国独立。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双重标准吗﹖
不难看出﹐西方的双重标准是为冷战服务的。凡是他们的冷战对象国内闹独立﹐他们就一概支持﹔否则就反对。当克罗地亚与波斯尼亚宣布独立时﹐德国抢先承认﹐还向他们提供武器﹐其目的是肢解南斯拉夫。结果自食其果﹐德国被迫接受了20万波斯尼亚难民。波斯尼亚战争结束后﹐德国要遣返他们﹐他们却赖在德国不走。当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援引西方支持波斯尼亚独立的同一理由----民族自决权----要求独立时﹐西方却坚决反对﹐不惜大动干戈。因为塞尔维亚人是俄国的传统盟友﹐禁止他们独立与北大西洋公约集团东扩一样﹐是为了遏制俄国的势力。虽然俄国已经“民主化”并得到了西方的赞扬﹐但西方仍然把俄国看作军事上的头号敌人。由此可见﹐即便中国也“民主化”了﹐西方也不会拿它当“自己人”看。
西方支持西藏独立的借口是人权问题﹐然而西班牙至今仍把500多名巴斯克独立分子关在监狱里﹐占该国该族人口的万分之五（22）。西班牙政府还派出暗杀小分队追杀巴斯克独立分子（23）。土耳其正在血腥镇压库尔德独立分子----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甚至越过边境到伊拉克境内追杀库尔德游击队。据土耳其军方宣布﹐自1984年到1998年﹐土耳其消灭了39900名库尔德独立分子（24）。西方各国领导人与议会对此或者装聋作哑﹐或者轻描淡写﹐从未施加过像他们在西藏问题上施加过与正在施加的那么大压力。更未像他们对付南斯拉夫的科索沃问题那样以武力威胁﹐强迫其撤军。因为西﹑土两国都是北大西洋公约集团的盟国。印度曾经血腥镇压锡克族的独立运动（英迪拉甘地总理就是因此被其锡克卫兵刺杀的）﹑正在血腥镇压克什米尔穆斯林的独立运动。斯里兰卡正在血腥镇压泰米尔人的独立运动﹐并受到印度的支持（拉吉夫甘地总理就是因此被一名泰米尔妇女刺杀的﹐他们母子两代总理都死于民族矛盾）。然而西方对此也装聋作哑﹑轻描淡写﹐因为印﹑斯两国都是“民主国家”。西方在人权问题上也持双重标准。
有鉴于波斯尼亚战争的教训﹐1993年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规定﹕“实现自决权不得被解释为授权或鼓励采取任何行动去全面或局部地肢解或侵犯主权和独立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统一。（25）”西方人权卫士也终于认识到滥用自决权的危害了。1996年6月21日﹐我在德国波恩“汉藏对话会”上作完报告后﹐有个德国学者站起来说﹕“西藏独立的法律根据并不充分﹐要说西藏与中国在历史上毫无关系﹐那是胡说八道。《联合国宪章》与《普遍人权宣言》都是从理想主义出发的﹐我们不是幼稚的理想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忘记波斯尼亚战争的教训。所以我赞同徐先生的意见﹐西藏只能自治﹐不能独立。”
世界上共有两三千个民族﹐其中人口超过百万的有三百多个（26）﹐却只有一百多个国家。除了少数几个岛国外﹐世界上170多个国家里﹐只有不足一打的国家是语言与民族单一的。而即使是它们﹐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包容一个种族（27）。如果每一个民族都要求自决﹑独立建国﹐那还得了﹖国界如何划﹖领土如何分﹖只有靠武力解决﹐那么绝大多数国家都将陷入种族战争﹐那将是人类的浩劫﹑世界的末日。正如英国政治学家Eric Hobsbawn指出的﹕由马志尼在十九世纪创立的民族主义信念----每个民族应该形成一个国家﹐每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是永远行不通的。比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自决的模式﹐来解决现在的危机﹐并不是万灵妙药（28）。为了人类生存与世界和平﹐西方人权卫士只好将民族自决或人民自决束之高阁。然而正因如此﹐他们对“西藏人权”的特殊关心就显得格外可疑。
且不说美国国会九十年代的一系列决议案与外交授权法把西藏叫做“被占领的国家”﹐也且不说国际法学家委员会1997年的报告还要求中国让全体藏族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就“大西藏”的前途进行“自决”﹐单说西方对中国政府镇压藏独暴乱的谴责﹐实际上就是要逼迫中国允许西藏独立。试想﹐如果中国政府听任藏独分子在拉萨打砸抢烧政府机关﹑商店学校与警察平民﹐其后果当然是听任藏独分子占领拉萨﹐宣布西藏独立。某些西方人权卫士碍于国际公法﹐口头上不得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一再表白他们只是关心西藏人权﹐而不是支持西藏独立。但他们所谓的“西藏人权”﹐其实就是打砸抢烧﹑分裂中国与西藏独立的代名词﹐只不过转了一个弯而已。
西方在其它许多问题上对“中国侵犯西藏人权”的指责也似是而非﹐常常令人想起美国成语Catch 22。Catch22本是美国作家海勒（Joseph Heller）1961年发表的小说的标题﹐中文翻译成《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条军规是这样的﹕如果一个飞行员不停地飞行而不要求休息﹐说明他精神不正常﹔但是如果他真的要求休息﹐又说明他的精神很正常﹐必须继续不断地飞行。Catch 22从此变成了美国成语。据《美国遗产成语词典》的定义﹐Catch 22就是“永远不可能赢的怪圈或悖论”（A no-win dilemma or paradox）。比如﹕没有工作经历就找不到工作﹐然而找不到工作就永远不会有工作经历（29）。把Catch 22翻译成“第二十二条军规”未免冗长拗口﹐我想称之为“怪圈22”更简洁传神。
比如说﹕《1988-1989财政年度美国外交授权法》（30）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犯西藏人权”的小标题下说﹐“发现----国会发现﹕”“九﹑西藏的经济﹑教育﹑卫生和人类服务远远落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平均水平﹔十﹑中华人民共和国鼓励大批汉人去西藏﹐损害了藏族人民的政治与文化传统”。
这两条单独看都很有道理﹐放在一起就荒谬绝伦。正因为西藏的经济﹑教育﹑卫生和人类服务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平均水平﹐所以中国政府才派出大批工程技术人员﹑经济管理人员﹑医疗卫生人员﹑教师﹑科研人员﹑文化工作者及其辅助人员到西藏去大兴土木﹐建造医院﹑学校﹑发电厂﹑输电网﹑电视台﹑电视转播网﹑电话局﹑电台﹑公寓楼﹑自来水厂﹑上下水道﹑公路﹑飞机场﹑输油管﹑加油站﹑商场﹑饭店﹑电影院﹑舞厅﹑图书馆以及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通讯机构﹑运输机构﹑科研机构﹑维修机构﹑管理机构……提高西藏的经济﹑教育﹑卫生和人类服务水平﹐让藏人享受现代物质文明。然而这样尊重西藏人权的大好事却被叫做“鼓励大批汉人去西藏﹐损害了藏族人民的政治与文化传统”。那么如果中国政府不派大批汉人去西藏大兴土木﹐建造医院﹑学校﹑发电厂……呢﹖又会被指责为“西藏的经济﹑教育﹑卫生和人类服务远远落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平均水平”。
中国政府要逃脱美国的议员先生们的谴责﹐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给每个藏人发一盏阿拉丁的神灯。藏人只消对着这个灯说一声“我要电灯﹑电视﹑电影﹑电话﹑自来水﹑煤气灶﹑公寓楼﹑医院﹑学校﹑自行车﹑摩托车﹑汽车﹑飞机﹑商场﹑舞厅……”那些东西就会自动出现﹐毋需中国政府派出大批工程技术人员﹑经济管理人员﹑医疗卫生人员﹑教师﹑科研人员﹑文化工作者及其辅助人员去西藏。可惜自从《天方夜谭》的时代消逝以后﹐伊拉克就不再生产阿拉丁的神灯了。中国政府无从进口阿拉丁的神灯﹐自己又不会制造﹐只好顶着“损害藏族人民的政治与文化传统”的罪名派人去西藏大兴土木。这就叫做怪圈22﹐教中国政府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永远无法逃脱“侵犯西藏人权”的罪名。
顺便说说﹐美国国会关于“中国向西藏大量移民”的指责也像它关于“中国消灭了100多万藏人”的指责一样﹐是从达赖喇嘛那里听来的。达赖喇嘛在1987年9月21日演讲“五点计划”时﹐就大肆指责“中国的移民政策”﹐后文将详论。
如果中国政府真的给每个藏人发一盏阿拉丁的神灯﹐使藏人的经济﹑教育﹑文化和人类服务水平在没有一个汉人进藏的情况下大大提高了﹐美国的人权卫士是否就会说好呢﹖也不会。美国国务院1996年的人权报告中国部分说﹕“最近几年来﹐政府的开发政策改善了少数民族的生活条件。据政府的统计﹐从1991年到1995年﹐少数民族地区的年经济增长率为11%。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收入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开发计划破坏了少数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如西藏人和新疆西部维吾尔族人的生活方式。（31）”这“但是”后面的第一句话谴责中国政府未能把少数民族的收入提高到中国平均水平﹐第二句话又谴责中国政府旨在提高少数民族收入的开发计划破坏了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又是一个怪圈22。
美国国务院1997年的西藏人权报告（32）也说﹕“ 总的来说﹐政府的发展政策提高了许多藏人的生活水平”----按照上述《1988-1989财政年度美国外交授权法》的意思﹐这应该是尊重西藏人权的大好事啰﹖不料该报告话锋一转﹐“中国政府补贴的经济发展政策使西藏社会部分现代化﹐改变了西藏的传统生活方式。”“经济的高速增长﹑旅游业的发展和现代文化的影响破坏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与风俗﹐导致环境问题﹐威胁西藏的传统文化。”还是一个怪圈22。
按照世界公认的定义﹐提高生活水平就是现代化﹐那当然要改变传统生活方式﹐使部分社会现代化。比如藏人以前点酥油灯﹐现在点电灯﹔以前烧牛粪﹐现在烧煤气灶﹔以前要下河背水﹐现在家里就有自来水﹔以前每年只在沐浴节（九月间﹐为期一周）去拉萨河洗一次澡﹐现在天天可在家中浴室洗澡﹔以前没有电视﹑电话﹑计算机﹑电影﹑收录机﹑音响﹑自行车﹑摩托车﹑汽车﹑飞机﹑西式医院﹑现代学校﹑百货公司﹑舞厅﹑卡拉OK﹑游泳池﹑体育馆﹑图书馆﹑电教馆﹑西服﹑牛仔裤﹑可口可乐﹑啤酒﹑耐克鞋……现在有了。 这本是全世界经济落后民族﹐包括美国的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阿留申人﹑夏威夷土著波里尼西亚人都无限向往﹐美国政府正在努力向他们提供的东西呀。如果中国政府不向藏人提供这些东西﹐西方人权卫士一定会指责说﹕藏人的生活如此落后﹑贫穷﹐他们没有电灯﹑电话﹑电视﹑电影﹑计算机﹑汽车﹑飞机﹑西式医院﹑现代学校﹑百货公司﹑图书馆……这是种族歧视。现在中国政府用汉人的血汗提供了这些东西﹐他们又说是改变西藏传统生活方式﹐威胁西藏传统文化。那教中国政府怎么办﹖
从美国电影《在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里可以看到﹐少年时期的达赖喇嘛就在玩汽车﹑电影放映机﹑收音机﹑留声机﹑望远镜﹑画报等物。这个电影是根据达赖喇嘛的英文老师﹑奥地利人哈勒（Heinrich Harrer）的同名回忆录拍摄的﹐所以这些细节都是真的。那些洋玩意儿都来自英国﹐是西藏传统生活中没有的。而且当时全西藏只有达赖喇嘛一人有电灯﹑汽车与电影放映机。由此可见﹐正是达赖喇嘛在中共进藏之前就带头使西藏社会部分现代化﹑带头改变西藏传统生活方式﹑带头毁灭西藏传统文化。
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西藏人权报告的逻辑﹐中国政府只有让藏人滞留在中世纪生活方式中才算尊重西藏人权。他们大概不知道﹐今日藏人是如何如饥似渴地﹑如痴如狂地追求现代物质文明与现代商业娱乐。谁要想剥夺他们享受现代物质文明与现代商业娱乐的权利﹐他们大概就会同谁拼命。美籍华人作家陈若曦去西藏时问过许多藏人“西藏最需要什么﹖”不约而同的回答都是“现代化”（33）。连董尼德都发现﹕“老一辈的还在手转经筒﹐口诵咒语﹐年轻的一代却梦想没有神祗﹐没有菩萨﹐只有金钱﹑时装﹑物质享受的天堂。（34）”1986年联合国《发展权宣言》说﹕“确认发展权也是不可剥夺的人权”。世界公认﹐发展就是现代化﹐“发展中国家”就是想现代化而尚未现代化﹑正在向现代化发展的国家。美国的人权卫士要剥夺藏人的发展权﹐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侵犯西藏人权呢﹖美国让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阿留申人与夏威夷土著波里尼西亚人享受现代物质文明﹐是不是也在改变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威胁他们的文化﹑侵犯他们的人权﹖
美国国务院1996年中国人权报告还说﹕“在少数民族人口众多的许多地区﹐学校分别用普通话（汉语----引者）和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教学﹐学生可选择到使用其中任何一种语言的学校上课。这种做法的意图是保护和保存少数民族文化﹐但它的一个副作用是强化了一种隔离式的教育制度。”----又是一个怪圈22。
美国国务院1997年西藏人权报告也指责说﹕“乡村小学用藏语教课”﹐“大部分地方的中学生继续用藏语文接受某些课程﹐但汉文知识对于进大学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在大学招生中给予藏族优惠﹐但汉族学生也因汉文优秀而得以录取”。
美国国务院的先生们可能不知道﹐藏文没有科技词汇与现代社会科学词汇。中国政府虽然下大力发明创造藏文数理化词汇﹐但由于藏文翻译队伍的素质关系﹐所创造的藏文数理化词汇还不够成熟。而大学理工医农与现代社会科学（经济学﹑法学等）的词汇在藏文里更是尽付阙如。这是连达赖喇嘛都无法解决的难题﹐他开办的流亡藏人学校也不得不用英语教授数理化。如果中国政府在西藏的中小学里只教藏文不教汉文﹐藏人将永远无法进大学与中专学习﹐那么西方人权卫士与达赖喇嘛一定会说这是种族歧视﹔如果中国政府在西藏的中小学里既教藏文也教汉文﹐那么他们又说这是“毁灭西藏独特的语言遗产”（美国国务院1997年西藏人权报告语）----还是一个怪圈22。
美国的人权卫士可以不知道西藏语言的独特就独特在没有科技词汇与现代社会科学词汇﹐但他们应该知道印第安语与波里尼西亚语也没有科技词汇与现代社会科学词汇﹐所以在美国的印第安保留地与夏威夷的中小学里也不得不用英语教授数理化生与社会科学。美国的印第安人与波里尼西亚人要上大学﹐英语更是必不可少的﹑头等重要的语言﹐那么这是否也是在毁灭他们独特的语言﹑侵犯他们的人权呢﹖
美国的人权卫士可以不知道西藏语言的独特就独特在没有科技词汇与现代社会科学词汇﹐但他们应该知道印第安语与波里尼西亚语也没有科技词汇与现代社会科学词汇﹐所以在美国的印第安保留地与夏威夷的中小学里也不得不用英语教授数理化生与社会科学。美国的印第安人与波里尼西亚人要上大学﹐英语更是必不可少的﹑头等重要的语言﹐那么这是否也是在毁灭他们独特的语言﹑侵犯他们的人权呢﹖
尤其可笑的是董尼德把西化指鹿为马地叫做“汉化”。他在《西藏生与死》里化了一节十多页的篇幅来谴责“汉化的武器”（该节小标题）（35）。除了前述语言问题外﹐他还说﹕“西藏汉化的另一种措施﹐就是开放旅游”。“这种利用外国第三者进行颠覆活动的策略﹐从某些角度来看﹐已经成功地动摇了拉萨及其它列入开放旅游城市的习俗与生活方式。”这真是天下奇文。去西藏旅游的外国游客带去的当然是西方的思想﹑习俗﹑语言与生活方式﹐怎么会成为汉化的武器呢﹖莫非西方游客在去西藏前﹐先使自己完全汉化﹐然后再使西藏汉化﹖
他也把西藏流行西服﹑西方流行音乐﹑迪斯科与摇滚舞叫做汉化﹐甚至说﹕“电视又将要谋杀西藏文化”。他还有起码的常识吗﹖
董尼德也承认中国政府花费巨款造房子﹐使大批藏人“离开破旧危险的房子﹐搬进有自来水﹑有卫生设备的新房子”。然而这只是“汉化”的阴谋。“到处可以看到高大的中国楼房取代了传统房子”﹐“白柱蓝窗的低矮藏式建筑消失了”。“这些新的建筑物有些外貌看起来有点像藏式建筑﹐它们可全部都是用水泥盖的中国式楼房”。他忘记了钢筋水泥与钢筋水泥楼都是西方的发明﹐中国传统建筑是砖木结构的四合院﹐没有楼。他把藏式建筑的特征概括成“白柱蓝窗”是错误的。随便找本西藏画册看看就可发现﹐藏式建筑的柱子一般是红色的﹐也有黄色的﹐没有白色的﹔窗框一律是黑色的。当他赞美“十七世纪时期建筑的达赖喇嘛的故宫﹐布达拉宫纤细优美的金顶”时﹐也忘记了﹕布达拉宫的金顶乃是仿效汉式大屋顶的（请比较北京故宫的金顶）。大昭寺﹑扎什伦布寺﹑色拉寺与罗布尔卡都有这样的仿汉式金顶﹐建于十四世纪的夏鲁寺甚至有地地道道的汉式琉璃瓦歇山顶﹑斗拱﹑飞檐翘角与四合院布局。不过这些都是藏人在中共诞生前很久就自觉自愿“汉化”的证据﹐与董尼德说的“共产党阴谋”毫不相干。董尼德的文化学与建筑学知识几乎等于零﹐却硬要挖空心思地指责中共“汉化”西藏文化与建筑﹐结果只能当众出丑。
无独有偶﹐1993年9月27日我在华盛顿参加美国和平研究所召开的西藏问题讨论会时﹐有个美国教授在会上得意洋洋地朗读了他的新书的开头的文字。那段文字说﹕他一到拉萨﹐满眼只见穿汉式服装的汉人和汉式房屋﹐几乎看不到藏人与藏式房屋﹐这是中国的人口侵略与文化侵略﹗他说完后﹐我拿出美国报纸发表的西方游客拍摄的1993年5月24日拉萨藏人示威的照片说﹕这位先生所谓的汉式服装﹐其实是西式服装﹐现在连汉人都很少穿中山装了。这些藏独示威者都穿著西式上衣（jacket）﹐就像我一样（我指了指自己的西服）﹐如果他们没有举着写有藏文的标语﹐谁能分辨出他们是藏人还是汉人﹖这位先生把穿西服的藏人当成了汉人﹐所以得出汉族人口侵略的结论。至于中国政府在拉萨修建的医院﹑学校﹑公寓楼﹑商厦﹑影剧院﹑办公楼等﹐大都是钢筋水泥的西式建筑﹐没有一幢是汉族传统的四合院。如果说这是文化侵略﹐那是西方的文化侵略﹐不是汉族的文化侵略。今天﹐不仅藏族市民大都穿西服﹑住西式楼﹐中国内地的汉族市民也大都穿西服﹑住西式楼﹐连亚洲各国的市民也大都穿西服﹑住西式楼﹐可见西方的文化侵略已经深入到亚洲各国各地。那位美国教授哑口无言。
董尼德在西方人中颇具代表性。许多西方游客去西藏﹐就是为了看看中世纪生活方式。他们在西藏一看见现代物质文明﹐就大骂中共侵犯西藏人权﹑毁灭西藏文化。他们自己在西藏旅游时是要用电灯﹑看电视﹑打电话﹑坐汽车﹑住有自来水与卫生间的洋楼的﹐却希望藏人永远不要享用这些东西﹐像中世纪留下的活化石一样供他们观赏。
前引陈若曦的文章也说﹕“保存佛教文化的迫切性实超过现代化”﹐“真正要保护的是佛教文化的精华﹐以及藏族的生活方式”﹐“若现代化伤残了难能可贵的藏族文化﹐对中华民族﹑对全世界﹐都将是无可弥补的损失”。她尤其欣赏藏北牧民的生活﹕“一顶帐篷伴着嬉耍的小狗和幼童﹐主妇一旁捣桶打酥油﹐远方一群牛羊﹐山坡上坐着喝青稞酒的男子。任谁也会承认﹐这是世界上最和平自足的生活。只须存一点盐和茶﹐他们可以一整年不与外人接触。牛粪烧火﹐酥油点灯﹐肉奶不断﹐骨针缝皮袍﹐大地任倘佯﹐来生有希望﹐今生夫何求﹖这种生活方式不会烧山毁林﹐一切取其自然﹐又回归自然﹐与天地和谐如一﹐原始也健康。若把电灯﹑塑料和可口可乐强加给这些自然的儿女﹐对造物毋宁是种亵渎。何况尊重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已普遍公认为一项基本人权。”这是典型的观光客的感想。
陈若曦是否知道﹐由于藏人几千年来一直以牛粪为燃料﹐又因人口爆炸而过度放牧﹐西藏草场的有机质越来越少﹐产草量越来越低﹐大片草场退化﹑沙化﹐已严重威胁到西藏的畜牧业与“自然的儿女”的生存﹖她去西藏时正当夏季﹐所以看到如此美妙的图画。她是否知道﹐本世纪二十年代末﹐藏北发生大雪灾﹐噶厦政府不闻不问﹐无数牲畜与牧民冻死饿死﹔1985年﹑1990年与1997年藏北又遭大雪灾﹐全靠中国政府出动军队与飞机救援﹐无偿给予大量物质﹐才使这些“自然的儿女”免遭自然的毒手﹖中国政府并不曾强加电灯﹑塑料与可口可乐给藏农牧﹐只强加公费医疗给藏农牧﹐又不敢要求藏农牧计划生育﹐致使藏族人口爆炸﹐草场更加超载﹐燃料更加缺乏。我在十几年前就在拉萨街头看到藏农牧大量出售草根（供市民作燃料）﹐这无异于毁灭他们的自然母亲。这样的生活方式原始则原始矣﹐和平则和平矣﹔健康则未必﹐自足也未必----需要中国政府用汉人的血汗去给予医疗与救济。董尼德强调﹕“昔日的西藏已经不存在了﹐如果她想要生存﹐她就必须要能适应现代的世界。（36）”然而他却愤怒谴责中国政府用巨款使西藏现代化﹐他还有起码的逻辑概念吗﹖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中共从来没有强迫藏人穿西服与牛仔裤﹑跳迪斯科与摇滚舞﹑看好莱坞电影﹑听西方流行音乐……那都是藏人自己的选择。如果中共禁止藏人选择那些洋玩意﹐就像中共在1983年秋“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在汉地所做的那样﹐董尼德一定会谴责说﹕中共不准藏人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那是侵犯西藏人权。又是一个怪圈22。
4﹑从宗教迫害到政教分离
自从中共1996年起派工作组进寺庙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以来﹐美国对“中国在西藏进行宗教迫害”的谴责声浪陡然升高。1997年8月9日至13日﹐美国众议员沃尔夫（Frank R. Wolf）以普通旅游者的身份（不让中国政府知道他是美国议员﹐从而摆脱了中国政府的监视）﹑带着一名藏语翻译与一名助手访问了西藏。他在那里采访了许多藏人﹐听到了许多故事﹐回来后又是举行记者招待会﹐又是在国会作报告﹐又是向国会提案﹐着实热闹了一番。他向国会递交的报告（37）说﹐中国政府在西藏正在实行“文化绝灭”与“宗教迫害”﹐西藏成了恐怖世界﹔西藏现在最兴旺的工业是监狱﹐许多藏人因为同西方人说话﹑保留达赖喇嘛的相片而被捕﹔每个寺庙里都有一小群中国监视者﹐他们严密控制寺庙的活动﹔许多僧尼因为拒绝谴责达赖喇嘛而被捕或赶出寺庙﹐15岁以下的僧尼全部被迫回家﹐僧尼们不能念经﹐被迫接受“再教育”﹔西藏已经被汉人淹没﹐拉萨的藏汉人口之比是10万对16万﹐拉萨所有的商店都是汉人开的﹐招牌上的汉字大于藏字﹔他重复了达赖喇嘛关于中国消灭了100多万藏人等谎言﹐甚至中国政府拆毁拉萨老城的破旧危房为藏人建新居﹑修建布达拉宫广场也成了“毁灭西藏文化”的罪证。拆房问题不值一驳﹐难道只有让藏人继续住在破旧危房里才算保存西藏文化﹖他说修布达拉宫广场是毁灭西藏文化的理由是布达拉宫广场像天安门广场﹐其实一点不像。顺便说说﹐天安门广场倒是仿效美国华盛顿的国家广场（National Mall）的﹐它们中间都是纪念碑﹐四周都是国会﹑博物馆与伟人纪念堂。布达拉宫广场中间没有纪念碑﹐四周除了布达拉宫外也没有高大建筑﹐无非是一块衬托布达拉宫的雄伟（建筑学认为高大的建筑只有配以大广场才能显得更雄伟﹐所以美国人要把国会山造在国家广场边上）兼供藏人散步﹑观赏鸽子（这鸽子是上海人民捐赠的）﹑放风筝的平地而已。沃尔夫先生为什幺不指责中共仿效美国修建天安门广场是毁灭中国文化呢﹖
沃尔夫的报告还说﹐他遇到的每个藏人都要求美国拯救西藏﹐帮助达赖喇嘛实现西藏独立。他最后提出了一系列措施﹐要求美国国会﹑政府与宗教人士向中国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促使中国政府释放“良心犯”（藏独分子）﹑与达赖喇嘛谈判。
可能是行色匆匆的缘故﹐沃尔夫的报告充满了愤怒与激情﹐却没有多少细节﹐与其说像个调查报告﹐不如说像个印象记录﹐所以很难与之论理。相比之下﹐美国国务院同年（1997年）的西藏人权报告倒比它翔实﹑客观一些﹐它描绘的图画与沃尔夫的报告也不尽相同。该报告承认﹕“政府继续修复寺庙﹐其中许多寺庙毁于文化革命。政府为修复寺庙拨出了巨款﹐部分是为了发展旅游业。寺庙继续招收与训练年轻僧侣以继承西藏佛教传统。虽然法律禁止16岁以下的孩子出家﹐许多小孩事实上仍然进入了寺庙。”这与沃尔夫说的西藏僧尼不能念经﹑16岁以下小孩全部被赶出寺庙相矛盾。顺便说说﹐中国政府禁止16岁以下的小孩出家﹐是为了保护儿童的人权。他们在思想没有成熟﹑无力决定自己的人生道路以前就被父母送进寺庙﹑终生不能结婚﹐实际上被剥夺了自主选择人生道路的自由。美国允许小孩出家当修道士吗﹖中国政府做得不够的﹐不是把16岁以下的小孩赶出寺庙﹐而是没有采取更有力的措施禁止小孩偷偷摸摸地进寺庙当僧尼。
美国国务院的上述报告继续说﹕“在西藏佛教寺庙与藏独势力关系密切”﹐“当局允许许多传统的宗教活动与群众性的宗教信仰﹐只有会引起政治异议的活动被禁止﹐并遭到迅速镇压”﹔“政府允许许多宗教活动﹐但不允许鼓吹西藏独立与分裂主义的活动”﹔“政府谴责达赖喇嘛的政治活动与流亡政府领导人。政府的媒体不断反对他（达赖喇嘛----引者）﹐把他描绘成阴谋分裂中国的罪犯﹐以此损害他的宗教权威与威信。官员们坚持说与达赖喇嘛对话是不可能的﹐达赖喇嘛的行为与他反复公开声称的不追求西藏独立的说法不相符合”﹔“今年以来﹐政府把去年从三大寺开始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推广到西藏自治区各地的寺庙。这个在改变藏人的态度上很不成功的运动旨在控制寺庙与驱逐藏独与达赖的支持者。据达赖喇嘛说﹐僧侣们被要求‘爱国’﹐签字反对藏独﹑不承认达赖认定的班禅灵童﹑谴责达赖﹑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保证不听美国之音”。这些话也比沃尔夫的报告更具体﹑客观﹐但中国政府的上述行为是否侵犯宗教自由呢﹖
让我们来看看西方的宗教政策。众所周知﹐反自由反人权的政教合一是欧洲中世纪黑暗与残酷的根源﹐它导致了欧洲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如今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把政教分离当作立国原则。法国宪法第二条说﹕“法兰西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政教分离的﹑民主的与社会的共和国。”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说﹕“国会不得通过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据美国法学家解释﹐它的精神就是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离（38）。可见宗教自由是以政教分离为前提的。政教合一意味着教权与政权合而为一﹐在这样的体制下﹐怎么可能有宗教自由呢﹖日本政教合一的天皇制曾导致日本偷袭珍珠港与侵略亚洲各国﹐在美军占领下﹐日本战后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天皇不得干预政治﹐日本才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1960年9月12日在休斯顿演讲时说﹕“我认为在政教绝对分离的美国﹐天主教神父不可以告诉一个信仰天主教的总统怎样行事﹐新教牧师也不可以告诉他的信徒投谁的票。任何教堂或教会都不可以获得公共基金或政治特权。总统或人民不可以因为被任命者或被选举者与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同而不任命或不选举他（她）为官员。我认为美国没有官方宗教﹐不管是天主教也好﹐新教也好﹐犹太教也好。任何美国官员都不得请示或接受罗马教皇﹑全美新教理事会或其它新教组织的政治性指示。任何美国宗教机构都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将自己的意志施加于公众或政府官员。而人们的宗教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反对某一教会的行为应被视为对所有教会的反对。（39）”
西藏以前的制度则与此相反﹐达赖喇嘛作为西藏的教皇﹐拥有（在清朝时仅次于中国皇帝的）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那是彻头彻尾的专制独裁制度。正如藏独人士阿沛晋美承认的﹕“我认为西藏以前的制度是一个过时的﹑相对来说是落后的封建制度﹐它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不是什么奴隶制度。当然不是说它一无是处﹐但基本上来说﹐这种政教合一的﹑封建的制度已经不合乎世界的潮流。它有许多弊病﹐比如于大海在《北京之春》的文章里提到的达赖喇嘛制度。于大海说也许今天的达赖是个好人﹐但是如果以后的达赖喇嘛是个坏皇帝怎么办﹐出现的概率很大。他说得是对的﹐这种制度应该改革。（40）”
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是否学会了民主呢﹖没有。“西藏流亡议会”1963年通过的“西藏国宪法草案”仍然规定达赖喇嘛是“国家元首”﹐有权任命“内阁”﹑否决“议会决议”﹑“颁布法律”等(41)。达瓦才仁也承认﹕“现在的西藏流亡政府还是政教合一的”（42）。1992年达赖喇嘛公布了一个《西藏未来政体与宪法特征要旨》（43）﹐按照“西藏流亡政府”机关刊物《西藏通讯》的铨释﹐“对未来西藏﹐达赖喇嘛指出﹕西藏将成为一个和平中心﹔以非暴力的和平思想为基础﹐致力于自由﹑社会福利﹑政教合一﹑民主﹑联盟以及环保等各项建设”（44）。把自由民主与政教合一相提并论﹐真是对自由民主的极大讽刺。1998年5月﹐达赖喇嘛访问美国时﹐竟然多地多次遇到藏族喇嘛与美国白人喇嘛的示威﹐他们打“达赖喇嘛还我宗教自由”的标语﹐抗议达赖喇嘛在印度流亡藏人中迫害金刚派（喇嘛教的一个派别）教徒。美国著名时事杂志《时代》以《僧侣对僧侣》为题﹑《新闻周刊》以《给铁氟龙喇嘛搔痒》（45）为题都作了报道﹐前者还发了示威的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标语。这已经不是对异教徒的宗教迫害﹐而是在喇嘛教内部的教派迫害了。这对达赖喇嘛作为“民主领袖”与“人权斗士”的形象都是无情的嘲弄。1998年5月印度核试验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同声谴责﹐惟有达赖喇嘛公开为印度辩护﹐说是印度有权发展核武器（46）。他还能算“和平主义者”吗﹖
然而西方舆论却继续大肆吹捧达赖喇嘛为民主英雄﹑人权斗士﹑和平主义者﹐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上述《僧侣对僧侣》在报导金刚派抗议达赖喇嘛的同时说﹕“那些率先开创了全球性运动的众神都要向他低头。除了德莱莎妈妈（Mother Teresa）与曼德拉（Nelson Mandela）﹐近年来很少有人能像达赖喇嘛那样获得对圣人般的欢呼。他被其信徒当作慈悲佛来崇敬。这位西藏政教领袖不仅因为替他的被中国占领的祖国奋斗而荣获1989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而且在信奉犬儒哲学的﹑沉溺于咖啡因的世界里一致获得了作为真理﹑和平与宁静的源泉的声誉。”《给铁氟龙喇嘛搔痒》则说﹕“达赖喇嘛当然是世界上最慈祥的宗教人物。作为西藏政治与精神领袖﹐他通过呼吁人权与宗教自由﹐使他的国家的困境变成了国际热点。虽然对于其它国家与其它传统的佛教徒来说﹐达赖喇嘛不过是另一个国家与传统的僧人﹐但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他的脸却是佛教的招牌。那是一张开放﹑乐观和热情的脸﹐它的微笑几乎每个月都出现在西方杂志上﹐错杂在巴黎时尚﹑各种名人与摇滚乐之中。别的西藏喇嘛沉溺于酒﹑女人与金钱。但是尽管达赖喇嘛经常与政治家﹑基金会﹑媒体及电影明星做交易﹐他陛下的声誉仍然像喜马拉雅山一样崇高。他是一个铁氟龙喇嘛。”（“铁氟龙”----Teflon----即聚四氟乙烯﹐是一种非常光滑的塑料物质﹐美国人用以称呼总是能从困境里滑脱出来的﹑八面玲珑﹑永远幸运的人----引者）
这种肉麻的语句在西方报刊中比比皆是﹐我常常为此感叹﹕当历史的错位与政治的阴谋与种族的偏见揉合在一起时﹐可以将西方人误导到何等荒谬的地步。达赖喇嘛所代表的本是比路易十六的法国还要黑暗﹑反动与残酷的社会制度﹐然而因为摧毁这一制度的是对中国人民犯下了许多暴行的中共﹐所以被中共摧毁的农奴制也就变成了美德与圣物﹐农奴制的代表也就变成了天使与圣人。传统的西藏文化本与被西方人自己革命革掉了的中世纪欧洲文化极为相似﹐然而因为革这一文化命的是发动过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的中共﹐又因为中共使西藏现代化时西方人正“腻烦”与“餍足”了现代化﹐于是中世纪西藏就变成了天堂与乐土﹐传统西藏文化的象征就变成了救星与上帝。西方某些势力支持藏独本是为了分裂中国﹐然而当这一阴谋与西方的“白人世界霸权不容挑战”的集体无意识相共鸣时﹐达赖喇嘛就成了西方的头号英雄与明星。
达赖喇嘛不满足于在流亡藏人中搞政教合一﹑为未来的西藏设计政教合一﹐他还利用绝大多数藏人深受政教合一传统的影响﹑不懂政教分离的弱点﹐借助于自己作为宗教领袖与观音菩萨化身的号召力﹐把佛经中根本没有的西藏独立这样一个政治口号说成是佛的旨意﹐日夜不停地煽动藏人分裂主权国家﹐这是不折不扣地以宗教的名义干涉政治。他在国外煽动﹐西藏的僧尼就在国内响应。僧尼们打着雪山狮子旗﹑高喊“西藏独立”上街示威﹐或者在寺庙里借讲经为名宣传西藏独立﹐利用宗教对民众的影响力煽动分裂主权国家。这也不是宗教活动﹐而是政治活动。达瓦才仁狡辩说﹕“有人说僧侣不能干涉政治﹐可是僧侣也是人﹐也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这种权利不能剥夺。（47）”首先﹐根据国际公法与《联合国宪章》﹐任何人都无权分裂主权国家。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第19条在规定人人有思想﹑言论﹑出版等自由时﹐又规定这些权利的行使要受下列条件的限制﹕A﹑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B﹑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公共卫生﹑公共道德。林肯总统用武力镇压南方独立﹑美国现政府用武力镇压“得克萨斯共和国”就是光辉榜样（case law）﹔其次﹐达赖喇嘛与西藏僧尼都违背了肯尼迪说的“任何美国宗教机构都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将自己的意志施加于公众或政府官员”的精神（藏独示威与宣传就是要把喇嘛教会的意志以佛与菩萨的名义施加于公众与政府官员）﹐所以中国政府镇压藏独骚乱﹑取缔藏独示威﹑要求（逼迫）僧尼保证不参与分裂活动﹑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等不过是在学习﹑贯彻美国的民主制度。
达赖喇嘛作为政治领袖﹐是一个40年来不遗余力地分裂中国的叛国集团首领﹐这样的叛国首领放在法国与美国一定会受到法律追究﹐因为他违反了法国宪法规定的法国的“统一而不可分割”性﹔美国宪法第三条规定﹕“背叛合众国与合众国作战﹐依附﹑帮助或安慰合众国的敌人者﹐犯叛国罪。”所以他放在美国也是叛国犯。中国政府禁止藏人悬挂﹑崇拜这样一个叛国首领的相片﹐也是合理合法的事。中国法庭没有缺席审判他﹐已经是非常宽大了。难道因为他是宗教领袖﹐就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肆无忌惮地﹑随心所欲地从事叛国活动﹖美国的宗教领袖有这样的豁免权吗﹖
沃尔夫秘密访问西藏离中国主席江泽民首次访问美国只有两个月﹐他在美国国会与舆论界掀起的谴责中国在西藏的“宗教迫害”的狂飙使中国政府非常难堪。美国国会甚至有人提案﹐要禁止参与宗教迫害的中国官员进入美国（48）﹐隐然把矛头指向了江泽民。为了给自己的宗教政策辩护﹐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1997年10月16日（江泽民访美前夕）发表了《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可笑的是﹐它对于美国攻击最力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一字不提﹐这就给人以心虚理亏的感觉。尤其可笑的是﹐在这份谈论宗教政策的白皮书里﹐始终没有出现“政教分离”的字样（只提到了“宗教与教育分离”）﹐真是荒谬绝伦。本来中共把那场运动叫做“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就很不策略。西方人权卫士与达赖喇嘛可以说﹐西藏自古以来是个独立国家﹐你们现在要强迫藏人爱中国而不爱西藏国﹐这不是殖民主义吗﹖----所以﹐“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就是“殖民主义教育运动”。如果中共将其称为“政教分离教育运动”﹐并理直气壮地宣称﹕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美英法国的民主制度﹐禁止西藏僧尼利用宗教干涉政治﹐西方人权卫士与达赖喇嘛就哑口无言。这份白皮书说明﹐中国国务院的理论家们对于西方政治制度与西方政治理论十分隔膜﹑极为无知﹐所以根本想不到用西方的制度与理论来反驳西方人权卫士。它发表的当天﹐有家对中国广播的电台就来采访我﹐要我对它发表评论。我讲了上述意思。四个月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西藏自治区人权事业的新进展》白皮书（1998年2月24日）﹐文中终于出现了“政教分离”的字样。
1﹑“大西藏”的神话
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演说“五点和平计划”时说﹕“中国公民大量移民西藏违反了第四届日内瓦会议﹐威胁藏人作为独特民族的生存。在西藏的东部﹐中国人口远比藏族人口多。举例来说﹐在我出生的安多省（指青海省----引者）﹐根据中国统计﹐有250万中国人﹐但只有75万藏人。即使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西藏中部与西部）﹐中国官方资料也证实中国人口比藏人多。（1）”如前所述﹐最后一句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公布过那样的资料。
三年后出版的达赖自传说﹕“中国公民大量移民西藏直接违反了第四届日内瓦会议﹐其结果是﹐在我国的东部﹐中国人比藏人多。以我的出生地﹑现被划入青海省的安多为例﹐据中国的统计﹐现有250万中国人﹐只有75万藏人。即使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西藏中部与西部）﹐我们的资料表明﹐中国人也比藏人多。（2）”前面的话一模一样﹐最后一句话把“中国官方资料”悄悄改成了“我们的资料”﹐可见达赖喇嘛自己造谣心虚。
达赖喇嘛这里说的“西藏”当然是指“大西藏”。王力雄对达赖喇嘛说“大西藏”内有750万中国人深感困惑。他说根据中国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与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写的《当代中国西藏人口》﹐1987年西藏自治区汉人只有78800人﹐即便加上一﹑二十万流动人口﹐也不过二十几万﹐怎会超过自治区的藏族人口190万﹖按照同书的数字﹐即便在“大西藏”----西藏自治区加上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的十个藏族自治州﹑两个藏族自治县与一个藏族自治乡----汉人总数也仅为152.1万（占总人口的26.9%）﹐只有达赖喇嘛所说的五分之一。王力雄认为﹕“在数字化管理越来越成为治理现代国家的关键因素时﹐它（指中国政府----引者）不可能把所有的数字都做成给别人看的假数字。除此之外﹐我还有亲身在西藏的所见。虽然我不可能搞人口统计﹐但以我在西藏接触的范围和深入程度﹐应该已经达到比较充分的随机化。在这种随机化基础上产生的感觉﹐我判断中共方面的数字更接近实际。达赖喇嘛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数字﹐除了他的情报系统有放大﹐以及为了加强政治宣传的效果﹐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即达赖喇嘛的大西藏版图比中共认定的藏区更大﹐进入了汉人稠密区﹐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3）
把国际法学家委员会1997年的报告《西藏﹕人权与法治》（4）扉页的“大西藏”地图（该地图当然是达赖方面提供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仔细对照﹐就可发现达赖喇嘛的“大西藏”版图不仅包含了西藏自治区﹐还囊括了整个青海省﹑半个四川省﹑半个甘肃省与四分之一个云南省﹐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南部。其面积占中国的四分之一强。其中包含如下非藏地区﹕
青海省的西宁市与海东专区（主要居民是汉族与回族）﹑门源回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河南蒙古自治县﹐还有一个混合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云南省的怒江栗僳族自治州﹑丽江纳西族自治县﹑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宁蒗彝族自治县﹑大理白族自治州北部﹑楚雄彝族自治州北部﹔四川省的混合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西部（包括其首府西昌市）和许多汉人县如平武﹑宝兴﹑石棉﹑盐边等﹔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以及汉人居住的整个河西走廊﹐包括安西﹑玉门﹑嘉峪关﹑酒泉﹑金塔﹑高台﹑临泽﹑张掖﹑山丹﹑民乐﹑永昌﹑金昌﹑武威﹑古浪﹑永登等市﹑县﹐还有甘南汉人县如岷县﹑宕昌﹑武都﹑文县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南部。
除藏族外﹐在达赖喇嘛的“大西藏”内还居住着汉﹑回﹑蒙古﹑土﹑撒拉﹑哈萨克﹑栗僳﹑纳西﹑独龙﹑怒﹑彝﹑白﹑裕固﹑东乡﹑羌﹑维吾尔﹑保安等17个非藏民族。达赖喇嘛说他们都是中国政府送去的移民﹐又是弥天大谎。众所周知﹐1949年前的青海省主席马麒﹑马步芳父子都是回民﹐他们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曾在1932年击退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对青海玉树地区的进犯﹐又在1935年消灭了中共红军的西路军。可见青海的回民决不是中国政府移民过去的。达赖喇嘛自己也明白﹐把上述16个非藏非汉少数民族都说成是中国政府送去的移民是无人相信的﹐所以他故意含糊其辞地把他们都叫做Chinese（中国人）﹐从而给西方人以他们都是汉人的印象﹐制造“汉人在藏人自己的土地上（指“大西藏”）淹没藏人”的神话。
那么“大西藏”内的汉人呢﹖众所周知﹐早在两千一百年以前﹐丝绸之路的要道河西走廊就已经是西汉皇朝的领土----凉州。比松赞干布定都拉萨﹐建立第一个藏族国家吐蕃王朝早了七﹑八百年（我把松赞干布建立的吐番王朝称为藏族第一个国家基于如下理由﹕第一﹐据“西藏流亡政府”机关刊物《西藏通讯》每期末页介绍﹐藏族有文字始于松赞干布时代﹐可见此前藏族无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传说中的历史﹐不足为凭。第二﹐藏族的政权从松赞干布开始才与西藏周围的国家如中国唐朝与尼泊尔发生交往﹐用现代的政治术语来说﹐即发生外交关系并获得国际承认。此前藏族传说中的赞普只能算部落酋长﹐算不得国王）。唐王昌龄诗《出塞》云﹕“秦时明月汉时关”﹐这关就是河西走廊的咽喉﹑汉朝建立的玉门关。达赖喇嘛及其“西藏流亡政府”竟然把自古以来属于汉人的河西走廊也划进了“大西藏”﹐足见其领土野心已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让我们再来看被达赖喇嘛叫做“安多省”的青海省。达瓦才仁说﹕“青海自古是藏人生息繁衍的地方﹐现在青海境内的各民族中﹐除藏族外﹐其余全是十三世纪后逐渐迁入青海的﹐而汉族迁入更是本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汉族最早进入青海是新朝的王莽﹐曾拓边到青海并设立西海郡﹐徙犯人屯田﹐不过几年﹐这些地方又为藏人收复。（5）”这话自相矛盾。王莽新朝在公元9至23年﹐达瓦才仁既然承认汉族那时已在青海设郡屯田﹐又怎能说“现在青海境内的各民族中﹐除藏族外﹐其余全是十三世纪后逐渐迁入青海的”呢﹖
看来达瓦才仁对青海的历史十分无知﹐有必要多花点笔墨介绍青海历史。据《后汉书》《西羌传》﹐西羌祖先是三苗﹐原居湖南衡山附近。舜将三苗迁移到三危（今甘肃境内﹐敦煌附近）﹑河关（今兰州附近）西南地区﹐在赐支河（今青海东部黄河弯曲处）沿岸定居﹐其活动范围东起陇西﹐西迄黄河源﹐南下青藏高原﹐西北达新疆中部。羌人的后裔至今仍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生活。
青海的第二代移民是汉人。公元前121年（比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早了754年）﹐西汉皇朝设立令居塞（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以控制河湟地区。在湟水沿岸筑西平亭（今西宁）﹐设置临羌县（今西宁市境内）﹑破羌县（今青海乐都县境内）﹑浩门县（今青海民和县境内）﹐还设护羌校尉管辖羌人并屯田。公元9年﹐王莽建立新朝﹐在青海三角城（今青海海晏县境内）设置西海郡。1944年10月在三角城遗址挖出一个花岗石虎﹐下有石座﹐上刻“西海郡始建国X河南”九字（第七字不清）。这“始建国”是王莽称帝后第一年年号。600多年后﹐松赞干布大臣吞米桑布才仿照梵文字母创制了藏文字母。
王莽死后﹐西海郡废弃。公元25年（比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早了608年）﹐东汉皇朝在青海除了恢复原有的临羌﹑破羌﹑浩门三县外﹐增设安夷县（今西宁市东）﹑白土县（今民和县南）﹑龙支县（今民和县境内）﹐又分置临羌县为西都县﹔公元210年设西平郡（今西宁市）﹐复置护羌校尉﹐管辖青海羌人﹐并移民屯田。那时松赞干布与吐蕃王朝尚未诞生﹐何来达瓦才仁所说的“不过几年﹐这些地方又为藏人收复”﹖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汉人比藏人更有权利说﹐青海自古以来就是汉人的地方。
三国年间﹐魏国继续以西平郡管辖临羌﹑破羌﹑安夷﹑白土﹑浩门﹑西都等县。
青海的第三代移民是鲜卑----土谷浑。公元280年﹐辽东鲜卑慕容氏迁移到阴山﹔公元310年（比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早了323年）﹐再迁到甘肃南部﹑青海与四川北部﹐与当地羌人融合﹐以土谷浑为称号﹐以西晋为正统。《北史》《土谷浑传》云﹕土谷浑“治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青海周围千余里”。唐王昌龄诗《从军行》云﹕“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桃河北﹐已报生擒土谷浑。”（诗中“桃”字左边应为三点水﹐我的中文软件没有这个字）这桃河在今甘南藏族自治州内﹐按照达瓦才仁的逻辑﹐土谷浑也有权说﹐青海与甘南自古以来是土谷浑的土地﹐可惜今天已经无从考证其后裔了。
公元596年（比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早了37年）﹐隋文帝以光化公主嫁土谷浑首领世伏。公元609年（比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早了24年）﹐隋炀帝亲自率军赶走土谷浑首领伏允﹐在土谷浑首府伏俟城设西海郡﹐在赤水城（今青海南部）设河源郡。隋灭后﹐伏允重返青海东部。公元640年﹐唐太宗以弘化公主嫁土谷浑首领诺曷钵。次年﹐文成公主经青海入藏时﹐诺曷钵与弘化公主夫妇为文成公主沿途建行馆﹑设盛宴﹐赠送厚礼。
青海的第四代移民才是藏人。公元660年左右﹐吐蕃王朝恩将仇报﹐袭击土谷浑。663年诺曷钵﹑弘化公主夫妇逃到凉州﹐向唐朝求援。670年唐朝派薛仁贵率军入青海﹐帮助土谷浑收复失地﹐大败。公元734年唐使张守圭﹑李行韦与吐蕃使者奔布支会同在赤岭（今青海湟源县日月山）分别立碑为界。不久﹐唐蕃战事又起﹐唐将哥舒翰屡败吐蕃﹐封西平郡王。《唐书》《哥舒翰传》云﹕“吐蕃盗边﹐翰持半段枪迎击﹐所向披靡﹐虏骇走﹐只马无还者。逾年﹐筑神威城青海上﹐谪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故唐西鄙人诗《哥舒歌》云﹕“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公元755年安史之乱时唐军东调﹐吐蕃趁虚而入﹐于757年占领鄯州首府西平（西宁）﹐760年占领廓州（青海东部）﹐只在这时﹐藏人才控制了青海全境。然而好景不长﹐吐蕃王朝于842年赞普朗达玛被刺身亡后即告崩溃﹐此后四百多年﹐西藏陷入群雄割据﹑争战不休的极度混乱之中﹐直至被蒙古人征服﹐没有统一的政权。
公元1099年﹐宋军收复河湟地区﹐置陇右节度。公元1104年﹐改鄯州为西宁州﹐设陇右都护府﹐是为西宁这一地名的起源。
青海的第五﹑六代移民是蒙古人与蒙古人带来的中亚穆斯林(回族的祖先)。公元1372年明朝改西宁州为西宁卫﹐1375年至1397年在柴达木地区设立安定﹑阿端﹑曲先﹑罕东四卫﹐归西宁卫统辖。清朝年间青海东部属于甘肃省﹐西部由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管辖。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青海东部仍属甘肃省西宁道﹐西部由青海办事长官管辖。
1929年中华民国在青海建省﹐以西宁为省会﹐由孙仲良任省主席。同年中原大战爆发﹐孙率军东去﹐回民马麒代省主席。193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趁国民政府忙于对付国难（日本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件）﹐派军进袭青海与西藏交界的玉树地区﹐被马家军击败。1936年马麒之子马步芳代省主席﹐1938年正式任省主席﹐直至1949年逃亡台湾（6）。
由此可见﹐中国皇朝最先将青海纳入中国版图﹐治理青海的时间也最长。历代达赖喇嘛与噶厦政府从来没有统治过青海﹐青海在中共建政之前就是一个以汉人为主的省。连国际法学家委员会1997年的报告《西藏﹕人权与法治》都承认﹐1949年青海已有70多万汉人﹐只有43万8千藏人（7）。达赖喇嘛总不能说﹐那70多万汉人也是中共移民吧﹖既然青海自古以来是汉人为主的土地﹐此后无论有多少汉人迁入青海﹐藏人都没有资格说三道四。达赖喇嘛借口青海境内有藏人而企图吞并整个青海﹐就像希特勒借口捷克境内有德意志人而吞并捷克一样无耻。
本书第八章开头引用过噶厦政府1949年11月4日给英国的呼吁信﹐信中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占领了中国的省份兰州（原文如此﹐当为甘肃----引者）﹑青海和西康﹐因为这些省份邻近西藏边境﹐我们已经给中共政府领袖毛泽东先生发信﹐要求他尊重西藏的领土完整。”可见那时噶厦政府也承认青海省﹑包括甘南藏区在内的甘肃省﹑包括甘孜与阿坝藏区在内的西康省都是中国的省份。
戈伦夫指出﹕“历史事实是达赖喇嘛自从十八世纪中叶从未统治过西藏自治区外的藏族居住区。在1913年的西姆拉会议上﹐十三世达赖喇嘛甚至愿意签字放弃对它们的权利。（8）”戈茨坦也说﹕“无论如何﹐大西藏的目标在政治上是不现实的。西藏已有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未曾统治过那些地方﹐也难以想象中国会将四川﹑青海﹑甘肃与云南的大片土地交出来。那里的许多汉族与回族早在1949年中共建政前很久就定居在那里了。（9）”连一贯坚决支持藏独的美国人权组织亚洲观察委员会都说﹕“西藏流亡政府提供的关于750万汉人这个数字﹐包括了居住在一些区域例如西宁这个青海省会城市中的汉人﹐这个城市几个世纪以来就不属于藏族﹐而且位于由各类藏人﹑半藏人自治地区所组成的藏族居住区域之外”（10）。
达赖喇嘛把那么多自古以来就是汉﹑回﹑蒙古﹑土﹑撒拉﹑哈萨克﹑栗粟﹑东乡﹑羌﹑保安﹑维吾尔﹑纳西﹑独龙﹑怒﹑彝﹑白﹑裕固等17个非藏民族的土地统统划入“大西藏”版图﹐自然会使藏族人口在“大西藏”内变成少数。按照他的地图﹐“大西藏”内何止750万“中国人”（上述17个非藏民族）﹖单单河西走廊就有好几百万汉族居民。达赖喇嘛在地图上吞并了那么多其它民族的土地后反咬一口﹐诬指“中国移民”使藏族“在自己的土地上也正在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少数民族”（11）。借用达赖喇嘛自己的话说﹐他的指责是“一种卑鄙而令人遗憾的遁辞”（12）。而所谓“大西藏”不过是俄国极端民族主义狂人日里诺夫斯基的“大俄罗斯”（包括整个苏联﹑东欧的大部﹑伊朗﹑阿富汗与美国的阿拉斯加）的翻版。
达赖喇嘛在1987年美国国会讲话与自传里都说﹕“这套移民政策并不新鲜﹐中国曾有系统地在其它地区运用。本世纪初﹐满洲人还是个拥有自己独特文化与传统的民族﹐现在满洲只有两至三百万满洲人﹐却有7500万中国移民。（13）”达赖喇嘛大概从来没有读过中国历史﹐所以不知道满洲人入关后﹐曾用武力向汉族地区大量移民（做官﹑驻军）﹐从而抽空了自己的家乡。满清政府还派出许多蒙古兵去汉族地区镇压汉人﹐使蒙古人口空虚。十九世纪中叶﹐为了抵御俄国的侵略﹐满清政府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允许与鼓励汉族迁入满洲﹑内蒙古与新疆﹐甚至派出“垦务大臣”去内蒙古督办此事（14）。1912年内蒙古的汉人达到100万﹐超过了蒙古人80万（15）。满洲人走得更多﹐汉人去得自然更多。满洲人作为中国的统治民族﹐自愿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传统﹐接受了汉族的文化传统﹐这也是汉人（达赖喇嘛所谓的“中国人”）的罪过吗﹖
尤为奇妙的是﹐达瓦才仁竟然把其它民族也说成是藏族。例如他说青海的回族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藏人”（16）﹐以此证明青海自古以来就是藏族的土地。他为什幺不把汉族也说成是“不信喇嘛教的藏人”呢﹖那样就可以把全中国都划入“大西藏”的版图了。
2﹑西藏独立的灾难
我们既已弄清达赖喇嘛的“大西藏”的真相﹐就不难想象“大西藏”独立的后果。自古以来就居住在那里的汉﹑回﹑蒙古﹑哈萨克﹑东乡﹑撒拉﹑裕固﹑白﹑彝﹑纳西﹑怒﹑独龙﹑保安﹑维吾尔﹑土﹑羌与栗粟等17个非藏民族一定会奋起反抗﹐那时在中国四分之一强的土地上就会爆发波斯尼亚式的种族--宗教战争﹐这是包括藏族在内的各族人民都难以承受的浩劫。早在1932年青海的回民骑兵就击退过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藏军﹐1993年初甘南与阿坝都发生过因掌权的藏人禁止当地回族修清真寺而起的大规模流血冲突（17）﹐可见回族第一个会起来反抗达赖喇嘛﹐其它穆斯林民族也一样﹐更不必说汉族了。由于达赖喇嘛的扩张主义野心﹐“大西藏”内非藏人口超过了藏族人口﹐即便中国政府从“大西藏”撤军﹐达赖喇嘛也绝无胜利的希望。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可能派兵越过印度洋与南亚次大陆﹑穿过喜马拉雅山与雅鲁藏布江去帮助达赖喇嘛镇压17个非藏民族的反抗吗﹖如不能﹐那么“大西藏”独立就只能是梦呓而已。
更有甚者﹐1993年10月5日﹐在“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与《西藏论坛》联合召开的汉藏对话会上﹐有藏人扬言要请美国像组织联合国军打伊拉克解放科威特那样组织联合国军打中国解放西藏﹐真是幼稚得可爱。
达赖喇嘛在1987年美国国会演讲“五点和平计划”时﹐还要求“中国人”（上述17个自古以来就居住在那里的非藏民族）全部撤出“大西藏”﹐这同“种族清除”有何区别﹖
那么西藏自治区----“小西藏”----有无可能独立﹖
藏族在西藏自治区人口中占96.4%﹐所以如果西藏自治区独立﹐不会爆发种族战争﹐然而达赖喇嘛立即要面对的难题是如何养活那里的两百多万藏人。
如前所述﹐中国政府每年都要给西藏自治区三十几亿元财政补贴﹐且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递增﹐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以包养十几万藏族职工（官员﹑干部与工人）及其十几万家属。假如西藏独立﹐中国政府当然没有义务再包养他们﹐那时他们就会向达赖喇嘛要饭吃﹑要钱花。达赖喇嘛有钱包养他们吗﹖如没有﹐这些飞扬跋扈﹑不学无术﹑养尊处优﹑游手好闲的寄生虫就会立即失业﹑挨饿。那时他们就会重新上街向达赖喇嘛示威﹐打砸抢烧达赖喇嘛的政府机关。无论达赖喇嘛用来世上天堂去安慰他们﹐或者用来世下地狱去恐吓他们﹐恐怕都无济于事。当然达赖喇嘛有一大法宝----向西方行乞﹐然而苏联与东欧各国“民主化”后﹐也一再向西方行乞﹐西方给了多少﹖
达赖喇嘛还可以让他们回乡种地放羊﹐且不说这些过惯了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的藏族新贵是否还愿意劳动﹐即便愿意﹐也必须把1980年以来分给藏农牧自由经营的土地牲畜收一部分回来重新分配﹐那就会引起藏农牧的坚决反抗。
还有十多万流亡藏人怎么办﹖印度﹑尼泊尔与不丹等国自己人口爆炸﹐那时决不会再收留他们。达赖喇嘛如何安置他们﹖他将面临与养活藏族市民同样的问题﹐甚至更严峻----流亡藏人可是藏独的大功臣哩。
王力雄认为﹐“达赖喇嘛不但不会在西藏复辟旧制度﹐还将在西藏实行远比现在的共产极权制度更有利于人民的民主制度。（18）”如前所述﹐根据《西藏未来政体与宪法特征要旨》（19）﹐达赖喇嘛的“民主制度”就是政教合一﹐那是对民主的讽刺与嘲弄。该《要旨》还说西藏的政治必须遵循佛法的指导﹐多么像中共宪法关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条款。当然﹐那时藏人可以充分享受自由与人权----自由地高喊西藏独立﹐自由地崇拜达赖喇嘛﹐自由地修建无限多的寺庙﹐自由地招收无限多的僧尼﹐自由地打砸抢烧汉回个体户（如果后者赖在西藏不走的话）……自由地做中共现在禁止他们做的一切事情﹔但不能自由地做达赖喇嘛禁止的事﹐诸如崇拜金刚派。还有12%的藏农牧已不信教﹐藏官与藏干不信教的比例恐怕还要高﹐当达赖喇嘛复辟了政教合一的体制后﹐他们的信仰自由（即不信教的自由）还能否得到保障呢﹖焉知达赖喇嘛手下的人不会根据达赖喇嘛制订的宪法迫害他们或强迫他们重新信教﹖王力雄断言达赖喇嘛将在西藏实行民主制度未免言之过早。
而况常识告诉我们﹐除了饿死的自由外﹐世上所有其它自由都要以“有饭吃”为前提。美国前总统罗斯福(Roosevelt)提出的“四大自由”中就有一条“免于匮乏的自由”（其它三条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与“免于恐惧的自由”）﹐达赖喇嘛如何保证藏人享受“免于匮乏的自由”呢﹖
关于西藏独立后的经济制度﹐达赖喇嘛在《西藏未来政体与宪法特征要旨》里只说了三句话﹕“西藏应有独特的经济制度。根据它自己的需要﹐不走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极端。税制以收入为准。”这个既非资本主义亦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究竟是什么东西----比如说﹐是不是农奴制﹖----达赖喇嘛语焉不详﹐我不敢妄加猜测。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他要收税。如前所述﹐西藏的企业只亏不赢﹐全靠中国政府拨款维持。西藏一旦独立﹐这些企业就会马上破产﹐叫达赖喇嘛无税可收。所以达赖喇嘛计划中的收税的主要对象只可能是农牧民。然而中国政府自1980年以来就不收农牧税﹐藏农牧已近20年不用缴税﹐早已把不缴税视为天经地义﹐如今达赖喇嘛要叫他们缴税又谈何容易﹖中国政府自1980年以来﹐不仅不收农牧税﹐而且大量提供无息或低息贷款﹑免费或廉价的生产资料与技术以及廉价生活必需品﹐但由于西藏的自然条件实在太差与农牧民人口爆炸﹐藏农牧的人均纯收入也只及全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一半﹐大多数只是维持温饱而已。西藏独立了﹐中国政府的资助就没有了﹐藏农牧的收入就要大幅度下降﹐许多人就会落到贫困线以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下﹐达赖喇嘛还要向农牧民收税﹐难保农牧民不会起来反抗----不要忘记藏农牧中还有许多与达赖喇嘛同辈的﹑对旧西藏持仇视态度的﹑不信喇嘛教的翻身农奴。达赖喇嘛收不到税﹐用什么钱来养活他的政府与军队﹖没有政府与军队﹐达赖喇嘛又如何收税与镇压反抗﹖
当然﹐最严重的问题仍是藏族职工及其家属----二十几万藏族市民。他们早已被中共的高工资﹑高奖金﹑高津贴与高福利宠坏了﹐把这一切视为天经地义。他们中的年轻人已经像老一代藏人酷嗜喇嘛教一样酷嗜现代物质文明与现代商业娱乐。如果达赖喇嘛没有钱包养藏族市民﹐给予他们同样的收入与福利﹐让他们享受同样的现代物质文明与现代商业娱乐﹐他们就会像鸦片烟鬼断了鸦片一样难受。这时﹐同样由于失去了权力与特权而像断了鸦片的鸦片烟鬼一样难受的原中共藏官就会组织他们起来造反﹐以要求中国政府重新补贴西藏为号召﹐并联合不愿意缴税的农牧民﹐一起反抗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或者名义上拥护达赖喇嘛﹐却把矛头指向其主要追随者﹐先架空达赖喇嘛﹐然后剥夺其实权﹐将其软禁。中共藏官在藏族职工中约占三分之一﹐有四万人左右﹐加上家属有十来万﹐如把由中共津贴的农牧民干部及其家属也算上﹐就有十几万之众。他们分布在西藏城乡各地﹐有现成的组织联系﹐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这可是中共教给他们的看家本领）与广泛的社会影响﹐许多人还受过军事训练。单单他们就完全有能力也有胆量发动内战。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可能派兵越过印度洋与南亚次大陆﹑穿过喜马拉雅山与雅鲁藏布江去帮助达赖喇嘛镇压藏族人民的起义吗﹖如不能﹐那么“小西藏”的独立也只能是梦呓而已。
3﹑戈茨坦的幻想
至少有一个美国人看出了达赖喇嘛的困境﹐那就是戈茨坦。他在1997年出版的新着《雪狮与龙》中指出﹕达赖喇嘛目前的战略是利用他的个人魅力﹐通过持续不断地攻击中国侵犯人权﹐从美国与欧洲得到尽可能多的支持。他与他的追随者越来越依赖这一点。但美国与其它西方国家已经表明﹐他们并不想因为人权问题而疏远中国。于是达赖喇嘛就像一个正在输球的足球队（原文如此----引者）﹐虽然因为其出色的表演而赢得满场喝彩﹐却不能改变失败的结果。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成功只能激怒中国﹐使流亡藏人变得更加顽固不化﹐从而使西藏的局势越来越恶化。毫无疑问﹐达赖喇嘛的这种政策建立在指望中共很快像清朝在1911年﹑苏联在1991年那样崩溃﹐这样西藏就可以得到独立。所以达赖喇嘛目前的政策是一种等待政策﹐等待历史来圆满地解决他的两难处境。为此他企图保持国际上对西藏问题的热度﹐然而时间不在达赖喇嘛一边。
戈茨坦忠告达赖喇嘛﹕作为一个62岁的人﹐他必须考虑如何在其余生更好地维护自己的人民和他们的生活方式。达赖喇嘛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不顾流亡藏人的反对﹐把400万本土藏人的利益放在13万流亡藏人的利益之上﹐向中国作出更大的让步﹔还有一种是组织恐怖活动﹐迫使中国向他让步。如果恐怖活动真的搞起来了﹐中国政府一定会用铁腕镇压﹐那就会使美国陷入两难处境。如果不支持恐怖活动﹐美国政府就会面临来自国内的压力﹔如果支持﹐就会损害中美关系。戈茨坦认为﹐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未能解决西藏问题或软化中国的西藏政策﹐而只是帮助达赖喇嘛在西方越来越走红。美国的这种参与有害无益﹐因为它使藏人相信美国坚决支持达赖喇嘛在西藏实行民主（独立的代名词----引者）﹐并鼓励藏人继续反对（分裂----引者）中国。
戈茨坦回忆了一件事。他在西藏哲蚌寺从事研究时﹐有个喇嘛悄悄问他﹐美国什么时候把中国赶出西藏﹑让达赖喇嘛回来﹖当戈茨坦告诉他﹐中国是个强国﹐美国不可能做任何切实有力的事时﹐那个喇嘛拒绝听下去。他强调说﹕“不﹐不﹐我知道美国比中国更强大﹐美国会帮助我们的。”戈茨坦继续写道﹕可见北京认为美国正在搅乱西藏﹑威胁中国在西藏的战略利益并非毫无根据。而美国这样做﹐只能使中国政府内部主张对西藏实行温和政策的那一派受到强硬派的批评﹐并使西藏局势更加恶化。戈茨坦认为美国的西藏政策是错误的﹐因为它既未能向中国与达赖两方面都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达成妥协﹔又未能预防流亡藏人转向恐怖活动。
戈茨坦随后提出了他自己的解决方案。他认为对西藏来说﹐政治上的自由（独立的代名词----引者）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保存西藏的语言﹑文化﹑宗教与人口的单纯性。在流亡藏人看来﹐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办法当然是独立或高度自治（“斯特拉斯堡方案”或“一国两制”）。但既然这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所以是不现实的。达赖喇嘛必须降低要价以求妥协。虽然这对藏人来说很不公平﹐但双方的力量对比实在太悬殊了﹐如果藏人再不让步﹐达赖喇嘛死后独特的西藏将不复存在。
戈茨坦指出﹐关键是在北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即在不改变共产制度的前提下建立一个纯藏人的西藏。他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其方案如下﹕
中国必须让步﹐让西藏自治区成为纯藏人与纯藏语区。政治上﹐这个“新”自治区将保留现有的社会制度﹐但北京必须逐步让藏人出任所有党政官员﹐包括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十年以后﹐藏官的比例将从目前的60-70%上升到85-90%。
在文化上﹐必须保证藏语文的主导地位。西藏各级政府必须用藏语文作为基本工作语言﹐虽然所有藏族高干必须懂得汉语文﹐在西藏大学里也可以教授汉语文。
在宗教上﹐必须取消对僧侣数量的限制﹐并允许国外的僧侣（指流亡藏僧----引者）给予指导。
在人口上﹐北京必须坚决减少在西藏的非藏人﹐从而降低外省人与藏人之间的经济竞争﹐使藏人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得益者。北京将继续发展西藏经济（给钱----引者）﹐因为藏人希望经济发展（享受现代物质文明与商业娱乐----引者）﹐但发展的速度可以放慢。在藏非藏人的比例应降低到1959年叛乱前的程度。
这样﹐西藏将恢复为藏人的西藏﹐虽然仍在藏族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这将得到绝大多数藏人的支持。如果中国民主化了﹐实行多党制﹐西藏也可以跟上。这样做的前提是使西藏在现代化的同时又完美地保持其语言﹑文化与宗教﹐这将符合双方的利益。最大的障碍来自流亡藏人要求建立“大西藏”。虽然从文化﹑宗教与人种上说﹐安多与康与西藏相似﹐但历史差异与现实政治使“大西藏”根本不可能。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北京在其它藏区进行与自治区平行的改变。五年或十年后﹐双方建立了信任﹑信心与尊重后﹐再讨论合并问题。
北京当然会担心这一方案会威胁中国在西藏的地位﹐只有达赖喇嘛可以让北京放心。达赖喇嘛必须回中国西藏﹐公开接受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承认中国认定的十一世班禅﹐说服藏人不要闹事﹑接受西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关键在于中国领导人与达赖喇嘛必须发展新的互相信任与尊重的关系。根据达赖喇嘛过去的脾气﹐他似乎很难接受这样的方案﹐双方很可能重新转为对抗。美国可以发挥促进者与保证人的作用。美国将向达赖喇嘛保证﹐如果中国在达赖喇嘛回藏后违约﹐美国将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
戈茨坦最后说﹐西藏局势正在迅速恶化﹐达赖喇嘛可以继续袖手旁观﹐希望外力推翻他的敌人。但他最好行动起来﹐或者接受上述方案﹐或者组织恐怖活动。就美国的利益而言﹐应该促使达赖喇嘛接受前者而非后者（20）。
戈茨坦是位文化人类学家﹐所以他最关心的是文化问题。他似乎不明白﹐西藏问题之所以闹得如此凶﹐首先是西方（本世纪上半叶主要是英国﹐下半叶正如戈茨坦自己指出的那样主要是美国）干涉的结果。而西方干涉西藏的目的是分裂中国﹐所以西藏问题首先是个政治问题﹐文化不过是个借口。当年英俄两国之所以干涉西藏﹐并非清朝毁灭西藏文化﹐英俄也从来不曾提出保护西藏文化的问题﹐他们干涉西藏纯粹是为了自己的殖民利益。今日美国打着保护西藏文化的旗号干涉西藏问题﹐是为了搞垮中共﹑分裂中国﹐美国何曾热心保护过印第安﹑爱斯基摩与波里尼西亚文化﹖
戈茨坦的方案没有提到如何处置十几万流亡藏人与“西藏流亡政府”﹐似乎是让他们继续留在国外﹐因为他说要允许流亡藏僧指导国内藏僧。这是行不通的﹐因为他的方案要求达赖喇嘛回西藏。而只要达赖喇嘛一走﹐人口爆炸的印度﹑尼泊尔与不丹马上就会对流亡藏人下逐客令。1994年4月23日﹐达兰萨拉的一名流亡藏人持刀杀死了一名当地的印度青年。当地居民在当地官员的支持下﹐打砸抢烧了一些藏人的商店﹑学校﹑机关与汽车﹐并在达赖喇嘛住宅前示威﹐要求达赖喇嘛与流亡藏人滚蛋。达赖喇嘛曾打算“迁都”﹐被印度政府“劝阻”（21）。类似的事件多次发生﹐究其因是流亡藏人有西方援助﹐生活比当地居民富裕﹔又仗着有西方支持﹐对当地居民横行霸道。由此可见前引达赖喇嘛对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说流亡藏人何等和平﹑富于同情心﹑绝少谋杀案的言论是何等虚伪。
再说达赖喇嘛也不会甘心回藏当光杆司令﹐同与他格格不入的中共藏官合作。他一定要带他的“流亡政府”回藏。然而这一来问题就大了。“西藏流亡政府”1992年就有1300多人员（22）﹐他们都是西藏独立的大功臣﹐又自恃有西方支持﹐客居印度﹑寄人篱下时尚且敢对当地居民耀武扬威﹐如果他们也跟着达赖喇嘛回到西藏﹐怎会甘心情愿地接受中共藏官的统治﹖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印度回到西藏后﹐曾血腥镇压亲汉藏官﹑贵族与喇嘛﹐逼走九世班禅﹐迫害其亲属。现世达赖喇嘛的摄政大扎曾杀害其前任热振活佛﹐血腥镇压亲热振的喇嘛。1934年藏军总司令龙厦甚至被剜眼。由于达赖喇嘛迫害流亡藏人内部的金刚派﹐后者在1997年2月刺杀了达赖喇嘛手下的一名重要僧官﹐还企图刺杀达赖喇嘛本人（23）。无论证诸历史与现实﹐藏人一向有党同伐异﹑相互倾轧﹑自相残杀的传统﹐何况还有前述极为棘手的生活﹑工作安置与权力﹑资源重新分配问题。所以在流亡藏官与中共藏官﹑流亡藏人与本土藏人之间一定会发生尖锐的冲突﹐很可能会爆发内战。
退一步说﹐即便印度﹑尼泊尔与不丹允许流亡藏人及其“流亡政府”在达赖喇嘛回藏后留在那里﹐他们又怎会甘心被达赖喇嘛“拋弃”﹖他们一定会千方百计地破坏戈茨坦设计的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进程﹐就像哈玛斯千方百计地破坏巴勒斯坦的和平进程一样。
戈茨坦说西藏的语言﹑文化与宗教正面临毁灭﹐达赖喇嘛死后独特的西藏将不复存在﹐看从什么角度理解。如果只有让西藏像活化石一样停留在中世纪的政教合一﹑农奴制与近乎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中才算保存了独特的西藏﹐那么的确﹐这样的西藏也像中世纪欧洲一样已经灭亡。戈茨坦自己的《西藏现代史》的结论也指出﹐“喇嘛王国”灭亡的原因就是宗教势力顽固拒绝任何现代化的改革。可见戈茨坦自己也认为中世纪西藏是必然要灭亡的﹐然而他又千方百计地要恢复中世纪西藏﹐岂不自相矛盾﹖
戈茨坦在《西藏现代史》里指出﹐西藏有喇嘛越多越好的传统﹐西藏曾有四分之一的男子出家为僧﹐消耗了社会的大部分财源﹐这也是导致“喇嘛王国”灭亡的原因之一。可是他的方案却要求取消对僧侣数量的限制﹐不又自相矛盾吗﹖
戈茨坦通晓藏语文﹐曾用英文编过藏语文教科书﹐想必也知道藏文没有科技词汇与现代社会科学（经济学﹑法学等）词汇。然而他一方面要求发展西藏经济﹑使之现代化----这就意味着必须在西藏使用有科技词汇与现代社会科学词汇的非藏语文（诸如汉语文﹑英语文等）﹐否则如何发展西藏经济﹑使之现代化﹖----另一方面又要求把西藏变成“纯藏语区”﹐不又自相矛盾吗﹖
同样﹐由于藏族专业与管理人员的教育程度与业务水平远不足以担负起发展西藏经济的重任（参见本书第十章的西藏专业与管理人员文化程度统计表）﹐要发展西藏经济﹑使之现代化就必须保留大量汉族专业与管理人员﹐或从国外聘请大量专业与管理人员﹐但戈茨坦又主张把西藏变成“纯藏人区”﹐不又自相矛盾吗﹖
戈茨坦的矛盾反映了文化人类学的矛盾﹐本书在导论里已作过论述。文化人类学家总是希望他们的研究对象越古老越原始越纯朴越好﹐并且像活化石一样永远不变﹐这与某些腻烦了现代文明的西方游客希望他们的鉴赏对象永远古老原始纯朴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惜人类的本性是贪图物质与感官享受的﹐任何古老原始纯朴的民族都挡不住现代文明的诱惑﹐而且一经尝试便如醉如痴难以自拔﹐本书第十章引用的《天葬》关于藏农为了看电视而与驻军打架的故事就是明证。人们同时又怀恋从小习惯的旧风俗旧习惯旧观念旧文化﹐既喜新厌旧﹐又喜旧厌新。即便在汉族内部﹐自改革开放以来﹐不也有既要享受现代物质文明﹐又摇头感叹“人心不古”的矛盾现象吗﹖他们认识不到﹐现代物质文明必然要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与语言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早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当西方学者论述欧洲的文化变迁时﹐从来不曾把中世纪文化被现代文化取代叫做“毁灭欧洲文化”﹐而是称之为“发展与进步”。中国汉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确乎有一批国粹派痛心疾首于“国粹沦亡”﹐还有掌权者一再下令“尊孔读经”﹐如今这一切已成笑谈。为什幺西藏文化就无权发展与进步﹐一发展就是“毁灭西藏文化”﹑“侵犯西藏人权”﹖
在西藏问题上﹐上述人性本身的矛盾（既贪图现代物质享受又怀恋传统文化风俗）又与另外两个矛盾纠缠在一起。一是藏人出于人类本性向往现代化生活与西藏的自然资源不可能提供现代化的矛盾。这就意味着要让藏人享受现代化生活﹐必然要有外力介入﹐要有外人大量进入西藏﹐提供金钱﹑物质﹑技术与管理。本来现代化就必然要改变传统文化﹐外族与外族文化送来的现代化﹐自然更要改变西藏的传统文化。汉族传统文化----还有日本﹑韩国及亚洲其它各国的传统文化----不也是被西方人与西方文化改变得面目全非了吗﹖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人----不论是亚洲人自己还是西方人权卫士----指责西方改变亚洲各国的传统文化是毁灭亚洲文化﹑侵犯亚洲人权。如果没有西方与冷战的介入﹐那么藏人也会像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与夏威夷的波里尼西亚人平静地接受美国人送去的现代化那样平静地接受汉人送去的现代化。不幸的是﹐西藏的现代化遇到了西方发动的新冷战的旋风----这是由黄种人的中国要发展而白种人的西方害怕中国发展的矛盾引起的----于是在国际舞台上掀起了滔天巨浪。
如前所述﹐西方人权卫士在西藏的现代化问题上为中国政府设置了怪圈22的陷阱。如果中国政府不派人送现代化去﹐他们就指责它让西藏如此贫穷落后﹐是种族歧视﹔如果中国政府派人送现代化去﹐他们就指责它向西藏大量移民﹑用汉人淹没藏人﹔当藏人享受到汉人送去的现代化﹑文化风俗发生变化时﹐他们又指责中国政府改变西藏传统生活方式﹑毁灭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与宗教。这的确是一个战无不胜的武器。西方人权卫士为什幺不指责西方改变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其它亚洲国家的传统生活方式﹑毁灭亚洲各国的独特文化﹖为什幺不指责美国在阿拉斯加与夏威夷的现代化和英国在苏格兰﹑威尔士与北爱尔兰的现代化改变了当地土著的传统生活方式﹑毁灭了他们的独特文化﹖
曾去西藏考察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莎拉给马丽华的信说﹕“干预和帮助之间的区别在于对方是否在寻求。在西藏人寻求帮助以达到进步时﹐也只是在此时﹐如果你想要并能够帮助﹐你的帮助才会被理解为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受到欢迎。然后你才能成为帮助者﹐成为身穿铮亮盔甲的骑士﹐成为救星。而如果他们没有接受能力﹐所谓的帮助者就会成为反派人物﹐成为压迫者﹐你希望给予的所有帮助﹐你所有的良好动机﹐都会浪费在敌意的环境中。因此帮助必须是他们所寻求的﹐希望的﹐已经提出来的。（24）”
假如藏人从来没有看见过﹑听说过电灯﹑电话﹑电影﹑电视﹑自行车﹑摩托车﹑汽车﹑飞机﹑自来水﹑煤气灶﹑西式医院﹑现代学校﹑西装﹑牛仔裤﹑耐克鞋﹑啤酒﹑可口可乐﹑迪斯科﹑摇滚乐﹑卡拉OK……他们当然不会产生要求汉人帮助他们享受这些东西的念头。然而那时西方人权卫士就会出来帮藏人打抱不平﹐他们会指责中国政府说﹕藏人没有电灯﹑电话﹑电影﹑电视﹑汽车﹑飞机﹑自来水﹑煤气灶﹑西式医院﹑现代学校……其生活水平远远低于中国平均水平﹐这是种族歧视﹗于是中国政府只好派汉人送去。藏人倒是欣然接受﹑欢喜若狂﹐只厌其少﹑不厌其多﹐莎拉却说中国政府是“反派人物”﹑“压迫者”﹐因为它在藏人没有“寻求帮助”时帮助了他们﹐多么高明的逻辑啊。
在西方不遗余力的煽动下﹐藏人也学会了怪圈22。陈若曦去西藏时问过许多藏人“西藏最需要什么﹖”“不约而同的答案都是‘现代化’。若再追问下去﹐有的说‘同时要保持藏族文化’（即只用藏语文不用汉语文﹑只学佛经不学科技﹑寺庙与喇嘛越多越好﹑恢复政教合一的达赖喇嘛体制等等----引者）﹐有的说‘也要高度自治’（即不要汉人在西藏----引者）。（25）”与戈茨坦的“现代化的纯藏人藏语区”的乌托邦方案非常相似﹐这就叫做“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至于拉萨的某些藏族青年﹐一方面用中国政府给他们的钱大穿其西装﹑牛仔裤与耐克鞋﹐大喝其啤酒﹑咖啡与可口可乐﹐天天去夜总会在摇滚乐伴奏下大跳其迪斯科﹑大看其西方黄色录像﹑对着卡拉OK机大唱其港台流行曲﹐另一方面却学着西方人权卫士的腔调严厉谴责中国政府毁灭西藏文化﹑侵犯西藏人权----其目的只是为了逼迫中国政府给他们更多的钱去狂歌劲舞﹑纵情声色﹐让他们更加起劲地“改变西藏传统生活方式”﹑“毁灭西藏文化”﹑“侵犯西藏人权”----更是虚伪得令人作呕﹐这就叫做“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天葬》指出﹕“西藏却由于‘天’的因素﹐决定了其内部不具备现代化的条件和可能﹐它的现代化只能是外力加于西藏﹑并且由外力维持的。这被外力施加给西藏的现代化﹐与西藏社会的本质并不兼容﹐因此它就不可能完成把西藏传统社会也拉进现代化的任务。西藏社会的二元化状态将长久地存在﹐呈现为文明的一种分裂状态。”“具有本质意义的现代化﹐是通过中共对西藏的占领而强行‘崁入’西藏社会的。我用‘崁入’这个词汇﹐是强调那种现代化并非出于西藏社会自身的需要﹐也没有同西藏的传统社会相融合﹐而是从外部进入并且自成一体的。”“因为西藏的现代化只能是外来的﹐并且是西藏自身所不能供养的﹐因此无论这种现代化在今日西藏凸起到如何显眼的程度﹐我也只将其视为生长在西藏肌体上的肿瘤----它给西藏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病。”（26）
上引王力雄的第一段话是颠扑不灭的真理﹐本书开头论证过了。但他说现代化并非出于西藏社会自身的需要﹐这话与陈若曦发现的藏人的头号需求是“现代化”相矛盾﹐更与拉萨藏族青年如醉如痴地追求现代物质文明与现代商业娱乐的事实相矛盾﹐颇有“饱人不知饿人饥”的味道﹐本书导论已作过论述。王力雄还忽略了另一种“强行崁入”的外力----西方人权卫士。中共何尝心甘情愿掏出大把钞票来供养西藏的现代化﹖他们是害怕西方人权卫士的攻击与压力﹐不得不掏钱呀。当然﹐他们掏钱后﹐西方人权卫士就换一种罪名﹐更加起劲地攻击他们﹐这就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