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历史色盲讲故事——故事,过去的事儿(146) -- 江南水
有时候我猜想,古代政府的政体制度和它所管辖的区域范围大小及信息传递速度有关。以古罗马在英伦的统治为例,军团最北打到过苏格兰南部,但最后无力控制又退回英格兰中北部。英格兰北部的地形较之苏格兰可以称得上平缓,所以古罗马帝国不能占领并非仅仅因为打到“天然疆界”的缘故,而是因为领地太大导致政府的意志无法有力传达
在交通方面,我们可以发现,绝大多数中国境内的统一大帝国和古罗马帝国都非常重视道路交通的建设。道路交通不仅方便了军事行动的部署也扩大了政府能够有效获取信息的范围。(这里的有效指信息到达政府的有效性和政府意志到达地方的有效性)从中国的例子来看,周天子时代政府所能有效控制的区域不过数百里,而开始广修道路的秦代和“汉承秦制”的汉代就基本可以称得上“达到了其天然疆界的极限”——而从这两个时代开始中国人就开始放弃分封制度。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个概念:政府及时有效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和施展影响的能力决定了它的统治范围;而在某个“天然疆界”内单一政府所能有效控制的范围大小又决定了在该“天然疆界”内一个统一政府的政体制度
所以单就亚历山大帝国而言,由于统治者对于道路/信息通路的建设不是很注重,所以即使亚历山大本人不死,帝国的崩溃/实行分封制也在所难免
刚才刚好看到有人在议论亚历山大帝国,所以借宝地发点大家都知道的结论充充数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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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要专门感谢月光下的尘,看到他的回复月光下的尘:支持一下,一种感觉从心底油然而生,刚想睡觉,就有人送来了枕头。
多谢尘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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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的“铁公鸡”
如果秦始皇也写日记的话,始皇帝二十六年这一年的日记,里面应该很有料:给自己找合适的称号,给帝国找存在的合理性,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
这一年,秦始皇很忙,很忙……
秦始皇忙活的那些事儿,应该不会在这一年内就能全部完事儿,自称皇帝这种发个文件就能搞定的事儿,可以分分钟完事儿,那些需要很多很多人来配合的事儿,就说不上在哪一年能完事儿了,统一文字就是在始皇帝二十八年才有一个正式的结果嘛。
不过,从秦始皇当年开辟好几个战场鲸吞天下来看,他是一个急脾气的人,应该不会眼瞅着这些事儿老牛拉破车的没个准点儿,怎么着他也会制定出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帝国那些从上到下打工的机器人,虽然只是按照老板预先编好的程序运行,估计接下来的那几年,他们应该也会忙活得够呛,领导动动嘴儿,手下跑断腿儿嘛。
帝国的各级官员,也很忙,很忙……
到了始皇帝二十七年(前220年),一刻都不愿意闲下来的秦始皇,觉得光是他和自己手下那些打工的在忙活,还不够,他又把目光投向了一个更大的群体,全天下的人。
天下的人都给我动起来,掀起帝国建设的新高潮!
从这一年开始,整个天下变成了一个大号的建筑工地,帝国的面貌也随之开始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也就是在这一年,大秦王朝的命运也开始了隐隐约约的转向,转到秦始皇希望的万世一系的反方向。
秦始皇选择的第一个改变天下面貌的超大型项目,是修路,为帝国建造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路。
要想富,先修路。
便利的交通,为人员的流动、物资的流通,提供了坚实的硬件基础,是经济腾飞的有形翅膀。
这话放在今天这个工业时代说,没什么问题,在秦始皇那个农业时代,还这么说,就不合适了。
那个年头的普通人,大都靠土里刨食过活,想打工了,出门左拐去张地主家打两天短工就是了,犯不着出远门。一年到头,也就秋收完了才有点儿闲工夫,这会儿天寒地冻的(仅限于中原地区啊),在家里猫冬正合适,谁稀罕跑到几百、上千里路的外地去旅游啊。
总的来说,交通发达不发达的,普通人不会太在意,只要不是福星高照,在自己的家门口正好有两座叫太行、王屋的山,人们对修路没有太大的兴趣。
小时候,老家的路,大多都是家乡人用脚修出来的,就是鲁迅先生说的,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那些东跑西颠、倒买倒卖的商人,倒是十分渴望有一个发达的交通网络,这样他们既能节省四处奔波的体力,又能节省货物往来的时间。
问题是,商人们愿意无私的去修一条别人跟自己共享的路吗?
即便商人们都很高尚,特别富有“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觉悟,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建造一个通行天下的交通网,需要的资金是天文数字,需要的人力也是天文数字,这一切从哪儿来。
帝国,只有帝国才能提供这一切。
从商鞅开始,秦国人就一直不待见商人,秦始皇为啥要给那些一门心思发家致富的商人,主动提供便利呢?
可以肯定,秦始皇并没有放弃崇本抑末、走重商主义路线的打算,修路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帝国的千秋万代,绝不是为了给商人们的发家致富插上有力的翅膀,商人能跟着沾光,那纯粹是副作用,可以接受的副作用。
作为韩非子的铁杆儿粉丝,秦始皇知道,在自己跟前儿的大臣很不可靠,他更应该知道,那些天高皇帝远的郡县官员更不可靠。在中央政府看不到的地方,这些郡县官员要是不搞点儿什么鬼名堂,那简直就是天上都没有的奇迹。
对付眼前的这些大臣,只要动动脑子,用点儿帝王心术,就差不多够使的了,对付那些远在天边的郡县官员,光靠帝王心术就有点儿不够了,必须让他们知道,你们的那些猫腻儿,甭想逃过中央的雪亮眼睛。
在那个通讯基本靠吼的年代,秦始皇要想及时、准确的了解郡县官员的思想动态,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依靠滚滚的车轮。无论是自己下去视察地方工作,还是郡县官员来中央汇报当地的大事小情,都离不开这些车轮。
交通越便利,信息互动的速度就越快,各种死角也就越少,郡县官员搞鬼的机会也就能降到最少。
更重要的是,这么庞大的一个帝国,说不定哪个地方在哪天就会出点儿幺蛾子。到时候,无论是中央干预地方,还是地方支援中央,还是地方之间互帮互助,都需要一个高度发达的交通网络。
道路,这个看似只跟普通人日常生活有点儿关系的交通设施,实际上关系着皇权的存续、帝国的安危,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
道路建设的重要性,倒也不是秦始皇首先发现的,最起码在周天子还很牛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知道了道路建设的重要性。为了更好的控制天下诸侯,鼎盛时期的周王室就修建了足够良好的通天大道,《诗经 小雅 大东》中就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的句子。
后来周天子不牛了,这些笔直的大道也就消失得没影儿了。我估计,很可能是诸侯们亲自动手让这些通天大道消失的。在那个乱七八糟的年代,谁愿意让这些笔直的大道像刀子一样,直插自己的心窝子呢。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诸侯之间今天哥儿俩好,明天捅刀子,要是还能修建通行天下的交通网,那才是正经的开玩笑呢。每家能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上修两条路,就不错了。
在那个冷兵器的年代,战争对基础设施的破坏,跟后来的热兵器时代相比,还是不在一个数量级上的。在公元前220年前后,东方六国在本国内修建的那些道路,缝缝补补,应该还能凑合着用。
帝国的麻烦是修建一个控制整个天下的交通网,这是一个新课题。
崭新的帝国,崭新的皇帝,面临着这个崭新的课题,并没有丝毫的退缩,不就是修路吗,当年都江堰、郑国渠都拿下来了,修路又算得了什么啊。
帝国修建的这些控制天下的大道,有一个专门的名称,驰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高速公路。
这些驰道的路基都是用厚厚的黄土和砂石夯筑而成,并且在黄土和砂石中还夹杂了一些金属材料(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有点儿钢筋混凝土的意思啊。
今天八车道的高速公路,,宽度也就是40米左右,大秦帝国的驰道,宽五十步,折合今天的69.3米。
帝国的制式车辆,宽六尺(合138.6cm),做一个简单的算术题,就可以知道,驰道上可以并排五十辆制式车辆,供人参观。在今天,也许只有“神州第一街”长安街的某些路段才能做到吧。
帝国的建设者还考虑得很周详,在驰道的两旁每隔三丈(合6.93米)就栽一棵挺拔的青松。这些挺且直的青松,不仅保证了一年四季,驰道的两旁都是一片绿色,美观大方,他们还起着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防止路面的水土流失。
这些驰道的建筑规格、后期保护措施,用今天的眼光看,也不得不让人说一声,佩服!
这样的驰道,不是一条,也不是两条,而是很多条,具体多少条,我也不知道。据汉朝的贾山说,这些驰道,东方、东北方到达了原来的齐国和燕国,南方到达了原来的楚国。虽然驰道的终点,有的在北方,有的在南方,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在海边。(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
后来拿下岭南后,这些驰道又延伸进了南越大地,因为刚刚建成没多久,所以号称新道。这些新道还没有来得及发挥出自己对帝国该有的作用,帝国就报了病危。
厄运也很快就降临到了这些新道的头上,遵照任嚣的遗嘱,赵佗对这些新道进行了有目的、有计划的破坏,岭南大地跟中原的联系,就此中断。
虽然赵佗的破坏行动很有效果,但是一千八百多年后,一个见多识广的人,看到这些经历了无数风霜的驰道后,还是忍不住表达了自己的惊奇之情,就连在梦里他也是时常会跟这些驰道约会。
邝露在《赤雅 七百里松阴古道》中写道:自桂城(注:今广西桂林)北至全湘七百里,夹道皆长松。秦人置郡时所植,少有摧折,历代必补益之。龙拿凤跱,四时风云月露,任景任怪,色色绝伦。予行十日,抵兴安,至今梦魂时时见之。
一条道路,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岁月侵蚀,依旧还能震人心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然而,这些从咸阳出发,遍布整个天下的驰道,非但没有成为护佑大秦帝国的动脉,反而成为了大秦帝国棺材上的一颗钉子。
费了半天的牛劲,有可能还要搭上自己的性命,去修一条自己一辈子,甚至几辈子都不可能走的路,人们的心中会是什么感觉呢?
不情不愿的人们,在卖力的夯筑路基的同时,是不是也在一点一点的动摇着大秦帝国的根基呢?
要说大秦帝国这个建筑工地上的所有工程项目,都是大秦帝国棺材上的钉子,那也不对。至少,我认为这个项目,应该能让天下的人民吼一嗓子,帝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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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卡壳的时候,尘兄的提醒就是醍醐灌顶。
多谢!
我这半瓶子醋的货色您就别往高了抬举我了
秦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实行纯粹郡县制的国家,不知道现在学术界对它和当今社会的映射关系怎么理解?能讲讲么?
这个项目就是秦国人的拿手好戏,水利。
这一次,秦始皇倒是没有动员人们去建设什么大型的水利工程,只是四个字儿,决通川防。
通俗说就是,大规模改造那些大江大河两岸的大堤,尤其是黄河两岸的大堤。
其实黄河两岸本没有大堤,修的人多了,也便有了大堤。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从天上来,穿过西北的黄土高原,带着那里的黄土,浩浩荡荡奔向大海。
在水流逐渐变缓的下游,河水两侧的黄土慢慢沉淀淤积,变成了肥沃的土壤。
中华的先人就在这些地方,吮吸黄河水,耕作黄土地,生儿育女,繁衍生息。
母爱是伟大的,值得永远铭刻在心底的,母爱太泛滥,对儿女来说,就说不上还是好事儿了。
一天天,一年年,黄河从上游带来的黄土越来越多,下游的河道也变得越来越宽。
平常日子里,这还没什么,生活在两岸的人们大不了往后撤一步,在远离河水的地方,也能凑合着过。
要是赶上黄河泛滥,那就不好说了,河水可以往南流,也可以往北流,黄河的入海口也没个准地方,可能是在北边,也可能是在南边,学名,黄河改道。
这么一来,人们就没办法了,只好惹不起躲得起,搬家了事。
黄河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改道的习惯,说不上来,有种说法,殷商三天两头的迁都,就是让黄河改道给逼的。
在那个时候,要解决这个问题,没什么特别的好办法,只能学习老祖宗大禹的老办法,疏通,及时清理掉两岸的淤泥,让黄河沿着一个相对固定的河道,奔向大海。
疏通这个事儿啊,说易也易,说难也难,就看有没有人来挑头儿组织这个事儿了。有人挑头儿组织,哪怕全天下都是洪水也能搞定;没人出头,一条黄河就能把人们折腾得够呛。
换句话说就是,就看能不能做到天下一盘棋。
到了春秋战国,天下一盘棋,只是一个传说。
人们渴望安安稳稳过日子的心愿同黄河不定期泛滥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怎么解决这个矛盾,严重考验着黄河沿岸各个国家的领导人的智慧,尤其是黄河下游的那些国家。
战国时代,齐国、赵国、魏国,都跟黄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条黄河很凑巧的做了这三个国家的天然界河。
虽然同饮黄河水,但是天然的地理位置,却让这三个国家的处境有点儿不一样。赵国和魏国的地势比较高,齐国的海拔比这两个国家低了那么一点点。
哪天黄河泛滥了,根据水往低处流的原理,最倒霉的,不用说,肯定是齐国。
齐国不想成为最倒霉的那一个,就想了一个高招儿,在自己的境内距离河岸二十五里(合十公里左右)的地方,修筑了长长的大堤。
黄河泛滥的时候,先是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前往齐国,在齐国大堤的反作用力下,又反过头来前往赵国和魏国,让赵国和魏国难看。
赵国和魏国一看齐国这么不讲究,也就不客气了,天下又不是只有你齐国一家会修大堤。这两家有样学样,也分别在离岸二十五里的地方,修筑了黄河大堤。
赵国和魏国在修大堤的时候,也动足了歪心眼,这两家的大堤就是不跟齐国的大堤面对面的隔河相望,而是错落有致的站在齐国大堤的对面。
结果呢,黄河泛滥的时候,碰到赵、魏的大堤就往齐国那边流,碰到了齐国的大堤,再掉头往赵国和魏国那边走,游游荡荡,没个准谱。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黄河总有不泛滥的时候吧。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黄河四处游荡了一番,也不是什么都没有留下。
泛滥期一过,黄河就消消停停的按照相对固定的河道东流入海,并且给先前走过的那些地方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足够肥美的土地。
在农耕时代,土地就是生命,优质的土地甚至比生命更宝贵。看着眼前黄河留下的这份遗产,人们没有理由不心动。
心动后就是行动,周围的人们纷纷前去跑马圈地。
看黄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那么消停,人们的胆子也就大了起来,在黄泛区盖起了房屋,打算永久拥有这些从天上掉下来的优质土地,一副“在沙家浜扎下去”的架势。
塞翁得马焉知非祸,黄河并没有向人们保证他不会再泛滥,更要命的是,他也没有告诉人们下一次泛滥是在什么时候。
等到黄河再一次泛滥的时候,没有任何准备的黄泛区人民就麻烦了。
堤毁人亡,不是传说……
没法子,还是接茬儿修大堤吧。
大堤离黄河的岸边越来越远,离城郭越来越近。等到黄河再泛滥的时候,堤防一旦扛不住黄河水的冲击力,那……
处在更下游的齐国,为了保证自己的耕地数量不受损失,不愿意给黄河让一个合理的通道,相对处在上游的赵国和魏国,更不愿意眼睁睁的看着齐国使坏,只好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堤防大战。
结果是多败俱伤,还连累了无数的百姓……
只能长叹一声,说不上是为了什么而叹。
这种堤防大战,差不多贯穿了整个战国时代,其中玩儿的最熟练的,应该算是魏国。
战国初期的大富翁白圭,不但是个优秀的商人,还是一个堤防大战的高手。在主管魏国的水利工作期间,他就经常用这一手来整治邻国,应该就是齐国和赵国。
白圭对自己的工作成果很是满意,曾经得意洋洋的对孟子说,我治水比大禹还牛。(丹之治水也愈于禹)
看着如此充满自我表扬精神的白圭,孟夫子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张口就说,你错了。(子过矣)
在孟夫子看来,大禹让水都流向了大海,是治水的正道,你白圭呢,让水都流向了邻国,有点儿良心的人,都看不上这一套。(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
齐、赵、魏三国的堤防大战,不仅损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损耗了彼此之间那本来就不太多的好感。我相信,不用秦国人连横,他们也没法做到众志成城。
有的人说,中国之所以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是因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来管理复杂的黄河、长江的水利。
是管理水利的需要,催生了帝国,还是帝国为了自己长治久安的需要,主动管理水利,在我看来就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不管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有一个统一的帝国来管理一下水利,总归是好事儿。
在秦始皇的号召下,人们开始对那些不合理的江河堤防进行了有效的改造,大江大河两岸的大堤,有了统一的规划,河水也就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河道。在改造大堤的同时,清理江河的淤泥,应该是顺手牵羊的事儿。
秦始皇一辈子搞了不少大型工程,在这些工程中,获得正面评价的并不多。即便那些获得后世正面评价的工程,人们大多也都会在正面评价的上面加一个“过度使用了民力”。
我要说,这个决通川防,绝对应该获得一个不掺任何杂质的正面评价。他摘掉了悬在无数人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尽最大可能的让千万人不再生活在洪水不定期到来的噩梦中,比修十条郑国渠还有价值。
这个决通川防,是什么时候开始动工的,不知道,不过,是什么时候竣工的,应该比较确定。始皇帝三十二年(前215年),秦始皇在碣石刻石自我表扬的时候,专门把这件事儿拿出来刻在了石头上。也就是说,决通川防的竣工时间,应该不会晚于这个时间。
始皇帝二十七年,驰道建设开始动工,始皇帝三十二年,决通川防竣工,那些年里,帝国的人民真的很忙,建设新世界,改造旧世界,一个都没有少。
建设新世界,改造旧世界,就够了?
秦始皇会说,幼稚!
还得砸烂一个旧世界。
除了建设、改造,秦始皇还决定拆迁,不对,是只拆不迁,把地方上那些坚固的城池全部拆毁,统统换成豆腐渣工程。
相信我,这是真的,秦始皇在碣石刻石上,也专门提到了这件事儿,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堕坏城郭。
秦始皇的脑子里绝对没有进水,这里面有一个绝对精明的算计。
在冷兵器时代,坚固的城池是保存自己,拖垮敌人的有力武器。希腊人可是在特洛伊啃了十年的城墙哦,要不是最后想出了一个木马的馊主意,天知道希腊人要啃到什么时候啊。
周初的时候,一来是天下刚刚安定,大伙儿都不愿意继续折腾,马放南山的享受难得的和平,是很多人的心愿,二来是周天子也不允许诸侯们修筑坚固的城池,所以各个诸侯国的城池,跟豆腐渣差不多,这也就是田单所向往的那个三万人横行天下的时代。
周王室迁都后,天下开始乱套,能抢的,就出去抢,不能抢的,也扎紧篱笆不让别人来抢,从那以后,天下的城池都按照能扛核袭击的标准来修建。
可以说,坚固异常的城池,是战国延续了上百年的重要保证。
在地方上建造豆腐渣城池,也不是秦始皇的原创。当年晋献公的司空(相当于建设部长)士蒍,在给晋献公的儿子重耳、夷吾(后来的晋文公、晋惠公)修筑城池的时候,就尽最大可能的偷工减料。
士蒍的理由还很充分,那些地方没有多少外患,城池太坚固了,没有用。(边城少寇,安用之?)
也就是说,在没有外患的地方,特别坚固的城池,反而是中央政府的累赘,是地方对抗中央的重要资本。
作为整个天下的No.1,秦始皇拆毁优质城池,建造豆腐渣城池,不给地方留下对抗中央的资本,也算是继承传统并适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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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个系列,我就是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没有什么深思熟虑
既然尘兄点题了,那我思考一下,把汉初的修正主义分封跟秦的纯正郡县做个比较
据《秦始皇本纪》: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坏城郭,决通隄防。
史书记载事件的时候,常常是只记录事件开始的年份,始皇帝二十六年就是一个例子。
也就是说,决通川防似乎应该是在始皇帝三十二年动工的。
同年的碣石刻石上清楚的写着: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
我认为碣石刻石上的内容应该是结果,而不是计划。把个计划拿出来给自己脸上贴金,那不成了日记强国的秦始皇版吗?
从碣石刻石的全部内容来看,里面的事件都是结果,这个决通川防应该也不例外。
也就是说,决通川防从动工到竣工,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那这个工程到底是什么时候动工的呢?
在农耕时代,大型工程的时间受到严格的季节约束。春天要春种,秋天要秋收,这两个季节都不是干大工程的黄金时段。
水利工程还受另一个约束,汛期。
夏天恰恰是汛期的高潮期,也不是决通川防的好时候。
那么就只有一个季节可以集中力量来做水利工程,冬季。
这么看来,决通川防只能是在始皇帝三十二年的冬天大规模搞。
也就是说,从动工到基本结束,只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这个时间是不是有点儿短啊?
不太清楚当时江河的状况,尤其是黄河的状况,不好贸然下结论,所以在正文中只好说“是什么时候开始动工的,不知道”。
ps:碣石刻石的内容
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
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
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
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
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
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
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
一些重要的据点秦朝修得还是挺坚固的,比如后来陈吴起义时,秦朝三川郡守李由就是李斯的儿子,凭借高大坚固的荥阳城,硬是没让吴广的大军啃下来;还有后来巨鹿之战时,赵军也是凭着坚固的巨鹿城坚守到诸候援军到来,这些坚固的城池不可能是三两天建起来的吧。
寻找生命的永动机
从始皇帝二十七年(前220年)开始,帝国的人民就在帝国这个大建筑工地上,挥汗如雨,大干快上。
整个帝国,也到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看上去焕发着无限的生机。
人民很忙,作为帝国的掌门人,秦始皇也没有整天睡大觉。从始皇帝二十七年到始皇帝三十二年,短短六年的时间,他就先后四次深入基层,从南走到北,从西游到东,足迹踏遍了帝国的山山水水。
真的很佩服秦始皇那不怕苦不怕累的玩儿命精神!
那年头,天子到地方上走一走看一看,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巡狩。
所谓的巡狩,用孟夫子的话说是“巡所守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视察地方,也可以说是莅临指导工作。
传说,从黄帝开始就有了天子巡狩的惯例,据说,大舜和大禹还都驾崩在了巡狩的路上。
秦始皇巡狩天下,也算是遵循了惯例,就是频率高了一点儿。按照惯例,天子五年巡狩一次天下,秦始皇呢,平均1.5年巡狩一次,其中,从始皇帝二十七年到二十九年,连续三年,秦始皇竟然做到了每年下一次基层。
五年巡狩一次,有五年巡狩一次的道理,一年巡狩一次,也有一年巡狩一次的道理,归根结底是一个道理,发展才是硬道理。
天子巡狩不是普通人外出旅游,打个背包就齐活儿,中央的一摊子事儿要做好交代,地方上的接待工作也要提前做好准备,大事儿小事儿,事儿多着呢。
就这些前期准备工作来说,秦始皇应该不会比五帝轻松多少,有可能还更繁琐,但是他拥有一个五帝一辈子都不曾拥有的优势,大秦帝国那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
当时,全天下的驰道可能还没有完全竣工,但是皇帝出巡那个方向上的驰道,应该弄得七七八八了。
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保证了秦始皇能够高密度的巡狩天下,还耽误不了什么事儿。
秦始皇如此热衷深入基层,到底是为了什么,又收获了些什么,我没有见过他写的回忆录,也就不胡乱揣测了。
不过,我觉得,这么做,至少有一个好处,地方上的治安,在一定时期内应该会有大规模的改善,没多少人敢顶风作案不是。例如,一个失职逃亡的亭长,听说秦始皇要到自己的家乡视察工作,赶紧藏得更加严实,除了他老婆,谁也找不到他。
另外,秦始皇这么接二连三的折腾,对他本人也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推广。
自从周天子没人尿了以后,天下人差不多已经忘了人世间还有天子这么一个玩意儿,作为新天子,秦始皇有义务提醒一下天下人,这个天下还是有天子的,这个天子就是朕。
问题是,那年头认识字的人并不多,能认出自己名字的,差不多就能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普通人即便能够看到中央的文件,那也是两眼一抹黑。
再说,当时也没有广播、电视,最高层有什么最新精神,普通人也没法及时领会。
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要想让普通人知道天下有了个新天子,是很困难、很困难的……
秦始皇在地方上这么一走动,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儿。只要没有生理上的障碍,人们大多都会知道,天下又有天子了,新天子的称号是皇帝。
今天某人要是霸占了所有的电视频道和网络首页,想让别人不知道他那点儿芝麻谷子,也难。
不过,秦始皇这么招摇,也有一个副作用,很容易激发一些无良青年的进取心。一个年轻人在看到秦始皇的排场后,就说了一句“彼可取而代也”,虽然他最后并没有做到。
历史上那些喜欢四处溜达的皇帝,名声大多都不太好,典型如隋炀帝杨广。有意思的是,那些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皇帝,名声也不好,典型如嘉靖、万历祖孙俩。
溜达多了,不行,溜达少了,也不行,这里面的分寸难拿捏得很呢。
史书上、传说中,那些黑秦始皇的材料一抓一大把,也就没多少人拿秦始皇四处溜达这个不够分量的事儿,来说事儿了。
我这么无聊的统计秦始皇的溜达频率,倒不是想给他的黑材料来个锦上添花,我只是觉得,秦始皇这么密集的视察地方,是一件意义很重大的事儿。负责任的说一句,这是废话,意义不重大能上《秦始皇本纪》吗。
虽然没有多少人拿秦始皇的巡游说事儿,但是他身后的名声,跟这些巡游有脱不了的干系,我是这么看的。
这事儿吧,还得从始皇帝二十八年(前219年)说起。
这一年,秦始皇进行了第二次巡狩天下,第一站,峄山(在今天山东省邹城市境内)。
在这里,秦始皇做了第一次自我表扬,留下了第一块刻石。
峄山不过是大餐前的开胃小菜,秦始皇的目标是附近的那座名山,泰山。
在泰山附近,秦始皇搞了一个大场面,在泰山山顶祭天,在泰山脚下的梁父山祭地,合起来就是“封禅”。
哦,对了,在泰山山顶祭天后,秦始皇又在山顶刻石,做了第二次自我表扬。
对秦始皇来说,自称皇帝只是从天下人手中抢到了天下,算是实质内容;封禅大典是让天地来给自己背书一下,算是不可分割的形式。
有内容没形式,那是茅台酒盛在了洗脚盆里,有形式没内容,那是茅台酒瓶里装了二锅头,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只有内容和形式实现了完美结合,才算那么回事儿。
完成了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后,秦始皇又一路东行,来到了琅琊郡。
迎着飒飒的海风,秦始皇感觉心旷神怡,高兴得不得了,一高兴就多住了些日子,三个月。
大约就在此时,就在此地,秦始皇的历史名声开始了拐弯儿。
在琅琊,秦始皇刻了第三块石头,进行了第四次自我表扬。
嗯?不对啊。
是这么回事儿,在来琅琊之前,秦始皇先去了趟芝罘,在那里立了一块石头,进行了口头自我表扬,并没有在石头上刻字。(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
实事求是的说,我这么理解,很可能是错了。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才做了四次(三次?)自我表扬,这是一种多么谦逊的精神啊!
不管是三次还是四次,自我表扬也不违反公序良俗不是,让秦始皇的历史名声拐弯儿的,是另一件事儿。
就在秦始皇吹海风的那三个月里,他收到了当地人给他写的一封奏疏。
从这封奏疏里,秦始皇看到了一个从没有听说过的神奇世界,仙人的世界。
这些人告诉秦始皇,在茫茫的大海中有三座神山,蓬莱、方丈、瀛洲,仙人们就住在这三座神山上。
如果今天有人说天顶星上有外星人,估计没太多的人会当回事儿,干我鸟事儿啊。
接下来的话就干秦始皇的事儿,只要斋戒沐浴,派童男童女前去求见,就能见到仙人。
这句话触动了秦始皇心底那根敏感的心弦。
不少男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梦:闲着没事儿的时候,徜徉在温柔乡里,阅尽无边的春色;做起事儿来的时候,风云为之突变,天地为之易色。
所谓“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是也。
这一切,对秦始皇来说不是一个不靠谱的梦,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梦有醒的时分,现实也有称为历史的时刻。
时光总是无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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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应该是把很多坚固的城池拆毁了。
拆毁城池这事儿在《史记》正文里提到过,在碣石刻石上也提到过,贾谊的《过秦论》也提到过。
人不可能永远生活在美梦中,但是可以永远生活在美好的现实中,当时不少人就是这么认为的。
那些永远生活在美好现实中的人,就是仙人。
据说,仙人们的寿命是跟天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天地还在,他们生命的阵地就在,约等于长生不死。
还是据说,仙人的寿命能够这么持之以恒,那是因为人家手里有生命的永动机,不死之药。
生命是无价的,不死的生命是无价中的无价,派人去跟仙人们套套词儿,弄点儿不死之药,足以让任何人心动,秦始皇也没有例外。
秦始皇心动了,秦始皇行动了。
因为这些人中挑头儿的那个人叫徐巿,也叫徐福,秦始皇就让他负责前去跟仙人套词儿。
带着数千人的童男童女,当然啦,少不了还有数量可观的孔方兄,求仙大队大队长徐福出发了。
徐福这些人是第一拨儿,但不是最后一拨儿,从此秦始皇身边聚集了一大批负责寻找不死之药的人,这些人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方士。
一说起秦始皇的求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个愚蠢的暴君被方士们忽悠了。
我觉得吧,这事儿得商量一下。
所谓的忽悠,是指负责忽悠的人,知道自己忽悠的事儿不靠谱。
事实上,这些方士,当时真的相信仙人是肯定存在的,长生不老是相当靠谱的。
先来说一下这些方士。
这些方士或许有这样那样的不同,但是,除了性别,他们至少还有一点相同,原产地都是在海边,以前的齐国和燕国那一片儿。
在农耕时代,一望无际的大海,对人们来说是神秘的,也是很容易激发人们那无穷想象力的。当时的人们看着大海,跟今天的人仰望星空差不太多,有点儿什么超越现实的想法,很正常,我是这么认为的。
当时,人们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也不是自己坐在家里琢磨出来的,而是从大海那里得来的。
茫茫的大海中,时不常的就会飘出一些楼阁什么的,让海边的人们开开眼界。
看到这些像云彩一样飘在海面上的楼阁,根据眼见为实的普遍原理,人们认为大海里有什么神山之类的,也算是合情合理。
不过呢,当人们驾着小船儿前去看个究竟的时候,总是出状况。运气好的话,还能赶到神山出没的地点,不过,除了茫茫一片海水,就什么也看不到了;点儿背的话,刚到神山附近,小船儿就让一阵风吹到了十万八千里之外。
总之,人们只能远远的看到这些神山,却没法跟他们零距离亲密接触,可远观不可亵玩焉。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有一种超越人类能力的人在操控着这些神山,这样的人,不是仙人,又是什么?
今天的人们,仰望星空的时候,不也隔三差五的弄出个UFO什么的嘛。
今天的人们再怎么琢磨UFO、外星人,那也是瞎耽误工夫,真正搞太空项目,还得依靠国家。
那时候也是一样,正经的出海寻找仙人,单凭三五个人搭伙是不行的,一来是钱不够,二来是人也不够。哥伦布、麦哲伦到处找黄金都得依靠政府的支持,寻找仙人这个更高难度的课题,那就更得需要政府的支持了。
只要利益足够大,就能够吸引到足够高层的人士。普通人想长生不死,高层人士比普通人更想。
战国时期,齐国的齐威王、齐宣王,燕国的燕昭王,都曾经出资赞助过方士出海寻找仙人。
不是任何人都能成为哥伦布的,找到一个黄金遍地的大陆,碰巧这个地方的人们还打不过自己,任凭自己掠夺杀戮,那得是烧几辈子高香才能碰到的好事儿啊!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所有的寻仙行动,最后都是以完美失败而告终。
在战国时代,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那可都是响当当的人物,要说他们都愚蠢,那从女娲造人到今天,能有几个聪明人呢?
不愚蠢咋干这种没谱的事儿呢?
今天我们觉得这事儿没谱,是因为我们知道,大海中的那些神山,只不过是一种因光的折射而形成的自然现象,文学说法,海市蜃楼。
当时的人们不懂光学,也不是他们的错,不是吗,用个正式的说法,他们有他们的时代局限性。
跟哥伦布相比,中国的方士们缺的不是运气。
在这里我想到了人类科技史上的一个话题,永动机。
如果真的造出了永动机,那发明他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历史地位呢,我觉得怎么着也不会比牛顿、爱因斯坦差多少吧。
可惜,根据热力学基本定律,永动机是永远造不出来的。
想法很美好,道路走不通,永动机只好悲剧了。
科学史上,丰碑永远是牛顿、爱因斯坦这些人,因为他们成功了,更因为他们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方便的生活。那个没有成功的永动机,只好沦为笑谈,连第一个提出他的人,都没人关心谁。
成王败寇,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的逻辑,也是人类一切历史的逻辑。
历史就是这么残酷,或者说,人类的本性就是这么残酷,只会记住那些给人类带来好处的人和事。
人类探索世界的路,是一条艰难而曲折的路,无数有想法的人都曾经孜孜不倦的奔波在这条路上。成功者永远是少数,但是人们记住了他们,失败者是累累白骨,却没人关心他们是谁。
中国的方士们,要不是搭上了秦始皇这样的线,还能留下姓名吗?
无论成败,他们都是人类探索世界的先驱。成功者,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固然值得我们崇敬;失败者,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后来人此路不通,也配让我们鼓一下掌。
方士寻仙,也是人类在探索自然的时候,走了一条错误的路,我觉得这才是他们应该得到的公道评价。说方士们是骗子,是不合适的。
在一条注定失败的道路上,齐国和燕国的领导人收获了一个竹篮打水,秦始皇也没有比他们好多少。
等了一年有一年,十年过去了,不死之药,还是一个传说。
在那些年里,秦始皇出巡的时候,不管线路怎么安排,海边那是非去不可的保留项目。这么安排,一来是本着复式投注的原则,安排新人出海寻找不死之药,二来也是考察一下这帮孙子是不是在骗自己,当时咸阳城里已经有风声说这帮方士纯粹就是忽悠皇帝陛下。
始皇帝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最后一次来到琅琊。
近十年没露面的徐福又来了,空着手来的。
十年过去了,无数的银子砸了进去,连个响声都没听到,都快赶上阿三的军工研究了,他还敢来面见皇帝,徐福的胆子还真不是一般的大。
任何一个工程,到点儿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人们通常都会找一个客观原因,让他来背黑锅,徐福也没有例外。
徐福告诉秦始皇,蓬莱的确是有不死之药,不过呢,有点儿小麻烦,在前往蓬莱的路上,总是有大鲨鱼来捣乱,所以没法安全到达目的地。
这一次徐福向皇帝陛下多要了一种人,弩兵,带着连弩,专门对付捣乱的大鲨鱼。
连弩,能够连续发射利箭的弩,是那个时候的机关枪。
从这里也看得出来,徐福最初是真的相信大海中有仙人的,要是一开始他就确信没有什么劳什子的仙人,专门为忽悠秦始皇而来,那他赚了一票早就该开溜了,还敢再玩儿一次?
赵大忽悠可以忽悠范厨师买了拐再买车,那是因为再怎么着范厨师也不可能会要了他的命,秦始皇可是分分钟都能让徐福灭族的哦。
至于这一次徐福是不是忽悠秦始皇,那就不好说了。就在秦始皇从海路回咸阳的时候,真的就遇到了一条大鱼,具体是什么鱼,那就不知道了,估计应该就是鲨鱼吧。
后来,在回咸阳的路上,秦始皇带着长生不死的梦想,遗憾的驾崩,徐福的下落也成了千古之谜。
据说,徐福这次出海带的东西还挺齐全,三千童男童女,各种农作物的种子,还有各种手工业者,随便找个地儿就可以组成一个完备的人类生活圈儿。
有种说法是,徐福去了今天的日本,在那里自立为王。从地图上看,这个可能性还是蛮大的啊。
徐福的失踪,也给持续了好多年的轰轰烈烈的海外求仙,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是,长生不死的念头,并没有从皇帝们的脑海中彻底消失,这个医学科学试验一直持续到明朝的嘉靖。
很可笑吗?
我不觉得。
有了热力学基本定律后,有的人不也是没有停下研究永动机的脚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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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当年六国的首都呀、陪都呀,应该是对能让遗民有念想的地方吧,我猜
万里长城今犹在
砸了无数的银子去找什么不死之药,最后还是两腿一蹬,徒留下一个千古笑柄,秦始皇啊,让人说你什么好呢?
算了,就当是为方士们选择的错误道路交了学费吧。
这个千古笑柄虽然是花大价钱打造出来的,但是在娱乐大众方面,还是不够有代表性,尤其是跟那个别人免费赠送的千古骂名相比。
除了特别专业或者特别八卦的人,并没有太多的人(注:相对中国的人口数量)知道秦始皇还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不靠谱的长生梦想,但是,不用有特别多的文化,也不用专门打听,很多人也都知道秦始皇不是一个好东西,我记得小时候就经常听村里人说秦始皇如何如何。
后来知道了,那些事儿啊,十有八九是没影儿的事儿,即便是有点儿影子的,也大多跟秦始皇八竿子打不着。交代一下,那些事儿都不是什么好事儿。
每每听到人们说秦始皇如何如何,江南水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要想彻底搞臭一个人,有什么比推出一个弱女子,性价比更高的呢?!
哪怕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弱女子,也行!
如果没有孟姜女那么一个半虚构的柔弱女子,我觉得,秦始皇在民间的名气,最起码也得打个对折。我相信,秦始皇应该也很希望这个名气能打个对折,最好是归零,这个名气实在是太不咋地了。
说起来,秦始皇这个在民间不咋地的名气,跟他寻找仙人这个千古笑柄,还有一点儿联系,不是特别紧密,但也不是可有可无的联系。
忙活了十年,不死之药没找到,反而招来了千古骂名,秦始皇是正经的烧香引来了鬼。
这事儿吧,还得从始皇帝三十二年(前215年)说起。
这一年,秦始皇第四次巡狩天下,来到了东方的碣石(今河北省昌黎县)。
除了保留项目,刻石自我表扬,这一次,秦始皇还本着广撒网多捞鱼的原则,安排了两拨儿人马前往渤海寻找仙人。第一拨儿的领头人是燕地的卢生,第二拨儿有三个主要人物,韩终、侯公、石生。
秦始皇在民间的名声,大概、也许、差不多就是从这里开始了流芳百世的起跑。
虽然徐福等人亲手点燃了秦始皇长生的梦想,徐福本人还在后世获得了相当高的知名度,但是,我要说,这个卢生更是了得。
相对徐福来说,卢生在后世的知名度差了不是一点儿半点儿,但是,就是这个知名度并不高的卢生,影响了更多的人,尤其是黑秦始皇的那些人。
在我看来,秦始皇身后能收获几乎是负数的名声,跟卢生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粗略算了一下,卢生大概跟这些负面名声中的三分之二有扯不清的关系。在这三分之二中,还有一半,也就是全部的三分之一,几乎就是卢生凭一己之力大力促成的。
算算卢生的贡献,再看看卢生的历史名气,我不得不说,卢生,你冤啊,你比窦娥还冤!
作为都是负责给皇帝陛下寻找不死之药的专家,卢生跟徐福有相同的地方,都没有拿到皇帝陛下最渴望的仙药,也有不同的地方,卢生比徐福麻利得多,当年就回到了咸阳。
还有一点不同,在面见秦始皇的时候,卢生虽然空着两手,但是他带来了一个预言,亡秦者胡也。
简单说就是,能让大秦王朝歇菜的是“胡”。
因为大秦这家公司是在秦二世胡亥手上破产清盘,后来东汉的郑玄就说,这个“胡”,指的就是胡亥。
作为一个儒家经学大师,郑玄应该被打屁股。
忘记老祖宗的教导了吗,子不语怪、力、乱、神。
忘记了的话,活该被打屁股,没有忘记,明知故犯,更应该被打屁股。
再说了,对着自己并不熟悉的专业,满嘴跑火车,乱喷一通,也该被打屁股。
在中国历史上,“胡”差不多算是一个专门用语,基本上就是代指北方的游牧民族。具体到秦始皇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个“胡”,就是正在形成气候的匈奴。也有人说,“胡”的读音,其实就是“匈奴”连读的读音。
卢生带来的这个预言,说白一点儿就是,大秦王朝要栽在匈奴人手里。
不得不说,卢生的这一招儿,高,实在是高!
从战国时代开始,那些出海寻仙失败的人,大多让大海来背黑锅,用的借口都臭大街了,风大浪急。
这个借口,潜藏着一个巨大的bug,相当的有风险。
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人的创造力是不可估量的,万一,造出了一艘不怕风不怕浪的大船,还找不到仙人,咋办?
战国时代,大伙儿都过着有你没我的日子,没人有闲心去搞什么大型水面舰艇。这会儿皇帝陛下可是又有钱又有闲啊,他完全可以动员能够动员的力量,来搞一个水上阿房宫。
卢生的这个预言一出口,秦始皇就不得不掂量一番了。自己的长生不死很重要,大秦帝国的千秋万代也很重要,甚至更重要。没有了大秦帝国,自己长生不死还有个屁用啊,每天都活在无穷无尽的亡国之痛中,还不如眼睛一闭不睁,让这辈子痛痛快快的过去呢。
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为了大秦帝国,秦始皇不但不会去搞水上阿房宫,而且还会把关注的焦点从寻找仙人转移到匈奴人身上。
这么一来,卢生寻找仙人的压力就小多了。
这算盘打得,除了精明俩字儿,还能说别的吗。
卢生精明,秦始皇也不是省油的灯,不是随口扯一个预言就能糊弄得了的。
卢生带来的这个预言,与其说是个预言,不如说是对历史和现状的准确分析。
从现有的文字记载来看,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冲突,老早就开始了。
据说,周王室的祖先古公亶父,就让游牧的戎狄闹腾得够呛,被迫告别了经营了数代的老家,搬家到了岐山。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周武王伐纣成功后,又掉过头,夺回了老家,把游牧的戎狄赶回了他们的老家。
事实证明,只要农耕地区有一个还能说得过去的统一的组织体系,游牧民族就没便宜赚。反之,只要没有了统一的指挥,对游牧民族来说,农耕地区就是一个没有篱笆墙的院落,他们可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公元前771年,在中原诸侯申侯的配合下,游牧的戎狄又来找古公亶父子孙的麻烦,来到了周王室的都城镐京。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在这里是不成立的。古公亶父的子孙,并没有展示出比老祖宗高明的本事,他们的选择还是老祖宗玩儿剩下的那一套,搬家。
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这句话还是相当靠谱的。公元前649年,搬家到洛阳的周天子,又迎来了来自游牧地区的客人,戎狄再次光临周王室的都城。
幸亏当时齐桓公在中原地区还有点儿影响力,派管仲去帮着周天子又过了一关,以至于孔夫子都说,没有管仲,我们都得成为野蛮人了。(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到了战国时代,中原地区彻底乱成了一锅粥,再也没有了一个大伙儿认可的老大。跟北方游牧地区接壤的三个国家秦国、赵国、燕国,既得跟中原的诸侯纠缠不休,又得防着游牧民族来捣乱,那压力不是一般的大啊。
怎么说呢,这种状况对游牧民族来说,不一定就是好事儿。
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是,哪里有水有草哪里就是家,一年才搬四五次家的,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要不怎么会叫游牧呢。
这种生活习惯,严重制约了游牧民族的整合,使他们很难捏合出一个有效的组织体系。
游牧民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正经的一盘散沙,很难诞生一个一统江湖的人。
在中原地区也是一盘散沙的春秋时期,游牧民族还可以利用中原地区的内部矛盾,抽冷子深入中原,捞点儿便宜。
到了战国时代,中原地区这盘散沙,逐渐聚合成了一块块大石头,游牧民族再想来中原地区随便串门儿,那就是做梦了。
这会儿,游牧民族非但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既方便又安全的随时来中原地区搞刘备借荆州的勾当,他们自己反而成为了中原诸侯打秋风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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