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读点清野史：文化自信心的丧失 -- 无心之云
鸦片战争和庚子事变给清国士大夫带来的震撼不是亡国的恐慌，而是亡文化的苍凉。和有史以来国都沦陷后随之而来的改朝换代不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并没有建立新的王朝，只是和清政府签订一系列的条约，然后以这些条约打开的缺口，源源不断吸纳中国的利益，同时从这些缺口源源不断地输入西方文化。这些西方文化挟坚船利炮的战胜之威展示着它的优越性，使埋首小学训诂已三百年之久的中国读书人不能以奇技淫巧而自弊其目。
中华大地数千年来历经无数次改朝换代，到了清朝，连衣冠都易了头发也剃了，但文化的宗旨一直保留着。面对着从古至今一直都具有强大的风化能力的中华文化，在和西洋文化角力之时显露出的无力招架之窘态时，清国的士大夫只能喟叹他们遭遇了“五千年未遇之变局”。而中华文化就在这一声接一声的喟叹中一点点失去了它的光环，在一些接受了西方的格物致知影响的清国士子心中，甚至完全失去了可信度。国家自信心的丧失，在文化自信心的丧失中尽显无遗。
十九世纪初，东印度公司开发大吉岭，以之作为通商西藏的基地。但大吉岭和西藏之间隔着一个叫哲孟雄的小邦国，这个小邦国是中国西藏的属国。如何减去中间这道小环节，使商业利益最大化？英国想到了在哲孟雄的主权问题上做文章。一八六一年，英国使馆向清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出照会，提出哲孟雄是英属印度的属国，要求明晰主权。总理衙门随即将照会转发清国驻英国使馆，委托他们跟英方交涉。
清国大使召集使馆的随员，让他们各抒己见，同不同意英方的要求？若同意，自不必多说，若不同意，有什么依据？随员中有个湖南新化人，叫邹代钧，是个地理名家。他写了一篇论文，援古证今，原原本本地考证出哲孟雄不是印度的属国。论文交给清国大使，大使看后，仍不能依此作出决定。他把论文交给使馆的总文案方培容，请他提出意见。
方培容是当时较为有名的文人，八股文写得很好。按说这是个典型的中国旧式文人，对中国文化典籍应当是信奉的。而且他作为使馆的“总文案”，也就是秘书长，他的话在大使那里很有分量。邹代钧的那篇引经据典的论文，还不很好通过吗？
可怪的是，方培容看完邹代钧的论文，立即大声斥责为书生之见。他对大使说，“商量此等大事，不可委之书生。”可见，方培容也认为哲孟雄的归属问题是件大事。他轻蔑邹代钧这篇论文的依据是，“彼皆据海国图志及瀛环志略等书妄腾臆说耳。”海国图志是方培容的当代人魏源于一八四二年著成，瀛环志略是一八四四年由方培容的当代人徐继畲著成，两书是中国书，但不是古书。方培容说到这里，还有厚古薄今的文人情绪可以谅解。估计邹代钧的论文并不尽如方培容所说，只是援引两部成书不久的图志，还有别的中国古书的内容，于是方培容接下来说：“中国古书万不足恃也。”这句对中华文化的轻蔑之语，则暴露了方培容辈对国家文化自信心已然完全丧失。一个丧失文化自信心的人对国家的信心可想而知，方培容最后提出自己对这件国家大事的意见，鸵鸟式的轻率：“既英人欲得哲孟雄，不如与之。中国何在乎此七十里小部落哉。”维系方培容辈无法变更的中国人身份的中国人的面子，就只剩下地大物博这一空洞的感觉了。
于是，不可怪的事自然而然发生了。清国驻英大使接受了方培容“中国古书万不足恃”的观点，把邹代钧的论文给否了。反倒是一个英国人，在清国大使馆任二等参赞的马格里，他反驳方培容的观点说：“是何言？中国书论中国事犹以为靠不住，岂外国书论中国事反靠得住耶？”因为有了这一个半英国人的鼎力支持，邹代钧的论文得以被译成英文，上覆英国外交部。英国外交部对邹代钧的论文不能提出异议，于是对哲孟雄的觊觎，从完全主权拥有改为租借使用。哲孟雄的归属，在当时士子的议论中，评定为幸存——清国侥幸存有对哲孟雄的主权。对方培容的表现，则视之为文化叛徒。其后，清国国势日蹙，如方培容辈层出不穷，乃司空见惯而见怪不怪了。
春江水暖鸭先知，文人自古以来就是国家民族的神经末梢，最先感受时代的变革，最深感受时代的气息。文人又大抵是萌芽于本国文化的涵育之下，文人的自信除自负外，还有对母文化的信心。当一国文人对母文化丧失信心之时，绝对映射出那个时代国人对国家自信心的全面丧失。王国维投水，有人说是缘由于此。陈寅恪的诗：“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大夫羞欲死。”便是在为中国文化争一点最后的信心，礼失求诸野，国史未失，但国史的研究却要唯外国马首是瞻，中国的士子情何以堪？
当年一曲义勇军进行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并不仅仅是政治上面临着最危险的时候，还有文化上也面临着最危险的时候。
百年的耻辱，不能只凭借政治经济的恢复而清雪，还有待文化自信心的慢慢恢复。国家的自信乃肇始于文化的自信，而中华文化自信心的恢复，直到现在，仍是条漫漫长路。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
忘了郭沫若，胡适，陈独秀。
旧文化已死，新文化当立。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但历史总有自己的逻辑。
康有为去考证孔子，实际上是伪考。
新文化直截了当，打倒孔家店。
毛泽东更狠，打倒孔老二，打倒再踏上一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如今，又把孔子捧出来。历史看上去是个循环，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原地。然而，那些影响我们民族长达千年的东西，就是这样打碎，剥离，离我们的生活而去。今日的我们才能说中华再次复兴。
所以对于恢复汉服之类的，我内心总是难免有些嘲笑。如今的世界，不管你爱也好，恨也好，科学和民主才是王道。他不会因为显得很普世而黯然，也不过因为时髦而华丽。他是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道路、
旧文化已死，所以我们感觉虚无缥缈；新文化当立但未立，所以我们感觉彷徨无措。但我们已经经过了浴火重生，茫茫没有光明的世纪已经过去，会有坎坷，但终究会有光明。
但我有一点保留，即旧文化已死，但死的是载体，还没有彻底的粉碎和剥离，留下来的说魂也好说ＤＮＡ也罢仍足够影响当代或许还有未来。新文化当立但未立则我完全赞同，那是因为新文化的载体还在缓慢的建造与形成之中，而这新载体的构造仍在要不要借助旧文化的材料中彷徨犹豫。
彻底粉碎旧文化，彻底将旧文化与我们剥离，损伤的可能就是我们的的文化创新能力，由这般创立的新文化，将会是苍白无力的。那将使我们不得不完全向外来文化寻求概念与指导，而外来文化，他们是有源也有根的。文化也像被赫拉克勒斯杀死的巨人安泰一样，离开根就失去力量。
历史已翻过了民族大融合的时期，进入了文化大融合的时代，我希望我看到的是文化的融合而不是吞并。
事物的发展总是螺旋上升的，曲折前进的。旧文化肯定会有回潮复辟的时候，犹如皇帝被推翻了，也会又被人抬出来一样，但最终还是渐行渐远，不再回头的。新文化就像是个成长中的孩子，肯定有胡闹的劣迹，但世界终究是他们的。
比如倭仁
天下事，不破不立，过犹不及，如此而已。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台湾出版的《中央副刊》上登载了一封由台湾当局前任国防部长俞大维口述的“给女作家陈荔荔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他的表兄文史大师陈寅恪的一段轶事。这段轶事涉及近代另一位文史大家夏曾佑先生，并有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见解，因此颇具史料价值。
信中谈及：一九一二年，陈寅恪先生第一次从欧洲回国时，曾去拜见他父亲陈散原先生的老朋友夏曾佑先生。夏曾佑对他说：“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有很多书可看。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已无书可看了。”
当年二十二岁的陈寅恪对夏曾佑的这番话很不理解，告别出来时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国书籍浩如烟海，哪能都看完了？后来，陈寅恪先生七十岁左右的时候，又见到表弟俞大维，重提当年那件往事，感慨道：“现在我老了，也与夏先生同感。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
中国传统文化，分经史子集四部，各部所属之书皆是汗牛充栋。陈寅恪先生博闻敏记，涉猎遍及，他所读过的中国书籍怕也是浩如烟海吧？因其如此，以陈寅恪先生的学识，他说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这个观点怎不让人对中国文化五千年的历程所产生的成绩黯然销魂？我们暂且将对大师的敬畏之心收起，回顾一下中国文化走过之路，看看到底为什么中国书虽多，却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使得大师老了之后，无中国书可看？
首要的浩劫，是独行于文化上的权术。
秦始皇焚书，汉武帝独尊儒术，明清的文字狱。这三者殊途同归，都是在做着统一中国人精神的工作。始皇帝统一了中国，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度量衡。但这不过是统一了外部环境，在统一的环境中的人的精神还是很有差异的，毕竟诸子百家离时未远。而嬴政也看到，人的精神的差异性的存在会对他的政令产生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不同观点，从而影响到政令的正确性和权威性。为万世计，他必须统一人的立场，这就意味着他必须统一人的精神。他用的是行政手段和国家暴力，先焚书后坑儒，想将人的精神禁锢在医药卜筮种树之中。灭绝产生文化的机能，抽去人对国家制度以及自身处境的思考能力和权力，人仅仅成为被管理者，过着管理所分配的生活。但秦政失败了，丢失了政权。不过，始皇帝的这个治国理念还是被取代者以及取代者的取代者所继承，传至万世，当然，不是秦万世而已。
焚书坑儒后的秦国文化政策的失败在于抹去了一切的道德标准和精神依托，只剩下法律条令，而人是不能生活于没有精神依托的环境中的，人的精神更加不可能统一于一个没有精神境界和世俗道德标准的环境中。后来的汉武帝看到这一点，他在统一人的精神的行动中吸取了秦始皇的教训。罢黜百家，删除差异；独尊儒术，树立同一性。他没有完全消灭已有的思想平台，他保留了一个，然后将人的精神统一于这个所保留的平台之中。
人是可以思考的，但不能差异性思考，只能在儒家的命题中思考。儒家最大的理念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的标准是仁义恺俤，治国的标准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平天下的标准是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的尊王室。一切的命题都有答案，读书人剩下的是如何接受的问题。儒家的自赋使命是打造君主制下的太平盛世，这无可非议，而且他们也经常成功。不过，从“仓廪实而知礼节”这一目标上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对人的关心只在于物质生活上，贫寒与否之中。他们不关心人的精神生活，认为人在仓廪实之后精神必然会是丰实的。于是对读书人的精神生活，只给出守礼顺道的途径，当然，还有仕途这一胡萝卜挂在他们眼前。而礼与道是早已详备了的，因此一切的歌咏文赋都先行圈画了领域。由此，世俗道德成了文学的最高评判。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便成了文学的使命。文人在望阙膜拜之余，便风花雪月地吟些小诗来放松绷紧的面皮。
其次，对那些占绝大多数的非知识分子的人的精神生活，那就更加忽视。这些黔首百姓，他们只要过好他们的安稳饱暖的生活便于皇帝和士大夫的牧守就可以了。于是，这些家里有粮遵守社会次序的老百姓便世世代代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了。想想看，这里面扼杀了多少思想的种子？这些种子，有可能诞育出什么样的典籍？也就是说，当绝大多数的人成为沉默的人之时，中国，正在执行大规模长时间无声无形的焚书。
为了证明这沉默的大多数是怎样的一个浪费，历史在唐朝给了我们一个出生于岭南的姓卢的人。卢氏不识字，甚至连官话也不会说。但就是这样一个一点文化都没有的人，在日后为我们奉献了一部《坛经》。这部禅宗典籍影响了多少文人和他们的文字？是的，卢氏是在入了梵门才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思考，但也证明了只要给沉默的大多数以思考以及传播自己的思考的权利，从他们中间是能够产生思想的大宗师的。
当天下的读书人和写书人都是儒生时，文化便只能体内循环和近亲繁殖，而由这样的文化所派生的文字书籍，差异性便很小到近乎没有了。掌握文字就跟掌握木工一样成了一种手艺了。鲁迅在《且介亭杂文》的“儒术”一文中援引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的《勉学篇》：“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这就完全将读书当成安身立命的高等手艺，而不是精神心灵的依托。于是，读书和写书，便只有对有限的几部儒家典籍亦步亦趋而没有另起炉灶的发明创新。难怪鲁迅评道：“儒者之泽深且远”，即小见大，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儒术”，知道“儒效”了。
儒效的一个重大的成绩，就是使文化单一而贫瘠，或成为工具，或成为消遣。当文化忽略了对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时，失去对人的精神困境给予拯救的功能时，便只有逐步萎靡下去的一条途径。
在这样的基础上，独尊的儒教能产生多少有力量有分量的著作，可知。韩愈的“挽狂澜于即倒”所挽的不过是将“触地”的文字重新挽到“庙堂之高”的地位，让儒生重具作“王者之师”和“万民之牧”的精神优越感。韩文仍不脱儒教的框架，虽为千古经典，其独立的精神不免有缺。
最后，读书人的精神优越感在明清时又受到文字狱的褫夺。动辄得咎，动笔成狱。特别在清朝，读书人干脆钻进故纸堆去作训诂，吃起了祖宗文化的老本。几百年来，除初期出过几个疑似的思想家如黄宗羲之外，文人要么是被朝廷倡优蓄之如纪晓岚，要么就是皓首穷经如乾嘉学派的学者，要么就是写点狐鬼传说发发牢骚的笔记如蒲松龄。
因此，离不开祖宗文化老本的文章便只好“天下文章一大抄”了。在一大抄的写作中，文人大都不自觉地在愚民与自愚。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进行的文字创作，几千年的文化就大都近似于一个集体的创作，成了有类无别的作品。
另外，中国最后的一个王朝，在图书的保存和编纂上，对祖宗文化的戕害并不亚于秦始皇的焚书。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中提到雍正乾隆两朝对古籍的手段，有全毁，有抽毁，有剜去，在这些手段的劫后之余，十全老人又在《四库全书》的编纂中使用了最阴险的篡改。“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于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这些剩下的又被抽去精气神的书让读书人阅读，读书人读完后还能写出什么样的好文章来？还不更加埋头“天下文章一大抄”？
于是，从秦到清，从焚书坑儒到文字狱，中国文化先是画地为牢不敢越雷池一步到天下文章一大抄，再经毁灭和篡改，留下来的有自己独特的文化ＤＮＡ的书籍已然不多。于是到了民国，出了象夏曾佑和陈寅恪这样的读书种子，将中国古籍读来读去，读到后来，除了几十部书之外，无中国书可读了。即便有事实上的他们未曾读到的中国书，但“一瓢水知天下水味”，他们还用的着读过才知原来还是“读过”的书吗？
古书的另一个浩劫是水火兵虫，这些来自外部的天灾人祸，史载甚详，不录。
俞大维在信中提到他很后悔当时没有问陈寅恪那几十种书到底是哪几十种，倒是汉语散文第一第二第三的三栖明星李敖编了一本《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并对他编的书自信满满，说帮陈寅恪给出了答案。当然，李敖的眼力自有见仁见智的看法。不过，即使以陈寅恪的学识为标准的话，弘扬中华文化首要的一点还不是找出那几十部特立独行的书来——总会有人找出来，当然是以各自的标准——仅仅找出这几十部书来还是不够的，即便它们是中华文化的脊梁，如果没有新的有力量有份量的书籍增加那几十部的数字，那么未来的夏曾佑和陈寅恪们读完那几十部中国书后，仍会感叹没有中国书可读，这仍旧会是个悲哀，更是个悲哀。
好在现在已经不是独尊儒术的时代了，国际文化大融合的时代早已来临。每一个个人从理论上来说都具备“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这一条件，有所感，有所书，和而不同，群而不党。一切的中国人的文字不论根源于何方，都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只希望他们有更多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中国会遇到国人拱璧已久的兼济和普度情结这两大障碍。兼济和普度情结将会把潜心自修的人视为逃避现实的懦夫，先行自救的人，在佛家鄙之为“自了汉”，在儒家号之为“孤家寡人”，都是恶谥。在中国，现实的困境是最大的困境，圣贤是带领人们走出现实生活的困境的伟人，精神困境是附着于现实困境之上的，解决了现实困境就同时解决了精神困境。而现实困境是无法完全彻底的解决的，到头来还得返过来向精神上找出路。到这时，人们等待的将是那些独自跋涉出自身困境的人，来向大家分享他们的解脱之门。
但在那些人出现之前，会有许多自称掌握了捷径的人出来普度众生。而在没经过面壁十年的苦功之后便出来的，不过是对已有的社会文化做一个妥协，因为走出精神困境根本没有捷径。我不相信一个连自己的精神困境都没有走出来的人，能济得了谁度得了哪个？
所以我呼唤精神的“自了汉”的诞生，先破除古往今来对“兼济天下”和“普度众生”的境界洁癖，独自面壁十年后再图破壁，精神自了汉绝不是自私汉。梭罗在瓦尔登湖做思想和肉体上的独身汉，给世界留下他的文化遗产便是证明。
在几千年的文化大一统的氛围下，精神自了汉能不能得到宽容的对待，是我最担心的问题。
南北朝有个大诗人名叫何逊，他的文名在当时就很显著。但他在生前从不辑录自己的诗文，死后才由好友王僧孺编成文集存世，名为《何逊集》。在唐朝，他有一位赫赫有名的粉丝，名叫杜甫。杜甫写过一句“颇学阴何苦用心”的诗句来向他致敬，诗句中的阴是阴铿，何就是何逊。
就是这么个时誉甚高，后世的评价也不错的诗人，在晚年翻检自己的作品时，却发出了自己这一生是“以文为娼”的哀叹。他认为自己的文学生涯整个的做了文字妓女。
从他的文集中，我们看不出到底是哪一篇或哪些篇是出卖灵魂之作，每一篇看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过，既然他发出过那样的哀叹，想必其中颇有不足为人道不便为人知的隐情。
其实这不足为怪，中国文学的惯性太大了，特别是妾妇心态的传承，使得媚态和奴态的文字不绝如缕。韩愈的“天王圣明兮臣罪当诛”在君主制下的千百年中没谁提出过异议，到了近现代才大受嘲骂。而杜甫的“每饭不忘君王”的生活态度直到今天仍被视为美德，他集中的应制诗和应酬诗也被视为堂皇的文字，被研读被推广。作者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后人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没一个作者曾自责过有过“以文为娼”的事实，没一个后人批评过他们有过“以文为娼”的事实。
光凭这一点，何逊就可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勇敢者。
中国文化就这样不断地延续，一边“粪土当年万户侯”，一边谀颂时下的万户侯。如果有人提出异议说，古代也有粪土时下万户侯的文字，我的反驳是，微讽多有之，到不了粪土那种气概。即便有粪土万户侯的文字，也仅仅是粪土万户侯而已。而且，自唐宋之后，那样的文字也近乎绝迹。
傲骨是文人最早提出的概念，而一个尴尬的悖论是，有傲骨的文人同时也具备媚态。文人骨鲠的极致是傲视当代权贵，一碰上皇帝，无不稀里哗啦地“媚”了下来。皇帝，是古代文人摆脱不了妾妇心理的一道雄关，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粪土的。这是历史环境和生活环境所决定的，是不可逆转的。
文人“以文为娼”最普遍和最极致的时期在清朝，近现代之前的清朝。那是个君主集权到了巅峰的时期，也是个对文字敏感到极致的时期。
有历史记载说，当年张献忠屠蜀之时，他对军队以奸淫为犒赏，每下一地，放纵部下奸淫百姓。有不从者，全家夷灭。因此，最后张献忠的部队所到之处，那个地方的妇女为了保全家人性命，不得不主动出门受淫，甚至表现得比娼妇都不如。
文字狱后的清朝文人和张献忠所过之地的良家妇女一样，不得不主动受淫，而且还要露出愉悦之态。
民间文学最新的媒介：电视剧，最近有一部风风光光收视率极高的剧集：《铁齿铜牙纪晓岚》，将一个纪晓岚演绎成睿智的正义中流砥柱，和奸邪的和珅做着不懈的争斗。这使我产生悲哀，此现象说明民众仍未从简单的道德标准和不求甚解的历史知识中进步，自愿在不较真的生活习惯下接受看似与自己的生活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剧的蒙骗，以为不较真就表明不全信。然而民间文学的可怕威力正是在你不较真的看下去时影响你。一部《秦香莲》冤污了一个陈世美，一部《铁齿铜牙》又拔高了一个纪晓岚以及一个乾隆盛世。
纪晓岚到底是不是东方朔那样能讽谏皇帝的人，又像包青天那样能惩戒权臣的人呢？答案全部是：不是。他是个奴性至骨的人，也是古往今来唯一的一个被主子直接命名为“文娼”的文人。
纪晓岚的人生哲学首要就是左右逢源善保自身，他没依附和珅，但也绝无与和珅对立的举动。并不会对每个名人都求全责备的中国人是不会对纪晓岚的这种处事风格有何异议的，何况身处清朝那样严酷的政治环境。要是说到他能对皇帝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也最多是燕居时的颦与笑的转变，国家大事他是无缘也不敢置喙的。
首先证明这一点的就是尹壮图事件，内阁学士尹壮图上过一个奏本说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乾隆看了大怒，将尹壮图问斩。纪晓岚为尹壮图求情，被乾隆一顿毫不留情的训斥驳了下来：“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全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文学优长而倡优蓄之，说白了，那就是乾隆将他视为文娼而已。
乾隆将纪晓岚倡优蓄之，还能不把哪个文人视为文娼？
民间传说中关于纪晓岚和乾隆之间的“老头子”故事，关于纪晓岚智改唐诗为词的故事，每每都能弄得乾隆龙颜大悦。那种小心谨慎，那种机巧，在杨雄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在唐宋以降的文人是“无他，熟能生巧耳”。归根结底，不过是文人做文娼的技艺而已。
文人依附于官场，文学依附于政治，必然造成两者都会被政治玩弄。只有政治能被允许玩弄文学，而从无文学可以干涉政治的先例。上下五千年并不只有一个乾隆皇帝，也并不只有一个纪晓岚，只不过由他们舔破这层窗户纸而已。
晚年的纪晓岚尤为谨慎，清朝文人有撰写对子赠送友人的习俗，纪晓岚文名卓著，每每有人找上门请他为自己撰写对子。纪晓岚给人的联语，不管是给谁，上联都是唐朝高适的“圣代即今多雨露”这样一句专对皇帝的谀颂之词。下联则是另选一句唐诗，这一句唐诗即不能重样又要符合获赠对联的人的身份。从文艺操作上来看，以万变对不变，没有一个渊深的腹笥和敏捷的才思莫办。
在一次文人的雅集上，纪晓岚又应邀为一人撰写对联，他循例上联写上“圣代即今多雨露”。可那个人恰好被皇帝无端从侍郎高位撸到了一个冷衙门闲置起来。这样的遭遇能称得上“多雨露”？众人等着看纪晓岚用哪句唐诗圆转过来。纪晓岚笔端一转，写下一句“谪居犹得住蓬莱”。这句诗是元稹的“以州宅夸于乐天”的最后一句。州宅，就是古代的公家的房子，给太守这个级别的吃皇粮的人免费居住的。前面一句诗是“我是玉皇香案吏”，“谪居犹得住蓬莱”，玉皇自然是谀颂皇帝的。两句诗合起来的意思是，我是玉皇大帝手下的一个仙官，即便被贬为看管香案这样一个低级别的小吏位置，我还是能住在蓬莱仙境中。纪晓岚用这样一句诗来赠勉那位被当今皇帝冷落的官员，意思不言自明，就是皇帝虽然贬了你的官位，但你至少还是官，享受着相应的待遇，别抱怨，该满足。升贬俱是皇恩，留住命食禄就是雨露。
这已经不仅是文娼了，劝人受淫后再行叩谢，已到鸨母级别。可当时的文人莫不以纪晓岚的联语为得体，很赞同他对皇恩雨露的观点，可见文娼心理的普遍性。因为他们都是从同一个文化环境中出来的，心境都相同。
清朝旧例，各省的乡试正副主考官都从京官里选拨，选拨的方式也是作卷子，名之为考差。清朝末年，有一次考差，出的第二道试题为“加税免厘得失论”。有一个人的卷子这样作答：“西儒孟德斯鸠曰，立宪国政治宽和，人民易得殷富，故虽增加租税，献纳于其国君，作为敬重其法律之报。专制政府以人民为奴隶，卑屈达于极点，断无增加租税之理。”这张卷子，出现于封建王朝相当重视的文典场合，说是惊世骇俗并不为过。事实上，见过这张卷子的人，无不“咋舌摇头而去”。“咋舌摇头而去”虽不能表明他们对那张卷子的认同与否，但震骇惊惧之心怕是一摸一样。
这也是只能在末朝时期才能偶然一现的自由精神，粪土的不仅是万户侯，粪土的对象直指国家体制，直指时下的朝廷。怪不得见到这份卷子的文人无不咋舌摇头，他们的妾妇心态哪里当得起这样的春雷声？
那个答卷人的名字无考，经历无考，作卷后被怎么对待无考。全文也仅剩这几句，载于清朝野史的“艺苑”之中。
文人，又被美誉为“文昌”，天上都有“文昌星”，可见自古以来对文人的期许和敬重。只不过，古往今来的文人，有多少真正担当得起“文昌”这个称呼呢？在有皇帝的时期，担当得起的人就更是少之又少。
好在现在已经没有皇帝了，让文昌星真正升起于空中，并灼灼闪亮吧！
近代史讨论来讨论去，所有的失败最后都归结到一句话：人家船坚炮利。其实这就是中国近代蒙羞的总根源。想象一下，如果西方人开着蒸气船来进攻，我们这都已经开发出鱼雷潜艇了，那么管什么这个制度那个主义，文化不自信的就该是西方而不是中国。
但可能是中国文人搞不懂科学技术，总不肯停留在＂科技落后＂这个结论上，总觉得挖得不够深，要继续挖下去，把孔孟挖出来鞭尸，把文字阉一下向字母靠拢，引进各种主义思潮互相争吵乱战不休，好象中国人只要且只有起居行止饮食跟西方人一样，那科技就自个进步了。
文人的毛病，总是不肯就事论事，总不由自主地要上升到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什么东西，才觉得深刻了，才觉得挖到根源了。语文不行就补语文，数学不行就补数学，不要语文不行，就开始思考是不是自己天资不够，还是睡眠习惯不好，还是没有请家教，还是因为不爱洗脚。
科学技术本身就是原动力，而文化，制度，这个主义那个主义都是附加配套的东西。蚂蚁也有自己的文化，人家喜欢挖洞。人类主宰地球靠的是聪明的大脑，而科技才是大脑的结晶。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了外星人，第一个问题会问什么？肯定是其科技发展程度如何，来判断它的先进程度，而不是首先问它们实行的是民主还是专制制度。
如何解决科技落后？
直到我们已经将世界上将近一半的产品在我们的国土生产的时候，我们的科技仍然不能说是领先的，甚至仍然是没有摆脱落后的。科技的强盛能够在第二天早上就降临在我们的头上？我们有千钧之力能够一拳打死对手，可我们有么？历史不能在YY过日子啊。
这如同说农民为什么造反，有人说都是因为穷，是因为穷，可为什么穷？说来说去，到毛泽东那里很一目了然，土地问题。
你的思想不比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文化人的认识更深刻。师夷长技以制夷么。结果呢，轰轰烈烈搞了三十年的洋务运动，甲午战争一败涂地。搞维新，把民众动员起来，搞义和团，结果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国不国，家不家，难道就是因为人家船坚炮利么？
说个我以前在战艺看到的故事。鸦片战争中不是没有发生过肉搏，短兵相接。结果在英国人的刺刀冲锋下，清军溃散。这难道也是不如人家船坚炮利？
辛丑条约的齐天大辱逼迫中国人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为什么做不到人家船坚炮利？国家的工业生产要如何搞，贸易要如何搞，民众要怎样动员组织，军队要如何领导，训练。当把这些种种问题的迷雾剥离后，中国旧文化的根基就已经动摇了，孔家店斑驳的墙壁就已经能够看清，打倒孔家店的火焰也就要喷薄而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就要闪亮登场了。
无非是多少度的差别。
米国好莱坞的外星人大片
比地球还高科技的
制度---一些都是 女王/国王/部落首长
说明他们很喜欢帝制形态的 国家 组织方式
是中国文人的问题，但不是西方文人的问题（如果有西方文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