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新中国粮食生产的研究 1．概述 -- 润树

对我总结篇的写作颇有益处，谢谢。

还有什么好和他讨论的。

　　一般来说，人都是有私心的，对于完全属于自已的东西能投入的积极性最高。从这点看，土地完全私有化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最高的积极性是不是就一定会有最高的产出？

　　在以前农业科技不发达的时候，可以说对土地多一份投入就会有多一份产出。但现在已经不光是投入的问题，现代科技的应用已经占了农业产出的大部分，而作为农民的个体并不可能都掌握现代科技，再加上农村的教育一般都比较落后，农民在这方面的素养就更不足。

　　比如说良种的选用，农民只能看广告，但新的良种是不是当地最适合的品种，这不是农民个体能解决的事。化肥在用量不多的情况下基本上效益与施用量成正比，但用量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产生了怎样使化肥的效益最大化的问题，就是怎样合理施用化肥。这两项显然不可能用农民一家一户自己试验来得到最好的效果。

　　上面这两项还可以在个体生产的条件下用加强农技服务来解决，水利的问题是中国现在这样的小农户很难解决的。

　　还有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现在的农业人口过多，农民人均耕地太少。这点地自己吃有余也有限，要想在这点地上增加收入是难上加难。所以农民只要有了其他工作的收入（打工、做生意等都比种地收入高）必然会把积极性更多地投到其他工作上，种地方面就会减少投入甚至撂荒。

　　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农民人均耕地太少，一家一户几亩十几亩的种植很难投入高科技和使用能大幅度减少体力劳动的大型机械。

　　我看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土地集中，让种田的农民一个单位至少能有几百亩到上千亩的土地，多余的劳力投入到第二、三产业中。

　　土地集中的手段很多，用中国历代的土地并兼的办法显然是不大适当的。现在的土地流转、集体化都是可行的办法，重要的是要因地制宜，自觉自愿，象以前那样全国一盘棋，半强制的集体化会带来另外的问题。

　　集体化的主要问题是选领头人，领头人好可以搞得很好，相反的话还不如个体。

刚才看到老马丁贴的一段录像老马丁:一段录像，录像中的教授Hans Rosling，用他开发的动画统计软件Trendalyzer演示了各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和妇女生育率（以生育个数表示）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

他提出了一个观点：

我仔细看了一下代表中国的那个bubble（从5：05分开始有个完整的过程）。可以看出从60年代中期开始到1978年（这期间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妇女的生育个数一直在下降，从6个降到2.5个。我想这就是中国在经济变化发生之前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化。

我觉得我们感觉“吃饱了”的一个原因应该就来自于这种巨大而常常又被人忽略的社会变化——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以及伴随发生的粮食增产的速度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速度。

• 不远兄好！

农业生产最基本的是水。水是有没有的问题，而其他都是有多少的问题。小农业的根本弱点就在于没有办法解决水利系统的问题。

从自然增长率曲线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70年代末的低谷同时也对应59-61年的人口出生的急剧减少，而80年代末的上升则对应60年代中后期的出生高峰。

城市人口除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口粮都是得到保证的，一般不存在吃饱不吃饱的问题。农村则发展不平衡，多数地区也基本是可以吃饱的。但食品质量的明显提高是80年代以后，因为此时粮食产量过了关，可以将耕地更多地用于蔬菜和经济作物的生产，也解决了家畜的饲料问题，副食品供应也很快丰富起来。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发展过程，我这篇文章中所引用的数据也说明了中国在50-80年的三十年间粮食亩产的快速增长，高出可以相比较的大国像印度和世界平均水平很多。以中国低水平的人均耕地以及人口的急剧增长，用30年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吃饭的大问题，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真希望那些说什么包产到户后中国人就吃饱了或者动辄拿粮票说事的人，能够花点功夫去了解这个发展过程。

感谢指出我的错误！我原来对计划生育开始实施的时间的理解有误。现查得从70年代初期已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

这一点我倒是不太同意，70年代末的那个低谷是从1975年到1980年。1959年出的生人是16-21岁，61年出生的人是14-19岁，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那是应该还是未婚。

开渠灌和挑水灌都可以称为灌溉地。一渠一人几十亩是灌溉，几十家人拖着管子到处跑也是灌溉。

其实我的想法是基本的经济原理与对农业经济的了解是无法互相替代的. 前者即使不能帮助理顺思路, 至少也对描述和沟通有帮助.

对原文如果要补充一点, 就是关于从事农业的风险. 主要的风险应该来自于旱涝灾害与农业品价格不稳. 在缺乏(主要应该来自政府)保障措施的情况下, 这两个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年的收获. 更何况, 农民有理由比城市居民更加厌恶风险, 因为他们储蓄较少, 没有资产回报和灰色收入等工资外来源. 如果有两三年的收入很低, 农民往往会陷入比城市居民更深的困境. 因此, 把农民限定在土地上对他们的伤害要比想象中更大, 而农民无法出租或出让土地的情况下情愿撂荒也容易理解.

一直在找资料和整理思路，确实想把它写好。大约还需两天，见谅。

纵观新中国近六十年粮食生产的发展，其总产的增长与世界大致相当，但由于粮食耕作面积的大幅下降，其单位面积产量的增长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约40%。下表例出了世界上十五个产粮大国（占世界总产量的80%）2007年的产量及相关数据，从中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比较。

表5.1 世界十五个产粮大国2007年的产量及相关数据

表中最后一项，即每公顷耕地的粮食产量值，并不确切代表实际的单位面积产量。这是因为第一项，即耕地面积，包含了非粮食生产的耕地。粮食耕地一般占到总耕地的60-70%，但各国有差别，且有些差别甚大。比如美国，其耕地用于大豆和棉花的比例很高，而粮食耕地的比例在50%左右，因此其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与中国比差别没有表中显示的那么大。相似的情形可能也不同程度地适用于俄罗斯，加那大，澳大利亚等。不能简单地将各国单产值进行直接比较的另一个原因还包括地理环境和气候等因素。比如法德两国的小麦亩产高出世界各国很多，乃因该两国的冬小麦生长期特别长，可以获得更多的光合作用。不在表中的日本和韩国的单位面积产量较中国高，但由于它们的粮食生产规模很小，与地理环境和气候变化很大的中国基本上没有可比性。事实上，这两个国家的农业也说不上十分成功，因为日本的工业和城市不断蚕食农业用地，粮食进口已达所需的三分之二；韩国也类似，粮食所需的三分之一依赖进口，其进口量比中国还大。在人口规模和农业地理环境上，真正可以与中国相比较的是印度，而中国的巨大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本文第三章论述了新中国粮食生产增长的主要源泉是中国农业八字宪法中的土肥水种四大要素。事实上，水利灌溉，合理施肥，以及科学技术的开发利用，作为粮食产量增长的源泉，也为世界农业科学界所公认。科学技术主要指良种的开发和农药的发明使用（八字宪法中的保，即植物保护和病虫害防治）。由于土和水这两个要素的进步在1950-1979年间最快最大，而肥和种这两个要素的也只要是在60和70年代建立和开发的，因此，说新中国粮食产量的增长主要应归功于中国人民在前三十年的努力，是有充分说服力的。同时，纵向比较，这三十年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增长远高于封建时代，也高于后三十年；横向比较，比同期的印度高出一倍多。也因此，像林毅夫先生那样，企图以理论模型和经验数据来否定新中国实行集体生产的合理性并贬低其成就是没有根据的。

其实，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生产，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所逐步实行的从互助组，低级社，到高级社和人民公社这样一个合作生产过程，根本上是符合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与世界上其它许多具有先进农业生产的国家的实践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发生过严重失误而且存在某些弊端，其获得的成绩和具有的优越性是主要的。但是，在过去三十年中，在反思失误和纠正弊端的过程中，这个集体化过程及其结果被严重的歪曲了，以致于很多人把它看作造成中国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而有些城市里的年轻人，虽然一天也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也基本不了解农业农村和农民，头脑里却存在很多不符合实际的错误观念，提起人民公社就是一幅不肖的神情，认为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才使得中国人免予挨饿。这个现象的产生的原因，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大跃进及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

大跃进在工农业两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有极大的失误。这些失误有些是无可挽回的，有些得到了清算和纠正，但也有一些被掩盖起来了。改革开放后一旦将这些失误予以广泛宣传，失误便被片面地夸大而成绩则基本上被忽略了。如此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现象，在历史上总是反复出现。

具体到农业来说，成绩主要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为此后几十年粮食生产的持续增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失误主要在于浮夸风所导致的粮食播种面积大幅减少，以及共产风和瞎指挥对农业生产的损害。这些人为的失误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使1959-1961三年粮食减产达1.4亿吨之巨，人均粮食占有量从约600斤/年减少到了约450斤/年。1958年，正好是高级社向人民公社转换之时，于是，改革开放后，很多人就把这三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归罪到了人民公社的体制上。但客观的分析计算表明，自然灾害给粮食减产造成的损失约占40%，水利和工业建设，城市发展以及浮夸风导致的播种面积下降所造成的粮食减产约占42%，都不能算在人民公社的帐上。余下18%的粮食减产虽然与人民公社成立时的共产风有关，但共产风并不是这个集体生产体制的必然特征。事实上，在人民公社最初的庞大规模在一年后被压缩成“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后，差不多与原有的高级社相当，共产风很快就被压下去了，后来也没再发生。本文第二章正是在这个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证伪了林毅夫所谓的“博弈论”，即人民公社导致的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和偷懒是粮食大减产的首要因素的论断。

2）家庭承包责任制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改善

1980年，主管农业生产的中央领导人及其追随者们，在了解到农村个别地区的少数农民私自改变了集体生产的形式而采取分田单干并取得了粮食生产的显著成效后，通过由中央到地方的层层高压，将此种实践在两三年内一刀切地推行到了全国农村。几年后，由于粮食和经济作物产量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一般人将农村的集体生产时期与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时期进行比较，依据自己的朴素的生活经验和逻辑，而得出后者优于前者的结论，本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进行严肃的农业经济研究，却不可以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而需要运用农业生产的知识和规律，对各种经验数据进行客观合理的分析，从而对这两个时期的不同实践及其结果作出合乎科学和逻辑的解释。

在生产力三要素中，劳动者是首要的因素。这个要素涵盖了劳动者的生产知识和技能以及态度，或曰积极性这些因素。劳动者必须将这些因素与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两个要素结合起来，才能获得生产结果，而这个结合的好坏程度，将带来不同的生产结果，这是没有疑问的。换句话说，劳动者无论生产知识多丰富，技能多高超熟练，积极性多高涨，他如果不能将这些因素转换到由生产资料所决定的生产条件的改变，并将之恰当地运用于适合的生产对象上，那么他就不可能获得比原有的生产更好的结果。根据这个原理，本文第三章分析了集体生产时期由于劳动者基于对粮食生产四大要素的认识，运用生产资料对劳动对象即土地进行了改造和改良，对生产条件即水利灌溉系统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结合工业生产提供的化肥和科学研究提供的良种这两大生产资料的进步，而获得了粮食产量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本文第四章分析了分田单干后，由于分田单干的个体劳动者无法像集体生产的群体劳动者那样对土地和水利灌溉系统进行持续的改良，建设和维护以及有效地利用，其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集体生产时期大为降低，十八年间，造成了约三倍于1959-1961年的粮食减产，成为该时期粮食产量的增长远低于集体生产时期的原因之一。这就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证明了集体制在粮食生产上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具有无可辩驳的优越性。林毅夫企图以80年代初从集体制转变到承包制后几年间农业产值的快速增长来证明后者的优越性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笔者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证明，那几年粮食产量的增长主要源于：1）大量化肥的施用，这些化肥部分是由1973开始计划引进，并于1978年建成投产的13座大型化肥长生产的，部分是直接进口的；2）杂交水稻和小麦的普遍推广，3）那几年良好的气候条件。这几个因素，基本上与分田单干后农民积极性的增长无关，林毅夫将农业产值增长的42%归之于这个积极性增长是没有根据的。笔者这么说，并不是要否定分田单干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为没有这个积极性，连生产都不能正常进行，更不要说增长，而是说，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生产，可以获得同样甚至更高的增长。

八十年代前后人民生活质量确实存在显著差别，其背后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粮食生产。六十年代初的粮食危机使执政党及其领导人从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中清醒过来，认识到中国的粮食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从而提出了发展农业要“以粮为纲”的方针。改革开放后，有些人看到由于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的快速发展而带来了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改善这个现象，于是认为过去“以粮为纲”的方针是错误的。但这是以形而上学的方法来分析和认识问题的结果。由于水利和工业以及城市建设的需要，在中国有限的农用耕地不断减少而人口却急剧增加的情况下，如果农业不以粮食生产为主线（纲），那么六十年代由于粮食危机而带来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随时都可能重演。因此，对于全国范围内农业生产的计划来说，这个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业生产的其它方面，比如经济作物和副业不重要，因为这个方针还包括了“多种经营，全面发展”这样的具体内容，并且得到了有效的落实。图5.1和5.2表明，在60和70年代粮食耕作面积逐年下降但产量却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一直呈缓慢上升的趋势。而在70年代末粮食产量达到了人均粮食占有量约680斤/年后，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就出现了比过去快得多的增长。有人将这个变化归之于承包制下农民积极性的增长，笔者表示怀疑。事实上，八十年代初农业生产也还是受国家计划经济约束的，农民尚不能完全自由地决定自己想种什么，这也是“承包”之所谓。但不管是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体制下，中国人都不会傻到在粮食已经多得消费不完时还拚命种粮，而不将耕地另作它用。

图5.2 1950-1990年粮食耕作面积变化趋势

图5.2 1952-1990年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变化趋势

虽然“以粮为纲”在那个时期作为全国农业生产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但各地农村的生产条件有差别，有些地方的领导干部不是因地制宜而是片面地和机械地执行这个方针，就带来了负面的效应，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还有些地方实行了极左的政策，收回了农民的自留地，并对副业生产和自由市场实行了一些不必要的限制，人为地造成了经济作物和副食品市场上的短缺。然而，改革开放后，这些局部的错误被全面地夸大了，使很多人将人民生活质量的低下归之于“以粮为纲”的集体生产。因此，这里有必要对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的经济作物和肉类生产作一些简单的说明。

主要经济作物包括棉花，大豆，油料（花生，油菜籽等）和糖料（甘蔗，甜菜）等。从表5.3可以看到，由于解放后新的耕地的开发，用于这些经济作物的土地在5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但60年代初大幅下降，然后逐渐回升，直到70年代末才重新回到50年代中期的水平。虽然这段时期内经济作物的单位产量有所提高，但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人均占有量一直不高。而在肉类生产方面，集体制时期是鼓励家庭副业发展的，以猪牛羊为主的肉类生产呈现了持续增长的趋势。表5.2列出1950-1990年的粮食和几大类经济作物以及肉类的生产数据。图5.3是粮食，油料，糖料和猪牛羊肉人均占有量以1990年为基准（100%）的指数变化趋势。

表5.2 1950-1990年的人口，粮食，经济作物和肉类生产数据

图5.3 1950-1990年粮食，油料，糖料和肉类的人均占有量变化趋势

从上图可以看到，集体生产制开始解体的1979年，粮食，糖料和肉类的人均占有量较1950年都有较大增长，唯油料差不多持平。但在60和70年代的长时段内，人均油料占有量低于1950年，且大大低于50年代中期，使得城市中的人们对食用油长时期的低水平供应留下了深刻记忆。80年代油料，糖料和肉类的增长与前三十年比较确实可用飞跃一词来形容。虽然油料和糖料的增长这主要是由于化肥的使用，肉类的增长源于饲料粮的突破，但笔者对中国农民所取得的这一辉煌成就只能表示由衷的赞扬和敬佩。

3）客观的反思纠错与主观的宣传误导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农业生产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有过严重的失误和存在一些弊端。70年代末，在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各国和平建设的方向转移的历史关头，中国开始了国家建设的战略转折。为了使中国农业在新形势下能够获得更加健康的发展，对过去的失误进行深刻反思和对当时仍然存在的弊端进行有效的纠正，是完全必要的。前人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并由此而产生了许多积极的变化。归纳起来，那三十年主要的失误和弊端在于：50年代集体化进程中的求快求全，在短短几年内就在全国范围内划一地实现了互助组 - 低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这样几种组织和生产形式的转换，没有充分顾及到各级政府和全体农民对这些形式的适应需要相当的时间，从而造成了一些混乱，使农业生产在1959-1961的三年中遭受了严重损失；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虽然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执行适合农业生产一般性规律的指导方针，但也给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以及干部的贪污腐败甚至欺压百姓提供了方便，使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

然而，在反思失误和纠正弊端的过程中，全国普遍发生了夸大宣传的现象。比如，由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推动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主要是学习周总理总结的“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学习大寨的一些农业生产实践，像垒石砌坝造梯田等。整体上看，这个运动对农业生产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应，但某些地方不是因地制宜，出现了教条主义的生搬硬套，不计成本和实际效果的改土造田。而后来的一些宣传把这些负面的东西夸大为全局性的错误，给一些人造成了农业学大寨是根本错误的印象。又比如林毅夫所提出的“博弈论”，将三年粮食大减产的首要原因归之于农民偷懒，根本就不成立，却被一些人尊为定论而当作否定集体生产的依据，全然不顾那个时期的农民在生活水平不高而工具又落后的条件下，却在农业生产和改造自然两条战线上付出了极其艰巨的努力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的历史事实。另外还有很多似是而非甚至歪曲捏造的说法，像什么“取缔自由市场，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等等，被广泛宣传为集体化时期的占主导地位的实践，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这些宣传一方面在80年代初有利于推动家庭承包制的实行，另一方面在90年代三农问题暴露出来后，被用来掩盖分田单干的弊端和维护这种小农经济的生产形式。然而，历史事实是不容歪曲和捏造的，呈清这些事实和寻求历史真相，正是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

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为了面向未来。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粮食自给能力和安全保障一直是国际国内热议的话题，受到广泛的关注。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撰写的《谁来养活中国》一书，曾经轰动一时。中国的粮食总产在1998年达到5.1亿吨高峰后，开始走下坡路，并于2003年降到了4.3亿吨，降幅达15%，给中国的粮食安全敲响了警钟。这个变化趋势主要是由播种面积下降所造成的。此后，政府采取措施，使播种面积回升，粮食产量在2007年重新回到了5亿吨的水平。由于过去十年里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平均增幅只有0.6%，保持粮食耕地面积的稳定就成了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必要措施。去年，中国政府提出了严守18亿耕地红线的政策主张，在民间获得了广泛支持。一些“知名人士”对此提出了质疑和异议，并将其依据建立在从国际市场采购粮食的基础上，是十分危险的。

当然，随着中国人口在未来二十年的继续增长，并在2030年达到约16亿的高峰，工业，交通和城市发展必然需要占用更多的耕地。这就向农业提出了新的挑战，即如何继续提高单位面积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的产出来保障供给，使得挤出一部分耕地作为非农业所用成为可能。从中国农业发展的现状来看，在科学技术获得新的突破前，还有一些潜力可挖，因此这个前景是可以实现的。以下三个方面的潜力需要通过集体和社会化的合作生产来实现：

1）继续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将分田单干后在这方面的损失尽快补上。在土地方面，目前很多地方的泥土流失十分严重，需要重新整治土地；而为了暂时的高产，不合理施用化肥而使土壤肥力降低的现象普遍存在，需要在土壤科学的指导下进行综合治理。在水利灌溉方面，虽然中国在世界上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但仍然存进一步提高自动或人工浇灌耕地面积的空间，这就需要继续进行水利灌溉系统的建设；而过去建设起来但因疏于维护管理而完全失去或降低了效用的灌溉系统更应该通过修复而重新利用起来；另外，在水资源越来越匮乏的自然环境制约下，要通过改变浇灌方式，比如更广泛地采取浸润灌溉、喷灌、滴灌等节水措施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和农作物对水的吸收效率。

2）通过农业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扩大规模效应。分田到户阻滞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的进程，而靠手工劳动的个体农业是不可能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显著提高的。农业机械化与精耕细作并非相互矛盾而是相互促进的。农业机械化可以节约大面积粮食生产所需的大量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可以用在那些需要手工操作的蔬菜，水果，和某些经济作物的生产和农副产品的加工上面，也可以用在非农业生产的经济领域。否则，由于人均产值不能获得实质性的提高，农村就将总是陷于社会发展的底端，缩小城乡差别就永远只能是一句空话。

3）利用不同地域的资源优势和地理特点而实现农副产品从生产，加工到销售的分工合作。中国的农业生产地域十分广大，各地域存在适合不同农作物生长的地理和气候差别。社会化的合作生产有利于充分利用这些差别，从而使不同农副产品从生产，加工到销售的资源配置得到优化；与仍然带有自给自足性质的小农经济体制相比，其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

虽然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实现的初期在粮食生产上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从本文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个体农民难以进行改造自然的大规模生产活动，因而不具有持续发展的优越性。当然，这个体制发挥了农民多种经营的积极性和灵活性，为搞活农副产品的市场经济所做出的贡献，应该得到充分肯定。同时，对于所谓这个体制解除了对农民的束缚，为工业和城市建设输送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大军的观点，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首先，新中国在前三十年的工业化进程中，持续不断地从农村吸收了大量劳动力，甚至一度过量而造成了工农业的劳动力资源比例失调。从理论上说，小农经济不但不是工业和城市建设获得劳动力资源的必要条件，甚至可以说，由于它阻碍了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进程是被延缓而不是加速了。其次，小农经济下的个体农民在过去二十几年的劳动力市场上，不具有保护自己的人身和经济权益的能力，许多农民流入城市后，走过的是一条痛苦和悲惨的工作与生活道路。而在此前的社会主义体制下，被抽调分配到城市的农民，绝大多数都获得了与城市劳动者同等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笔者指出这些，并不是要提出假设，说三十年前如果农村的集体生产制没有解体，大量农民进城后就会怎么怎么样，因为时间不能倒转，历史进程也不能被推翻重来。但是，历史的经验教训总是有价值的，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

同理，现在重提中国农业的合作化生产，也不可能再简单重复过去的集体化实践。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的集体性质决定了中国的农业合作化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像其它一些国家那样通过买卖兼并将土地集中在少数大户手里来形成规模经营。否则，农村的贫富分化将严重加剧，不但不能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美好前景，并且会造成社会动乱之源。这个新的合作化生产的实现，既要借鉴上世纪50年代中国自己在集体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也要学习现有国营农场和别的国家不同形式的合作实践。虽然无人可以给这个过程的实现划定轨迹，但是，只要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社会化的合作生产是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那么中国农民就一定会经过不断的实践和探索而成功地走上这条康庄大道 ----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给本文划上句号之前，笔者要表示对林毅夫先生的感谢。是他的那几篇文章引发了笔者对新中国的粮食生产所进行的研究，而且他的视角和研究方法也给笔者以有益的启示。虽然这篇文章证明他的那些结论基本上是错误的，但他给出了其结论被证伪的可能，这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同时，要感谢许多网友参加本文的讨论，并且希望大家能从这些讨论获得一些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