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报纸里的文革1966 -- 天天向上A

（五）提高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水平。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跨越式发展。制定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综合性政策，启动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跨越发展行动。按照扶优、扶大、扶强的原则，选择一批经营水平好、经济效益高、辐射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予以重点扶持。依托农产品加工、物流等各类农业园区，选建一批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推进龙头企业集群发展。引导龙头企业采取兼并、重组、参股、收购等方式，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支持龙头企业跨区域经营，提升产品研发、精深加工技术水平和装备能力。鼓励龙头企业采取参股、合作等方式，与农户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关系

强化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带动能力。广泛开展示范社建设行动，加强规范化管理，开展标准化生产，实施品牌化经营。加大合作社经营管理人员培训培养力度，加强合作社辅导员队伍建设。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参加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与批发市场、大型连锁超市以及学校、酒店、大企业等直接对接，建立稳定的产销关系。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在自愿基础上组建联合社，提高生产经营和市场开拓能力。扶持合作社建设农产品仓储、冷藏、初加工等设施。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在依法自愿有偿和加强服务基础上，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化、专业化生产经营。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向生产和经营能手集中，大力培育和发展种养大户、家庭农（牧）场。严格规范管理，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立规模化生产基地。实施“一村一品”强村富民工程。

（六）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增强农业公益性服务能力。加快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改善工作条件，保障工作经费，创新运行机制，健全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加强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和防控能力建设，大力推行专业化统防统治，力争在粮食主产区、农作物病虫害重灾区和源头区实现全覆盖。加强动物防疫体系建设，完善国家动物疫病防控网络和应急处理机制，强化执法能力建设，切实控制重大动物疫情，努力减轻人畜共患病危害。

大力发展农业经营性服务。培育壮大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技术协会、农民经纪人、龙头企业等各类社会化服务主体，提升农机作业、技术培训、农资配送、产品营销等专业化服务能力。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管理，规范服务行为，维护服务组织和农户的合法权益。

那么为什么文革后来升级至近乎内战的程度? 对此仍然没有全面可信的研究成果, 不过确

有一些好的局部研究. 这些研究说明: 第一, 文革中青年学生和工人对特权阶层的不满程度

比毛泽东原来估计的要严重得多; 第二, 解放军对文革的态度暧昧, 第三, 受到威胁的高级

干部的子弟获得了武器并向对立面开战; 第四,文革成为很多人清算旧账的机会, 也促成了

各种新主从关系人脉网络的建立, 这是中国政治运动背后的隐性动因. 第五, 当“巴黎公社”

式的政权在一些城市里威胁到共产党自身的存在时, 毛泽东选择了后撤.

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莫文骅中将，好写回忆录。他１９６１年底公开出版的《回忆红七军》及１９６４年内部重印的《红军第七军简史》，均提及红七军诞生不久、战斗正酣之时，红七军政委邓小平“即经龙州出越南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此一表面看来没有什么不妥的表述，却引致了已为中央核心领导的当事人相当不快。１９６５年３月，军委办公会议奉命宣布：撤销莫文骅的院长职务。调总政保卫部部长蔡顺礼中将任政治学院院长，原副院长孔石泉中将改任新增设的政治学院政委，调中共海南军区党委书记、军区第二政委宋维轼少将，也就是柏林的父亲，到京任政治学院副院长。

这一“利用回忆录诽谤中央领导”的事件，不像李建彤的《刘志丹》“利用小说反党”案般为人所知。今天，除却极个别还在世的当事人外，想必已很少有人能记得起来。不料近些年莫文骅又出版了他的新撰回忆录，上述邓到上海事，自然就只字不提了，而１９６５年初遭撤职，被描述为是林彪要和他“摊牌”，整他。然而后文却又写道，１９６６年８月，叶帅电话告诉他：问题可以平反了。不久，经毛泽东批准，总政决定，撤销原来对他的处分（《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版，页６７６－６７８）。

稍为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１９６６年８月正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时。林彪在这次会议上被决定为党内第二号人物，而莫文骅得罪了的邓小平，正受到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严厉批评。如果按莫文骅所认定是林彪整他，为什么正当林彪地位冉冉上升之际，他反倒可以平反了呢？

可见，回忆录通常很有些不太可靠之处，尤其是当今一些名人回忆录。几乎无处不在的“选择性记忆”，使回忆录往往极容易隐瞒了些什么，或又编造了些什么；可能随某种需要删除了些什么，或又增添了些什么。不知不觉，使人堕入了浓浓的历史迷雾之中，以为真实，却为虚假。

“血统论”还是有它的复杂性。按理说“血统论”不符合党的政策，当然就是错的。而事实上却有另一套潜规则：“文革”前，出身不好的人学习再好也考不上大学，学问再大也发表不了文章，能力再强也担任不了重要职务。在这个意义上，“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过是用糙话概括了这潜规则罢了。历来就有用糙话阐释政治甚至哲学原理的传统，比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土不豪，无绅不劣”这类山沟版的马克思主义，都曾是中国革命的经典句式，“文革”中的“造反有理”也是这套话语的滥觞。

这口号难道真的要欺负那些“反动派”的子女吗？不。所谓“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老实着呢，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的历练，他们早就学得乖乖了。刨根问底，这口号是冲着另一帮人去的，他们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他们代表着国旗上的两颗星星，即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什么是小资产阶级？其实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当时我们管人家叫作“小职员”、“小市民”。他们历来从未在政治上被欺负过，却在红卫兵手下遭了殃。

从一九六六年的七月到十月，关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口号，我们就辩论了整整三个月。一开大会人头攒动，风起云涌，几乎一边倒拥护“血统论”。蛮不讲理，拳头加叫骂，就是红卫兵的斗争方式。开辩论会表面上还挺民主，谁想发言都行。但上了台你得先自报“出身”。你要是说：“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贫农！”“我出身工人！”就会赢得一片掌声。如果你说：“对不起，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资本家……”那就甭想再说下去，“在“狗崽子”的叫骂声中被轰下台。还有一种情况，你自报好出身获得掌声，要是接着说：“但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那么“叛徒！败类！”的叫喊声照样会把你轰下去。

按理说，四中应该是个“阶级斗争”很激烈的地方，但情况恰好相反。“文革”中，四中的同学基本上分成了两派，而北京别的中学往往分成三派——“老兵派”、“四三派”和“四四派”。“老兵派”就是我们这帮人，以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为主。“四四派”以所谓出身好的学生为主，多是工人和普通干部的子弟。“四三派”则是以所谓出身不太好的学生为主，尤其是以“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为主，并非“黑五类”。而“黑五类”相当于“贱民”或“不可接触者”，无论哪一派都不想沾他们，不然就会被对立派抓住把柄。四中几乎没有“四四派”，只有“四三派”和我们“老兵派”互相争斗。但奇怪的是，高干子弟也有参加“四三派”的。有个高干子弟叫高中，是我们学校“四三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四中也有势不两立的派系争斗，但绝无你死我活，绝无往死里整人。四中的理性是全面性，最初体现在孔丹秦晓这些“老兵派”的首领身上，后来则被对立面接了过去，体现在“新四中公社”的核心成员身上。

虽然他们呼啸成群，惹事生非，特别是在群众面前瞎折腾，展示优越感，引起极大的社会反感。他们一边与“中央文革”对抗，一边和普通群众叫板，丧失了最起码的纪律性。

在四中，我可能是打人最凶的一个，但做为四中的学生，我也坏不到哪儿去。

说实话，整个学校气氛让人感到压抑，又很难说清来龙去脉，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比如衣着，简直朴素到可疑的地步：带汗碱的破背心、打补丁的半新衣裤，露脚趾头的军用球鞋。可尽人皆知，四中是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学校。显然有什么东西被刻意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

有一天在教室，同学的装束让我大吃一惊。他们摇身一变，穿上簇新的绿军装，甚至将校呢制服，脚蹬大皮靴，腰系宽皮带，戴红卫兵袖箍，骑高档自行车，呼啸成群。让我想起刚进校时那莫名的压抑，原来就是优越感，这经过潜伏期的传染病终于爆发了。

1968年春，学校来了几个不速之客，直奔原校长室小院东侧尽南头的“革委会教育革命办公室”，门口还挂着“中学红代会作战部联络处”的牌子——这里也是北京中学“四三派”唯一的常设机构。

他们是北师大学生，因持有中央文革小组的介绍信而显得骄横，把桌椅弄出声响。此行目的嘛，是为了调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的高考制度，即旧高考制度如何打击工农子弟，保护黑五类子弟。

曾主管高考的前教导主任屈大同应声而至，诚惶诚恐，但他心里有数——“文革”快两年了，什么阵势没见过。读罢介绍信后沉默片刻，他悠悠叹了口气说：“恐怕我得让你们各位失望了。”事实是，四中高考升学率在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但同在分数线以上，往往是出身不好的被筛选下来。他说：“告诉你们，每个学生的档案袋正面是张表格，表格右上角就是中学政审意见，只要建议不录取，考出大天，也上不了大学。”

屈大同本人就是国民党少将之子，熬到名校教导主任，深知其中奥秘。见来访者满脸惊色，他更加得意：“给你们举个例子，知道钱伟长是谁吧，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兼教授，也是个大右派。他儿子钱元凯就是由于政治鉴定不合格，成绩再好也没用，哪个大学都没录取。这就是党的阶级路线。”

屈大同是钱元凯的高三班主任，曾对他发誓说出身问题绝不会影响升学。于是钱元凯报考了清华大学，虽获华北考区总分第二名，竟没有被任何大学录取。1958年9月，他到石景山钢铁厂当壮工，两年后改车工，他在劳动中坚持自学。由于爱好摄影，1968年他自制了照相机等摄影器材，后调到北京照相机厂，从技术员熬到总工程师，成为照相机技术理论的权威。

6月某日，四中初二的学生刘源，把一封信放在当国家主席的父亲的案头。幕后策划者是高三五的几个高干子弟，他们从内部得知中央有意废除高考，决定抓住这一历史机会。6月18日《人民日报》分别刊登北京四中和北京女一中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书。

遇罗克

　　姚文元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给口碑传颂的清官们判了死刑。他认为《海瑞罢官》中的海瑞是个假海瑞。他引征了几页史籍，并加以分析，说海瑞根本没干过好事。无怪乎有的同志读了这篇评论大摇其头，深感有划分清楚历史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必要。

海瑞可以大歌而特颂

　　如果就剧论剧，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其缺点绝不是因为把海瑞写得太高大了，太英雄了，恰恰相反，吴晗同志多少还担心遭受机械唯物主义观点的攻击，不客气讲，还有点怕，还不敢把海瑞写得更英雄些，更高大些；还拘于史料的限制，还没有把海瑞更理想化。让人莫名其妙的是，竟有人在《北京日报》上发表大块儿文章，作者看到剧中海瑞讲了“何以对慈母、对皇上、对百姓”这么几句话，就认定吴晗同志有意在宣扬封建道德观!那不正是吴晗同志为了暴露海瑞的历史局限性才加上去的吗?

　　说假海瑞可以大歌而特颂，真海瑞有没有可以赞扬的地方呢?姚文元同志既然把海瑞认定为地主阶级的一员，认定他每时每地都是地主阶级的自觉的忠实捍卫者，因此就无法解释海瑞一些有利于人民的政绩。在史实面前，他就采取了两种手法:一是否认，二是贬低。姚文元同志真武断得可以。他说平冤狱，那是惑人视听；退田，那是为小地主服务；实行一条鞭法，丈田纳税，那是徒有其名；修吴淞江，这总是真的了吧?不，姚同志偏偏盯住史书的“一月竣工”四个字上。说一个月根本不能完工，想必是张冠海戴，记错帐了；那么，或许海瑞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这总不会太虚妄吧?姚同志却说:穷人无钱着白衣，因此大不可信。我看，若说有一种人曾犯过考证癖，姚同志大概就犯了否定癖了。　　

海瑞做了叛逆本阶级的事

　　封建社会中的道德观、伦理观是错综复杂的。封建正统观念不管是多么肤浅，也会有一点儿本来属于人民的东西，非如此就不能起到欺骗人民的作用。统治阶级的绝大多数人是不会傻到自缚手足的。正所谓“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但也许这一套会骗住一两个本阶级的“痴子”，真的相信了仁义礼智信，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甚至连皇帝也看着不顺眼了，上疏骂一骂，我们也不必非得说他是自觉地捍卫本阶级的利益。因为他的阶级观念还不很明确，我们得原谅，他到底是四百年前的古人了。海瑞在当时正是被称为“痴子”的。而这种痴子还是对人民有益的，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的。他虽算不得天下的救星，倒也无愧于一方的护法。不过请姚同志放心:这种人是不会推迟农民起义的。在矛盾尚未激化以前，部分的改良总是无可非议的。不过，在漫漫长夜之中，在统治阶级的泥淖里骤然出现一个有棱角的人物，并且肯为对立阶级做一点事，哪怕只有个别人物吧，不也没有基础吗?这在某些人看来真是不好理解。但不善于理解历史的人却无权擅改历史。阶级斗争是尖锐的，阶级关系也是复杂的。我们不能把某一个人看做是一个阶级或是一个阶级的绝对代表。我们既应该看到反动阶级通过宣传、利诱、欺骗、暴力会给革命阶级出身的个别人物一些不良影响，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人数众多的革命阶级通过反抗、斗争、磨擦、接触会给反动阶级出身的个别人物较好的影响。影响是相互的，尽管不是对等的。象海瑞这样一个出身非豪贵，处世很清廉的官僚，从人民之中接受了一些好影响，做几件叛逆本阶级的事，我看是用不着全盘否定的。这用阶级观点分析满可以说得过去，只不过使滥贴阶级标签的人感到困惑罢了。正因为海瑞有功于农民，所以才有怨于统治集团。他几次被贬，一次几乎掉头，始终未成显宦，被迫闲居达十六年之久，最后为了利用他在人民中的影响，到古稀高龄才被起用，不久也就呜乎哀哉了。我想:这只能说海瑞在某些方面是站在农民立场说话的，否则也太冤枉了。　　

人民和皇帝都纪念海瑞

　　姚同志或许会问:你说海瑞是属于人民的，而皇帝却说海瑞是他的，海瑞死后被谥为忠介公，这又如何解释呢?难道人民不应该站在皇帝的反面吗?姚同志在上述那篇文章里就象得了把柄似的，很发挥了一番。不过倒要请问姚同志:我们的标准何苦去以封建阶级的标准为转移呢?他说谁坏，我们就非得说谁好不可；他说谁好，我们就非得说谁坏不可，这不容易上当吗?我们确认自己的分析方法是最科学的，我们的立场是最坚定的，那么我们自己要怎样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就可以怎样评价，何必看皇帝的眼色行事呢?其实，敌我两方面都推崇一个历史人物，这是常见的，并没有什么矛盾。就以海瑞为例，皇帝一看自己的臣属被拉到人民那一边了，海瑞陡然一变，成了一个神话似的人物了。人民的海瑞和自己的官僚唱了对台戏。放到明处一比较，人民的海瑞太高大了，自己的群僚也实在太污淖了。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把死去的海瑞夺回来，算在自己的名下。因为皇帝(也只有皇帝)认得真海瑞，他虽不大喜欢真海瑞，却也没什么太大的仇恨，海瑞生前已被人民神化，因此待其一死，赶紧加封，好乘机把假海瑞夺回来。他这时就忘记了当初排挤海瑞，想杀他的头了。人民和皇帝都纪念海瑞，实际上纪念的是两个海瑞。这两个海瑞都不是真的，不过皇帝那个比较真一些。问题不在于皇帝怎样讲，史书怎样写。倒是我们今人该持何看法。一种是科学分析方法，一种是机械主义的方法。不分优劣，一古脑儿交给了皇帝，说这都是陛下的，我们不要了。我看这是赔本买卖。那样一来，四千年来的历史也就无一可继承了。从未见先进阶级有如此恨遗产者!也从未见不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而成为先进者!海瑞本人接受过人民的影响，史书上又夹杂着来自民间的传说，海瑞的形象就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的要求。你偏说曲折的我不继承，非要继承直接的，那么，对不住，这样的史书还不曾有过。

　　我们大家都讲应该用阶级观点研究历史和戏剧问题。姚同志说他是那样做的，我在这篇文章里也试图这样做的。但是我绝不能和姚同志得出同一结论。因为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也谈《海瑞罢官》

马捷

　　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作了全面的否定，认为它是棵毒草，并对《解放日报》和《文汇报》提出了批评。我们认为姚文元同志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为了达到自己否定《海瑞罢官》的目的，不惜断章取义地引用他人文章。为了明辨是非，为了引起大家来注意《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我们愿意在此与姚文元同志商榷。

一、《海瑞罢官》中的海瑞

　　历史剧《海瑞罢官》中的海瑞与历史材料中的海瑞是有一定的出入，问题的关键在于剧中的海瑞是改成好样了还是坏样了，是改成为哪个阶级所欢迎的人了。

　　姚文元同志口口声声抓住史料，以为海瑞①是作者“编造出来的假海瑞”。我们要问:明代史上有海瑞吗?海瑞是否为当代人民做了些好事(不管是客观地还是主观地)?海瑞是否做过封建官僚不肯做的也不愿做的事呢?这些问题，姚文元同志经过研究史料当然是会给予肯定的回答。我们看到《海瑞罢官》中的海瑞确实比历史中的海瑞高大得多，他能把徐阶的儿子徐瑛处死。对于这一点，姚文元同志深感不满地拉住吴晗同志的“力求其比较符合于历史真实，不许可有歪曲、臆造”这句话，企图使人相信，吴晗同志是为历史而历史的，根本没有马列主义的批判态度。令人遗憾的是，姚文元同志为什么不看见吴晗同志的“历史剧写历史人物则必须有所夸张、虚构，使之更突出、集中、鲜明生动”②这句话呢?姚文元同志:这不是恶劣的断章取义的人的手法吗?

　　把上面所引的吴晗同志的两句话综合起来，我们认为这才是吴晗同志的真正的对待历史的观点，也是比较正确的对待历史剧的观点，也是对立统一的马列主义观点。

　　姚文元同志说，《海瑞罢官》中的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抢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形而上学观点。当剧中的海瑞将来作应天十府巡抚的时候，急的是贪官污吏，喜的是千万乡民，在后来海瑞处理问题时，高兴的也是“众乡民”，我们都知道“群众是我们的事业取得胜利的一个保征”这起码常识，只要有群众的支持(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我们的工作就会取得胜利。“众乡民”对海瑞感到由衷的高兴，值不是支持吗?姚文元同志不看这一点，却认为海瑞是“孤零零 ”的，“单枪匹马”的，这不是极其片面的吗?姚文元同志的群众观点在哪儿呢?

　　吴晗同志说:“假如历史剧完全和历史一样，没有加以艺术处理，有所突出、夸张、集中，那只能算历史，不能算历史剧。”③他的《海瑞罢官》还是实践了自己的观点。《海瑞罢官》在基本上符合历史的情况下，让海瑞做出历史上的海瑞不敢为的事情，他“敢把皇帝拉下马”，值不是大快人心的事吗?姚文元同志对剧中的提高不满意，除了说明他死死抱住历史不放，还能说明什么呢?

二、关于历史剧

　　姚文元同志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不仅反对了《海瑞罢官》，而且还指责了《海瑞上疏》。他锐:“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从这段话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作者不仅认为海瑞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爪牙，还认为历史上所有的“官”全是坏蛋，在他的眼里，什么越王勾践，什么刘、关、张，什么诸葛亮，什么包公，什么岳飞，什么杨家将，什么林则徐，什么邓世昌……他们统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爪牙和帮凶。那么请问:历代人民对他们的尊敬，是不是全是受了封建阶级的骗，也就是说，我国人民是上了圈套，全是愚味的?再请问，毛主席要求我们从历史中吸收精华，按照姚文元同志的观点，我们的历史中又而什么精华可吸收呢?这不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吗?再请问，我国所存的历史档案绝大多数写封建官僚的，按照姚文元的逻辑，岂不是可以把所有的史书烧光吗?姚文元同志何必费那么大劲看《明史》呢?

　　事实的根本在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具有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当他们还没有认识到拿枪杆子的重要时，就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宣传与反动阶级顽抗到底。《海瑞罢官》中的海瑞在这一点上是劳动人民感情的化身。历代反动派总是把自己打扮成神圣不可侵犯的模样。我们的祖先害所了吗?不，他们经过各式各样的传说，包括海瑞的故事在内，倾注了自己要反抗要斗争的信念。《海瑞罢官》中的海瑞之所以与姚文元同志所找到的海瑞两样，就是因为作者“加以艺术处理，有所突出，夸张、集中”，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愿望。

　　凡是我们所遇到的古代“清官“与“好官”，确是在历史中不存在的，但在劳动人民的世世代代口中存在得很多。历史剧则有权利也有义务把这些劳动人民口中存在的“清官”“好官”收集在剧本里，以达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这义不容辞的目的。

　　张真同志说得对:“我们写历史剧，并不是由于热爱古人，倒是由于热爱今人，不是要为古人作传，而是当作革命文艺工作来做的，因此要求做到古为今用，”④我们之所以要引这段话，是因为，姚文元同志既然提到了历史剧。我们就要向健忘的姚文元同志提醒:一九六一年期间，曾讨论过历史剧，当时的规模是很大的，请问姚文元同志在那次讨论中吸取了一些什么呢?事隔仅四、五年，姚文元同志又提出了旧论题，说明姚文元同志不是太健忘，又是什么呢?

　　正是由于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面对各式各样的史料，经过一个“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实践过程，才使我们的历史剧重放光明，真正达到了古为今用的目的。被姚文元同志批抨的《海瑞上疏》作者曾说过:“思想一解放，才想到历史事实虽然海瑞确不在场，但写成一个历史剧，又何尝不可以让海瑞到金殿上去和皇帝面对面展开合法斗争呢?这一改动，戏的面貌就完全不同了，戏剧性和予盾冲突就大大加强了。”⑤除了姚文元同志外，还有谁反对这一大快人心的改动呢?这是不是说，《海瑞上疏》的作者反历史呢?不，不能这样说，历史剧是要写历史的，但绝不能照搬，我们可以设想，姚文元同志在写此剧时会照搬，而我们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就会做历史上没有此事的改动，以让海瑞的眼中的皇帝更不在眼下，人民的思想感情(即不把皇帝放在眼下)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是场革命，这也是场阶级斗争。是墨守成规象姚文元同志所想的那样，还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加以新的发挥，更加有战斗性，这儿就有资产阶的级形而上学论和无产阶级的革新论的尖锐斗争。

　　姚文元同志责怪海瑞具有了先进思想，这儿我们可以用高尔基的话来反驳，他说:“我们写人，不仅把人描写成现有的模样，而且描写成将来所应有和必然会有的模样。”⑥我们不是要听高尔基的教导吗?很明显，姚文元同志同我们的革命文化导师的观点是格格不入的，而且是反对高尔基的观点的。海瑞是人民理想的化身，不与斯大林讲的农民“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一样吗?

三《海瑞罢官》教育了我们什么?

　　姚文元同志认为，我们向《海瑞罢官》学习，一学“退田”，二学“平民冤”，三学“反官僚主义”，他还讲吴晗同志“明确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服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呢?”关于这一点完全可以奉告。

　　文艺作品，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文艺作品，要读者从中吸取优秀人物的精神，要用作品中的优秀形像激励自己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但是姚文元同志偏不认识这小学生都懂的道理，以为戏中有“退田”，我们也“退田”；戏中有“平民冤”，我们也“平民冤”；戏中有“反官僚”，我们也“反官僚”……总之，文艺作品中的主人公干啥我们也干啥。按照这种荒谬绝顶的逻辑，我们读《铁道游击队》就要学刘洪等人飞车搞机枪；读《红岩》我们就要象舒低峰到敌人魔窟再斗争，在临死前要学江姐；看《李双双》我们的妇女同志，(而且只有妇女同志)就要勇敢地与自己不进步的丈夫斗争，假如丈夫进步，那只好干瞪眼。作者的这种推理与“《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英雄人物和《红岩》中的英雄人物当然是一脉相承的”⑦这句自己讲的话完全是自相矛盾的，按照作者对待《海瑞罢官》的看法，《霓虹灯下的哨兵》与《红岩》不仅是一脉不相承，而且连都连不上!

　　我们认为，看待《海瑞罢官》决不能持有姚文元式的依样画葫芦的观点。恰恰相反，马列主义者看作品最主要是学习其中优秀人物的精神实质，而不是其他。

　　首先，我们从一九六一年的国际形势可以看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结成了反华大合唱，他们从内部、外部进攻，企图搞跨我的党和我们的国家。其中特别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更是在经济上给以我们的严重威胁。是惧怕；他们，不搞社会主义了，跟在修正主义屁股后面投降于帝国义义，还是敢于揭露修正主义，勇敢地与他们斗争到底，我们的党，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要反，修正主义要斗，反动派也要斗，我们的社会主义也要搞，而决不是相反。

　　《海瑞罢官》的可贵之处也就是要求我们勇敢地与一切恶势力展开斗争，决不能惧怕貌似强大的恶势力。此剧的战斗性、革命性便在这儿，我们要不的也是这一点，正与当时出出的《越王勾践》等戏配合“发愤图强、自力更生”一样。把姚文元同志在历史上找到的海瑞搬上舞台，试问，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姚文元同志的反对剧中的海瑞，是不是反对我国人民的伟大战斗精神呢?对待恶势力不象剧中的海瑞一样去反对，请问眺文元同志想用什么来斗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呢?

　　其次，前边已说过，当时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历史剧的争论，有些人认为历史剧只能客观地反映历史，而不能有任何微小的改变(这也是今天姚文元同志的观点吧)；还有些人以为历史剧不受任何历史的束缚可以放任自由；另外就是以吴晗等同志为代表的既要以历史为基础，又要给以一定的改动。⑧

　　有了理性认识就应该到实践中去检验，吴晗同志就经过七次改写，写成了京剧《海瑞罢官》。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海瑞罢官》还是吴晗同志实践了自己的历史剧的看法，为自己的看法做了行动上的充分说明。这是《海瑞罢官》的第二条意义。

　　《海瑞罢官》的意义决不是姚文元同志的诬蔑、造谣和中伤所能抹煞的，这个剧本的主要的意义就是上述两点，不是很清楚的吗?

　　归根到底，姚文元同志反对海瑞，反对历史剧中的一切“清官”“好官”，反对了历史上劳动人民把感情倾注于某个官吏，反对了当时出现的历史剧。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姚文元同志断章取义地引用他人文章，断章取义地分析作品，其卑鄙程度是令人诧异的。从根本上看，姚文元同志还对毛主席关于从历史中吸收精华的教导采取了反对态度，这正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个反映。不管是自觉重还是不自觉地。

　　虽然历史剧的讨论才过去四年，但姚文元同志还不当它是一回事，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再展开一次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讨论。这不仅是《海瑞罢官》的问题，而且是历史剧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历史，以求得古为今用的目的的问题。

　　当然，《海瑞罢官》与我们的革命的现代戏讲，还是有不够的地方的。海瑞毕竟不是李双双王刚⑨、丁海宽及其它优秀的人物。这一点是不允许混淆的。

　　我们希望大家对姚文元同志和我们的文章给予注意，踊跃参加讨论，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注释:

　　①本文中未特别指出的海瑞是指《海瑞罢官》中的海瑞。

　　②《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八日《北京晚报》。

　　③《吴晗同志谈历史剧》，一九六一年第九、十期合刊《戏剧报》。

　　④《论历史具体性》，一九六一年第五、六期合刊《剧本》。

　　⑤《海瑞上疏》的《前记》。

　　⑥《文学论文选》(高尔基)第一八一页

　　⑦姚文元:《在前进的道路上》第二十一页。

　　⑧可参阅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剧论集》第一集。

　　⑨王刚是话剧《激流勇进》的主人翁。

人们普遍认为《出身论》导致遇罗克被枪毙的悲剧。据我所知，遇罗克之死恐怕与《出身论》并没什么关系。这倒不是在推托责任。当年我和遇罗克属于两个阵营，我编了那首歌，遇罗克批判了我们，结果他却被杀了。“伯仁非我所杀，伯仁因我而死。”

我与遇罗克当年近在咫尺。他的文章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那正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办的，编辑部就在离我宿舍不远的教研室小院。我有个同班同学叫史康成，也是他们一伙的。当年我们为这口号打得不可开交。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九六八年遇罗克被捕，史康成受牵连。没过两天，我也被工宣队关进学校，正好与史康成为邻。我们俩，一个是因为鼓吹“血统论”，一个是因为反对“血统论”，殊途同归。

“出身”这玩意儿今后的人恐怕会越来越难以理解了，但在那时候，却是我们头顶上的天空。“血统论”当时上至中央，下至群众，全社会都反对——它本来就很烂。遇罗克的悲剧是他对文化革命的质疑，作为思想者和殉道者，他提出的问题远比我们深刻得多。后来才知道他的死不是因为《出身论》，而是在“文革”前不久发表的反驳姚文元对《海瑞罢官》批判的文章，那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他比我们站得高，其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远远高于《出身论》。这绝非抹煞《出身论》的意义。那篇文章我看过，犀利，雄辩，知识广博，文彩飞扬。他是出类拔萃的人，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可惜哲人早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