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客熙熙

主题:【原创】报告,我要说张爱玲的坏话 -- 玉垒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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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在网上查了一下,看到这些材料

人民网的:

http://book.people.com.cn/GB/69398/12382978.html

 新中国成立期间,由于战乱等因素,规模性逃亡香港的潮流便已出现。《香港年报》记载,上世纪50年代初,战乱使超过75万名来自内地的居民涌入香港。1952年,32岁的张爱玲,只身在烈日下走过了宝安县罗湖桥,来到香港。在她身后,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湮没,她的身影则在他乡渐行渐远。

  这只是建国后大规模逃亡香港风潮的预演。

张对赖雅的感情还是比较深的。虽然在《小团圆》中张没有明写,但是当时他们刚认识不算太久就结婚,赖雅在中风后张又倾己所能的照顾他,我不认为赖雅在她生活中所占的比例很小。至于后来还出现胡兰成的影子,大概是一种对早年生活的不能忘怀,毕竟那是第一次正式的恋爱。但是张本人对胡后来是很鄙夷的,从张和宋家的通信中就可以看出来。胡兰成写了《今生今世》等书,寄给张爱玲,她也不回信,《小团圆》中也有鄙薄胡兰成的文字,可供借鉴。

目前在网上找到的,大部分都提到她是通过罗湖关卡的。

http://cache.baidu.com/c?m=9d78d513d9d437a84f9c93690c66c0161b43f3142ba6d30208d78448e2732a355011e2ac57280772a3d27c1616de494b9c872102441454c08f8fc814d2e1d46e6d9f26476d01d61c4f8a0eafbc0566d620e70bb4f004a6a7a06fcef7cfd1c25758d7500e7185f096590103ca18b14e77bcf8&p=8b2a932994934eaf5ea4cd3d5454&user=baidu

第13节: 罗湖桥上的影子(1)

http://cache.baidu.com/c?m=9d78d513d9d437a84f9c93690c66c0161b43f3142ba6d30208d78448e2732a355011e2ac57280772a3d27c1616de494b9c872102441454c08f8fc814d2e1d46e6d9f26476d01c30457c419d88015789f73cc4de9d848bae5ed62cef38bce8c141591025b2d80f2895f1713be6ff2163be6a69c48175917bae93660e85e0329882337f71dbfbf6c&p=8578c116d9c511a05bedce607f0e&user=baidu

 到1952年年初,情况已越来越明晰,她以前所做的“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的预言,正在变作现实。经过权衡,她最终决定离开“还没有离开就已经在想念了”的上海。

  当年7月,她走了,远赴香港。

  她此行持有港大开的证明,去香港的理由是“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临行前,与姑姑约定,彼此不通信、不联络。

  张爱玲走前,姑姑还把珍藏多年的家族相册交给爱玲带走,以为这是最妥当的保管方式。——姑姑的先见之明令人惊叹。后来这些相片,大都出现在张爱玲的临终之作《对照记》中,因而得以留存于世。

http://ent.sina.com.cn/x/2007-07-01/15381620689.shtml

 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只身来到深圳罗湖桥,准备从此进入香港。这里是上海到香港的陆上必经之途。罗湖桥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两方的军、警岗把守。香港警察把入境证拿去检查时,张爱玲和从中国一起出走的人群眼巴巴地长时间等待。在他们的焦急与无奈面前,香港警察不失时机地表现了他们的傲慢。他们若无其事地踱步,心态悠闲。有一名中国士兵见状,走到张爱玲身边,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阴处去站着罢。”张爱玲转头看他,那个士兵穿着皱巴巴的制服,满脸孩子气。人们客气地笑了笑,包括张爱玲在内,没人采纳他的建议。她紧紧贴在栅栏上,担心会在另一端入境时掉了队。这是张爱玲最后一次体会来自同胞的温暖。(据司马新:《张爱玲与赖雅》,第68页,大地出版社,台北,1996年版)那条看不见的边界,从此把张爱玲的生命分为两截。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在她身后,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迅速湮没。

老毛连达赖跑了都不追,你以为他会禁止这些人去香港?何况她还有正式文件证明她需要去。

叹气,怎么这么多人喜欢乱泼脏水呢。

家园 没有觉得她精明,也并不认为她非常高明

如果精明的话,就不会选择胡兰成了。投奔延安像江青那样去诱惑个共产党高干,倒是不错的选择。

不过《红楼梦魇》的确是写得不错。虽然比较乱,但是很多地方揭示了作者创作的心态,比刘心武好的太多了。

您还没有提《赤地》和《秧歌之恋》这些赤裸裸的东西呢,呵呵。

不过这种东西,也并非她创造的常态。一如《小艾》是她起先想尝试自己是否能靠拢的努力。后来吃力不讨好地翻译《海上花》、《老人与海》应该是她真正想做的事情。可惜,头一个无人问津,第二个,还是文辞有些女性化,成了败笔。当然这可能只是我的看法。

家园 叹气

你以为那些所谓传记真是传记吗?请问哪一本哪个作者是得到过张本人的授权的呢?众所周知,张是抵触为她作传的,大概就是抵触你索引的那些靠臆想为人作传的写手吧?

市面上张的传记,靠谱一点的对这段略过不提,不靠谱的如你索引的这些人基本靠臆想为人胡写,而且前提是未得到当事人的许可。

老毛连达赖跑了都不追,你以为他会禁止这些人去香港?

请问达赖是经过批准离境的吗?不追和私自离境是两个概念吧。

叹气,怎么这么多人喜欢乱泼脏水呢。

叹气,怎么这么多人喜欢臆想呢。

还有你最好正儿八经看过再说,不要再拿那些似是而非的维基百科之类的东西。前不久还有某版主拎着维基百科振振有词的论证出新疆的哈萨克族没有黄毛蓝眼睛呢,让俺这样亲眼见过黄毛蓝眼睛的哈萨克的人实在是无语。

叹气
家园 关键是,我实在是没有找到明确的记载啊

此外,那个年代中央政府的海关管制措施,必定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健全和严格啊。这点我们还是要必须考虑的。如果之前中共有明文规定不许出去,那可以肯定张是偷渡无疑;但是那个年代,靠张自己的香港的信件,理论上是可以走掉的吧~~~~那个时候tg刚刚取得政权,在南方刚站稳脚跟,所谓的关口什么的都未必真的严格起来。这和今日的高通过中国严格的海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维基百科也不是所有都能信,哈萨克族有个蓝眼睛的还上过中央台做节目呢,但是具体到这个地方,我倒是找不到其他合适的材料啊。我见过的大部分说法都是说她踏过罗湖桥头,当然不是我这里引用的这些。但是如果我说我“曾经记得”如何如何,又显得太粗略而宽泛了。

我在此发言的原因,最重要还是楼主的言之无物,未有发掘什么深刻的内容,然后大家就一片谩骂声。张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作家,比其他人更该挨骂的地方,无非就是胡兰成一段。其后写《赤地》什么的,也不会比张戎的《wild swan》更可恶。其人,在小说史,乃至红学研究方面,尚可说有一席之地,但是看大家骂来骂去,无非就是《色戒》+胡兰成,实在是没有什么深度可言。

如果你能发掘张偷渡,和拿美国情报机构的钱,或者是诋毁中国文化,或者是创作心理阴暗什么的,我觉得那才是比较价值的东西,胜过贴内兖兖诸公的谩骂多矣。当然如果从作品探讨和文化影响的角度来分析,我觉得就更好了。毕竟逝者已矣。

关于张和胡是秘密结婚这件事情,是有证实的,好像是有人去访问了胡兰成的侄女。具体出处,我是在网上看的。这可以证明张爱玲对家人的感觉是多么的冷淡。事实上后来看《小团圆》感觉也是如此。这本文学性不算高的书,我觉得最大的价值是提供了一个心理样本。

我的态度说的很明白了,不能仅仅是简单的停留在某几个现象上,然后揪住一点不放,还是要全面的来看,分析这个人的核心思想和正反面的影响,才能真正的深入认识。

家园 当刻薄作伪装的时间太久

就会慢慢变成习惯。习惯到一般人无法去捅破。

在很多从小流浪江湖的乞丐儿童身上就可以看到。在很多凶残的罪犯的身上也可以看到。

但是谁又勇气,有必要去发掘她心中所谓的柔软呢?

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心中都有类似的那种温情。

温情的烈度,和伪装的深厚程度成正比。

家园 不用她上战场并不代表她可以没有是非观

商女不知亡国恨

家园 【整理】转帖张爱玲一篇对自己的文章的评论

因为写了下面的那些东西,去翻了下张爱玲过去的文字,忽然找到这么一篇,可以看做张爱玲对自己文学创作的总结,也差不多是她文学创作的局限性的总结。从这些总结里面我能看到她文字的不足,是来源于何方,自然,也能理解她的创作思路。

张是个比较单纯而执着的人,其实没那么复杂。或许又要受到诸公的教导,但是我坚持认为如此。这种感受是读出来的,虽然很多人不免怀疑《小团圆》文过饰非,但是我认为它的写实性要远远高于创作型。张这种人,在当时算是不合时宜,在今天仍然受到批判,也不令人意外。只是,如此的一边倒,如此的一种视角,有点出人意料。尤其是关于其婚姻的某些部分歪曲事实,让我不能接受。看楼下,有骂其为文妓的,有骂其为汉奸姘头的,实在是离谱太多了。

说张爱玲当时看上胡兰成是美女爱英雄,那也是不确的。只能是说当时她抱了一种为爱人甘愿牺牲的精神(从小团圆中看,她结婚的时候就知道汪伪政权必败,但是还是惑于眼前的温暖),这点和当年她写《霸王别姬》的某种抒发的精神一脉相承,她内心在某些方面相当传统,和她观念开放的母亲姑姑不同。

后来的胡兰成,虽然可鄙,当年对张爱玲却也让她觉得是真心的,犹如王佳芝。很多人提到胡兰成后来花张爱玲的钱,其实,当时张需要用钱的时候,胡兰成也是毫不吝惜。这种短时间内的温暖让她误以为自己可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谁想后来是那种结局,而这段短暂的、充满了痛苦的婚姻,留给她的还有持续的骂名。这,或许正是张爱玲创作《色戒》的原因。因此,《色戒》绝不像李安所拍,因为那并不符合张其时的心态。易先生的阴鹫毒狠,是胡兰成的温文的表象化,二者却有区别。胡兰成的温文与温暖,折射成易先生在买钻戒时候,王佳芝所看到的表象。王佳芝的“这个人是真爱我的”错觉,才是张爱玲内心的话。

如果要换个角度,或许我可以说是胡兰成作为大汉奸,骗娶少女作家,蒙蔽她,又始乱终弃。最后,再写一顿文字,往她身上泼污水。所以,泛泛地抨击是行不通的,必须立足于现实。张对胡的认识不足,只能作为弱点,个人生活选择上犯的错误,但是却不能拿出来作为罪过一样不依不饶。要不我们可否这样说?因为毛同志娶了江旗手,所以毛同志是有罪的,也该钉上历史的耻辱台?

四十六、自己的文章

我虽然在写小说和散文。可是不大注意到理论。近来忽然觉得有些话要说,就写在下面。

我以为文学理论是出在文学作品之后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恐怕还是如此。倘要提高作者的自觉,则从作品中汲取理论,而以之为作品的再生产的衡量,自然是有益处的。但在这样衡量之际,须得记住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作品与理论乃如马之两掺,或前或后,互相推进。理论并非高高坐在上面,手执鞭子的御者

现在似乎是文学作品贫乏,理论也贫乏。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

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

斗争是动人的,因为它是强大的,而同时是酸楚的。斗争者失去了人生的和谐,寻求着新的和谐。倘使为斗争而斗争,便缺少回味,写了出来也不能成为好的作品。

我发觉许多作品里力的成分大于美的成分。力是快乐的,美却是悲哀的,两者不能独立存在。“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剧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昧,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①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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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倾城之恋》和下文提到的《金锁记》、《连环套》都是张爱玲所写的小说。

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我知道人们急于要求完成,不然就要求刺激来满足自己都好。他们对于仅仅是启示,似乎不耐烦。但我还是只能这样写。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来。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但在时代的高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隙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回忆与现实之间时时发现尴尬的不和谐,因而产生了郑重而轻微的骚动,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

Michel angelo①的一个未完工的石像,题名“黎明”的,只是一个粗糙的人形,面目都不清楚,却正是大气磅礴的,象征一个将要到的新时代。倘若现在也有那样的作品,自然是使人神往的,可是没有,也不能有,因为人们还不能挣脱时代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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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Michelangelo,通译米开朗基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雕塑家、画家、建筑师。

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我存着这个心,可不知道做得好做不好。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索朴,也更放您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分大于艺术的成分。和恋爱的放恣瓷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

我喜欢索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树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因此我的文章容易被人看做过于华靡。但我以为用《旧约》那样单纯的写法是做不通的,托尔斯泰晚年就是被这个牺牲了。我也并不赞成唯美派。但我以为唯美源的缺点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的美没有底子。溪涧之水的浪花是轻挑的,但倘是海水,则看来虽似一般的微波粼粼,也仍然饱蓄着洪涛大浪的气象的。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但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只是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因此容易被人看做我是有所耽溺,流连志返了。虽然如此,我还是保持我的作风,只是自己惭愧写得不到家。而我也不过是一个文学的习作者。

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

还有,因为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但我以为,文学的主题论或者是可以改进一下。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巳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见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就说《战争与和平》吧,托尔斯泰原来是想归结到当时流行的一种宗教团体的人生态度的,结果却是故事自身的展开战胜了预定的主题。这作品修改七次之多,每次修改都使预定的主题受到了惩罚。终于剩下来的主题只占插话的地位,而且是全书中安放得最不舒服的部分,但也没有新的主题去代替它。因此写成之后,托尔斯秦自己还觉得若有所失。和《复活》比较,《战争与和平》的主题果然是很模糊的,但后者仍然是更伟大的作品。至今我们读它,依然一寸寸都是活的。现代文学作品和过去不同的地方,似乎也就在这一点上,不再那么强调主题,却是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

《连环套》就是这样子写下来的,现在也还在继续写下去,在那作品里,欠注意到主题是真,但我希望这故事本身有人喜欢。我的本意很简单:既然有这样的事情,我就来描写它。现代人多是疲倦的,现代婚姻制度又是不合理的。所以有沉默的夫妻关系,有怕致负责,但求轻松一下的高等调情,有回复到动物的性欲的嫖妓——但仍然是动物式的人,不是动物,所以比动物更为可怖。还有便是饼居,饼居不像夫妻关系的郑重,但比高等调情更负责任,比嫖妓又是更人性的,走极端的人究竟不多,所以姘居在今日成了很普遍的现象。营拼居生活的男人的社会地位,大概是中等或中等以下,倒是勤勤俭俭在过日子的。他们不敢太放肆,却也不那么拘谨得无聊。他们需要活泼的,着实的男女关系,这正是和他们其他方面生活的活泼而着实相适应的。他们需要有女人替他们照顾家庭,所以,他们对于女人倒也并不那么病态。《连环套》里的雅赫雅不过是个中等的绸缎店主,得自己上柜台去的。如果霓喜能够同他相安无事,不难一直相安下去,白头倍老也无不可。他们同居生活的失败是由于霓喜本身性格上的缺陷。她的第二个男人窦尧劳是个规模较好的药材店主,也还是没有大资本家的气派的。和霓喜姘居过的小官吏,也不过仅仅沾着点官气而已。他们对霓喜并没有任何特殊心理,相互之间还是人与人的关系,有着某种真情,原是不足为异的。

姘居的女人呢,她们的原来地位总比男人还要低些,但多是些有着泼辣的生命力的。她们对男人具有一种魅惑力,但那是健康的女人的魅惑力。因为倘使过于病态,便不合那些男人的需要。她们也操作,也吃醋争风打架,可以很野蛮,但不歇斯底里。她们只有一宗不足处:就是她们的地位始终是不确定的。疑忌与自危使她们渐渐变成自私者。

这种姘居生活中国比外国更多,但还没有人认真拿它写过,鸳鸯蝴蝶文人看看他们不够才子佳人的多情,新式文人又嫌他们既不像爱,又不像嫖,不够健康,又不够病态,缺乏主题的明朗性。

霓喜的故事,使我感动的是霓喜对于物质生活的单纯的爱,而这物质生活却需要随时下死劲去抓住。她要男性的爱,同时也要安全,可是不能兼顾,每致人财两空。结果她觉得什么都靠不住,还是投资在儿女身上,囤积了一点人力——最无人道的囤积。

霓喜并非没有感情的,对于这个世界她要爱而爱不进去。但她并非完全没有得到爱,不过只是摭食人家的残羹冷灸,如杜甫诗里说:“残羹与冷炙,到处潜酸辛。”但她究竟是个健康的女人,不至于沦为乞儿相。她倒像是在贪婪地嚼着大量的榨过油的豆饼,虽然依恃着她的体质,而豆饼里也多少有着滋养,但终于不免吃伤了脾胃。而且,人吃畜生的饲料,到底是悲怆的。

至于《连环套》里有许多地方袭用旧小说的词句——五十年前的广东人与外国人,语气像《金瓶梅》中的人物;赛珍珠①小说中的中国人,说话带有英国旧文学气息,同属迁就的借用,原是不足为训的。我当初的用意是这样:写上海人心目中的浪漫气氛的香港,已经隔有相当的距离;五十年前的香港,更多了一重时间上的距离,因此特地采用一种过了时的辞汇来代表这双重距离。有时候未免刻意做作,所以有些过分了。我想将来是可以改掉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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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赛珍珠(1892-1973),本名珀尔。西登斯特里克。布克,美国女作家,曾长期在中国生活,著有反映中国农民境遇的长篇小说《大地》,并因为这部作品而获得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收入《流言》,1944年12月中国科学公司初版)

家园 【讨论】抱歉,我的回帖只是议论一下“主流”

主要是想说一说我所见到的老上海的痕迹,加上与老外公老外婆们交流中所得到的印象,与您以为小资艳羡的纸醉金迷,究竟哪一个更主流一点。我的帖子似乎并不涉及张的文字与文学本身,那个以后有心情有时间也可以聊。

着重点是1930年代,1940年代生活在上海的人们,包括“下只角”您以为与张的世界没有交集的劳动人民,也包括“上只角”当年风度翩翩的小开(现在是大概是“老”开了,但是风度犹存)。最后有意的提一句无论哪只角的老人,都不再对当年的才女有印象,大概令您不快,可惜实情如此--张的对于生活的灰暗而悲凄凄的观感,虽然颇合少年心性,特别是容易打动青春期的少女,却实在是无法进入普通上海人心理状况的主流。

那么我所见到所到的,源远流长从那些战乱年代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主流上海人的心理与生活观是怎样的呢?不好意思,那是一种与张的绝望恰好翻转180度的蓬勃向上,总是满怀希望与生活之热情的气度与精神。有这种积极乐观,又勇往直前的心态在,即使是垂老的祖辈,或者颐养锻炼,或者热心公益,甚至每天不缀的重新复习年轻时熟悉,而上岁数以后淡忘的外语,以方便与出身在海外的孙辈交流(我们这一辈的上海人出国到北美,日本,欧洲,澳洲的非常多),那种对于生活的孜孜不倦的热切,令我颇受感染。

这样的城市,这样的生活,能够留给张的梦幻天地多少现实的份额呢?她的悲观厌世的情绪,也许能够在青少年特别是少女走向生活适应社会的时间段引起些许共鸣,但是与主流的,真实的生活相比较,不论是现在的,还是过去的,相距非常遥远。

。。。。。。

此外,不必要以为不赞赏都是出于误解与读不懂,甚至没有读吧。我在另外的回帖里提到过,当年是很下了工夫认真读了读的。其实读了,读明白怎么回事,而不肯赞的是颇有几个的,举个名人的例子吧--比如说老钱,写管椎编,谈艺录,围城的老钱,他是很不以为然的。当然,老钱议论张其人其文的方式方法很不厚道(他也从来就不是个厚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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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如果读不懂张爱玲的人,是心理过于正常所致

那么读得懂张爱玲的人,是否心理过于不正常呢?自以为读懂了张爱玲的人呢?骄傲如张爱玲,未必能赞同别人对她的理解。我们在这里说的一切,都是自己对张爱玲作品的理解而已。

张爱玲自然是个惊才绝艳的作家,描写细致入微,能让人从心理发寒。大学里流行张爱玲,我花了一段时间集中看了她的大部分作品,没一本让我愉快,但每一篇都让我欲罢不能,我赞叹她的文笔、文字功底,文章写得那么好,非常少见。我最赞她的《金锁记》,那种扭曲压抑的表达实在能让人感同身受。

张个性鲜明,她的作品个人风格非常强烈,我读她的文章总觉得此人刻薄、敏感、内心黯淡、比较自私,格局很小。但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欣赏的是她的文笔,而不是她的品格。

但如果有人要把她捧到某一高度,代表整个时代文学水平的高度,我就要加入说不的行列。那个高度,除了文品,还有人品。且不说充满压抑没有出路的小说是否能作为代表一个时代的文章传世,她所处的时代要求她有家国观念,而她没有。胡兰成是她的污点,这也是某些不能触碰的底线,没啥好说的,汉奸不是一个能被接受的名词。

我最恶她的《色戒》,平白侮辱了一群烈士,张爱玲可以辩护说她没有指向某位烈士,可是时间节点摆在那里,故事原型摆在那里。张爱玲这篇文章里所表现出的意识实在令我恶心。如果真要写,换个背景不可以吗?但凡心里有所尊重,都不会借用那段国殇的往事吧。

通宝推:思炎,玉垒关2,
家园 你说得正是我想说的

恭喜:你意外获得 16 铢钱。

参数变化,作者,声望:4;铢钱:4。你,乐善:4;铢钱:-16。本帖花:4

张只是一个童年里带着阴影的小女人而已,她没有自己确定的政治观,甚至道德观,她确实有点自闭和抑郁

家园 我在张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我一个小时候的朋友,正是张的性格。天生的对政治、对时局缺乏把握能力。

这一类人还有不少,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政治的,为什么要把每件事情上升到阶级斗争的立场呢

张只是原汁原味地呈现了她自己的生活和故事而已

家园 张爱玲的问题其实是抬的。

当个小女人也无所谓,大时代不缺她这一号,麻烦的是,一大帮公共知识分子啊,自由派之类,要把他抬到台中间。

这就是问题,她可以不关心政治,但别人是很政治的把她往那个位置上抬。

把她的视角和生活态度等,作为一种普遍规范在推。所以就产生了,用相应政治标准,去卡张爱玲的反弹。

由于张爱玲如何,所以如何如何,那自然就会有张爱玲这个如何如何的对应。

而且这种如何,并不局限在文学上,经常是挂上人性啊普世之类的玩艺,被拿来卡其它人或事。进而推导出一些,搞这玩艺的家伙的现实问题上的指手划脚。

这些人不把张往那个位置上抬,谁会有闲心去考虑,张是不是合那个位置。

进而对不合那个位置的方面说三道四。

家园 有的事情不好说呀

列宁还不搞了个布列斯特合约么。妥协未必是投降,关键是要看好时机和能够翻本。汪精卫那样就从妥协变成了投降,进而成了国贼了。

家园 我并不号召抬她,也不号召骂她,我号召客观而公正

客观的来看待问题,让作家回归于文学史,让事实回归,让理性回归,而不是一味谩骂。我在上面引用了很多有些人骂的内容了。若是以这个标准,则我现在的婚姻也是非法婚姻——因为是背着家人;若是以这个标准,则我们就该回到文革时代,与旧时代有涉及的人一律示众;周作人的太太惑乱周作人,兼诋毁鲁迅,还嫁给汉奸,该乱棒打死。若是以这种态度,则溥仪罪过莫有出其右者。

然而我们看到历史是如何呢?

我个人也非常不赞同那些动不动就将张抬出来作为什么“祖师奶奶”,爱她的文字若珍宝,还喊着她是小资代言人的那群无聊的人。说她是小资代言人?是小资产阶级的揭批者还差不多。

然而,这帖子里面鸡血上头的人实在不少,很难想象,对这样一个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的帖子居然这么多人欢呼,大有得到知音之意。这更进一步证明了,大部分人并不是出于事实来认识,而只不过是进一步强化巩固了自己的固有印象而已。而这个固有印象,谁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

家园 道德观还是有的,只不过是不明显。

张对孩子有着强烈的恐惧,这出于她童年的不幸。她自己总觉得自己是母亲、父亲和姑姑的负担。她在美国堕胎,虽然有点感慨和悲哀,但是并不遗憾后悔。但是,在《小团圆》的最后,她做了一个梦,梦到邵之庸(胡兰成),她梦到当年他们生了很多孩子,过着幸福而平凡的日子。

其实张爱玲骨子里是向往传统的幸福生活的。但是她没有求,更由于时局和自己的抉择,既不可得,而无法奢求,只得遁居人们的视线之外。

张嫁给赖雅,我认为相当好理解。无论是出于恋父,还是出于对赖雅产生的感情,独身在海外的张从内心的需求来说是得找个精神依托。赖雅对张并非很好,也不很坏,这和胡兰成的坏到极致,也好到极致是不同的风格。然而仅仅是携手走过,赖雅用自己的中风给张出了一道难题。如果按照张在香港时候的心肠,按照某些人的推测,她未必就能够那么尽心的照顾赖雅。但是她照顾了他六年。

很少有人去真正用心感知,照顾病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总之我现在是已经感受到了。可能在别人看来这六年不算长,当然,对张来说也不算短,比起她过去的耐心。

自闭是受了不计其数的打击,加上童年心理伤害的结果。在张的写作总是无法更上一层楼,也无法得到出版社的欣赏的时候,我很能理解张锁在自己的世界里,写下《小团圆》等自传性质的东西。张不过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现代史上的作家,可悲的是,要不就被众人举上去,要不就被众人踩下去。

http://baike.baidu.com/view/2137.htm

1956年得Edward Mac Dowell Colony的写作奖金。

  8月,36岁的张爱玲与65岁的赖雅结婚。

  1957年母亲在英国病逝。

  1958年为香港电懋电影公司编《情场如战场》、《桃花运》、《人才两得》等剧本。

  1960年成为美国公民。

1961年-1970年

  1961年张爱玲为了搜集写作材料,自美飞台转港。这是张爱玲唯一的台湾行,后来写入英文散文题目是《重回前方》。十一月到港后为电懋电影公司赶写了两个剧本,其中之一是一九六一年极为卖座的《南北和》续集《南北一家亲》。在台湾旅行期间,丈夫赖雅在美中风瘫痪,此后对张爱玲的生活和精神都是相当沉重的负担。

  1962年回美国华盛顿与丈夫重聚。

  1966年香港《星岛晚报》连载长篇小说《怨女》(根据《金锁记》改编)。

  《怨女》由皇冠出版社出版。

  1967年赖雅以七十六岁高龄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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