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报纸里的文革1966 -- 天天向上A

过了2年多，1952年1月6日的《文汇报》告诉我们，这时的姚文元在青年团（共青团）上海市卢湾区宣传部任职，且在《文艺报》第90期上发表了一篇批判“庸俗、色情”滑稽剧《活菩萨》的戏剧评论文章。同年3月13日，《文汇报》又报道了1952年第五期《文艺报》的11篇文艺评论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姚文元写的，其内容为对张友鸾的小说《神龛记》和林焕平的《文学论教程》的批评。从该消息的报道方式可以看出，当时姚文元的评论文章还是比较受重视的。

1955年年初，姚文元很可能已经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了，并在理事会扩大会议上做了发言。发言时，他排在时任作协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唐弢之后、上海教育学院（目前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衍文之前。在这一年，姚文元已经显示出活跃的“青年文艺评论家”的范儿了，写了很多批判胡风的文章。

1956年，姚文元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很多文风大变的“散文诗般的”评论文章，如《碎贝集》、《未来集》、《回忆》、《时代的歌手在哪里》等等。这段时间姚文元的文章比较抒情，或者说，带点“林妹妹”的小资情怀。在这一年，小资的姚文元，和“南社”发起者、1921年的老党员邵力子打了一场有关蝌蚪的笔墨官司——到了“知天命”年龄的邵力子，突发少年情，居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介绍“活吞蝌蚪避孕法”。是年9月25日，姚文元在《新闻日报》上发表了《谈猎奇心理》驳斥邵老先生不讲科学——呵呵，那时的姚文元有点方舟子的味道。最逗的是，同年10月22日，《文汇报》在“读者意见”栏目里，刊登了署名王洪俊的反姚文章，曰“不是进了实验室才叫科学”，让姚文元“不要拿科学的把柄打人”。

在随后的数年里，姚文元一边发发抒情小诗，写写赞美文章，一边批批姚雪垠、王若望、徐中玉、巴金、徐懋庸、周谷城等人，一边地，还要撰文写写美学评论、诗词评论，还出版了包括《冲霄集》在内的数本个人杂文结集。在1960年出版的《上海十年文学选集之散文杂文选》中，就选用了姚文元的文章。

在这段时间，姚文元的文章里不乏引用刘少奇语录做正确与否标杆的例子。1963年，姚文元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会议上刘少奇做了重要讲话，而姚文元和邓拓都是大会的发言者。

在随后的一年，即1964年，姚文元应该已经加入上海市委写作组了。必须说一句，上海市委写作组，和其他很多地方的市委写作组、大学写作组一样，并不是为文革专门设立的。同为写作组的吴立昌、戴厚英、高云等人，会经常帮助姚文元打擂台。此时的姚文元，已经够突出了，但真的还看不出主角光环。他似乎只是上海滩上一个有点大名、但在中国大地上最多算有点小名的文艺批评者罢了。

……

拉拉杂杂说这么多，只是想让诸位看官知道，姚文元就是吃“捧人、骂人”这碗饭的，虽然他骂人比较多，但似乎也并未超出正常的文艺评论者的“捧骂比例”。

这是不是就表示，或暗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没有其他背景、只是姚文元自发的呢？说实在话，我目前依然不知道，我只是觉得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让我们首先看看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写了什么吧——

文章太长，就不全贴了，见链接外链出处

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符合其一贯的文艺批评风格。在一开头，就首先简单叙述了他理解的京剧《海瑞罢官》的主要情节，包括戏剧冲突的矛盾所在，以及吴晗给予的解决办法。之后，姚文元用大量的历史材料证明吴晗塑造的海瑞是个“假海瑞”（实际上，这种做法也是直到现在的几乎所有批评者对历史剧的惯常批评手法，海瑞形象不符合历史真实也是当时很多评论者的观点）。

姚文元首先质疑剧中的退田。他认为明代官僚地主通过“投献”兼并的土地，来自于中小地主、富农，而不是剧中所说的“佃农”。海瑞主持的退田，也只是退还受献土地，土地只可能回到中小地主和富农手里，而不是剧中所说的贫农、佃农。而且据历史记载，海瑞没有反对过豪强对农民放债。也就是说，为了烘托海瑞高大形象的该剧前三场戏，完全没有历史依据。海瑞并非剧中描述的为贫农、佃农做主的“大青天”，其作为只是为了缓和地主之间的矛盾。

姚文元认为，不仅剧中对“退田”的描述是错误的，对“平冤狱”的描写更是错得离谱。历史上松江知府、华亭知县根本没有被杀、被革，海瑞在苏、松期间也没有革过任何一个县以上官员。剧里安排海瑞杀掉徐阶之子徐瑛，在姚文元看来更是不应该，是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不惜改写历史”。

质疑了剧中海瑞的真实性后，姚文元接下来开始批判吴晗的“清官论”，认为即便清官也不能给普通百姓带来福祉。在文章最后一部分，姚文元提到1957年某些人突然大喊“反对乡愿，不做甘草”，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事，并将其与《海瑞罢官》里“羞为甘草剂”等台词联系起来，认为《海瑞罢官》有反对合作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嫌疑。

先给一个讨论的背景资料吧——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施蛰存在当年6月5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题为《才与德》的杂评，批判当时任命国家干部有“任德不任才“的倾向，但与此同时，部分国家干部的德之败坏，“骇人听闻”，有父子离弃的，有渔色学生的。在文章中，施蛰存说

从历史上来看，英俊有为之君，总是任人以才的，只有比较保守的帝王，才任人以德。然而也必须是继世之君方可。若创业开国之君，则天下离乱方定，如果无才俊之士，相与共治天下，单靠几个拘拘于小德的乡愿，那是打不开大局面来的。

单从文章来看，其实姚文元的联想并不算过泛过奇。咒骂甘草、反对乡愿，在吴晗此剧里，本就是一大特点，而且吴晗在写就《海瑞罢官》京剧剧本后，又多次发文强调这个，也多次强调“要注意历史剧的真实性和现实性”，因此，姚文元也就有把柄可抓了。和姚文元之前的文章比，我看不出此文有“过分上纲上线”的迹象。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和其他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相比，太平和，也太符合姚文元一贯的写作风格，看不出明显的“被指使”迹象。

在此时还有一个问题，即文章出台时间是否太巧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不是太晚了？毕竟此剧已上演数年。我目前的研究对此没有定论。不过，我看过之前姚文元对其他人的批判，也并非每个都是即时出目标即时批判的，而是有一定的时间差。比如说57年批判王若望42年的错误，同年批徐中玉“文抄公”时翻出8年前的事。而在1958年，姚文元更是批判了巴金的处女作、1929年写的小说《灭亡》——这个对于文艺批评者来说似乎也很正常，没有现实目标时，他们会翻翻故纸堆。

但是，但是，上面说的这些其实都不算重点，真正的重点是——

目前有关《海瑞罢官》出台真相的回忆录有几个巨大的bug。首先就是关于柯庆施。甚至在左派写作者中，也会出这样的问题，如老田的文章。此谬误的源头，是科幻兼“史幻”作家叶永烈。

在这些文章里，一般都会提到“柯庆施和江青在1965，上瞒中央、下瞒上海市委，整《海瑞罢官》材料”，且把细节写得有鼻子有眼、毫发毕现。可惜，1965年4月9日，柯庆施就死于成都，且在此之前最少有1年，罹患肺癌的柯庆施，主要工作是休养身体，很少抓具体工作了。由于柯庆施在死之前早已位列国家领导，上海的日常工作其实是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书记处书记兼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主持的。柯庆施死后没多久，陈丕显就升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上海写作组其实早在在60年代初，甚至更早的时间就已经存在。而文革期间活跃的写作组班子，有的资料说是1964年由石西民创立的，有的说是60年代初由柯庆施创办的。我比较倾向石西民这个说法，因为这个说法是原写作组的人自己说的。在这些资料里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写作组直接归属上海市委领导，且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或位列第二位的人来领导。

写作组选题是自拟还是有上面定？各处说法不一，有的说比较自由，有的说大的选题，特别是系列选题，需要上海市委定。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则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他自己的意思，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则该文代表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主的上海市委的意思。此时在上海党政军排名中，张春桥不仅排在陈丕显、魏文伯、韩哲一、曹荻秋之后，也排在马天水、王一平之后。

还有更直接的证据，来自原载《新闻午报》继而在各大报纸和网站上刊登的资料。外链出处该资料说

市委领导陈丕显、曹荻秋看到写作班子成员夜以继日，很辛苦，就要市委秘书长李家齐来关心，要“慰问慰问同志们”。怎么慰问呢？烧几个好菜。当时大家不管在丁香花园或是在武康路二号，大部分人住集体宿舍，一日三餐都是从康平路市委伙房装上黄鱼车用棉被盖住拖来，大家自掏腰包买饭票吃饭。李家齐觉得过意不去，就用上交的稿费，要市委伙房的大师傅做了三桌菜，什么松鼠鳜鱼、脆皮鸭子等，送到武康路二号楼下大厅里，放在几张乒乓球案上。徐景贤把各组人员都召集拢来，把姚文元也请来，共同聚餐，皆大欢喜。

很显然，陈丕显和曹荻秋不可能不知道姚文元的文章，也不可能出现姚文元背着陈、曹为江青或张春桥写作而陈、曹被蒙在鼓里的事。

那么，我们就必须面对一个问题了——要么，陈丕显是和江青直接联系的人，或认同并牵线姚文元和江青直接联系；要么，这篇文章本来就是姚文元自己写的，上海市委写作组认可该文章，并发表在上海本地的报纸《文汇报》。由于我目前没有发现陈丕显和江青的紧密联系证据，加之改开后陈丕显的地位和其子女的回忆录，因此我更倾向于第二种情况。

文章刊出后，就不仅仅属于原作者了，也同时属于读者和社会。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显然是很容易获得毛泽东认同的。

首先是对“清官论”的批判。我个人认为，在对吴晗此剧和姚文元文章的评论，刚开始走的其实是正道，是符合毛泽东意思的。毛泽东一向是反对“清官论”、反对“乞讨、下跪论”的，这其实从对《武训传》的批判就可以看出来。毛泽东一向认为，人必须自己站起来，必须靠自己，而不是等靠清官。

其次就是对“退田”的批判。一来“退田给佃户论”本就得不到史学家的认同，这个在整个批判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出，《海瑞罢官》剧本也确实有很多史实错误。二来，由于该剧中提到了“乡愿、甘草”，自然也就会让人联想到施蛰存的“乡愿说”，而施蛰存文章的时间和本意，都有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和集体化的嫌疑。

《海瑞罢官》的批判最后升级了，这是文艺批判通常会出现的问题，即扩大化、夸张化。但至少在前面，批判是比较理智的，这也包括姚文元的此篇批判文章。

通宝推：jboyin,联储主席,mingong,隔路山贼,阴霾信仰,iful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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