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画饼充不得饥--批判民主社会主义 -- 毕尔优科夫
炎黄春秋》上刊发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谢韬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引发了关于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大争论。今天终于设法搞到《炎黄春秋》得看原文。
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这是国际共运第一次大分裂的产物，结果就是产生了共产党和社会党为代表的两个工人运动派别。简言之，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分野主要在于，科学社会主义强调暴力革命，强调从生产的环节去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结果是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而民主社会主义强调议会斗争，强调从分配的环节去加以调节，结果是高额累进税带来高福利。民主社会主义的标杆是北欧小国瑞典，这个国家不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名列世界前茅，而且在社会公平与和谐方面做得尤为出色，成为无数人向往的天堂。
既然如此，自然引得一些国家效仿，最著名的效仿者不是别人，正是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戈氏执政期间，他明确得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将其作为苏共的行动纲领。结果正如大家看到的那样，不是国富民强，而是亡党亡国亡制。就是这么一套把苏联搞解体，把苏共搞灭亡的瑞典模式现在有人居然想拿来“救中国”，那不是脑子有毛病就是别有用心！
任何规律都是相对的，任何真理都是有约束条件的，在自然科学上是如此，在社会科学上更是如此。我们现在就来看看那一套民主社会主义需要什么条件：
首先，就是要变一个农业国为工业国，也就是完成国家工业化。但现在中国的实际是，真正长期居住在农村的大约还有七亿五千万，也就是一半以上，这意味着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国家工业化还远没有完成。而中国农民又占到世界农民的34%左右以上，要让世界上34%的农民在世界7%的耕地上种出个福利国家来，这倒不如直接用月亮的银光去浇铸银币来得简便一些。
其次，需要有大量受高等教育的国民。瑞典人民之所以能享受到较高的生活水平，这不仅仅是因为瑞典工人受剥削程度较低，更由于瑞典工人本身能够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瑞典工人的劳动力更具有价值，而这与他们的受教育水平是分不开的。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这是马克思主义一贯的观点，想通过改变制度就让中国的纺织女工获得同沃尔沃的工程师一样的待遇，这无异于天方夜谭。
另外，这套体制本质上是一个外方内圆的体制。对于这种外方内圆的体制中国人是不会陌生的，颇受争议的南街村就是个很好的样板。这套体制的实质在于通过对第三世界的剥削，以剥削到的剩余价值支持一个完善的福利国家。也许可以列出数据证明瑞典企业压根就没有雇用多少外国员工，但是在这个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沃尔沃进口中国、印度的零部件的同时也正是在进口着附加在零部件上的劳动力。
请注意，以上三个条件不是并列的，而是递进的。中国现在连第一个条件都还远没有达到却想侈谈什么“民主社会主义”，这无异于画饼充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瑞典人民在瑞典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祝福他们，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走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就走错了。就好比姚明打篮球打成了巨富，但这并不代表王励勤去练乒乓球就练错了。
中国的问题不在于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在于走这条道路走得不够彻底；科学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所以在中国没有发挥出来，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社会主义国家（长年战争的越南例外）。而这种贫穷不是科学社会主义造成的，而是背离了科学搞社会主义造成的。***时期搞了四个五年计划，但只有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苏联援助下认认真真搞的，稍微有了点成就，便脑门发热，开始搞大跃进，要追英赶美，实际上就是赶苏；接着又搞人民公社化，搞穷过渡，归根到底都是浮躁。结果就是当坚持搞科学社会主义的苏联、东欧连电视机、小轿车都开始逐步普及的时候，中国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
没有认认真真搞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现在同样有些人不愿意认认真真得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到底还是浮躁。他们大肆提出什么“补课论”，要搞什么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确，中国是需要补课，但要补的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课，而是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的课。一个扶着木犁的国家是断没有资格谈什么民主的，一个扶着木犁的社会主义也是不够格的。中国还有两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待转移，这大概需要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个转移才能说国家工业化基本完成。
谢韬在文中呼喊着******，似乎这就是改造中国的良药，但中国人民现在需要的不是选票而是钞票，对于中国的农民而言，民主权力甚至不如一包劣质香烟。而要让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富裕起来，出路还是只有国家工业化。四亿多劳动力耕种这么点土地，劳动生产率自然就低，但是转移掉两亿之后，剩下的两亿农民收入自然就翻一番，这是比一切农业技术和农业革命都有效的。而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不仅有新的工人阶级，而且还有新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这种可贵的阶级意识才是中国民主的希望。
中国文人们喜欢讲启蒙，但是不要忘了，欧洲的工人阶级是在血汗工厂的日夜劳动和法国大革命的腥风血雨中完成了自己阶级意识的启蒙，而不是靠阅读一两本资产阶级启蒙作家的名著。公民的阶级意识不是通过课堂上的教育强加给的，而是在劳动中形成的，而没有阶级意识就不可能谈什么民主意识。抛开阶级意识谈民主意识是不对的，须知，公民手中的选票断不是为自己个人而投，而是为自己所处的阶级而投。公民只有具备了觉醒的阶级意识才不至于被政客们愚弄，在完善的民主国家一般政治集团都是与一定的社会阶级相对应，代表某个社会阶级的利益。
中国现在的国家工业化并不是像苏联一样通过国家政权强行推进的，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步进行的，这是由于我们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决定的，这是有利的；我们现在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被拉大，而是被缩小的。问题当然还是很大，但前景是光明的，在这种大好形势下，我们要的是脚踏实地得和谐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不是急躁得照搬照抄别国的发展模式。这就好比是一场F1的比赛，我们和领先者的差距已经很大了，但我们的速度比他们快，我们要的是沉着冷静得一个一个追赶，三天两头得进站加油换胎只能使差距越来越大。
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实际情况就是由于不断得急躁得改变自己的发展模式而使自己长期落后，国家落后就要挨打，人民落后就要挨饿。我们愿意挨打吗？我们愿意挨饿吗？不，我们决不愿意，描出的天堂给不了我们力量，画出的大饼充不了我们的饥肠，我们需要的是在最短的时期内改变经济上的落后状况。民主是我们向往的，公平是我们需要的，但我们现在就需要人民币，人民需要的选票是那种红色的印着领袖头像的经济选票，而不是一张白色的盖有大印的政治草纸。
在国家工业化的凯歌行进中，大多数人是欢欣鼓舞的，但另一些人却是如坐针毡，因为人民在积累领袖头像的同时也积累着对领袖缔造的国家的认同，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谢韬之流甚至公然叫嚣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宗。可以预料到，很快就会有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老学究站出来用一堆经典言论来反驳他的叫嚣。我在这里无意去争论什么正宗，因为这更像是小孩子的活计。我还清楚得记得小时候大家是怎样热衷得根据几本铜板印刷的小书来争论到底哪个奥特曼更强大一些。
谢韬断章取义得试图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都否定了原来的“暴力社会主义”，转向了“民主社会主义”。但即便如此又能说明得了什么问题？牛顿晚年还在挖空心思得证明上帝的存在，但牛顿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并没有因此而逊色半分。而伽利略在“悔过书”上签字的时候，嘴里不停念叨的是“地球仍然在转动”。没有多少人会有兴趣去认真考证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究竟怎么说，怎么想，但所有人都记得他们不朽的《共产党宣言》：“……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个成语叫做“盖棺论定”，我们还是看看马克思墓碑上的名言吧：“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应该说，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这是伴随着技术革命的出现而产生的。19世纪末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便产生了以爱德华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他们认为工业技术上的革命已经挽救了资本主义，但是，仅仅过了半个世纪不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就把修正主义者的迷梦击得粉碎。而现在，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自然又有人重弹起伯恩斯坦的老调调，以为可以通过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趋近，那么，我就用列宁不朽的《国家与革命》中的一段话做结吧：“在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看来，这种资本主义之‘接近’社会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可以实现，已经刻不容缓，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
管他民主的科学的人道的还是四个现代化简单靠谱些
可惜小本写不出来。
猛一看，您小时候已经是奥特曼时代了，我还以为你会说“《说唐》里面哪个更强大一些”。后生实在可畏。
不过，我仍然不同意你的部分意见。苏联时代有浓厚的特务统治和“思想清污永不停”特征，这是人民抛弃某党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是人民先抛弃了党，戈老哥才试图改造党，死马当活马医，电击起搏。
所以，邓总最智慧的三句话，一是“试一试，看一看（不好就收）”，二是“主要是防左”，三是“为政务求安静”（反对八平方后大兴土木起牢房）。
如果苏联存活到今天的话，估计就不是一个绿墙，而是一十八路埋伏，层层堵截，能够打穿铜人阵出来送花的，那不是一般的高手了，美国任何一个银行随便就黑掉了。
如果苏联活动现在，更可能的情况是美国自己造墙。
从“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看，老毛是仁者，他奋力建设心目中的高山大厦-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百姓尽欢颜；老邓是智者，顺应潮流，从老毛建设到一半的高山上顺流而下，绕过内外的磕磕绊绊，用水的柔性填满一个一个空隙（如承接产业转移空间等），并置对手于无处发力之地。
山有山的伟岸，水有水的柔性。山水的良性配合，才会有灵动的风景。
一味行水事，当水丧失了所有的势能，流入低地，就会陷入沉寂，一如传统中国到了后期，陷入酱缸。 一味行山事，亦是难也，因为建设高山大厦，需要足够的动力支持，包括来自芸芸众生的动力。老毛汇中华百多年的苦难屈辱的动力，冲到了一定的高度。
智者如水，善于令事物平滑圆顺；仁者如山，善于撑起一片新天地。俺以为，当前需要更多的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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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这段 送宝！
苏联30-40年代工业化应该是很成功，虽然农民受了很大损失。
二战后苏联的信心和国际影响力大大提高，成了和美国唯一能够叫板的国家。70-80年代军力也超过（至少在数量上）超过了美国。
苏联在老戈胡闹前，各项工业指标都不错，比如钢产量煤产量。
从表面上来看，没有太大的问题。
大家要说，这个是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那么肯定是苏联内部自己有了问题，才能响应的起。
好象过去说的当时的问题就是：
1 官僚体制僵化特权制度。
2 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很大提高，生活必需品缺乏。
好象这两点能搞垮一个国家，都没有说服力。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和1类似。党和国家那些掌握了实际利益的人，需要通过私有化来使得自己的利益合法化公开化。这就是说工人阶级先锋队自己变了质。
占大头的老百姓，基本上全部打酱油，都同意闹一闹变一变，哪怕是损人不利己------疑似憋屈太久了，有点不管不顾了。
一个执政党，混到这份上……
其实国民党在台湾灰溜溜下台前，也差不多是这样了。
其实俺被“人的本性问题”困扰了许久。很久以来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潜台词是：符合人的本性的东西才是对的好的。
比如男女啊，比如灰色收入啊。。。
一方面觉得蛮有道理，人嘛，多一点人情味，多一点宽容，对自己也别太苛刻，还是好的，能多拿一些，干活才有冲劲嘛；另一方面，对于清正刚介的老一辈也是佩服的。
于是这个问题模模糊糊咀嚼了很久，才渐渐有了“山水仁智”的感悟。
较人性化的东东，要在一定的社会约束的框架下进行。对老美而言，宗教精神是一种约束框架，罗斯福新政时期则建立了现代主要的社会经济约束框架。有框架才有高楼，不谈框架单谈人性（其实是忽略了人性的社会面的人性），难道说原始社会才是最好的。
现代的家居很舒适，很好的地板，很好的沙发，很好的墙面，很美的装饰和家具，很人性化的设计。但这是建立在冰冷的钢筋水泥立柱和楼面框架的基础上的，说远点，还有城市良好的上下水系统和供电供暖系统上，而所有这些，都是相对冰冷的框架，即要支撑其一些东西的框架。（即使对于北美常见的一两层木头房，也离不开较好的基础、关键的一些立柱和上下水系统不是）。
享受了装修后的舒适，还深切了解搭建框架的辛苦与重要，才是智慧的。
以中土现在的实力，借用老美搭建的框架系统，活的也可不错。但要发扬大唐雄心，把人类历史推向新的高度，是急需一大批仁者去建设更新更好、更符合人类新的历史时期新任务的社会、经济、历史框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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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中国现在不但石油天然气进口超过一半，去年更是成了煤的净进口国。同时，中国人均碳排放已经超过法国－－气候谈判中中国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
无论内因外因，沿着老美搭建的框架系统走下去都已经很难了。
进入大学就心里惊惊的，因为课本那么多那么厚，老师讲起课来都云里雾里的，跟中学完全两样。
第一次马原课，就更印象深刻，老师一进讲堂，一条腿就踩到讲台上，以刘翔跨栏的姿势做自我介绍。
他有两个抱怨。
一是那个春夏之交后，学校组织座谈，让大家谈心，他就谈了，结果触霉头，几乎每天都要写若干千字的检讨。他说脑汁都写干了，江郎才尽，不晓得该写什么错才好，就越写越给自己上纲线。他觉得痛苦至极的，就是这样了，到了甘愿自戕的地步。
另一个就是授课的课本，马原，是他编写的，里面有些章节是大量批判民主社会主义的。本来，他写有一节，详述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然后后面各节来批判之。结果上面审稿时，直接就把这一节给掐了。
他的抱怨意思是，连靶子都不让树立，不让人知道全貌，居然要火力全开去轰击，这算什么？ 当然他也坦诚直言，其实他是非常认同民主社会主义的。
个人如今想来，这样子什么什么主义之争，真正地学术性质科学性质的思辨应该相当少，相当多的是学阀争锋或者是政治文宣对立。
个人的标准是《共宣》，有什么样子的主义，说自己如何如何好的，是灵丹妙药的，个人就拿这个主义纲领性质的文字，来跟《共宣》来比。
个人那《共宣》做标准，是因为里面直言不讳地把阶级对立斗争摊开来，而不是隐藏遮掩起来，或者看不见。
也许有的国家地区，因为各种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因，阶级对立斗争并不是很激励，而是很温和地，波澜不惊地，但是绝不能拿这些国家地区的特例作为普遍真理，让所有国家地区都效仿。
当然谁愿意没事做去斗争呢，若有好的外在条件，使得社会安详宁静，也没必要年年月月日日讲。需要年年月月日日讲，是必须的，那么就讲嘛。 梁任公游欧洲时，途径南洋一岛，风景宜人，天上人间，仿佛南洋版的桃花源，甚至可以唤起一种神秘主义，结果梁任公的一位朋友去问岛上的人----你们怎么不起来革命？ 梁任公啼笑皆非，评价说：煞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