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这个艾未未还挺神的……” -- 秋原

五一节之后事情一下子就多了，耽误了本贴的更新。另外这十几天里发生了一系列“虽不剧烈却带有黑色幽默色彩的悲剧性事件”——五月的第二天，俺那台已服役两年半的惠普CQ60在运行当中，被亲戚家的小孩从桌子上弄到了地上，还踩了一脚，液晶屏漏液且无法固定了；上周，台式电脑在重装系统时被稀里糊涂地格式化，里面“数以百‘G’”的资料全部玩完，在花了大价钱请专业修复公司后只追回来一半的内容；四天前清冷的早晨，在位于京北某山沟外景地的土厕所拉屎，跟随寡人多年的HTC S1很离奇地从裤兜里滑出，坠入干粪坑……本着不信邪的想法，大前天咬着牙买了爱佛寺（这是我从开始使用手机以来，用过的最贵的产品），结果从第二天开始，车上一向工作正常的GPS又出毛病了。总之，在3月下旬以2880块的价格买了本人第一个苹果产品IPAD以后，自己以前的各种非苹果品牌的数码/电子类产品就连遭厄运~

先补上一幅和老栗有关的作品，上篇关于栗宪庭的部分写的匆忙又潦草，结果把草拟计划里这个很有趣的东西漏掉了.

我前文中说，栗宪庭是个“份内激进，份外收敛”的人，对“美术界各种前卫的事物却具有浓厚的兴趣、充裕的激情和异常成熟广泛的活动能力”，下面这个《老栗夜宴图》，就是王庆松在大致11年前创作，老栗带头参与完成的，这个作品的创意明显是取材于比北宋的清明上河图还要久远的长幅卷轴绘画《韩熙载夜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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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就不是行为艺术了，而是叫观念摄影。摄影最基本的目的是写实，在胶片上记录下客观事物。而观念摄影可以理解为把艺术创作当中强调的主观描述与摄影技术结合的创作。《老栗夜宴图》就是叙事型的观念摄影，这个作品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故事，《老》的改编作者是王庆松，主演是栗宪庭，而原著作者就是一千一百年前的南唐画家顾闳中。如果单张照片不能讲完创作者心胸里酝酿的故事，还可以用有情节逻辑承接延续关系的一组照片，那就成了另一种衍生新事物——这几年非常流行的静态电影了。

《韩熙载夜宴图》和《清明上河图》一样，都是工笔写实。尤其是前者的创作动机，来源于政治猜忌。不过王庆松在创作《老栗夜宴图》时，赋予新的含义：表现的都是在声色犬马之下的韬光养晦，原作是在割据政权的君臣之间，而新作时要表现当前中国社会下知识分子的郁闷与不得志，所以在这个作品当中，核心人物栗宪庭是典型的80年代知识分子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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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王庆松以外，比较有名的写实叙事观念摄影家还有刘铮。这个名字很多看本贴的可能还是头一次听说，但他的作品，我估计有相当多的人很多年前就看到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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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刘铮的系列作皮《三界》里流传最广的一张，《三界》全部取材于空城计、闹天宫等等京剧舞台上的传统戏剧故事。在《三界》之后，刘铮的作品还有《革命》、《911幸存者》，谁有兴趣可以去忘上搜搜看，俺就不多说了

关于观念摄影的内容就到此为止，否则说深了又是一大门类，主要是借此说下老栗。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老栗以其个人敏锐的鉴赏力和常年作为编辑的文字驾驭水平，首先提出了“玩世主义”、“艳俗主义”和“政治波谱”三个前卫艺术风格概念。其中，他对政治波谱是这么评述的——“……以幽默的方式、带有政治情结的自我消解倾向，这是现代艺术走自己道路的标志之一；就像沃霍尔通过流行的商业文化把握了美国文化，波伊斯通过社会雕塑把握了德国文化一样，而政治形象就是把握中国文化的切入点。”

绘画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就和小说、影视等的其他艺术形式一样，一定是受时代影响，具有时代特色，在受某一时代影响的同时反映某一时代的风貌特征。那么本文后半部分里，我就详细的讲解一下，为什么玩、艳、政三大风格在中国前卫艺术当中如此发达、以及各种各样政治波谱为什么都把准星对准了“毛泽东”~

政治波谱作为中国现代油画和雕塑艺术当中的一大类风格，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出现，并且和社会主义一样，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波谱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波谱。政治波谱这词是中国人叫出来的，当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波谱油画也是中国人创作的，然而最早创作出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波谱油画的人、以及最早在政治波谱对毛泽东的形象加以恶搞的人，却是两个老外。提到这两人，俺必须追溯回39年前了……

公元1972年2月21日中午，一架漆成蓝白主色调的波音喷气式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从飞机上走下来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与已经守候在此的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握手”。这个事件的全过程以及对世界格局带来的影响力，想必看贴的诸位都能说的头头是道，一张嘴就能说个三船五车的。这件事的政治意义不是本文要说的内容，我只从中说明其具有的一个社会意义，即中美在对抗二十多年后重新走到一起，中国对西方世界的态度逐渐从封闭转向开放交流，尼克松访华之后，在欧美随即掀起了一场无论强度还是持续时间都异常高涨的“中国热”，这股热潮从七十年代初期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后期。而这场“中国热”的前期核心就是“毛泽东热”，毕竟他在当时是一个八亿人口的东方大国的政治领袖，他的象征意义已近超过了个体存在的实际意义了。

很多人都知道72年春的尼克松访华，但就在尼克松乘坐专机抵达时，在北京城内，一个由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统领的摄影小组已经在中方有关人员的陪同下悄然开始摄制工作了，他们拍摄出来的作品，就是在随后一年轰动了整个西方社会的纪录片——《中国》。1973年，该片被美国广播公司ABC购买播映权，并成为美国当年度十大纪录片之一。《中国》的出现，对七十年代西方的中国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

当“中国热”和“毛泽东热”席卷西方社会时，艺术圈自然没能免俗。在美国，一个叫安迪·沃霍尔的画家，就以毛泽东的形象为蓝本，创作了一系列波谱风格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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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沃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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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沃霍尔的身份不光是画家，而是一个涉猎广泛的传媒大亨，还是当时美国娱乐圈和艺术圈里的时尚人物。他在波谱艺术的发展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因为他改变了此前油画创作中一些本应该尽量避免甚至视为错误的理论概念。波谱本是主要体现在油画里的一种创作风格，而油画发展到二十世纪中期，已经是起码有至少四、五百年历史的老画种了。此前油画无论是写实还是抽象，都非常重视突出主题，强调主题的独一性，避免风格的单调和重复。这个习俗就和影视作品刻意避免题材撞车一样。比如A画家在了解古希腊历史的过程当中获得了某种创作灵感，然后呕心沥血完成了主题为《伯罗奔尼萨战争》的作品，那么此后他的同行就只好回避这个主题；即便是这个画家A本人，对《伯罗奔尼萨战争》这个题材也只有一次创作，一次创作可以是一幅作品、也可以是一个主题下的一个系列作品；油画的创作时间很长，但只要画家本人宣布这个主题的作品已经全部完成，此后绝不会再吃回头草——这个规则对1960年以前各种油画作品都适用；那怕在文革时期的中国也一样——《毛主席去安源》只有唯一的一幅，绝对没有主题与内容一致的雷同之物。

在安迪·沃霍尔之前，油画家们几百年来就严格坚持着“艺术创作是不可重复的，艺术作品是独一无二的”铁律。他们也因此鄙视代表工业文明的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标准化产品（同样的例子也出现戏剧界，依然坚持在舞台上演员们们强烈鄙视新兴的电影艺术，认为充满即兴色彩的舞台表演要远远比记录在胶片上的固定情节更生动，更伟大——这就是古典艺术、产业革命之后的现代艺术和二战后的后现代艺术三者之间的“存在悖论”，由此在艺术界产生的各种争论，到目前依然没有平息也永远不会平息了）。然而安迪·沃霍尔就完全打破了这条定律，他把重复和复制的概念发挥到了极致，甚至可以讲，与其说他在画画，还不如说是在手工拼接和排版。带有工业包装流程的标准化和格式化风格都体现在他的排版式波谱作品当中了，而且就连同一幅画的画面内容仍然还是重复——全都是从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初，挂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正中的标准毛泽东像。

当然，毛泽东不是唯一一个得到如此刻画的时代人物。安迪·沃霍尔画笔下的梦露和格瓦拉，享受着和毛泽东相同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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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以安迪·沃霍尔为开端，“复制”正式被油画所兼用，带有现代工业文明色彩的创作风格和古老的艺术表现形式合体了。“复制”也成为波谱艺术第一个重要标志~

无论是梦露、毛泽东还是格瓦拉，安迪·沃霍尔对待他们的方式就是不停地排版和上色，前者是标准化重复的拼图式创作，而后者就是一种程度轻微的恶搞。还记得前文说到达达主义时提到杜尚恶搞蒙娜丽莎的那幅《L·H·O·O·Q》吗？到处充斥的恶搞（黑色幽默）就是波谱艺术第二个标志，到了中国的政治波普作品，更是愈加发扬了“革命恶搞精神”——由简单的恶搞上升到二次创作的程度，就象《L·H·O·O·Q》那样，对某一原始作品进行删改、添减、变形等等手段后，取得比原作更丰富、或者截然不同或截然无关的表现效果~

不过在要说的是，安迪·沃霍尔在他的作品里恶搞毛泽东，其创作动机和若干年之后中国本土出现的政治波谱作品中明显的对政治（和特定时代）进行嘲讽和戏弄的意图大不相同——后者就是要进行嘲讽和戏弄，恶搞即是他们创作的初衷、更是政治波谱创作的原则；但是安迪·沃霍尔对毛泽东的这种恶搞完全是个人追求的惯性风格，无论是毛、还是梦露、格瓦拉或者其他什么人，只要被沃霍尔看中了，都会享受相同的待遇。所以在他的作品当中，始终贯彻一种完全一致的单调风格。

别看沃霍尔的作品里出现了毛泽东的形象，但充其量只能说这是有着政治色彩的波谱，而不是真正的政治波普。事实上，当时的沃霍尔根本不了解毛泽东的思想意识和政治主张，也不清楚当时中国社会里发生的一切对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他对毛平生事迹的了解也不过来源于美国媒体的只言片语。只不过随着72年中美关系的历史性专机，西方世界爆发了一场中国热和毛泽东热，毛泽东就被动地成为在西方红的发紫的时代人物和公共明星了（这个现象于全世界几乎全在上演，十年前的中国社会也一度掀起格瓦拉热，不过相当一部分穿着印有格瓦拉头像的T恤上街的人，根本不了解这位古巴理想主义者的生平，甚至连他是死是活都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美国的传媒大亨和时尚人士，不光要紧跟着潮流，更要领导潮流，头脑敏锐的沃霍尔自然要去搭上“毛热”这股风，做出一些抓眼球的行动。

安迪·沃霍尔为毛泽东“排版”，是从1972年开始，创作一直持续七十年代末，就如我在本篇开头所言，艺术作品“受时代影响，具有时代特色，在受某一时代影响的同时反映这个时代的风貌特征”，此时的美国，宇宙飞船登月，人造卫星上天，通讯广播与商业电视传媒网发达，苹果个人电脑也即将进入普通平民家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此时已经走到了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过渡的阶段了。在这么一个信息爆炸的后工业时代，通俗、流行、带有强烈时尚特征与泛商业包装色彩的波普艺术，必然会应运发展；同理，当时间行进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全面转向商品经济体制的中国社会也开始进入这一社会发展阶段的时候，波普艺术就自然而然地在神州赤县弘扬光大了~

就在安迪·沃霍尔给毛泽东像做单调的排版和上色工序几乎相同的时期，远在东南亚中南半岛的泰国，一个正在该国旅居的白人画家也不约而同地把毛泽东落实到画布上。这个人本名叫古德门德·古德门德森，或许是觉的这名字又绕嘴还很不好记，所以他给自己起了一个简短却非常响亮的艺名——艾豪。

从1972年开始，艾豪在泰国完成了一个专门以当时的中国文革美术作品为题材的政治波谱系列作品。他同样打破了“油画的题材与内容不可重复”这条原则，在泰国当地的华人画师的帮助下，他用数年时间，把包括《毛主席去安源》在内的多幅文革期间创作的美术作品一一加以二次创作，最终完成一个系列的油画作品《中国人走遍环球》，而其中也单独为毛泽东设计了一个专属副主题——《毛泽东的环球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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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圣马可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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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毛泽东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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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走遍环球》当中任何一幅都有相同的风格，即把中国文革革命题材油画作品当中的核心主题人物与西方地标性的建筑背景相结合。而且《中国人走遍环球》，很明显已经属于最典型的政治波普了。

艾豪与安迪·沃霍尔有相同的一点，就是他同样不仅仅把眼光局限在“中国”和“毛泽东”两个元素里面，包括前面说到的梦露、格瓦拉等等的形象，也都出现在艾豪的油画当中。艾豪对热点时代人物的涉猎决不仅仅只是这三位，他在创作中选取的人物要比安迪·沃霍尔丰富的多。

艾豪与安迪·沃霍尔最不同的一点，就是后者处于个人兴趣和社会流行话题的影响，机械性地对人物加以创作；而前者在创作中，明显带有个人的政治表述和好恶立场。安迪·沃霍尔画毛泽东是单纯出于“兴趣”这一点，而艾豪明显就是对毛泽东表示个人的“好感”~

艾豪出生于冰岛，在来到印度支那之前，长期生活在法国，但他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抱有同情心。在他的政治波谱当中，他用“友好的幽默”和“善意的恶搞”去刻画中国的政治领袖毛泽东、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越南抗美将领武元甲、南非争取黑人平等与民权运动领袖曼德拉等等广大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里代表性的政治人物，以他的画笔对这些人物表达自发的欣赏和崇敬之情。同时对类似发动侵越战阵的美国政府进行黑色幽默式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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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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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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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逊曼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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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猡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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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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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Bless Badhdad

与安迪·沃霍尔单调的拼图排版式创作相比，艾豪作品当中的蕴涵内容就要丰富的多。他画的是油画，却刻意去追求一种卡通连环画的风格，这样又获得了更强烈的幽默效果。艾豪的作品不仅横向比沃霍尔广泛，而且其内涵也更加丰富，对所刻画人（事）物的理解也更深刻，这恐怕和当时艾豪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当身处泰国的艾豪于1972年开始创作《中国人走遍环球》的时候，多半个中南半岛都处在剧烈的动荡当中，半岛的最东边，越南战争正在进行，两大阵营的冷战正在这个国家以“热战”的形式较劲；泰国东边的邻国柬埔寨，随后几年就陷入由“毛主席的好学生”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赤色恐怖统治当中；而同时北方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内部狂热的文革极左运动的同时还不忘“输出革命”，而在地缘政治上位于中国与东南亚列岛中间的印度支那，自然成为“红色信仰”向全球传播的一条主干道，再加上泰国本身就有大量的华人华侨……以上因素并发，这就使艾豪能够更详细地了解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更加方便地获得诸如像章、语录、照片、印刷品乃至绘画艺术品等等各种带有意识形态特征的东西。

艾豪看到了这些东西，他本来就对中国充满好感，而这些资料里透露出来的中国人那种的政治狂热状态，更加让艾豪痴迷。尽管他没有完全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依然被对宣传品上透露出来的中国人这种热情、乐观、积极的精神面貌所感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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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时的艾豪，是个标志的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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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与他的泰国小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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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七旬，首次来华举办画展

从1972年开始，安迪·沃霍尔与艾豪，分别在各自所处的环境当中，开始创作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波普作品。耐人寻味地是，直到他们完成各自的创作，谁也没有看到和接触到真正的中国和中国人。1982年11月，安迪·沃霍尔和他的朋友兼摄像师克里斯托弗·马克斯在一位香港友人的邀请下，第一次来到北京，在这个城市完成了满打满算只有48小时、走马观花式的旅游，并在天安门广场与已经被他排版N次的毛泽东像合影，可惜，这个时候挂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已经不是当年那一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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