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朱镕基同志不甘寂寞了 -- q42474112

对今后的工作，党的十六大已经确定了方针，中央的各次会议已经做出了部署，我们要坚决执行。因为本届政府就要到期了，我现在感到有点儿担心的就是一件事。我想对那些留下来继续工作的同志们说一说，提醒你们注意，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经济过热，我已经担心一年了。我不会公开地讲这个问题，我只在领导层来讲这个问题，我就是担心经济过热。现在有很多的苗头，如果不加以注意的话，经济状况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我搞了50多年的经济工作，我能深刻体会到我国的这种“综合征”，日子稍微刚好过一点，就搞浮夸的作风、盲目的自满，莫名其妙的折腾、无知的决策。我讲过房地产的过热，但是我发现绝大多数同志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总是首先来一句话“总体上都是非常好的”然后说那么一点点的问题。绝对不是这样！这种过热是不得了的，1993年就是房地产的过热，结果现在的海南岛还是“遍体鳞伤”。我看外国的报刊，都在讲中国的泡沫经济已经形成，房地产过热，风险太大。我们银行的同志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这些钱都是银行的。我再一次向银行的同志忠告：你们也许这两年就升官了，你们也许就不会再干银行工作了，以为出了问题可以让后来人收拾。本届政府的金融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建立健全机制；但是在没有建立这个机制之前，我们共产党人已经搞了几十年经济了，还是应该负责任的吧。你们别把这个包袱留给后人，盲目地发展。我非常担心的就是搞“城镇化”。现在“城镇化”已经跟盖房子连在一起了，用很便宜的价格把农民的地给剥夺了，让外国人或房地产商搬进来，又不很好地安置农民，这种搞法是很危险的。这跟中央的政策精神根本不符合，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过，就怕这个东西。中央政策研究室有一份简报《造镇运动劳民伤财》，我建议大家看一看，简报讲的是河南洛阳农村地区，从2001年开始“造镇”，遍地开花，搞了两年，既没有统一的规划，也没有资金的来源，反正是大搞房地产、圈地。没钱怎么办呢？本来是单层的房子，在靠街的一边盖一道墙，造成一个看起来好像是两层、三层楼的样子。这种做法我们过去已经有了，不是他们的创造发明，都是假的呀！我不知道他们的钱从哪儿来的，乡政府、县政府哪有这个钱？要不就是银行的钱，要不就是挪用了教育资金。我看中央政策研究室的这个简报，问题比国务院的简报揭露得要尖锐。1993年是大城市，在海南、北海这些地方搞，将来要是全面开花，都来“造镇”，形成运动，那怎么得了！我们银行的同志一定要警惕。你们老说在大好形势下，不良贷款在下降，我就是不相信。

还有，现在搞主题公园成风。在国外都没这么搞的，迪斯尼公园，美国有两个、法国有一个、日本有一个。现在主题公园在中国很多地方全冒出来了，外国人自己不出钱，你的地卖给人家很便宜，破坏了国家的土地资源，另外还用你的钱。搞这个东西干什么呀？！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民连饭都没的吃，还搞什么主题公园，谁去看呀？上海搞迪斯尼公园没有搞成，于是要搞个主题公园。天津要搞主题公园，现在北京又要搞主题公园，两个主题公园挤在一起；美国两个迪斯尼公园还隔得很远呢，一个在洛杉矶，另一个在佛罗里达。我们挤这么近干什么？我是坚决要收紧。最近国务院下了一个通知，不是说在限额以上不允许搞，而是一律都要经国务院批准才能搞。四川恐龙公园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吧，林业系统搞的，占地九平方公里，跟澳大利亚的一个银行合作，就为了盖一座五星级宾馆。

现在搞汽车也成风。去年汽车降价，大量汽车进口造成了这种形势，银行也给贷款。我想，小汽车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不要造成一种狂热，年轻人都以拥有自己的小汽车为荣。我们早就讲过，中国不是这样的国家，这个观点我到现在都没有变，应该以发展公共交通为主。现在北京交通拥堵得一塌糊涂，2008年怎么开奥运会啊！各种基础设施、交通设施、管理设施等管理的水平都不适应。上海的汽车数量现在比北京少一半，还到处都塞车，2010年怎么开世博会呀！还有车位，也是个大问题。发展公共交通这条方针一点不能动摇。没有那么多石油啊！同志们，去年进口7000万吨原油，还不算成品油走私，某些省走私还相当厉害，现在不知道进口了多少油了，我们自己只生产了1.6亿吨，而消费达到2.6亿吨，这能维持下去吗？好在我们现在外汇可以进口，将来怎么办啊？没有油，哪能这么去发展小汽车呢？公共交通始终是我们的一个弱点，一直没有发展好。现在我每天就担心两件事：一件事是煤矿不断爆炸、死人；另一件就是交通事故多，不断地死人。今天早上看到一份材料，广西百色地区一辆农用车超载，拉了30多个人，一翻车17个人死了。农用车是不合格的汽车，但是遍地开花，这是非常可怕的。到处死人，天天死人，我作为总理天天看到这个东西，自己又拿不出办法来，你们说我多揪心！在发展公共交通上，我们还有多少事情要做啊！要把公共汽车、长途汽车制造业好好地发展起来，把那些农用车、不合格汽车都淘汰掉，农用车不许上路，公安交通管理要严格，不要动不动以影响农业为借口。人命关天的大事，不去把精力放在这个方面，而去搞什么小汽车，这一旦成风可不得了！不是说不要发展小汽车，而是不要把目标定得那么高，不能一哄而起都去搞小汽车。小汽车一搞上去，需要一系列的原材料的供应都搞上去，将来一垮下来又全部都垮。搞什么东西一哄而起都是不行的。

总之，希望留在岗位上的同志们，一定要注意不要被大好形势冲昏脑袋。这五年，形势的确很好，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会这么好，但是绝不可以盲目地乐观，然后就浮夸，就折腾。我们历史上有过这种教训，形势发展都是有周期的。我们不要走历史的老路，这就是我留给同志们的一句话。只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出毛病，其他问题上就好办了，就不会形成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不可收拾的问题。对经济过热一定要从严控制，国务院就是要搞得严一点。

最后一点，国务院各部门负责同志在贯彻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方面是比较好的。我以自己拥有这么一个团队感到自豪。不是说没有问题，但问题还是比较少的，大家都是兢兢业业地在工作，今后务必也要这样。胡锦涛同志讲了“两个务必”还是要更多地保持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倾听他们的呼声，接受他们的投诉，为他们撑腰，帮他们说话，解决他们的困难。我这五年或者说我过去十年，主持经济工作，一直是想这么做，我也尽了我的最大努力。如果我们只听下面报喜不报忧，冲昏自己的头脑，听不到人民群众的呼声，绝对搞不好我们的工作，连判断都是错误的。毕竟还有一个《焦点访谈》节目，各省区市也还有一些来信来函反映问题。我过去几年里每晚是一定要看《焦点访谈》，我觉得我作为总理，如果不去关心人民的疾苦，我当什么总理！我看完后必定打电话，不是打给部长就是打给书记。尽管我知道打电话只是针对几个农民或者几个百姓的问题，但是我能为这几个农民、几个老百姓申冤，能够解决问题，我觉得好受一些，大事办不了，办了一点小事也好。有时也想不打电话了，反正这种事情多得很；但转过念来一想，我还是要打。我希望同志们今后还像我在位的时候一样，重视来自人民群众直接的投诉、直接的呼声，帮他们解决问题，哪怕只是一个人的投诉、一封人民来信，哪怕就是为了这一个人。我不知道批了多少人民来信，这总算贯彻了我们国务院廉洁、勤政、务实、高效，为老百姓办实事这个宗旨。希望同志们能够继续发扬精神，绝对不要听信报喜不报忧的、吹捧的、浮夸的、说大话的那一套，还是要自己眼见为实，尽管现在很难看到真实情况，但是只要坚持还是会知道的，这就是我最后提的希望。我现在不好说我们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对我来说是最后一班岗，不过距离换届还有一个半月左右，但对绝大多数同志来说，你们都不是站好最后一班岗，还要继续在岗位上工作。毕竟是本届政府告一段落了，我们还是要把本届政府的工作善始善终，完美地画上一个句号。只要我们能够办的事情，尽可能在本届政府任期里面办好、办完。全国“两会”即将到来，希望同志们认真参加会议，虚心听取意见，更好地修改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改进我们自己的不足，这就是我对同志们的希望。

核心提示 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与清华师生座谈中，直言不讳地就分税制、土地财政、城市交通、义务教育这些社会热点话题，表达了自己的思考。

　　“攻击分税制，根本就是无知！无知还透顶！”

　　谈及分税制，朱镕基手拍着《中国农民调查》说道，攻击分税制，说分税制掏空地方财政，造成农民贫穷的人，根本就是无知！无知还透顶！随后，朱镕基缓和了口气，说：“来的时候，我的女儿劝我不要发脾气，我忍不住了，还是要发脾气。这绝不是为了我个人，也是为了整个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

　　分税制是1994年后推行的新税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是主要推手之一。

　　在此之前的1993年，中央政府财政能力降至历史最低点。于是，朱镕基采纳经济学家董辅等人的提议，决定“分灶吃饭”，中央与每一个省份磋商分税种类和比例，实行分税制。

　　从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两个多月的时间，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飞遍17个省、市、自治区，苦口婆心解释中央要推行的分税制方案。其间，中央与地方讨价还价，并最终相互妥协。

　　推行分税制前后变化大致可总结为：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3成，地方拿7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7成，地方拿3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7成。不过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

　　到2003年，朱镕基卸任时，分税制实施整整十年，财政的盘子从4349亿元增长到21715亿元，增长了将近四倍。

　　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也恰于这一年出版。书中披露了安徽农村的现状，作者认为分税制改革的实质就是中央财政集权，中央出发点虽好，但造成地方财政弱势。诸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和民兵训练等费用，中央都甩给了地方，但地方没有钱，最后就都转嫁到了农民头上。

　　在清华座谈现场，朱镕基列出2010年财政收入数据予以批驳，其中提及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账数据，此前尚未有官方披露过。

　　朱镕基说：“去年全国财政收入83000亿，其中，地方直接收入4万亿，中央税收返还（给地方）33000亿，两者相加是73000亿，占了大部分啊。中央财政收入多少？是15900亿（注：原话如此），占83000亿的20%左右吧。92、93年中央财政收入比重是28%、27%，现在20%都不到，怎么能说中央把税都收上去了，收得过多呢？”

　　不过朱镕基对分税制亦有反思，“当然我们还有缺点，主要是返还支付的方式。”

　　由于收上来的相当一部分钱只是中央财政过了一下手，又通过转移支付、专项拨款等形式补助给各地，使得中央财政和中直部门从中权力大增。

　　朱镕基说：“税收返还（转移支付）的工作做得不好，要靠地方‘跑部钱进’，求爷爷告奶奶才能拿到，分税制有缺点，但我负的责任不是主要的，因为我当时就说，分税制改革没有完，要继续进行。”

　　“地方没钱了，所以它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钱？”

　　朱镕基在清华说：“最近呢，还有一种谬论呢，国外的报纸也有，国内的报纸也有，说这个房地产项目这么沉重，都是过去这个分税制搞坏了，说税收都收给中央来了，地方没钱了，所以它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钱？狗屁！”座谈现场爆发大笑，连一旁的刘延东也不禁掩口而笑。

　　从2005年起，大陆楼市价格开始了暴涨历程。由此而起的诸多社会抱怨中，对分税制的声讨此起彼伏，亦有不少专家学者撰文称，高房价的深层原因是分税制掏空地方财政，地方倚重土地财政直接推高房价，且使地方政府被房地产业绑架，阻挠中央调控楼市政策落实。

　　对此论调，朱镕基说：“（财政收入）总共8万亿，一来一回（地方）收回来7万3千亿，还少啊？还没钱？现在地方有的是钱。这房地产（问题）根子就是房改政策错误。这个不讲，你们看书。”

　　朱镕基说：“我们制定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就是房地产的钱，都收给地方政府，而且不纳入预算，这不得了。这个钱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价抬得那么高。这个绝对不是分税制的错误。地方没少收钱。”

　　朱镕基对清华的学生说，房改更多的失误就不多讲了，请大家多看书（注：即指将要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

1

某公已去职，其主持枢机宰辅之位将近十年。海外炒作者或誉之曰“经济沙皇”，然今日实可为其政迹作一总结。

某公于90年代初叶即已入主中枢主持经济，初以“改制”为已任，慨然有天下之志。所图之改制者方向，乃因十几年来，中国政坛及一部分知识界人中始终有三大情结，一曰平反。二曰改革经体（彻底私有化之市场经济）。三曰改革政体（搞多党及直选总统制）。内外均有一股强大势力，互相呼应，故有意制造对某公的新偶象崇拜，实欲哄

抬某公黄袍加身作中国“改革”之父也。

2

某公执政以来，其施政重点似在如下几方面：

（1）不顾中国自身国情全力推动与国际接轨，以致不惜牺牲一切以求加入WTO，实际是欲以国际规则约束国内体制，借外力以促内变。

（2）切断国企金融支援（“停奶断血”），将银行资本转入股市。以此推动国企“转制”即私有化。以为国企问题根源在于所有制及冗员（此皆源于极错误之经济学观念，1993年某公上台之初，何新曾上书邓大人，直言某公并不真懂经济，即指此。），遂大力推行转制以及大规模失业政策，其名言是“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但此举是在事先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支持的背景上实施，其政策后果即造成流民遍野的大失业局面，酿成严重社会不安定因素。

（3）在加入WTO条件上对农业及农产品方面让步甚大，牺牲农民利益甚多。又将地方税负（行政开支来源）的重头放于农民头上，导致农业税负高昂，农民负担增重。大量农民为谋取现金，弃本失业盲目外流，田地荒芜，社会呈现不安定。

（4）以股市金融运作作为银行营利手段。银行乃与大庄家联手操作从股市中圈钱。形成具中国特色的金融泡沫经济。而中国的超级金融富豪（“新阶层”）亦一批批从股市圈钱中诞生。

（5）当今中国豪富者富可敌国田连阡陌，而贫穷者无立锥之地。而某公犹认为两极分化并不严重。（2000年3月新闻会）

（6）谓改革必有牺牲，要求失业者忍耐、承受之，其左右鼓手甚至公然在媒体鼓吹“不惜牺牲一至二代人”。

（7）本欲使金融市场直接与西方并轨，终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及为江李牵制未果。

（8）本欲大力引入西方会计、证券、金融机构使之监理甚至主导中国经济管理层。因美国安达信等丑闻频发未果。

（9）实施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政策，使毛时代遗留之全民免费（低费）普及教育及全民卫生体系完全崩溃。

3

某公为政之初，接连引爆反腐大案，矛头指向高层人事。一度几乎造成大局振荡之势。（并非谓腐败不应当反。盖反腐有真反及假反之别，有以反腐为手段或为目的之别也）。

直到2001年前后江泽民亲自数度主持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破产失业严重，已影响大局稳定，确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确定开发西部搞基础建设的新方针，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等等。因此，迫使某公后来不得不对其施政重点有所转变，政治方向亦不得不有明显之转变。故以上“改制”均未能走到底。

特别是由于近一年来社会失业已呈危机，各方压力呼吁不可置之不理。其改制及失业政策不得不收敛，社会保障体系之构建也方得大力拨款提上日程。然而其几年来所行诸“新政”之后果，已导致社会中失业无业者众多，各地社保金额随低保人数的不断增加而以几何级数递增，对国家财政形成沉重负担，实难为久远之计。

综观某公去任后之国民经济隐忧深重。（尤其国有工业体系），财政入不敷出（6年赤字累翻5倍）。草民流离失所众多。结队抗议者有之，打家劫舍者有之，自杀爆炸者有之，投环跳河自焚者有之，社会不安之象日显。其幸佞者仍大肆鼓噪“软着陆”已获成功、“三年国企改革目标大见成效”云云。其诸多政策，利近害远，竭译而渔，遗患将来。

后任面对之担子与难题殊为沉重矣！

4

美国余英时氏论某公认为其行迹近于王安石。王安石号称“拗相公”。然某公有王氏之执拗，而并无王安石之品格，其矫情似则过之。

明人张燧以八个字论王安石：“虚名，实行，强辩，执拗。”又云其所行新法，“任用多小人。不察时宜，不恤人言，刚愎自用，征利害民。”（《千百年眼》，张燧著）此诚入木三分之论。

王安石改革启北宋亡国之祸于身后。时人喜颂扬王安石，殊不知《水浒传》中官逼民反之赵佶（宋徽宗）、蔡京、童贯辈皆为王氏“新党”一派之徒。故清人论王安石常引《诗经》“戎狄是迎，荆舒是逞”以为先兆。认为金元戎狄祸华，根源即在于王安石（号荆公、舒公）遗留之弊政。然而王安石个人只求事功而并无私人之政治野心。其心愿是好的。某公则似未必然。故某公入阁之初，海内外即有舆论为其造势云：“某公只可作一把手，不可作二把手。”并伪称此乃邓公遗言。此至少表明有一股势力欲推动某公出任一把手，而某公当时之态势亦咄咄逼人，一副领袖群伦之势，毫不谦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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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公就任之初，豪言“赴汤蹈火，欲下刀山火海”，哗众取宠。闻某公观“商鞅”话剧而流涕作秀，或以商君为自况也。然商鞅入秦之初，“是时河山以东强国六，诸国以夷狄视秦，排斥之不得与中国会盟”。秦孝公用商鞅谋议励行新法，发愤图强，历二十年，变法矫俗，富国强兵。使僻处西隅之秦戎，雄霸天下。虽身遭车裂，然业绩不磨。而司马光犹讥诮之，以为商君为人“自逞聪明，为政刻薄。用法严酷，蓄怨百姓。”

某公之变法多取虚名而收实害，业绩无争议而可流传者很难指陈。近五年来中国经济迅猛腾飞，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民之伟力及十几年改革开放所奠定之基础。其他人主政于此十年表现也未必会太差。并非某公个人之特别伟大也！岂可贪天之功以为已功？

某公下台之际，似呈现一副失意英雄之态，似乎壮志未酬，都是由于多方掣肘，所以未达抱负。实际上，的确正是由于江李体制之牵制，故某公未能畅行其志，而中国方有今日喜忧参半之局。否则，如以上数点全付诸彻底实施，再打开政改自由化、平反之门，今日中国必已沦入群雄并起，动乱烽火之中矣！

某公去职，舆情鼎沸，而某公心亦似怏怏。呜呼，某公未得其志，实正国家之大幸！亦是某公自身之幸运也。历史创造了一些条件，使得本无英雄色彩之人物，被一时时势拥戴而出扮演了时代“英雄”的角色。此正某公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