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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全集》史实考丛谈引子
习 之
2009年6月，在纪念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诞辰100周年和逝世40周年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常君实老先生主编的《吴晗全集》（十卷本）（以下简称《全集》）。这部集子收录了吴晗的历史研究论文、人物传记、杂文、书信、诗歌、戏剧、翻译作品、讲话、报告和其他职务文稿近500篇约500万字。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出版的吴晗著作中最为齐全的一部集子,它的出版为研究吴晗的学者和读者提供了一份最为翔实的历史资料，实在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
笔者因研究的需要，较为认真、仔细地阅读了《全集》全书，发现可能是因为赶稿的缘故，《全集》中确实还存在不少诸如校雠不严、史料失实等问题。笔者怀杞人之忧，担心这将会给研究吴晗的学者和读者在学习、引据时带来一定的麻烦,甚至可能是误导。故在学习、研究《全集》的同时，对《全集》中业已发现的上述问题逐一提出，细心考证，且录下私见，陆续发表，祈请业内方家共同探讨、指正。如能对《全集》以后的再版和研究吴晗的学者和读者有一点点帮助，笔者将得以万分地欣慰。
因这些将陆续发表的“侈谈”都是涉及《全集》中的有关史实，笔者径将这一系列文章取名为“《吴晗全集》史实考丛谈”是故。
“题《碧血录》”考
——《吴晗全集》史实考丛谈之一
习 之
《吴晗全集》十卷本第四卷第253页上刊载了吴晗的《题<碧血录>》，其全文如下：
1933年2月20日 辰伯 ”
是的！经查史料得知，就在这一自然段之首，就被“省”掉了“上俞平伯小说史课”一句，而在这一自然段之前还被“省”掉了整整一个自然段！
据目前我们可以找得到的有关吴晗的资料，题记的原文应是这样的（详见本文附录一：笔者收集到的吴晗所作的“《碧血录》题记”的影印件）：
上俞平伯小说史课，读完此书，胸中不知是甜是辣，因想及自己将来如何死，若死在床上则未免太笨拙，最好是自己作一主意，想一洒脱干净死法，活得不耐烦便撒手告别，岂不快哉！
一九三三 二月廿日 辰伯 ”
其实，就在《吴晗全集》十卷本第二卷的扉页上就有该题记的影印件(见附录二： 《吴晗全集》第二卷扉页上刊载的吴晗所作的“《碧血录》题记”的影印件)，但编者给这个影印件取名为：“吴晗学生时代的手迹”。虽说这个影印件拍得也不是原件的全部，但比《全集》第四卷第253页上刊载的这个全多了，且还可以启发和引导编者去找到更全的影印件。
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影印件上吴晗的这个《碧血录》的题记落款的时间是：“一九三三 二月廿日”，而不是《吴晗全集》上的：“1933年2月20日”。虽然后者表达的意思与前者一致，甚至比前者还要来得更准确一些，但是，为了忠于原著，保持史料的原始状态，最好还是不要这样多此一举！
笔者写了上述文字，希望给有兴趣吴晗研究的学者和读者以有益的帮助，也希望《吴晗全集》在再版的时候能予以增补、修订。
附件：
附件一： 笔者收集到的吴晗所作的“《碧血录》题记”的影印件。
能不能大致介绍一下碧血录这个书，从
看起来似乎是很有意思的书。
另外，后续的《吴晗全集》史实考丛谈，最好是直接作为跟帖回复在这个主题下来续，以便方便查阅。
谢谢铁手的青睐！
关于《碧血录》一书，我给简单介绍一下：
《碧血录》是清代乾嘉年间（1736~1820）大藏书家鲍廷博（1728~1814）父子刊刻的著名丛书《知不足斋丛书》三十集中的第十三集中的一部，系明代黄煜所辑，它收辑了包括了杨大洪（杨涟）所写的《血书》在内的明朝天启年间（1621~1627）东林党的一些著名人物的就逮诗、狱中血书、绝笔、自谱、自叙，以及当时人记述这一惨祸的经过等等。
尊您的意思，下面发帖直接作为跟帖回复在这个主题下来续。谢谢！
《访苏印象》考
——《吴晗全集》史实考丛谈之二
习 之
《吴晗全集》（十卷本）第九卷第205页至211页上刊载了吴晗的遗著《访苏印象》一文。在该页的页脚上，有一个编者对这篇文章的题目《访苏印象》的注释，其原文如下：
“ ※ 1950年，我国应邀组织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三十二周年的纪念典礼。代表团团长为丁玲，副团长为吴晗、许之祯。代表团部分成员写作的访问记，后结集出版，其中有吴晗的两篇文章，本文为其中一篇，另一篇为《莫斯科的面包工厂》。
吴晗时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中苏友好协会北京市分会副会长、北京市副市长。
本文最先是吴晗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的演讲，由《进步日报》记者静远记录，后经吴晗校阅和补充。”
在这个注释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提出来和大家讨论一下：
第一个问题：吴晗访苏的时间到底是在1950年还是1949年？
吴晗访苏是去参加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三十二周年的纪念典礼，回答这个问题只要弄清楚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三十二周年的纪念典礼是在哪一年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世界近代史的基础常识问题。童叟皆知，苏联的十月革命是发生在上个世纪的1917年11月7日。那么，十月革命胜利三十二周年就应该是1949年，而不是《吴晗全集》编者注释中说的1950年！
另外，有三个数据可以佐证吴晗访苏是在1949年:
1、由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编辑、新华书店发行的丁玲、吴晗等著的《访苏印象》一书是1950年10月出版的，它出版在1950年11月7日的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之前；
2、吴晗的《访苏印象》一文首次发表是在1950年1月15日的《中苏友好》杂志第一卷第三期上，这一条在《吴晗全集》（十卷本）第九卷第211页，也就是吴晗的《访苏印象》这篇文章结尾的这一页的页脚，也有标注；
3、在《吴晗全集》（十卷本）第九卷第205页页脚的注释中有这么一段：“本文最先是吴晗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的演讲，由《进步日报》记者静远记录，后经吴晗校阅和补充。”也就是说，吴晗的《访苏印象》一文的最初形式是吴晗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的演讲，它肯定还在“1950年1月15日”之前。
第二个问题：《访苏印象》一书是不是仅仅是我国应邀参加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三十二周年的纪念典礼的代表团部分成员写作的访问记的结集出版物？
带着这个问题，我到国家图书馆的保存本库阅览室查阅了《访苏印象》一书。在该书的“编辑例言”中，我找到了答案，“编辑例言”说：
“这本书所搜集的主要是我国几个代表团团员们访问苏联的印象记述。这些代表团如下：
一是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是去年七月间，由我国青年界特别选派，专程前往参加在匈京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民主青年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和国际青年节的。……
二是去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三十二周年纪念节时，我国全国总工会和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应苏联职工总会和对外文化联络协会之邀，派往莫斯科参加庆祝典礼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包括工人、农民、青年、妇女、文化、教育、科学等团体代表，共计十五人，以丁玲为团长，许之祯、吴晗为副团长，沙可夫、曹禺为正副秘书长，其余代表为丁西林、李凤莲、李永、许广平、龚普生、李培之、赵树理、马思聪、白杨、袁致和。……
此外，还有我国去年前往参加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所举行的第一次世界陆空运输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和今年应苏联职工工会之邀前往苏联参加五一节的我国工会代表团。
……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研究出版部 一九五0年六月 ”
从“编辑例言”中我们得知，《访苏印象》一书是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研究出版部将我国上述四个代表团团员们访问苏联的印象记述结集的出版物。丁玲的文章《苏联人》被排在该书的第一篇，吴晗的文章《访苏印象》被排在该书的第二篇、吴晗的另一篇文章《莫斯科的面包工厂》被排在该书的第十五篇。而吴晗的《访苏印象》一文被定为了这部集子的书名。
“《历史故事》丛书主编”考
——《吴晗全集》史实考丛谈之三
习 之
在《吴晗全集》（十卷本）第十卷第452页至第474页刊载了编者编辑的附录八：吴晗主编的丛书。在这个附录的474页上，编者介绍“ 《历史故事》 （6集）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系列丛书《历史故事》真的是吴晗的主编吗？
带着这个疑问，我在国家图书馆的保存本文献阅览室查到了这本1963年6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系列丛书《历史故事》的第一集。
在这本《历史故事》第一集的封面、扉页和版权页，我除了看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教科学编辑部编”的一行字和正文的第一篇是由吴晗撰写的文章《隋末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外，怎么也找不到有关“吴晗主编”的字样。于是，我进一步翻开这本书的“序言”阅读。
“序言”是吴晗写的。读了几段后，觉得似曾“相识”。原来这个“序言”已经收集到了《吴晗全集》（十卷本）的第九卷第363页至367页，不过是它不是从《历史故事》这本书中搜集的，而是在1963年3月30日的《文汇报》上搜集的。而且它还有了一个新的题目：《普及历史知识的一套好书 —— <历史故事>序》。
吴晗在他写的“序言”中，从侧面回答了他是不是系列丛书《历史故事》的主编的问题：
“两年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教科学编辑部举办了历史故事节目，通过祖国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历史主义、爱国主义的教育，我十分赞成，并且担任了第一讲的讲员，讲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的故事。
同时，北京出版社也认为电台虽然广播了，但不可能每人都有时间听到，更不可能每人每次都听到，决定把广播过的讲稿选辑成书，使听过的人可以重温，巩固记忆，没有听过的人可以读到，对普及工作作进一步的贡献。第一批选辑了八本，以后准备继续出下去。并要我写篇总序。
我欣然接受了写这篇总序的任务，因为……”
显然，吴晗是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故事》丛书的主编，完全是《吴晗全集》编者凭空杜撰的“史实”。
问题是这样明显的问题是出在著名的《吴晗全集》十卷本上！
但现在的老百姓也不是那么愚昧无知呀！
《航海攻心战术》考
——《吴晗全集》史实考丛谈之四
习 之
《吴晗全集》第七卷第384页至386页刊载了吴晗的《航海攻心战术》一文。文章末尾标注，这篇文章发表在1948年10月1日的《中国建设》第七卷第一期上。
在《吴晗全集》第四卷第313页至316页刊载了吴晗的另一篇文章：《官僚政治的故事》。但阅览该篇文章后便会发现：这篇文章有两个章节，第一章节的题目为“航海攻心战术”；第二章节的题目为“碰头和御前会议”。
第七卷中的《航海攻心战术》一文和第四卷中的《官僚政治的故事》中的第一章节的“航海攻心战术”所表述的内容是一样的吗？
怀着一点好奇的心理，我将第七卷和第四卷两卷书中的这两篇文章摆在一起进行比较、鉴别。出乎意料的是：刊载在第七卷上的《航海攻心战术》一文和刊载在第四卷上的《官僚政治的故事》中的第一章节的“航海攻心战术”，除第七卷那篇文章的末尾多了一行：“—— 参看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五，《和看花行者的谈往》”的注释外，其它竟然一字不差！
其实，这两篇文章如果发表的时间和载体各异，也就无可非议了。但奇怪的是，刊载在《吴晗全集》第七卷上的《航海攻心术》和刊载在《吴晗全集》第四卷上的《官僚政治的故事》一文的文章末尾标注的发表时间和载体都是在1948年10月1日的《中国建设》第七卷第一期上！这就是说，在1948年10月1日的《中国建设》第七卷第一期上，同时刊载了吴晗的一篇题为《官僚政治的故事》和一篇内容和《官僚政治的故事》中的第一章节的“航海攻心战术”的题目和内容完全相同的《航海攻心战术》的文章。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
比较和鉴别的结果，将我的好奇心理撩拨到了极致。我想，这场“官司”的最好“证人”就是1948年10月1日第七卷第一期的《中国建设》。如是，我到国家图书馆的民国期刊阅览室找到了这本1948年10月1日第七卷第一期的《中国建设》。
在1948年10月1日出版的《中国建设》第七卷第一期的48~49页我查到了这篇刊载在“旧史新谈”栏目下的文章：《官僚政治的故事》。但不论我从这一期的目录中找，还是整本杂志翻阅，除在《官僚政治的故事》这篇文章中的第一节有“航海攻心战术”外，怎么也都找不到那篇题为《航海攻心战术》的文章！
查到这里，问题已经昭然若揭。留给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编者，是否能事先发现这类问题，处理好这类问题，在遇到这样的问题时，是否应该予以说明和注释，免得读者弄得一头雾水！
正在看文革报纸，也在看吴晗的部分文章。
《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考
——《吴晗全集》史实考丛谈之五
《吴晗全集》（十卷本）第十卷第448页至450页刊载了编者编辑的附录六：《吴晗著作书目》。在这个《吴晗著作书目》里，编者介绍：“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 （历史论著集） 1936年清华大学油印本。”
吴晗的这篇文章我以前是粗略地看过的。记得它只是一篇文章，而不是一部什么“历史论著集”。
笔者在《吴晗全集》第二卷第111页~148页上找到了这篇文章。吴晗的这篇文章写作于1935年9月18日，发表在1936年的《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一期上。吴晗的这篇论文比他平常写的一般的论文要长一点。一共有38页，洋洋洒洒约三四万字。分作四个章节进行撰述。 但不管怎样，它也还只是一篇文章，不是一批作品的“集”子。
关于对“集”这个字的解释，我查找了《百度词典》。《百度词典》说，该字的词义有十种，其中第三种是：“会合编成的书：～子。文～。诗～。选～。全～。” 我们看到，吴晗的这篇《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不是“许多著作”的“会合”，而仅仅就是一篇文章，《吴晗全集》的编者将它“判”定为“（历史论著集）”显然是很欠准确的。
笔者还对《吴晗全集》的编者关于《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这篇文章是“油印本”一说，进行了考证。
笔者从网上搜索到了一张当时“国立清华大学”的《清华学报》为这篇论文出版的单行本的照片（请见文后的附件）。显然，从这张照片上的字迹看，这是典型的铅字印刷用的“宋体”字，而不是编者说的“油印”字体。有人会说，“照片上的这种效果，用中文打字机打出来后再‘油印’，也是可以得到的”。是的，这种说法是站得住脚的。不过，我通过考证中文打字机的历史，便可以推翻这种说法。
老式的中文打字机虽然早在上个世纪的1915年发明问世，但由于老式的中文打字机的操作并不容易，捡字也很十分困难，当时一般人还是习惯用油印或铅印。直到上世纪中叶后，由于老式中文打字机的不断完善，才逐渐普及成为各机关学校办公用的工具。吴晗的这篇文章的单行本出版在1936年，所以应该不是“用中文打字机打出来后再‘油印’”的。
再则，笔者还查阅了《百度词典》对“油印本”和“油印”词义的定义。《百度词典》说：“油印本是一种由油印机印刷出来的书籍的称法。所谓油印，就是将蜡纸覆于钢版上，用铁笔在上面刻字，然后再滚上油墨印刷。”
如果说，要考证吴晗的《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这篇论文是不是“用中文打字机打出来后再‘油印’”的非常困难的话，那么，看看笔者收集的这份《清华学报》为吴晗的《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一文所出版的单行本的影印件，来辨认是在钢板上刻的字还是铅字印刷用的“宋体”字应该还是轻而易举的事了。
附件： 笔者收集的《清华学报》为吴晗的《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一文所出版的单行本的影印件。
“《由僧钵到皇权》出版社”考
——《吴晗全集》史实考丛谈之六
习 之
《吴晗全集》（十卷本）第十卷第448页至450页刊载了编者编辑的附录六：《吴晗著作书目》。在这《吴晗著作书目》里，编者介绍：“从僧钵到皇权 （人物传记） （此书与《明太祖》是内容相同的一本书，两个书名） 1944年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
在我的记忆中，吴晗的《明太祖》一书是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的，而《从僧钵到皇权》好像不是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的！吴晗好像还专门为这两本书写过一篇文章。
我在《吴晗全集》第七卷第154~169页上找到了吴晗写的这篇文章：《<明太祖>和<从僧钵到皇权>》（吴晗的《史事与人物》一书中也有该篇文章）。吴晗在这篇文章的开篇写道：
“《明太祖》和《从僧钵到皇权》是一本书，内容完全相同。所不同的第一是出版家，《明太祖》被掠夺成为“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的一种，主编人是潘公展和印维廉，出版者是胜利出版社。《从僧钵到皇权》是：战国丛书的一种，后来改为在创书林，主编人是林同济。书名也是林先生改的。出版者我忘记了。”
连吴晗自己都忘记出版社是谁了，在网上搜索又找不到有关《从僧钵到皇权》的出版社的信息。看样子，有关《从僧钵到皇权》一书出版社的考证就此要终结了。
幸好的是，我利用编篆《吴晗年谱》到国家图书馆查阅有关吴晗的史料的机会，在国家图书馆北区中文二楼阅览室，找到了一套《民国时期总书目》。在这套书的历史 传记 考古 地理卷 下册的第531页上，我找到了这么一个条目：“由僧钵到皇权 吴晗编著 重庆 在创出版社 1944年7月初版 194页 32开 ”。
继而，笔者又通过“百度”的图片搜素，搜到了一张《由僧钵到皇权》的封面的照片（见附件）。虽然这张封面已经是破残不堪，图片清晰度也不甚很高，但“在创出版社印行”七个字却显赫易辨！
是重庆在创出版社，不是重庆胜利出版社！
《吴晗全集》的编者将吴晗的《从僧钵到皇权》一书说成是1944年由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显然是弄错了！
附件：笔者搜集到的《由僧钵到皇权》一书的封面照
《胡应麟年谱》出版社考
——《吴晗全集》史实考丛谈之七
《吴晗全集》（十卷本）第十卷第448~450页上刊载了编者编辑的附录六：《吴晗著作书目》。在这《吴晗著作书目》里的第一页第一行，编者介绍：“胡应麟年谱 （人物年谱） 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我的印象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基本上是一些古今典籍或是一些颇有名望的学者的著述。特别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这些古今典籍和颇有名望的学者的著述更加屈指可数。而这个时期的吴晗，还是一个“未出茅庐”的清华大学的三年级学生。他的《胡应麟年谱》，虽然当时能当敲开著名学者胡适学术之门的敲门砖，被胡适认为他是一颗即将升起的学术新星，而倍受青睐和推崇，但未必能被商务印书馆作为“颇有名望的学者”的“古今典籍”看好而出版。
带着这个疑问，我到国家图书馆中文图书基藏库阅览室找到了这本大约是小32开的薄薄的吴晗的著作——《胡应麟年谱》。这是一本复制本图书（原本为16开 26cm ）。书的封面和扉页上都清晰的印着：
“ 国立清华大学
清华学报九卷一期单行本（民国二十三年一月） ”
接着，我又在国家图书馆北区二楼的中文图书阅览室找到了一本名为《民国时期总书目》的工具书，在它的历史 传记 考古 地理分册的（下）卷的第626页，我看到了这么一个条目：“《胡应麟年谱》 吴晗编，北平 国立清华大学 1934年1月出版，68页，16开……封面下题：清华学报9卷1期单行本。”
继而，我又通过“中国旧书网”上的信息，联系到了一位在上海的手机号为“159××××8462|”的旧书店老板，他那里有一本民国旧书《胡应麟年谱》。他告诉我，他的那本民国旧书《胡应麟年谱》也是“国立清华大学”民国二十三年一月出版的。
有不有可能是在《清华学报》发表以后，胡适或其他人为吴晗介绍到商务印书馆去发表的呢？据史料推断，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当时的胡适曾担任过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①的委员。且早在1931年的下半年，吴晗也曾写信求胡适帮忙介绍发表《胡应麟年谱》：“《胡应麟年谱》……重正稿约一月后可卒……届时拟仍呈政于先生，并为介绍发表……”②。于是乎，我又登录了商务印书馆的网页。在他的“百年大事记”栏目里，我看到了商务印书馆1934年编辑、出版的图书“清单”：
“辑印《四部丛刊续编》，收书八十一种，一四三八卷。
辑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编印《万有文库》第二集。
编印《幼童文库》。
出版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
出版吴半农译《资本论》（[德]马克思著）第一卷第一分
册。
影印《嘉庆重修一统志》。
影印《六省通志》（湖南、浙江、广东、畿辅③、湖北、山
东）。”
不论我怎么卯足劲找，也找不到吴晗的《胡应麟年谱》的字迹！
我想，看样子，所谓吴晗的《胡应麟年谱》一书是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一说，只怕是子虚乌有的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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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张元济任主席，胡适、蔡元培、陈光甫等为委员。东方图书馆是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资料室发展、演变而成的民营公共图书馆。规模之大，设施之新，藏书之丰，珍本之多，管理之善，影响之广，时为国内之最。曾享有“东亚闻名文化宝库”、“亚洲第一图书馆”之美誉。东方图书馆又名上海东方图书馆，是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图书馆。
② 本条引自《吴晗全集》十卷本第10卷第143页。
③ 畿辅，清代直隶省的别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