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历史】说起两王 -- 偶开天眼

王莽与王安石，两个极有意思的人。除了都姓王，他们还都是才智盖世，抱负远大的人。而且两人的性格、作风、甚至人生仕途都颇为相似——出身上层却勤俭持家，为人低调、谨慎，读书刻苦，上台之后为了变法实行高压统治。死得不光彩，死后都被刨了坟。就王莽的“新政”和王安石的“变法”而言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其根本都是为了给人民谋利益。然而他们的“新政”与“变法”都是早夭的。何者？14年不短，连雍正帝也只做了13年皇帝；14年可以完成许多事情，可以像张居正一样让一个衰亡的帝国再苟延残喘大半个世纪；然而14年却不可能使仅靠个人拯救民族的意志自上而下强制推行而无利益趋向的法令彻底站住脚跟，而14年，可以为复仇做好充分准备，没有比这再好的时间了。一旦巨浪掀起，所有法令措施不过过眼烟云。我原以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其人性格古怪专制横暴，与王莽一对比才发现这只是知表不知本——王莽可是从小就是个乖孩子，讨得别人喜欢，为人谦让正直的，可是依然失败。也不独因其智商过人，没有可与探讨问题的人，只能自己做主，长时间便“专制”，我想其根本应来自性格以外的原因：没有根基的东西不会长远，即便这些东西真的足够伟大。

熙宁四年三月，文彦博论新法道：“祖宗法制具在，不必更张，以失人心。”神宗问：“更张法制，士大夫诚不悦，但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真是一语道破天机。看到这话才能明白为什么众人非议多多的房产税、汽车购置税等于民百害而无一利的东西国家还要高，因为治国的是士大夫，只要于士大夫有力即可。古代讲“三十而税一”，那是明主的年代，但即便再腐败的朝代也少有超过十分之一税的，哪像现在，买个苹果四代要拿四分之一的税，买卖一辆汽车，购置税百分之十，增值税百分之十七，算下来也是四分之一的税。唉通货膨胀不是靠这种横征暴敛就能抑制得了的，如此下来只能加重老百姓的经济负担，继续扩大贫富差距，增大热钱的流动，推高物价，继续通胀……

现在不会有王莽或者王安石的时代了，没有那样的人，有那样的人也一样行不通。既然行不通，是不是意味着广大老百姓和每个时代社会底层的群众永无出头之日了？非也。试想，若全社会的人都变成王莽、王安石、或者没有他们那样专制但一样心怀同胞、有有着过人的智慧如程明道、贾生者，是不是什么改革阻力都会小些了？这是荒唐话，那可能所有人都那样那不成了大洋国了！但这不失为一条思路——两千年前圣人和亚圣就力主的“教育”便能解决这个问题。当人们在教育上取得了平等，其他一切都好说了。

的一点是可以抵扣。

对税制不是很了解~

税,收少了

大部分小百姓是没有进项抵扣的，还是实实在在的负担了

假皇帝的新政，精髓其实是复古，其蓝图是周礼，试图建立一个乌托邦般的国度。

拗相公的变法则是真正的试验，初衷是试图藏富于国，但执行过程中不断走样，最后却变成了藏富于官。

至于税负问题，还是秦晖先生再《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总结出的黄宗羲定律说的好，历代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也就是黄大师所说的“积累莫返之害”。

王安石变法本身也是有内在矛盾的，主要的几个法规扩大了政府的职能和再分配的能力（政府实际的执行能力不足导致了这些法规的走样）比如均输法、青苗法和免役法；另外一些法规则推卸了政府原来承担的责任，以减轻政府的负担，如保甲法和保马法。再加上改革时代中没有明显的提高生产力的技术发明，对外战争也是赔本的，那么改革的成本，无论如何最后都会转嫁到广大民众身上

总的来看，王安石还是个传统的士大夫，他的手段还没有超出他那个阶层的范畴，这也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却保证了他没被列入奸臣传，民间评价是一回事，至少官方的评价虽然已经很苛刻，但还给了他不少正面评价）

至于王莽，他就是个神经病，象规定十几种不同的货币，更改各地的地名，强行更换匈奴单于的印玺之类的事情，再强大的国家也禁不住这么折腾

也许王莽在新政的时候也认为自己试图建立的乌托邦是合理的可行的、而王安石也本着执政为民的原则强制推行那些幻想着帮助老百姓的法令？

反正二者最终都失败了。对此我感到很惋惜……首先人都不是无私的，其次大部分人都没有二王的智商……

我是看过张荫麟《中国史纲》后胡言乱语了这一通。王莽的改革具体内容我不甚了解，如果真如楼上所言，那果然是犯病了……

我认为米国等西方国家之前几百年的发展是以拿弱国养活自己的方式发展起来的……这么说太笼统了，具体细节我还要想想怎么说明白……但是现在以前的弱国们正在发展在崛起，感觉米国这些国家已经没有了可吸得血了……

这就好比，一个空调屋子能够维持与外界不同的温度，是需要外界不断地提供能量的，空调屋子（不管冷还是热循环）本身这个系统不可能做永动机式的螺旋式循环……

所以我觉得米国这些国家现在也是危机重重并且以后危机会更重……

而且，只就事实来讲，我还是觉得中国贫富差距更大，收税起点更低，更有剥削弱者的倾向……

不过其实二王差得可挺远的，和王安石最像的无疑是你也提到的张居正，至于王莽，中国历史上还就这么一个活宝

“除了都姓王，他们还都是才智盖世，抱负远大的人。而且两人的性格、作风、甚至人生仕途都颇为相似——出身上层却勤俭持家，为人低调、谨慎，读书刻苦，上台之后为了变法实行高压统治。死得不光彩，死后都被刨了坟。”以上这段问题多多啊，第一两个人的性格其实是不一样的，王莽是个“伪”。王安石是个“拗”，王莽上台之前是出了名的谦恭谨慎，王安石却是以性格怪异出名，王莽上了台开始发疯，几乎完全变了一个人；王安石却是没变（应该变一点的）。王莽出身上层，他是皇太后的侄子，只是他父亲早亡，所以家庭在最高级贵族中略显清贫；王安石家可不是什么上层，他老爸混了一辈子，也就是个知州的级别，坐到宋朝宰相的人家世比王安石好的可多多了。其实两个人的高压级别比之其他疯皇帝、奸宰相差多了，至少王莽就远比不上杨广、完颜亮，其实比朱棣和弘历也就是彼此彼此，王安石就更惨了，他最多只是把反对派撵出京城罢了，大部分撵出去的人官级都得到保留，比之秦桧和严嵩的肉体消灭，蔡京的立奸党碑差得太远了；神宗朝的几个严重的冤狱都不是王本人做的，甚至是他强烈反对的，比如针对苏轼的“乌台诗案”。王莽是被反对者直接杀掉的，他干脆就没坟，碎尸悬首了；王安石死后追赠太傅（那制文还是反对他的苏轼写的），后来又追进舒王，配享太庙，虽然再后来被请了出去，但是终宋代一朝他的荆国公、太傅的头衔都没有剥夺，比之本朝至少也是胡耀邦华国锋这个级别的，谈何死的不光彩，被人刨了坟？

是一定的。

因为有实物流传下来，那就是钱币收藏家最钟爱的“莽钱”。汉代的五铢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货币，秦代半两太重，汉初的三铢、榆荚太轻，五铢钱自汉武定型起沿用近700年，才被唐代的开元通宝钱取代，而通宝钱的分量大约也是五铢。汉代的制度有好的，有不好的，可王莽偏偏对币制的改革着了魔，他行的货币有六大类，几十种，金币、银币、钱币（方孔铜钱）、布币（铜铸的，不是布，形状挺怪的，有什么厚布币、壮布币好多种）、龟币（没错这个就是大小不同的乌龟壳），贝币（贝壳），他发行的一刀平五千刀币，制作精美，张衡专门写过《金错刀行》的诗，OK，够晕的吧，莽钱制作精美，是上好的艺术品，可惜，根本就不能拿来做流通的货币

此外，王莽更改了天下大部分地名，而且很多改过好几次，据说当时的公文必须在现地名后注上原地名才能看得懂

王莽为了表示中央的权威，把汉代封给边疆少数民族的爵位都降了级，比如原来赠给匈奴单于的印玺是“匈奴单于之玺”，玺是皇帝专用的，这不过就是给单于个虚荣吧了，他给改成“新匈奴单于之章”章在汉代是侯爵用的，您说那单于能不急吗，结果昭君出塞以来安宁了近40年的边境就开始掐架，为了表示对不臣服的匈奴的蔑视，王莽下诏，改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改同样不臣服的高句丽为下句丽。

虽然王莽同志也曾经颁布过限田地，释奴婢的法令，但就以他的疯劲，这些法令的执行程度，可想而知

新法未必执政为民，反而是为了那些反对他的士大夫，可是为了赢得皇帝的信任和支持，他必须硬着头皮上

宋朝是最类似现代政府的古代政府，早熟的太过了，当时的技术水平根本支撑不了；比如宋代有一百万的军队，考虑到宋的疆域只有本朝的三分之一，人口大约是十分之一，，这个军队是不是多了点，可惜还不够用

现代政府的税收比例比古代高得多，而且越是现代化的政府，负担的责任越重，税就收得越多，所以收税高不是问题，而是收上来是否得到了合理的应用

为了改革的效率，他对用人的品德考虑的很少，他重用的吕惠卿章惇蔡京这帮子政侩后来严重败坏他的新法，而且他对变法细节也很不重视，有人反映执法官吏有腐败，变法派振振有词“私家取债，亦须一鸡半豚”，公开默许腐败，这些都让反对派的攻击有了足够的论调，即使王安石本人也过于玩弄权术，为了相位多次以离职要挟神宗，这些伤害了皇帝对他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