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和国安二三事1 -- 简裕
他父亲曾经在美国国务院任职,所以他也认识一些美国国务院系统的人。
第二年,也就是1985年,他仍然在当外教,然后发现我们的新来的几个外教里面有两个是美国国务院系统的情报搜集人员。于是他就报告了学校,后来层层上报到国家安全部在安徽的部门,再后来学校就解聘了这两人,另外请了一个英国人和一个在香港的混血儿做外教。
有河友希望我把这个坑填完,我想了想,没有更多的事写了。有很多事我也不想说得太细——是不是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呵呵,其实已经说得很多了。不过有件事倒值得一说。
我们学校和外国一个带点官方背景的志愿者组织(按他们的话说是财团法人)有联系。说是有官方背景是因为该国政府发给志愿者一笔很小的津贴,还对支援的中国单位捐赠实物,还出钱组织中方人员去该国进修(按下文提到的中国部负责人的话说是使用了人民的税金)。得到援助的单位分布在各行各业,据我所了解,来本省的志愿者干什么的都有,到我们学校的当然是教书,还有做护士的,带足球队的,去幼儿园的,不一而足。
按甲科长的话说,这个组织的志愿者要定期给总部写报告,算得上是情报机构。我分析正是因为这些志愿者分布在中国各地的各行各业,所以他们写给总部的报告是无所不包,该国也很容易了解中国的方方面面。
专门负责这一块工作的是丙科长,除了解来我校志愿者的一般情况外,丙还有一项工作,那就是贴身紧逼。话说该机构中国分支的负责人定期要来志愿者的服务单位了解情况,和服务单位座谈。每逢此时,丙科长就会找上门来,要求参加座谈,还叮嘱我如果对方问起就说是系里的工作人员。参加座谈的有学校外事部门和教学部门的若干人,所以加个人进去是不显山不露水,大概是参加会谈的人很多,对方出来就没问也不关心丙是谁。于是,丙每次都提前在会议室就坐,会谈时不停记笔记,连会后请对方吃饭都要跟在一起。
他们的警惕性是够高的,据丙科长自己说,有个西方友好城市的代表团来访(成员也是友好人士),他们也参加接待队伍。其实这个友好城市所在国是个小国,在中国的战略天平上几乎不占什么分量。
结语:写完了,大部分都是几年前的事,因为和他们打交道都是在几年前,现在他们除了一年找我一两次就没和我见面了。如果以后还有值得说的事再续,说不定河友们的讨论也会让我想起什么事的。
几句题外话:这个国外组织对中国的支援是该国对华援助的一部分。不管是不是情报机构,不管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他们对中国的发展,对本国产品技术打开中国市场都有很大帮助。
据我了解,随着西方各国逐步减少甚至停止对中国的援助,现在这个组织已经不再大规模派遣志愿者了。每当我看到西方媒体叫嚣要政府停止对中国的援助,西方各国政府也表示不在进行援助,我就觉得好笑。慑于国内民意,官方不得不公开有所表示,不过这肯定是不情愿的,——真要是停了,他们怎么搞渗透,怎么搞和平演变,怎么让本国设备和技术打入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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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缺制度和执行。比如严格的反腐败和监管制度。现在很多问题都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很多时候出了问题只是临时突击,关键的制度却没有建立。比如屡屡出现有监管失职现象,就应该以加强对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问责来弥补,否则类似事件仍旧会重演。
这肯定是他遵守校方有关的明文规定,并且认为别人也有义务遵守,甚至不可为祖国利益服务。
不过呢,80年代的美国人大多经过60/70年代民权运动自由主义熏陶出来的,对自己的政府深恶痛绝。所以也不算奇怪。
1984年他38岁,70年正好24岁,当是那一拨人的一员,至少不太可能不受影响。他反对里根在黎巴嫩和格林纳达的政策。他父亲的名字还出现在中文版基辛格的《白宫岁月》里面,不过只有一次。
这篇看完后,感觉我们的国安从理念到手段,还是有些落后。
很多我们的涉外政策,我觉得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要改进或者取消。我们的政策改的太慢,这不利于我们争取国外友好人士的支持和跟国外互相理解。很多老外其实在意识形态上跟他们的国家是独立的,我讲过的跟我bf在一起的那个五十多岁的老外就认为国家政府都是shit,这跟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人一般是维护国家和政府的,即使骂也不能对着外人骂。也难怪有些老外觉得我们像是被洗脑了。
遇到军事区域,类似的警示牌,没有一个用汉语写的,都是德语写的。 德国人怎么不考虑下外国人看不懂呢。
这是什么思维方式?!
到一个外国去,就应该懂得一些当地的语言,这是我到德国后,德国人不断对我说得话。意思是我应该好好学德语。
这就是鸡和蛋的问题了。 法规的产生很多时候是拍屁股拍出来的。 不符合实际。例如绿爸事件。 监管部门只能变通。 这就造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对法律的不尊重。 反过来, 一些严肃的法律就得不到严格执行。要是监管过严, 就是秦暴。人民要造反。 要是监管不严, 就是政令不出中南海。 很多时候, 只好和稀泥。
民主制度的优点就在这里。 法律的产生是民选的代表。 法规是各方利益较量的结果。 比较符合实际。 执行上的阻力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