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知青岁月 一. 我的农家生活 -- 润树
四川方言很多我都只知道怎么说，不知道该怎么写。如果是耽搁，那就是官话而非方言了。不过意思稍有不同，我们所谓“担过”，是未出工，而耽搁意指延误。
耽搁 here meant an interruption of (or taking some time away from) a normal work schedule/flow.
I am from Sichuan too, downstream from you and senior to you in being a 知青. I enjoyed your post quite bit. It brought some memories back.
Thanks.
我到工厂做学徒一个月18块，还比不上你下乡收入多。开支更不同了，我吃食堂，你有自留地。
我去的洪秀全故乡唵啊吽:【原创】《人生如梦》（8）牙烟界，十个工分才八分钱。
我去的黄布沙唵啊吽:【人生如梦】黄布沙（2），十个工分一角至两元不等，视砍资本主义尾巴的力度而定。
国家对下乡知青的管理，有一个比较健全的系统，区以上的单位，设有知青办公室，公社和大队也有专门负责知青工作的干部。公社每个月都要将全体知青召去开一天会，因为可以记工分，缺席的几乎没有。会议本身很乏味，基本上都是听公社的干部讲话，但知青们籍此联络友情，却也是一个月中难得的好时光。
我那时结识的好多朋友，后来都在成都定居。两年前，我在确定好回国探亲的日期后，通知了吴兄，希望与在成都的朋友们聚一聚。到了南京，看到吴兄电子邮件说他已经发出通知召开社员大会，不但成都，外地也有朋友来，顿时让我心花怒放。虽然这已是我出国后的第三次了，仍有些急不可待。聚会是在市郊的一个农家乐举行的，共有近二十人，吃了两顿农家饭，还有拍照，叙旧，唱歌，跳舞，好好乐了一天。回美国后，写了一篇《社员大会后记》，专门记述我和这些朋友过去交往的经历，但一直没有完稿。这里就把它整理出来，作为本篇的主要内容。希望我在成都的朋友们都能看到。
首先要讲因出差未能参加的杨兄，我过去两次都见过他，此次只通了电话。他和我同在一个大队，彼此住处仅一里之隔，因此也最早相识。他的家在江津，但中学时在内蒙包头生活了几年，见过一点世面。我们同一届高中毕业，算得是一见如故，十分相得。我们一同参加大队宣传队（他拉二胡），一同外出赶场，看电影，来往频繁。77年高考后，大家都不知道能否考上，我们几个要好的朋友就组织了一个名头不小的“明心学术研究会”，其实就是大家定期聚会，好吃好喝之余，装模作样复习高考课本，准备来年再战。谁知当年他和我都被录取了。杨兄是个心细的人，一直保留着我们研究会的章程原稿，94年聚会时还拿出来给大家复习了一遍。上大学期间，我们的通信联系从未中断，且暑假几度在成都相会。大学临毕业时，我还曾想在他和一个同是明心的知青，77年考上川外的妹妹之间牵红线，可惜未成。杨兄家庭中搞科学的甚多，他的伯父就是甘科所的科学家。他本人亦一表人材，博学多识，待人宽厚至诚，在我们一班朋友中有杨公子之雅称。
郭兄也是认识早而且走得很近的朋友。他的多才多艺是公认的，写得好字，画得好画，在公社宣传队也是一把好手。他和另外两个朋友同时给我画过肖像画，也坐在山上我的自留地田埂上画过我们的村庄，我们还一同参加了县里的优秀知青大会。我曾有幸辅助他在公社办墙报，拿了不少杷杷（便宜）工分。他在九大队，我们互访频繁，但以我去他那里居多。由此我又结识了他的邻居李兄，成为好朋友。他俩在银山镇上高中时曾师从一个从四川美院毕业的老师学画。李兄喜玩，很少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但在公社有上层关系。77年9月，他说动社长由公社出资，差他去重庆买颜料画毛主席像，并指我与他同行。此事我一直未向郭兄说明，心里觉得有负于他，因为本应由他参与其事。他77年考上了西师物理系，我们在大学期间通过信，但未谋面。直到94年的首次聚会，才在成都见到他。此时，他已是一个成功的商人。看来人有才气，也是什么都挡不住的。01年再次聚会，感觉他又上了一个台阶。这次见面，他建议我在成都购置房产，我说，以咱们之间的交情，你有了，我还用买吗? 呵呵，呵呵。
吴兄的知青资格比较老一些，初中毕业就下来了，比我早好几年。现在每次聚会他都是召集人，也就在情理之中。我和他是在公社宣传队里熟起来的，此后就常找机会聚在一起。他善交际，又处交通便利之地，附近有不少男女知青，隔三差五就聚一班人马。据他说，自己那张单人床曾创下四条汉子同榻而卧的历史纪录，惜我未能躬逢其盛。吴兄在宣传队既能演，又能拉（二胡），还写脚本，那个群口词就是他的杰作。他在78年以初中生之资考取四川医学院，刻苦努力和智商高就不用说了，情商也是一等一。他同队的蜀蓉妹妹，先他离开农村上了西师外语系，但最后还是被吴兄追得美人归，同在成都安家立业。他们的女儿更是了得，高中二年级就考得TOEFL，GRE高分，获奖学金来美留学，今年毕业后被花旗集团录用，跻身于纽约金融中心。
接下来要说宣传队的几个女知青。惠芳是我很早就仰慕的舞台偶像，刚下乡不久在公社看宣传队的演出时就把她记住了。她是成都人，论资历，比我们都深，可她娇小的身材，可爱的笑容和甜蜜的话语，让大家都把她当小妹妹看待。建萍是76年一同去县里开知青代表大会认识的，没想到后来和她一起成为群口词的领诵人。这次见面，我提起此事，她竟说“是吗”，好像我有冒充之嫌，算她贵人多忘事吧。上大学期间，与蜀蓉，惠芳，建萍有过数次聚会，皆因我和苏川或回家或返校路经成都。当然每次都少不了吴兄，有一次还有刘兄（他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我和他二十几年没见了，但我心里有他，他心里也一定有我）。94年我第一次返国，与她们在成都相见，一眼看出惠芳和建萍的发型分别是那时流行的中国小姐式和日本古典式，说出来，得到她们首肯，不无得意。那一次，我们唱了很多卡拉OK，都是过去的老歌。这次社员大会后，我去蜀蓉和吴兄家过夜，把惠芳和建萍也拉上，大家话至深夜。第二天早上，我要去访一大学同学，三个妹妹在楼下的十字路口各守一方替我拦车，令我感动。坐在出租车上，想起2002那次相聚后，也是她们三位给我送别，更加感慨。套句老话，有朋友如斯，夫复何求。
晓彬是宣传队出色的女中音，而且最终修成正果，上了四川音乐学院。79年暑假我回家经过成都，特意去她学校看过她，有点朝拜的意思。她毕业后分到内江工作，我几次从美国回来，大家在成都聚会，她都与丈夫孙兄专程赶来参加，说巧不巧，孙兄与她也是同队知青。社员大会散了后，晓彬夫妇邀请大家去他们在成都的家小坐。看见他们购置的新房装饰典雅，心中盘算，今后打尖的住处不是又多了一个吗？
时隔多年，这是第一次在成都见到张氏兄妹。回忆起一次公社宣传队下大队演出时，在学校打篮球，得知张妹妹高中时是资中一中的校队队长，75年参加了地区八县一市的篮球比赛，在决赛中与资阳中学争冠。而我恰是那场球的裁判，说起来她也似信非信。不过几年后一次偶然相遇，却得到证实。那是我大学暑假回家，一天晚上去梅家山散布，看见她在那里练球，场上还有我阔别多年的中学同桌同学，也是打篮球的好手小康，他们此时都是内江师专的校队队员。张妹妹还是区宣队出色的女高音。在县里会演时，她的一曲《绣金匾》，在悼念总理逝世一周年的高潮中，以丰沛的感情唱来，催人潸然泪下。张兄与我们不在一个公社，但曾以区宣队顶梁柱的身份来指导过我们公社宣传队的演出。他的白马王子形象和高超演技，那时不知倾倒了多少女孩子的心。区宣队有个女队员，重庆知青，是一班男知青的梦中人，风传与张兄要好。这次相聚，我半开玩笑地向张兄求证，他予以否认，我们听了也半信不信。
同在公社宣传队的还有黄兄，专程从资中赶来，这已是第二次了。他的个子不高，却有个身材魁梧的哥哥，当时是解放军报的记者，颇有名气。有一次他哥哥回乡，吴兄等见了，与之谈话后，佩服得五体投地。黄兄77年初也当了兵，去了云南，79年参加了对越作战。我那一年也报了名，第一轮公社体检通过后，第二轮到区上检查。有一道程序是一组人在一个房间里，个个脱得精光，被几个男女医生目测检查，颇为尴尬。另一项是量血压。此前我已听说有些人因为心情紧张导致血压升高，没有通过；而那些检测者中有个年轻漂亮的女医生，是内江人，比较通融一些。我恰好轮到由她测量，果不其然，由于心情紧张，测出的高压是138，超过135的标准。我小声对她说，你可以笔下生花呀，咱们都是内江人。她笑了笑，没改数字，但是允许我休息一会儿，再测一次。老天保佑，第二次通过了。如此一来，我体检全部过关，成为人民解放军之一员的机会来了。那时参军入伍是至高的荣誉，对于我们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更是高不可及。我赶快回家通知父母，希望他们来打通关系。父亲连夜赶来，将此事告诉了区上主管知青的远房叔伯兄弟。然后他们联系上了公社的武装部长，得到的回答是没有问题。然而，我们还是没有自信，不敢相信这样的梦想可以成真。我们的担忧是，按规定，我的成分虽然是革命干部，但政审时，家庭的地主成分和复杂的社会关系肯定会暴露无遗，能通过的机会恐怕不大。为了避免此种情形，我们最后还是决定主动放弃进入政审这一关，因此我也就没能与黄兄成为战友。李白说天生我才必有用，那么说笑话娱乐大家也许就是黄兄天生的才能。有他在，就一定有笑声，特别是妹妹们的笑声。不过，当过军人的黄兄，在资中的糖业烟酒部门也是一把管理能手，他这方面的才能，要待我们今后有机会去实地考察一番才能证实了。
苏川是高中76届的，比我们这些人下乡都晚，但我和他在六十年代就认识了，盖我们的父亲是老同事，彼此关系不错。我们儿时就在一起玩弹子，拍烟盒，看图书，打气枪。下乡后，他和我不在一个大队，也没参加宣传队，来往就不多。然而，我们后来在上海上大学，却有过几年的密切交往。我们两校之间，乘50路公共汽车，只二十几分钟的路程。每到周末，上海本地学生都回家，我们呢，不是他来，就是我往，互相消蚀在异乡的孤独。那份曾有的亲密，是再难有的了。如今他已是一方老总，我仿佛倒觉得陌生了。
捍卫兄是金紫公社的，与我相识于区宣队，也是一见如故，互有往访。他后来去了峨嵋山下的西南交大，并留校任教，我们保持了一段时间书信来往。捍卫兄是有心人，这次社员大会后，第二天特意借了车，计划带我参观他们在成都的校园，然后观看成都的新市容。可惜我到他那儿时间已晚，只大致看了校园。近年来成都城市发展速度惊人，可惜我总是来去匆匆，未得细品其貌。这次又有负捍卫兄好意，只能留待下次了。
我的一位堂姊，这次是多年后首次相见。她也是知青，父亲就在区上主管知青工作，虽然没给过我们什么特殊的照顾，但如果不恢复高考，她和我要被推荐上大学，肯定需靠他。叔父本是中学教师，写得一手好字，人也十分和气，颇得人缘和各方好评。77年我买了两幅宣纸，请他写点人生箴言之类的话。他写了当时流行的叶剑英的两首诗，其中一幅给了喜字的郭兄。我考上大学后，家里尚有百十来斤玉米，他带着我到区粮站折算换成了全国粮票，算得最后给我的一点特别关照。
还有几位新老朋友，不一一提及了，盼下次再见。
这一年，在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
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举国哀悼。对总理，普通百姓都把他看作毛主席最好的辅佐者，对他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满怀敬意。文化大革命中，我看过不少中央首长接见各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会议记录翻印稿，大概由于年龄小，也因为不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丝毫看不出也从未听说过这些首长们之间有不同的立场观点，更别说相互斗争。印象中，这些首长以总理，伯达和江青讲话较多，而总理总是处于领导地位。换言之，只要这些首长未被打倒，其权威和正确性都是不容置疑的，更别说总理。对中央内部在围绕总理逝世时曾发生过的斗争，我全无知晓。对总理的悼念活动在他逝世周年之际进入另一个高潮。人们写了大量的文章和诗歌。柯岩的长诗《周总理您在哪里》最为感人，我曾试图把它背下来。
不久发生了四五天安门事件，我们只能从媒体的报道获得消息。虽然读到那篇有“一个剃着小平头的家伙”描写的报道，饶有兴味；看到那首“欲悲闹鬼叫”的诗，也是反复吟诵，但不知道它们的背景，从未有过离经叛道的解读。此后的批邓，对农村似乎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七月，朱德委员长逝世，广播里播放了哀乐，但人们的思想和感情，生活和工作，都没受到太大影响，也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普通民众对他的悼念，后来在普遍演唱的《绣金匾》中得到更多的体现。
然后是唐山大地震，城市房屋被夷为平地，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波及很大的区域。那段时间，四川也受到影响。有天晚上，我睡在床上感觉到了震动，马上唤醒来给我帮忙的四弟，跑到屋外。
然而此时，人们全无什么天人感应的不祥之兆。直到九月九日毛主席的逝世，大家才想起，当代中国三个伟大的人物在同一年去世，太异常了。而且人们注意到，这一天是中秋，却没有月亮。
那一天，我们公社宣传队仍在学校排练节目。中午时分，听通知说下午三点有重要广播，请大家注意收听。开始也没太在意，这样的消息过去也出现过。然而，到时我们听到的竟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告全国人民书，通告毛泽东主席的逝世。那一刻，我们都深感惊讶，因为此前从未有过毛主席健康状况的消息，从未想到他会如此突然去世。但大家很镇定，没有人表现出过度的悲痛状，就像总理和朱总司令去世时一样。由于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宣传队不能继续排练了，我们几个内江的知青，当晚都乘火车回了家。
第二天，我看了《参考消息》的一些外电报道，其中有些描写北京人对毛主席逝世的悲痛反应。记得一则消息说，一个男子在屋外捶着墙失声痛哭。我相信，那是真的，毕竟北京人离毛主席近，很多人还亲眼见过他，把他当作中国的庇佑者，如今突然失去了他，一下子感情迸发，难以自己，是正常的人类现象。当然，在后来的悼念活动中，哭泣流泪的人就更多人了。从狭隘的观点看，我们的家庭不是共产党革命的受益者，但父母从学校毕业后就为新中国工作，也接受了革命的理论和结果，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是崇敬的。我此时对毛主席的认识，主要建立在六十年代读过的《韶山日出东方红》这本书，里面有斯诺先生根据三十年代在延安对毛主席的采访而写的传记。我的想法是，一个纯朴的农家子弟，品格优良，才华横溢，青少年时即满怀大志，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己任，努力奋斗，这样的人，必是一个高尚的人，是个值得信赖的人。虽然我此后对他和他的思想体系的认识建立在更深的理论基础和对中国与世界事务的观察上，但这个朴素的信念从未改变。
九月十日下午，我和大哥二哥三人一起从棉纺厂出发，半路去接父亲从城里下班归来，有一种处在非常时期的感觉。路上，我们达成一致的意见是，今后中国不管发生什么变化，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是不可能改变的。在文革最激烈的时期，我从未有过对毛主席狂热崇拜的表现，但内心热爱他，崇敬他，信任他。但是，我要如实地说，在那段时间里，我没有哭过，也不曾掉眼泪。反而是现在，每看到反映革命时期的红色经典文艺作品和读到有关毛主席的文章时，就忍不住掉泪。
那几天，棉纺厂各车间部门都在忙着制作花圈，比赛谁做得大做得好，为九月十八日下午三点在全国各地召开的追悼会做准备。过了两天我返回生产队，见大队也在学校设了灵堂供社员们悼念。我参加了守灵，亲见许多农民，特别是妇女，在毛主席像前痛哭的情形。我相信，她们对毛主席的感情是真诚的。十八日，回到内江，参加了梅家山广场的大型集会，听高音喇叭里华国锋在天安门广场追悼会上致悼词。
今天，我们能听到很多关于在全国停止娱乐活动那段时间的奇闻异事，但我只听说区里有个知青，因在公共场所说，这下好了，老子再也不用下乡了，而被众人扭送派出所。
十月初，宣传队恢复排练，我们回公社集中。有一天，早上醒来，听说四人帮被打倒了，惊讶不已。很快，街上的大幅标语也贴出来了。现在人们提起此事，都说那时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我想在北京等一些大城市，由于有过“四五”天安门事件，许多人知道一些内情，对这四人中的某些人有怨恨，因而看见他们被打倒，而发自内心的欢欣是完全可能的。但对于中国广大的人民，特别是小地方的人，应该只是出于对共产党的信任而拥护中央的决定，因为他们对这四人实在知之甚少，难说有什么仇恨。拿我自己来说，在此之前，完全是以正面的形象来看待这四个人的。尤其是江青，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重大影响的同时，还带着一些女性和主席夫人的神秘色彩。然而，中国广大的人民十年来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事情，那就是，一个人今天还高高在上，明天突然就成了阶下囚。而且他们也会很快就接受这个事实，只要被告知这个人是站在党和毛主席的对立面，再加上一些败坏的个人道德就行了。但即使现在，我对他们也没有仇恨，一如对那些文革中被他们打倒的人一样。
这个事件对于中国甚至世界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在以后才逐渐显现出来。虽然历史不是由一个单独的事件所决定的，但是如果把一系列的事件串起来，其分量就大得多，而这一系列的事件就发生在1976年。
今天，正好是九月九日，谨以本文纪念毛主席逝世三十二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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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像其他许多西方政治家和名人学者一样，也说过很多高度评价毛主席的话，八十年代后就慢慢修改了。这种实用主义，深入美国人的骨髓，有好的一面，但往往表现出他们的短视。
恍惚经历了两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