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讨论】毛时代普通人的精神面貌——上山下乡 -- 酥油茶
因为我的母亲家里就在一个小县城，插队呢，就在那个县城的边上的一个村子里，她负责煮饭，基本上就是早晨起来，她和另一个姑娘一边聊天一边做饭，做了午饭做晚饭，吃完晚饭大家就在一起唱唱歌，聊聊天，讲讲故事睡了。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就都招工到县城里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开始准备高考了，她就回家复习去了。
我的母亲没什么信仰，可能和她的出身有关，毕竟山西人过去大都是商人，非常实际，也可能和她是小地方出来的有关。但我遇到的这位阿姨，可真的非常非常不同，我想知道大城市老三届那批人是不是像她的居多。
那样写招蛋，这样写也招蛋，左右为难啊。不过还得恭喜你一帖打了个翻身仗，终于把声望扳成正数了。为了你的激情和勇气鼓掌！
说正经的吧，你这位阿姨还是没有经过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呆在小资成堆的地方，枉费了太祖的一片苦心。我发现一个规律：但凡当年在乡下搞宣传工作的，比如播音员、宣传队或者你阿姨这样的宣传部长，比我们这样在大田里干活的有着美好得多的回忆。
这是因为她没有背叛当年的理想。社会主义对她依然有意义。我想她的态度很有普遍性：在经历了资本主义后，对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如果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那就会在大历史的高度上重新评价上山下乡以及文革，承认这个运动的历史合理性与进步意义。
在伤痕派和控诉者的话里，你是看不到社会主义这几个字的。
关于共产党和教会的类比很有意思。我也有同样的感触。如果中国的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能达到西方基督教徒的程度，人们还会说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吗？更何况，信共产主义显然比信上帝更make sense。现实中社会主义的挫折，还是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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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养过鸡呢，讲讲
不妨讲讲
我上大学的时候一个老师，好像叫陈平，说文革对他们这样什么也不挨的人来说，就是狂欢节
国际上所谓的两大阵营划分，完全是二战之后地缘政治的延续，是拉帮结派的问题。
中国人民为什么会选择共产党，更多是因为对当时政治腐败，经济民不聊生，国际上任人宰割的失望以及对共产党带来的新的信念和作风的憧憬。
对于占中国大多数的没有土地，没有资源，没有希望的人来说，对面临文化被彻底冲击，在国际上被一次次痛打的知识分子来说，共产主义，对他们就是得救的希望。
就像在罗马时期，对当时大多数的奴隶、穷人、普通劳动者而言，有一个救世主，给他们指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还以自己做榜样告诉他们即使再穷再低贱，也可以过崇高而丰富的一生，这条信息对他们来说，就是得救的希望。
而信与不信都是一个心态位置问题，宗教或者政治宣传，都是一种快速的方法使大多数人达到可能自己探索一辈子也想不到的心理状态。
一是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主要就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可以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完成时
二是作为理念的社会主义，可说是将来时
三是作为历史运动的社会主义，是现在进行时
信不信社会主义，说到底是出于自身利益。如果你相信资本与劳动者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那你就会支持某种限制取消资本的特权的社会制度，那就是社会主义了。
你遇到这个大妈根本没有代表性，因为她虽然下乡但是主要不是干农活，搞宣传当然感觉不一样。
早期下乡（我这里指的是文革时代的下乡不含50年代至文革前的下乡，67、68年前后的第一批）确实有自愿的，但是越往后越没人去，需要街道居委会强制动员，甚至不去就停发家长工资，注销户口等等。这是因为前面的豪情壮志早就被现实击碎，反馈回来的负面消息越来越多。基本上，下乡有3种类型：1、去生产建设兵团，算是入伍的兵团战士，与战士享受的待遇类似；2、去农场，算是职工，有工资和食堂；3、去农村插队，就是和农民一样了，挣工分吃口粮。不知道她是哪一种，区别是很大的。另外也与下乡的长短有关系，有的在68年就去了，80年才回来和去了两年就抽回来的能感觉一样么？
简单的说，平均而言生活艰苦程度是3苦于2苦于1.但是也有特例，比如在云南、黑龙江、内蒙的兵团，有些由于自然环境原因十分艰苦。而您妈妈的情况也比较特殊，很多插队时轮流做饭，轮流下地干活，光做饭当然不觉得怎么苦。
这个话题非常宏大，绝对不是几句话，听几个人的经历就能说明白的，建议你先去读读刘小萌著《中国知青史》，有个详细了解之后再讨论这个话题，可能更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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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到底是“普世精英”还是“文革余孽”？
我也说一位老太太的经历。革命家庭出身，父亲早年是游击队，后来干到团级转业。她本人一直是学生干部，医学院毕业时正赶上文革开始，被分配到了乡医院，后来到了县医院。过了20年后才重新回省城一家小医院，回城的动力部分还是为了照顾年迈的父亲。也曾经感慨自己被文革耽误了，说“毕业时已经确定会被分配到北京了，结果去小地方呆了二十年”。但是对自己那二十年的经历还是很自豪的，觉得那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
家庭在文革中没有受到过其他实质性的伤害。抗战时哥哥去了国民党的航校，后来跟家庭失去联系。文革中虽然有人以此为靶子做过些攻击，但是不了了之。
老太太个人比较“阳光”，虽然到现在也还是在崇拜太祖，而且说起那个时期，很少说负面的故事，但是对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向还是很肯定，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
总的来说，我感觉这位老太太跟您碰到的那个阿姨有不少相似之处：起码从认识上是把国家集体的利益至于自己的个人利益之上；而且，从生活态度上，都是“积极向上”的；相信组织，相信领导，相信领袖。或者说两个人都有些“宗教气质”。
宗教气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牺牲”“奉献”精神。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有这种气质的人对形而上的东西更重视，而且找到了自己的信仰之后是容易快乐的。因为“不快乐”的源泉是欲望的不能满足，而当你把自己牺牲和奉献给了某个“事业”的过程就是对个人欲望的放弃。个人欲望减少了，不快乐自然也就减少了。傻子容易乐呵呵的就是这个道理。
完全没有宗教气质的人通常会对“信者”难以理解。因为“怀疑者”通常是现实主义者，是理智者。而“信者”是理想主义者，情感主义者。
怀疑者是紧盯个人利益的，而信者则对此相对不太敏感。
“疑”和“信”的存在都是社会所必需的。理性让人找到正确的道路，感性让人快乐前进。坚定的“理性者”和坚定的“信者”都是少数，对于中间的人来说，个人现实利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升华都是人的基本需要。两手抓才是和谐社会。美国就是个和谐的典范。
我们现在缺少的就是这种“信”。虽然“加强基层支部建设”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信”什么才是要点。但这个想法仍然是很有价值，因为“信”是需要同志间的互相鼓励的，形式很重要。
关键是信的内容要即得到大家的认可，又能协助支撑国家的发展。或者说我们需要的是能立国的“国教”。
下面的知之后哀同学提到的纳粹和鬼子的军国主义其实都是完全“政教合一”的例子。中国建国之初也是。政教合一的特点就是力量超强，精神面貌都极其高亢，但是出偏，走火入魔是肯定的事。所以政教分开还是必要的。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但是现在什么能充当我们心中的“上帝”呢？
普世精英的信念是“人性、自由、民主”。文革余孽的信念是斗私批修的共产主义。我们一说起普世精英总是鄙夷，觉得都那都是骗子。不过还是应该承认有真正的“信者”存在的。就跟有人真的喜欢文革一样。
不过这种“信”通常还是要有现实或者世俗的基础的。通过“信”来得到现实利益的骗子就不说了，奉献牺牲也要有个限度，太过了“信”也会动摇。但是通过“牺牲”来检验“信”的真假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这个检验过程，连自己都未必搞的清自己是不是真的“信”。无限奉献的人不是没有，那是极度浪漫主义的。非常少。
理论上说，有信仰总是好的。信仰这个东西可以对“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每个人都会多少想到的问题给一个明确的答案。而且是催人上进，的激励式的答案。对相信者是一种自我肯定。口诵真言的时候人总会感到自己的精神被升华。不过它同样是造就伪君子的源泉。至于你是喜欢伪君子还是真小人那就见仁见智了。
我觉得楼主同时占住了“精英”和“余孽”的两头还是出于心里的理想主义。否则这要是积心处虑的从两头憋着忽悠人就实在是太邪恶了吧。
不过理想主义嘛，也总是要挨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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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快乐是人人都向往的和需要的，但是当现实要求需要一定的付出和奉献的时候呢？当建设中国社会确实需要一批、一大批又知识、但深切懂得中国最基层的实际、有一定的切身感触、有一定的实际经验的时候呢？
虽然，代价很大很大，但是上百万（不知确切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经过这样切实的锻炼，其人生经验要坚实的多，在随后的改革开发的经济建设中，才比较能坚持不被形形色色的东东忽悠。
确实，对于一些人，可能留在城市可以创造更大的财富。但是，鉴于当时的工业基础和就业容量，广大农村可以是一个很好天地，一方面知识青年把知识、卫生、文明等带到农村，另一方面，让农村的现实磨练青年。这些东东，虽然不好量化，但深切懂得人类社会和历史的人，应该会有较好的评价。
最后说几句重的话：
一个社会总会有不少沉重和痛苦的部分。上山下乡的年代，大比例的工农剪刀差，决定了农村的相对贫困和悲苦，起码病了得不到城里的较好一点（虽然只是一点）的医疗。为了工业的尽快积累，中国农民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付出了很多。记得哪里说过，在决定积累比例的时候，老毛还是谁说过，百姓太苦了。。。于是把积累比例往下调了10％，用稍微多一点用在民生上。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一方面也是在用实际行动减少农村对城市的输血，让农村的压力能小那么一点。这样的行动比高高在上的怜悯要高尚的太多了。我们不能无视这些沉重和痛苦的部分去追求自己的美好和快乐。这些人，在艰苦中有一些浪漫，不正是乐观积极的人生吗？
另外，对现代社会，农民工、下岗工人是我们沉重和痛苦的部分。有多少人放下身价，到他们中间去开展基层工作，去缓解沉重和痛苦，去实现比较均衡的欢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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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就会斤斤计较于少挣了多少钱
或 未及卡位损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
这批人，刚好拥有现在的话语权，也是现在卡位的既得利益者
毛时代给予广大农村群体提供的医疗服务和集体水利设施是怎么评价也不过份的，而且不可替代
一个平民，在难忍病痛被赤脚医生治好和“早请示晚汇报”的不便中，我想他毫无疑问会选择前者。而知识青年下扎农村对当年贫困闭塞乡民的影响，也是值得探讨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