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黄连腌制的橄榄(之三）卑劣的高文谦 -- 史文恭

由于国内长期以来样板戏式的宣传和党史研究的倾向，使得一批在海外的所谓的“颠覆性的”党史著作“声名鹊起”。比如连累的国军一级上将胡宗南都成了“共谍”的英国历史学家张戎女士和她的老公，又如著名的“御医”李大夫的回忆录等等。这类著作要么迎合西方普通老百姓的浅薄思维和猎奇心态，要么为了宣传战的目的可以抹黑中国革命的代表人物进而抹黑整个中国，-----但由于这些作者的水平过于低能，或者他们抹黑的手段过于生硬，因此，他们的作品最后只能沦为笑料或者更烂一点的垃圾。----而和这些人相比，高文谦却是不同的。

因为他确实是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著名的党史研究者，他早期的对周公的研究作品俺也见过的。和张戎这种只能写“人所不知的故事”之类的造谣者，或者李大夫这样只能靠人捉刀才能完成他那本鱼龙混杂的大杂碎不同，高文谦的作品，是以历史著作自居，并尽量用历史著作写作的体例来书写的，故对于一般不熟悉党史的读者而言，自然容易被这样一本所谓的“著作”迷惑，尤其是当高文谦在他的书里抛出了如此之多的“猛料”之后，在震惊之余，读者们恐怕连更容易上当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仔细地考察高文谦的这本著作时，我们能够看到，他在选择史料的时候，远不是那么公平和全面的。比如在描述913事件后东哥大病一场时的情景，他用的就是李大夫的那本臭名昭著的回忆录，而对于同样是他的《晚周》一文重要参考原料的周公保健医生张佐良的《周恩来的最后十年》对于同一事件和李医生大相径庭的描述却视而不见。具体的区别在后面的帖子，大家可以一看。

而这样的描写并非仅此一处的。

但假如仅仅是有选择地为了自己的结论组织“史料”，是不足以给高文谦“卑劣”这样的定评。 俺给出这个评语的原因在于高写《晚周》本身就不是一个平和心态下客观的写作，而是有目的地通过将毛周之间的矛盾扩大化，有目的地通过用所谓“忠君”，“保持晚节”，“女性性格”等貌似客观实则恶毒的解释来矮化周公在文革中的心路历程，而伴随高文谦践踏周公的形象的过程里，东哥自然就因为变成一个固执，多疑，残忍的领袖了。

所以，高文谦的手段就是一石二鸟地通过谋杀中国革命最著名的两个领袖的公众形象进而达到谋杀整个中国革命或者说作为红色中国的整体形象。----虽然这种手法本身从严肃的研究历史的标准来看，是低劣而且是浅薄的，但作为一种宣传战的手法，高文谦的确通过他的著作迷惑了一批读者。

这也充分解释了他的书为什么会在美国出版并风靡港台的。他的确立功了，可惜，不是为了他的祖国。

而即使抛开民族大义不论，从一个写作者的基本的职业素质和做人的良心而言，高文谦更是卑劣的。为什么？因为周公本人在文革十年的历程是他一生最为艰难，然而又是对这个苦难的国家贡献最大的历程。而支撑他走过这段历程的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如高文谦之流所渲染的“忠君”或者是“保持晚节”，甚至更卑下的“自保”，而是周公作为此时中国行政系统的最高领导的责任感和一个五十多年党龄的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纪律性。尤其是前者，在国家陷入混乱之际，对于新中国的第一个总理而言，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什么？他所面对的又是什么样的挑战？这是评论周公在文革中行事的一个首要的标准。

说一个小事，文革初起，九门提督郑维山是配合周公完成了东哥几次在天安门检阅几十万红卫兵的有力助手。他的回忆录就提到，有一次东哥检阅了一大半，不知道什么原因，回头就下楼了。结果几十万的红卫兵拥在天安门广场，呼唤东哥。然而主席已然不在，所以了结场面的就是周公和郑司令，大概劝了两个多小时才把红卫兵小将劝下去。

又比如说，红卫兵们串联到北京，东哥说了要免费招待，是“毛主席的客人”，但这几十万，上百万的红卫兵在北京又是谁落实招待工作，安排吃穿的呢？自然是周公。他甚至做到了把外地红卫兵安排进西花厅住宿的地步。

而这些小例子，对于周公而言，已经是最幸福的小事了。---因为在文革初期，一方面是大批的“当权派”被打到，一方面是全国上下的各个单位里面陷入派性斗争，也就是说，对于周公而言，他所倚靠的兵力去了大半，但他要解决的问题却增加了远不止一倍，而且往往都是恶性的，重大的问题。-----年近七十的周恩来在文革早期不知道熬夜多少次，接见了多少外地汹涌而来的“上京告状“的红卫兵，造反派，为了不断发生的诸如火车线路中断，几千个车皮滞留，武斗升级，造反派用坦克互相攻击，或者高级党政干部不正常死亡等等恶性突发事件而殚精竭虑。------也举一个例子，李德生开国少将实际上也是文革间东哥着意培养的一个接班人，他一度官拜党的副主席。开国少将做到这一步的，也就是他和汪东兴两位了。但李德生在文革初期不过区区12军军长，为什么被东哥看重，就因为他对安徽对造反派的“支左”工作做的好。-----怎么做的好？李德生能够单枪匹马一个人跑到正在武斗对峙间一个造反派“司令部”里做工作。如此胆略，令人佩服。但这还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的是当安徽的造反派要上京告状时，李德生是如何制止的呢？----他的手段几乎和王洪文在安亭事件的做法一样，居然是要靠一批解放军指战员躺在铁轨上才硬生生拦下了造反派乘坐的火车。

这就是文革的疯狂程度。而对于周公而言，他面对的是全国性的铺天盖地式的疯狂。而且他还要面临之前老部下的背叛，如他一手带出来的陈家康。

因此，在文革初期的疯狂岁月里，假如周公真的是如高文谦所渲染的那样一个所谓的“忠君”，“保持晚节”甚至“自保”的懦弱的“宰相”，那么他又怎能有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耐力撑住此时的中国呢？

而文革初期有多乱，周公那时的工作环境有多恶劣，他对局势的缓和和对国家的贡献有多卓越，作为高文谦而言，他难道不是知道的最多的吗？那么，既然他写的是《晚年周恩来》，他怎就不能把这个最重要的基本面给说清楚呢？反而一个劲地渲染所谓的“保持晚节”和“忠君”，这种做法，对得起周公在文革间对国家的贡献，又对得起他在如此艰难复杂环境下依然想方设法挽回局势的苦心吗？

所以高文谦的这本著作彻底地说明了他的卑劣用心和卑劣的文风。而这种卑劣行为并不仅仅是对周公在文革间真实形象的巨大伤害，同时这个卑劣行为也让文革复杂的成因和发展扁平化为宫廷式的权力斗争，因此妨碍了对文革真正深入的思索。

• 黄连腌制的橄榄

周公的保健医生张佐良的《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中的中篇《风风雨雨西花厅》里面的关于该情节的描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245-246页）

“1971年11月中旬，临近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的一个晚上，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政治局会议。。。。（史注，这里是张佐良记忆失误，东哥发病休克据中央党史出版社的《毛泽东传》在1972年2月12日。）

“张大夫，快跟总理走！“约在十点钟左右，警卫科老张急匆匆地跑到我跟前，轻声而急促地说。。。

。。。。。。。。

（史注：接下来章节是张医生被带着和周公一起到东哥此时的居所---游泳池），

。。。。。。

此时，室内灯火通明，里边有不少人。他们中大多数是我认识的专家、医生及护士。看得出，他们在这里“安营扎寨”已有些日子了，毛泽东的病情一定很严重。周恩来边走边挥手向大家打招呼。他径直走到毛泽东的卧室里，我也跟了进去。一则，我确实关心毛泽东的病情，其次，周恩来亲眼看到毛泽东病重的情形，必定会忧虑和紧张，我真担心他心脏病发作。进了毛泽东的卧室，看见毛泽东高大的身躯，横靠在那张特制的大床上，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着，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用自己的身体顶住被子和枕头，不使它倾倒。

“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恩来呀！主席，你听见了吗？”周恩来走到床边，双手握住毛泽东的一只手，大声地呼喊着。他的嗓子有点沙哑，而且有点发颤。毛泽东没有丝毫反应。

毛泽东的脸色青紫，呼吸极其微弱，几乎看不到胸部的起伏。房间里有几位心脏内科、呼吸科专家，阜外医院麻醉科专家商德延及护士长也在场。看上去，大家心情都很沉重。他们有人在给毛泽东测量血压，有的在数脉搏。

当时，在房间里，没有看见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大夫。

周恩来转过身去，向专家及护士长简短地询问毛泽东的病情，便走回大厅。我看见叶剑英与张春桥也在那里。周恩来过去同他们交谈。

这时，有几位专家，护士跟我说，……

………

他们刚跟我说完后，周恩来正向大门口走去，准备到怀仁堂向全体政治局委员通报毛泽东的病情。

“请你一定要把我们的意见向总理解释清楚。”此时，有几位专家还不放心地赶来叮嘱我。

。。。。。

出门时，我瞥见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大夫站在原游泳池旁的更衣室门口，来不及同他打招呼，我赶快随总理上了车。“

再对比李医生的回忆录：

“我立刻叫吴洁和胡旭东从门诊部赶来游泳池。自从几星期以前，江青暗指我是个特务后，我明白我不能再单独替毛治疗。这样毛就算出了事，也是我们三人一起分担，江青没法子只对付我。我们让尚德延医生在门诊部准备好急救用具。我给毛在左前臂皮肤作抗生素过敏试验。没有过敏反应。于是由吴旭君在毛的左臂部肌肉内注射了第一针。

　　过了二十几分钟，毛咳嗽起来，但是咳嗽无力，不能将痰咳出。痰堵在喉咙中，呼吸短促，毛晕厥过去。

　　大家立刻将毛的上身扶起，胡旭东用拳连续猛叩左前胸，叫喊“主席、主席”。

　　胡的叩击声过猛过重，毛年纪老了，很容易造成肋骨骨折。我担心他的慌张失措会引起其他在场的非医务人员的混乱。我马上打电话到门诊部，叫急救人员带着氧气瓶、呼吸器和吸痰器来游泳池，同时给毛做静脉输液，加上呼吸和心脏急救药物，并且注入激素，缓解气管痉挛，提高身体的应激能力。

　　十分钟后，还不见尚德延等急救人员来到。我赶到游泳池外，向门市部跑去。

　　外面正下着大雪。到了门诊部前面，这些人正在等车。我急了，叫他们随我回去。

　　赶支游泳池书房内，毛还没有清醒，喉中的痰仍卡在那里。尚德延用吸痰器插入喉部，开动马达，将痰吸出，然后给毛戴上面罩，接上呼吸器。

　　痰出来以后，毛睁开了眼睛，立即用手扯掉面罩，说：“你们在干什么。”我问他怎么样，毛说：“我像是睡了一觉。”他发现左肘的输液针，又要去扯。我说：“这可不要去掉，去掉以后，就不能注射药到血管里去了。”毛没有再扯，只是说：“怎么这样多的人在这里，用不着嘛。”于是室内只留下我和急救的医生和护士，其他的人退出去了。

　　毛晕厥后，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恩来。周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周一听到这消息，当场大小便失禁，都拉在裤子里。等周换好衣服赶到游泳池，毛已清醒过来。

　　周恩来到了以后，先去看了毛。看到毛已经安然无事，就走了出来。张玉凤拦住周，说有事同周谈。

　　周同张谈话后，走到大厅，面容严肃。他叫我和吴、胡走到大厅南端谈话。

　　周首先详细问了发生晕厥的情况和抢救过程，然后说：“张玉凤刚才同我谈了，

她认为是打抗生素针的过敏反应。你们再研究一下吧。”

　　这时尚德延医生走过来，周让尚坐下，又讲了一遍。尚立即说：“这可不是过敏反应。我将痰吸出来以后，主席即时喘过气来，才清醒的。“

史妹妹，女性性格论很恶毒矮化吗？

不过，你也沒给出事例说明文革初期有多乱，周公那时的工作环境有多恶劣，他对局势的缓和和对国家的贡献有多卓越？

文革之前十七年周公的环境就很舒畅，工作得很有成效？土法炼了钢，亩产过万斤。

我认为是反省，之前都干了什么，以致国家陷入混乱。你说呢？

“忠君”，“保持晚节”，“女性性格”等貌似客观实则恶毒的解释来矮化周公在文革中的心路历程，而伴随高文谦践踏周公的形象的过程里，东哥自然就因为变成一个固执，多疑，残忍的领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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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这个故事，不正好给人这种感觉？

这不招待所长吗？哪是总理。

在你笔下的周公竟然是如此女性性格，如此无能，他领导全国公务员，却连这等小事都要亲自跑堂，这政府何等无能。。

不对吧，这时候不正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风光鼎盛之时？

儿子都这么狂妄，老子又怎会被打到呢？

再说若不倒，难免又来一次三年灾害。总理应该觉得倒了好才对。

欠了债总是要还的。

按现在的做法，关疯人院里。。

没人上访就河蟹了，脓包不破，看红肿处艳若桃花，多美。

说混话，干P事。

阁下的脑袋到底是怎么长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