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1952-1988农业生产数据解读：工农业发展政策最重要 -- 陈经
润树反驳了林毅夫的一些农村经济研究结论。文中提供了这样一张表，数据来源是文贯中与林毅夫整理的资料。润树的贴在这：
图中数据项解释（从润树文中抄的）：
农产值 – 大致可理解为各种农业产出乘以价格
劳动力 – 从事农业产值所涵盖的农作物生产的劳动者人数
土地 – 农业产值所涵盖的农作物赖以产出的土地面积
资本投入 – 为购买耕畜，机械 和电力设备等投入的资金
流动投入 – 为改善生产条件（农田基本建设，水利，肥料等）和提高农业科学技术的人力物力投入
林毅夫解读数据，算了一张“农业全要素生产力”变化图。图是一个马鞍形，1958年前和1977年后“全要素生产力”高，中间低。说明中间的人民公社时代农民在集体中博弈偷懒，所以生产力低。而之前与之后的单干时代，农民为自己干有劲，所以生产力高。
润树解读数据，算了另一张“全要素生产力”变化图。1977年后“全要素生产力”高，有产量增加的因素，但主要是农产品价格提高了。如果只算粮食产量，则马鞍形消失，改革开放前后农业“全要素生产力”并无提高。林毅夫与润树的解读详情可参看润树的文章。
我假设这些数据问题不大，并试图通过简单解读这些数据，来说明1952-1988年中国农业生产发生了什么事。我认为经济学研究这种现象很常见，学者会搞一些花里胡哨的数据处理来暗示倾向性结论。但往往用不着这么曲折，数据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只要想通了就行了。
劳动力与土地好理解。资本投入就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硬件投资，有一件件的工具在那。流动投入就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软件投资，包括农业生产技朮、水利肥料等配套。
农业产值等于单产乘以价格，总产值要增长，就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农产品价格要高（或者说合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可不是无关紧要的，国家不是乱定的，这个要分析。第二个是农业产出要多，这个我们也要分析。
农业产出等于播种土地面积乘以单产。从表中可以看出1952-1988年的农业土地面积变化不大，某些年之间小有变化，但基本可以当作是一个常数。所以，土地面积是一个很次要的因素，可以略过不分析。所以对新中国的农业总产值变化大致可以这样看：
农业总产值增长率 = 农产品价格增长率 + 单产增长率
1978年以前，农产品价格基本不变，所以产值增长就靠单产增长。改革开放以后，农产品价格大幅上调，单产也增长，所以农业产值增长快多了。需要指出的是，价格上调不是无意义的数字游戏，因为农业总产值与农民的收入直接正相关。改革开放后大幅上调农产品价格，工业品相对降价，农民获得利益，能置办些工业品，有点现代生活的样了。后来农产品价格又不涨了，农民光靠农业产值，生活就不行了。所以，这里有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
为什么改革开放后农产品价格能提高，而之前农产品价格就不提高？
这个问题不能光在农业里看，而需要由工业与第三产业发展来解答。因为改革开放前工业发展还不行，做不到“以工养农”，所以得“以农养工”。改革开放以后，工业与第三产业发展好多了，慢慢可以“以工养农”了（这也是分阶段的，农民相对还是苦，但绝对生活水平进步不小）。至于为什么改革开放前工业不行，可以简单地说，生活方面的工业产出干得不好。比例安排错误，“重工业过重”，总不能让农民去买坦克吧。这说来话就长了，本文就不细论了。
我们再来看“单产增长”。资本与流动投入都是想让农业生产效率高，单个劳动力能多干活（同样积极性、同等时间投入），单位面积土地产出增多。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接受，1952-1988年持续的资本与流动投入，总是让农业生产效率往高里走，是一个正面影响因素，投入越多，效率越高。通俗地来说，农业生产的软硬件投资是值得的，能起作用。
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前农业软硬件投资增长倍数很高。1977年与1952年相比，硬件投资变3倍，软件投资变7倍。而改革开放以后，软硬件投资没怎么太下功夫。1988年与1979年相比，软件投资还下降了，硬件投资增长40%，可能还是农业硬件（农机、农电、耕牛）涨价的原因。
改革开放到1988年，农业总产值比1977增长100%。农产品价格增长因素有部分作用，我们算单产增长约50%（根据润树提供的1979-1988价格调整增长53.2%）。我们需要解释这个50%的单产增长。
软硬件投资基本不增长（可以称为“农业投入不足”），对单产增长的影响是什么？如果我们假定“农业投入不足”对单产是负面影响，土地面积又差不多，那么50%的单产增长就得靠“劳动力”因素来解释了。这有三个因素。一个是劳动力数量增加了10%。一个是农业劳动力搞多种经营，种粮食之余还种菜养猪。另一个是积极性提高，给自己种粮食上心了。这些都应该是正面因素，主要是后两个因素。也就是说，人与土地“真正干活”的时间长了。多种经营就不是博弈论能解释的，这是政策宽松的效果。
这个“农业投入不足”也需要分析。到1988年每年的投入虽然不增或者下降了，但绝对数还是基本保持了一定的规模。有这种可能，只要保持一定的投入规模，农业生产效率还是能增加的。比如人每年花一样的时间学习，本事却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以后，良种与化肥的广泛使用显然对农业生产很有帮助。后来农民种田人数与积极性与都下降了，上386199（妇幼老）部队了，农业产量还是维持了住了，显然靠得是农业投入补上了“劳动力”方面的损失。也可能改革开放最初几年农业投入就起到了很大作用，农民积极性没那么神奇。
所以对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开始主要是靠劳动力因素，后面主要是靠农业投入，把产量做上去并维持的。这里说的农业投入有积累因素，一块良田一个水库整好了可以多年管用，所以改革开放前多年的农业投入也是一个积极因素。林毅夫说的博弈论，有部分道理，但是不是主要因素？是主要因素的话能管多少年？我认为只是阶段性的道理。现在再讲什么“承包制”提高农民种田积极性来搞好农业，就是胡扯。可能承包制还不如土地集中流转大户种田。
再来看改革开放前。到1976年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88%，播种面积增长8%，算单产增长80%。劳动力数量增长70%，农业硬件投资增长180%，软件投资增长615%。
也就是说，单个劳动力产出效率基本没啥变化，还是那么多。这显然是不好的，二十多年过去，劳动力生产效率不增加，肯定是出大问题了。一种说法是林毅夫的“博弈论”，农民不想为集体干活，二十年就这么混过来了。农业软硬件投资增加很多，拉高了单产。但这些投资却没有增加农民的生产效率。
我觉得林的分析存在一个误区，就是把农民干活积极性和单产直接联系在一起，当成主要因素。从改革开放以后的情形可以看出，农民干活有积极的时候，也有不积极的时候，但单产受影响却没那么大。我们可以承认一个事实，人民公社时代，农民不太积极干活，从情理上判断，出现偷懒现象是正常的。但具体分析一下偷懒这个动作，是不是因为人太多了呢？这么多人一起干活，软硬件投资又多了，减少劳动不是很正常么？虽然是偷懒，但也能把农活干个七七八八，这样单产还是增长了。
农民就不偷懒，又能怎么的？我提出一个设想，农业单产不是由农民积极性决定的，而是由农业科技发展水平决定的。在当时的农业科技水平下，农民积极一些是有作用的，但到底不如现在的农民随便种两下田就有高产量。积极性不是决定因素，农民偷懒不是农业发展的重要障碍。
林毅夫整出来的马鞍曲线很容易解释。中间低，是因为人口增长农民数量在增加，农业总产值却增加不多弄出来的。前面高，是因为农业总产值低基数恢复性增长快。后面高，是因为人口增长低了，农业总产值增长高了。关键是这个“农业总产值”的增长。
林的逻辑是，农民偷懒，所以农业总产值增长不行。我的结论却是，中央错误的工农业政策，使得农业总产值就那么多，农民偷懒是个正常的事，也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农民就算不偷懒，农业总产值也就那么回事，无法奇迹增加，学大寨也没啥用。比方说现在农民回家积极种地，又能如何？能解决三农问题么？要是再把现在找不到工作的千百万失业农民工与大学生扔到乡下算“农业劳动力”，农业生产效率不得下降一大截？
毛泽东时代，工农业发展政策有重大失误。大跃进时期就不提了。20多年，农民除了种田，不许搞别的。要是能搞点加工生产，总好过几亿人偷懒种田吧？重工业搞得太多，轻工业太少，吸收不了农业人口，城里人反而要下乡。工业发展太差，挣不来钱，要压低农产品价格。这些因素，比农民偷懒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大多了。现在农民就算偷懒，把粮食价格一提，农业产值自然就会大幅增长。
林毅夫其实对经济发展政策有研究，但“社会主义农民偷懒”这种“苗草论”的“制度经济学”结论，容易写文章，影响也大。我认为这是此类文章出炉的一个重要因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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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地膜技术在1979年引进后，引进当年的产出就提高40%。该技术1979年经日本专家石本正一先生引进。引进后，经我国科技人员消化吸收、示范推广，这项节本增效技术日趋成熟，在我国应用面积迅速扩大。目前，已在全国所有省市、40多种作物上大面积推广。农膜事业的发展还推动了塑料大棚、设施园艺、保护地栽培等引进技术的发展。
而一个农业新品种的推广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超级杂交水稻的事情大家知道的多点，这里不多写。以墨西哥小麦引进为例子，其引进、鉴定与利用研究最早开始于1971年结束于1997年。引进墨西哥小麦资源5000份，经试种和鉴定选出3840份编入《中国小麦遗传资源目录》，其中3640份繁种入国家长期种质库保存。鉴定筛选出20个高产品种，在我国累计推广面积3263万亩，增产粮食9.73亿公斤，新增产值2.7亿元；这是继70年代意大利小麦品种和欧柔在我国利用后最成功的引种工作。筛选出的矮秆、大穗、抗锈病、高蛋白等优异种质用作亲本，在矮化和改善我国春小麦的丰产性、抗锈性、适应性等方面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在冬麦育种中的应用，促进了冬春麦两个基因源的结合，使山西、河北、江苏等地冬麦品种的早熟性、抗锈性得到较好的改善；在全国共育成冬、春小麦品种60多个、在10多个省(区)推广，累计面积1.43亿亩，增产粮食23.04亿公斤，创经济效益20.93亿元。墨西哥小麦主要性状的规律性分析、适宜种植地区的划分，为墨麦引种和利用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提供了 科学依据。
自1979年以来引进粮、棉、油、蔬菜、水果、牧草等种子、苗木10多万份，有些在生产上直接应用，有些作为育种亲本材料。引进的小麦品种在我国直接推广利用的就有80多个，其中推广面积超过千万亩的有6个。蔬菜、水果、家畜和家禽的引种都开创了生产和科研的新局面。还有，各种引进良种的推广与农药、化肥大规模投产后的普及与推广都对农业增产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不管农民怎么热情高涨，没有包括墨西哥短杆小麦的引进这样的外国良种苗木的引进，还有象超级水稻的经过科技选育的优良品种普及，中国人在今天就不可能解决吃饭问题。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绝对不是什么空话。脱离科学技术谈论农业，多少是有点空中楼阁了。
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022335
直觉上用年份来做比较似乎有问题，毕竟不同年份的收成可以很不相同，而且影响收成的变量太多，不好掌握。
按照我的理解，林的观点是因为制度的安排不当，农民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导致粮食产量低下。
要判断林毅夫的观点对不对，从逻辑上来讲似乎不难。
逻辑上来讲，有两点，其一是制度的安排，是否会导致农民偷懒，其二是，农民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是否会导致粮食低产。
感觉润树兄似乎没有批驳到点子上，或许我没读通润树兄的文章？
单位面积的土地产出并不会因为投入多重的劳动力而增加多少
一个粗率的模型：
如果单位面积上一个人耕作，产出为100%，个人生活保障是40%，那么这个人有60%可以用于消费
如果在单位面积上投入两倍的劳力，产出不会因为投入劳力多就翻番，实际上，增加的产量通常少得可怜，可能就10%左右。而两个人的生活保障需要80%，结果两个人一共用30%可以用于消费，人均15%
如果在单位面积上投入三倍的劳力，产出也就113%左右，连三个人的基本生活保障都不够
当然，不同的土地不同的作物不同的耕作方法会带来不同的细节，但总体的趋势和这个模型不会有什么大的区别
承包责任制二十几年后的今天，大部分农村壮年劳动力都已实际上被制造业和服务业吸收了，留在土地上的主要是老人和妇女。就这样，农村的基本耕作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难道我们能因此得出结论说现在的老人和妇女的劳动积极性比二十几年前的所有的农业劳动力还高一倍么？
其实是农村只需要这么多劳动力罢了
如果能按照西式大农场的方式的经营，农业劳动力再减少90%都不会有问题。
需要精心照顾的养殖业十分明显。
以及部分需要精心照顾的经济作物--如烟草 同样的化肥和农药水平，需要投入的劳动比粮食高多了。
至于粮食 确实是集体劳动下也可以马马虎虎种的差不多。考察几十年的粮食单产曲线，基本是和国内农业物资的生产能力曲线一致。无非就是除草少一点之类。 可以种懒庄稼，损失也不大.。包产到户后的效益也只是一次性的，后面无法再提高。而养猪养鸡就大不一样，偷偷懒会带来病、死的严重后果。同时，家庭生产方式对饲料的来源可以多元化，降低对饲料粮的依赖程度。当年我家养猪我哥8岁也去割猪草，如果养公家的猪，谁干？到现在也是这样，农村青壮年出去务工经商，老弱种“懒人田”，也不怎么影响粮食产量。但是如果经济作物和养殖业搞懒人生产，那是会出现经济作物和牲畜病、死的。损失会很大。
承包制度其次的就是灵活性。对副食品生产也很重要。比如家里养的牲口有的需要特定时间喂食，照看的，如果你在需要全天候照顾（比如小鸡生长）的时候必须要去做工分的话··
提供点资料
http://cyc90.cycnet.com/leaders/chenyun/content.jsp?id=17297&s_code=370203
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调查报告之一
一、私养母猪养得好，产苗猪多
母猪几个人管一头，所以养得好；公养母猪一个人管几头（一个饲养员平均十头，加上种饲料和收集、搬运饲料的人员以及饲养场的管理人员，平均每人养四头），所以养不好。据养母猪有经验的农民说，他们养母猪，养得好赚钱多，养不好要亏本，所以对母猪像对产妇一样关心，对苗猪像对婴儿一样关心。他们举出母猪私养比公养有下列几条好处：
（一）喂食喂得好。按照不同时期母猪和奶猪的不同需要，供给饲料，有时多给吃精饲料，有时多给吃青饲料，有时让吃干一点，有时让吃稀一点。他们看着母猪、奶猪吃食，研究它们喜欢吃什么，如果有病不吃食也容易及早发现。公养猪喂食一般化，像开“大锅饭”，干稀一律，吃多吃少没有人管。
（二）垫圈垫得好。私养猪用青草垫圈，圈内清洁舒适，母猪、奶猪皮毛干净，不易得病。公养猪因无人割草，只用少量稻草垫圈，圈内都是水淋淋的，母猪、奶猪常常遍体泥浆，容易得病。
（三）母猪怀孕后注意保胎，不使它受惊。有的农民想方设法减少雷声、爆竹声对母猪的惊动，出肥时先把母猪赶到圈外，避免受惊。
（四）注意接生。发现母猪快要生产时，农民就睡在猪棚旁守护，生产时注意不让母猪压死苗猪。
（五）保护奶猪。对最后生下来的比较瘦弱的奶猪特别照顾，把它放在奶水最多的第三个奶头上吃奶。经过安排，奶猪就习惯于在固定的奶头上吃，大小长得比较均匀。
（六）夏天注意防暑，冬天注意保温。夏天在猪棚内垫些水草，母猪睡在上面比较清凉。冬天在猪棚内垫些干草，加上棚小，遮盖得好，容易保温。公养猪因为棚大，冬天很冷，苗猪怕冷，挤在稻草中或母猪腹下，易被母猪压死。
养母猪比养肉猪困难一些，有些同志怕农民养母猪养不好。据我们了解，愿意养母猪的，都是对养母猪比较有经验的农户。他们喂养母猪，总是不让母猪空怀、流产，力求生得多、活得多。因为饲养得当，一头私养母猪全年生产和养大的苗猪，至少比公养母猪多一倍以上。
二、无论母猪或者肉猪，私养比公养还有几个好处
（一）私养猪饲料比较充足。现在养猪不可能完全靠精饲料，必须搭配相当多的青饲料。在青饲料的供应上，私养猪比公养猪好得多。养猪农户可以利用辅助劳动力和工余时间去捞水草、割青草，把鲜嫩的给猪吃，老的垫圈。小蒸公社在宣布把大部分母猪和苗猪、肉猪下放给社员私养后，当天晚上和次日清早就有许多要求养猪的农户，争先出去捞水草、割青草，晒干贮存，准备作冬季的猪饲料。可见，国家供应同样多的精饲料，私养猪比公养猪可以吃得饱，吃得好。
（二）私养猪比公养猪长肉多。私养猪因为吃得好，睡得好，长肉比较快。一头肉猪平均每天可以长肉半斤，二十多斤的苗猪，养四五个月就能够长到一百斤上下。公养猪吃同样多的精饲料，一个月平均只能长五六斤。
（三）私养猪比公养猪积肥多。私养猪用大量青草垫圈，积肥多，肥料的质量也好。公养猪用少量稻草垫圈，积肥少，肥料的质量也差。私养母猪每头每年能出肥约二百担，公养母猪每头每年只能出肥一百担到一百二十担，按肥效计算只能抵六十担到八十担。
（四）私养猪可以利用辅助劳动力和工余时间。有辅助劳动力的农户，养肉猪不需要误工，养一头母猪全年只要少出工十到二十天。公养猪则要用整劳动力。小蒸公社每个整劳动力只能养四头母猪，或者养十头肉猪；公社和大队共养二千四百头猪（包括苗猪），就用了整劳动力约三百人，平均每人只养八头。
（五）私养猪节约稻草。公养猪煮饲料和垫圈，每头每天至少用稻草二斤，全年七担多，比一亩稻田所收的稻草（约六七百斤）还多一点。私养猪在做饭时附带煮猪食，割青草垫圈，所用稻草很少。
由于以上原因，私养猪能赚钱，公养猪要亏本。据农民计算，养一头母猪，一年生苗猪十二头到十六头，可以卖一百八十元到二百元。养一头肉猪，长到一百多斤出卖，可以卖三十元到四十元；一年养两头，可以卖六十元到八十元。公养猪大多亏本，去年小蒸公社公养猪亏本三万八千多元，平均每一农户要负担十六元，加上基本建设投资约七万元，损失更大。
我们也问了私养猪有什么缺点，干部提出下面两条：一是怕农民偷杀肉猪拿到黑市出卖，二是怕国家迫切需要肉猪上市的时候农民不肯出卖。但是，只要政策得当，加强管理，这两个缺点是可以避免的。同时，国家和集体也可以养一部分肉猪，来适应市场紧急需要。
在GDP核算中，增长率必须在同样的价格水平上计算，价格变化的影响折算成一个GDP平减指数。难道农业总产值不是用同样的办法计算的吗？
我抄润树的，润树抄林毅夫的，林毅夫抄文贯中的。文是怎么得出来的，价格调整如何处理的，我不知道。看润树的意思，农产品提价好象并没有平整回去，可能得把文贯中的文章找来才能弄清楚这个问题。
工农业总产值如果要按价格往回调整，年头一长，天知道怎么往回算。我印象中很多情况下，对改革开放以前的数据就是糊涂过去的，不可能弄得太清楚。
中国人均是1.59亩，以色列是0.88亩，荷兰是0.86亩。
以色列是干旱气候，荷兰是低温多雨气候，这两个国家都能做到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5%,粮食自给和出口。
所以中国总人口是大问题。
所谓数据都是胡掰的，我只知道副食品购物证是80年代才取消的。
在有副食品购物证的年代，每人一个月一两芝麻酱，我一个人吃掉我们全家的，据我父母说，他们不爱吃。虽然他们现在也不这么吃，但是我现在明白了，他们看我吃比他们自己吃还要高兴，和我现在看我儿子吃是一个道理。
现在的青年人很难想象：以前，出去买油条不但要钱还要粮票；以前一个人每月28斤的粮食指标居然不够吃；70年代一开始市面上的猪肉居然是排队买肥的，甚至为买肥的走后门。
其实看看副食购物证，肉票，油票，粮票，布票，糖票，啥时候取消的，就会明白包产到户这个被许多人嗤之以鼻的政策对中国第一产业的促进作用。
我在90年看过农研所的一个报告，在90年的时候，杂交水稻的效果，还没有进入官方的视野。在那个报告中，还在为中国农业从两条腿走路（提高亩产和扩大种植面积）到只能一条腿走路（提高亩产）而忧心忡忡。理由就是那时我们的亩产已经达到了最世界最高标准，法国和日本，的80%。而我们的农业投入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其实从80年起，除了给了一个包产到户的政策，农业投入远远不如60，70年代。而以当时的计算，中国的农业无法提供13-14亿人口的粮食，当时我们好像还不到12亿人口。
所以杂交水稻从某种意义上是提供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条件，否则我们如此大规模的工业开放区，城市化，退耕还林所需的土地根本无从谈起。
汲取前三十年教训，也要检讨后三十年的教训。
三农是国本。虽然眼下我们内外情况还有问题，却不象很多国家那样出现内外裂痕。但是，危机之下，只要维持几年颓势不变，改革三十年积累的很多社会问题，就会因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而出现分轨。城市因为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即使出现问题还是会慢慢稳定与妥协。而三农问题一旦处理不好，动摇国本啊。那样，我们的出路就只有对外战争或者对内镇压了。可我国民对此还一无准备，却是捏一把汗。
其实对中国最大的考验是在20年后，而不是现在。
现在中国有巨大的压力，人人都知道后退一步就是悬崖峭壁。以后一马平川了，该自己撒花跑的时候，才是真正考验中国人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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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承包制，这点必须要充分考虑。少数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普遍都过的好，倒有可能从反面证明了当年能够管好集体经济的农村领导人是非常少的。
农村经济并非只有粮食一项，单纯在粮食问题上打转，恐怕讨论不出什么结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