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明朝的士风变化 之一（明朝中前期的政争和士大夫研究） -- 何足道

明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汉族皇朝，明朝的士大夫的表现对明朝的历史影响很大。虽然明朝灭亡的原因有腐败的一方面。但窃以为明亡的主因是宦官专权和士大夫的门户，党同伐异之争。而这两方面的原因都和士大夫有关，可以这么认为明朝的士风堕落最终葬送了明朝。

明太祖驱逐蒙古人，建立明朝后。在中央，府，州，县设立学府，教授儒生《四书》《五经》等。这些学校为明朝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人才。

士大夫们受的正统忠，孝，礼，智，信的教育使他们自然以国事为己任。明初的士风正主要体现在两件事上，一个是明太祖因为不满孟子的言论，要把孟子在孔庙的配享地位取消，结果大臣们以死相谏，冷血的明太祖也只能让步。不敢取消孟子的配享地位。第二件事就是靖难之役，建文逊国，永乐夺位，以方孝孺等文官拒不接受永乐，结果自杀，被杀的人甚多。方甚至十族被屠。方虽无治国经世之才，但他的忠心可嘉，气节让人佩服。

在仁宣时期，出现了三杨这样的名臣，虽然三杨都不是以死进谏之人，但辅佐皇帝治国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成为一时之名臣。

宣德年间，宣宗在皇宫内开设内书堂，开始教小宦官读书识字。为以后宦官专权打下了基础。王振在这个时候入宫，因为王读书人出身，显然要比那些粗通文墨的小宦官强好多。而且王当过学官，官场的那一套也比较吃得开。王受到宣宗的重用，成为皇太子（英宗）的老师。

正统元年，王振被任为司礼太监不久，一天，他对杨士奇和杨荣说：“朝廷事久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这意思就是要杨士奇和杨荣“倦勤”退休。杨士奇说：“老臣尽瘁报国，死而后已。”杨荣却顺着王振的意思说：“吾辈衰残，无以效力，当择后生可任者报圣恩而已。”王振听了杨荣的话很高兴地走了。杨士奇责怪杨荣失言。杨荣说：“彼厌吾辈矣，一旦内出中出片纸，令某人入阁，且奈何？及此时进一二贤者，同心协力，尚可为也。”杨士奇也同意杨荣的意见，不久就荐曹鼎，陈盾等入阁。杨士奇和杨荣都是四朝元老，是当时的首辅，在朝廷威望极高，刚任司礼太监不久的王振，竟然提出要他们“倦勤”。而杨士奇，杨荣怕拂逆王振的意志而遭罢黜，只好赶紧推荐一些正直官员入阁。

等到了太皇太后张太后去世，三杨等老的老，死的死，王振更加为所欲为，实现了他的专权统治。朝臣们甚至见了王都要行跪拜之礼。

虽然土木之变，王振被杀。英宗也只当了22年皇帝。但宦官专权却并没有结束，而是愈演愈烈。英宗的儿子宪宗即位后又重用汪直，宪宗在锦衣卫和东厂之外，又成立一个特务机构―西厂，由汪直负责。汪直利用西厂，凭个人好恶，兴大狱，制造冤案。激起了士大夫们的激烈反对。大学士商恪上奏拒理力争，项忠等人也弹劾汪直，明宪宗虽然恼火商的奏章，但最后还是取消了西厂。可是宪宗也并不是真心取消西厂。不久，又重开西厂，商 因此致仕，一批正直的大臣也去职。汪直得势后，朝臣王越，陈钺依附汪直。二钺充当了汪直的爪牙。

在正统到成化这段时间，虽然有王振，曹吉祥，汪直的专权，但明朝的士大夫群体对太监们的擅权还是坚决抗争的，除有个别败类投靠宦官，绝大多数士大夫还是耻与宦官搭上关系的。

宪宗死，即位的是他的儿子，明朝中兴之主明孝宗，孝宗是明朝最后一位比较有做为的皇帝，任用贤能，礼敬群臣。在他18年皇帝任期内，没有廷仗，没有文字狱（即使在公认的明君仁宣二帝时，也做不到这点），对朝臣们不名而呼之为先生。明代士大夫的地位在孝宗时最高。马文升，刘大夏，刘健，谢迁，李东阳都是弘治名臣，而刘，谢更与三杨齐名。有明贤宰辅，自三杨外，前有彭、商，后称刘、谢。

但士大夫的地位随着孝宗的去世而急转直下了。孝宗的独子武宗即位。15岁的正德皇帝生性爱玩，信用原来东宫的旧人刘瑾，谷大用，马永成，张永等八党，这八人实际上是他玩伴。刘，谢，李三人见武宗宠信奸佞，将孝宗时的善政“变易殆尽”。于是多次上表要求武宗停止玩乐，专心朝政。但武宗只是答应而不实行。刘，谢等朝臣于是和司礼太监王岳联合准备让皇帝杀掉刘瑾等人。迫于士大夫们的巨大压力，武宗同意将八党南京安置。但刘，谢等并不满足，准备在第二天采取进一步行动。这件事被一心想向上爬的焦芳告密刘瑾。八党立即找到武宗，跪着哭诉说王岳等人要制他们于死地。武宗听了他们添油加醋的话，非常愤怒，命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又将王岳充军南京，转天又准刘，谢致仕。后来刘瑾又将刘，谢等53人列为奸党。士大夫和太监们的斗争彻底失败。这个向刘瑾告密的焦芳后来成为《明史》阉党传第一人。刘瑾专权后，因为有人写匿名信告刘瑾不法状，刘瑾大怒，矫诏让朝臣们跪在奉天门下。嚣张可见一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后刘的失势，还是因为杨一清通过八党另一人张永影响武宗，才将刘法办。是因为太监内部的矛盾才除掉了刘。终明一世，士人和阉人的斗争都是士人失败，主要原因就是太监们得到了皇帝的支持。而在正德年间，士大夫中出现了阉党，

说明明朝的士风开始堕落了。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叶以前，士大夫知重名节，虽以王振、汪直之横，党与未盛。至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

荒淫玩乐的武宗死了，因为武宗无子，孝宗又没有别的儿子。给士大夫们出了个大难题。只好让武宗的堂弟，兴献王之子朱厚骢承继大宝。但随着世宗的即位，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就是后来大礼议，大礼议之争持续了20多年，拉开了明朝党争的序幕。在明世宗之前，小宗继承皇位最后都要入继大宗。所以杨廷和等大臣们要求世宗称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考时，在封建伦理上是合理又合法的，但对明世宗来说，确实有些不合人情。况且朱厚骢又是一个爱面子的人。世宗刚刚即位，皇位还不稳，只好和杨廷和等达成妥协，称孝宗为考，兴献帝，兴献后为本生父母。杨廷和也因此被世宗批准致仕。

嘉靖三年，礼议派（都是些低级别，想出人头地的官员）桂萼，张璁支持世宗要求将本生父母的本生去掉。这回大臣们不干了。200多位大臣跪在左顺门要求世宗收回成命。世宗两次派太监传旨让大臣们回去。但大臣们要求皇帝收回成命，才肯离去。世宗大怒，下令将要君的大臣们下狱。并且对其中的部分官员施以廷杖。

廷杖打断了士大夫的脊梁，也使大礼议顺利通过。兴献帝先是被上尊号为皇考恭穆孝皇帝，不复言本生。又尊孝宗为皇伯考。开始兴献帝未入太庙，嘉靖17年又尊为睿宗，爹于太庙。后人说，明季士大夫以受廷杖为光荣，此说如属实，对皇帝和士大夫们来说都是悲哀的，以受廷杖为荣，岂非有沽名之嫌啊。也可以说是病态社会的病态心理。世宗和议礼派取得胜利后，继续打击反对派。一批反对派的官员们都被解职，代之以议礼派的官员。大礼议的影响很大，后来的李福达案，本是铁证如山，但世宗就认为是反对议礼派陷害议礼派的郭勋，命桂萼，张璁重审，桂张借机打击异己，翻案成功，将处理此案的官员杀的杀，戍边的戍边。

本来世宗朝是明中叶以后唯一没有宦官为乱的时期，但世宗的刚愎性格使大臣们吃了不少苦头。世宗最恨言官。有明一代，虐杀大臣最多，其中尤以太祖，成祖，世宗和崇祯最多。世宗朝首辅更迭频繁，阁臣为争夺首辅之位，也互相倾轧，而世宗也有意识的对大臣们采取了拉一派打一派的做法。夏言排挤张璁，严嵩逐走夏言，徐阶挤走严嵩，大臣们勾心斗角愈演愈烈，但不管谁当首辅都要媚上，讨得世宗的欢心。明世宗喜欢修道，所以总要士大夫们写些青词（就是祭汜用的）夏，严，徐三人都是善于写青词，被人戏称为青词宰相。嘉靖的45年皇帝生涯结束了。隆庆一上台，就开始给世宗枉杀的大臣们平反，隆庆时期，实际上还是延续嘉靖朝的首辅之争，隆庆在位6年，徐阶，高拱，李春芳各当了两年首辅。

• 7，明清/太平天国（下）

明朝的历史到了万历年间，进入了一个转折点。万历前10年，张居政专政时期和万历亲政的头四年（万历11年到14年），朝政比较清明。士大夫的表现也没有什么可提的。但从万历15年开始，酒色财气都占了的明神宗开始怠政，开始20多年不理朝政了。而晚明的党争也从万历中叶开始了。万历以后的党争特点有三：一是党同伐异，彼此攻击，将本党的好恶变成判断是非的主要标准，二是对立的两个派别在分野之后，各自一直保持其基本阵容，直至明亡，三是融合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斗争。

万历党争开始就是以所谓的正邪之争开始的（关于汤纲，南柄文所划分的正邪两派，我并不是太赞同）。首先是争国本，万历因为宠爱郑贵妃，在没有嫡子的情况下迟迟不立自己的庶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结果朝臣们力争，经过15年，神宗最后被迫立朱常洛为太子。国本之争的胜利，在士大夫中培植了正气。随后的几次京察（就是京官考察）和楚宗案，都是正邪之间的交手。他们之间的党争主要是争夺首辅和朝中的官员任命。到了万史32年，东林书院落成，所谓的正派转化为东林党，随后就是东林党和宣昆齐楚浙五党的斗争。基本上每次京察，东林和宣昆齐楚浙五党都要在官员任用上进行一场斗争。但在万历后期的党争中，东林党逐渐落入下风，到了万历末期，东林党人大半被排挤出朝。

这个时候，发生了著名的挺击案，在挺击案中，东林党主张继续追查张差是否真疯癫，而浙党为保全郑贵妃，不主张继续追查了。但东林的王之?u去利用威逼利诱，套得张差口供。终于知道张差是受郑贵妃手下两个太监刘成，庞保指使。（张差到底是否疯癫，一直没有定论，据国榷的作者谈迁访查，谈持真疯论，说张实际上是和刘，庞二人有仇）张差和两个太监都被处死，但调查也就此止住。挺击案，东林党获得了胜利。随后的辛巳京察中，五党大为得势，将东林党人大肆排挤出去。一直到万历死前，五党在朝廷中大占上风。

随着神宗去世，光宗即位。东林的势力重新抬头，因为东林在争国本和挺击案中对光宗的帮助很大，所以光宗大力起用东林党人。但光宗仅仅即位一月，就因为食红丸而死。

随着光宗的死，三大案的红丸案和移宫案又给东林党人提供了表现的机会。移宫案是在光宗死后的第二天，左光斗，杨琏等人让既不是光宗正宫，也不是熹宗生母的李选侍移出乾清宫，不准他和熹宗一起居住乾清宫。因为司礼太监王安在东宫时就和李选侍不和，所以在移宫一事上王安也支持东林。《明史》中为了替东林说话，说李选侍和客，魏是一党，这是不正确的。从当时的情况看，李和客，魏并没有合作的基础。在左，杨等大臣在宫外促请，熹宗和王安在宫内催逼下，李选侍被迫移宫。虽然《明史》中说，李选侍不肯移宫是想以拥皇太子以自重，但东林逼李选侍移宫也是担心会出现武则天垂帘那样的事情（东林对李选侍在东宫时的为人和所为也有所了解，所以有此担心）当然最主要的，东林党是从维护自己集团的利益方面着想的。从当时的情况看，王安和东林在移宫中获得了胜利，但从后面的历史发展来看，东林这些书呆子们输得很惨，因为光宗的皇后早亡，李选侍移宫后，后宫没有女主主持。熹宗因为年幼，所以只能依靠乳母客氏，客氏成了皇太后，魏忠贤成了监国。移宫这件事上，东林党鼠目寸光，只顾眼前的利益为后面自己集团毁灭张本。

移宫后，东林党人又继续清算红丸案。本来光宗的死因从现有史料看，也很难断定就是因为红丸致命，但王之?u偏说今之红丸必是前时挺击主使人相同。但从情理上分析，光宗死有儿子即位，也轮不到福王，而且福王已经就藩洛阳，根本也不可能有此意。最后因为实在没有什么证据，只能将红丸案两个直接责任人，崔文?N南京安置，李可灼遣戍。

因为在移宫案中熹宗对东林有好感，所以从天启元年到天启4年，明朝朝政处在东林党的掌控之下。东林党继续打击浙，楚等五党，将朝中的“邪派”多数清除。

对于东林党以及他的前身和浙，楚等五党的党争，我个人的看法是无所谓的正邪之分，因为党同伐异者几乎都非善类。和中晚唐的牛李党争，北宋末的新旧党之争一样，东林的内部也是鱼龙混杂，仅仅因为政见不合，就将对方列为奸党，只能说东林党是一个有着强烈门户之见的小团体。看看东林党在掌权的近4年时间里作了些什么吧，除了打击政敌外，无它。东林党执政期间最大的失算是，他们没有借鉴历史，象前面提到的三杨敷衍王振，张居正结好冯保那样。对魏策略些，毕竟魏忠贤在杨涟弹劾他24大罪前，并无意过多干预朝政。从明朝的历史看，外朝如果不取得太监的支持，最后还是一无所成。

因为李选侍被清除。熹宗在宫中只能依靠客，魏。这就为魏忠贤专权提供了契机。天启4年下半年之前，主动投靠魏忠贤的士大夫很少。虽然客魏联合收拾了王安，但也只能控制内廷，外朝还力不能及。但天启4年6月，杨涟鉴于小皇帝受魏忠贤的影响太大。于是上奏魏忠贤24大罪，要求诛杀魏。这个弹劾魏忠贤在东林党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有人就认为内无张永，外无一清（这两人是当时解决刘瑾的关键人物）很难成功。既然杨已经上奏了，箭在弦上，紧随杨涟，东林党人纷纷上书参奏魏忠贤。这里只能说东林的人对曾经的历史是太淡漠了，刘健，谢迁参刘瑾，高拱弹冯保最后的下场他们难道没想到吗？而他们的结局比前面几回弹劾太监的大臣们都惨多了。东林党人的自杀性行为，使魏忠贤意识到，如果不清除东林，自己的下场就会象刘瑾一样。因为魏忠贤得到了熹宗的支持，在这场斗争中，自然是最后的胜利者，魏开始报复东林党人，因为天启皇帝忙于木匠活，朝事都付于魏忠贤为之。此时（天启4年下半年）开始，在魏对东林党人取得胜利后，投靠魏的士大夫激增，阉党正式形成。在天启4年底到5年初，朝廷中的东林被排挤殆尽。阉党进一步迫害东林党人，先是杨涟，左光斗等6君子狱，然后是高攀龙等7君子狱，东林的几位领袖人物都被害死于狱中。阉党工部侍郎崔呈秀向魏忠贤进《同志录》，备载东林党人姓名，又进《天笔录》为皆不附东林党者，左都御史王绍微编东林108人为《点将录》。天启朝是明朝最黑暗的时期，士大夫们有组织地倒向太监，给魏忠贤当干儿子，在各地给九千岁建生祠。

明朝士大夫和宦官的分野在正德年间已经不甚明显，但了天启年间，士人和阉人已成同流合污之势。

明朝的士大夫已经无耻到了极点了。宦祸并非明朝独有，汉唐也有宦祸，宦官也很凶恶。但东汉的士大夫们坚持和宦官斗争，虽然党禁。但士大夫拒绝和阉人合作，在黄巾大起义的影响下，宦官集团被迫让步，解除党禁。晚唐甘露之变后，宦官虽然气焰嚣张一时，士人虽然畏惧阉人，但也鲜有主动投靠的。只有明朝，士大夫居然狐假虎威于宦官。《明史》的阉党传在24史中也是独一无二的。明的宦官未必猛于汉唐，但明的士夫无耻程度远迈汉唐。

• 明代的士大夫们的确已无耻到了极点！
• 明代的士大夫们的确已无耻到了极点

木匠皇帝朱由校死了,信王朱由检即位.客氏和魏忠贤失去了靠山.庄烈帝在坐稳皇位后,即着手收拾客魏.两人都先后被迫离开皇宫,客氏被杀, 魏忠贤在被贬到南京的路上,听到追杀自己的旨意后自杀.一些士大夫知道阉党靠不住了,于是纷纷跳出来弹劾魏忠贤,东林党人的名誉也得到昭雪.随后庄烈帝又大定逆案,销毁三朝要典.对那些依附阉党的无耻士大夫杀的杀,贬的贬,还有终身不录用的.但应当说, 魏忠贤势头最盛时,,中央和地方上的官吏都是他所任用的,所以不可能全部替换,这也是为什么还有阉党余孽.而对东林党,庄烈帝也是有意见的,从庄烈帝后来与人谈论王安时,说王安也非善类来看,他肯定也不喜欢东林,毕竟红丸和移宫两案中的东林党给他的印象相当不佳.所以他极为讨厌大臣朋党.后来他重用温体仁,就因为温无党.崇祯朝的党争虽然不如万历,天启时,但也依旧存在,崇祯虽然讨厌大臣们结党,党争,但东林和阉党余孽的斗争仍在继续.阉党想翻案,其中部分被罢官的人想出来做官.直接表现就是文震孟弹劾阉党余孽,温体仁引荐逆党.都是东林和阉党的斗争.

明末和清的战和也大受党争的影响,其中两为边帅熊廷弼和袁崇焕的死都和党争有关.由于万历帝的信任,终万历朝,熊一直守辽.因为他的策略对头,清一直不能西进.因为熊脱离了楚党,为人又和同僚关系不好,结果受到攻击,被迫去职.等辽沈失守后,熊又被起用.在王化贞丢失广宁后,熊因此被下狱.后来魏想通过熊案整东林党,制造了熊向杨涟行贿3万两,先把熊杀了灭口.

而袁的死更有党争的成分,袁不是东林(在东林被打倒的时候,袁也在宁远为九千岁修生祠)但阉党余孽为了打击当时的首辅东林党人钱龙锡,必欲致袁于死地,在崇祯杀袁的问题上,阉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后钱被充军,而袁也被凌迟处死.

正象谷应泰说说,辽事之坏,不坏无兵,无响,经略将帅无人,而坏于大臣无识.整个明末期间,对新兴的清政权攻守不定,策略始终没有连续性,而又拒绝对等谈判.这只能归咎于明朝士大夫们的拙劣表现了.

明朝自正统以后,因为皇帝多为庸碌,长期依靠的是文官集团的积极运转,但经过天启年间的阉党之乱,留给崇祯的是一个无能,贪污,迂愚,空谈,怕死,相当腐败的文官集团,可以说晚明的土大夫阶层的堕落虽非全部，但实属整体性堕落。虽然有个别的为国为民的书生,但也于事无补.再加上崇祯的才能不足和性格缺陷,铸成了明朝注定要灭亡的不争事实.

李自成进北京后,,为明朝殉国而死的大臣只有21人,对比明处的靖难之变.靖难之变只是朱明家族内部的权力斗争,尚有800多人为建文帝而死,21对800,相差是何等之大.大多数明臣是先降农民军,再排队去降清.随后南明那几个小朝廷,也因为内部争权夺利,相继被清所灭.

最后说一下明朝士大夫的表现对清朝统治策略的影响.应当说清承继明朝,对明很多弊政都处理得很好,如清的皇帝勤政,严格限制宦官等.清朝统治者对明朝士大夫党争和为沽名钓誉死谏非常反感(其实明朝皇帝也厌恶士大夫的沽名卖直)所以对士人采取了压制的态度.后人总是说清朝的士大夫没有直臣,全是听话的奴才.其实这种说法也不完全对,清初统治者鉴于士大夫沽名的目的,有意识地不把这些事情写到国史里面,而在一些私人记载里,清也是有谏臣的.从后面的历史来看,清朝统治者的代价未免太大了

何兄高论。

其实明朝的政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张居正时代，早先是高拱搞倒徐阶，后来张居正又把高拱拉下马。张居正主政之后，他的权威一时压制住了各派纷争。

我同意何兄关于正邪之分的看法。权力斗争中无所谓正邪的。这种说法过于道德化，要不得。

现在似乎有观点在校正传统史书里对宦官的定论。例如《剑桥史》就支持这种观点。应把宦官集团看成一个独立的权力集团，而不是天生邪恶的团伙。

何兄的文章有参考价值。

那位兵部尚书说白了就是死在这一点上.每看到这一段就想起一句话,活人真的能被尿憋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