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报告，我要说张爱玲的坏话 -- 玉垒关2
但如果有人要把她捧到某一高度，代表整个时代文学水平的高度，我就要加入说不的行列。那个高度，除了文品，还有人品。且不说充满压抑没有出路的小说是否能作为代表一个时代的文章传世，她所处的时代要求她有家国观念，而她没有。胡兰成是她的污点，这也是某些不能触碰的底线，没啥好说的，汉奸不是一个能被接受的名词。
我最恶她的《色戒》，平白侮辱了一群烈士，张爱玲可以辩护说她没有指向某位烈士，可是时间节点摆在那里，故事原型摆在那里。张爱玲这篇文章里所表现出的意识实在令我恶心。如果真要写，换个背景不可以吗？但凡心里有所尊重，都不会借用那段国殇的往事吧。
很多人并没有觉得张代表了整个时代文学水平高度，我更没有这么说。倒是很多人以为更多的人认为如何如何。张的描述的确够刻薄（跟鲁迅可以打个平手），内心的确够敏感，但是黯淡、格局小，我倒是并不太认同。她不像鲁迅那么大，也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么小。当然，你可以保留你的认识，人都是在谈自己的认知嘛。
如果说一个人短暂的婚配经历是污点的话，那么我有种回到文革时期的感觉。我认为，看一个人，必须从他们自身来看。打个比方，如果子女犯罪，父母出于亲情为之掩蔽，我觉得，我们可以从法律上判决，却只能从感情道义上感叹，而不能谴责。因为这是人之常情。张并没有自己投身汪伪政权，也并没有对日本占领作出讴歌。张只不过是置身度外，另外不幸地秘密嫁给一个文化汉奸过几年。如果按照这帖子里面的很多人的标准，估计我们不能接受的人太多太多了。
《色戒》是张爱玲的部分自述之作，原型是被考证出来的，且也并不一致。在作品中，王佳芝有种无依无靠的心态，出身小市民，去过香港，这更接近于张，而不是有未婚夫、父亲居于高官地位，算是当时的交际花的郑苹如。张在作品中更多是感慨王佳芝的可怜与没头脑，而不是歌颂王佳芝和易先生之间的爱情。不同人对作品的理解真是差别很大啊。。。且作品对易先生的解剖也是很厉害的，我写过点东西，贴里有。张写这作品，最初目的可不是诋毁抗日之士的，还是为了自我感叹的。过分解读——谁能管得到呢？
“陪欢场女子买东西，他是老手了，只一旁随侍，总使人不注意他。此刻的微笑也丝毫不带讽刺性，不过有点悲哀。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 ”
“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 ”
第一段，是王佳芝眼中的易先生，第二段，是易先生心理上对王佳芝的看法。
大家可能最受不了的是第二段，觉得是王佳芝对易先生的赤裸裸的爱情表白，但是实际上这段是从易先生的角度说的，易先生是要王佳芝“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而王佳芝面对大钻戒，却觉得“这个人是真爱我的”，这才是反差。我当时看的时候，第一遍也没有回过神来，怎么突然就来了这么一段，和整体不符，后来才发现，这段原来是从易先生的角度说的。这么写，将易先生的阴狠自私揭露的是非常之到位。易先生最后杀掉王佳芝，不过也是一种占有而已。和陪她买耳环是同样的。易先生自认为王佳芝是深爱自己的，而王佳芝，从她慌里慌张跑回去的那段来看，她其实一半是后悔的。
然而没后悔药可以吃。
对的，其实张爱玲的精神世界是比较可怜的，其实她未必痛苦，对于自闭的人来说，她的世界就那么大
不知道为什么她没有信仰，也许有信仰，她这一生会不同，能够挣扎出那个壳
我觉得大家对于她的批判也好，讨厌也好，是因为不了解她，总是用一种物质的眼光去看待她。或者有点人读懂了，但是并不接纳她，或者对于心理上面比较弱势的人的不接纳比较多。
有点奇怪，我现在发现宗教不是每个人想信就能信的。比如我看圣经之后就老是怀疑他里面的“绝对”的态度，毕竟这和中国传统的事物都是相对的思想太背道而驰了。看了点佛经，就总是怀疑他里面的那些具体写的东西太中国化，估计是中国翻译者后来加进去或者伪造的。我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往里面掺。没有诚挚的态度，我觉得我顶多是观摩宗教，而无法去信仰宗教。
给你贴两篇张爱玲的，一篇是她的“爱国观”，一篇是她的宗教观。她骨子里太传统太清醒，连佛教都信不得，无法完全信仰的那种。比起来张学良，她算是清醒地用意识去承受生活所给的一切，而张学良，则可以到宗教的庇护之下给自己的心相对稳定的空间。
今天早上，突然想到这精神源来有自，源于孔夫子。
去年秋冬之交我天天去买菜。有两趟买菜回来竟做出一首诗，使我自己非常诧异而且快乐。一次是看见路上洋梧桐的落叶，极慢极慢地掉下一片来，那姿势从容得奇怪。我立定了看它，然而等不及它到地我就又往前走了，免得老站在那里像是发呆。走走又回过头去看了个究竟。以后就写了这个——
落时的爱
大的黄叶子朝下掉；
慢慢的，它经过风，
经过淡青的天，
经过天的刀光，
黄灰楼房的尘梦。
下来到半路上，
看得出它是要，
去吻它的影子。
地上它的影子，
迎上来迎上来，
又像是往斜里飘。
叶子尽着慢着，
装出中年的漠然，
但是，一到地，
金焦的手掌
小心覆着个小黑影
如同捉蟋蟀——
“唔，在这儿了！”
秋阳里的
水门汀地上，
静静睡在一起，
它和它的爱。
又一次我到小菜场去，已经是冬天了。太阳煌煌的，然而空气里有一种清湿的气味，如同晾在竹竿上成阵的衣裳。地下摇摇摆摆走着的两个小孩子，棉袍的花色相仿，一个像碎切脆菜，一个像酱菜，各人都是胸前自小而大一片深暗的油渍，像关公额下盛胡须的锦囊。又有个抱在手里的小孩，穿着桃红假哗叽的棉袍，那珍贵的颜色在一冬日积月累的黑腻污秽里真是双手捧出来的，看了叫人心痛，穿脏了也还是污泥里的莲花。至于蓝布的蓝，那是中国的“国色”。不过街上一般人穿的蓝布衫大都经过补缀，深深浅浅，都像雨洗出来的，青翠醒目。我们中国本来是补钉的国家，连天都是女娟补过的。
一个卖桔子的把担子歇在马路边上，抱着胳膊闲看景致，扁圆脸上的大眼睛黑白分明。但是，忽然——我已经走过他面前了，忽然他把脸一扬，绽开极大的嘴，朝天唱将起来：“一百只洋买两只！一百只洋两只买刚！伙姬！一百只洋贱末贱咧！”这歌声我在楼上常常听见的，但还是吓了一跳，不大能够相信就是从他嘴里出来的，因为声音极大，而前一秒钟他还是在那里静静眺望着一切的。现在他仰着头，面如满月，笑嘻嘻张开大口呛喝着，完全像SAPAJOU漫画里的中国人。外国人画出的中国人总是乐天的，狡猾可爱的苦哈哈，使人乐于给他骗两个钱去的。那种愉快的空气想起来真叫人伤心。
有个道士沿街化缘，穿一件黄黄的黑布道拖，头顶心梳的一个灰扑扑的小髻，很像摩登女人的两个小鬈叠在一起。黄脸上的细眼睛与头发同时一把拉了上去，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的脸相。看不出他有多大年纪，但是因为营养不足，身材又高又瘦，永远是十七八岁抽长条子的摸样。他斜斜握着一个竹简，“托——托——”敲着，也是一种钟摆，可是计算的是另一种时间，仿佛荒山古庙里的一寸寸斜阳。时间与空间一样，也有它的值钱地段，也有大片的荒芜。不要说“寸金难买”了，多少人想为一口苦饭卖掉一生的光阴还没人要。（连来生也肯卖——那是子孙后裔的前途。）这道士现在带着他们一钱不值的过剩的时间，来到这高速度的大城市里。周围许多续纷的广告牌、店铺，汽车喇叭嘟嘟响；他是古时候传奇故事里那个做黄梁梦的人，不过他单只睡了一觉起来了，并没有做那么个梦——更有一种悯然。……那道士走到一个五金店门前倒身下拜，当然人家没有钱给他，他也目中无人似的，茫茫地磕了个头就算了。自爬起来，“托——托——”敲着，过渡到隔壁的烟纸店门首，复又“跪倒在地埃尘”，歪垂着一颗头，动作是黑色的淤流，像一朵黑菊花徐徐开了。看着他，好像这个世界的尘埃真是越积越深了，非但灰了心，无论什么东西都是一捏就粉粉碎，成了灰。我很觉得震动，再一想，老这么跟在他后面看着，或者要来向我捐钱了——这才三脚两步走开了。
从菜场回来的一个女佣，菜篮里一团银白的粉丝，像个蓬头老妇人的髻。又有个女人很满意地端端正正捧着个朱漆盘子，里面矗立着一堆寿面，巧妙地有层次地招叠悬挂；顶上的一撮子面用个桃红小纸条一束，如同小女孩头上扎的红线把根。淡米色的头发披垂下来，一茎一茎粗得像小蛇。
又有个小女孩拎着个有盖的锅走过，那锅两边两只绊子里穿进一根蓝布条，便于提携。很宽的一条二蓝布带子，看着有点脏相，可是更觉得这个锅是同她有切身关系的，“心连手，手连心”。
肉店里学徒的一双手已经冻得非常大了，橐橐拿刀剁着肉，猛一看就像在那里剁着红肿的手指。柜台外面来了个女人，是个衰年的娟妓吧，现在是老鸨，或是合伙做生意的娘姨。头发依旧烫得蓬蓬松松撂向耳后，脸上有眉目校好的遗迹，现在也不疤不麻，不知怎么有点凸凹不平，犹犹疑疑的。她口镶金牙，黑绸皮袍卷起了袖口，袖口的羊皮因为旧的缘故，一丝一丝胶为一瓣一瓣，纷被着如同白色的磅蟹菊。她要买半斤肉，学徒忙着切他的肉丝，也不知他是没听见还是不答理。她脸上现出不确定的笑容，在门外立了一会，翘起两只手，显排她袖口的羊皮，指头上两只金戒指，指甲上斑驳的红蔻丹。
肉店老板娘坐在八仙桌旁边，向一个乡下上来的亲戚宣讲小姑的劣迹。她两手抄在口袋里，太紧的棉袍与蓝布罩袍把她像五花大绑似地绑了起来；她挣扎着，头往前伸，瞪着一双麻黄眼睛，但是在本埠新闻里她还可以是个“略具姿首”的少妇。“噢！阿哥格就是伊个！阿哥屋里就是伊屋里——从前格能讲末哉，现在算啥？”她那口气不是控诉也不是指斥，她眼睛里也并没有那亲戚，只是仇深似海；如同面前展开了一个大海似的，她眼睛里是那样的茫茫的无望。一次一次她提高了喉咙，发声喊，都仿佛是向海里吐口痰，明知元济于事。那亲戚衔着旱烟管，穿短打，一只脚踏在长板凳上；他也这样劝她：“格仔闲话倒也（要勿）去讲伊（口老）……”然而她紧接着还是恨一声：“噢！依阿哥囤两块肉皮依也搭伊去卖卖脱！”她把下巴举起来向墙上一指；板壁高处，钉着几枚钉，现在只有件蓝布围裙挂在那里。
再过去一家店面，无线电里媚媚唱着申曲，也是同样的人情人理有来有去的家常是非。先是个女人在那里发言，然后一个男子高亢流利地接口唱出这一串：“想我年纪大来岁数增，三长两短命归阴，抱头送终有啥人？”我真喜欢听，耳朵如鱼得水，在那音乐里翅棚游着。街道转了个弯，突然荒凉起来。迎面一带红墙，红砖上漆出来姥姥大的四个蓝团白字，是一个小学校。校园里高高生长着许多萧条的白色大树；背后的莹白的天，将微歌的树干映成了淡绿的。
中曲还在那里唱着，可是词句再也听不清了。我想起在一个唱本上看到的开篇：“谯楼初鼓定天下——隐隐谯楼二鼓敲……谯楼三鼓更凄凉……”第一旬口气很大，我非常喜欢那壮丽的景象，汉庸一路传下来的中国，万家灯火，在更鼓声中渐渐静了下来。
我拿着个网袋，里面瓶瓶罐罐，两只洋瓷盖碗里的豆腐与甜面酱都不能够让它倾侧，一大棵黄芽菜又得侧着点，不给它压碎了底下的鸡蛋；扶着挽着，吃力得很。冬天的阳光虽然微弱，正当午时，而且我路走得多，晒得久了，日光像个黄蜂在头上嗡嗡转，营营扰扰的，竟使人痒刺刺地出了汗。我真快乐我是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我也喜欢觉得手与脚都是年青有气力的。而这一切都是连在一起的，不知为什么。快乐的时候，无线电的声音，街上的颜色，仿佛我也都有份；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
回家来，来不及地把莱蔬往厨房里一堆，就坐在书桌前。我从来没有这么快地写出东西来过，所以简直心惊胆战。涂改之后成为这样：——
中国的日夜
我的路
走在我自己的国土。
乱纷纷都是自己人：
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
补钉的彩云的人民。
我的人民，
我的青春，
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
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
谯楼初鼓定天下；
安民心，
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
沉到底。……
中国，到底。
（收入《传奇》增订本，1946年11月上海山河图书公司出版）
这篇东西本是写给外国人看的，所以非常粗浅，但是我想，有时候也应当像初级教科书一样地头脑简单一下，把事情弄明白些。
表面上中国人是没有宗教可言的。中国智识阶级这许多年来一直是无神论者。佛教对于中国哲学的影响又是一个问题，可是佛教在普通人的教育上似乎留下很少的痕迹。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
世界各国的人都有类似的感觉，中国人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这“虚空的空虚，一切都是虚空”的感觉总像个新发现，并且就停留在这阶级。一个一个中国人看见花落水流，于是临风洒泪，对月长吁，感到生命之暂，但是他们就到这里为止，不往前想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他们并不因此就灰心，绝望，放浪，贪婪，荒淫——对于欧洲人，那似乎是合逻辑的反应。像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人，一旦不相信死的永生了，便大大地作乐而且作恶，闹得天翻地覆。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人一年年地活下去，并不走到哪里去；人类一代一代下去，也并不走到哪里去。那么，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不管有意义没有，反正是活着的。我们怎样处置自己，并没多大关系，但是活得好一点是快乐的，所以为了自己的享受，还是守规矩的好。在那之外，就小心地留下了空白——并非懵腾地骚动着神秘的可能性的白雾，而是一切思想悬崖勒马的绝对停止，有如中国画上部严厉的空白——不可少的空白，没有它，图画便失去了均衡。不论在艺术里还是人生里，最难得的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歇手。中国人最引以自傲的就是这种约束的美。
当然，下等人在这种缺少兴趣的，稀薄的空气里是活不下去的。他们的宗教是许多不相联系的小小迷信组合而成的——星相，狐鬼，吃素。上等人与下等人所共有的观念似乎只有一个祖先祟拜，而这对于智识阶级不过是纯粹的感情作用，对亡人尽孝而已，没有任何宗教上的意义。
中国人的一厢情愿
但是仔细一研究，我们发现大家有一个共通的宗教背景。
读书人和愚民唯一的不同之点是：读书人有点相信而不大肯承认；愚民承认而不甚相信。这模糊的心理布景一大部分是佛教与道教，与道教后期的神怪混合在一起，在中国人的头脑里浸了若干年，结果与原来的佛教大不相同了。下层阶级的迷信是这广大的机构中取出的碎片——这机械的全貌很少有人检阅过，大约因为太熟悉了的缘故，下层阶级的迷信既然是有系统的宇宙观的一部分，就不是迷信。
这宇宙观能不能算一个宗教呢？中国的农民，你越是苦苦追问，他越不敢作肯定的答复，至多说：“鬼总是有的吧？看是没看见过。”至于智识阶级呢，他们嘴里说不信，其实也并没说谎，可是他们的思想行动偷偷地感染上了宗教背景的色彩，因为信虽不惰，这是他们所愿意相信的。宗教本来一大半是一厢情愿。我们且看看中国人的愿望。
中国的地狱
中国人有一个道教的天堂与一个佛教的地狱。死后一切灵魂都到地狱里去受审判，所以不像基督教的地底火山，单只恶人在里面受罪的，我们的地府是比较空气流通的地方。“阴间”理该永远是黄昏，但有时也像个极其正常的都市，游客兴趣的集中点是那十八层地窖的监牢。生魂出窍，飘流到地狱里去，遇见过世的亲戚朋友，领他们到处观光，是常有的事。
鬼的形态，有许多不同的传说，比较学院派的理论，说鬼不过是一日气不散，是气体；以此为根据，就断定看上去是个灰或黑色的剪影，禁不起风吹，随着时间的进展渐渐销磨掉，所以“新鬼大，故鬼小”。但是群众的理想总偏于照相式，因此一般的鬼现形起来总与死者一模一样。
阴司的警察拘捕亡人的灵魂，最高法庭上坐着冥王，冥王手下的官僚是从干练的鬼中选出来的。生前有过大善行的囚犯们立即被释放，踏着金扶梯登天去了。滞留在地狱里的罪人，依照各种不同性质的罪过受各种不同的惩罚。譬如说，贪官污吏被迫喝下大量的铜的溶液。
投胎
中等的人都去投胎。下一辈子境况与遭际全要看上一世的操行如何。好人生在富家。如果他不是绝无缺点的，他投胎到富家做女人——女人是比男人苦得多的。如果他在过去没有品行，他投生做下等人，或是低级运动。屠夫化作猪。欠债未还的做中马，为债主做工。
离去之前，鬼们先喝下了迷魂汤，便忘记了前生。他们被驱上一只有齿的巨轮，爬到顶上，他们惊惶地往下看，被鬼卒在背后一戳，便跌下来——跌到收生婆手中。轮回之说为东方各国所共有，但在哪里都没有像在中国这样设想得清晰，着实。屁股上有青记的小孩，当初一定是踌躇着不敢往下跳，被鬼卒一脚踢下来的。母亲把小孩摆着，拍着，责问：“你这样地不愿意来么？”法律上的麻烦犯了罪受罚，也许是在地狱里，也许在来生，也许就在今生——不孝的儿子自己的儿子也不孝，鞭打丫头的太大，背上生了溃烂的皮肤病。有时候这样的报应在人间与阴间同时发生。有人到地狱里去参观，看见他认识的一个太太被鞭打，以为她一定是死了；还阳之后发现她仍然活着，只是背上生了疮。
拘捕与审判的法律手续也不是永远照办的。有许多案件，某人损害某人，因而致死，法庭或许把一切仪式全部罢免，让被害者亲自去捉拿犯人。鬼魂附身之后，犯人就用死者的声音说话，暴露他自己的秘密，然后自杀。—沈这更为直截痛快的办法是天雷打，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案件。雷神将罪名书写在犯人烧焦的背脊上。“雷文”的标本曾经被收集成为一本书，刊行于世。
既然没有一定，阴司的行政可以由得我们加以种种猜度解释。所以中国的因果报应之说是无懈可击的，很容易证明它的存在，绝对不能证明它不存在。
中国的幽冥，极其明白，没有什么神秘。阴间的法度与中国文明后期的法度完全相同。就因为它以人性为基本，阴司也有做错事的时候。亡魂去地狱之前每每要经过当地城隍庙的预审。城隍庙是阴曹的地方法院，城陷往往由死去的大员充任（像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在《红楼圆梦》里就做了城隍），而他们是有受贿的可能性的。地狱的最高法院虽然比较公道，常常查错了帐簿，一个人阳寿未满便被拘了来。费了许多周折，查出错误之后，他不得不“借尸还魂”，因为原来的尸首已经不可收拾了。
为什么对棺材这么感兴趣
死后既可另行投胎，可见灵魂之于身体是有独立性的，躯壳不过是暂时的，所以中国神学与埃及神学不同，不那么注意尸首。然则为什么这样地重视棺材呢？不论有多大的麻烦与花费，死在他乡的人，灵枢必须千里迢迢运回来葬在祖墓上。
中国的棺材，质地越好越沉重。制造材的本意是要四人至六十四或更多的人来扛抬的，因此停灵的房屋如果失了火，当前的问题十分巡航痛苦，死者的家属只有一个救急的办法，临时在地上挖个洞，将棺材掩埋妥当，然后再逃命。普遍的墓地力求其温暖干燥，假如发现墓里潮湿，有风，出蚂蚁，子孙心里是万万过不去的。于是风水之学滋长加繁，专门研究祖墓的情形与环境对于子孙运命的影响。
对于父母遗体过度的关切，唯一的解释是：在中国，为人于的感情有着反常的发展。中国人传统上虚拟的孝心是一种伟大的，吞没一切的热情；既然它是唯一合法的热情，它的畸形发达是与他方面的冲淡平静完全失去了比例的。模范儿子以食人者热烈的牺牲方式，割股撮汤喂给生病的父母吃。这一类的行为，普遍只有疯狂地恋爱着的人才做得出。由此类推，他们对于父母死后的安全舒适，关心到神经过敏的程度，也是意料中的事了。
为自己定做棺材，动机倒不见得是自我恋而是合实际的远虑。农业社会中的居民储藏一切的生活必需品，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中国的富人常被形容为“米烂陈仓”。在过去，在一个较有余裕的时代，寿衣寿材都是家常必备的东西，总归有一天用得着的。
斤斤于物质上为亡人谋福利，也不是完全无意义的，因为受审判的灵魂在投生之前也许有无限制的耽延。从前有过一番争论，不能决定过渡时期的鬼魂是附在墓上还是神主牌上。
中国宗教的织造有许多散乱的线，有时候又给接上了头。譬如说，定命论与“善有善报”之说似乎是冲突的，但是后来加入了最后一分钟的补救，两者就没有什么不调和了。命中无于的老人，积德的结果，姨太太给他添了双胞胎；奄奄一息的人，寿命给延长了十年二十年，不通的学童考试及格……
好死与横死
中国人对于各种不同的死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讣闻里的典型词句描摹了最理想的结束：“寿终正寝”。死因纯粹是岁数关系，而且死在正房里，可见他是一家之主，有人照应，有人举哀。中国人虽然考究怎样死，有些地方却又很随便，棺材头上刻着生动美丽的“吕布戏貂蝉”，大出丧的音乐队吹打着“苏三不要哭”。
中国人说一个人死了，就说他“仙逝”，或是“西逝”（到印度，释迎牟尼的原籍），又称棺材为“寿器”。加上了这样轻描跋写愉快的涂饰，普通的病死比较容易被接受了，可是凶死还是被认为可怕的。不得好死的人没有超生的机会，非要等到另有人遇到同样的不幸，来做他的替身。于是急于投生的鬼不挥手段诱人自杀。有谁心境不佳，鬼便发现了他的可能性。
如果它当初是吊死的，它就在他眼前挂下个绳圈，圈子里望进去仿佛是个可爱的花园。人把头往里一伸，绳圈立即收缩。
死于意外，也是同样情形。假使有一辆汽车在某一个地点撞坏了，以后不断的就有其他的汽车在那里撞坏。高桥的游泳场是出了名的每年都有溺毙的人。鬼们似乎为残酷的本能所支配，像蜘蛛与猛兽。
非人的骗子
中国人将精灵的世界与下等生物联系在一起。狐仙、花妖木魅，都是处于人类之下而不肯安分，妄想越过自然进化的阶段，修到人身——最可羡慕的生存方式是人类的。因为最完全。有志气的动植物对于它们自己的贫穷愚鲁感到不满，不得不挺而走险，要得到一点人气，惟有偷窃。它们化作美丽的女人，吸收男子的精液。人的世界与鬼魅世界交豆叠印，占有同一的空间与时间，造成了一个拥挤的宇宙。欺软怕硬的鬼怪专门魍惑倒运的人，身体哀徽，精神不振的，但是遇见了走运的人，正直的人，有官衔的人，它们总是躲得远远的。人们生活在极度的联合高压下——社会的制裁加上荫曹的制裁加上无数的虎视耽既在旁乘机而人的贪婪势利的精灵。然而一个有思想的人倒也不必惧怕妖魅，因为它们的是一种较软弱、暗淡、冲薄的生存方式。许多故事说到亡夫怎样可怜地阻止妻子再嫁，在花轿左右呜呜地哭，在新房里哭到天明，但也无用。同时，神仙的生活虽然在某种方面是完美的，也还不及人生——比较单调，有限制。
道教的天堂
虽然说有琼楼玉宇、琪花瑶草，总带着一种洁净的空白的感觉，近于“无为”，那是我们道教的天堂唯一的道教色彩。这图画的其他部分全是根据在本土历代的传统上。玉星直接地统治无数仙宫，间接地统治人间与地狱。对于西方的如来佛、紫竹林的观音，以及各有势力范围的诸大神，他又是封建的主公。地上的才女如果死得早，就有资格当选做天宫的女官。
天女不小心打碎了花瓶，或是在行礼的时候笑出声来，或是调情被抓住了，就被打下凡尘，恋爱，受苦难，给民间故事制造资料。天堂里永久的喜乐这样地间断一下，似乎也不是不愉快的。
天上的政府实行极端的分工制，有文人的神、武人的神、财神、寿星，地上每一个城有城隍，每一个村有土地，每一家有两个门神，一个灶神，每一个湖与河有个龙王。此外有无职业的散仙。
尽管袭续神灵
中国的天堂虽然格局伟大，比起中国的地狱来，却显得苍白无光，线条欠明确，因为天堂不像地狱，与人群毕竟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即使中国人不拿天堂当回事，他们能够随时的爱相信就相信。他们的理想力委实强韧得可惊。举个例子，无线电里两个绍兴戏的恋人正在于叮万嘱说再会，一递一声含泪叫着“贤妹啊”！“梁兄啊”！报告人趁调弦子的时候插了进来——“安南路慈厚北里十三号三楼王公馆毒特灵一瓶——马上送到！”而戏剧气氛绝对没有被打破。
因为中国人对于反高潮不甚敏感，中国人的宗教经得起随便多少亵续。“玉皇大帝”是太太的代名词——尤其指一个泼悍的太太。虚诚与顽笑之间，界线不甚分明。诸神中有王母，她在中国神话中最初出现的时候是奇丑的，但是后来被装点成了一个华美的老夫人；还有麻姑，八仙之一，这两个都是寿筵上的好点缀，可并不是信仰的印象。然而中国人并不反对她们和观音大士平起平坐。像外国人就不能想象圣诞老人与上帝有来往。
最低限制的得救
中国人的“灵魂得救”是因人而异的。对于一连串无穷无尽的世俗生活感到满意的人，根本不需要“得救”，做事只要不出情理之外，就不会铸下不得超生的大错。
有些人见到现实生活的苦难，希望能够创造较合意的环境，大都采用佛教的方式，沉默，孤独，不动。受这影响的中国人可以约略分成二派。较安静的信徒——告老的官、老太大、寡妇、不得夫心的妻子——将他们自己关闭在小屋里，抄写他们并不想懂的经文。与世隔绝，没有机会作恶，这样就造成了消极性的善，来生可以修到较好的环境，多享一点世俗的快乐。完全与世隔绝，常常办不到，只得大大地让步。譬如说吃素，那不但减去了杀生的罪过，而且如果推行到不吃烟火食的极端，还有积极的价值；长年专吃水果，总有一天浑身生自毛，化为仙猿，跳跃而去。然而中国持斋的人这样地留恋着肉，他们发明了“素鸡”、“索火腿”，更好的发明是吃“花索”的制度，吃素只限初一、十五或是菩萨的生辰之类。虞诚的中国人出世人世，一只脚跨出跨进，认为地下的书记官一定会忠实地记录下来每一寸每一分的退休。
救世工作体育化
至于好动的年青人，他们暂时出世一下，求得智识与权力，再因来的时候便可以锄暴安良，改造社会。他们接连静坐数小时，胸中一念不生。在黎明与半夜他们作深呼吸运动，吸人日月精华，帮助超人的“浩然之气”的发展。对于中国人，体操总带有一点微妙的道义精神，与“养气”、“练气”有关。拳师的技巧与隐士内心的和平是相得益彰的。
这样一路打拳打人天国，是中国冒险小说的中心思想——中国也有与西方的童子军故事相等地位的小说，读者除了学生、学徒之外还有许多的成年人。书中的侠客，替天行道之前先到山中学习拳术、刀法、战略。要改善人生先得与人生隔绝，这观念，即是在不看武侠小说的人群中也是根深蒂固的。
不必要的天堂
仅将现实加以改良，有人觉得不够，还要更上一层。大多数人宁可成仙，不愿成神，因为神的官衔往往是大功德的酬报，得到既麻烦，此后成为天国的官员，又有许多职责。一个清廉的县长死后自动地就成神，如果人民为他造一座庙。特别贞洁的女人大都有她们自己的庙，至于她们能不能继续享受地方上的供养爱护，那要看她们对于田稻收获、天气，以及私人的祷告是否负责。
发源自道教的仙人较可羡慕，他们过的是名士派的生活。
林语堂所提倡的各项小掘快，应有尽有。仙人的正途出身需要半世纪以上的印度式的苦修，但是没有印度隐士对于肉体的凌辱。走偏锋的可以炼丹，或是仗着上头的援引——仙人化装做游方僧道来选中有慧根的人，三言两语点醒了他，两人一同失踪。五十年后一个老相识也许在他乡外县遇见他，胡子还是一样的黑。
有人名列仙班，完全由于好运气。研究神学有相当修养的狐精，会把它的呼吸凝成一只光亮的球，每逢月夜，将它掷人空中，练习吐纳。人如果乘机抓到这球，即刻吞了它，这狐狸的终身事业就完了。兽类求长生，先得经过人的阶段，须要走比人长的路，因此每每半路上被拦劫，失去辛苦得来的道行。
生活有绝对保障的仙人以冲淡的享乐，如下棋、饮酒、旅行来消磨时间。他们生存在另一个平面的时间里，仙家一日等于世上千年。这似乎没有多大好处——不过比我们神经麻木些罢了。
神仙没有性生活与家庭之乐，于是人们又创造了两栖运动的“地仙”——地仙除了长生不老之外，与普通的地主无异。
人逊不到的山谷、岛屿中有地仙的住宅，与回教的乐园一般地充满了黑眼睛的侍女，可是不那么大众化。偶尔与人群接触一下，更觉得地位优越的愉快。像那故事里的人，被地仙招了女婿，乘了游艇在洞庭湖上碰见个老朋友，请他上船吃酒，送了他许多珠宝，朋友下船之后，女子乐队打起鼓来，白雾陡起，游艇就此不见了。
仙人无牵无挂享受他的财富，虽然是快乐的，在这不负责的生活里他没有机会行使他的待人接物的技术，而这技术，操练起来无论怎样痛苦，到底是中国人的特长，不甘心放弃的。
因此中国人对于仙境的态度很游移，一半要，一半又憎恶。
中国人的天堂其实是多余的。于大多数人，地狱是够好的了。只要他们品行不太坏，他们可以预期一连串无限的，大致相同的人生，在这里头他们实践前缘，无心中又种下未来的缘分、结冤、解冤——因与果密密编织起来如同篾席，看看头晕。中国人特别爱悦人生的这—面——喜欢就不放手，他们脾气向来如此。电影《万世流劳》编成了京戏；《秋海棠》①的小说编成话剧、绍兴戏、滑稽戏、弹词、申曲，同一批观念忠心地去看了又看。中国乐曲，题目不论是《乎沙落雁》还是《汉宫秋》，永远把一个调子重复又重复，平心静气咀嚼回昧，没有高潮，没有完——完了之后又开始，这次用另一个曲牌名。
①《秋海棠》，言情小说，围鸯蝴田派作家秦瘦鸥著。
中国人的“坏”十七世纪罗马派到中国来的神父吃惊地观察到天朝道德水准之高，没有宗教而有如此普及的道德纪律，他们再也想不通。然而初恋样的金闪闪的撞撮终于褪色；大队跟进采的洋商接触到的中国人似乎全都是鬼鬼祟祟、毫无骨气的骗子。
中国人到底是不是像初见面时看上去那么好呢？中国人笑嘻嘻说：“这孩子真坏”，是夸奖他的聪明，“忠厚乃无用之别名”。可同时中国人又惟恐自己的孩子太机灵，锋芒太露是危险的，呆人有呆福。不傻也得装傻。一般人往往特别重视他们所缺乏的——听说《旧约》时代的犹太民族宗教感的早熟，就是因为他们天性好淫。像中国人是天生地贪小，爱占便宜，因而有“戒之在得”的反应，反倒奖励痴呆了。
中国人并非假道学，他们认真相信性善论，一切反社会的，自私的本能都不算本能。这样武断的分类，旋之于德育，倒很有效，因为谁都不愿意你讲他反常。
然而要把自己去适合过高的人性的标准，究竟麻烦，因此中国人时常抱怨“做人难”。“做”字是创造、摹拟、扮演，里面有吃力的感觉。
努力的结果，中国人到底发展成为较西方人有道德的民族了。中国人是最糟的公民，但是从这一方面去判断中国人是不公平的——他们始终没有过多少政治生活的经验。在家庭里，在朋友之间，他们永远是非常的关切、克已。最小的一件事，也须要经过道德上的考虑。很少入活得到有任性的权利的高年。
因为这种心理教育的深入，分析中国人的行为，很难辨认什么是训练，什么是本性。夏天施送痧药水的捐款，没有人敢吞没，然而石菩萨的头，一个个给砍下来拿去卖绘外国人，却不算一回事。对于无智识的群众，抽象的道德观念竟比具体的偶像崇拜有力，是颇为特殊的现象。
孔教为不求甚解的读书人安排好了一切，但是好奇心重的愚民不由地要向宇宙的秘密里窥探窥探。本土的，舶来的传说的碎片被系统化、人情化之后，孔教的制裁就伸展到中国人的幻想最辽廓的边疆。这宗教虽然不成体统，全亏它给了孔教一点颜色与体质。中国的超自然的世界是荒芜苍白的，对照之下，更显出了人生的丰富与自足。
外教在中国
天主教的上帝、圣母、耶稣，中国人很容易懂得他们的血统关系与统治权，而圣母更有一种辽远的艳异，比本地的神多点吸引力。但是由于她的黄头发，究竟有些隔膜，虽然有圣诞卡片试着为她穿上中国古装，黄头发上罩了披风，还是不行。并且在这三位之下还有许多小圣。各有各的难记的名字、历史背景、特点与事迹。用一群神来代替另一群，还是用虚无或是单独的一个神来代替，比较容易。所以天主教在中国。虽然组织精严，仍然敌不过基督教。
基督教的神与信徒发生个人关系，而且是爱的关系。中国的神向来公事公办，谈不到爱。你前生犯的罪，今生茫然不知的，他也要你负责。天罚的执行有时候是刁恶的骗局。譬如像那七个女婿中的一个，梦见七个人被红绳拴在一起，疑心是凶兆，从此见了他的连襟就躲开。恶作剧的亲戚偏逼着你们在一间房里吃酒，把门锁了。屋于失火，七个女婿一齐烧死。原来这梦是神特地遣来引诱他的。
现代中国电影与文学表现肯定的善的时候，这善永远带有基督教传教师的气氛，可见基督教对于中国生活的影响。
模范中国人镇静地微笑着，勇敢地愉快着，穿着二年前的时装，称太太为师母，女的结绒线，孩子在钢琴上弹奏《一百零一只最好的歌》。女作家们很快就抓到了礼拜堂晚钟与跪在床前做祷告的抒情的美。流行杂志上小说里常常有个女主角建立孤儿院来纪念她过去的爱人。这些故事该是有兴趣的，因为它们代表了一般受过教育的妻与母亲的灵的飞翔。
教会学校的学生，正在容易受影响的年龄，惯于把赞美待与教堂和庄严、纪律、青春的理想联结在一起，这态度可以一直保持到成中之后，即使他们始终没受洗礼。年青的革命者仇视着固有的宗教，倒不反对基督教，因为跟着它来的是医院、化学实验室。
《人海慈航》影片里有一夫一妻，丈夫在交易所里浪掷钱财精力，而妻子做医生为人群服务，空下来还陪着小孩喜孜孜在地窖里从事化学试验。《人海慈航》是唯一的一出中国电影，这样不断地贤德下去，贤德到二十分钟以上。普通电影里的善只是匆匆一瞥，当作黑暗面的对照。
在古中国，一切肯定的善都是从人的关系里得来的。孔教政府的最高理想不过是足够的食粮与治安，使亲情友谊得以和谐地发挥下去。近代的中国人突然悟到家庭是封建余孽，父亲是专制魔王，母亲是好意的傻子，时髦的妻是玩物，乡气的妻是祭桌上的肉。一切基本关系经过这许多攻击，中国人像西方人一样地变得局促多疑了。而这对于中国人是格外的痛苦的，因为他们除了人的关系之外没有别的信仰。
所以也难怪现代的中国人描写善的时候如此感到困难。
小说戏剧做到男亥主角出了迷津，走向光明去，即刻就完了——任是批评家怎样鞭笛责骂，也不得不完。
因为生活本身不够好的，现在我们要在生活之外另有个生活的目标。去年《新闻报》上就有个前进的基督徒这样可怜地说了：就算是利用基督教为工具，问他们借一个目标来也好。
但是基督教在中国也有它不可忽视的弱点。基督教感谢上帝在七天之内（或是经过亿万年的进化程序）为我们创造了宇宙。中国人则说是盘古开天辟地，但这没有多大关系——中国人仅仅上溯到第五代，五代之上的先人在祭祖的箍席上就没有他们的份。因为中国人对于亲疏的细致区别，虽然讲究宗谱，却不大关心到生活最初的泉源。第一爱父母，轮到父母的远代祖先的创造者，那爱当然是冲淡又冲淡了。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达尔文一定是对的，既然他有欧洲学术中心的拥护。假使一旦消息传来，他的理论被证实是错的，中国入立即毫无痛苦地放弃了它。他们从来没认真把猴子当祖宗，况且这一切都发生在时间的黎明之前。世界开始的时候，黄帝统治着与我们一般无二，只有比我们文明些的人民。中国人臆想中的历史是一段悠长平均的退化，而不是进化；所以他们评论圣贤，也以时代先后为标准，地位越古越高。
对于生命的起源既不感兴趣，而世界末日又是不能想象的。欧洲黑暗时代，末日审判的画面在大众的幻想中是鲜明亲切的，也许因为罗马帝国的崩溃，神经上受到打击，都以为世界末日将在纪元一０００年来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没有经过这样断然的摧折，因此中国人觉得历史走的是何节运，一截太平日子间着一劫，直到永远。
中国宗教衡人的标准向来是行为面不是信仰，因为社会上最高级的分子几乎全是不信教的，同时因为刑罚不甚重而赏额不甚动人，信徒多半采取消极态度，只求避免责罚。中国人积习相沿，对于责任总是一味地设法推卸；出于他们意料之外，基督教献给他们一只“赎罪的羔羊”，无代价地负担一切责任，你只要相信就行了。这样，惯于讨价还价的中国人反倒大大地动了疑。
但是中国人信基督教最大的困难还是：它所描画的来生不是中国人所要的。较旧式的耶教天堂，在里面无休止歇弹着金的竖琴，歌颂上天之德，那个我们且不去说它。较前进的理想，把地球看作一个道德的操场，让我们在这里经过训练之后，到另一个渺茫的世界里去大献身手，对于自满的、保守性的中国人，一向视人生为宇宙的中心的，这也不能被接受。至于说人生是大我的潮流里一个暂时的泡沫，这样无个性的永生也没多大意思。基督教给我们很少的安慰，所以本土的传说，对抗着新旧耶教的高压传教，还是站得佐脚，虽然它没有反攻，没有大量资本的支持，没有宣传文学，优美和平的布景，连一本经书都没有——佛经极少人懂，等于不存在。
不可捉摸的中国的心
然而，中国的宗教究竟是不是宗教？是宗教，就该是一种虏诚的信仰。下层阶级认为信教比较安全，因为如果以后发现完全的谎话，也无妨，而无神论者可就冒了不必要的下地狱的危险。这解释了中国对于外教的传统的宽容态度。无端触犯了基督教徒，将来万一落到基督教的地狱里，举目元亲，那就要吃亏了。
但是无论怎样摸棱两可。在宗教里有时候不能用外交辞令含糊过去，必须回答“是”或“否”。
譬如有人失去了一切，惟有靠了内在的支持才能够振作起来，创造另一个前途。可是在中国，这样的事很少见。虽然相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旦做了人上人再跌下来，就再也不会爬起来。因为这缘故，中国报纸上的副刊差不多每隔两天总要转载一次爱迪生①或是富兰克林②的教训：“失败为成功之母。”
①爱迪生（ThomasAlvaEdison，1847一1931），美国发明家。在电器和通讯技术等方面有许多著名的发明。
②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1706-1790），美国政治家、科学家。
避雷针的发明者。
中国人认输的时候，也许自信心还是有的，他要做的事许是好的，可是不合时宜。天从来不帮着失败的一边。中国知识分子的“天”与现代思想中的“自然”相吻合，伟大，走着它自已无情的路，与基督教慈爱的上帝无关。在这里，平民的宗教也受了士人的天的影响：有罪必罚，因为犯罪是阻碍了自然的推行，而孤独的一件善却不一定得到奖赏。
虽说“天无绝人之路”，真的沦为乞丐的时候，是很少翻身的机会的。在绝境中的中国人，可有一点什么来支持他们呢？宗教除了告诉他们这是前世作孽的报应，此外任何安慰也不给么？乞丐不是人，因为在孔教里，人生的范围很有限。人的资格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人与人的关系；就连这些关系也被限制到五伦之内。太穷的人无法奉行孔教，因为它先假定了一个人总得有点钱或田地，可以养家活口，适应社会的要求。乞丐不能有家庭或是任何人与人的关系，除掉乞怜于人的这一种，而这又是有损于个人道德的；于是乞丐被逐出宗教的保护之外。
穷人又与赤贫的不同。世界各国向来都以下层阶级为最虚诚，因为他们比较热心相信来生的补报。而中国的下层阶级，因为住得挤，有更繁多的人的关系、限制、责任，更亲切地体验到中国宗教背景中神鬼人拥挤的，刻刻被侦察的境况。
将死的人也不算人；痛苦与扩大的自我感切断了人与人的关系。因为缺少同情，临终的病人的心境在中国始终没有被发掘。所有的文学，涉及这一点，总限于旁观者的反应，因此常常流为毫无心肝的讽刺滑稽，像那名唤“无常”的鬼警察，一个白衣丑角，高帽子上写着“对我生财”。
对于生命的来龙去脉毫不感到兴趣的中国人，即使感到兴趣也不大敢朝这上面想。思想常常漂流到人性的范围之外是危险的，邪魔鬼怪可以乘隙而人，总是不去招惹它的好。中国人集中注意力在他们眼面前热闹明白的，红灯照里的人生小小的一部。在这范围内，中国的宗教是有效的；在那之外，只有不确定的、无所不在的悲哀。什么都是空的，像阎惜姣①所说：“洗手净指甲，做鞋泥里蹋。”
①阎惜姣，水浒戏（坐楼杀惜）中的女主角。
（原刊1944年8月《天地》月刊第11期、1994年9月《天地》月刊第12期、1944年10月《天地》月刊第13期）
所谓文以载德，文字是能够引领风尚，改变社会认知的。无论个人对张爱玲文字的喜爱或厌恶，确有掌握这个社会发音权的知识分子如断臂残刀疲败兵河友所说要将张往台前赶。这才是张真正具有争议的原因所在。
我不能认同你的文革说。嫁给一个汉奸，明知这人是汉奸，不能不说没有家国意识，她若心中没有家仇国恨，那为什么要怪别人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她呢？夫妻关系不是父母子女关系，是可以选择的。
评论张爱玲，离不开她所处的时代。我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色戒》不能换个背景，只有那样的代入才能容纳她的文字吗？今天说什么王佳芝、易先生都晚了，烈士已被侮辱很多遍了。
是谁把张往前台赶？是李安？是三毛？是当下的小资布尔乔亚的风气泛滥？但是这是不是张的问题？张在 美国隐居，对国内的热气腾腾一概不应，连粉丝去了都要搬家以躲避。
今天我们来看张在《小团圆》中写的经过，没有提到她的母亲和姑姑对这桩婚姻予以反对，唯一提到的反对的信件来自的人，据说原型是柯灵，后来又写这个人在公交车上曾经对张进行过性骚扰。可知这个人素来在张内心没有多大的分量。而胡做的工作到底将来有什么样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估计张心里多半是没谱的——你可以说这个人幼稚，但是不能说这该受到鄙视。
你若是问我何以知道这种心态，因为我有个发小就是这种人。有的时候是有点让人头大。
张爱玲写的时候，在文中代入的不是烈士，而是她自己。而看客却代入了烈士。这到底是张在侮辱烈士呢还是看客在侮辱烈士呢？张在写一群学生发动所谓的革命行为的时候（这行为是在国民党领导下的，不是我党的革命行为。当然抗日是分不开国共的。），将学生写的相当幼稚，这或许和她从未真正接触过革命行动有关。但仍然不能肯定张就是对革命一直抱着偏见，有意污蔑革命党。事实上从原著来看，张仍然是在对自己当年的幼稚揭批，对“易先生”进行揭露的。可惜的是，大家都是拿李安的片子先入为主，从来没有人去质疑李安为什么要这么理解，没有人质疑李安为何要将革命者拍成这样，却将屎盆子都扣在已经去世的张头上。无非是李安得了国际大奖，欺软怕硬罢了。
如果将《色戒》换个背景，或许对你们这些读者来说，是心理舒坦了，但是对张来说，如果换个背景，又如何能抒发自己当年跟胡兰成这么个汉奸之间的那点恩怨情仇呢？色戒里面对易先生的很多描写都和《小团圆》里面对胡兰成的描写是一样的，如出一辙的原因，就是因为张实际上是在易先生身上投射了对胡兰成的感情和看法的。张的思路相当直接，也就那么直接的写了，然后，无论是在海峡哪一面，都被骂了这么多年。
张那个时代，穿越小说还不流行，否则的话，她考虑到大家的意见，穿越一把，也未可知。
是有人把她往台上赶，而这个并不是她所能控制的。她被捧到某一高度，已成为“价值”的代表，自然会有人质疑她的精神世界是否足够引领国民，是否值得推崇，是否“文以载德”。苏青就没这个待遇，因为她的文章达不到那个程度。这与张本人不相干，只是她不可能与她的文章、她所透露的思想分离。
张爱玲的《色戒》中王佳芝的革命党人身份，打入易身边的目的，是否是她本人的写照？还是与烈士的所为有类似之处？张爱玲妙手偶得了这个背景来抒发她的心情？只是与烈士的事迹有雷同之处？我挺希望她是穿越的，可惜不是。张爱玲可以漫不经心，可以无视大背景，但是，被人利用也得看看是否自己有差错之处。
张爱玲对革命青年的轻视嘲讽在这篇小说中表达得清楚又明白，可既然你也承认她未真正接触过革命行动，那么，为什么她还要做这样的描写？只是为剖析自己与汉奸的恩怨情仇吗？张的家国观念就是这样的？什么都可以作为自己内心世界的背景，为民族存亡献身的血就可以被轻描淡写地嘲讽？我自然知道烈士并不是我党的人，可她和他们是民族的烈士，不是吗？再幼稚的抗日也是抗日，难道抗日还要姿态好看？
李安，我都不屑说。谁的责任谁来担，若是张爱玲把《色戒》写成自传，让人一看便知那是她与胡的相遇相恋分手，我倒要叫声好，可现实呢？
张和王佳芝的相似之处，就是和汉奸扯上关系，以为自己爱上一个汉奸。张是以为自己爱上胡兰成，而“天涯海角”地去找他，才发现这个家伙其实并不爱自己，甚至在背叛和侮辱自己。而王佳芝是在以为自己爱上汉奸之后，被捕甚至杀害。都是一念的软弱。
张并不是在《色戒》中直接写自己。直接写自己的《小团圆》却很少被批判她的人提及。
既然不是她所能控制的，又何来这么大的贬斥，乃至谩骂？既然是对她文中透露的东西不满，能不能专业点，摘录其文，并且对具体的东西作出评断，再总结张创作中的弱点和思想的误区？既然和张本人不相干，又何以什么“有才妓女”和“汉奸姘头”的骂？
我的意思可不是说烈士不是我党的人，就可以嘲讽。难道不将王佳芝写成这样的幼稚，写成非常的老练机智，犹如样板戏中的人物，就符合大众的口味了？张要塑造的是一个软弱和易动摇的主角，是自己的投射，先前的牺牲全无意义，一念的软弱引来杀身之祸。这样的一个王佳芝，和烈士不相关，却足以发人深省，正是张自己的一种反思，甚至悔恨。
遗憾的是，包括楼上的看客，还是怀着英雄人物就要高大全的目标，对张投去口水。同时，这种简单的代入，更是对烈士的侮辱。要知道，历史上的郑苹如，是才貌双全机智勇敢的。我们不能说张的作品中的人物就简单的等同于他们的原型。我们不能说三国演义里面的曹孟德就等于历史上的曹操，我们更不能说，一个只是采用了某些段子的故事，就是某个人身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两桩公案，崔永元曾经跟冯小刚聊天的时候谈到自己的一些事情，然后冯小刚创作了《手机》；崔永元认为冯是在嘲讽自己，里面的主角跟自己有不少相似之处，遂与冯撕破脸。而崔永元曾经给大众讲了那个著名的故事：某央视主持人主持谈话节目，当把人感动得热泪盈眶的时候，他自己得意“这**真配合！”毫无真诚。朱军认为崔是在说自己，近来控诉崔当年的行径给自己带来了困惑。如此云云，和张当年采用郑苹如的某些段子（事实上差别是很大的，如郑苹如是在国民党中央领导下训练有素的特工，并未真正和汉奸有什么暧昧关系，被捕后积极展开自救，也并未软弱，使汉奸逃脱。）相比，崔永元身上的两桩公案，那可是对号入座的太多了。
张对所谓的革命，素来并不热心。这点和我那个发小是如出一辙。我那个发小对所谓的能改进社会的事情，从来不热心。你可以说这种人冷漠无情，不通事理，但是不能否认这些人他们有自己的良知和生存价值。虽然我并不赞同这种人太多，但是起码他们也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张的笔下的确没有很正面的革命者，或者民族主义者。这一部分是由于其创作思想决定的。我先前已经引了她讲自己创作思想的文字了。她的局限性，就在于过于抱着“一面”，而忽略其他人对“另一面”的感受。
斗争是动人的，因为它是强大的，而同时是酸楚的。斗争者失去了人生的和谐，寻求着新的和谐。倘使为斗争而斗争，便缺少回味，写了出来也不能成为好的作品。
....
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我存着这个心，可不知道做得好做不好。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分大于艺术的成分。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①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最末这段，有些像小时看到的文学评论讲当年胡适和鲁迅的差别，同样是新时代青年的故事，鲁迅写成了《伤逝》那样悲凉和压抑的作品，而胡适笔下，两个人结了婚，坐上汽车，就去过“王子和公主”的故事了。岂不知，不同的观念、出身，和很多琐事，注定现实生活中不会如此的一帆风顺。在张爱玲，她只能看到她那个生活的小圈子里面的庸俗、平凡，她觉得记录下这些有如梁实秋“人性”论重视的那些东西，是她创作的基石。她虽然也幻想到“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却究竟自己不曾进入状态，于是，走向大家的口水。或许她这个思想在18世纪的法国之类的地方会更好点，说不定也会被革命点着。
革命青年也要穿衣吃饭，在沦陷区也要找工作嫁人，除了那奔向延安的一小撮，他们最后都要在沦陷区当普通百姓。
活的自在不需要理财周遭的眼光 遇人不淑也是社会常态
只是因为她是她 所以被无限放大
相比之下，张的文学意义本身就居于次要位置了，其人其事则更可以往后退。所以说从技术层面，从文字的微观美学意义，我们的看法与方解石等河友并无不同：张在当时是驾驭汉语语言艺术的高人，放在现在，展望可以预见的将来，也是如此。
真正的分歧在于“主流”两字。我的看法是：张以其精致委婉的笔所构建的楼阁基本上幻化成了海市蜃楼，或者说如一条幽谷中的小溪流执拗的拒绝融进大江大河，终于隐进地下不见了。
而我们在此争论的题目，是张的模糊的家国观念，缺失的民族意识，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大时代，这些是不能够被允许被一些有所用心者拿来胡乱利用的。
我们所处的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从1840年起，是国耻辈出的时代--一直到我们这辈人，经过了无数前辈先烈牺牲奋斗，仍然亲身经历了贝尔格莱德炸馆之辱。这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且不说有多少战士倒在了抗战的战场，即使普通平凡忍受着血汗工厂微薄薪资的农民工，在我的眼里也是了不起的英雄。我们的英雄们不都是很够聪明，有的时候领导他们的JY很混帐，但是我们可以感知在他们双手推动下时代车轮在缓缓而坚定的前进。
再回到我所爱的城市，我的故乡，上海，这个空间虽然恰好是张用以编织她的小世界的道场，但是我的上海却是热情，蓬勃，不可思议的24/7生命活力流转不缀的不夜城。清晨在路边遇到忙碌的卖大饼油条粢饭的面带稚气的年轻店主们，看着他们因为生意的旺盛而绽开的微笑--这个，大概才是主流。
当然，张的家国概念模糊或许情有可原，她不曾享有多少家的温馨，由此也不能太认知到国的可珍惜。家国，国其实也就是一个大号的家。其实从我所读到的张的身世，家国之情她也是与我们一般的期盼着的。1949时她是留在上海的，甚至有过融入新中国新世界的愿望，只是火热的崭新的社会与环境实在太过于生份，无奈之余只好出走。这里提一句，张在50年代初出走并无甚么问题，彼时与以后的社会气氛还不一样。而且，上海市长，我们唤做“胖帅”的老陈，是个厚道的人，他与知识界是很关照的。傅聪在波兰得了萧邦奖第二名还是第三名后出走不归，国内一片哗然之时，胖帅对他老爸傅雷仍然颇照应，相当长时期给予各种方便，老傅于是从容不迫的写了一堆信教导儿子，我们也就有了一本颇有意思的书<<傅雷家书>>可以看。
我们的区别可能在对待这部分家国观念比较模糊的人方面。我呢，是认为，家国观念是该提倡的，但是，在没带来危害的范围内，应该不能排斥那部分家国观念不是很明显的人。周作人真正投敌，这种是我们该鞭笞的，但是张这种，仅仅是卷入其中，我觉得可以理解，虽然不赞同。
本贴的火药味让我不舒服，下面那些人的妓女、姘头等谩骂更让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这些人如此慷慨激昂，万一的万一，真有这样的挑战来了，谁能保证我们大家都做的很好？有多少人可以真正的像他平日动口舌那样来做事情？
张其时也并非缺乏民族意识，家国情怀，只不过是比较淡，而且被她阴暗的少年生活，和那自己给自己营造的金色爱情所阻滞了。看她所写的《中国的日夜》和其他对中国文化的阐释热爱，可以知道，她是有这方面情怀的。但是在当时她的眼里，胡是什么样的人，将来会如何，她未必就是真的有谱。她最好的朋友炎樱是外国人，不懂得国情；她母亲是只生只提供学费，但是对她的为人处事教导较少；她的姑姑还算作出了努力教导，可惜又是一个她那样的没有什么这方面概念的人。其他的人呢？心理距离较远。
开个玩笑，现在在上海卖饮食的很多人是外地人奥~~当然，反映那种生活气氛，都是同样的。
回到张的话题，张笔下的很多人物，或许在我们看来是bt的，但是实际上却是代代不曾断绝，只是程度深浅，多少相似度的问题。曹七巧的某些心态，我还可以在自己家族的某些人身上看到；而这个时代的振保可能是越来越多。我们可以说这个国家欣欣向荣毕竟是主流，但是看河里关于“wsn”、“性骚扰”的争论，其实，有些东西是一直存在着。当你有意无意要将那些忽略，只重视那光明的一面的时候，你不能真正的避免他们不浮出水面，你不能真正的去改善这一切，除非你正视他们。这是鲁迅写阿q的原因，也是张坚持要记下那些事情那些人的原因，虽然张的格局不如鲁迅，虽然张在文学上的这种坚持使她不逃离新时代无处可去，她的这种努力仍然不能说是全无意义的。
回到傅雷，初建国的时候，整体气氛大体还是好的。但是后来呢？我的爸爸乳名叫“放鸣”，那是五十年代中期大鸣大放时代我的爷爷给他取的。然后呢？就是反右，然后，大家都知道，一次次整风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傅雷含恨自杀，老舍沉湖。老舍解放后，就写了个《龙须沟》，想象过去那样写《骆驼祥子》可是再没有机会了。
对于敏感的张，在参加文代会的时候，她就应该已经有所感觉。反复衡量后，她决定出走香港。她不能等同于一建国就走的那些人，那些人政治敏感性远在她之上。张之所以不走，后来又走，都是她缺乏政治敏感性的标志。
这段话我是赞同的，但是拿来利用的是哪些人？这究竟是不是张本人的错？我还是那个观点，即使是批判汪精卫，我们也要先了解当时的时局，当时的状况，汪精卫为何一步步投向日本人的怀抱？他做错了什么？如果不考察整个流程，就是谩骂，或者仅仅看他在投日前的人格和际遇以及投日前的初步打算，就觉得他很冤枉，这都是不正确的。我认为，真正深入的了解事情，有助于我们认清世界，同时更加有助于，生活中在遇上这类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会有同样的失足，我们知道，大是大非的界限在哪里。
又不是张一个人，大半个国土沦丧，现在说张一定要有家国观念，那该怎么谴责，那大半国土上的其他人。
因为如果不是他，就是一个真正的汉奸来当教育部长了，届时估计象我外祖母这样的日占区的中小学生连国文都没有学习的机会。
但是老蒋把周作人定位为汉奸，共产党也无意为他翻案，于是周作人悲剧了....
革命是政治观点的不同，做个看客没关系，可以理解。但抗日是救亡图存，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不存在看客。
我觉得，对于张，人们有很多的误解，不理解她的人，就那么将她评论成他们想评论的样子。
理解和了解她的人，为她的辩解，无论再多，也很难改变别人的看法。
假如是张爱玲本身，她一定是不屑于去辩解的，正如你说她有些自闭一样。
她是有她的品格和立场的，也是有她的民族观和道德观的。只是不愿意去花费时间在这些事情上面去辩解，很多时候，争辩显得比较费时间和愚蠢。
为她的辩解，变成了一场斗争，我觉得没有必要。
作为一个童年里跟她有类似感受的人，我觉得自己因为信仰上帝而走出来，学会了爱，知道了如何关心人，关爱人。我认为，她也是有希望的。当然，她的这一生已经过去了，再多的争论，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