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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河待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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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2008——胡温的黄昏（一）

一位友人05年的时候跟我打赌，说8*8在10-12年以内就可以平反。我说至少25年以内看不到。现在有了皇储，国本已定，我可以保证15年无忧了（胡温5年+习李10年）。

胡温体制的基本特点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一切都被稳定压倒。这种体制或者可以叫做“谢亚龙体制”。就是承认改革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却缺乏执行改革所必需的政治意志和手段，一切行为都以维持现状和维护稳定为目的。

俺知道中国足球的根本问题是体制问题，俺知道足球要从青少年抓起，俺知道联赛是一国足球之本。可是俺们今年有世界杯，能不能联赛停一下？明年有奥运会，能不能打完了再改革？

谢亚龙下课！

与美国政治一样，中国政治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摸索，虽然还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选举更替，但是已经形成自己世代更替的稳定政治周期。在2007年的十七大为今后10-20年的梯队问题定调以后，本来2008年是轻装上阵的胡温体制真正宣布自己政治改革目标的黄金时间窗口。也是胡温认真考虑自己政治遗产的时候。美国型选举政治下的国家领导人也有这么一个典型的时间窗口，就是在第二任任期的开端，因为

1. 通过一定的政治程序，再次确认了领导人的统治合法性，从而可以克服反对力量，贯彻自己的政治意志。按照布什在2004年胜选以后的话来讲就是I have earned a lot of political capital, and I plan to spend it.对胡来讲，就是在十七大上正式加冕为军政的双冠王，而不用像十六大那样做“儿皇帝”。

2. 根据宪法体制，已经无法再寻求第三个任期，所以开始认真考虑身后的政治遗产和清算问题。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例子是阿扁，在第二任期开始以后大幅度转向深绿，也是为自己身后谋局。

可是胡温却把这一年黄金时间白白浪费在奥运会上。从3月份的浩大的火炬全球传递，惹起全球风波，从而反激出中国内部极度高涨的保守民族主义情绪（NATION FIRST!），显然使得任何倡议政治改革的腔调都变得不合时宜。

5 月突发的地震，显然是一个砍开保守政治体制的契机，而且是一个正面的政治契机（区别于一般危机下倒逼的改革），即通过快速高效透明的政府救援反应，赢得人民的支持；再通过将这种快速高效透明的行为制度化，从而推动政府官僚体制的变革。在温家宝唱独角戏的那一个星期之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事件朝这个方向发展的某种契机。但是从胡总降落到成都机场的那一刻起，一团和谐的祥云似乎就开始笼罩四野，让人有无处着力的感觉。于是媒体上形势又开始一片大好；于是救人的人和被救的人开始挤掉那些杀人的人和被杀的人。于是我们只知道会有几千亿来建设新的聚源中学，而再也没机会知道是什么震垮了老聚源中学。

8 月份的奥运会，是一场保守政治体制的完美表演。如果我们用“举国体制”和严密的政府控制，再加上一点有益的西方奇技淫巧，比如环保技术、绿色能源、市政规划，就可以成功举办一届奥运会，并且在金牌榜上打败美国人，那么有什么理由对目前的体制表示不满或者做出改动呢？看看可怜的伦敦吧，他们甚至都没法筹到钱去盖一个小小的体育馆。

2年之前，一位外国朋友很得意的说，奥运会将会令保守的中国政府非常难堪，如果他们拒绝迅速有效地改革的话。因为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奥运会期间开放外国记者自由在中国境内采访，而很多刺头记者已经在盘算去探访他们好奇已久的各种异见人士、维权活动、弱势群体种种。

当时对于外国朋友的这种天真的激动，我没法直接反驳，只好说：但是政府总归是有办法的。事实证明，开奥运会并没有使中国变天。中国政府果然是有办法的。他们不但有办法对付外国媒体，他们居然有胆量在奥运期间在北京开放多处示威抗议场所，而且有办法使得没有人在奥运会结束之前申请示威成功！在这背后，是中国政府极端的颟顸和更为极端的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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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原创】2008——胡温的黄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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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胡温的黄昏（二）

9月份的两起突发事件，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衡量中国政治变化的坐标。特别是从2002年十六大以来，到底什么改变了，什么又没变。

对比 2003年对SARS危机的应对，地方政府官僚对于毒奶粉事件的应对完全没有任何令人可以欣慰或者惊喜的地方。不过是再次证明了“稳定压倒一切”已经成为官僚体系的自我催眠和强化，甚至连03年那样大规模的动员和说教也无法改变这一点，无论所谓稳定的出发点是奥运会还是维护地方企业利益。最可怕的是，这种 “维稳”已经不是在突发情形（SARS瘟疫）下的自保本能，而成为一种长期稳定的共谋关系（稳定的毒牛奶产业链）。而且这种维稳也和腐败行为没有直接联系 ——地方政府官员不是因为个别的收受了三鹿或者其他牛奶企业的贿赂而对这种毒牛奶链姑息纵容的。这种已经内化的无意识，通过官僚体制的脱罪化处理，甚至可以克服人类最基本的廉耻和道德底线。

当然，似乎唯一令人稍有欣慰的是，在整个事件公开以后，各个级别的一些官员被免职或者引咎辞职，显示出了一点accountability。但是这种 accountability到底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呢？通过考察另外一起突发事件——9月8日的临汾尾矿库垮坝事件，我们也许可以得到更好的认识。

相对于河北官场，山西在过去几年历经矿难、黑煤窑等事件整肃，从省级到基层，换脑子、换位子，幅度不可谓不大，这次的临汾市以及襄汾县各级官员，即使本身没有被直接触动过，至少也看够了临近县市的生动例子。如果说胡温的“整肃吏治”能有什么实效的话，山西应该是体现的最充分的地区了。可是我们却在垮坝事件以后，看到了近乎完美的“罪案重现”——官商勾结、欺瞒上级、封锁群众、压制媒体。这再一次生动的说明了官场的生态在胡温的第一个5年到底有什么改变。

当然，还是回到accountability的话题，孟学农再一次具有讽刺意味的引咎辞职了。说他具有讽刺意味，有三重关系

1. 孟学农的两次辞职，实在是算不上什么accountability，倒更像是双份的替罪羊。第一次大家都知道瞒报SARS的责任不在他。这一次，他作为一个上任刚满一年的外来户省长，并没有直接责任。最多只是对于地县级官员的失察。但是说到失察，掌管一省人事大权，并且在山西已经干了七年的张宝顺，显然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但是现在体制下，对于党务系统官员的责任追究远远弱于行政官员。更深层次的一点则是，作为团派嫡系大将的张宝顺，胡总满免会有护犊之心（胡在2002年以来开始产生越来越重的门户之见和权术之心）。

2. 孟学农2003年引咎辞职以后，胡温本有成全之心，给他几年休养以后东山再起。如果他能够修成正果，倒可以开创问责制度下官员能上能下的良好先例。如果官员们发现问责以后还有改过自新的机会的话，推行行政问责制，并且真正问责到底的阻力会小很多。公众对待官员的心态也会更加平和理智。但是孟学农却给大家看了一个很糟糕的例子。对官员，对公众，都是如此。对胡温的形象和政治资本也是极大的损害。

3. 孟学农的再次辞职，证明了无根无本的行政问责走不远。一个有行政责任的首长，面对一个毫无责任可言的官僚体系，所能做的不过是坐以待毙而已。山西省1年时间里换了3任省长。

其实行政问责并不是什么新东西，80年代时候就有林业部长杨钟因大兴安岭大火辞职，铁道部长丁关根因列车事故引咎辞职，更早还有渤海二号导致时任副总理的康世恩辞职。只是在90年代以后承平日久，人心慵懒，再加上三代核心根基不稳，一意以笼络人心为先。导致官僚无所担当，浑浑噩噩。偶一问责，便要惊诧莫名。

再扯的远一点，明朝内阁就有鲜明的行政问责制度。可是面对堕落的士人，腐化的官僚，几个负有责任的高级官员，能做什么呢？无非是挂冠而去，告老还乡。崇祯一朝17年换了50个内阁大学士，，可谓问责切切，最后也不过是煤山上三尺白绫而已。到他最后一天上朝的时候，满朝的文武居然已经大半跑光。你还问责么？爷不陪你玩了。

胡温虽然暂时还不到这种地步，但是以王君担任山西省长，无疑只是一种救火队的行为。到底谁敢在胡温的问责制下去坐这个山西省长的铁板烧，还是未知之数。而且地方治理的荒废和政府的实际空转，却是人民的利益在实际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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