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从头再来】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年 -- 俺老孫
关于制度优势。我想是我误会了。您说的意思大概指的是包括民主在内的政治制度。我所指的“制度”基本和您说的军事和金融结合的“制度”类似。我更愿意描述为基于生产方式的巨大代差造成的军事“制度”上的绝对优势。抱歉我误解了你的意思。
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我仍然认为这是一场民族民主革命。这三个词的意思有两层，首先这主要是一场民族革命，其次这场革命的民主意义不可以被忽略。
兴中会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同盟会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都是民族的纲领在前，民主的纲领在后。但是从来没有把民主的纲领丢下。所以您说的
设想一下，如果这纲领是建立民国在前，驱除鞑虏在后，那么辛亥革命就是民主民族革命而不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即使那样，我们也不能说辛亥革命是民主革命而不是民族革命。
从这个理解出发，您的主帖中说
我是不同意的。而你上面回复我的帖子中说
这个我同意前半句。至于这场革命在民主方面是否具有宣传的那么大的作用。我想可以见仁见智。至少，革命党人遥尊的国家最高领袖不再是皇帝而是总统。而这一“尊号”还得到了所有的革命参与者的认同，这一点就足以说明这场革命是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的。
呜呜呜..
从辫子军统帅到上遗折的自杀的大学教授；
从仍住在皇宫里享受优待的废帝到膝盖仍然软得站不起来的某些人；
从拥护帝制的各色人等到撰文论述中国应该帝制的才子；
连侵略者都认识到需要一个傀儡皇帝来分裂中国；
………………
只有到了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胜利以后，连皇帝都能改造成公民，才从人心里拔除了帝制思想。
群众基础根本就不在国内，所谓共和思想也从未深入人心，所以如果说整体与个别的话，那么共和显然是个别非整体。
会党: 清 末对以反 清 复 明 为宗旨的一些民间秘密团体的总称。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十五回回目：“论善士微言议賑捐，见招帖书生谈会党。”
周恩来 《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辛亥革命时， 孙中山 有两个运动，一个是新军运动，另一个是会党运动。”
辛亥革命湖南光复，实则发轫于湖南会党运动，继自立军起义、萍浏醴起义，接踵抢米风潮、保路运动，成于辛亥长沙起义、湘军援鄂，及至后来居高声远，誉称孕育中国革命的摇篮。
自立军起事
清末，许多秘密会党包括洪门、哥老会、三合会、洪江会等，向来提倡“反清复明”。会党的会众包括地主士绅、农民、手工业工人、小商贩、士兵、城市平民和无业游民等。就全国范围而言，湖南是会党实力较为雄厚的省份之一，特别是数十万各省湘勇遣撤回湘变成游勇，大批投入到秘密结社的行列中，从而使湖南会党的声势更加浩大。
辛亥革命时期，湖南会党运动已进入高峰，加之湖南革命党人十分注意联络会党投入反清斗争，使湖南会党运动空前活跃。
1900年，唐才常领导的以爱国救亡和反清革命为主要内容的自立军起事，揭开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
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后，维新派谭嗣同的挚友唐才常誓继谭未竟之志，并为之复仇，于次年在上海成立“正气会”，旋易名“自立会”，联络长江中下游会党，入会者达十余万人，又邀集社会名流和会党首领召开“国会”（亦名“中国议会”）于上海张园。与此同时，唐才常在汉口设立机关，组织自立军两万余人。
1900年，北方义和团运动高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逃，自立军乘机起事。遗憾的是自立军起事不久就演变成比戊戌变法更大的流血事件。自立军的失败缘于和自立会之间政治主张相矛盾、组织基础不牢靠（以会党为基础），但促使许多自立会参加者很快步上了革命的道路，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得到迅速发展。自立会和自立军的活动，成为戊戌变法时期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不是改良主义的尾声，而是革命的起点。
华兴会成立
华兴会是黄兴领导建立的中国国内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
1903年，黄兴从日本回国，受聘于长沙明德学堂。当年11月4日，黄兴以生日为名，约集宋教仁、刘揆一、章士钊等，在长沙保甲巷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建立名为华兴会的反清革命团体。
华兴会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黄兴在与周震麟等印发的《血泪书》中号召“凡属炎黄种子，急宜奋起图存，誓驱鞑虏出关；否则瓜分之日立至”。
1904年，黄兴亲赴湘潭，回见洪江会首领马福益，商洽起义计划，相约于当年10月10日清西太后七十生辰，趁全省官吏在长沙皇殿（万寿宫）行礼时，预埋弹药其下，以炸毙之，乘机起义。无奈消息走漏，华兴会机关遭清兵查抄。黄兴化装潜出长沙，逃往上海，旋赴日本，很快成为了留日革命学生的领袖。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也纷纷赶往上海，相继东渡。
华兴会的首次武装起义就此流产，但“开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使长沙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
萍浏醴大起义
同盟会成立后，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湘赣边境地区策动和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萍浏醴大起义。
1906年春，同盟会为发展湖南的革命形势，派革命党骨干刘道一和蔡绍南回湘“运动军队，重整会党”，准备起义。
数月后，萍浏醴地区群众的反清活动日益扩大。12月6日，集中于麻石的义军近两万人向上栗进发。攻占上栗后，起义军整编部队，称为“中华革命军南军先锋队”。此后，发布檄文，历数清王朝十大罪状，宣布要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
接着，洪江会主力所在的浏阳、醴陵也先后发动起义，与上栗遥相呼应。不到十天，起义军即达3万人之多，声威波及长江中游数省。湘赣两地官兵乱作一团，频频呼救，清廷连发“上谕”，集结鄂、湘、赣、苏得力军队“飞驰会剿”。一时，清军集结5万军队，这是自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朝在南方出兵最多的一次。
面对占据绝对优势的清军，起义军英勇不屈，鏖战数月，最终因寡不敌众，先后失败。数万清军分驻浏、萍、醴三县各乡镇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清乡”，总计被杀害的起义军将士及其亲属不下万人，刘道一在此期间就义。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清大起义就此被残酷的镇压了。
萍浏醴大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震动中外，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因而成为辛亥革命的一次重大预演。
辛亥革命长沙起义
1911年10月22日，同盟会湖南分会由焦达峰、陈作新等领导新军发动了长沙起义，最早在全国响应武昌起义。起义后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并于28日派兵援鄂，支援武昌起义。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2日，湖北革命军派代表来长沙，向湖南革命党人传递武昌起义的消息，并请湖南响应。于是，湖南革命党人迅速行动起来，成立了以焦达峰、陈作新为首的同盟会战时统筹部，邀集新军代表安定超、彭友胜等主要骨干30余人开会，决定于10月20日发动长沙起义。后因会党未到齐，改期至23日。
早已获知武昌起义消息的湖南当局，对新军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到19日，长沙风声日紧，街头巡防营稽查队官兵荷枪实弹、高举大令，穿梭巡逻，检查行人，如临大敌。21日清晨，起义机密被泄露，巡抚余诚格闻报后决定于次日将长沙新军全部调往株洲，然后紧闭城门，企图将革命党人一网打尽。时迫事危，千钧一发，焦达峰等当机立断，将起义提前到22日举行。
10月22日清晨，长沙城外新军各部相继发难，抚台衙门被攻占，长沙起义宣告成功。
当晚，参与起义的湖南各界代表齐聚省谘议局，成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次日改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推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宣告湖南革命政权建立。
军政府成立后，迅即传檄全省，号召各地反正，各道、府、州、县闻风响应。到11月5日，全省除常德地区以西以外全部光复。清王朝在湖南260多年的统治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