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镜像、道德、信仰 -- 唵啊吽
花你的全部话！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让中国将来的变化来证明：
我自己是坚决地相信这一点的。
作者马丁雅克是英国著名学者。这本书跳出了传统的西方中心论和中国威胁论的视角，从积极正面的立场描写了中国的崛起。
1993年8月，我第一次去毗邻香港的广东省，那个地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从深圳到广州的道路泥泞不堪，尽管我们身处农村，路上还是充斥着各色人等和各种各样的车辆。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幅各时代大融合的最生动画面：妇女牵着牲口、手拿农产品走在街头，农民骑着自行车或驾驶三轮车形色匆匆，城里的富人开着黑色的梅赛德斯和雷克萨斯汽车，隐匿在黑色车窗玻璃里面，公路上还有一连串的面包车、皮卡、货车和微型客车，公路两旁的田地里，农民正赶着水牛在小块的稻田里犁地。这个画面似乎把200年的历史都浓缩到了某一瞬间某一点上。这是一个正处于飞速变化中的国家，人们生活在当下，正在寻找和把握机会，好像这些机会一旦错过就永不再来。我渐渐被这源源不断的精力、创造力和意志力吸引住了。英国工业革命一定与这里的情形有几分相似：投机倒把、混乱不堪和活力四射——完全是一团乱麻。广东确实是一团糟。你目光所及都处于建设之中——似乎每件事物都在经历变化，我们所到之处，到处可见未竣工的公路和正在修建的无数建筑工程，到处都是清理土地的人。广东就像一个巨大的工地。
两年后，我跟着一个电视节目摄制组回到广东，希望能追寻到上次的足迹。但是当年的情形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当时的混乱不堪被如今的井井有条取代。这里有崭新的公路、桥梁、工厂、居民区和更多的小轿车，居然找不到任何有关两年前吸引我的时代融合画面的蛛丝马迹。在此期间，我获得过几个官员的帮助，但当我描述希望在电影上重新捕捉的画面时，他们耸了耸肩，好像我所描述的都是早已遥远的过去。对我来说，这不过是短短两年前的情景；但对他们来说，可能已是另一个世纪的画面了。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产物，广东正在成为中国的工业中心，这里工厂林立，其中许多是港资企业，它们为全球市场生产出大量的廉价商品。广东见证了中国经济变革的开端。
大一统造就了“零和游戏”的博弈困局，每个人都只能选择做乌龟王八蛋或者豁出去拿命博，博赢了当皇为帝成佛做祖，输了自然夷九族，所以做乌龟王八蛋万事恬退无为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肇造于近代欧洲的现代文明，常规的博弈模式则是追求共赢，想要通吃的大多都死得很难看，比如拿破仑，比如希特勒，所以大多数人都会习惯去追求那个共赢的局面，既不习惯于追求通吃，也绝不当缩头乌龟王八蛋。
所以当现代文明以德先生赛先生的名目袭来中华古国的时候，中国人各种不适应，做乌龟王八蛋的固然憋屈死的很窝囊——这部分人就是那些凭行为，而不是凭口号真正坚守中华文化底线的人，但不当王八蛋的一样没学会怎么去追求共赢，而总是习惯性的去追求通吃，损人利己，损公肥私。
这其实是文化的传承，中华文化只给我们中国人留下了两个选择，要么当个有道德的王八蛋，谨守缩头乌龟的本分，要么去博一个通吃，不用遵守任何道德本分。我们没有中间选择的状态，即谨守道德的追求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与他人共赢。
中国直到清朝末年GDP还是世界第一，西方人之前干什么去了？他们的所谓共赢，大概就是屠杀印第安人，贩卖非洲人吧。
西方国家的教会，工会，行业协会等等，都是组织。个人是自由的，但是要想不被欺负，也是要报团的。教会就是最典型的组织，大概相当于中国的居委会吧。天主教的组织结构和中国社会是相似的。个人的归属是先天的，即使这个组织多么腐败无能，个人只能选择服从和背叛两条路。
而新教的组织是开放的。谁都可以自己拉杆子起队伍，只要号召力足够强。各个组织之间不存在级别的区别，只存在影响大小的区别。现在的网路论坛是中国最接近新教的组织结构。论坛之间没有级别的区别，只有人气的高低。只要教主乐意，任何ID都可以在某个论坛开篇设坛。教主可以封杀ID，ID也可以随时跳槽，互相制衡。小鱼小虾在那里都是不起眼的角色，版主搞死个小ID就象是踩死个蚂蚁那么不引人注目。但是教主因为竞争的压力，为了保持论坛的人气，通常都鼓励小鱼小虾的参与，尽量维护他们的尊严。小鱼小虾也可以报团自保，和版主博弈。
中国社会的问题是当政者平时不受制约，胡作非为，鱼肉百姓。当民怨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是揭竿而起，水能覆舟。开国初期统治者还比较有自知之明的时候，会体恤民情，以史为镜。但是承平日久，执政者难免腐败昏庸。为了保持稳定，官僚集团就会推出愚民政策，钳制自由，束缚思想，大兴文字狱。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周而复始的改朝换代，根本原因就是体系设计有问题。系统稳定是依靠官僚自觉，这个对官员的个人修养要求太高。有人将东西方的区别归结为人治还是法制。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区别还是体系内的制约因素先天不足。
选择什么样的体制，是从各个文明和民族的具体情况和需求出发的。如果认为体制的缺陷是先天的，最终的出发点无非就是文明乃至民族的优劣论了。
中国选择这样一个政治以及社会组织模式，是因为官僚制度至少在现代以前是唯一可以有效驾驭多民族帝国的制度。如果中国只是个疆域范围局限在中原地区，以上古华夏族为主干的单一民族国家，那么中国的制度典章变得与西方类似就是有条件的，分封制中国早就搞过了。同样的道理，西方的民主制度肇始于古希腊，但最终还是被古罗马的帝制终结了。原因无非是扩张中的文明需要不断融合、压迫、消灭其他民族，民主制度的进取性和管理效率都不能满足需要。
民主制度重新萌发的客观原因，也是因为欧洲在中世纪后，政治上陷入了大分裂，不但对外扩张乏力，还面临巨大压力，因此才有了对内搞妥协自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