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西方人眼里的周恩来 -- 元亨利

读到另一本英文回忆录《周--中国传奇人物周恩来的非正式传记》（Chou：an Informal Biography of China's Legendary Chou En-lai），作者John McCook Roots应该出生在20世纪初的中国，他父亲是美国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作者从小长在中国，会说中国话。

上图（图片是翻拍书里的，不太标准，能看就行）

这张周恩来光头照，好像不是很常见。说明文字说是1938年汉口，周恩来签名送给作者父亲的。

这张上面，1938年汉口，周恩来为作者父亲送行。下面是1972年，作者妹妹（或姐姐，英文是sister）访问中国，周恩来接见，美国妹妹给周恩来看老照片。

1938年4月11日，周恩来亲笔写在宣纸上题赠送别作者父亲的。他是美国某教会在汉口的主教，名字是Logan Herbert Roots,中文似乎是姓吴（见照片中周恩来题字），在中国干了50年，是个中国老手了（Old China Hand）

1943年，周恩来在重庆会见史迪威的儿子，小史上校。

周恩来与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伊顿1954年在日内瓦。就是此时，伊顿转达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建议，请周恩来说服胡志明，同意两年内实行严格的越南分离。周恩来很犹豫地同意了。后来，周恩来称此决定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他对北京的外交官说：“我们在日内外被骗了。我们以为美国人会支持大会的决议，可是我们错了。”

这一点似乎可以从费正清的回忆录中得到验证。《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 John King Fairbank,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 New York,1982。第423页，费正清1972年访华，周恩来宴请。其间谈到越南问题，周恩来说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关于越南，被杜勒斯耍了。周至今引为憾事。（At the Geneva conference on Vietnam in 1954, Chou said, Dulles had hoodwinked him. He still regretted it.)

上面是1972年作者重访中国，与周恩来见面，下面是美国人Mansfield夫妇，在医院会见，可能是周恩来最后会见的美国人。在告别时，周恩来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大门，从开始就不应该关闭。”英文是should never have been closed，虚拟语气，说明发生了（关门），但是不应该发生。

作者在前言里说，周恩来从不谈自己的身世，生活，很多西方记者想拿到第一手资料，都被婉拒了。作者的妹妹是音乐家，与她的丈夫Richard Hadden 受周恩来之邀，来中国表演双人钢琴（Dual Piano），是文革以来第一批访华演出的西方艺术家。妹妹代哥哥表达了想为周恩来作传的意愿，也被拒了。周恩来的细致，体贴是传奇性的，作者在14页的注里说，Chester Ronning（加拿大驻华使节）告诉作者，1971年周恩来尽力按排他访问在湖北的母亲的坟墓。作者之妹也有周恩来为其按排去庐山扫母亲之墓的情节。

顺便一说：费正清的书里还提到Roots（p40）。费正清是1932年第一次来中国，到了北京，进入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学汉语。校长当时是Dr.W.B.Pettus。学校用的是一种直接方法（Direct method），教学生汉语的四声。学任何语言都可以有很多种方法，学校里的一位学生给校长提意见，结果没到中午，竟然就被开除了，这位学生的名字，就是Roots。以下是费正清原文：

“Lagon Roots, the son of the Episcopal bishop of Hankow and a serious young Oxford Grouper, received in his quiet time one morning an unmistakable divine guidance to tell Dr.Pettu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direct method. He did so after breakfast, but Dr.Pettus was so little amused that Logan found himself ejected from the college before lunch.”很有意思，但是这里如果说的是费正清的同时代的学生，那这个Roots应该不是Logan。Logan是汉口教堂的主教。1938年在中国已经50年了，费到中国时（1932左右)，他早已不需要学中文了。至于是不是指Logan之子John？John应该是生在中国，中文应该没问题，似乎不需要到美国人的学校学中文。或者是另一个儿子，Logan Roots Jr.？

摘自K.M. Panikkar《In Two Chinas Memoirs of a Diplomat》一书，由George Allen and Unwin 出版社1955年出版于伦敦,庞尼卡（Panikkar）曾任印度驻国民党大使，解放后转为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该回忆录记录的是1949-1951年前后的经历。作为大使，庞尼卡与周恩来总理有过多次正式交往。下面是书中有关周恩来的文字编译。

庞尼卡他们一行人离开南京，于1950年5月抵达北京。到达三天后，奉召到外交部会见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象其他关心远东时事的人一样，庞尼卡自上海工人起义以来一直在关注周恩来，因此对第一次当面见真人很期待。庞被引进会客厅不久，周恩来就走了进来。庞对周恩来的第一印象是，“身材匀称，象貌英俊，看上去很年轻，一头乌黑的头发，有一张讨人喜欢的面孔（a face which is pleasant），同时镇定自若（completely composed）。他身穿一套黑色中山装，口袋里插着一支原珠笔，安详又不失尊严地走进会客厅。”

“考虑到周恩来的工作可能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他是总理兼外长，同时是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他在我看来面部表情非常放松。尼赫鲁与周恩来有很多相象之处，但尼赫鲁常常看上去是很担心的样子。另外，我注意到，周恩来只是浅浅的微笑，总的看上去他有一种似乎是不可捉摸的态度。我第一个注意到的是他的手，这双手不仅保养的很好，而且就像中国人说的，指若青葱，他的手势很有感染力。”

“我们谈了一个半小时整。他问我的问题很有洞察力，主要是关于工业生产，土地拥有权，贫农的状况等等中印两国共同面临的问题。但他对印度的了解好像不是特别清晰（vague）。我觉得他一直是在比较我们两国所面临问题的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他反复问到钢铁和电力并一再强调为了亚洲人民，这两个领域的能力一定要增加。”

这次长时间的会见也是一样以敬酒结束，庞尼卡的印象是，自己是在与一个不拘泥于教条，讲究实际的政治家在交谈，跟他可以讨论各种问题并进行合作。很清楚，他也非常了解政治背后与政治以外的东西。毫无疑问，周恩来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同时他也是一个受过训练的理论家，但他仍然是个脚踏实地的人。

不久，周恩来夫妇设宴招待庞尼卡。庞开始以为又是以前经历过的那种没什么个性的官方活动。但这次一切都不同，中方人员的妻子也都来了，而且都穿着明显是新作的丝织旗袍。周夫人邓颖超风度非凡。。。吃完后大家坐在院子里谈天。周恩来跟庞尼卡谈起他当年作为中共代表驻节重庆的日子，说尼赫鲁当年访问过重庆，他很遗憾那时没有见到尼赫鲁。当话题转到蒋介石时，庞尼卡说在他看来，蒋介石是个爱国者，只不过蒋的思想是中世纪式的，他看问题的观点很狭窄。周恩来则认为蒋介石不能算是个爱国者，甚至不能算是资产阶级式的爱国者。周恩来称，蒋介石的态度是帝王式的，也就是说，他认为他就是中国。

谈到西安事变，庞尼卡很想听听周恩来自己是怎么评价的。周恩来很坦率地说,在当时那种环境（1936年）下，共产党清楚地知道，从国家利益来说，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是必须的。“别人谁也没有能力组织全国的抗日力量。国民党的其他领导人，尤其是何应钦一帮人，都想与日本妥协。我们坚信全国联合起来抗击日寇是解放中国的第一步，而这一步只能统一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如果杀了他，象张学良威胁的那样，只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这是周恩来说的大意。

庞尼卡又问到上海1927年的工人起义：为什么革命群众会在几乎已经拿下整个上海后却被镇压了。周恩来回答：“我们没预计到人民的革命热情，领导人们没有经验。我们既不知道如何扩大胜利成果，也没有撤退的战术。上海工人和周边地区的农民准备好了，但我们没有工农合作的机制，因此蒋介石能够打垮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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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一生见过很多西方人，很多实际上是1949年解放以前在重庆或南京的外交官，新闻工作者，学者等等。如果有机会，应该把这些人的回忆中谈及周恩来的部分一点一点摘录下来。其中不一定全是赞美之词，但这些点点滴滴，勾画出西方人眼里的周恩来。下面就是近来读到的几本并非专讲周恩来的书里谈到周恩来的一些细节。

这些补充，现在手头有资料的还有两三个。以后在阅读中如有发现，也会随时记录发上来。

1.Charles Taylor的记述。泰勒是加拿大多伦多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驻北京记者，时间是1964-1965.回加拿大后写了一本《一个记者在红色中国（Reporter In Red China）》（Random House，纽约，1966年出版）里面提到，在一次欢迎苏丹总统的活动，泰勒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则非常活跃（vivacious），他的一双浓眉下的表情不时变化，两眼扫视周围的一切，我看到他的脚随着音乐在打节拍子。”这段描述是与对刘少奇的描写相比，泰勒发现刘少奇比较僵硬，面无笑容。。。。

2.费正清的描述。

关于周恩来两眼扫视（darted everywhere），很有意思的是，费正清也有几乎一模一样的描述。见他的《Chinabound》一书，里面讲到1972年，尼克松破冰之旅后，周恩来提到费正清，请他访华。在欢迎宴会上，费正清也发现周恩来的两眼扫视四周，可见在大型活动，周恩来总是随时掌握事件进行的一切细节。当时还有其他一些美国人，费正清被按排坐在周恩来边上，周恩来一入座就对费正清说：“你认识龚澎吧？”龚澎是乔冠华夫人，当年在重庆在周恩来手下工作，极得当时在重庆的美国人的崇拜，用今天的话说，粉倒一大片。费正清在重庆工作过，自然与龚澎认识。费正清的回答只是一个“Yes”，他在《Chinabound》里说：“还能说什么呢？”那时龚澎已经去世，而且她的最后几年比较悲惨。费接着说：“近距离观察，我发现周有一双猫一般的双眼，四下打量（catlike eyes that darted about）。我能感到他那和蔼可亲的外表下，是火热的钢铁般的意志。”

总理与费正清夫妇（夫人Wilma),乔冠华也老了，龚澎也不在身边了。

乔冠华与龚澎的结婚照，龚澎是很漂亮。很多英文书里写龚澎，用的都是这张照片。

说完费正清后，应该接着说怀特（Theodore White），怀特是美国记者，也驻重庆，他不是别人，就是著名的周恩来四两拨千斤，化解犹太人不吃猪肉的故事里的那位犹太人。他在回忆录《寻找历史（In Search of Hitory）》里有描述。但手边没书，把怀特留给扛铁牛吧。（记的是怀特说的，龚澎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中国女人，待查。）

3.加拿大建筑师胡赛（Harry Hussey）的描述

胡赛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以后会另贴写，北京协和医学院就是他设计的。他的回忆录是《My Palaces and Pleasures》，里面只有很少的文字谈到周恩来。

当年赫尔利到中国当大使，很不顺利，很多美国大使馆的美国人都不喜欢他，后来离任，马歇尔要选另一个大使，据胡赛书里说，本来老马想选Wedemeyer（不太清楚这位的中文名，魏德梅尔？）将军，是周恩来提议，选一位非军人来担任美国大使，结果是司徒雷登。

上面说到周恩来在一些大场合里，双目扫视，掌控全局。胡赛对周恩来的描述则说到，当周恩来与你面谈时，他的目光专注的直视你(威尔森的回忆中同样的描述)。

“虽然他不是美国人，但我必须得提到周恩来，他是共产党在战争年代驻重庆的代表。。。。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自然不是很友好，但是你想不与周恩来友好都很难（it was difficult not to be friendly with Chou En-lai）。他是一个英俊汉子，中等身材，脸上表情丰富（与上面泰勒说的呼应），一看就是很聪敏之人。他在跟你谈话时，两眼直视你的眼睛。他虽然出身大户人家，但他是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你不能把他定义为苏联式的共产党人，也不能说他是农民共产党人，即使有这样的一类共产党人。他为提高普通老百姓的地位而奋斗。他是一个很受大家欢迎，很友好的人。”

如果你看了不同时期的毛泽东选集，你就会知道毛不但是决策者，而且对于决策在实施中的方式方法、思路要点等都有很多的有的甚至是很详尽的解释、说明。我也很佩服先总理，但我以为，毛不如周的地方只有两点，一是毛没有海外经历，对外国、外国人的感性认识不够，二是毛在外交方面要弱于周，可能是毛的性格和从小的生长环境造成的。至于毛的执行力或者说实施力，看毛在国民党内的工作、在农民运动中的所为、在刚建立苏区而周恩来还没过来一切均为初创时的所做所为，就可以知道毛不但是战略家，在具体执行上也不会比他下面的那些人差，只是就象西方经济学里面的比较成本的概念，毛在战略上发挥作用比他去执行实施具体事务要对中国革命起的作用大得多、有价值的多。而周的最大发挥就是在毛的领导下具体推进和实施。所以，我们看到周在执行中的优异表现，而很容易忽视毛在早期的革命生涯中表现出来的极优秀的组织实施能力。

出身于败落的大户人家，受过良好的教育，继承绍兴师爷的遗风。去过法国日本。而他的外交才能和魅力，既有本人的天才，也是从漫长的经历（觉悟社，黄埔军校，上海地下斗争，后来抗战和国民党谈判）里面培养出来的。

周恩来打交道的人，一个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多，一个是敌人多，要和敌人谈判，需要的软功夫就多(特别自己方是弱势一方)。这点和主席和胡服不同。

还有一点，就是周恩来选择了一个正确的群体和一个正确的领袖（毛）。周恩来和基辛格尼克松谈判之所以能成功，也是由于中国的国力支持。这点就不是李鸿章，顾维钧，宋美龄等人可比。要论民国时候儒雅的帅哥，汪精卫，张学良，胡适都可以算。但是他们站错了队，那就比周差了很多了。

从共产党领导人的籍贯来看，周恩来和陈云都来自江浙一带，似乎属于实干的但是缺少王者气势的。而共产党大多数领导人来自湖南和四川。扯远点，湖南籍的相对来说个性比较强（毛，刘少奇，彭，贺），而四川籍就相对宽厚或者圆滑（朱德，邓，陈毅，刘伯承）。从文革前后的命运来看，似乎湖南籍的这些人（除了毛本人）结局要比四川籍的这些要差一些。

本文是转述怀特回忆录《寻找历史》（In Search of History)一书中的记录，不代表本人观点，只是想提供一些关于周恩来的资料。

前面说到，费正清下来应该是怀特，因为怀特（Theodore White）是费正清的开山大弟子。1930年代，费正清从中国学习中文回到美国，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业也已完成，而且在中国完婚，万事具备，他到哈佛当了一名老师，开始了他的事业。而他第一个指导论文的学生，就是怀特，题目是中国历史。怀特是本科三年级。怀特选中文作为专业，也是偶然，他原来看书的教室，人多嘈杂，而同一楼里的燕京图书馆则静悄悄，所以他就常去那看书，不是看中文书，是带自己的书到那去看。去的多了，看累也了也会四下转转，看看墙上挂的书法，中国画什么的，渐渐的，就对中国文化有了兴趣，最后选择中文作为自己的专业。费正清称怀特是他第一个，也是最让他激动（exciting）的学生，他说师生一对一的指导，很伤神，但怀特是例外，见怀特就像看国庆焰火一样。。。怀特也对费正清很欣赏，称费是给他指路的人，是美国研究中美关系的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怀特与费正清两人可说是惺惺相惜，怀特也没忘了恭维一下费正清夫人漂亮。费则说怀特作任何事都会成功，但他天生是干记者的料。说怀特与麦克阿瑟是同一类人，难怪不待见记者的麦帅，见了怀特却打开话匣子，掏心窝子的话滔滔不绝。

怀特在抗日战争中来到重庆，担任时代杂志的记者。这里，他遇见了周恩来。怀特笔下的周恩来，主持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手下六七个人员（怀特确实在他书里说过，龚澎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中国女人），却没有太多的用武之地，于是周恩来有很多时间与怀特聊天。

怀特在美国新闻界很有名，有一些提问技巧，是他首先引入的，比如在采访的开头，先提一些看上去很简单随便的生活化的问题，来激发条件反射般的，但又是有新闻价值的回答，比如：“你现在感觉如何？”回答：“啊，很烦恼。”这种方法现在电视采访中很常见。还有一些新闻中常见的名词，也是怀特造出来的，比如“权力掮客”（power broker）等。正式采访周恩来时，怀特的开场白是：“阁下，你是一个中国共产党人，那么你是更加中国人，还是更加共产党人？”。这句的英文是：“Sir, you are a Chinese Communist. Are you more Chinese or are you more Communist?”简单但不太好直译，似乎还是中国官方宣传中的翻译比较好：“。。。你首先是个中国人，还是共产党人？”周：“我首先是中国人，然后是共产党人。”怀特还问过：“阁下，苏联共产党废除了宗教。假如中国共产党掌权，他们会不会废除宗教？”周：“中国共产党尊重所有宗教，我们会允许所有形式的信仰。”

下面是《寻找历史》一书中涉及周恩来的内容的编译：

面对此类准备好的问题，周恩来有一种其他公众人物很少有的能力，他会在他的回答中放一个诱饵，一个独特的新闻苗头。假如问话人咬钩，周恩来就会牵着他，引导对话沿着他设定的方向进行，来传递他的观点。

对于我来说，我对中国的军阀政治的传说很着迷，周恩来对此感到很有趣。他给我讲故事，指点我这个新手，有时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自己也很高兴。那时周恩来有很多时间，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总部的6到7个人是个寂寞的团体。一个尚未定型的美国记者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一个他们认为可以影响时代杂志的机会。

就这样，友谊在一点一点的增长，一年后，周恩来专门请我吃饭。他的总部应该有接待美国舆论的预算吧，他们也可以用时代杂志的记者作为大快朵颐的借口，吃点比他们食堂通常提供的面条，米饭，蔬菜或偶尔的炖肉要好的东西。这样，我们一群人，共产党总部成员及我，唯一的西方人，在重庆最好的饭店，冠生园（Kuan Sun Yuan）吃饭。

（亨利注：主菜是一只烤乳猪）

读者要记住我离家有多远。我学会了喝酒，我也有了第一次与女人上床的经历，这些都过去了。我那时也知道几个月来，我一直在吃按犹太教看来不卫生的食物，不过我一直骗自己，我吃的肉是羊肉，牛肉或鸡肉，这样做是我与家庭传统的最后一点联系。我还是无法摆脱犹太传统，毫无顾忌的吃猪肉对我来说仍然是一种亵渎。所以我用不太熟练的中文解释说，我们犹太人不能吃猪肉。席间顿时冷了下来，大家都很扫兴，还是周恩来，拿起筷子，说：“请，请，这里是中国，泰迪，你再看看，它看上去象猪，在中国，实际上这是鸭子。。。。”，紧张气氛一下化解了，我甚至控制不住地笑了起来，拿起筷子，吃了起来。

（亨利注：周恩来指猪为鸭，化解难题，不过，如果怀特是那种正统的，原教旨（不知这么说对不对）的犹太教徒，就是那种哪怕是大热天也头戴大檐黑礼帽，身穿黑大氅，大胡子长鬓角，纽约华尔街上常见的那类，那么周恩来再急智，也不能劝动他吃猪肉。）

自那以后，我就开始吃猪肉了，为此我希望我的祖先们能原谅我。周恩来就是这样的人，他能让你相信，猪肉是鸭子肉，因为你愿意相信他，也因为他了解其他社会里的人和习俗并且尊重这些习俗。周恩来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所受的教养让他卓立不群，而他的脾性又使他能屈能伸。

如果需要，周恩来可以放弃仇恨，这使他在共产党人中很独特。比如在1945年，他向在美国大使馆的朋友请求，希望能飞到华盛顿面见罗斯福向他解释中国革命，他被拒绝了；也是1945，他想让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一起参加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也被美国拒绝了。1954年，他参与组织了日内瓦会议，暂时阻止了越南战争，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却不愿与他握手，在公开场合羞辱了他，这可能是古今中外一个外交家所能表现的最无礼的行为。后来很多年，周恩来一直是坚定的反美外交家。但是最后，也正是周恩来帮助毛泽东开通了周恩来与尼克松架起的中美桥梁。如果这座桥梁能带来长久和平，这将是周恩来对中美人民的最伟大贡献。

在我们刚认识时，他总是用不太熟练的英文与我交谈。时间长了，他也就越来越随便了，不一定每次都穿得笔挺，有时约见时间过了，他才穿着宽大带皱的衣服踱出来见我，也没刮胡子。周恩来有一张黝黑的面孔，脸色看上去几乎象地中海人。一旦放松了下来，他会表演记忆中的一次谈话中的每个角色，其面部表情也随之千变万化。我的中文不断进步，他开始用中文与我说话，龚澎则有时也在场，在我学习中国政治的过程中，翻译一些比较微妙的语句。

周恩来具有小说家的天分，也可能成为一个最棒的戏剧家（亨利注：怀特那时可能不知道周恩来演过戏）。他喜欢讲故事。一个年轻记者很少有机会能遇到这样一位伟人，这位伟人除了担当一个政治前沿的看门人外，没有太多的用武之地，又有普通人的爱聊天的本性。如果在一个雨天下午，周恩来又恰好进入了状态，那么跟他的一问一答，几乎比得上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亨利注：这种场景很有点武侠的味道，寂寞高手对新人细数武林故事）。

我想了解发生在新疆的谋杀案。那里的地方军阀盛世才谋杀了毛泽东的弟弟（按盛世才的说法，是为了报复共产党杀了他的弟弟）。新疆的阴谋对我来说太复杂，即使在那绿洲，瓜果，鲜花之乡住了两个月，也无法理解，只有以朋友的名义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很善于分析政治问题，他的结论（加上手势）是：“为什么他们告诉你是我们共产党先杀了他盛世才的弟弟？我们更喜欢他弟弟，我们也可以杀掉他们两个。假如是我们杀的人，我们应该是杀他而不是他弟弟。他们知道这一点，但他们污蔑是我们杀了他弟弟。”

皖南事变后，到了1941年2月，周恩来的愤怒稍减了一些，他说，他知道蒋介石没有直接指挥命令这次的屠杀，但是蒋让前线指挥官知道，如果他们消灭共产党，他不会在意。圣诞时在重庆，蒋介石亲自向周恩来担保，新四军能安全通过。蒋介石直到杀戮已经开始才得到通知，那时周恩来本人也由延安的电台告知此事，而延安则是从现场断断续续的电台联系中知道的。周恩来立即向蒋介石报告，蒋答道，这不可能，没有发生这种事，但这是事实。我问他是不是蒋介石对你撒谎？“不是，”周恩来说，“是有人对蒋介石撒谎，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蒋也在撒谎。蒋撒谎是因为他在派系斗争中要稳固自己的地位。他的成功就在于善于利用国内各种矛盾。国内矛盾越大，他的权力就越大。如果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有一天他会失败。”对于未来，周恩来又变得实事求是，而且更加冷静，他认为所有与中央政府的协议都中止了。新四军剩下的9万军队不会再撤了，他们要留在海岸线一带，在南京附近，上海附近，用自己的力量抗击日寇。“没有政府的供给，会很困难”，周恩来说，“但是我们要干下去。我们要向人民寻求支援。”

这类的谈话有很多次，我不知道周恩来是想说服作为一个美国记者的我，并通过我，说服时代杂志，让我们相信蒋介石政府是个无能的政府，而共产党是未来的潮流；也或许他仅仅喜欢教育我。我从他那学了很多，而他最后也接受了老师的角色。一天，他正在解释一个中国政治的地下运作的特别复杂点的时候，一个答案没说完，我就突然插嘴替他说了出来，这很贸然无礼。但他笑了，说现在我不是一个中国问题的新生了，已经是二年级了而且开始理解这个国家了。我被这个赞扬恭维的很得意。我不知道周恩来跟多少外国人说过这个，到是有人告诉我他最后的恭维是说国务卿基辛格最后也开始理解中国了。

即使知道周恩来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员，他会为了他的事业，或者为了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的荣耀而毫不犹豫地牺牲我，我还是无法不敬爱周恩来。当他在1943年返回延安时，我们两人的友谊也结束了。1944年，1945年我们有见了面，但那些交往多是职业上的，还有不太愉快的经历。我宁愿回忆与周恩来的最后见面，那是多年后，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

第一次是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国宴，周恩来，尼克松夫妇坐首桌，我们记者桌自然离他们很远。我抓住尼克松起来到各桌敬酒的机会，向周恩来和尼克松夫人走去。走到一半，中美两国安全人员挡住了我，我在1972年再也不愿意就这样被挡住了。就在这时，周恩来和坐在他边上的尼克松夫人都看到了我的窘境。也许他们彼此间没什么话说了，因为我觉得帕特里茜娅尼克松和周恩来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他们俩同时向各自的安保人员挥手要他们放行，就在我走上前去的时候，各自都向对方解释为什么叫我过去。周恩来的英语这时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只能指着我说：“old friend，old friend。”而她以为我是来找她的，也说着同样的话。

我很惊讶25年了，周恩来还能认出我来。然后我就成了翻译了，对周恩来翻译尼克松夫人的话，对总统夫人翻译周恩来的话。我在那很不自然的停了两到三分钟，站在总统的位子那，当总统回来以后，我就跑了。周恩来和尼克松夫人的对话，无足报导。

七天以后，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恩来，那是在他与尼克松飞到杭州以后的事。杭州是中国的美丽城市，就像过去的美国旧金山，或现在的法国的卡尔卡松（Carcassonne）。那是一个糟透了的下午，一切都为电视台的人员和机器准备好了，都是象征性和炒作。位置和场点都被拉上了绳子。监视点也都按排好了，每个记者都有了自己的两平方尺的观察空间。我的位置是在湖上的一个月亮桥的一端，与CBS及NBC的人员在一起。尼克松与周恩来走过这座桥，带着装出来的若无其事的表情，好像这是老朋友在乡间散步时偶然碰上了一样。尼克松先看到我，把我指给周恩来看，我听不到他对周恩来说了什么，周恩来这时秀了一下他的英语，说到：“那不是泰迪怀特吗？解放以后他就没回到中国来过了。”我对这整个操控的旅行就很生气，二十年来，我一直想与周恩来联系，想问问他我能否拿到访问中国的签证，都没成功。，所以我喊道：“那不是我的错，我没办法回来。”周恩来能听懂，但已经不能流利地用英语表达，他说了一句中文。我的中文水平到现在也不行了，所以我得依靠官方的翻译，翻译说周恩来的回答是：“也许这是我们双方的错。”

我觉得这个翻译是准确的，这很象我所知道的周恩来的说话方式，那时他对西方人试图了解中国的努力觉得很有意思，也很赞赏。那些日子里，他会在私下承认错误。而他在公共场合里的主张是，我们这些西方人无法理解中国，因此，不要干涉中国事务。这个主张很有见地。他一定同意吉卜林对这一思想的说法：“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无见面日。”不过我更喜欢他的说法：“也许这是我们双方的错。”

（亨利注：1944年10月到11月，怀特访问了延安。有一些美国军人也不时造访延安，还参加中共举办的舞会。）但这些舞会是很单纯的，有一个美国佬有一次想追求一个中国姑娘，结果导致中方的抗议，周恩来亲自面见了美国指挥官，巴雷特（Barrett）上校。周恩来解释说，这件事是不允许的，除非那个美国大兵真心全意的爱上了那个中国姑娘。

（亨利注：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报告）我记得周恩来坐在前排，与其他领导人一起。周恩来拿着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铅笔。也许他是想显示他对毛的忠心，也许他是想树立一个榜样，好让别人集中注意力。他手里的小本子举得很高，坐在前排正对着毛，有一些夸张地记录着这个伟大的讲话，好让毛和其他人都看到他对导师的尊敬之情。

（亨利注：后来美国大使赫尔利到延安，调停国共两党关系，但是，国民党无法容忍与共产党并排坐，不愿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毛泽东之前与怀特谈过，怀特把谈话内容告诉了赫尔利，赫尔利又在与毛的会谈中上来就说，怀特告诉我你说了这些话。毛听了很生气，毛当时的翻译黄华对怀特说，我们当你是朋友，信任你，毛泽东也信任你，你却干这种事。。。）周恩来与赫尔利飞重庆去完成谈判。他在机场亲吻了妻子，这是很罕见的骄傲的中国人在公开场合表现私人感情。但可能他有点担心，蒋介石在那个秋天里大开杀戒，即使赫尔利会保护周恩来，但谁知道周恩来能否安全返回。我也在那架飞机上，与周恩来及他的秘书陈家康一起。周恩来对我很冷淡，或者是因为我对赫尔利泄露了毛的话，或者是他担心，不安，知道自己的使命是没什么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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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知道周恩来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员，他会为了他的事业，或者为了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的荣耀而毫不犹豫地牺牲我，我还是无法不敬爱周恩来。

这就是总理，这就是我们的总理。这大概就是孔圣人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加之草必郾。说实话，想不起来最后那个字是哪个了，大概是写错了。但是总理就是有这种压倒一切的人格魅力。

感谢上天赐给我们那一群神一样的人，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能够在屈辱和血泪中重新站起来，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不必再生活在梦魇中。天佑中华。

注意重要的事实：周是听命于共产国际, 周一生都是奉命行事；毛是土生土长的闹革命出来的,一直都是我觉得该怎么办，或者形势让我只能这么干 。这个有很大的不同。

法国人马尔洛（Andre Malraux）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在戴高乐政府里任过信息部，文化部部长。他本人也是位作家，早年到过亚洲的印度支那地区，虽然他没有在中国居住过，他写了一本《人类命运》的小说，法语名是La condition humaine，英语翻译是Man's Fate。这部小说以1927年上海工人起义为主题，获得1933年的龚古尔奖。小说的主角Kyo Gisors是个中日混血，很多人认为，是以周恩来为原型的。马尔洛自己，似乎既不否认，也不肯定。

尼克松访问中国前，收集了很多关于中国的资料作准备，其中专门面见马尔洛，听取他的意见。很多写周恩来的书都会提到马尔洛及其《人类命运》一书。

马尔洛在1958年访问中国，会见了陈毅外长，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等。他的回忆录《反回忆录》（antimemoirs）中，有记录。本帖既是根据《反回忆录》的英译本中有关周恩来的内容编译。英译者是Terence Kilmartin，该书由Holt,Rinehart and Windston出版社在纽约于1968发行。但是不知是不是经过了法文到英文的翻译，还是马尔洛的文体即是如此，当然肯定有在下的水平所限，中文翻译感觉很不顺手，另外，马尔洛没有向很多别的西方人那样，对周恩来的感情如滔滔江水，而是就事论事式的记述，甚至这里那里能体味到一些嘲讽的态度，也许法国人就是如此吧。

西方人眼里的周恩来，至此告一段落，谨以此献给周恩来总理忌日-一月八日。

下面是《反回忆录》一书中有关内容：

（1958年，参观广州的革命博物馆）与在莫斯科一样，照片不是为了让革命的过程更清晰，而是给出一个由胜利者加工过的过去。我只看见那些被隐去的人。列宁身边只有斯大林，没有别人，根本看不到托洛斯基，也看不到鲍罗廷，也看不到蒋介石。黄埔军校的照片只有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在一张有50名军官的照片中我认出了盖伦（Galen），也就是后来的布鲁彻元帅（Blucher，“u”上有两点），把他指给与我在一起的法国大使。早前似乎忘了我们的翻译，一下子凑上来，好像是穿着滑轮鞋，“哪一个是他？”他问道，瞪大了双眼。盖伦没有出现在任何其他照片中。。。。

（去会见周恩来）与上次会见陈毅元帅同一幢楼，还是无尽头的走廊，还是一排空房间，总理办公室里，也是同样的竹椅子，同样的罩子，同样的水墨画，握手时同样的照片。这次的翻译是个女的，说着一口不带口音的法语（她可能是越南华人），而且对政治术语很熟悉。总理的态度和蔼但保持一定的距离，她的态度则几近敌意。

周恩来没怎么变化，因为他老的很自然：脸上的凹陷更深了。他穿的和元帅一样，但他的身材比较瘦。很多中国领导人的出身很难判断，但他显然是个知识分子，他是一位前清官员的孙子，黄埔军校时期在蒋介石手下当政治部主任。在他后来的一系列职务中，包括总理，他还是喜欢外交部长一职。他让我想起一位在1929年前后欢迎我到莫斯科的外交家：戴着单片眼镜，那个城市里列宁夫人戴着一顶帽子。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外交家们是个独特的群体，陈毅元帅不属于这个群体，而毛在长征中的得力助手周恩来，则属于这个群体。

即无敌意，也不友好：无可挑剔的礼仪。同时象猫一样无法捉摸。

“我对戴高乐将军在他最近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苏联美国的世界霸权主义的计划的批评印象深刻。还有他的用语：太平洋将是决定世界命运的地方。”

停顿。我回答：“列宁说过，只要把口号和旗帜分开，联合行动是完全有可能的。”

周恩来有点心不在焉：“我们没忘记，你对马克思主义很了解，也很了解中国。我们也没忘记胡志明逃亡的时候，你也在逃亡。你想让印度支那变成法国的领地:那时的法国人应该同意你的主张。”

“你能记得这些，我很感激。尤其是，另一位安南青年运动的发起人，保罗。穆南是死在广州的。”

“后来你见过蒋介石吗？”

“没有，很遗憾。”

“噢！”

一个不太明确的手势。我那时应该问问他：“你呢？”因为没人知道西安事变中发生了什么。而这决不是我的对话人在我心中引起复杂情感的原因。

“毛主席的一句话，”我说，“在法国已经流传开来,虽然法国人有点不太清楚其含义：美国是个纸老虎。”

“美国是个真老虎，而且露过它的牙齿。不过，如果这只老虎来这里，它就会变成一只纸老虎，因为世界上最厉害的军队也无法对付全民皆兵的游击战。我们的枪，坦克，飞机几乎都是美国造，我们是从蒋介石那缴获的。美国给他给得越多，我们缴获的就越多。并不是所有的蒋介石的部队都是无能的，你要知道。美国人比他们好？没关系。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人民军队是分田地的唯一保证，而战争将在这里打响。”

这场战争，将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继续，也是抗击台湾美军，越南美军的继续。虽然总理认为关于越南的谈判目前连想都不能想象，但他明确表示，胡志明不可能是反对西贡力量的唯一代表。“在各股战斗力量之间，应该进行谈判，也就是说，全国解放阵线与河内，但首先是阵线。”

我见过法国共产党在1944年试过同样战术：游击队的全面控制不可能，就授权给亲中国的游击队领导人，让他们牵制胡志明。

他还谈到联合国，认为台湾退出前，大陆不应该加入。同时，他似乎不太确定是建立一个多多少少由中国掌控的亚非组织，还是让联合国从纽约迁到日内瓦。

我问他：“你们有了原子弹，日本的现行政策还能存在下去吗？”

他尖利的看着我：“我认为不可能。”

他与我一样，都知道在美国，人们认为他就是《人类命运》中的一个角色的原型。我又记起广州博物馆里的照片，照片里，他是军校学员中唯一可以看清楚的人，周围的人都被马赛克了，就像鬼影一样，其中有鲍罗廷，盖伦和蒋介石。

我告诉他：“戴高乐将军认为，通过我们双方大使建立起来的联系，现在处在停步不前的状态。”

他的眉毛很浓，指向太阳穴，就像中国戏剧里的那些角色一样。此时，他的眉毛更加重了他那种象一只勤奋的猫的样子。他在沉思，带着一种奇特的注意力，但又没有任何注意的目标。

他说：“我们双方都同意和平共处的条件。我们想要独立，我们也不希望双重霸权。你问过我们外长，是否愿意在美国撤军前就越南问题谈判。我们不会就越南问题谈判，也不会就任何其他问题谈判，除非美国人撤回去。这意味着，不仅从西贡撤走，也要撤走在圣多明哥，古巴，刚果，老挝，泰国的基地，以及在巴基斯坦等地的火箭发射装置。世界要和平，如果和平不能实现，那是因为美国方面的错误行为。美国人现在是到处都是，走到哪里，就把冲突带到哪里。泰国，朝鲜，越南，巴基斯坦只是其中的几个例子。”

“为了对抗我们一百七十万军队，他们支持或武装各地的代理人。他们正在变成世界警察。为什么呢？请他们回家，世界就有可以和平共处。第一步，他们应该遵守日内瓦协议。”

他扬起双手，一付让全世界看到他的真诚的无辜者的样子。

“如果你不遵守协议，我们怎么能与你谈判呢？”

对如此众多的背信弃义感到痛心，他是最好的儒家圣人的形象，面对那些不守礼义的教外之人的野蛮行为。一个想象不到的面具，戴在那张武士的脸上。我发现，当一个不顾廉耻的非常现实的政客运用道德伦理，就像数年前的尼赫鲁一样，他总是会带上他的祖先的面具，苏联共产党用神圣俄国教士来伪装他们自己，法国人利用革命民主主义者，盎格鲁萨克司人则装成身穿铠甲的清教徒。

他提出，法国应该向其同盟大不列颠建议，而中国也要向自己的盟友苏联建议，采取共同的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的态度，以及反对在外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

他是我们时代的领先外交家之一。正如我听元帅的讲话时一样，我在猜想他的意图是什么。大不列颠和美国都没有寻求过我们的建议，法国的立场也是众所周知的。他强调中国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我则向他指出法国对非洲的援助的比例是在世界上最高的。但是只有中国的援助是无私的。我问他我们对阿尔及利亚的援助有什么意图呢？

“石油”他说。

他说的话里，有一种奇怪的无法接近的姿态，却又与戴高乐将军给人的那种高高在上不同，我感到一个人被命运所压倒的那种避世的态度。他的妻子，是党内首曲一指的演讲家，病得很重。当他讲一些老套的话时，他好像是“照搬照套”，因而不用思索，尽管还是彬彬有礼。这次讨论好像让他很累，不过同时也在支撑着他，他似乎害怕再度孤独。

我对他说：“你作了很长时间的外交部长，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有些立场是作为讨论问题的基础，而其它的则是原则性的。我认为美国并不想与你们的立场发生争议。”

他作了一个不屑一顾的手势，回答道：“你相信原子弹威胁吗？人民公社的自治是得到保证的。中国可以承担一亿人口的伤亡。美国迟早一定会重新开始。中国不会让蒋介石回来。中国找到了自由，但不是美国式的自由，就是这样。”

周恩来又说：“在1914年的大战中，你们的一位将军说过：‘如果你忘了枪能杀人，那你就错了。’毛主席没有忘记。但是，那种枪无法杀死它所看不见的东西。我们的军队只会在恰当的时候，恰当的地点，消灭来犯之敌。”

“就像库图佐夫一样。”

“首先我们没有忘记，侵略者总是渺小的，被侵略的人民如果有决心战斗，就是强大的。欧洲人已经不再统治亚洲了，美国人的命运也将一样。”

他是否相信战争会爆发？我感到不解的是，与元帅一样，他也丝毫不认为即使不使用原子弹，美国会满足于摧毁中国的十个主要工业城市，因而把新中国的建设退迟五十年，然后就撤军，而不重新扶植一个蒋介石。

他的思维是基于毛泽东的一个理论，我很奇怪这个理论尚未公布。帝国主义国家有六亿人口，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是二十亿，后者注定要胜利。他们包围最后的帝国主义，也就是美国，正如无产阶级包围资本主义，解放军包围蒋介石。毛说过：“最后胜利属于人民。”

最早写周恩来传记的是两位华人，第一位是Hsu Kai-yu，网上查了，中文应该是许芥昱，书名是：Chou En-lai, China's Gray Eminence(Doubleday, New York, 1968)，第二位是Li Tien-min's Chou En-lai(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aipei, 1970)，作者中文名不太清楚，是姓李吧，好像是台湾人。许李二人本来是合作，但是最后分手，各人写各人的。他们都引用了周恩来一位堂弟媳妇，作为周恩来家庭生活的资料来源，她的名字是Ma Xunyi，中文不知道是哪几个字，许李书中称她是周恩灿的妻子。Dick Wilson的传记中则称她是Zhou Enzhu的妻子，似有误。下面是她的照片

还有一位美国记者，叫John Service，中文名是谢伟思，也曾于1940年代访问过中国，下面两张照片是毛泽东与周恩来送给谢伟思的，

附周恩来1935年给陈果夫，立夫兄弟的信，摘自陈立夫回忆录英文版

我以前也以为毛是只管大事，不大管细节的人。但我在翻看了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之后就改变了这个看法，他在许多问题上，管的很细。记得在如何改变由农民组成的红军，使之成为有组织的有政治追求的革命的队伍，毛提出的许多关于军队业余文娱活动的形式，包括诸如击鼓传花这样游戏，仅仅是要增强组织性。毛在福建江西等地的调查甚至记录了一个镇上有几个店铺，各卖什么东西，价格各如，甚至鸡蛋多少钱一个！这令我震惊！这种调查在20年代，当时中国几乎没有像样的社会调查研究，自身没有这样的社会科学的研究传统，西方的也刚刚引进，是否有这样的著作翻译或编译，我不清楚。但我认为，毛几乎是无师自通的，做得那个细致，是令人钦佩的。你看了这些调查，这些文件，你才知道，毛了解中国，不光是他的天才，他的生活经验，他也是下了真功夫的，注意那些调查，都是在战争的空隙中完成的。

毛之所以后来不大做这些细节工作了，我认为，第一，由于他的社会重要性改变了他的时间和精力的比较收益；第二，他个人在这方面努力的边际收益也会递减；但最重要的也许是第三，他有了其他一些也许比他更擅长这些周密规划和执行工作的同事，一个领导班子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要将不同类型的资产进行最有效的组合。

尽管如此，即使在晚年，毛的许多举重若轻的言辞和举措，还是能透出他其实是想问题非常周密的人。一个简单且不一定有代表意义的例子是关于中美关系的举措安排，先是邀请斯诺上天安门，后来在邀请美国乒乓球对来华访问的事，先是画了圈决定不邀请，吃了安眠药后，又决定邀请，让身边人赶紧把已圈阅的文件收回来。然后才会有事实上的中美建交，尽管说是互设联络处，其实就是大使。

今年一月八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36周年，近来加了一些收集到的有关周恩来的资料，本来应该告一段落，今日读书，正好又发现了一些，谨此再次纪念.

前面几个是当年中国流传很广的关于周恩来总理的细节

最后是有关周恩来与北京城墙的两个细节，可能有助于对当年是否保存北京旧城墙的争议的了解。

一，斯诺的回忆。

斯诺的书《The Long Revolution》（Random House, New York, 1971)

基辛格在北京的49个小时中，有20个小时是与周恩来进行会谈。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与他的几次会谈，采访中，有一次从晚饭桌上，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六点。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而他却仍象通常一样，神采奕奕。我含糊不清地说到：“我得让你去睡一会。”

他头向后一仰，哈哈笑道：“我已经睡过了。现在我要去上班了。”他的休息，不过是晚饭前打了一个盹。周恩来告诉我，他在十年里只渡了一次假，那还是他生病的一个星期。

还有几个细节，不翻了，留着作为资料：

p34 Some days later I was asked about my visit by Premier Chou En-lai. He said he had for some weeks had on his desk, awaiting for official approval, a news story about the use of acupuncture. Now he was satisfied, he said, and personally released a report of my hospital visit for publication. I could not imagine President Nixon or Premier Kosygin finding time for such a detail of responsibility. How could one man find the time? Chou is at least several.

关于当年中国的口号，赶超英国，斯诺1964年对周总理的采访中，总理提到这个 p230 Premier:"The overtaking of Britain is no longer the center of our attention. In 1957, when the Soviet Union set itself the goal f surpassing the United States in gross output, we raised as a goal the slogan of overtaking Britain. After we gained a whole set of experience in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se years of probing along the road of self-reliance, we came to realize that this should nt be our main target. The modernization of our industry cannot be realized merely through the quantitative increase of a few items of industrial products. Take petroleum as an example, Britain produces practically no petroleum, and so it could be surpassed by us at one stroke if figures in this repsect were taken as an index. But that would be a very low aim, and how could we say (p231) that in so doing we had overtaken and surpassed Britain?"

二，索尔兹伯里的回忆

Harrion Salisbury《To Peking and Beyond》 Quadrangle/The New York Times Book Co. 1973

1954年夏天，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签署了协议后回国，途经苏联。苏联政治局首脑举行宴会招待。当我走近他时，他正顺着桌子向苏联主人们敬酒-马林可夫，莫洛托夫，布尔加林，赫鲁晓夫，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但他说的是英语，而这些人一个都不懂英语（当然，在场的记者，英国，瑞典和印度外交家们都能听懂）。我感到很奇怪，显然，苏联人也觉得奇怪，当周恩来走到米高扬跟前用英语敬酒时，米高扬通过一位翻译说到：“周，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的俄语非常好啊。”周恩来带点俏皮地回答：“听我说，米高扬，你该学学中文了。你看我不是学会说俄语了吗？”周说的，必须得翻译成俄语。米高扬闷闷不乐地嘟噜了一句：“中文很难学。”周答道：“不比俄语难学。明天早上到我们大使馆来，我们很乐意教你中文。”卡冈诺维奇说了一句很粗鲁的俄语，周恩来还是用英语答道：“你们这些人别找借口。”

三，关于北京城墙。

Humphrey Trevelyan 《Living With the Communists》

Gambit Boston,1971.作者1953-1955年在北京。

对那些热爱老北京的人来说，最伤心的莫过于著名的城墙的命运了。。。有一次，我与周恩来站在一起，那是在瑞典大使馆里，我们面前是中世纪斯德哥尔摩的一张画。他问我，那里的城墙是否还存在，我答道，据我所知，大部分都不在了，不过我希望，他不要推倒北京的城墙。周恩来说，如果其它地方推倒了它们的城墙，他们也会推倒北京的城墙。后来他们确实这么干了。

另一个有关北京城墙的细节，来自《黄风》（Yellow Wind）一书，作者是William Stevenson出版社是Cassell， 伦敦，1959。第248页上有一段，

是在匈牙利事件之后，有人听到周恩来总理在南苑机场跟一位苏联同志说：“北京的高墙可能会把领导与群众隔离开，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的官僚主义，有一天农民会破墙而入。”（原文是：The high walls of Peking are likely to separate the leadership from the masses.... If we don`t change our bureaucratic ways, some day the peasants will break through the walls.）

以上这些细节，可以看出，当年北京拆城墙，高层还是考虑过的，而且参考了世界某些地区的例子。但是。。。。。。

四，这个记得是从当年的《参考消息》上看来的。说在1971年前，中美也有一些接触，主要是通过波兰华沙的双方使馆进行。尼克松基辛格决定要与中国对话后，让美国驻波兰大使向中国方面传达信号。一次在一个外交活动中，美国大使Walter Stoessel Jr.上前想跟中国使馆代办雷阳说话，雷同志发现美方企图后大吃一惊，夺路而走，美大使紧紧跟出，追上去说明来意，雷同志才喘了一口气。后来周总理在与基辛格还是尼克松的会谈中说,如果你们想让中国的外交官发心脏病，就在公众场合接近他们。

现在周公出生地是淮安市楚州区，以前叫淮安，那里的人普遍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