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也来转忙总的新帖：政权从基层逐步撤离的简单背景信息 -- slyypp
城市化严重滞后；国外的工业化往往伴随着城市化同步发展，农村人口大量减少；而我国则是大量人口外出打工，而这些民工是毫无希望融入劳务输出地的；问题来了：这个国家实现了工业化，但总体上还是个农业社会！经济发展了，社会形态却没有同步发展。所以，现在所说的基层政府退出完全是扯淡。不仅不能达到目的，反而会出非常严重的后果。目前能做的就是，快速推进城市化，把大量的民工（及其家人）转化为城市居民。这样农村人口大量减少，再重新分配土地----不改变土地所有权情况之下，探索农村、农业发展的方式（公司化集体农庄？）。
只有在农村人口大量减少之后，裁并乡镇一级政府才能奏效。在目前农村社会形态之下，盲目推进的结果，必定是失败。本人家乡安徽，目前乡村的情况是，十有八九在外面打工，个体户等等。家乡在上海打工的特别多，他们在上海讨了一辈子生活，却要回乡来养老，孩子只能在家乡成为留守儿童。上海，广州这些光鲜亮丽的大城市，吸了多少农民工的血汗？荒废了多少下一代？这样畸形的发展代价太大，是不可持续的。前面已经有人说了，周期律是一种规律，正在以它特有的方式起作用。目前这种基层政府留又留不得，去又去不得的情况，完全是几十年来投机取巧走进死胡同的结果。
转帖一点专业人士的东西。《楚镇的站所》是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中心博士谭同学关于乡村“七站八所”的专业著作。忙总提到的撤村并镇的副作用，基本上作者在2006年就预言了。
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中心是按照“读万卷书，走万里路”方针培养学生的。 本科、硕士生期间读书会是每月至少4-6本经典，都要交读书报告，讨论；五一、十一老师带着下去驻村调研讨论；博士生至少要独立调查4-5省8-10村，每村驻村15天以上，每年驻村100天以上，到毕业累计驻村超过一年。 我对国内的文科、社科教育一向颇有微辞，对该中心的老师和毕业生倒是心服口服，观点可以不一致讨论，但他们对农村的了解真是刚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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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推荐：《楚镇的站所》(谭同学著)
http://www.hnshx.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3163
这里有前言
［ 作者：马海伟 转贴自：湖南社会学网 点击数：691 更新时间：2008-9-15 文章录入：admin ］
在全国各地正在展开的乡镇机构改革大潮，乡镇的去与留成了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而作为乡镇组成部门的“七站八所”的命运同样引起人们的关注。
乡镇的“七站八所”
记者：有关乡村政治结构和乡村机构运作的问题，以前有很多专家、学者出书进行了系统的研讨。而你的这本《楚镇的站所——乡镇机构生长的政治生态考察》的书，有什么新的特点呢？
谭同学：这本书主要采用政治生态学的办法，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来分析乡镇机构生长的逻辑。近年来，人们对乡镇机构的改革呼声很高，有人认为乡镇的“七站八所”应该取消，我想在人们关注有关乡镇机构“去脉”思考的同时，做些其“来龙”的基础性分析，为乡镇机构的权力实践及生存机制做些政治社会学的梳理。
记者：你提到的“七站八所”，近年来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在全国的很多地方，是不是已经被取消了？
谭同学：应该说乡镇中的“七站八所”正在被改革，有的被撤销、有的被合并。但需要说明的是，“七站八所”并不是个乡镇机构，而是多个，包括土管所、派出所、计生站、财政所、工商所、税务所、广播站、水利站、水产站、种子站、兽医站、农机站、农技站、司法所、供电所、教育组、供销社、卫生院、经管站等。
记者：你的这本书旨在诉说全国的乡镇机构的政治生态，而你选择了楚镇，它能有全国性的代表性吗？
谭同学：楚镇位于我国中部省份，是个典型的农业乡镇，而楚镇的地形情况是镇西北多属丘陵岗地，东南则多有河湖、洼地相间。选择楚镇也是顾及到我国中部农业地区类型学的考虑，其行为逻辑和全国诸多乡镇是基本相同的。
记者：你想要介绍乡镇机构中的站所情况，而站所应该是通常所说的“七站八所”，你为何只选择了水利站和司法所，而没有选择其他的站所呢？
谭同学：水利站跟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在乡村农业生产中，它比农机站显得更为重要。选择司法所是因为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生活调控发生了思路变化。更为重要的是，水利站和司法所呈现出一衰一荣的强烈反差，前者是国家投入锐减，意在使其走向市场，被称之为“放手”；而对后者则是“涉足”，国家试图让其利用法律的手段规范社会，并以开展普法教育的方式，提高群众的法制意识，依靠法律手段进入乡村社会，调节乡村社会。水利站和司法所的情况，反映了乡镇机构的起起落落，在它们身上刻有大量的国家、乡村社会及乡镇机构本身在转型期的历史背景下互动的痕迹。
水利站的衰落
记者：水利建设一向被视为政治工程，它的主要任务是免除水患和恢复、发展农业生产。而我国，设立水利站有什么样的政治背景呢？
谭同学：建国后，我国为尽快完成向国家的演变，而采取向工业经济倾斜的政策，在产业政策、价格政策上获取农业剩余，用农业哺育工业，待工业化完成后，再来反哺农业。如何更大限度地提取农业剩余，兴修水利建设、提高农业剩余总量是最为重要的办法。因此，新时期的农村水利建设则已经远远超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范围，它直接被纳入到整个国家现代化目标当中。乡镇水利干事、水利员以及公社水电组这样的机构，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国家意志的具体化，后来演变成了水利站。而水利站也就成了一种权力集中下沉到乡村社会，利用优势资源推动农业发展并汲取其剩余的工具。
记者：之前的楚镇水利站显得有些特别，经费是由政府提供，而不用挖空心思去创收。而在水利工程建设中要有水利干事在场，这样就形成水利站权力必须“照章办事”，无法积聚太多的资源为己所用。这样的状况对国家的利益意味着什么呢？
谭同学：在当时，国家权力集中下沉并直接渗透和参与到农村的生产与生活的过程当中，也可能会产生权力控制资源并为私人所利用的可能。在当时的乡镇政治生态系统中，资源十分有限，剩余资源大多为国家所汲取，用于特定的国家建设目标当中去。同时，使得水利站工作人员对于普通村民拥有权力优势，但农民亦有相对的强大的制约力。国家是通过一定的权力技术，与乡村政治生态系统中的权力弱势方结合起来，抑制官僚机器滥用国家权力，并由此完成自己的合法性再生产，获得乡村社会对权力的“承认与服从”。
记者：但这种模式后来却发生了变化，尤其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财力和组织的制约，农田水利建设模式出现了卯吃寅粮的局面，在年代中后期，乡村水利设施毁损和新的水利困难接蹱而至。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仅仅是因为国家对水利建设投资减少的原因吗。
谭同学：我调查的情况是国家对水利建设的投资并没有减少。根本的原因是，水利站服务的对象发生了改变，原来面对的是以大队为单位的用户，而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面对的是分散的农户。这样就造成了交易成本的提高，用户越多越分散，成本越高。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农民的分散化，使得农民对干部的监督力度下降，水利站开始膨胀自身。像楚镇水利站由原来的间办公室扩展到间办公室，单独有了一个小院子和一栋红砖平顶房作为办公地点。还有，农民的分散化，使得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维修水利设施的能力下降。
记者：和水利设施同命相连的水利站在年也出现了衰败，运行工作中发生了债务，并出现人近年没有领取工资的情况，后来水利站的职工用上访的办法来解决自己的窘迫状况，而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随着乡镇机构改革和农村税费改革的逐步展开，乡镇水利站面临被取消的命运。乡镇水利站出现衰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谭同学：农民发现乡镇水利站，并不能为其在新的乡村社会生产秩序当中提供多少服务，尤其当农民处于抗旱、排涝等风险期，水利站根本无法为其排忧解难，唯一尚能起点作用的是乡镇党委和政府强迫水利站下属的站点为农民抽水，而水利站又无法强迫乡镇党委和政府将各村所欠的抗旱费收齐给自己，这样，一方面农民认为水利站是可有可无的，只要政府还在就行；另一方面则形成了水利站的不良债务。这样就形成了农民认为水利站就是来收钱的认识，再加上年代以来乡镇搭车收费的现象比较严重，农民负担比较重，于是一些农户干脆连基本水费都不交了。这样乡镇水利站的资源汲取实现的难度空前加大，再加上“减员增效”的基本改革话语和乡镇机构内部的竞争，以及乡镇与县级政府博弈时的不利地位，导致了水利站这样的乡镇机构生存空间一步步被挤占，终至淘汰出局。
司法所迎来黄金发展期
记者：司法所作为司法行政机关在农村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承担着最基层政权组织的司法行政管理职能，表现出了很旺盛的生命力，截至年全国乡镇建立了个司法所，其根本原因除了国家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外，还有什么？
谭同学：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化破坏了旧的权威模式，却不一定会创造出新的权威模式。在转型期，旧的体制和秩序体系业已失去其全面覆盖和调控社会的意义和能力，而新的体制和秩序体系又未能及时地建立起来。可是，原有社会生活秩序发生裂变之后，却又必然要求有适当的整合工具进行适当的整合。在乡村社会内部权威体系尚无法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一方面，没有调解的权威；另一方面，缺少大家认可的规则，国家权威体系无疑是相对现实的整合工具，以国家法为基本依据的司法所调解也就成了一种选择。
记者：调解纠纷是乡镇司法所的重要职责之一，像赡养纠纷调解、婚姻家庭纠纷调解等案件，又是农村中频频发生的案件，而这类案件本身对司法所来讲是义务调解，不能收取费用。像楚镇司法所一样，如果保障全国的司法所积极地开展工作呢？
谭同学：这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遭到法学界非议的事情。楚镇司法所和法律服务所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从年起，楚镇财政不再给司法所拨款，司法所需要自己创收养活自己。而按照相关规定，他们调解纠纷是不能收费的，只有通过法律服务所以提供法律服务的形式收取费用来维持生存。这就是乡镇司法所在生存压力下开始通过模糊的运行机制寻找资源。以楚镇司法所为例，从年到目前，他们依靠法律服务所通过调解纠纷、非诉讼代理、诉讼代理等途径收取到的费用维持生存。
记者：书中提到楚镇司法所的权力运作模式，在调解纠纷中，既要运用法律赋予的正式权力办事，又要借助非正式权力的运作方式。楚镇司法所的运作模式，在全国很普遍吗？
谭同学：应该是很普遍的。司法所的调解原则是参照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进行，但又不能仅仅依赖于国家法律的正式规则中所蕴藏的国家权力，来处理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例如，在普法工作中，楚镇司法所不得不依靠镇政府的权力来“消化”普法教材。虽然镇政府的权力在乡镇政治生态系统中也具有国家权力的意义，但其在普法教材征订中所使用的权力却并不是正式的规则所涵盖范围中的权力。
乡镇机构生长的逻辑
记者：乡镇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生态系统，，乡镇机构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汲取自己所需的投资并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如果一个乡镇机构有足够的社会资源支撑，就能较健康地成长，相反，就要衰落或无法生存。那么乡镇机构应遵循怎样的生长逻辑？
谭同学：从乡镇背后的权力机制来看，乡镇机构官僚性权力得到了有效的监督和遏制时，其生长就较健康，否则就会突破制度要求膨胀，或过度汲取资源。作为精英群体的载体，它试图超越简陋的乡村社会，但乡村社会的资源往往满足不了这种超越。而当总体的生存环境恶化时，它会将资源汲取能力不足的群体边缘化，在货币中介体制下，它将无法实现乡村社会资源货币化的机构边缘化，甚至淘汰，将边缘性精英甩出自己的群体，而不是根据乡村社会的需要来完成这个过程。从而，当权力规训到位的情况下，乡镇机构时国家进行乡村治理的有力工具，而当权力规训出现差错的情况下，它又往往会成为影响乡村治理绩效的异己力量。
记者：在我国的乡镇机构改革中，有人认为应撤销乡镇，而你的调查是乡镇机构在国家相应部门在乡镇的触角，使得国家权力在被导入乡村社会中发挥作用。你不同意撤销乡镇的理由是什么？
谭同学：从两个层面上来讲吧，行政管理角度来说，在我国中西部县政府没办法管理村庄，因为村庄太庞大、太分散，其实主流话语把乡镇干部给妖魔化了，认为乡镇干部就是催要税费的“打手”。从政治层面上讲，国家对退出乡村社会将是很重大的事情，乡村社会是要有秩序的社会，国家必须要来维持，如果乡镇政府撤销，黑社会等不良势力会趁机涌现。
记者：也有人说，可以通过加强乡镇机构的监督，使其规范化，而你提出农民自下而上的监督遭遇限制。怎样的监督方式能使得乡镇机构权力受到很好的制约呢？
谭同学：在目前乡镇政治生态系统中，尤其是在农民缺乏集体行动能力的乡村社会当中，依靠自下而上的监督力量，对乡镇机构的权力进行规训，有着诸多困难。我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中心一直旨在培养农民的合作精神，试图让他们合作起来，在面对乡镇不规范的行为时，能够团结起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真正实现村民自治。
来源：《中国商报》2006年4月11日
比如林业站和果树站，文化站和广播站。
看来小农经济的基础，已然要决定农村的上层建筑了。
财政危机，于是加税，加到不能再加，于是考虑节流，砍统治机构，收缩力量，导致控制力下降。。。一圈下来，财政危机又更是进一步深化，就再加税，再节流，再收缩。。。。。
螺旋下降，财政危机到无法维持，王朝崩溃。是不是成产力没有发展呢？清王朝为例，显然不是啊，一堆官办经济呢。所以，这是整个政权动摇的信号了。
剩下的，看是不是会有应激反应，导致再次中兴。
鲁迅笔下，假洋鬼子和阿Q，其实都是要闹革命的。
至于到底要的是啥，那可大不一样。
这种，说实话，比抹黑还厉害。。。。。
有钱人都去革命了，穷人会去么？
可能和本主题有些关系，大家看看
在此，愿列举一些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我所看到的地方拥有，而是一个通病。
(1)基层政府的人手普遍缺少，像我们这种边远落后地区更是严重。我们乡政府有19个编制，但只有13人，剩下的很多是政府找钱去聘请来的工勤人员，工作能力偏低，或者上面调配来的“一村一大”、村官。而县级政府人手很多，有的局100多人，很多人上班闲着没事干。这个问题应该与温总理在2003两会答记者问时说过的一句话有关：“在我的任内，基层政府决不允许进人。”（大意如此）
(2)基层政府要做的事很多，“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形容上面有很多部门很多事情传下来，需要乡镇政府去落实解决，而乡镇一级的站所机构又少，所以基本都得靠政府工作人员去落实，而这样的落实是去面对全乡范围内的所有群众，其数量和难度可想而知。基层干部很不容易：事务多，落实难，条件差，待遇少，晋升慢。
(3)需要做的材料太多，有用需要落实的有一些，感觉没用不需要落实但还得落实的也有一些。每天都被这些成堆的材料束缚着，本该到群众中去实事求是干事的时间已被捆在办公室作材料了。因为人手少，很多时候是白天进村去落实，晚上回来加班熬夜赶材料。为什么要赶材料呢？因为上面来检查工作，主要就是检查材料，你做得再多，只要你不在材料上按要求体现出来，都无法证明工作业绩。
(4)上面下来的检查次数过多，检查方式也不合理。说实话，最怕检查，因为每次检查都得做很多材料应对。检查本应是看实际效果，但身处一线的并不多，有的是在示范点走一走，每次都是那几个顺路的示范点，百看不腻。
(5)只注重示范点建设，忽视了整体群众的利益。很多工作，很多好处，都是在顺路的地方用几个示范点来体现，每次检查都来这里看。这些地方的百姓当然受益，但那些更多的更广大的群众可就很少问津了，尤其是那些边远困难真正需要帮助扶持的群众。
中国的名字叫胡乱邦和赵真人。
撤镇真接关系不大，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并完的镇还是会出债务问题。
至于乡镇制度问题，那是个财务管理问题，而不是个存在问题。不是乡镇取消了，不存在了，就没问题了，那只会出现其它管理问题，而是乡镇制度中的管理漏洞。
真不好说。如果，只是说如果，有良心的话。真不该把那些老大爷，老太婆扔在农村里不管。他们更需要贴近身边的服务。或者换句话来说，由于城市化而更加快速的老龄化的农村更需要政府提供更细致的服务，而不为了利润的私人服务。就算真的要撤，也要等这些人没了以后再撤吧。因为他们真的，除了农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当然，真要撤了，这些老人也造不了反。
强化一是裁撤冗员，二是规范行为，打击恶势力；三是优化组合；四是充实新生力量，加强治安、农业、工商业方面的指导，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发展优质农业。现在维稳是大事之一，村镇是根本，弱化村镇只能导致国家从根子上失控，是万万做不得的。国家把行政支出的压力转嫁到村镇一级，是导致这两级问题的根源。看似减轻了财政压力，实际上得不偿失。
可以精简、弱化的是县一级，可以作为日常管理、执行机构，由地级市直接派出，这样可以减少职能机构所受的行政干扰。相应应该强化地级市的各项管理职能。这样，很多资源可以相对集中，减少了浪费，而政策的贯彻、执行力度也可以大大加强。
借地做个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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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10年一回的经济循环，工业时代以来，经济周期问题就从来没有解决过。他那堆说服，你套到88-89年代，套到90年代末，再套到2008年的经济危机时代，发现啥了没有？都能看到同样的东西了吧。旧的设备在经济收缩周期失去利用价值，被当废铁卖掉，不是啥新鲜事。
70年代末，是经济收缩周期，不过因为文革末期政治问题突出，被掩盖了而已。到了80年代，再次经济上升周期，在70年代的基础上再次扩张，大量投资进入，那堆老设备，还不是照用啊。工业积累这东西，被他偷换成设备损耗。没有损耗的话，每个资本体都巴不得永远不要淘汰设备。淘汰的问题不过是两个：一个是新技术的成本可以做到替代了，或者维护旧设备的费用不划算。你见过他放出数据讨论过这个么？没有，所以他在扯淡而已。
经济周期问题加上投资产出效率问题而已，经济危机遇到的老问题而已。
说起崩溃，那问问他，他老人家参与的下岗时期，国企大面积亏损，算不算破产边缘啊。照他的说法，全世界都是隔几年就崩溃一次了，从崩溃走向崩溃了。
经济问题政治化，又不是啥新鲜事！必然的，忙总乐在其中啊。
诛心的说法就是，他这派主导的的，就自然不是崩溃，是上升途中的小挫折，别的派别主导的，那自然就是崩溃了，要不然，咋显出正义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