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茗谈(四十)-1 -- 本嘉明

说到这里，我希望大家去找一部电影看，《ALL THE PRESIDENT‘S MEN》（总统班底），那里面关于《邮报》的报社场景非常逼真，只是演布雷德利的老戏骨其实不如原型本人那么英俊。

（一）

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1964年大选，林登-约翰逊毕恭毕敬邀请KATHARINE GRAHAM去他的农场小住，整个华盛顿承认了凯瑟琳的发行人（老板）地位。凯瑟琳发现，报社的老领导班子，虽然同她亲如家人，但毫无疑问，太落伍了，太死气沉沉了。

1965年春，凯瑟琳鼓足勇气，单独邀请布雷德利午餐------孤男寡女，新闻俱乐部的饭点儿，布雷德利是有名的“沟女仔”（当然，这个仔已然43岁了，但成功+成熟男人的墨力啊……），而且，还是女士买单，这一切的一切，对虽然聪明但自信心从来不足的凯瑟琳来说，太艰难了。

只需要这一次，凯瑟琳事实上就被布雷德利迷住了------不是男女间那点事------布雷德利仪表堂堂，处事故作粗野，相当厚颜无耻（你想象一个中年007吧），正所谓“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他立刻把郁郁寡欢了很久的女老板逗得精神一爽，哈哈大笑，感觉到自己正被人恭维------原来自己还是挺漂亮的嘛，能吸引这号大男人。

布雷德利原来是《新闻周刊》的人，当一次内讧时，布雷德利里通外国，秘密投靠PHIL GRAHAM，让GRAHAM轻松地吃掉了《新闻周刊》，所以凯瑟琳这次询问他想不想调到《邮报》来时，布雷德利顺杆爬，无耻要求主编的位置。

这次午餐后，布雷德利不断地，适可而止地催逼美女老板。而以凯瑟琳的性格，她暗里非常欢迎有人逼迫她，推动她------《邮报》现在的老臣子们，一个也不会这么做，老绅士们视她为女王。而布雷德利似乎把她当做邻家女孩，每次打照面就习惯成自然地吃吃豆腐，不吃白不吃嘛。女王出身豪门，这种街头小弄堂里的勾搭游戏，正是布雷德利擅长，而凯瑟琳所新鲜的。

1965年8月，凯瑟琳把布雷德利安插进了《邮报》领导班子，副主编，并私下（又是在催逼下）答应花一年扶正------那几个老梆子不好惹，当年PHIL曾央求肯尼迪出面劝退，尚且未果。

到了11月，才三个月，布雷德利自力更生，搞定了。而此时，凯瑟琳已经开始表现出她一个惊人的优点：大事不糊涂，而且极为坚韧。她果断启动并促成一次地震，掀翻绝对忠实于自己的人马，换上一个花枝招展而且不那么熟悉亲密的人。

在此后漫长岁月里，凯瑟琳对布雷德利的宠信支持，是任何人无法比拟的，甚至在布雷德利勾搭了手下的女职员而离婚（这等于重演PHIL的故事）后，凯瑟琳的态度是：只要他高兴，随他去好了。

1965年的《华盛顿邮报》，还跟以前一样，是个文质彬彬的书生。

不过不要紧，哥斯拉来了。

（二）

布雷德利把麻匪的风格，带进了秀才窝。

第一，他呼朋引伴，把整个美国东北部新闻界的歪瓜裂枣，全划拉到自己的炮楼里，后来证明确实是大把天才童鞋在里面。

第二，他颠覆了旧传统。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发行一份报纸是不容易的，谁控制版面，谁就控制舆论，进而控制人们的思维，理所当然要担负教导社会的责任。所以那时的报纸，首先要确定，自己对某个新闻有明确的善恶认定，才会把这事实公诸于众，并同时下结论，也就是教化是目的。而布雷德利认定，事实就是目的，说出事实，我们的职责就完成了。就像在1953年，他把麦卡锡的干将丢给60个愤怒的反麦卡锡知识分子，就成了，出不出人命的，另说。有一次高级编务会上，凯瑟琳要求每个人对越战表态，并绕着会议桌一个一个地问，轮到布雷德利，他死活不说------我怎么想干你嘛事儿啊，报道事实就可以鸟。

报社的气氛变了，领导层满嘴知识分子的污言秽语，能言善辩互相不给台阶；记者们互相为敌，拼命竞争，而且天哪，那么多拿普利策奖的大牛！HAYNES JOHNSON，NICK KOTZ，DICK HARWOOD，BEN BAGDIKIAN，美国记者中的皇马队。

能做到这一点，布雷德利也堪称宋公明哥阁了。

当时有全国影响的大报，第一是《NY TIMES》，第二就是《华盛顿邮报》。

不过不要紧，哥斯拉来了，麻匪扎堆了，不搞事，反而怪了。

而更怪的是，倒是《纽约时报》抢先搞事了。

（三）

越战打得如火如荼，维基漏油教，应运而生。这就是1971年的“五角大楼文件”事件（PENTAGON PAPERS）。

五角大楼的一个内线，DANIEL ELLSBERG，决心把一批珍贵的，麦克纳马拉（国防部长）亲阅的文件泄露给公众以揭露真相，他选择了《纽约时报》。《纽约时报》抽出精兵强将，在希尔顿饭店昼夜办公，炮制了一个大头条，一面世立刻引来美国ZF的禁止令。

布雷德利不在乎越战谁对谁错，被《纽约时报》力压一头，他娘的是可忍孰不可忍。

《邮报》的编辑队伍分两组，“全国新闻部”和“本地新闻部”。《纽约时报》的文章一出街，《邮报》全国新闻编辑，老将BEN BAGDIKIAN一眼认出，这材料必然出自DANIEL ELLSBERG那厮，他以前在兰德（RAND）工作时认识了ELLSBERG。于是《邮报》发疯般地掘地三尺寻找ELLSBERG，终于找到了。

1971年6月，BEN BAGDIKIAN孤身赶往坎布里奇，从ELLSBERG手里拿到了另一半资料，他不敢托运，于是在飞机上订了两个商务舱座位，一个自己坐，一个放文件，这么着回到了报社。

布雷德利把自己家腾出来，一间屋里，记者们挥汗如雨地整理文件，边看边写稿；另一间屋里，全体高级干部和律师开会；厨房里，布雷德利的老婆汤尼（TONY）忙着做成堆的三明治，小油瓶们窜来窜去，一片乌烟瘴气。

登，还是不登？这是个问题。

小心谨慎的律师们反对，尼克松ZF已经对《纽约时报》下禁止令了，《纽约时报》正在上诉要推翻这禁令。你这顶风作案嘛，实打实一个“现反”，藐视法庭。

布雷德利对这帮拿着薪水只会踩刹车的律师气得要死，眼看可以超越《纽约时报》了，临门一脚掉链子，老子宁可去坐牢，他的冒险主义劲头又上来了。

BEN BAGDIKIAN这个老资格，一向不大鸟布雷德利，这次却对事不对人，帮了他。他定了调子：这是新闻自由。《纽约时报》被起诉，我们不能畏缩，支持《纽约时报》的最好办法，就是跟他们一样地“犯法”。我们是专业的，分得清危害国家利益了没有。

杀头不要紧，只要法律真。律师们宁死不屈。

布雷德利忍无可忍：我不能信这帮吃干饭的孙子。老子有人。

他最好的两个密友之一，是花生屯最好的刑法律师，花生屯印第安人队的老板，EDWARD-WILLIAMS，于是布雷德利偷偷溜出去打电话找外援。威廉斯正在芝加哥处理一件棘手的离婚案（黑手党老大离婚？），临时打了回电过来，支持登报，因为事情的实质并不是法律，而是政治。政治上，尼克松不能够一手遮天。麻匪头子心定了好多。

接下来，轮到FRITZ BEEBE了。BEEBE，就是那个策划给PHILIP LESLIE GRAHAM整个“打鸡血疗法”的花街律师，在当年PHIL病情最困难的时候帮凯瑟琳管理着报社，往往是凯瑟琳最后的咨询人，在记者中也威信极高。但，他毕竟还是个律师，他不那么坚定地支持律师们。

然后，是记者代表。一个是莽莽撞撞跑进来偷律师们的三明治的唐。布雷德利故意把记者们安排在另一间房埋头苦干，这会儿大家一听有可能全废，气炸了。第二个是报社的首席记者ROBERTS，预定两周后退休，老头态度鲜明：你们小屁孩就当缩头乌龟吧，老子明天就裸退，登报跟你们划清界限。

BEN BAGDIKIAN对布雷德利说：“完了中堂，您赶紧去秉报太后，那老萝卜要闹辛亥革命了。”

BEEBE意识到问题在哪里了。《邮报》即将公开上市，从这个商业角度看，不登是明智的。但从社会效益看，从全局看，就不一定了。报社毕竟跟一般的公司不同，靠人材，靠人心，得民心才能生存。如果失去采编人员的人心，最终必然失去读者的心，失去生存权。

最后时刻来临了，大家同意打电话给凯瑟琳，一锤定音。而且不能拖，拖到明天，也就是另一种决定，现在全华盛顿都知道他们手里有货，如果害怕了，说明天再轧钆苗头，很可能今晚新的禁制令就送到报社了。

凯瑟琳正在举办一个报社发行经理的退休晚会，会上有同事告诉她布雷德利家正一地鸡毛呢，这事今晚准赶在截稿前捅到她这里来。她知道这么一堆文件，但没想到大男人们搞不定，最后会把麻烦交给她一个弱女子。

《邮报》的信誉和生命，都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不登，那么《邮报》就变成了好报纸乖报纸，《纽约时报》就变成了坏报纸下流报纸；《邮报》就变成了清华大学，《时报》就变成了慈溪职校。

电话果然来了。《纽约时报》班子斟酌了三个月的大事，《邮报》发行人必须要在五分钟里决断，没时间了！

布雷德利家的电话，在各房间有四台分机。BEEBE抓着一台，报告了正方和反方的意见。那么BEEBE本人的意见呢？“总的讲，我反对。”

布雷德利抓着第二台电话，他听出来了，BEEBE的反对是官式的，不那么坚定的。

报纸的发行经理PAUL IGNATIUS抓着第三台机子，拼命大喊大叫：等一天吧，等一天吧！不久前他是国防部的海军部长，是麦克纳马拉介绍进报社的，刚跨进社会大染缸，党性未泯。

凯瑟琳原先的预计，是大老爷们自己搞定，登了就完了，现在一听这么马鹿，才知道轻忽不得。这一份家业，是保在自己手里，还是毁在自己手里？

首都文化界新闻界的精英，除了赵本山，插得上嘴的，都在这事情上表了态了。凯瑟琳是为她自己保这份家业吗？不是的。往小里说，她是承上启下者，从父亲和丈夫手里接过来，早晚要交给儿子，她不能把一份精神死掉的报纸交下去；往大里说，每份报纸，都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受益者和捍卫者。连报纸都不捍卫这个修正案，再没有其他企业或组织有义务捍卫这个修正案。

于是，她说：

“咱们动手吧。”

从这一分钟起，《华盛顿邮报》成为了美国第一流的大报。

这一场风波，是早晚要来的，早来比晚来好。因为有了这次的先例和经验，轰轰烈烈的“水门事件”，才由《邮报》一马当先，做下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惊天大案。

呵呵，勾起俺的八卦劲头，前排等下文！

八卦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根据水门事件主要作案人（俩记者）的同名合著改编，极为贴近事实。

电影公司一度提出在报社实地拍摄（早上4点到9点，一般主要人员都没在办公），我估计布雷德利提了些苛刻要求（他极为擅长顺杆爬，比如说增加他的戏份），结果人家在好莱坞照样重搭了一个，景里面用的桌布是腐败了报社大婶偷借去的，完全一样。

最好同时看些相关回忆录（比如我这篇啦），否则对电影里的一些细节不容易理解，会觉得太闷。

必须花

当时好像还感慨小伙子们真帅，时光荏苒啊。话说有二十年没看见美国政治自省的片子了吧，当年那个占据道德制高点执牛耳对抗共产主义的美老大不在了，我也变成了看见水门回忆录会想想是不是一场政治战役的阴谋论兼不可知主义者了 ：）

我们既然在这里介绍一段大气磅礴的，史诗般英雄辈出的时代，就首先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

一，美国同中国，是非常不同的，以前从没有同质过，今后也很难说。

二，互联网出现前，媒体是点对面传播的，比如说报纸，就是报社（点）对读者（面）。这好处是，报社聚集了大量专业精英，筛选出有份量的干货来登。而坏处是报社高高在上又容易受利益团体左右，对社会草根的思潮变化，反应迟钝。

由于电台式微，电视又过于追求娱乐性，所以古老的报纸，到今天还能生存。互联网则是面对面的，但思想和学术深度实在太浅，博客们（包括FACEBOOK和其他微博）要消灭报纸，还是不自量力了点。

（一）

我们中国人，对水门事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总统怎么没有把这帮小巴拉子“做”掉涅？宋教仁不是很容易就做掉了吗？

让我们回顾几个场景。

一，当PHIL GRAHAM在电话里痛骂肯尼迪总统：“你知道你在和谁说话吗？”

可怜的总统回答说：“哈依哈依，在下明白------可这不是我喜欢和尊敬的PHIL。”

他们并不是在争夺某个小明星，他们在争辩严肃的国家利益。同时，他们也在协商：这花生屯，到底是谁家的地盘？

二，1963年在凤凰城的出版商大会，照例是老总们互相吹捧和高唱主旋律的大会，但高度狂躁的PHIL GRAHAM已经不能容忍，上台大骂这些没胆色的老总，说自己擦屁股都不会用你们的报纸。

话糙，理不是很糙。《花生屯星报》老总BEN MCKELWAY的妻子上台，轻轻握住这位“伟大的盖茨比”的手：亲爱的，你讲得很好，不过已经讲得够多了。

台下一屋子的老总，看着这位如此英俊年轻的同事，在做自己的天鹅之鸣------他的疾病都那么惹起大家的同情心，爱怜和母性。而且要命的是，他说得对。

这个国家需要一些疯子，不仅是说说，而且去做点什么。人民乐于看到执政者出丑，因为执政者在实质性地损害我们！

在越战步步扩大的形势下，美国的知识界传媒界充满了对ZF的失望，这，就是后来律师威廉斯鼓励布雷德利刊登“五角大楼文件”报道的政治大气候。那次要是不登，一夜之间，《邮报》一定分崩离析，狂傲的大记们一定走人：此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而《邮报》在报界，在地头蛇中间，也必然威信扫地。

在美国，华盛顿市（哥伦比亚特区）是个小城市，70%是黑人，基本只有ZF部门和律所（公关公司），哪里有皇城根儿的气势，华盛顿市的市长根本进不了政治局。有资格竞选总统的，要么是纽约州的州长（小罗斯福），要么是加州的州长（里根），再不济也是阿肯色的州长（克林顿），总之都是临时的外来户，落脚首都打个4年短工。这些个总统上任，能带一批政治秘书来，能把部分首都的政务长官位置酬劳给经济支持者，但如果没有和本地的强力部门（如CIA）彻底同流合污的话，是差遣不了干脏活的黑手们的。

早在肯尼迪时代，《邮报》这样的全国性大报（有一批地方小报当他们的马仔），已经可以有效影响一个人当选；到了约翰逊时代，已经有能力把当选者弄到灰头土脸；到了尼克松时代，就可以把当选总统拉下马来，反而国会没有这种一追到底的能力。

而本地报纸的社会版记者，一般就是“匪类”。因为记者的第一要素，是消息灵通，所以有大量的后巷交易，黑道朋友，神通广大；一个好记者，就是要能让人人开口讲话，而且不让他有时间先搞清楚自己今天是在替党讲还是替老百姓讲。不管是CIA还是总统大本营州的黑道杀手，如果到波兰去杀人，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在华盛顿，他们只是在本地黑道面前裸奔而已。人可能是杀得成的，蛛丝马迹一定逃不了。

这里，我们要看到两个结论：

一，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而且美国总统在分权之下，并非是强龙，常常是寄住的小媳妇。

二，美国总统，通常是被公众苛刻审视的对象，是有缺点的，你一根手指指向别人时，老百姓反而先想到，你四根手指指着自己呢。

（二）

我们可以认真想一想，为什么，越战可以打那么久？

首先，越南人，苏联人，都没有炸过美国的双子塔。其次，也没有宗教血仇。第三，那里没有石油。第四，这是局部战争，对美国没有生死存亡的利害关系。

从地缘战略上说，官僚们勉强坚持，是说得过去的。但，人民为什么忍受了那么久？

我想一个原因，是“四年垃圾筒”体制。这也是一种温水煮青蛙。

我们用垃圾筒，有两种用法：一，装满了后倒空，洗完再用。二，连筒扔掉。

美国总统，就是个一次性垃圾筒，用个四年或八年，扔掉。

垃圾筒有寿命，用了八年一定要扔掉，这给了人民以幻想，寄希望于下一个垃圾筒，再下一个垃圾筒，来埋葬战争。中间每个垃圾筒都说，啊呀，我埋葬不了战争。那老百姓说，就算了，等下一个吧，也就两年了。

因为总统是行政领导，要干实事，一干实事，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害。于是谩骂和不满，越积越多。这些不满，有的来自于幕后的利益集团，有的来自于草根百姓。而报纸的作用，就是检测来自于百姓的不满，根据利益集团对报社的影响，来发酵夸大民间的不满，或者缓和压制民间的不满。如果利益集团反应慢了一拍，那么报纸抢条缝，为人民说说公道话，也不是全无机会。当然这种公道话，一般是添垃圾的时候多，减垃圾的时候少------人咬狗才是新闻嘛，说总统好话能多卖几份报吗？

电视确实能影响更多的人，但从质量上讲，报纸的读者要高档。一个普通市民，很难养成看严肃报纸的习惯(布雷德利把美国报业分三档，他自己当然在第一档，第三档就是抢煤油新闻的八卦小报)，而电视上的任何所谓“深度访谈”，都是肤浅的。电视本身，就是个没内涵的玩意，主要的好处，是可以凭表情测谎。

日报上的大块文章，质量比电视新闻的30秒钟要高，篇幅比杂志(比如说<时代>)的要短小，时效则介于电视新闻(break news)和杂志之间。而且一个人静心阅读能引发自身的思考判断，收听收看就不容易。

所以美国一流报社的作用之一，就是看守总统这个垃圾桶，看满了没有，大概什么时候会满。<纽约时报>就是美国的孔乙己，一个古板而神情紧张的中年瘦高知识分子，穿着整整齐齐的米色风衣，拿着把大雨伞，站在垃圾筒边。而布雷德利的<华盛顿邮报>，虽然也穿着正装，但二十几岁一光头小伙，还穿个鼻环，贼头贼脑地瞄着垃圾筒，而且尼克松垃圾筒早在“五角大楼文件”事件时就跟他不对付上了，那两造的一碰就炸，也就可想而知。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约翰逊。

约翰逊不是那么不堪的，他是国会政治的一把好手，有名的“51先生”，就是能疏通国会，得到51%的赞成票，人权法案换了其他任何总统，我看都不能搞定。表面看，他是被越战拉下马来无法连任的，但事实上，新的时代，电视的时代，有了两个变化：

一，总统突然被放大了。国会议员？那是一批模糊的面孔，老百姓记不住。两党领袖？几乎是透明人。全国人民只记得总统。有关当局的任何问题，都是总统的问题。总统突然成为焦点。

二，电视需要一个上镜的总统。

约翰逊的拜票才干，耐心，平衡力，都是过人的。可是，他长得太“不电视”了，报社也投人民所好，乘机煽风点火，群众渐渐形成一种心理暗示：约翰逊失去了对事物的控制能力。战争也好，反战运动也好，他都失控了。

而后来的福特就更惨，公众直接送他一个“笨头笨脑”的定义词，哪里来的？转贴而已，无出处，凭感觉。

电视时代，是衣冠楚楚口若悬河的年轻人的时代。约翰逊长得，一看就是个政客，奸人。可奸人能办点事儿。而今天呢？有希望当总统的，比影帝还上镜，没有一个看上去贼头贼脑（这才有机会赢），但“快男”们能不能像老油条政客那样把事情推动起来？天晓得。

（三）

电视和其他新技术的发展，使某个政客不那么依赖政党（当然表面上，还是党的儿女），而更依赖一个有效的小机构来为自己竞选。

尼克松就是这样做的，他创造了自己私人的党：竞选总统连任委员会CREEP。这个钢铁暴龙兽要运转起来，需要柴油，也就是经费。这个“尼克松的白手套”把大量给党的政治捐款转换为现金，转移到CREEP，随后从这里神秘地消失，用于摆平方方面面，就是用来买支持，买选票。水门事件，开头只是CREEP下属的“管子工”到水门大楼民主党总部去装窃听器，被抓个现行，随后牵连到CREEP，那一系列数目以千万美元计的贿赂内幕才在长达22个月的时间里渐渐浮出水面。

这件事,被报社调查的对象并非铁板一块(毕竟报社不是渣滓洞，敢上私刑)，所以有几个有趣的地方。

一，当《邮报》的两个小记者（伍德沃德刚从海军复员，是个新手；伯恩斯坦是个怪家伙）用铁杵磨针的劲头呆头呆脑地逐家登门拜访CREEP职员时，他们并未遭遇过于冷漠的对待。这些职员，很多是共和党的党员和高级干部，他们明显地害怕，但仍然说出一些线索来。肯说的人，有些坚信尼克松是无辜的；有些人则仅仅为了自保，澄清自己的有限作用。但说出真相，哪怕是吞吞吐吐，也让他们松了一口气，觉得良心的安慰。

显然在当时的社会风气里，抛出真相，如同排毒一样，大多数人仍相信这样做是对的，对自己最有利的。我说完了，ZF也好，记者也好，不会再来烦我了，反正没做坏事。

二，还有一些在“水门大厦入室案”中受牵连的人，比如说原FBI的特工ALFRED BALDWIN，他当时在案发现场的街对面，等入室的家伙们搞完后，他负责监听。他愿意通过自己的律师来爆料，是因为BALDWIN觉得自己只是听命办公务而已，而ZF今天却把自己当替罪羊抛出来，很可能会被追究法律责任，那还不如把事情完全曝光，省得自己扛别人的罪。基本上，他是对的，正常的可保护他的机构，司法部，部长最后被定罪，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定罪的司法部长。

三，在后期，尼克松身边人开始崩溃叛变，比如说JOHN DEAN。火烧进了椭圆办公室，必须有人替死，当DEAN意识到自己是“清君侧”的人选时，立刻转而同媒体合作，开始爆料，在提供消息给检察官的同时，也报给报社以保护自己。同时，当报社的线人，那么报道会对他友好一点，不那么抨击------多好的算计。

这样一些拼图板拼接起来后，渐渐的，原来不当回事的人们，看出苗头不对。这事越牵连越深，尼克松方面不断否认，指责对手（主要是《邮报》）。看起来弄不好要把总统拉下马，而《邮报》毕竟只是个民企，这样撕破脸，鱼死网破，有必要吗？

换句话说，当大家都看出事态可能很严重的时候，尼克松团队有没有试图幕后操作，让《邮报》自动停止？毕竟只要编辑部下令收网不干了，几个小记者也玩不下去。

自“五角大楼文件”报道之后，老板娘对布雷德利极其信任，这类小细节，不需要事前请示。而布雷德利本人是个颇为毛糙风风火火的家伙，对“水门入侵事件”展开调查的第一阶段（尼克松第一届任期的末尾），他本人没有过问，中间至少隔了一层“本地新闻编辑部”，等他发觉事情闹大了，介入指挥时，已经有些不可挽回了。

尼克松团队多次扬言，等连任成功，一定给《邮报》COLOR SEE SEE，而且不是一点，是一桶。等连任成功后，布雷德利和《邮报》，都已经没有退路了：要么打赢，要么毁灭（投降是另一种毁灭）。

布雷德利不大在乎是非对错，不在乎意识形态，但他很在乎勇气。有勇气的，就是好的，他就这样判断人。

凯瑟琳几乎是无保留地信任他，他不能把事情搞成烂摊子往窗外一丢。于是，他也无保留地信任那两个哼哈二将。尼克松是报复成性的，不要指望他心软，再说全国同行都看着呢。我就凭这几条枪，跟你拼一把！

1972年到1973年，是《邮报》最低潮的几个月，漫漫长夜。布雷德利担心得要死，但表面上一直镇定自若。他的镇定感染和振奋了大家，如果布雷德利都不担心，那就准没错。

布雷德利其实是一个波动型的选手，不喜欢长时间专注，不喜欢枯燥，后来他也跌过大跟斗。但在那最黑暗的几个月里，他稳稳地保持着平衡感，带领大家钻没有尽头的隧道。

终于，曙光在前头。

JOHN DEAN

真的那么纯洁？

现在的媒体，不管是电视还是报纸，不管说什么完全是拉偏架的架势了。

比如说NY times专门请的那位诺贝尔奖的评论家，他的文章我一看标题，就知道他背后又想骂谁了。

所以，如果说布雷德利一开始就是想搞掉尼克松，不管为什么，那个好像更容易理解，更符合心中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性质。

然后，我就忽然想起，前不久，好像有那位老兄刚刚贴过白乌鸦的照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