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小杂感·“焚书”·小别的话（1） -- 陈郢客

中国好大啊·地区差异与大一统

科举：明代分南区，北区。南区录取人较多，然而封建时代读书人和发达程度亦切肤相关。江浙已为斯文重地，考试压力自然也大。又从南区辟出“云贵川”，否则那里挑不出多少人来。当然，凤阳因是太祖故乡，亦占些便宜。（有意见吗？）投胎，一向都是个技术活儿。今天高考，除江浙外，山东、湖北、河南、四川因人口竞争，亦是可怕之地。另外，南人官北，北人官南。——本地根深叶茂，更好胡来。同时三年一期考核，或升或调或降，——这必然产生另一个后遗症，刚摸熟，就得走了。所谓政局选择，少有完美，不过两害之间取其轻而已。

税收：明朝不同于宋，甚至不同于唐。太祖出自贫家，深知民众疾苦，建立税制，亦是保守税收政策，明代田赋占税收的75%。这样，低规模政府尚可维持，军队亦主屯田自理——然而，黄仁宇尖锐地指出，屯田自给不过是个神话，事实上，朱元璋只能通过发行宝钞（纸币，——变相的通货膨胀）来维持。宣德上台时，宝钞只值元璋时代的四分之一至七分之一。到后来更名存实亡，天启年间，宝钞是赏大臣玩的，——基本上满足收藏爱好者以及皇恩显摆者，别无他用。宋代，是以铜钱为统一单位的。但明初，尚严禁金银交易，后来虽然管不住了，多用白银，但是至终，白银均未成为统一单位。因为以白银为标准，固然牵涉到朝廷的利益，更为关键的是：若各地建立自有银库，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就会相分离，——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赫然在列。所谓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直到现在，我们尚不能寻到完美的平衡点。对于元璋而言，唐代割据，宋代重商军弱，——这均是惨痛教训，然而理想如何能要求现实削足适覆？到底仍是个凑合。强干如张居正，亦是拼命在现实和体制中凑合；到后来，凑合的人才都找不出来了。知易行难，——燃油税提了多少年了——然而，近日所言改革亦不过是收燃油税象征性免养路费，过桥过路费仍然难免——燃油税是中央收的，养路费是地方所有，地方和中央一直在博弈——百姓不惧燃油税，但希望过桥过路费能免——不真正加入博弈，是难为的。而且其间关涉到地方和中央财政诸多关系，岂是一件小事而已？

中国改革，便走到了这样的关口。

民风：

戚继光这位大牛人清楚地向我们揭示出：像《现代启示录》中想得太多的人才本质上并不是合格的军人。“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动伶便者是也。奸巧之人，神色不定，见官府藐然无忌者是也。第一可用，只是乡野老实之人。所谓乡野老实之人者，黑大粗壮，能耐辛苦，手面皮肉坚实，有土作之色，此为第一。”他在《纪效新书》中明言，“盖地方风气不同，人之情性各异，不能因其所明而通其所蔽，遂谓兵法不足以施于实用，是岂为能兵者哉。”以浙江人而言，“且如浙江乡兵之称可用者，初为处州，继而绍兴，继而义乌，继而台州；至於他处，则虽韩、白再生，不可用也，是皆有其故焉。”

“处州为乡兵之始，因其山矿之夫，素习争斗，遂以著名。及其用之杀倭，不过仅一二胜而已，以后遇敌辄败，何也？盖处兵性悍，生产山中，尚守信义，如欲明日出战，先询之以意，苟力不能敌，即直告曰：不能也！如许我以必战，至其期必不爽约，或胜或负，定与寇兵一相接刃。但性情不相制，胜负惟有一战，再用之痿矣，气勇而不坚者也！”

“绍兴皆出於嵊、诸暨、萧山并沿海，此兵人性伶俐，心虽畏怯，而门面可观，不分难易，无不领而尝之，惟缓急不能一其辞。然其性颇为无奈，驱之则前，见敌辄走，敌回又追，敌返又走。至于诱贼守城扎营辛苦之役，则能不避。驭之以宽亦驯，驭之以猛亦驯，气治而不可置之短锋者也。此后方有台兵之名。盖台兵以太守谭公之严，初集即有以慑其心，故在谭公用之而著绩，他人则否。其人性与温州相类，在于虚实之间，著实鼓舞之，亦可用。”

“义乌之人性杂于机诈勇锐之间，尤事血气，督之冲锋，尚有惧心，在处兵之下，然一战之外尤能再奋，一阵之间尤能反戈。但不听号令，胜则直前不顾，终为所诈。”

“操义乌之法，要破格恩威并称，必使其听节制，进退一如约束，不患其不强，而患其不驯；不患其不胜，而患其骄。其操台温之兵，必又加严一等。其操绍兴之兵，必须重令以劫其心，决令以立其信，操之能以短兵交刃，而后可用也。至于他处之兵，必洗涤其肠胃，尽去其故态，施不测异常之令，然后仅能及绍兴兵耳，不然，吾不能也。”

——这里所见“民风”者，亦和当日经济、地理、交通诸情况切肤相关。今日某地想当兵尚还需出钱行贿；某地没人愿意当兵，亦是实情。当日“民风”，亦非今日“民风”。然而地区差异亦必然存在。

一个尾巴的尾巴·中国退伍兵的故事：今日义乌市尚有戚继光路。练过“鸳鸯阵”（长短兵器分工合作）的退伍兵士，多做货郎，手持拨浪鼓，走街串巷“敲糖”以谋生计。“敲糖帮”分工明确组织严密，各队“行商”所走线路均按实力统一划分，而各级“坐商”则分别负责垫付百货、途中设栈补货；——鼎盛时期，敲糖帮网络密布江南，活动范围南至广东、西至湖南、北到徐州。有很多职业，补锅的、磨剪子的、耍猴的、货郎……都是近二三十年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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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正消失，便是因为需求随经济和技术发展，消失了。

而阎崇年就认为：孙承宗并非东林党人。

断代乃不得已而为之，你说是不是？

毛泽东在身后同样遭到了反对者的攻击，部分官方机构和官方人员在中间扮演的极为怪异的角色。从来没有一个朝代的开创者，在身后遭受这种待遇吧？

所幸得是，TG是一个有规矩的政党，新中国当时仍然强敌环伺，所以最终还是要团结一致，把新中国维持下来了。但是，那些文人对毛泽东时代的评价，与汉、唐之初评价秦、隋，不是很相似么？

【时易事变，理想均非想象】

朱元璋去宰相，——为君权限制相权。然而他想不到，强悍之主尚可维持，譬如自己，譬如朱棣。然而，好吧，内阁大学士不管是否名正言顺，亦组成事实上的内阁。首辅职责必亦不小。嘉靖算顶顶聪明的主儿，文官集团怎么也得存两派，否则，我惨矣！他喜欢不那么强悍的顺己的，先有张璁，后有严嵩。然而，一个皇帝再聪明，再云里雾里，被人摸熟了，仍可以借机玩他用他。虽嘉靖不能幸免。至于崇祯，聪明的自能玩他于股掌：若要保某人，刻意重判，崇祯一看不对劲儿，自然轻轻轻判；若要害某人，刻意轻判，你等着皇帝下刀吧。崇祯废了魏忠贤，自己跳将出来和文臣单干，更多辛苦，亦更多绝望。王承恩、曹化淳这些太监，到底觉得更亲近些。明太监不同于汉、唐，大体在皇帝掌握手中，是为“圣具”。没有皇帝和文官集团的博弈，难有如此太监体制。明、清太监殊途，不可并论。

清代厚待八旗子弟，——最终旗人颇多流落当妓女的。胡适1920年在《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中专门提到这一细节：“还有本地（注：指北京）的娼妓，多半是旗人当的。我们对于这事，就要研究北京的旗人，她们受了什么影响，致使一部分的人堕落。……”

【变变变！哪有100分的制度】

制度解决问题，制度亦产生问题。

若唐不博纳众收，——无唐帝国之辉煌，——当然，未必会出来安禄山。每条道路上都有坑，不走这条路，自然不跌这个坑，然而别的路上自然也有坑。

宋最怕割据，距唐不远，见了五代十国；太祖黄袍怎么来的，亦心知肚明。那好，杯酒释兵权——宋代气象宽厚，然而军事便弱，终被元亡。读书人说话向来惊人：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明代赶蒙元皇帝入大漠，——认了元的“正朔”。“东林点将录”中智多星缪昌期和明末清初著名人士冒辟疆，祖上均是蒙古人。民族融合，便体现在此处。明太祖重农低税，后世工商业难收，——盐专买的实情是：百姓享其高价，国家颇少好处，全被中间蠹虫食尽了。所谓完美创意，在现实面前，总难免捉襟见肘。

obama一出，这亦是美帝国行至中期的体现:不变，难为；变，亦不易。

【拿100分套别人，很容易；拿100分套自己，肯不肯？】

如果你在明朝中后期当皇帝：

娶几个妃子，自有偏重，大臣要上书；

皇后身体不好，移居，大臣也要上书：你为啥少与她同房？

那你像弘治皇帝学习，一夫一妻，做到极致——

过几年，大臣又会上书：这个子嗣问题……

弘治皇帝做皇帝做得太成功，也太压抑，某夜失眠，不得不央求大臣，可否免朝一日？

他只做了八年皇帝。儿子是正德。

儒学庄重，仪式繁琐，朝朝日日——英雄老朱，哪里会想到，子孙被套牢的样子。（上学时逃过课的人且思量一二。上面开会下面看小说打过毛衣或走过神的人且思量一二。……）正德以自己的方式有所反抗，未果。譬如说经筵，皇帝若不正容肃听，讲师们亦有办法修理的。正德唯有将他们升官，升得远远的。

万历年幼登基，遇上了张居正。张居正擅变通，以皇帝需读书长进的名义，一旬之中，逢三、六、九日早朝，其他日子则不朝。……另一个巧合是：嘉靖和万历统治时间最久，然而两人均多年不愿上朝。奏折还是读的。抗倭这一役，亦是万历下了大决心。

老朱读书还是少，想不到读书人会拿着理念中的完美天子套其子孙，——100分实令人压力过大，无所适从；况且，徐阶们东林党人远非完美。幻灭之后，逃避（万历）还是绝望（崇祯）？

言官思维，今日犹存。不是100就是0甚至负分。

鲁迅是不能看一场电影的。即使他诚恳地说，“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和学习上的。”

民主崇拜症中：人家千好万好，我们千不好万不好；面对李书福这样不信邪的，又势利地骂其“土”。

王氏心学本是救理学“虚伪，道德杀人”之弊；当然，各行均有上流下等，混世的自然高兴捧着王学“酒肉穿肠过”且能“标新立异”，士林正气分子又自然看不顺眼，视其“以仁义为桎梏，以礼法为土苴，以日用为尘缘，以砥节砺行为意气用事，以阉然媚世为万物一体，以委曲迁就为无可无不可，以猖狂无忌为不好名，以临难苟免为圣人无死地，以顽钝无耻为不动人心者矣！”

我再讲一个东林要人缪昌期的故事。

据明《先拨志始》记载：

“翰林冯铨者，涿州人，年少而美，同馆颇狎之，左谕德缪昌期狎之尤甚。铨之父冯盛明为辽阳兵备，因边患望风南奔。铨求援于诸君子甚哀，而曲事昌期更至。昌期每侮之众人中，铨大不堪，以此怀恨欲报。铨素与魏忠贤侄魏良卿善，至是致书良卿，极言外廷不足虑，因导之行廷杖以兴大狱，排陷众人，且又时时暗将廷事情密报忠贤，使为之备。”

这已经不是一个bl故事了，而是一个翰林院中霸王上弓，示以羞辱的故事了。罗兰夫人有言：有多少罪恶假正义之名？

二战后，所谓法奸女流被剃阴阳头，《广岛之恋》有示；《黑皮书》是一部好电影，显示有人会被剃阴阳头，也有同伴告别德国人马上投入英国人怀里，仍旧乘吉普车，仍旧搂着权势之人。

文革中种种异行自有来处，颇有来处，哪里是天上掉下来的？而且，将来也未必会全然消失。

冯铨任翰林时二十左右，缪昌期50有余。文弱青年救父无径，反被羞辱，——投了魏忠贤；天启一朝本不动廷杖，就此又开了头。缪昌期被迫害而死，大义凛然。北人冯铨，多受南人所轻，积怨匪浅。顺治元年（1644年）降清。“清睿王多尔衮入京师，录用明朝旧臣，首征铨。铨闻召即至，以大学士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二年（1645年）授弘文院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时缔构伊始，满汉臣僚争权斗争甚烈。铨老猾，因宠有术，于诸旧臣中被独厚，陈名夏、陈之遴弗及也。”开科取士，多取北人。换了满人主子，顺治11年，冯铨尚和南方汉官斗得一塌糊涂（借陈名夏案弹劾41名南方人），几近不死不休。一叹。

缪昌期在东林党人中属激进一支。崇祯清算魏忠贤，为东林党人平反。其好友姚希孟亦属激进，同左光斗、周宗建等人并不和睦。于是，他极力阻止皇帝赐予左、周二人谥号，东林余系内部纷争又起。崇祯深恶党争，一纸令下，所有东林人物“皆不获谥”。直到南明福王时，缪昌期才获谥“文贞”，李应升才获谥“忠毅”。二叹。

姚希孟颇有文名，他的书清代被毁得厉害。《先拨志始》康熙朝就被禁了。……基本上，爷爷没盯紧的，孙子乾隆继续上。乾隆的眼界厉害，毁书太多；他老子雍正一比，到底还敦厚了。三叹。

鲁迅1935年12月《病后杂谈之余》，其中“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更是深沉悲痛之语。

• 【原创】小杂感·“焚书”·小别的话（1）

国家的地区差异是如此之大，甚至不能在全国范围内保持一只战斗力强的军队，由将领招募并且掌握的军队建立起来，填补帝国防御的缺口，是无可奈何的办法。然而这样军队建立，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国家动员体制的失败。

戚继光无法按照南兵的样子练出北兵来，正如李成梁的部队一样，他们带兵的策略不同，但是无疑都是保证军饷的同时，惯以战斗意识的培养，进行精神层面的建设，戚继光要求团体责任，李则要求家奴配合，从民风（低层次经济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淳朴农民风气）开始建设，惯以适当的组织方式，乃是放弃国家高层的运筹组织方式，向下层阶级的运作惯例靠拢，能得到比国家组织更高的效率。

戚继光、曾国藩前后呼应，毛在练兵时期也推崇戚继光兵法，蒋也对曾国藩练兵倍加赞赏。没有参透其中关节的人不仅要问到：难道事隔几百年，中国还要祭出老法子来，才能练成具有战斗力的军队？原因不外中国下层的组织平坦而散漫，从明到清乃至到民国，变动太少，解决这个问题，是中国能全体发展的关键。

黄仁宇在其书中不但揭示皇帝郁闷，也透露出国防保证力量——军队的组织死结。看陈MM段段分析，渐渐体会出点味道来了，焚史书，兴大历史。

张居正不让万历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明朝的很多皇帝在努力的做一个称职的皇帝，或者说努力表现出皇帝的“人”的属性，却往往遭到失败，最终沉沦或者逃避，明朝，真正意义上的昏君是不存在的，没有一个皇帝不聪明，他们只是已经厌烦，已经失望，已经不愿意干这个要他们象神像一样麻木的工作而已。诡异的是最后来了个工作狂思宗，用悲剧一样的方式完成谢幕，真是历史的诡异。

官僚主义一旦形成，就会越来越顽固，越来越强大，法律和规定被视为具文，皇帝最好也没有个性，否则就会被官僚群体唾骂和污写。官僚主义至今仍然，陈MM

【世间已无张居正】

张居正的行事策略往往如此：小皇帝赠他书法，第二天他委婉说，书法是小道；皇帝第一工作是治国。这和后任申时行拿着赠贴，颇为感动，大有不同。张老师就路径方法远胜过建文的方孝孺老师，要求万历多读史书。张居正还专门给他编了一套《帝鉴图说》，凡孩童均爱连环画，图文并茂，万历自然爱不释手。

李太后信佛，——张居正能婉劝她将修寺庙的钱捐来建桥，是为功德。

万历外公李伟，管理仓库后勤，多有贪污，先使万历知其事，万历愤怒，复有斡旋。李伟可免去法庭，但需受申饬，保证不得再犯。

在万历面前，他宽容政敌——也许之后会暗地算账。

他以考成法扩大了内阁权力，压制言官。——死后被清算，亦是意料中事。

邹元标，曾积极诉张“夺情”。万历表示再纠缠此事者，定有重罚。唯有他继续上书，“陛下以张居正有利于社稷耶？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受廷杖（贿赂过太监，否则一百六十着实难挨），并充军贵州。随清算张居正，又任吏科给事中。后又劝万历“无欲”，皇帝客气地批了“知道了”（即理解万岁，无处罚亦无嘉勉）。他继续上书，说万历有过不改，“欲人匆闻，英若勿为”——万历终于贬他为南京吏部员外郎。两状遂得大名，求名有报，“讪君卖直”——这是万历的逻辑。然而天启二年，正是邹元标，请求为万历朝第一任首辅张居正恢复谥号。“江陵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国家之议，死而后已，谓之社稷之臣，奚愧焉？”

然而世间已无张居正。下场何其不好。继任者申时行，擅长太极推手捣浆糊——然而言官和皇帝之间，到底还是撑不下去了。后来更少裱糊匠，你砸我砸，你斗我斗，好一番精彩，直到明亡——降臣甚至斗到清朝去。

时李贽骇言，众人皆曰可杀。张居正不喜清流，然重李贽率真，李贽遂提为正五品云南姚安知府。泰州学派何心隐杖毙狱中，颇多人猜度实出张居正授意。李贽在《答邓明府》有所剖析：

【何公死，不关江陵事。江陵为司业时，何公只与朋辈同往一会言耳。言虽不中，而杀之之心无有也。及何公出而独向朋辈道“此人有欲飞不得”之云，盖直不满之耳。何公闻之，遂有“此人必当国，当国必杀我”等语。则以何公平生自许太过，不意精神反为江陵所摄，于是怃然便有惧色。盖皆英雄莫肯相下之实，所谓两雄不并立于世者，此等心肠是也。自后江陵亦记不得何公，而何公终日有江陵在念。

偶攻江陵者，首吉安人。江陵遂怨吉安，日与吉安缙绅为仇。然亦未尝仇何公者，以何公不足仇也，特何公自为仇耳。何也，以何公“必为首相，必杀我”之语，已传播于吉安及四方久矣。至是欲承奉江陵者，憾无有缘，闻是，谁不甘心何公者乎？杀一布衣，本无难事，而可以取快江陵之胸腹，则又何惮而不敢为也？故巡抚缉访之于前，而继者踵其步。方其缉解至湖广也，湖广密进揭帖于江陵。江陵曰：“此事何须来问，轻则决罚，重则发遣已矣。”及差人出阁门，应城李义河遂授以意曰：“此江陵本意也，特不欲自发之耳。”吁吁！江陵何人也，胆如天大，而肯姑息此哉！应城之情状可知矣。应城于何公，素有论学之忤，其杀之之心自有。又其时势焰薰灼，人之事应城者如事江陵，则何公虽欲不死，又安可得耶！

江陵此事甚错，其原起于憾吉安人，而必欲杀吉安人为尤错。今日俱为谈往事矣！然何公布衣之杰也，故有杀身之祸，江陵宰相之杰也，故有身后之辱。不论其败而论其成，不追其迹而原其心，不责其过而赏其功，则二老者皆吾师也。非与世之局琐取容，埋头顾影，窃取圣人之名以自盖其贪位固宠之私者比也。是以复并论之，以裁正于大方焉。所论甚见中蕴，可为何公出气，恐犹未察江陵初心，故尔赘及。】

李贽与海瑞、张居正同代。如是评海瑞：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如是评张居正：宰相之杰，故有身后之辱。

但凡到了危机时刻，譬如天启，譬如崇祯，譬如抗战，——他的政敌会赞赏他，亦引无数后来人动容：世间可有张居正？！但愿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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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僚主义体制中，想要做一点实事很困难，以为任何得变动，让整个体制运行起来有效率，马上被多数人愤恨，攻击。

张是联合太后，冯保绑架皇帝，用利逐利，以实现国家运行得突破，虽然能起到一些效果，但是祸根也种下来了，报复在身后是无比残酷得。

王安石变法不成，报复立即就来；张能耐，变法效果，死后还是要被清算；申时行是裱糊匠，马马虎虎得维持下去，然而也位置渐渐不稳，好歹“安静得死在了床上”。

可是我们还是需要做实事得人，需要去推动，在这个官僚体制没有被突破之前，就必须有人来“殉道”！

体制的背后是既得利益者。体制只是利益集团维护其利益的工具。张居正的改革触犯了这个利益集团的利益。

只是张公身后如此惨烈，却是因其得罪了万历。若万历想保张公，是保的下来了。但事实是，大明朝最恨张公的不是文官，而是万历。

世间任何改革者都需要和既得利益集团斗争，这个斗争是你死我活。无论是专制政体，还是民主政体，皆如此。

所以呢，奥巴马要CHANGE，也甚不易。林肯、肯尼迪的血，就是前鉴。

商鞅车裂而死，霍光遭诛九族。张居正是商鞅与霍光的合体，身败名裂已是天定，非人力能挽回。

中国古代权柄操之于皇帝，尤其到明代，皇权集中已臻至顶峰。明朝文官集团势力再强大，亦无法决定大臣的生死荣辱，何况是首辅大学士。张公身后如此惨烈，固然有文官集团报复的原因。但其本因还在于张公做了霍光第二，得罪了万历。

若万历站在张公这边，文官集团是奈何不了张公的。

王安石就因有神宗的庇护，才能养老于江宁。

说张公“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此言差矣。张公既立志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个人之安危荣辱早已掷之度外。

皇帝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不管其权力扩张到何地步。其代言人的身份是无法改变的。既然是代言人，就必须服从地主阶级的指挥。但皇帝本身亦是地主阶级的一员，还是最大的一个地主。因此，地主集团必须对皇帝的权力予以制衡。否则，无约束的皇权会侵害地主集团的利益。

朝廷就是皇帝与地主阶级利益的博弈场，是皇帝与各地主集团利益分配的所在。文官是地主集团的代表。他们一方面负有服从皇帝的指挥管理国家的责任，另一方面负有代表地主阶级监督皇帝，在利益分配时维护各地主集团的利益的责任。

在明代以前，宰相是文官集团的总代表。地主阶级通过宰相来平衡、制约皇帝。故明以前，皇帝与文官集团及其背后的地主集团的博弈主要是皇帝与宰相间的博弈。

由于宰相负有制衡皇权的权责。故其可以在体制内实现。因此无须走向极端。当皇帝与文官集团的矛盾均可在体制内解决时，关系就不会过度紧张，朝廷的气氛就变的和谐。

然皇帝亦不甘心受制于臣下。为了在利益分配上获得更大利益。历代皇帝无不处心积虑地削弱相权。

汉朝外以大将军监视三公，内以尚书台牵制外廷。隋朝确立三省制度，三分相权。唐更进一步，以同中书门下三品代行宰相之权。宋元因之。

然而自汉至元，不管如何分权，宰相之职始终存在，故皇帝与文官的关系可以保持和谐。

明朝废除了宰相，皇权极度扩张。地主阶级失去了制约皇权的总代表。因此为了维护其利益，只能采用文官集团集体作战的方式。

然而制度上的设计、律法的规定，无论是阁部大臣，还是科道言官都无制衡皇权的权力。这个权力只有宰相才有。由于矛盾不能在体制内解决，故文官集团只能使用激进手段，寻求体制外解决问题，以道德而非制度去约束皇帝的行为。故极易走向极端，导致皇帝与文官集团关系的恶化。

而皇帝为了对抗文官集团的进攻，又引入宦官力量，其结果是两败俱伤。

清朝因是异族执政，皇帝与文官集团及其背后的地主集团的矛盾升格为满汉民族矛盾。满清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的，汉族地主阶级是被征服者，因此作为其利益代表的文官也就无力与满族皇帝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