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毛公当年是否依法办事谈起 -- 洗心
从反驳萨苏所说“毛公三反五反的时候不依法办事”，以及一个多少有点为镇反翻案的所谓历史小说
http://www.ccthere.com/thread/2999348/3#C3003885
，拉拉杂杂写了一堆。
写到后来，发现大概左右都得罪了，但还是单独发在这里，哪怕收砖盖房子，
。 新中国六十年，如何吸取教训，以图将来走得更平稳一点，而不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极端政治中左摇右摆，需要我们每个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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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萨苏的这个论断，
http://www.ccthere.com/thread/3000790/3#C3011872
是吗？ 长征之后，蒋雄奇在小小一个苏区就杀了80万；全国镇反，也是这个数量级：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三反五反， 全国抓了18万。相比之下，谁更讲法制和人道？
另外，那些用黑心棉制作急救包的资本家，要依什么法才能够不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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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下面的回复提上来，多说两句
要推动法制化，就要具体案子具体分析，而不是泛政治化一风吹。
镇反、三反五反有没有冤假错案，当然有，该平反的也大多平反了。但具体到楼主文中的例子，明明是老战士的话验证了当年的一些黑心资本家被镇压是应该的，却莫名其妙的说“其实大家都知道依法办事是国家根本，但是不用依法的诱惑力太大了，哪怕是一代豪杰如毛公也难以抵挡”，这就是泛政治化一风吹，不实事求是。
现在，为当年的事情翻案的铺天盖地，大右派子女都跳出来为汪精卫大说好话了
http://www.ccthere.com/article/3014760
这是推动法制化还是泛政治化？ 与此同时，有几个人关注那些还没有被平反的冤假错案？
比如，严打有没有冤假错案或者量刑过重？我知道有只参与了一场斗殴就判了三十年的小年轻。冤屈程度和国民党后勤军官被判刑也不相上下吧？
再比如，文革后清理三种人有没有冤假错案？河南一省就超过八万人入狱，与此同时，因为信阳大饥荒而被打倒的干部倒是全部被“平反”了－－这一正一反，是泛政治化还是法制化？ 比如，与焦裕禄并肩治理兰考的张钦礼县长以“文化大革命煽动罪”入狱，被判了十三年。2003年张钦礼去世的时候，10余万兰考群众自发上街哭祭张钦礼。可参见新华社离休记者 陈健所撰写的〈我为张钦礼所做的申诉——焦裕禄身后鲜为人知的一桩大冤案〉。鲜为人知是对外界，张钦礼的故事在兰考是家喻户晓，我2009年去兰考的时候顺口问过一个在县委做文字工作打杂的小姑娘，她说， “我大学刚毕业，政治上的事情搞不清楚。张钦礼是我姥姥隔壁村人，老乡们都说他是大好人，所以他走的时候大家都上街给他磕头送行。” 被冤假错案的，无论是否被平反，我不知道有其他任何一个例子上十万老百姓自发为其送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张钦礼案可以说是过去几十年第一大冤案。 可是，那么多口口声声要推动中国法制化的，每年近二十万去焦裕禄纪念馆参观的，有几个关心过张钦礼案和兰考老百姓所思所想？与此同时，明明例子是黑心资本家被镇反罪有应得都要莫名其妙带一句“当年不讲法制”。
这样下去，和法制化是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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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多说两句，有网友回复说，
这个我很有异议，这帮人最好还是不要掌握话语权。文革后被错判的人不少，但是象张钦礼这样德才兼备的恐怕也只是少数，绝大部分，也就是当年道德能力都平均水平的，被卷到政治的漩涡里站错了边被冤假错案。不少人现在心理扭曲、偏激－－坐了多年冤狱，这个也多少可以理解，不必太苛求。 在乌有活跃的文革派、前造反派，不少这类。比如我接触过的一个前造反派，上来先是哭可怜，也确实可怜。但看我对他们有一定同情，很快就暴露出真面目，气势汹汹的说将来翻了天掌握话语权，一定要报仇雪恨，我当时寒毛倒竖没说话：这帮人，和不少翻了案的右派又有什么区别，都是为了一己之私试图“报仇雪恨”，不惜乱折腾国家人民的。有一些前造反派试图拿张钦礼给自己贴金，仿佛张钦礼是造反派的代表人物，我对这种春秋手法很不屑：张钦礼文革中几上几下，曾经被某些造反派支持过，也曾经被某些造反派做为走资派被打倒过，兰考老百姓现在还记着张钦礼的好，不是因为他在政治风云中是这派那派，而是因为他无论政治风向如何变，都尽心尽力为人民服务。造反派如果个个都有张钦礼的才德，文革也不会是这个结局。
所以，个人觉得，文革后被错判的人，最好的结局，就是还他们一个公道，该平反的平反，然后安心去养老好了。重新掌握话语权？还是算了，请不要出来现眼了，也不要再折腾老百姓了。
文革十年，造反派前后有N拨，每一拨的缘起过程结束大不相同。
红卫兵算造反派吗？红卫兵里还分好几拨呢。
你这样笼统的说造反派，好像他们就是统统一样的，
然后再把你对他们的认识混为一谈，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只能说明你太需要一个对象来平衡你对XX的批评，
显得你很公正。
薄熙来 邓榕 蒯大富 季羡林 聂元梓 黄纬禄 邓稼先 王洪文 都是造反派，
我不知道你准备把你的言论怎么和这些造反派联系起来。
XX那是泄私愤，你只要提一下两匹绸缎引发的血案就可以了，
讲这么多，是你上当了。
您的摆事实讲道理，可以澄清很多错误认识。
但从某个甚至某些造反派有泄私愤的念头，扩大到对文革后被错判的人作整体判断，似乎也不是很合适。
何况现在对文革抱有某种程度同情的左派，包括汪晖这样的，出发点也不是在为这些人翻案，而是从这些人的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总结经验教训，为未来寻找“另一条道路”的可能。
不要搞彻底否认，不要搞一棍子打死，不要搞倒脏水把孩子也倒出去，辩证看待任何事物和人物：恩，这是个问题。
他们折腾了老百姓30多年还没消停。不要柿子尽赶软的捏。
“镇反”的全称是镇压反革命运动，是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镇反”是内战的继续，根本谈不上什么“依法办事”。硬要辩称“镇反”是依法办事只能是费力不讨好。就是以法治而闻名的米国内战也无法“依法办事”。要不然就不会有格兰特将军和谢尔曼将军指挥的大屠杀和三光了。
相比之下，共产党，毛主席实在是太仁慈了。
惩办不法资本家的是后来的“五反”，即一九五二年我国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运动。说“五反”是“依法办事”很牵强，因为“五反”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一场运动。运动的进程一直是由党中央毛主席掌控的。运动的烈度，政策的尺度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在不断的调整。比如，在“五反”运动中，因为毛主席的关心，荣氏家族的定性从基本守法户变为“完全守法户”。当然，在那个旧世界已被打碎，新世界正在建立的时候要求毛主席完全“依法办事”，实在是苛求前人了
谢尔曼的魔鬼进军主要是纵火，蓄意的屠杀好像没有例子。三光应该说只执行了烧光，抢光。
米国大统领杰克逊可是直接推翻了最高法院马歇尔大法官的判决，扬言“John Marshall has made his decision, now let him enforce it.”这可不是不依法办事，这是公开藐视法律了。不知道pussy jy要怎么洗这个地。
瞧瞧老格给老谢下的命令：“create havoc and destruction of all resources that would be beneficial to the enemy”
老格和老谢久攻威克斯堡不下，老格恼羞成怒，下令摧毁威克斯堡的一切目标，用数百门重炮对城内的军事设施和民宅进行连续数月的猛烈炮击，把威克斯堡炸得粉碎。最后，长期围困造成的饥饿和屠杀性的炮击，造成了数以万计的平民死亡。
老谢更是心狠手辣，亚特兰大一把大火足足延烧了半个月之久，不仅将亚特兰大烧成赤地，也烧死了成千上万名拒绝抛弃家园的老人和妇女。老谢说到做到：“我们一定要清除和摧毁一切障碍，只要我们认为有必要，就杀死每一个人，夺走每一寸土地，没收每一件财物。一句话----无情地摧毁我们见到的一切东西……” 老谢率大军离开亚特兰大后，继续对南方进行长达一年的三光的大扫荡。 有数以十万计的平民直接死于老谢的大扫荡和抢劫引起的大饥荒，上百万人沦为难民。
第一个是围城战，城破以后北军并没有屠城。难道你认为tg也屠杀了长春的市民？
第二个是典型的蓄意纵火，烧光。arson和murder可不是一种罪。
话说回来，这个已经跑题了，战争期间讨论依法办事，实在有点搞笑。我觉得还是杰克逊对马歇尔这个例子比较给力。
所以我也是有感而发。也是针对这里有人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好像这批人掌握话语权就比别人有更多的合法性－－凭什么？ 文革后被错判的人，想泄私愤的不少－－以乌有的样品来看（我见到的某人是被有些人高度评价为造反派的优秀代表，所以我更加冷汗直冒，优秀代表都这样，那还是算了），哪怕这些只是少数，但整体来看，文革后被错判的人年纪都大了，而且与社会脱节－－坐了二十年牢绝大多数人都会与社会脱节，不脱节的才是其中的异类。 所以整体来讲，还是平反安心养老好了。当然不排除其中有人愿意认真总结自己和当年，为寻找“另一条道路”留下宝贵资料；也不排除有人因为自己的能力学识，而进入话语权圈子，以其能力，而不是以其“坐过牢”所以在某些人眼中可能根正苗红的身份。
你对汪晖的评论不错。但汪晖代表乌有的主流吗？当然不是，否则乌有也不会这么乌烟瘴气了。
他们折腾了老百姓30多年还没消停。不要柿子尽赶软的捏。
国内国外我都发过正式文章批评茅于轼之流。右派瞎折腾老百姓，左派就有资格同样折腾老百姓？ 这算哪门子左派？
在一些所谓“左派”网站上，有一批这样的人
我不是乌有的发言人，甚至从未在乌有注册发言过，所以不打算和您分辨乌有的主流是什么。你指出乌有很多人出于私愤而情绪，这点是需要注意，但对您关于私愤的感慨不能完全同意。
毕竟，反抗多是从自己切身利益的需要出发的，有私利很正常。要是每个个体的反抗都是无个人私利的，倒要反思这反抗没有落脚点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被私利蒙蔽了眼睛，要把私利和共同体的利益结合起来思考。
吴琼花只是由于对南霸天的私愤而革命，这却是革命合法性的根本来源。洪常青对她的私愤不是挖苦打击加鄙视，而是引导她思考自己命运和所属共同体的关系，从而塑造了革命新人。出于对群众运动弱点的恐惧而走向对立面，是中间阶级中的常有表现。对比洪常青的做法，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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