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何三国人物多单名2 -- 不周山下
任何文化都具有传承性,作为中华民族重要文化现象之一的姓名文化,同样具有传承性的特点。东汉、三国西晋三百余年间之所以盛行单名,究其根源,乃是一种文化现象。中国人的姓名符号形式,自周、秦以来,一直是以单名为主的,崇尚单名已成为一种社会潜意识。但周、秦时代虽崇尚单名,却并不禁止二名,更无讥讽二名的道理。夏、商、周及西汉帝王中多有二名者,即足以证明。由于数千年的习俗使然,取单名之俗自然会代代传承下来,而不可能在某天早晨突然发生改变。所以,西汉以降的三百余年间盛行单名,只不过是继承前朝的取名传统而已,并非出于王莽的倡导。当然王莽实行的“令中国不得有二名”的政策,对于长期实行单名习俗的中国姓名制度来说,无疑起了一种雪上加霜、火上浇油的作用,使其原先崇尚单名的社会潜意识,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同样,《公羊传》所谓“二名非礼也”、“《春秋》讥二名”的说法,尽管证据不足,但由于该书在汉代“罢黩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环境里影响较广,所以也会对崇尚单名的社会潜意识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由于周、秦、西汉数千年间崇尚单名的取名习俗在东汉以后仍被承袭继续下来,并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再加上王莽“二名之禁”对社会潜意识的影响作用,造成了东汉以后三百余年间盛行单名的社会风气。因此,不是“二名之禁”或“二名非礼”,而是取名习俗的传承性,才是东汉以后三百年间盛行单名的主要原因。
同时,汉晋之间盛行单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为了便于擗讳。避讳始于西周时期,凡君主与尊长的名字不得直书或直说,必须用其它方法来回避。周代起初只避死人之名。“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需要避讳的文字并不多,沿未因避讳而造成人名、物名的混乱。进入秦汉特别是汉代以后,情况就在不同了。为了巩固、强化封建专制的神圣地位,帝王一即位,就必须避讳。不但死名要避,活名也要避。如秦始皇名政,便改“正月”为“端月”,或读作“征月”。汉高祖刘邦改邦为国。东汉光武帝名秀,以“茂”代“秀”,改秀才为茂才。汉安帝之父名庆,改庆为贺,于是姓庆的都改成为姓贺。避讳之制在汉晋时代越来越严,汉律已有触犯法的规定。两晋朝廷曾多次讨论避讳,使讳制更趋复杂。东晋避后妃讳特多,并列入讳榜,令天下同讳,是一朝同制。
由于秦汉以来讳制越来越密,这就势必产生了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上上下下需要回避更改的文字越来越多,由此造成了人名、地名、官名、书名、年号等的种种混乱,甚至追改古书(如将春秋改为阳秋,庄子改为严子)。为了尽量克服避讳带来的弊端,减少讳字,汉晋时代的帝王采取了两种约定俗成的取名方法:
一是大量采用单名(单名所讳之字比之复名要少一半)。从西汉至东晋的626年之间、57个帝王之中,仅有4人是复名,单名约占93%。由此可见当时的单名之盛。
二是采用冷僻字取名,以使人难犯易避。
汉晋时代的帝王即采用单名,又采用冷僻字或不太常用的字取名,使其名“难言而易讳”,既减少了讳字,又便利于避讳,可谓“鱼与熊掌兼得”。“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这一来,其它高官贵爵至士农工商,为了既维护自己在一家之中的尊严又便于避讳(避家讳),也纷纷采用单名。于是,神州大地单名大倡。直到西晋“八王之乱”后,中国进入大分裂、大动荡时期,出现五胡乱华十六国,少数民族纷入中原,避讳制度遭受严重冲击。避讳既无定制,宽严随意而异,取名字也就不必再顾虑便不便于避讳了。于是复名又逐渐多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