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府兵制的感想 -- johny

罗马还小的时候出去打仗不过几个月，半兵半农没问题。后来动不动一年半载的农民当然受不了。不过当时的中国应该还是地多人少吧，既然府兵主要的问题在于经济，为什么不能把给兵户分配的土地扩大呢？也等于国家资助殖民了

藩镇割据时候叛乱或者不听中央的节度使太多了，只是规模没有小安子那么大，比如中学语文课本里被李愬捉了的吴元济。搞到后来唐朝中央政府只好采取拉一批打一批的办法，结果也基本上是按了葫芦起了瓢。节度使时期唐军战绩比不上府兵时期是明摆着的，东北也只是守土，失去了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整个西域都丢掉了，对吐蕃除了韦皋在剑南的经营也是败多胜少，甚至被人打进长安。明皇废止府兵是不得已，而不是主动为之，原因就是老兄所说土地兼并导致府兵存在的基础被破坏。节度使制度引起的地方割据是唐朝衰落灭亡的重要原因。

宋，明两朝武功均远不如唐，宋又不如明。明太祖把开国功臣几乎杀得精光，却是戍边的儿子造了反，恰恰说明了割据的问题。

有两个原因：

1 唐玄宗时期的兵将能和唐太宗手下那批猛人比吗？

2 唐玄宗时期的吐蕃，东北的契丹和奚的总体力量比唐太宗时期的突厥还是要强。唐朝军事力量不得不两线作战，穷于应付。很多时候都必须打一个，拉一个。

做到这点就不容易了，看看武后时期对东北用兵可是屡战屡败。

朝鲜半岛是高宗时期平定的，但新罗逐步蚕食原百济和高句丽的领土也是在高宗时期进行的。没李隆基什么事情。所谓鞭长莫及，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情。

这是安史之乱的结果（猛将精兵勤王事），并不能说明节度使制度坏到哪里去。只要节度使制度稍微平衡一下，不要出现一人领数个节度使的局面，安史之乱的情况就不易发生。

对吐蕃的仗本来就很难打，吐蕃占有地利，对唐是居高临下，类似契丹占有燕云十六州后的形势。唐太宗时期没这种事情是因为那时吐蕃尚未崛起，且当时用和亲的办法把松赞干布笼络住了。

所谓知易行难，看看宋、明两朝的皇帝。外寇迫在眉睫，这边的赵构和崇祯还是我行我素，想杀谁杀谁。

这正是宋、明两朝在外敌入侵的时候尚不能放权于武将，权臣和皇帝在后方掣肘的结果。

首先，这说明不了明代存在的主要军事问题。你说的这是明初的事情，明末的边患和这个没关系，而恰恰是不能对武将放手导致的。如果有军事主官负责征讨，而不是启用杨镐这样的废物，就不会有萨尔浒之败。没有王化贞的掣肘，不会有广宁师溃，熊廷弼也不致传首九边，不是崇祯不信任袁崇焕，星夜赴援，血战皇城根的袁崇焕也不致被凌迟。

其次，朱棣的问题，恰恰是安禄山的翻版，朱元璋大杀功臣，导致北方边防不得不依靠燕王。有点类似安史之乱前期边防军区失去平衡的局面。但比安史之乱之前的局面还是要好不少的。翻翻史书就知道，朱元璋的军户和卫所制度使得朱棣在开始的阶段为了取得统帅权和指挥权的合二为一，费尽心思，要不是建文所托非人，“靖难”差点就被扑杀在萌芽状态。所以说朱元璋部分吸取了安禄山的教训，做了一些制度上的平衡。可是到最后，任何制度都要在人实行。所托非人，如之奈何？

建文帝的另一个错误恰恰和唐明皇相反，唐明皇是过度信任，建文却是操之过急。所谓失之两端。

外链出处“府兵制”的历史

节度使的权力过于集中。比如对部将，在府兵制＋行军制的时候，主将无生杀权，是要回朝弹劾才能治罪的，而节度使就可以生杀由己（早在安史乱前就可以），这样很快就会把军队变成私军。还比如对下辖州刺史的任免大权，那么他的辖区也很快变成独立王国。看高仙芝传知道，触怒节度使是有生命危险的。

这样隐伏的危险相当大，安史乱前朝廷对节度使的唯一制约在于回朝轮换，但是李林甫又将节度使“固定化”，问题就浮现了，并不是说唐玄宗宠信安禄山才出的问题，而是当时几个大镇都可能出乱子，就看谁在哪里出乱子。

是有这样的缺点。

但是，

1 确实可能出乱子，可如果不是象安禄山那样一人集三个大军区司令，还是容易制服的。这样节度使闹叛乱的成本就增高了(以晚唐中央政府之孱弱，宪宗还收拾了镇海、淮西节度使）。

2 节度使制度本身固然是有缺点的，承平时期不宜使用，北宋的禁军制等强干弱枝的军制，或是文人领军的政策都更易于维持平衡。也应该成为和平时期的主流军制。但是边疆有警的时候，还是节度使制度更容易见效。这个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经权之辨（守经还是从权）。

南宋的赵构不是不明白这点，他倒是个聪明人，但私心太重，总担心父亲和哥哥回来，情愿偏安江左也不愿意放手让大将去收复失地，反而打压军事将领，摧残民心士气。钱穆先生说得好，民心士气不是说有就能有的，所以由于绍兴年间对功勋武将的杀戮和打压，南宋终至事无可为。

晚明的局面，按说袁崇焕的地位已经类似节度使，辽东之局也开始看见胜利的希望。可崇祯太急躁，太刚愎自用，兼之疑心生暗鬼，皇太极入寇北京终于使得他对袁崇焕的怀疑和不满大爆发，自毁长城。

一叹。

宪宗朝的短期振作反而是异常。宪宗开始节衣缩食，攒了好几年钱才积累下压服淮西一镇的本钱，在打了好长时间之后，宰相裴度亲自挂帅再加名将李朔搞奇袭，才算了结，否则淮西怎么个了局还真不好说，因为正面战线并无突破。

这种条件不是谁都是可以碰上的，这种决心也不是谁都可以下的。穆宗时藩镇之所以又开始跋扈，固然与穆宗本人的懈怠有关，也部分是因为元和之政难以持续。

为什么晚唐藩镇像癌细胞一样，从河北一直扩散到全国？这不是安史之乱一个原因可以解释。对朝廷而言，节度使只要不僭越称帝（称王也是可以被默认地）让朝廷没脸，定时供奉钱粮，边境无事，尤其是打点好宦官，那么总会有倡议姑息的舆论。反之，如果朝廷下决心征讨一个不听话的节度使，就会面临如下危险：周边节度使不配合；打败仗了朝廷就威信大失；钱粮、兵员难继。

比如，就宪宗镇压淮西来说，前提是姑息了河北，方能有用兵的余地。

而对于节度使来说，他没有啥担心的。朝廷姑息他就可以跋扈；形势不好只要上个表谦恭一下就行；哪怕用武力先挣扎一下，输了再上表入朝，没准还可以混个高品散官；只有抵抗到底或者称帝才可能死。

所以，这种博弈中节度使抗命其实没啥成本，威胁最大的不是朝廷，而是他自己手下的牙兵部将。这种局面最后会演变成什么结果？俺个人觉得，最后会变成类似春秋时的诸侯局面。

诚如你所言，“经权之辨”确实是唐宋备边的大难题，而宋就是矫枉过正，尤其是南宋分散诸大将兵权是自弱之举。（俺认为，散大将兵权分置偏裨是杀岳飞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可能比战和之争还重要）但是节度使并非是个好答案。

为什么一定要大一统呢？

回过头看一看，维持一个类似春秋战国的局面不是挺好？

吴思的观点：

其实，所谓“经权之辨”，更多的是何者为“经”何者为“权”。

比如，中唐以后以备边为“经”，那么中央就是“权”。

宋是以维护中央权威为“经”，备边就成了“权”。北宋河北边防外围由一系列兵力不强的关镇所组成，纵深才有重兵集团，这是纯防御态势，在官员的职权配备上，以都部署等一系列临时性的“差遣”官来分解军政权力（宋官制够罗唆的），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边防军的后勤要靠中央解决，避免了唐代节度使军权、财权、人事权一把抓。只有在宣抚使这个级别上，才大致接近于唐代节度使的职权，但也不能控制后勤供应，宣抚使一般由文官充任，不能掌握部下的武将。

南宋初期有一大变，就是由于战争的需要，南渡诸大将兵权和人事权高度集中，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和吴氏兄弟均曾出任宣抚使，掌握一个大军区，部将自己任命，以至于有“某家军”之称，尤其是岳飞的京湖路辖区大、兵力强，引起了朝廷强烈猜忌，朝廷控制的唯一办法就是从后勤上制约，但这很容易引起整支部队的崩溃和防线坏乱，比如岳飞北伐抗命撤回时兵大溃，后来小吴就吸取教训，从陕西撤回川时抛弃了数万部下。

岳飞被杀后，南宋朝廷分解诸大将所辖兵力，让偏裨独立成军，比如川陕的吴玠军就被分割成吴磷、田晟、杨政三部，上面以文官宣抚使制之，再也难以出现5万兵力以上的将领。

朝廷是安心了，但此后面对金军，无论攻防都再难有作为。

唏嘘，感叹中。

宁为唐朝（即使是晚唐）犬，不为宋朝人。

杀大将，杀宰相，为了让侵略者满意，维持小朝廷的苟安糜烂，这就是某些宋粉眼中的“文明”！

不过话说回来，晚唐也没啥好。如果不幸碰上秦宗权孙儒之流，是会被吃掉的。。。

坏的就是从此复中原无望，好的则是防止军阀操纵中央，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稳定，后来南明就是没有做好这一点结果在清军南下的时候打起了内战。至于后来灭于元朝跟政府内部的决策层无能有关，前后出了一堆弄权高手，不能够简单的全部归结到军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