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走马西海固(1-7) -- aokrayd

走马西海固　1

曾经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过：世上有两种作家，一种忧生，一种忧世，而我属于前一种。

自喻不关注世事的人，却在近两年的时间里，背负起了一种沉重的责任。就这样如牛负重地走了两年，最近，终于可以放下了。

曾经想就此退回自己的壳里去，谁想到又收到一封信呢？

一封薄薄的特快专递，来自遥远的、平生从未涉足的大西北宁夏，来自高天厚土的西海固。一封薄薄的信，迫使我不得不又一次打点起了行装。

信封里装着一个西海固女孩的神话：马燕，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预旺镇张家树小学学生（现已上了预旺中学），五年级时，因为家贫，马燕辍学。命运在马燕面前展开的是无数西海固女孩走过的路：多少识几个字，就辍学回家，在十四五上嫁人，二十几岁就生了一大堆的孩子。但马燕的命运神话般地在一个夜晚改变：当法国公使夫人到西海固参观的时候，马燕的妈妈，一个精明乖巧的农村妇女把马燕写的三本日记塞到了公使夫人手里。不久后，这三本日记通过法国驻华记者韩石到了法国，先在法国《解放报》上发表，引起法国社会哄动，然后正式出版，在欧洲成为畅销书，先后被翻译成六国文字，最近又出口转内销回到了中国。而马燕，小小的年纪就在法国有了一大笔的财产（版税），在她十八岁成人之前，法国出版社每月给她五百元人民币，这在当地是一笔不小的财富。马燕重新上了学，她一家的命运也从此彻底改变。

当地宣传部门想把马燕的故事拍成两集电视剧，他们通过央视辗转找到了我，把薄薄的马燕日记摘录寄到了我手里。央视的责编告诉我，为了拍这部剧，当地打算投资五十万，我要多少，可以通过责编去谈。

当初答应收这封信完全是因为抹不开央视责编朋友的面子，在我看来，这素材命中注定只能成为无数应景之作中的一篇。就怀着这样一种心情打开了信封，看到了那些错别字连篇的日记。

咋看上去马燕日记和一般上小学的孩子作为写作训练而写的日记没啥两样，大多数篇幅是流水账，记述着一个十四岁女孩的日常生活：上课、下课、和母亲的对话、家里发生的事情，以及一些幼稚的孩子气的评论。

但细细读着，心情却慢慢沉重起来。这些文字中有一种质朴的伤感，流露出一条无助的生命对于悲惨命运的不平、无奈和绝望。看完最后一行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无法把它当应景之作了，我也无法在这部作品里挣钱了－－如果我能写成的话。

我去了北京，和宁夏来的人在梅底亚见面商量此事。我同意做这个项目，但我要去一趟宁夏，前提条件是允许我不写马燕的故事。谈完吃饭的时候，我极力主张不要在梅底亚，因为那儿太贵，而这顿饭钱要宁夏出，我心疼。

把工作安排开以后，我和一位制片坐上了去宁夏的飞机，一架只有四十座的小飞机。我开玩笑说：公共汽车飞上天了。

• 好久没见了，这里有一些可能你想要的信息

西海固，是西吉、海原、固原三个县的简称，实际上所谓的西海固地区还要大。马燕所在的同心县就属于西海固的一部分。当地宣传部领导在向我们介绍同心人的时候说：同心人善于做生意。一个同心人拿着一个鸡蛋走出一百里路去，这个鸡蛋就能增值到五块钱。这句话当时象电闪雷鸣一样让我心中火光一闪。事实上，它成为我刚刚完成的这个剧本最主要的结构方式。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地处贫困内陆地区的同心居然还是全国最大的毒品贩卖地。记者小s说，她到广东出差，住宾馆时人家看她来自宁夏，都要问一句是不是同心人，如果是，则可能与贩毒有牵连，宾馆会恕不接待。他们还讲了一个同心人贩毒的颇有几分悲壮的细节：贩毒者在广东被抓住，枪毙了，按照民族习惯要把尸体运回同心去，运尸的人把尸体剖开，在尸体里装上毒品，成功地运了回来。

所有这些，再加上马燕，使我对这个即将前往的地方产生了强烈的期待。我建议抓紧时间走，尽可能晚地回来，晚上就住在农民家。听到这里时摄影家w突然插了句：安全吗？我吓了一跳：难道还会有歹徒？他没说话。后来我才知道别有深意。

宁夏新任一把手陈建国是从我们山东调去的。听说他一到任就大兴土木，在宁夏架桥修路，在银川造了一条五十公里长的八车道景观大道，因此落下一外号陈八道。我们在银川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便由女记者小s和一辆桑塔那陪同，沿着陈八道开出的八道上了车辆稀少的高速公路，开始了真正的西海固之旅。

出了银川还能看到绿树良田，走了不久，黄土辅天盖地而来。小s告诉我们，已经进入西海固了。

好象回到了天地洪荒的年代，路两侧，不知道什么时候洪水把黄土平原冲出了深沟大壑，有的艰深，有的陡峭，看上去惊心动魄，呈现出荒凉之美。路边不见树木，光秃秃的黄土地上，只有一条黑色的道路寂寞地向前延伸。偶尔碰上路人，会顿生怜悯之意：这路走得真令人绝望啊：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歇脚时找不到一片阴凉。

中午才走到同心，离开县城时，车上挤上了县委派给我们的向导－－县委宣传部的黄副部长。她大概是全世界再也找不出第二个的向导了：她不认识路，用电话问都问不清。后来相熟了以后，我们开玩笑叫她黄导，拿她不认路穷开玩笑，给旅途增添了许多的乐趣。

因为有可爱的黄导，所以我们在同心黄土飞扬的土路上来回折了好几回，才找到了在路边等候我们的乡干部，并在他的带领下找到了马燕家。

马燕家所在的村子叫张家树。不要拿内地村庄的概念来想象张家树。事实上，张家树的几十户村民分散在几个山包上，彼此之间的距离以里数计。但这并不妨碍信息的传递：几乎在我们到马燕家的同时，村民们也开始陆续聚集到马燕家。

我们去时马燕正站在门口，看着父母轧胡麻。因为事先看见过照片，我一眼就认出了这个穿一身黑色衣服的小姑娘。她长着一张可爱的圆脸，笑起来很灿烂，说话的时候微微有点口吃。她并不善言谈，总是问一句答一句。她的父亲是一位复员军人，是个很老实的农民，有一年外出打工半年，回家时居然只带回了一块一毛钱，令马燕的妈妈至今谈及此事还涕泪涟涟。她的母亲刚三十出头，有三个孩子。后来我们知道，在当地，女人一般在十六七甚至十五六就出嫁，二十来岁四五个、五六个、甚至七八个孩子的多的是，马燕家算是孩子比较少的。

如果说马燕神话的诞生首先是有马燕这个小姑娘用一支幼稚的笔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农村孩子的生活，那么造成这个神话的最主要的导演就是马燕的妈妈。这不光是指不识字但不乏精明的她把这三本日记塞到了法国公使夫人手里，更重要的是，她善于表达，她的表达几乎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她知道你需要什么，想知道什么，什么东西能打动你，什么地方应该强调，什么地方应该总结。许多人经历过生活的苦难，但他们不会说。他们只会说：真苦啊。可马燕妈妈会告诉你是如何苦，苦的细节、苦的体会、并知道如何把它升华。和马燕妈妈聊天你不必担心问不出什么，你也不操心挖掘、启发。事实上你需要的只是一台录音机。

比如谈到马燕爸爸打工只挣了一块一毛钱那一段她是这样讲的（几乎是原话了）：“那天我正在做饭，他回来了。我看他脸色不好看，知道在外面不顺，就没问。等做好饭，我把饭端上，就问他：‘你拿回钱了没有？孩子们还等交学费呢。’他说：‘哪拿回来了？’我说：‘你总挣回来了吧？挣了多少？’他说：‘一块一毛钱。’我说，咋才一块一哩？’他说：‘干完活，算账的时候，工头跑了。’我心里那个难过啊。我把碗丢下就进了这间屋，躺在床上掉泪。一会儿马燕把饭给我端过来，劝我说：‘妈妈你别难过了，爸爸也不容易。’晚上，孩子们都睡了，我坐在炕头，看着三个孩子，心里想：我除了给他们生命，还能给他们什么呢？”（此处抹泪）。

注意最后一句，马燕妈妈在苦难的生活中升华了对生命的思考：一个母亲，除了生命，什么也没法办给孩子，这是什么生活啊？

晚报的女记者小s感慨地说：我真惭愧。我每天看着西海固的贫困，却写不出这样的话。

我偷偷和小s说：若是马燕妈妈识字，估计我就得失业了。

但我总怀疑，已经出名两年的马燕妈妈现在的话已经不是她自己的了，我怀疑出名异化了一个农民对于生活的感受和她的表达。后来回到银川后，我就此问起长期在西海固拍摄，并在马燕出名前就和她家相熟的摄影家w，他说：别听她的。我不喜欢和她说话。但有时候又有意去和她聊，好看一看媒体和名气会使一个人发生怎样的变化。

一个字:唉!

还有续么?

我们坐在马燕家的大炕上和马燕妈闲聊，屋里聚的人越来越多。大多数是妇女，还有一些孩子，后来又来了几个男人。这种状况我以前在别的农村也见过：谁家来了稀客，左邻右舍都会去看热闹。当然马燕家聚的人多一些，但想想马燕现在的知名度，似乎也不奇怪。

突然之间，有一个女人领着一个女孩直冲冲地冲着我过来了，一把把女孩推到我面前。

“我这个孩子上不起学了，你资助了吧。”

我吓了一跳，一边听她诉说家中的艰难，一边在想该怎么办。看看陪我来的干部，一个个都别过了脸。被逼到这份上，似乎拿出钱来是最恰当的反映，但我在这同时意识到了屋里的其他人，明白了他们一直等在这儿的用意。我不由得有些怕：拿几百块钱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其他人怎么办？

于是我说：我知道了你的情况了，你先回吧，我们商量商量再说。

她不肯走，仍然坚持诉说着。我为难地犹豫着，觉得也许拿出钱来更好一点。但就在这时候，第二个女人领着一个男孩也冲着我过来：“这孩子是个聋哑，上不了学，他爸有精神病，你把他资助了吧。”

这第二个出现的女人彻底打消了我当场拿钱的想法。我此时才明白w说的不安全指的是什么。我求救地看看陪同我的干部，他此时开了口，口气很不客气：“走吧走吧，我们这次来不是扶贫的。”

但他的话并不能阻止那些人的进攻，接着第三个又出现了，是一个老太太，要求我拿钱给她看病。

接着是第四个、第五个。

马燕妈妈和她的家人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屋里躲了出去。

我头的上汗冒了出来。我担心今天还能不能脱身。

陪我的记者小s此时走到了屋外，并在外面叫：“外面的空气真好啊，你们憋了一天，不出来透透气？”

我趁机冲出了重围，站在门口又想起了留在屋里的包，悄悄吩咐陪同我的小候把包取出来锁进了车里。

这同时好几双手拉我，神情秘密地叫我到一边谈谈。我一概拒绝。还有一个一直抱着一个脑瘫患儿的女人把那个孩子举到我面前，说：“这个孩子有病，你拿走养着吧。”

连马燕的爷爷也来了，扯着自己的裤腿让我们看他的腿，要我们给他钱治病，被马燕聪明地找了件别的事把他叫走了。

我不敢再进屋了，也不敢靠近任何一个村里人，象丧家之犬一样在院里转转悠悠，一看到人靠近就迅速地离开。

我悄悄和陪同的乡干部商量：我是不是应该拿一笔钱出来，也许，交给村里的书记好些？乡干部回答说：那就被他贪污了。他告诫我：不能拿，一分钱也不能拿，否则，你明天就出不了这村子了。

晚上，这些人一直靠到很晚，直到我们驱赶再三才失望地离去。

马燕妈妈此时才进来，对我们说，上次法国记者韩石来时，家里院里里三层外三层，都来向韩石要钱。韩石不会应对，急得满头大汗。另外一次，法国电视二台来马燕家拍节目，马燕妈妈送他们回来，被村里人截住在半路上，一口咬定法国人给了马燕家几万块钱，逼着马燕妈妈交出来，为此竟对着马燕妈妈动起手来。

她说：你们明天早上看吧，今天村里人还有些人不知道你们来了。

我听得害怕，对陪同说：明天一早我们就赶快逃吧。

当夜，我们五个人－－三女两男同住在马燕家的大炕上。被头是黑的，已经辩不出原来的颜色。但奇怪的是，我并没生出过去在这种情况下会生出的厌恶。和民族习惯有关，西海固的人家都非常洁净，被子之所以脏，只是因为他们没水，这么想想，就觉得一切都可以忍耐。

已经好多年没在农村住过了，天快黑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晚上一定出来看星星。

晚上，当人群终于散去后，我们来到院里，满天星斗晶莹璀灿，银河浩浩荡荡。四周清风许许，万赖俱寂，整个世界都沉在寂静和黑暗里。回想城市里的生活，突然觉得恍若隔世，不知今夕何夕。

令人为难的是厕所问题，不说也罢。总之，为了避免睡不着上厕所，我一连吃了两次安眠药，然后一觉天亮。

躺在炕上，互相开了阵玩笑，谈起了白天碰到的事情。我问：这儿的人难道全这样吗？

小s提醒我：不要忘了马燕效应。

马燕的神话，在当地人眼前展现出一种命运一夜之间突变的奇迹，想想看，不就是孩子写了些日记，然后又塞给了外来的人吗？据小s和当地陪同的乡干部介绍，马燕的故事，给当地带来两个积极的变化，一是辍学的女孩又都回学校了－－当地人发现，女孩能办成男孩办不成的大事；第二，当地孩子开始个个写日记，在日记里大倒苦水，然后由母亲或者自己往外来人手里塞。我在屋里的时候，就有一位母亲塞给我几页孩子写的东西，上面写着动人的求助的话。另外，小s还接到另外一个孩子写给w的信。这是w在当地资助过的第三个孩子，在一段时间没再次收到w的钱后，这女孩写了这封信，那信的口气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别扭。

孩子的字写得不错，写了满满三大张，我所记住的内容大致如下：

w爷爷，我是您的孙女虎小花。我上次给你写的信你收到没有？为什么一直没收到你的信？难道你把我忘了吗？

w爷爷，你为什么不再帮助我？今年我家四个孩子上学，能上得起吗？家里的生活－－（此处写了些生活的艰难，我忘了）。你想想，你不给钱，能行吗？你为什么不帮助我了？难道你把我忘了？

请你见信后给我写信，并寄钱来。你的孙女虎小花

第二天一早，马燕先进来，提进一个大概能装三碗水的水壶，对我们说：洗脸水在这儿。

我没动那壶水，用一瓶350CC的矿泉水洗脸涮牙，解决了问题。

马燕妈妈一定留我们吃了早饭再走，于是在早饭前我们决定去爬山。刚爬到山上，果然就碰上了来马燕家的人，是一位老太太，一定要求我们去她家坐坐。坐坐的意思不言而喻，我们拒绝了。

吃过饭我们赶快动身，但还是被村里学校的校长截住了。

给你拉个赞助，呵呵，快去回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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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校长其实头一天晚上在马燕家已经见过了。陪同我们的当地干部把他叫来，让他向我们介绍学校的情况。但这位校长虽然比马燕妈妈多读了几年书，但口才实在比马燕妈妈差得太远。如果你让他介绍农村孩子上学的情况，他就说：这些孩子不容易啊。如果你让他介绍农村教师的情况，他就是：农村教师难啊。如果你再多问一句：他们如何难如何不容易，他就说不上来了。

和他细细地聊了许久，对那儿学校的情况有了一些大概的了解。

这位校长中师毕业，教书已经二十多年，每月工资一千一百块，能按月拿到（考虑到宁夏的经济现状，应该说做到这一点政府做了很大努力）。学校还有两位代课教师，每月工资七十元（原来五十），要靠学生交的学杂费来支付。尽管报酬菲薄，但愿意做代课教师的还是不少，因为抱着一线希望－－也许苦熬多年，能够转成公办。我们国家名义上是九年义务制教育，但在宁夏最主要的是在普五（小学教育）。即使普五水分其实也很大：上头来检查的时候，把辍学的孩子叫回学校，检查过后，再来去自由。在马燕之前，当地的女孩大部分读到三四年级就辍学回家，十五六上结婚。计划生育这种事在当地好象不存在的。去西海固，第一个印象是黄土，第二个印象肯定就是成群的孩子。在西海固，一个孩子读小学一个学期要交的费用按规定是二十元，就算学校由于各种原因多收一点（比如买水、支付代课教师费用等），也不会超过三十元。上初中学杂费三十元，最多不超过四十元。但就这二三十元的费用当地农民也拿不出（因为孩子多，一个家庭会支出七八十块甚至一百多块），所以就要减少上学的人数，首当其冲牺牲的就是女孩。

这二十元的学杂费，大概包括以下开支：教师的办公费、电费、取暖费、桌椅板凳修理费、代课教师的工资。另外，天旱学校的水窖干了的时候，要花钱买水。依据距离远近，一水车水八十至一百多元一车不等。这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所以有时候会摊派到下个学期的学杂费里。

听到这二十元的时候，我不由地在想，有时候我儿子到西餐厅吃一次火腿三明治，也要二十块，拿到这儿就能让一个孩子多接受一个学期的教育。

到了校长家里我们才知道，校长之所以一大早不辞劳苦一定要叫我们到他家坐坐，并不是想象其他人一样向我们求助，而是源于我头天晚上问的一句话。

当时，在围满了村民的房间里，我问他：这村里谁家最困难？你能给我介绍两个例子吗？

他回答说：那我得想想。

我在想他在这村里教了二十几年书，村里人家的情况还不装在脑子里？为什么还要想想？到了他家，他切了两个自家种的西瓜给我们吃，这才很神秘地把原因说出来：

“你们昨天问我那个问题，我不能答。我说这家困难，那家怎么办？我要说了，大家对我有意见。”

原来，就在这个假期里，上头又下来十四个资助名额。所谓资助，就是把那二十块学杂费也免掉。全村人的目光都盯着这十四个名额，全村人都愿意在这个时候成为最困难者。我在不恰当的时候问了一个不恰当的问题，让校长为难了。

校长家也有一个脑瘫患儿，是他的孙女。我这时才惊讶地想到，这儿的残疾孩子似乎特别多。但依我的目光，这些孩子都得到了家人的关爱和照料。

从校长家出来，我们就离开了张家树，奔向下一个访问点：西吉县的火石寨，银川的宣传部希望我们到那儿看看，因为在那儿有他们资助建立的一个希望小学。一直到我们走，马燕妈妈所说的早上会来围攻我们的人群并没大规模出现。

西吉的情况看上去比同心要好些，地貌在这儿有了很大的变化：山是石头的，红色，据小s介绍，这是我国唯一的所谓丹霞地貌。傍晚的时候我们驱车上山，果然风光绚丽：红色的山上，复盖着墨绿色的森林，间或有成片的紫云英或者其他颜色的植物，色彩搭配得赏心悦目。更令人心旷神怡的是人少，整座山里几乎就我们四个人，一时兴起，不由得在山里大叫了几声。不知道这寂寥的喊声还能持续多久：一条进山的路已经修好，当地要在这儿开发旅游，生态之美很快将不复存在。

路上经过沙沟，就是张承志在著名的《心灵史》中写到的哲合忍耶教派起义的地方。在银川的时候，和摄影家w谈过张和《心灵史》。我说我不喜欢《心灵史》，并由《心灵史》开始不再喜欢张。我说读《心灵史》时，读得热血澎湃，心驰神往，合卷回味，却在其中嗅到了一种可疑而危险的气味：张在其中所表达的那种绝对的、不宽容的、排斥异己的精神散发着一种法西斯的气息。w同意我的看法，但我们共同的看法是：这并不妨碍《心灵史》是一部伟大的著作。

因为《心灵史》，所以经过沙沟时步履匆匆，心里生出一丝怯意。自从不想革命以后，便本能地逃避一切激烈的东西，无论是人还是教派。

又因为打尖的地点离沙沟很近，我对当晚会遇到什么也心存疑虑。但小s一再对我说：我们将要去的人家是她的老房东，是一户很好的人家，一点问题也没有。

她的话很快得到了证实：车停下以后，小s首先跑下车，很快领出来一位中年妇人，这就是她的房东大嫂。一位看上去十分忠厚老实的人，除了憨笑，几乎连话都不会说。

小s把我们的晚饭安排好，我们又驱车前行，顺着一条干涸的河沟开了一个多小时，找到了他们介绍的那所学校。

但学校已是人去楼空。

自从中央政府提出西部大开发，政府对西部加大了扶持力度，其中重要的扶持措施之一就是退耕还草：凡农民退出一亩耕地，政府无偿返还二百斤粮食，考虑到原来农民占有的耕地数目都不少，可以说仅此一项，农民也得到了足够全家吃饱的补偿。我们去的农户家，家家都有上千斤的粮食垛在那儿。

政府采取的另一项扶持措施就是把那些生活在没有生存条件地区的农民搬迁出来，火石寨小学周围的农户就这样被搬迁掉了，小学也因此而被荒废。

因为这些年各方的呼吁和支持，我所见的学校校舍都不错，一般都是规规矩矩的砖房，课桌板凳也都象模象样，这所学校也不例外。走进学校，在迎壁墙上，我全文抄下了这样一首小诗：

我家住在小山村，

清晨太阳从东方慢慢升起，

阳光洒在山坡上，

洒在森林里，

野花一朵朵遍地开放。

蝴蝶来了，

蜜蜂也来了。

夜晚月亮悄悄地把月光带进村子，

星星眨着眼睛，

好象在听老奶奶讲故事－－

站在一所废弃的学校里，看着周围荒芜的景象，想象当年孩子们在这儿齐声朗读这么美丽这么湿润的小诗，就不能不使人感慨万千。

我在那所学校里来回地走，想象着当时孩子们上学时的情景。在一间曾经做过办公室的房间里，我在墙上看到了这个学校所有的表格和统计数据。我把它们一张张小心地揭了下来，得到了一个曾经的学校完整的信息。

小s的话得到证实：我们在马燕家的遭遇果然是个案。当晚在房东大嫂家，尽管村里人都看到了我们的车，看到了这几个背着相机和摄象机的外乡人，但没人前来打扰我们的清静。

也许有水的地方，人也变得柔和和滋润。和张家树那边那些两眼放光、焦灼而急切的人不一样，这儿的人显得淳朴、本分、平和和湿润。

晚上，我们坐在炕头和房东大嫂家的老爷爷聊天，聊得兴致盎然。

在民间行走的时候，经常可以碰到这样一些智者：他们是本色的农民，但他们自有自己的智慧，他们可以用他们自己的逻辑把世界解释的头头是道。这位老爷爷就是这样一位智者。

老爷爷八十多岁了，但神情笑貌象个孩子。说话的时候，会经常被自己逗得笑起来，笑容单纯而清脆。好久没见过这样的笑容了，老爷爷的笑声使我们几个都跟着高兴起来，尽管有时候听不懂他老人家说的什么，却因为这笑声也就跟着笑得前仰后合起来。

老爷爷在摇头晃脑地评价着这个世界，比如美国、伊拉克、沙沟、毛和邓。和许多农民一样，老爷爷对毛有着极深的感情，张口就可以背许多毛语录。比如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比如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比如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等等。他很肯定地告诉我们，毛是真龙天子，其他的领袖则不是。他神秘地问我们：你们说毛是多少年的修行？我说：五百年？小s说：一千年？大家众说不一。老爷爷很高兴地一拍大腿：五千年！并为我们都没答对而有点小小的自鸣得意。我问：毛好还是邓好？老爷爷毫不犹豫地：毛好。我问：邓改革开放，难道不好吗？老爷爷仍然毫不犹豫地答：邓改革开放当然也好。但改革开放，有本事的人有了钱，穷人还是穷人。我说，毛那个时候多穷啊。老人的回答更绝：社会主义有初级阶段啊。我哈哈大笑，连连说：对，对，初级阶段。

我太喜欢这位老人了。天快晚的时候，我拉着他到院里，一定要和老人合个影。当面对照相机的时候，老人突然象小孩子一样有点害羞起来，小声地指着自己打了补丁的裤子问：我不用换换吧？

我笑着说：不用。我象搂自己的爷爷一样揽着他的胳膊，看着小候按下了快门。

因为火石寨小学已经废弃，我们决定重返同心，再另找一所学校采访。

我们沿着乡村公路一路狂奔，路上经常可以看到载满了人的手扶拖拉机。在当地，这是农民进城的主要交通工具，一辆拖拉机上能坐二三十口子人，司机左右手成了“雅座”，经常看到两位长须飘飘的老者安之若素地坐在那儿。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象的时候，我不由得感慨人命轻贱，但当我用这种目光看车上的乘客时，安祥地坐在车上的人们也用好奇的眼神看着我。这使我想起我在银川和摄影家w讨论过的那个话题：所谓不幸，有两种，一种是外来人看到的不幸，一种是当地人感受到的不幸。事实上，在西海固，除了在马燕家，我所看到的人们脸上的神情基本上是安宁的、快乐的，或者是木然的。

我们在同心县委院里给黄导打电话。黄导忙不迭地下来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样子一迭声地说：真想不到我们还能再见，我还一直后悔该跟着你们一块去西吉哩。

于是，在不认路的黄导带领下，我们去了一个叫喊叫水的乡镇。

如果说贫脊和荒凉在马燕家一带还有山岭遮掩一下，在喊叫水这儿就一览无余，如伤疤一般惨不忍睹了。不要用我们对干旱的想象力去想象喊叫水－－干涸的土地裂着缝、庄稼和荒草在烈日下垂着头－－这一切喊叫水都没有。喊叫水的土地是干粉状的，上面寸草不见，烈日暴晒下，只看到远远近近散落着一些土坯房。汽车在不是路的路上如船只在波峰上一般起伏颠簸，沿途偶尔看到盖着盖的土窖，那就是喊叫水的水了。

从这个镇的名字上我们大概可以想象这儿缺水的程度。但就在几十年前，斯诺西行曾经走到过同心，在马燕今天所在的预旺住过两个多月。在他的《西行漫记》里，有这样一句话：我站在齐腰深的草丛中看着夕阳。

西海固植被被破坏的原因有过度的开发、不顾一切地种植、盲目地发展畜牧业.......另外，还不能不提到一种被好吃的广东人炒做起来的植物：发菜。

发菜这种东西我在南方饭桌上吃过，一种头发状的黑色胶质物，一般做在汤里。没听谁说有什么特殊的营养，它之所以成为餐桌上的珍品，完全是因为它的名字：发菜－－发财。

马燕的妈妈给我讲过她当年抓发菜的经历：几个女人结伴，扒火车到内蒙，一路上历经艰辛。我问：为什么要去内蒙？你们怎么知道内蒙有发菜的？回答说：宁夏的发菜没了，只好到内蒙。至于到内蒙的，则是由近及远找去的，也就是说，在她们足迹所到之处，发菜已经绝迹。

能想象发菜绝迹是什么景象吗？最初农民抓发菜是用手扯，后来用大笆子搂，再后来，马燕妈妈她们到内蒙抓发菜的时候，要带上一种特制的工具：用钢丝编成的如梳子一样的小笆子。可以想象，这种笆子所到之处，地上连根草根也剩不下。事实上，她们搂上一天，搂回来的就是成堆的草，然后用小摄子把头发丝一样的发菜从草里捡出来。捡一斤可以挣八十块钱。

苦真是苦，可是植被也被她们彻底破坏了。可有什么办法？在马燕出名以前，她们兄妹三个的学费都靠发菜挣出来，还包括她们家几乎全部的花销。

我们到了喊叫水中心小学，镇上的教育专办早就在那儿等着我们。在那儿我们听说，已经有一些国内外的慈善机构资助喊叫水的孩子。印象最深的是艾德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会帮那些无力交纳学费的孩子上学，但提供的资金一定是用于孩子学习。基金会的人士说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我们不管孩子和家庭的生活，这应该是政府的责任。基金会对自己的资金很负责任，对被资助的孩子审查十分严格。他们的人并不怎么到当地来，但对当地提供的资料会有很仔细的审查。在那儿我们看到，一旦提供的孩子资料有了?R漏，资金会就会马上来函询问，要求做出解答。但这样是否就能杜绝贪污或使用不当，我没有证据不敢枉说。

我的本意，是想请当地几位教师谈谈，但那位说话夸张的教育专办一定要带我去参观几位贫困生的家庭。我大概知道他的意思，但在当时的情势之下，也只好跟他走。

我们的司机张师傅却很不高兴，因为在那么贫穷的地方，教育局的干部却开着一辆新帕萨特，而且因为车好，不愿意下去，借口底盘低想留在乡里。张师傅一定要他们一起走，于是我们的桑塔那带头，在无边无际的荒漠上出发了。

我们来到一个不知名的村庄，进了一户农民家。家里只有母子三人。在我们去过的家庭中，这是孩子最少的一户，因为这家的男主人在和女主人几年前打过一架以后不知去向。女孩十三岁，长得什么样我已经忘了，但令我难忘的是她两条辩子上扎着两朵绢花，虽然土气，却可以看出女孩爱美要强的心理。这女孩今年考上了初中，但母亲无力支付她一个学期三十元的学费，要她辍学。这女孩哭着跑到镇上，恳求镇上帮助，表示就是要饭也要读书。于是镇上将她列入了艾德基金会资助的名单。但要镇上读初中，一个月要交十二块钱的生活费，她的母亲仍然表示无力支付。我问母亲：你自己没想想办法吗？母亲笑着说：想啥办法？今年没下雨，地里啥也没长。带了两个孩子到中宁县去摘枸杞，也没挣着钱。我坐了片刻，看着教育专办期待的眼神，拿了二百块钱给镇学校校长，申明这二百元，供这女孩读书，如果母亲让她辍学，这二百元就资助别的孩子。

我讨厌这种现场掏钱的方式，有一种居高临下施舍的感觉，而且觉得自己很伪善。但在那种场合下，没别的办法。

我不再想去第二家了，但教育专办忙不迭地又领我去了另外一家。这一家穷得连屋门都没有。家里先后两个女人都死了，两个女人留下了五个孩子。最大的女孩十三岁，已经辍学，在同心县城给人家当小保姆。我问了问，她连小学都没上完。没办法，我又掏了二百，同样交给了小学校长，用来让这女孩读完五年级。

教育专办还给我准备了另外两家，我几乎是愤怒地拒绝了，出了这家回头就走。在马燕家，我觉得自己是猎物，在这儿，我觉得自己成了肉票了。

回来的车上心情很不好，为自己被绑票和恶劣的表现。陪同的小s说：你不该再掏。我无奈地问：有什么办法？

关于那个辩子上扎着绢花的女孩，似乎还应该多说上两句，因为从今以后她和我们家有了联系：我从宁夏回来后，和先生谈起在西海固见到的一切。当谈到她的时候，先生听得眼睛湿润了。我家先生有许多的毛病，但美德之一是永远忘不了自己的苦出身，忘不了和他小时候一样苦苦挣扎的苦孩子。他对我说：我们把这孩子资助了吧，你听这孩子多要强多不容易。我当时并不打算这样做，因为我们六年前开始资助的广西的一个孩子今年考上了大学，一年的开支实在不是一个小数字。我说：还资助吗？仁健（广西的孩子）在上大学哩。这种事，资助一个就行了。先生却说：等这女孩考上大学的时候，仁健大学就读完了，我们再资助一个还资助得起。资助了吧，资助了吧。

我得承认先生比我善良。我当天就打了电话，委托小s办我办理此事，许下的承诺是负担这孩子到大学毕业。

怎么办？这是走在西海固干渴的土地上每天都在讨论的问题，讨论得心灰意冷，心头沉重。

这些年来，我跑的贫困地区不算少，南方的、北方的、西方的。各有各的贫困，贫困的原因却大致相同：人口素质低下、生存条件恶劣、基础设施几乎等于零、基层政权形同虚设－－。

但今天来看西海固的贫困，和我大概九七年看广西、广东一带的贫困，却又有一番感触在心头。

九七年是中央台请我写一部反映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电视剧，广西名叫罗仁健的孩子就是那时候联系上的。所谓八七扶贫攻坚的中心之点，就是当时的总书记江代表中央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将在2000年以前基本上消灭绝对贫困，解决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当时的豪言壮语是：中国GCD人绝不把贫困带入二十一世纪。为此，中央每年下达大量扶贫资金，中央各部委和各发达省份也都有各自的帮扶对象。我曾在中央各部委进行过采访，采访中了解的事实不止一次地让我感动。但采访到后来，心里却一次又一次对这个庞大的计划产生了怀疑：当人的素质仍然低下、生存条件得不到根本改善，基础设施不能成套建立的时候，多少扶贫资金投进去，都无异于杯水车薪。采访中听到了不止一个类似的故事：政府在生存条件较好的地方建了房，把农民们迁出山来，一眼看不住，农民又跑回去，理由是：你说我饿着，可是我坐着。而一旦下山，就得干活。

事隔六年，时间已经到了2003年，重新来到贫困地区，情况和我六年前看到的几乎一样。

可以说，当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扶贫攻坚计划以失败而告终。

怎么办？怎么办？

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必须考虑这个问题。不要以为你生活在大城市里，不要以为你的温饱已经解决，就以为那儿的一切和你没了关系。

当上亿人口处于这种极度的贫困时，你不可能单独进入现代化。

因为西海固大多数居民是异族，我曾经以为在那儿走过不会产生这种血肉相连的感觉。当从那儿走出时，我深切地感受到，生活在那儿的是我的同胞，我不能对他们熟视无睹，似乎他们不存在于我的视野。

可是，怎么办？

当上述贫困的根本原因得不到解决的时候，外来人的资助，无论是政府的，还是象我这样貌似慈善的过客的，都象一瓢水倾倒在西海固干渴的土地上，你可以听到它吸水时滋滋的声响，但你看不到它的痕迹，也看不出它对于那儿的作用。

我们每天都在讨论，然后得出的结论是：教育、教育，还是教育。

只有一代又一代人的素质缓慢地提高，命运才可能缓慢地改变。

比如说，当所有的人眼睛里都闪着饥渴的光，要从我们身上攫取点什么的时候，只有马燕站出来，巧妙地叫走了她正向我们要钱的爷爷。因为马燕受到了教育，知道一个人该如何活着，懂得了自尊。这不是教育的功效吗？

我知道会有许多人用一个理由等着我：无论是脱贫，还是改善那儿的贫困，都是政府的责任。许多人会用对政府的指责遮住自己的良心。

每当走在北京街头，看着那些狂热的对2008的鼓吹和日新月异拔地而起的豪华建筑，就不能不痛感政府对那些贫困地区的贫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能没有一个政府不愿意把粉涂在脸上，但只涂一张粉脸却不顾千疮百孔身体的政府，世界上可能也不太多。

但当我们指责政府的时候，第一，如果你不鼓吹暴力革命，那么你就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改变这个政府；第二，做为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你不能用政府的失职掩盖你应该负起的一个公民的责任。

自马燕的故事在欧洲报道后，法国成立了“宁夏的孩子”基金会，定期向宁夏的孩子们提供教育资金。他们年年提出人权提案，指责这个政府，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拒绝帮助应该受教育的孩子。而且，中国的穷孩子，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推托拒绝呢？

我们也一再地讨论资助这种事。几乎所有有过资助经历的人，都可以抹一把辛酸泪，资助的结果，十有八九是令人不愉快的。对此，我一再的观点是：资助，首先是为你自己，为了你人格的完整，为了你良知的安宁。你的资助，给一个孩子或者几个孩子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至于他能不能有效地利用这机会，那不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那是他的事情。在这儿，重要的是你做了你该做的。

我希望每一个有能力资助贫困孩子的人都认同这一点。但我无法强求别人认同，这也不符合我一向坚持的观念：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并不只是你的活法才有道理。所以，说一千，道一万，我还是要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目前来说，除了多资助一个孩子外，就是把这部为西海固写的剧本写好。这就是我从西海固回来后唯一想做的事。

我以经回过帖了。

最近忙着为自己的生活谋出路，上网少多了。还得多谢驴兄帮忙。这个系列是我认为很好的一篇文章，作者讲得也比较全面现实具体。我以前转过一个类似的帖子，这一次事理一下再重新发一下。多谢西西河的空间了。

不是那么让人绝望。

谢谢老叶的一向支持。

有时候,那种叫做尊严(自尊?)的东西似乎很难找得到.

一切安好!

我跟每个同学都呼吁过，希望他们资助贫困学生。让我欣慰的是，得到不少回应。有人跟我争论过，提到什么社会制度的问题、贪污腐化的问题，我答那不是我们解决得了的，我们能做的就是资助具体的“这一个”。也许微不足道吧，但对“这一个”来说，她的命运可能就完全改变了。

能做一点是一点。

谢谢aok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文章。

对未来，我总是乐观的。

aokrayd兄说得很对，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教育。温家宝考察过不少贫困地区，应该会有所体会，有所为。

想想美国，澳洲这样的移民国家，当初的农村也是很贫困的，不知有没有人研究他们是如何走出困境的。

这个人说的真好,鲜花奉上.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个口号喊了多少年,真正实行起来又是多么难哪.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