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新中国粮食生产的研究 1．概述 -- 润树

改革带来了变化不是空中楼阁，是建立在建国30来积累的基础上。‘天行有常’，社会总在发展。

考虑到播种面积的变化，单位面积的粮食作物的增长应该在29%左右，高于25%。经济作物更是远远高于25%。

有个很重要的问题，你提到了自留地的问题，但84年比79年总的播种面积在减少，那么看来这个影响被抵消了。4%的影响您需要再解释一下。

简单的说一下，改革后改变在于农民有了更多的剩余产品，也有了对于自身劳动力的支配自由。

改革的后续影响是农民偏重于改善效率（因为劳力开始值钱了）而不是增加产量。

据林毅夫的数据表，耕地指数1984年比1979年下降了1.2%，但是否计入了自留地，不是那么清楚。不过我已有说明在先：

现在请你回答，保产到户后前几年为什么复种指数下降,后来又回升？

既然你提到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希望你没错过笔者原文中的粮食亩产数据和这句话：

还要怎么比呢？请你也来解释一下这个差距怎么样？

关于经济作物的增长，王树兄和我在你的跟贴下都有说明，你没错过吧？

现在是你在否定林毅夫的观点，而我计算出您的论证是有问题的。现在你要回答你对林毅夫的质问，我又不是林毅夫。我为什么要回答你的这些问题？你应该完善你的论证而不是向我发问。

没有这个道理么。

而你的这个解释，简直不能容忍。

按照你的计算，平均面积的其他贡献为25%。因为你无法解释自留地，而除去自留地的4%。另外平均增长5年应为14%。那么总的贡献就为20%。

1980至1984这五年的增长就是34.8%，这里面除去20%，剩余14.8%。那么增长中14.8%/34.8%=42.5%来自于责任制的贡献了。而林毅夫本身的论断是制度变革对1978－1984年间的农业高速增长的贡献达到42％。

您简直在证明他的观点！！！

谈到经济作物，您下面的论述我看来，很难服人。

第一点，78，79年正是集体经济开始走向解体的时候，对于经济作物的重视和面积的增加正是和集体经济解体同时在发生的事件。而拿来作为集体经济优越性的证明，说不通。

第二点，经济作物的价格的放开你也提到了，尽管没有深说，也是增长的动力之一。而允许个人剩余产品的交换是承包制的动力之一，也是他的结果。

第三个，您一直采用的是化肥对于单产的提高的贡献率为50%。换到经济作物这里，难道您想弄出接近100%？

这个观点就是劳动是产生财富的唯一源泉的论述。

古典的现代的所谓经济学家们绕来绕去就是想证明这一点，无论是在农业领域还是在工业领域。

这个观点的实际实施就是导致贫富两极分化，阶级产生，发展的极点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全球经济危机或大萧条。

周扒皮甚至不惜钻鸡笼催佃农早出工，可他土地的粮食亩产还是在地平线上。

我又何时说过积极性是唯一的因素？

而马克思是否明明白白的说劳动不是财富的源泉了么？

劳动对于财富毫无意义的话，剩余价值理论又建立在哪里？

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同劳动力的结合不是平等的，而这种不平等结合而造成的产出变化统统归结于劳动力的因素是片面主观，也就是扭曲的。

润树河友就是通过数据分析，将这些因素经过详细的分析和综合，仔细地给出各个因素的贡献比例，也从实践上证明了《哥达纲领批判》观点的正确。

剩余价值就是在诸多因素贡献了产出的情况下，劳动力的贡献在剩余产品进行分配时被有意忽略了。同讨论创造财富时劳动力不是唯一源泉没有关系。

一个是讨论总产出时劳动力的作用，一个是讨论剩余产品的分配时纯劳动力应该享有的份额。

就是由于非劳动力的因素如此重要，资本拥有者可以振振有词将剩余价值攫为己有（因为我出资了），精英们对技术的封锁和其地位是如此重视（劳心者治人），而对被剥削者说你应该要更有积极性才能致富（你贫困是你偷懒）。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别人的三条牛腿变成自己的四条牛腿的过程，控制资本土地技术才是致富的秘密，也是历代中国土地兼并农民起义的怪圈始终不断的原因。

积极性最后导致分化是人类一切有文字记载历史的一个普遍现象。

楼主说积极性对于改革的粮食增产贡献为0或者很低。我说他的这个证明是错误的，根据他的计算，有高达42%的贡献来自生产积极性。

您说谓积极性导致产出增加就是《哥达纲领批判》批驳过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劳动是产生财富的唯一源泉的论述。

我说，我又何时说过积极性是唯一的因素？马克思是否明明白白的说劳动不是财富的源泉了么？

您对我的观点的否认只能让我认为您的观点是劳动与财富的产生无关。我只好问一句：劳动对于财富毫无意义的话，剩余价值理论又建立在哪里？

您说，劳动成为财富源泉在于其结合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我压根也没否定。

by the way，您的这个论述是在反驳楼主的，而不是赞同。

链接出处

你的意见是包产到户后劳动力对财富贡献是多少？46%还是36%？还是不变？

楼主讨论的是变化，是所谓的积极性变化带来的相应产出的变化。楼主在进行相关性分析后发现不变甚至倒退。

这就是小岗村为什么要重新合作化的原因。

感觉林的模型也许有问题. 我就按照他的思路, 替他不在场辩护一下, 目标是更加符合已有的粮食产量数字, 解释更多现象.

无论如何, 每个农民能够根据他自身条件(获取要素的代价), 来决定对农业生产的最优要素投入. 具体的说, 是恰当的投入他所能承受的土肥水种以及劳动力资源, 让土地产出最大价值. 改革后不同的年代, 这个最优化所面临的限制条件(所能得到的因素供给)不一样. 但在合适的条件下, 由于公社组织中额外的产出被分享, 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不如单干情况下高, 包产到户将优于公社劳动. 这就不多说了. 因为下面重点是解释什么时候这条结论无效.

首先, 在这个假设下, 经济上的产出值与粮食产量不完全同步. 如果用效用来代替产出(对个人而言这是合理的, 相对而言合作社就不该考虑效用), 则包产到户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性更加间接.换言之, 即使包产到户最大化了效用, 也未必最大化了产出值(可能专注于打工), 更未必就落实到粮食产量(可能是经济作物).

其次, 看改革后不同时期. 在包产到户初期, 由于对劳动能力除了农业外没有更多用途, 也就是劳动力边际投入的机会成本极低, 农村劳动力普遍过剩使得闲暇的边际效用也极低, 因此农民会在农业生产上投入更多的劳力, 即使边际产出较低, 对于农民来说这也值得. 这未必会提高要素生产率(取决于衡量方式), 因为最大化生产率不是单个农民面对的最优问题; 但亩产一定会得到提高, 因为要素投入提高了. 出现沿海城市的充足打工机会后, 这个限制条件就被打破了. 而随着时间推移, 由于水利设施建设在包产到户下的荒废, 加上农业产出整体的价值偏低, 使得农民所能提供的各种要素的边际生产率都受到影响. 结果是农民投入进一步降低, 这对粮食产量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再次关于农业生产命脉的水利建设方面, 农民单干以后, 投资水利建设由于自身预算限制,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即使存在个别有能力的富裕农民, 搭便车的现象也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 反之, "公地的悲剧"不断上演. 个别地方由于存在特殊的个人带头作用, 使得村民们甚至不同村子之间互相合作的交易成本显著降低, 水利建设和水资源合理规划利用仍然有可能. 但总体而言, 这无法保证. 缺乏合适的政策环境, 以及农民自身缺少强大谈判能力, 很难自动出现一个将外部交易内部化从而有效降低成本的商业组织. 水利建设依靠农民自身难有起色.

反观一定程度的合作组织, 将提供较多的劳动种类和要素投入的选择, 因为置身农民于组织内部, 保证了交易成本较低. 这样实际上促进专业分工(不同工种的分工, 不同要素获取成本最小化的分工, 等等). 同样关键的是合作能有效促进市场信息获取和共享. 更不提合作组织有效提高了农民与外界谈判能力, 而这正是这个弱势群体所非常缺乏的. 因此, 合作组织在产出最优化方面的不利因素得到了许多方面的弥补. 从降低交易成本和有利专业分工角度看, 合作组织完全有理由优于个人单干.

最后, 有关农村以外的经济个体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对于单干还是合作组织都是越来越不利, 政府, 金融机构花钱花心思在农业生产上, 从他们自身角度来说难有高回报. 例如这次北方大旱, 在粮食安全这个大命题下,政府忙着积极表现争抢上报率上镜率, 高成本也在所不惜. 同样的钱投在水利设施维护和建设上, 虽然对农业生产更有好处, 但对政府来说其实难有如此回报. 再由于GDP统计方式的漏洞, 地区农业生产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可以依赖虚报, 而工业产值相对没那么容易. 这些因素造就了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在今日姥姥不疼, 舅舅不爱的局面. 这时候, 农民自发的组织起来显然更有利于应对.

结论是, 合作化是需要的, 程度和组织形式因人因时因地而异. 好比个体户到上市公司不同商业组织形式各有其必要性. 赞成自由主义经济的人, 一定同意合作也是一项选择.

PS: 当然有些地方可能已经"人心散了, 队伍不好带了", 还得行政命令, 外来干涉. 合作组织不可避免还会出现各种新问题, 类似于公司治理制度(最好是以后做corporate finance的人多一碗饭吃=.=). 其实不妨设想一下, 如果公社有自己的资产, 那么农民可以把耕地以公允价值入股公社, 耕地于是可以一定程度自由转让, 而农民自己也不至于在城市一失败便落足贫民窟. 这似乎调和了土地流转和农民社会保障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