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我这一行——英国新闻行业简史 -- 万年看客

所以说我们现在介绍了技术——从小小的塑料耳机到卫星与纷纷扰扰的编辑室。我们回顾了简短得有些粗暴的电视发展史，以及图像与记者面临的两难境地。但是这个故事还没有讲完。因为每天得到数以百万计英国观众收看的电视新闻也是精心选择调配之后产生的特定组合，而未能入选的新闻数量还要多得多。每一条新闻都是在某个节目主编的授意下完成的。这位主编会将记者，制片人与摄制组派往某地，他们将各自的技能、精力与直觉混搭在一起，并且带回若干分钟的论断与画面。然后主编就会对其进行剪辑与重新排列。她的工作——我这里不是刻意宣扬男女平等，目前至少在BBC内部新闻主编的确以女性居多——是创造一段足够吸引人的叙事，说服观众们老老实实地坐半个小时将其看完。如果新闻本身生涩难咽，前言不搭后语或者千篇一律，那么她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电视的本质是娱乐的工具，教化选民的高远目标总要与倦怠观众们的欲求不懈斗争。这些劳累了一天，手拿茶杯或啤酒杯斜靠在沙发上的人们只想要放松一下，最好还能开怀大笑两声。

新闻主播绝不仅仅是向你通报事件的家伙。套用NBC的名言，六十年代的电视在美国成为了某种“全国性教堂”，人们在电视面前为肯尼迪总统的英年早逝而垂泪，也为太空探索与体育竞赛的胜利而欢呼。但是电视同时也很富有娱乐性——沃尔特.克朗凯特可以算的上是当年这座全国教堂的牧师，不过他是个目光闪耀开朗热情的牧师，而他所宣扬的也是一门充满乐趣且积极向上的宗教。到了七十年代，已经出现了日后所谓“脑残化”的最初迹象。CBS这样的大型新闻公司开始引入相对更软的文化与幽默短片，借以平衡严肃的政经新闻。到了八十年代，一位前美国小姐受雇成为了新闻播音员，一批满面沧桑的老一代男性记者也被更年轻更招人喜爱的面孔所取代了。英国这边推出了《全国》节目，埃丝特.兰森 （1）还引入了一个有趣的观点，认为不妨在调查新闻当中搀和一点插科打诨的内容。ITN长期以来一直以轻松搞笑的题材来收束新闻节目，为其安排一个欢快乃至玩闹的结尾。最早的双人报道起源于美国，大卫.布林克立与切特.亨特利会联手将新闻从纽约与华盛顿带回来。1978年，ITN与安娜.福特签约，让她与里奇.勃山凯特以及阿拉斯特.伯奈特一起进行二人报道。从那以后，“气场搭配”就成了新闻主编们梦寐以求的成功要素。

那又如何呢？倒也没什么大事，只不过用糖衣来诱惑观众上钩的做法已经远远超越了场地设计、领带颜色与简短轻松题材等等外在事物的范畴。真正的问题在于什么才算新闻。传统的新闻节目都会主打国内外政治新闻，辅之以灾害事故报道与重大经济或股市新闻。这些内容对于任何新闻节目来说都至关重要，直到今天依然是节目“严肃性”的象征。难道这只是二十一世纪大男子主义的陈腐世界观吗？不。因为我们的社会就是依靠政治与经济来维系的——我们的自由、法律、繁荣与贫困都源自于此——因此任何不涉及这两大领域的新闻都只是对于日常生活的肤浅描述。科学报道与海外大事的重要性也在于此。除非我们了解目前世界上最严重的饥荒，最激烈的战场与最棘手的国际争端，否则很难说你是一个具有完全认知能力的当代人。如果你对于转基因农作物、巴格达的炸弹以及英国城市街头的最新暴力事件全都一无所知，那我们这个社会所面临的道德与政治困境也就与你毫无牵扯。那样的话还看新闻干什么呢？

但是完全由重大政治外交商业新闻所组成的新闻节目对于当代新闻产业的广大受众来说恐怕有些倒胃口。这样做可能吸引一批《卫报》与《金融时报》的读者，但是一般而言电视观众的数量是大报流通量的十倍，即便是最流行的小报也无法与其相提并论。而且因为电视新闻大多数情况下都要安插进精心混搭各种喜剧、电视剧、电影、体育以及谈话节目等不同题材从而维持观众兴趣的频道当中，人们自然会要求新闻维持乃至扩充这些频道的观众数量。按道理来说，观看BBC六点新闻的观众与接下来的肥皂剧与体育赛事观众之间应该有些联系，很可能就是同一批人。假如观众现在正在收看澳大利亚肥皂剧，并且期待着接下来的娱乐节目或者惊悚片，那他们大概不会想让纯正且不留余地的政治商务新闻在半道上硬插进来。因此不能以为电视新闻无非是会动会说话的报纸。电视新闻深深地扎根于一种不同形式的娱乐文化当中。打个略微有些危险的比方，电视新闻就好比男性或女性杂志夹页上的新闻，总是难免体现一点点杂志的整体情绪。电视也是如此。而且这种将新闻与其他节目交织起来的做法总体而言还是成功的：新闻播出时，观众数量往往会上升而不是下降。人们并不觉得这些新闻很沉闷，而这正是要点所在。

乏味的新闻节目看起来令人厌倦，内容重复而无谓。因此主编们往往偏向搭配刺激或者少见画面的新闻，内容清新或者古怪的新闻，或者与观众生活有直接关系的新闻。BBC内部有个由来已久的笑话，说任何打算得奖的新闻包都应该在画面里包含一架直升机，无论新闻内容是什么——因为直升机很上镜。还有什么东西很上镜呢？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清单，但是吸引注意力的画面一般包括炸弹爆炸，斗殴，俊男美女（尤其是衣着用料比较拮据的俊男美女），早已令观众们心生喜爱或憎恶之情的人（喜剧演员，不良政客，皇室成员，体育明星），还有装潢豪华的场所。换句话说电视新闻比较容易侧重于战争、暴力与名人，因为最能抓人眼球的画面大都来自这几方面。那么电视新闻比较容易疏远哪些题材呢？从画面角度来说，一切看上去没意思的东西——北欧各国，公共汽车，老年人，基础设施，银行，制造业，白厅以及循环利用。电视新闻很擅长报道猎狐活动存废问题上的争议，因为狐狸、猎犬、马匹、红衣骑士与乡间风景在画面当中都很能吸引眼球，此外自然还有城市里色彩斑斓的抗议活动。电视不太擅长报道欧洲制宪问题，或者为老年人争取更优质长期护理的努力。电视喜欢飞机坠落与火车出轨，因为场面足够惨烈。电视最厌烦的就是车祸，因为尽管车祸导致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飞机与火车失事，但是这些人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死得太分散了。电视新闻在海外更喜欢娃娃兵与坦克而不是和谈与停火。电视新闻总在政治与经验智慧无力支撑时到达，在政治活动再度取得成效之前离去，将漫长而艰苦的重建工作抛在身后。使人和睦的人有福吗？兴许如此，但是别来我的节目里瞎掺和，谢谢。

文.瑞恩曾经指出部分问题在于新闻出现的时机。当时有学生问他未来十年里的十大新闻是什么。他谈到了水资源短缺，移民，人口问题，霍乱（他认为霍乱的传播将会超过艾滋病），还有伊斯兰世界内部的紧张关系。后来他对我说：

“可是当我开车回家的时候，我意识到很有可能所有这些题材都不会得到我们的报道，因为——尽管这些题材都是事关根本的重大问题——它们的主题与趋势难以与我们的新闻理念相适应。但是随着时事节目的式微，只能依靠新闻节目来报道这些题材了。结果它们就掉进了沟里，而观众们则继续对这颗星球所面临的最重大问题一无所知。”

而且假如事发现场没有摄像机——比方说世界上的大部分冲突地区与饥荒灾区——那么就电视新闻而言这些事件就根本不存在。BBC记者团队在世界上的分布广泛得令人吃惊，足以与任何其他地区的任何新闻组织相抗衡，但是即便对于BBC来说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地区也还是一片新闻空白。你还记得上一次看到来自巴西、中国、加拿大、肯尼亚、瑞典、印尼或者德国的新闻是什么时候吗？BBC麾下工作时间最长也最德高望重的记者之一马丁.贝尔（2）在投身政坛之前曾经十分简练地概括道：“人们都以为记者总会出现在新闻发生的地方。实际上并非如此。新闻总会发生在记者出现的地方。”

对于记者与摄制组的投放自然也会不可避免地反映政治偏见。比方说相对而言我们对美国的报道就有些过度。这是一个英语国家，全球超级大国，充满了魅力四射的人物与地点可供拍摄，而且所处时区也很合适英国的晚间新闻节目报道。英国新闻机构一直密切关注着美国的本土新闻并且经常加以效仿。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媒体公司还很可能借助大手笔收购杀进英国电视圈。这一切都挑逗着英国新闻，因此我们对美国的关注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由好莱坞大力推销解释的美国政治几乎得到了与英国本土政治相等同的待遇——各家英国新闻机构全都以为我们从美国总统大选的最初阶段就会对其产生兴趣，哪怕这一切并不能影响到广大英国人的实际生活。我们觉得这种报道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这一现象的利弊如何暂且不论，但是我们观察世界的角度与墨西哥人、俄国人或者法国人都不相同。倾向美国的偏见在英国电视行业当中业已根深蒂固，而BBC，ITN或者天空台与ABC，MSNBC或者FOX对于世界的看法也前所未有地接近。

电视新闻无可避免的偏见当中还有一项因素，就是对于名人大腕的偏爱。这些人的形象可以十分顺滑地与新闻时段前后的莺歌燕舞衔接起来。最理想的新闻应当既包括皇室，尤其是更上镜的年青一代皇室成员，同时又能以主题严肃自诩。戴安娜逝世事件就是当代名人新闻的最杰出范例，就像六十年前的爱德华八世逊位危机对当时的流行报业造成了重大影响一样，这一事件对于电视新闻业同样影响深远。甚至直到今天，如果有哪个新闻题目允许人们重播当年戴安娜接受采访的片段或者巴黎车祸现场的残骸，这个题目对于节目主编依然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多年以来贝克汉姆夫妇之所以经常在新闻当中露脸也只是因为观众们喜欢看而已，其他诸多流行歌星，体育明星甚或真正的大牌明星也因此而频频上镜。美国再次成为了重点。美国的电影明星，摇滚天王以及日间电视名嘴在英国早已家喻户晓。英国新闻主编十分乐意将梅格.瑞恩，阿尼，O.J.辛普森，奥普拉，泰格.伍兹以及斯普林斯汀的面孔拿来“活跃一下”新闻节目。电视特别喜欢看上去饶有趣味的面目。气场特异或者有着识别度高且易于模仿的小动作的政客与那些一本正经四平八稳的同行相比更容易上镜。与此同时大量的职业人士则被排除在了电视之外。你还记得上次在新闻当中看到某工程师，或者大学教授，或者解释为什么高速公路耗资如此不菲的施工技术员是什么时候的事吗？相比之下，假如包含了某著名球星的名字，即便是内容很一般的体育新闻如今也能成为头条。

甚至就连电视新闻偏向日常生活的特点都有其不利的一面。利率问题一天到晚都在新闻当中露脸，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住房按揭，而英国又是一个人皆有房且贷款上瘾的国家。但是关于廉租房或出租房的新闻却很少，例如储蓄的大幅下滑与过度个人借款这样同样重要的经济故事也很少得到提及。养老金危机最近开始在电视上亮相但是时段很晚——因为养老金体系的崩溃耗时太长，也没什么动静，因此过于复杂乏味，无法吸引观众的注意。此外还有一大类名曰“与日常生活无直接联系但很有必要了解”的新闻，例如世界范围内的物种灭绝情况，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的蔓延，或者关于上院未来发展的辩论。平日里大出风头的总是民选下院，我们当中大概不会有人直接注意到全员指派的上院有着怎样的影响。但是历史悠久的贵族议院究竟应当成为“裙带院”还是“下院的制衡者”对于英国的法统意义重大，因此我们都应对其有所了解。有时新闻为了与观众拉关系而不顾一切，以至于堕落成了软塌塌的特色影片，根本无法告诉观众任何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只能将“普通人”展现在他们面前。大都市的电视文化就这样走进了各个乡镇地区，打招呼道：“普通人们好，我们来看望你们了。”当街头杂货铺的店主听到关于财政预算的提问时，你总能看到他们的脸上一片茫然——因为他们还没看电视新闻，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我在这里为电视新闻无法摆脱的各种诱惑绘制了一幅刺目而嘲讽的画像，画中的电视新闻总会对某些特定的故事趋之若鹜。当然，有些新闻节目的确难看得令人无法直视——一开头是英格兰足球队训练期间发生的轻度事故，然后是关于肥胖儿童的“特别报道”（报道得出结论，肥胖儿童的确存在，的确有人应当负责，但是始终语焉不详）；再然后是某英国国产影片近况，片子本身倒是烂得很一般，但是演员的性爱视频已经流出来了；再然后是一架小型飞机在加州上空爆炸，最后是一条关于哈里王子的完全不实报道，摘自某小报。不过绝大多数新闻节目主编都很清楚这些诱惑的存在，对其仅作出有限让步。大多数主编都会努力报道严肃的新闻，最好能借助人物与画面而不是空口讲道理（约翰.格瑞尔森关于信件与邮政体系的说法正好可以应用在这里），假如他们认为某一条重要新闻被花里胡哨或者看似关系重大的二流货色挤掉了，回家时感觉会非常不好。而且这些问题也有解决之道。假如你能用大白话讲述新闻，不用冷僻术语，添加一点幽默，再找一个能将熟悉的场景拍出一点新意来的优秀摄影师，那么即便是威斯敏斯特内部的错综纠结也能成为广受欢迎的新闻。添加一点音乐，几段档案影像，来几个事件当事人正面对峙的餐馆的外景（我的一位同事将这种手法称作“直捣贼窝”），再加上直指痛处的入镜效果，那么这条新闻基本上就能看下去了。

主编会将不同质地的新闻调剂搭配在一起。假如威斯敏斯特当天爆出一条重大新闻，那自然很好。不过假如威斯敏斯特当天爆出两条重大新闻，这就有点不好办了，不过还能应付一下。假如爆出来三条重大新闻——惹不起总还躲得起。其他任何领域都是这个道理。一期新闻节目当中不能报道两场战争。新闻节目就像音乐作品一样，必须有板有眼，有起有伏，有张有弛。现场报道的明智运用，新闻包的制作以及风格不同的记者有助于部分达成这一目标，但是主要还得依靠新闻题材的合理选取。假如你刚刚让观众捱过了一段关于托利党内部领导权问题的新闻，接下来不妨换换口味，搭配一段皇室消息或者体坛丑闻，然后再切入巴士拉当地维持秩序的困境，因为这条新闻没那么有趣（不过的确有直升机）。最重要的题材似乎永远不会改变，每一位主编都会因此在内心深处哀鸣不已——从最新的北爱谈判破裂到最新的耶路撒冷自杀炸弹袭击无不如此。而且一旦这些题材出现在大标题当中，收视率立刻就会在你眼前表演高台跳水。但是至少在BBC内部，每一位主编都会在翻翻白眼，骂两句“卧槽”之后尽她最大努力将这些新闻捎带进自己的节目里。

在活动图像冲击与抽象新闻价值之间进行妥协调和的努力自电视存在之日一直延续至今并依旧无解。鲸鱼与大象之间的角力永远不会结束。如果你同意电视是放松与娱乐的媒介而新闻是严肃而紧迫的话题，那么“电视新闻”这个词看上去难免有些让人不太得劲，尽管还没到自相矛盾的地步。这是一个并不纯粹的行当，从事这一行的都是些堕落之辈。但是只要争论还在继续，只要两方面的紧张关系依旧存在（“画面很出色但是故事很垃圾……故事很出色但是画面很无谓”）那么这一行就总还能制作出值得一看的电视新闻。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Esther_Rantzen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tin_Bell

目前为止本章都主要在介绍电视新闻。相比之下电台新闻的来龙去脉要简明得多。电台新闻与报业的关系要比电视更密切。在这里语言就是一切。在二战期间带来一流报纸新闻报道——例如玛莎.盖尔霍恩关于挺进法国的美军的报道——的技巧也带来了第一流的电台新闻报告。理查德.丁伯比一天到晚与BBC 的伦敦官僚机构作对，竭力争取更宽松的报道裁量权，以便为自己的报道赋予气氛与色彩。他曾经报道过晦暗难明的北非战局，也曾经搭乘轰炸机经历极端危险的轰炸任务。正像他的追随者一样，他学会了如何运用“自然音”——炮弹爆炸，引擎轰鸣——以及他自己音调当中的颤抖与兴奋为自己的报道增添即时性与戏剧性，他摆脱了从前的播音员惯用的非现实无感情风格。但是他的报道依然还是书面形式的，几乎就和报纸一样。1945年4月19日他在贝尔森集中营进行报道：“我在一片阴郁之中穿过尸堆，直到听见此起彼伏的轻声呻吟中传来一个声音。我发现了一个小姑娘，她的年龄难以判定，因为她的头发全都掉光了。她的脸就像羊皮纸那样蜡黄枯干，上面的两个窟窿就是眼窝……”在这篇报道的结尾他说道：“我还从未见过任何一位英军士兵像今天早上打开贝尔森集中营大门的人那样怒火满腔。”丁伯比的报道大约有500个单词，介乎长篇新闻与特写之间，语言风格上要稍微松散一点儿。与四十年代的大多数报纸记者相比他更喜欢使用短句，有时还会采取断奏式的节律。但是这些差别都是细节问题。换句话说他的报道完全可以直接搬到报纸上。

随着电台在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之间逐渐发展成最主要的新闻服务机构，电台也慢慢学会了步调与非正式性的小技巧。随着笨重的盘式磁带录音机遭到更轻巧型号的取代，随着话筒音质与接受范围的提升，随着数字录音技术淘汰了借助剃刀刀片与瓷器描笔进行的剪辑手法，电台新闻记者也迎来了自己的技术突破。他们拥有了更高效的电台转播车，可以充分保证电台受访人员的广播音质。电台总部则配备了综合数字录音器材。但是电台广播相对而言弹性更大，约束更少，节奏更快，难度更低。因此很多记者更偏好电台而不是笨手笨脚的电视。就节目编排层面而言，电台新闻并没有发生多么重大的变化——到头来无非就是找人对着话筒念新闻，没什么发力空间。但是大环境已经变了。与听众互动的聊天秀风格，私人电台的洒脱随性以及六十年代BBC地方电台的创建如今都已经广为扩散。在BBC内部被人们称为“电台头子”的五点直播频道开创性地尝试了闲谈形式与权威立场的结合。这种作法可以追溯到吉米.扬的时代，但是在二十一世纪的公共广播领域同样大有可为。电台采访往往能抢先一步播报新闻，随后电视才能很没面子地将同一条新闻搭配上画面重播一遍。

但是如果看一下BBC电台对于战后年代的记述，当时的工作氛围怎么看也与严肃二字不搭界。当时某BBC发言人颇有助益地解释道，“新闻播音员从不喝醉，但他们有时会很郁闷。”事实上，先喝两杯再做节目似乎在当时司空见惯。著名的杰克.德曼尼奥（1）本人就开列了一份详细的电台周边酒馆清单，旨在最大限度地利用节目进行时的饮酒时间。凭借这张单子，播音员们可以及时赶回波特兰宫与牛津街的播音室，一刻不差地坐回到话筒面前。

“1，羽毛酒馆，小步快跑两分半钟。”

“2，拉米勒酒馆，小步快跑四分半钟。”

……

“4，波特兰大街的乔治酒馆，曾用名胶水瓶酒馆，六分钟。除非身体状况极佳，否则不建议前往……”

除去喝酒之外，恶作剧文化当时也十分流行。

“水刑十分简单也十分难受。简而言之就是拿一杯或一桶水，趁着播音员正在播音的时候从他头上浇下去。由于这个可怜的家伙不能住嘴，浇水的一方尽管可以一下子将容器倒空，好让他在播音期间惊叫出来，或者细水长流直到容器见底为止……大卫.雅格（2）有一次被整得特别狠，以至于他不得不把衣服全都脱下来，赤身裸体地完成了播音。”

在《今日》节目的早期，这种狂放而清新的业余主义同样大行其道。这个位于当代英国电台新闻发展中心的节目影响力之大足以压过自《全景》全盛时期以来的任何电视节目。但是几十年来《今日》节目早已脱胎换骨不复当年原貌，不再是自1957年10月以来每天早上七点十五分与八点十五分在国内频道各自开始播报二十分钟的节目了，不再是那个在杰克.德曼尼奥哆里哆嗦的掌控之下不断熔融蔓延的节目了。这位放荡不羁，带有一半意大利血统的播音员曾经因为在女王访问尼日利亚期间发生口误而差点遭到解雇。按照德曼尼奥的回忆，1956年1月29日晚上9点不到，他开口说道：“九点新闻之后约翰.麦克弗森爵士将会就‘黑鬼的土地’进行谈话。”德曼尼奥继续从第三者的角度记述道：“他突然感到一阵不安，按下了与主控制室联系的按钮。他的不安变成了恐慌。‘是不是应该说“尼日利亚人的土地”啊？’他紧张地问道。‘我觉着也是。’经理这样回答。”他差一点就砸了饭碗。

《今日》节目刚刚推出时走得是相对轻松的大杂烩新闻路线，之所以让德曼尼奥来主持主要是因为当时BBC上层不敢让他接手远远更严肃的主流新闻播报。德曼尼奥身为第一任主播当年常常因为在播音室里乱撒香槟乱扔牡蛎壳而遭到指责，在他之后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都主持过这个节目，例如吉尔伯特.哈丁（3）与军事专家A.D.温特尔少校（4）。温特尔有一次曾经向德曼尼奥申请延长自己的播音时间。他给德曼尼奥寄去了一个杜松子酒酒瓶，标签上写着 “救命！A.D.温特尔”。他的播音风格可以从他的服饰得见一二，他总是戴一顶圆顶硬礼帽，佩戴一枚镜片刷成红色的眼镜，手拿一把从来不打开的雨伞，因为只有“无赖恶棍们”才会用雨伞挡雨。他唯一一次把这把伞张开是为了防止小偷顺手牵羊，因为他在伞面上用大号白色字母写下了“从A.D.温特尔手中偷来的”。人们很难想象今天的节目会雇佣温特尔这样的人。他早年办过许多疯疯癫癫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抗议其他电台与电视节目遭到了偏心对待，因为这些节目可以前往充满异域风情的外国首都进行特别报道，而《今日》节目却不行。他的抗议措施是在BBC总部门外完成了一整期的早间节目。同样，现在再有人这么做也是难以想象的。

德曼尼奥因为一贯不守时而在1971年遭到了解雇，最终在一间廉租房里贫病而死。在七十年代期间，《今日》节目变得越来越严肃且政治化，英国的政治领袖们也越来越难以忽视这个节目了。《今日》节目历史上有两个重大时刻。首先是1975年前任《卫报》北方版主编兼前任《曼城晚间新闻报》主编，布莱恩.瑞德海德（5）加盟了节目，迅速与更加平和冷静的约翰.蒂普森（6）结成合作关系并为节目赋予了延续至今的风格。第二件事则是1978年《今日》节目的改版，使之获得了今天的长度与结构。有时候一档节目往往会定型下来，《今日》节目就是这样。在早餐时段电视节目成为潜在的竞争对手之前，《今日》早已吸引了一大批富有号召力的公众人物以及他们的拥趸。这个节目诞生于车载收音机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主流受众都是些忙碌的职业人士，他们有条件收听至少一部分长篇新闻采访以及——逐渐式微的——搞笑节目。对于那些没时间或者没心情将一份大报从头到尾读完的人来说，《今日》节目提供了很不错的主要新闻汇总，内容涵盖了政治、金融、海外、体育、天气以及不甚靠谱的赌马秘笈等各个方面。七十年代晚期，英国的第一号电台政治节目是1965年创立的《一点看世界》，掌管节目的是前任《每日邮报》主编威廉.哈德卡斯特（7），播音员则是罗宾.戴。在主编安德鲁.鲍耶（8）的手下，这款节目成了七十年代众多工党与托利党政客的最爱，因为节目的特色就是特别精彩的唇枪舌剑。许多广为人知的报业记者都会参与其中，例如阿兰.怀特金斯（9）或者派瑞格林.霍桑爵士。但是对于当代新闻周期来说，午餐时段的节目有些太晚了。政客们意识到假如他们在《今日》节目当中发言的话，这些言论就会被报业联盟截取，成为第二天早上所有国家级大报早间新闻会议的题材，很可能在一整天的时间里都能得到报道。不利的一面在于采访他们的主播都是些扎手的硬茬子，例如瑞德海德，蒂普森，彼得.霍波代（10），还有从1984年开始就职的苏.麦克格雷格（11）。

《今日》节目迫切需要通过访谈搞到新闻从而在全国层面的谈话当中赢得一席之地。这意味着彼此竞争的访谈记者团队，尤其是瑞德海德与约翰.汉弗莱（2）这样的赳赳男性，会以议员们感到很不自在乃至——一旦他们进入政府之后——冒犯无礼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各种骚扰。蒂普森有对托利党党主席诺曼.泰比特进行过一次非常出名的采访，期间他故意让泰比特滔滔不绝地一个人说话，等到冷场的时候才以刻意夸张的礼貌语气问道：“我，我能不能……问个问题？”在撒切尔时代，大臣们觉得《今日》节目就像其他BBC节目一样对他们抱有偏见，因为节目当中总会出现痛心疾首的神职人员与伸手要钱的特殊利益集团，瑞德海德本人的政治本能也令人不太放心。压力越来越大，直到1985年与1986年双方发生了正面冲突。最著名的时刻发生在1987年3月预算计划推出之后，瑞德海德采访了奈吉尔.劳森。此前劳森提出了旨在帮助失业人员的所谓工作俱乐部计划，于是瑞德海德抓住这一点向他提问。财长回答道：“布莱恩，我们都知道你一辈子都是工党支持者，所以我对于你说出这种话来并不意外。但是你真不应该对工作俱乐部嗤之以鼻。”此言一出瑞德海德的声音里也带上了几分火气。“你认为我们现在是否应该先保持安静一分钟呢？首先你可以借此机会因为向我道歉，因为你竟敢妄自猜度我的投票立场，其次你可以缅怀一下你自己抛弃的货币主义。”类似这样的事故屡屡发生，为节目招致了持续不断的政府抨击，领头的主力有泰比特，彼得.利雷（13）以及杰弗里.阿彻

瑞德海德是个很难相处的人。九十年代我为《经济学家》工作时曾经短暂地在《今日》节目当中尝试过一段时间。第一天我凌晨三点就跌跌撞撞地赶到了播音室，有人塞给我一叠白纸与一台打印机，没有提供任何工作指示，面前就是一言不发心不在焉的瑞德海德。最后我拿着自己的稿子冷汗淋漓地坐在了播音台旁边，瑞德海德根本没有正眼看我，好像我不存在一样。就在即将开始广播前他突然瞪了我一眼，“你不是有工作吗？”是，我在《经济学家》工作。“那你他妈的跑到这里来干啥？”话音刚落表明播音开始的小红灯就亮了，我则张口结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瑞德海德是一位个性强横的人，就像日后挑大梁的约翰.汉弗莱与吉姆.诺蒂一样，他那戏剧表演一般的做派对于节目取得突破十分关键。他死于1994年1月，终年64岁，临终之前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勇气与专业精神。在瑞德海德及其继任者的带领下，《今日》节目的立身之本部分取决于略微有些暴躁的中产阶级中年男性，这些人的出身远离大城市，对于城市里的各色权力掮客也有一定的免疫力。撒切尔麾下的大臣们纷纷攻击这个节目死不悔改地支持左派。不过撒切尔本人十分明确地表明她自己是《今日》节目的忠实听众，有一次甚至还专门打进热线电话以期能参与广播，彻底奠定了这档节目的早间头牌地位。撒切尔或许反对垄断，但是《今日》节目的存在意义就是一家独大。上层集团需要一个谈话并得到倾听的平台，但是两个就太多了。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新工党的宣传专员们也开始以同样的热情抨击这个节目。1996年，工党觉得自己的影响力已经足够大，于是试图操纵《今日》节目的年度人物评选，让托尼.布莱尔成为内定当选者。随着大选的临近，彼得.曼德尔森和他的手下人开始在工党的通信指挥中心里冲着《今日》的员工吆五喝六百般折辱。那一年里曼德尔森似乎的确能在《今日》节目正式播出之前就搞到节目内容列表。他曾打电话试图阻止政治记者尼克.罗宾森报道某条新闻，因为“他是个托利党，他有偏见。”他曾经冲着节目制片人沃诺.威尔逊整整发了一个钟头的脾气，而后者坚决不肯让步。两年之后，掌权的工党也像当年的托利党那样感到了针对《今日》节目的敌意。阿拉斯特.坎贝尔在某次唐宁街简报当中称《今日》节目既犬儒又草率，属于某个“低级媚俗，拉低民智，人员臃肿，叠床架屋的可笑组织”的一部分。诺曼.泰比特听了这番话一定非常自豪。

1998年，随着时任主编的乔.巴顿卸任下台——他的前任是今天BBC新闻的骨干罗杰.摩西（14）——围绕着他的继任人选发生了异乎寻常的斗争。很多人都认为坎贝尔和他的同事们反对任命来自《一点看世界》的凯文.马什（15）。马什是个作风凶狠思想独立的记者，很不好打交道，在他自己原来的节目中曾经很让工党大臣们下不来台。有一件事很能体现他的风格：他的同事们都劝他说话之前要三思，而他则在自己办公室门上贴了一张告示，上书“不，我他妈没这个闲工夫”。总之，最后成为《今日》主编的是大步流星、头发蓬乱、烟不离口的反传统干将罗德.里德尔（16），他的基本策略是用独家新闻塑造《今日》节目的知名度。为了达成这一点，他事关重大地雇佣了安德鲁.吉利根。因此也不妨认为阿拉斯特.坎贝尔对于吉利根得到聘用负有间接责任。后来马什还是取代了里德尔，结果当吉利根丑闻爆发时就轮到他来跳火坑了。

如今的《今日》节目依然令参与者如坐针毡身心崩溃，从来如此。约翰.汉弗莱激怒了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人并取悦了更大一部分人，他与自己的主编作对，将受访人推向极限。对于BBC的记者们来说，《今日》节目很有些霸道不讲理。我刚当上政治主编的时候，有一回有人告诉我准备在家里与电台连线，播报某条国内新闻。但是就在正式播报前几分钟，在我已经准备好了稿件并拿起电话机的时候，我突然又被撤了下来。于是我就到家门口附近的公园跑步去了。跑了大约十分钟，我突然听见一阵歇斯底里的汽车喇叭声，回头一看是我的妻子，她正在车里发疯一般地向我挥手。原来又有一条新闻被撤了下去，现在《今日》要求我在两分钟之内赶回家。我赶紧上气不接下气地冲了回去，在千钧一发之际坐到了电话面前。“接下来就是你，还有十五秒……”制片人说道。然后是一片寂静，再然后是一条来自非洲的新闻。我问他们是怎么回事，另一个声音回答道：“哦没事，我们现在不用你了。”于是我决定忙里偷闲先去洗个澡。正当我赤身裸体一身肥皂沫的时候，我妻子又开始砸浴室门。快出来！到你了！马上！六神无主，一丝不挂且全身滴水的我赶紧将电话打进电台，等着叫我上线的时候……然后又传来了那个熟悉而亲切的声音，“不好意思，没事了。”我之所以要讲这个故事是因为这个故事在BBC员工当中还有一定的普遍性。《今日》是一个全国性机构，因此也像其他全国机构那样傲慢自大且疑神疑鬼。《今日》永远为了自己地位稳固与否而担心，节目内部的政治关系错综复杂，还总能使得某些听众暴跳如雷。但是这个节目依旧是全国上下的宝贝，大多数时候我们全都真心热爱它。美国人有电台喷子，我们有约翰和吉姆，你更喜欢哪一边呢？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Jack_de_Manio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Jacobs_(disc_jockey)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Gilbert_Harding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fred_Wintle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Brian_Redhead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Timpson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Hardcastle_(broadcaster)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drew_Boyle

（9）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an_Watkins

（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Peter_Hobday_(presenter)

（11） http://en.wikipedia.org/wiki/Sue_MacGregor

（12）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Humphrys

（13） http://en.wikipedia.org/wiki/Peter_Lilley

（14）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ger_Mosey

（15） http://en.wikipedia.org/wiki/Kevin_Marsh

（16）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d_Liddle

现代报纸的技术是随着民主制度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政党体系一起成长起来的，基本上不受国家干预。我们之前看到了记者们如何奋力争取议会报道的权利，也看到了印花税法案与乔治王时代审查制度的持久影响，还看到了二次大战当中政府与报界之间的激烈冲突。但是广播业完全不同于报业，对国家的依赖程度极高。电视与电台一开始都要依靠有限的波段资源，而政府则有权控制并分配波段。而且电视与电台面世时正好赶上国家权力最强且全社会对于政治操纵最为疑神疑鬼的时代。因此政客们从一开始就涉足了电视的发展。BBC的前身根据1863年的《电信法案》于1922年成立，就像邮政系统一样由邮政大臣掌控，这一职位由内阁成员担任，如今只剩下了头衔。电视刚刚发明出来时官方对其下的定义是“通过电波传输对运动或静止的人或物体以可视形式进行的表现”，立刻就落入了政府的掌控之中。

但是广播行业很快就显示出了仆强主弱的架势。英国以及世界各地的竞争掰开了政客对于广播行业的控制之手并极大地提升了广播节目总量。就好像当年的议员们面对爆炸式发展的报业最终不得不放弃对其加以控制的打算一样，如今他们也几乎就要放弃对广播行业的控制了。他们十分痛恨这一点。因此关于BBC以及ITV新闻业的著作往往没写几页就会转向广播从业者与政客之间的争斗与冲突。一般来说双方开战的原因都是针对国家大事的播报——苏伊士运河危机，北爱危机，福克兰群岛，伊拉克，等等；有时也会涉及政客们自己的地位。无论如何，广播记者们都坚守着二百多年前约翰.威尔克斯以及其他激进报业人士争取而来的言论自由。在上述每一起事件当中，政府都倾向于鼓动爱国主义情绪并主张自身权威来进行回应，就像乔治王时代的大臣们一样。区别在于今天的大臣代表民主权威而不是君主权威，而他们的实际管制权力也更大，因为电视需要依靠议会的批准才能播出。十八世纪晚期的下院不能干预报纸销售或者报社所有权易手，而二十一世纪的下院则可以也的确经常直接干预BBC的资金、体量与地位，以及商业广播的所有权与管理规章。但是这一点也正在发生变化。数字革命之于广播正如印刷机械化与廉价纸张之于报业一样，使之越发脱离政客的实际控制。政客们面临着一个很可能即将到来的全新广播世界，这个世界将会像报界一样分化多元、偏见横行且咄咄逼人。他们会对此感到害怕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这样一股力量可能最终将会摧毁残余的议会权威。

不过一开始正是议会令英国在电视领域取得了世界领先的地位。早在二战之前，BBC就获准利用当时十先令的电台收听许可费来补贴“电台-图像”的早期发展（六十年之后BBC在线也依靠电视收看许可费的补贴确立了自己在网络新闻方面的优势地位）。但是英国电视的独特地位并不是单靠资金建立起来的，也是议会妥协与克制的产物。在纳粹统治德国，法西斯横行意大利的时候，英国议员们眼睁睁地电视这种新兴媒体成为了一小撮人手中打晕整个国家的宣传大棒。可以说他们就像乔治.奥威尔那样担忧集权主义时代的到来，只不过没有奥威尔那样大张旗鼓或用心专一（考虑到日后苏联电视台如何经费拮据且不受信任，英国的议员其实有些多虑了，但是他们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二十世纪中期的英国议会依然满脑子都是公共服务的观念，依然为了来自美国的“粗俗消费主义”危险而忧心忡忡。因此他们采取了全世界仅此一家的妥协措施，自从该措施出台开始就广受抨击，但却一直延续至今。

简而言之，议会将为电视行业制定保持公平中立的规则并担任电视的最终监管机构，但监管力度极低，基本不干涉电视台的日常运行。1936年，由议员组成的乌尔斯威特委员会在回顾BBC的最初十年时这样说道：

“显然，为了防止这种能将政治观点表述送进七八百万户家庭的媒介遭到滥用，很有必要进行十分谨慎的保卫工作。广播的控制者可以代表某一个政党或某一派思想进行长期不断的宣传……（并且）影响整个国家的政治理念。”

各个政党全都清楚，假如政府可以干涉广播的日常内容，那么执政党就可以操纵广播来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由于在英国的政党体系中所有人都希望自己能属于执政党，但同时也希望能在另外某些时刻属于在野党，这项不干涉条款符合所有党派的长期利益。因此BBC的立身之本就成了皇家特许状体系，这套体系的关键在于每隔一段固定时间就要通过政治辩论来决定是否续签特许状。五十年代商业电视登陆英国之后也遇到了由独立电视管理局负责的类似管理结构。两者之间可能有所不同——正如前文所见商业电视台的新闻的确自成一派——但是商业电视台也必须遵守同样限制着BBC的政治中立原则。这套文化传承了下来。六十年代晚期格拉纳达电视台《世界在行动》节目总编大卫.普莱怀特（1）颂扬英国广播体系“不像美国体系那样只顾卖东西，也不像俄国或者布拉格体系那样充当国家的工具”。议会的确用链子拴着电视行业，但是这根链子长得很，电视不仅能保护政府大臣的利益，也能保护反对党。

在犬儒主义的腐蚀性潮水四面环绕政治话题的今天，我们尤其应当回顾一下英国当年做出的妥协——一个既不由国家掌控也不靠私人经营，而且总不至于脱离民主体制影响范围的广播行业——这一手政治高招已经造福了整整两代英国人。在二十世纪剩下来的时间里，英国电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胜过法国、德国、意大利或者其他民主国家。甚至就连美国这个称霸全球的英语大国也没能像当年压倒英国电影行业那样压倒英国广播行业。自然，美国电视节目从来都在英国广受欢迎。英国人就像全世界任何其他地区的人们一样对迪斯尼趋之若鹜。从《我爱露西》到《老友记》，美式情景喜剧为英国观众开启了一扇诱人的窗口，通向一个更为明媚富裕乐观的世界。《朱门恩怨》与《荆棘鸟》之类的剧情片也有相同的功效。此外美国人在罪案剧方面从来都更胜一筹。

但是英国的广播行业塑造了一套英国人看世界的独特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定义了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英国特质。阿兰.伯奈特（2）与丹尼斯.波特（3）的戏剧，《加冕街》与《东伦敦人》之类的长篇肥皂剧，埃丝特.兰森（4）温馨而略带傻气的消费指南，《流行音乐榜》，《神秘博士》，冷峻粗粝的《Z飞车》（5），拐弯带刺的《不死不散》（6），还有完全无法翻译成外语的英式喜剧例如《罗伊一家人》（7），《绅士联盟》以及《办公室风云》……如果没有这些节目的话，我们英国人肯定不会是今天的样子。电台的情况也不逞多让。梅尔文.布拉格（8）时期甚至今天某些时候的《本周伊始》总能令美国嘉宾合不拢嘴：“我们可不能在电台里讨论莫扎特，柏拉图，巴勒斯坦局势和基因研究——在我们那边可不能这么干。”人们对集权式广播的恐惧已经消散了，但是英国广播行业依然从事着许多美国同行所不为的工作。前文当中讨论过的《今日》节目，广播3台的古典音乐，还有很多其他协力塑造了当代英国文化生活的节目。法国人把钱花在了补贴本国电影业方面。相比之下我觉得我们更占便宜。

更重要的是，正是英国的新闻支撑并发展了英国的国民性。在一开始，英国广播新闻反映了业已成型的后帝国时期保皇派福利国家社会，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初的广播新闻在画面上或许有些死板，语调听上去也有些不自然，但是只要一眼看上去你就会立刻意识到——没错，这就是我们。正如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塑造了美国人的所思所想一样，英国新闻也被塞浦路斯、撤离非洲以及北爱局势所吸引着。国内新闻也侧重于国家大事——议会开门仪式，首相讲话，裁军与潜艇下水，协和客机首航，查尔斯王子受封威尔士亲王，等等。通过日常新闻与广播，社会巨变与各种难题，凶残的谋杀，惨不忍睹的火车相撞，声势浩大的罢工与乱花迷眼的超短裙，还有摇滚歌迷与机车党之间的群殴，这一切吸引了整个英国的注意力。从罗伯特.道高尔（9）到休.爱德华兹，从里奇.勃山凯特到特拉弗.麦唐纳，正是这些电视主播的面容与声音保障了这个国家的连续性。在一个越来越小的世界里，这就是英国的立场。我们这边的美国新闻总比世界新闻要多，因为美国新闻更生动，更重要，而且直接说英语。但是伦敦与华盛顿所各自看到的世界并不尽然相同。

英国避免了政治利益彻底操纵电视新闻的局面，这一现象在意大利十分突出，在美国也越发严重。美国的FOX公然支持默多克的政治立场，但是FOX的英国表亲天空台则由于英国电视文化的影响与制约而不至于如此。相对年轻的政治中立传统已经在英国立足生根了。这并非因为英国记者比其他国家的记者更加正直，而是因为英国议会有意建立了一套充满张力的体系——BBC收看许可费制度保住了政客的发言权，商业广播公司也因此受到制衡，但是日常的广播内容依然自由。有很多人——例如极端右派的政客与左派学术界人士——都认为广播新闻绝对中立的想法既幼稚又不切实际。新闻难道不总是反映深层价值并总会为特定人群——大都市自由派精英或者大企业主——的利益服务吗？公平难道不是过度乐观的启蒙运动神话吗？也许的确如此，但是就算这一切真的只不过是神话，至少大部分英国人都愿意相信其真实性。

这里有必要用三重红墨水下划线着重强调一下这套体系运转得多好，因为我们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当代英国的政治历史几乎只剩下了BBC——有时也包括其他广播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冲突。英国有意使得以议会为代表的民选权力机构与广播行业成为了紧张角力的对立双方，因此设置了一套专门产生冲突的体系。这是一个两大上层集团相互做对的故事，一方以威斯敏斯特与白厅为据点，另一方则驻扎在白城，波特兰宫以及其他堂皇气派的广播中心。政客们将一项收税权赋予了BBC，并对抗税者以拘禁相威胁，同时还对商业电视台的所有权与盈利进行管理，通过这些手段政客们将自身的一部分权威借贷给了广播行业。作为回报，他们希望借助广播行业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得到尊重。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越来越难了。英国社会就像其他国家的社会一样正越来越遭到富裕享乐的主宰，娱乐与购物越发得势，而意识形态则越发淡化。提供成瘾性流行文化的广播行业开始发展起来。议会费心费力只为让选民打起精神，政府大臣们一边在官僚体制的深处挣扎一边还要奋力提供有效且受欢迎的公共服务，如今他们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大型电视公司的老板们并不需要选票来支持自己的自负，而是仰仗收视率与金钱。每当BBC的收视许可或者特许状还没到续签的时候，BBC管理层往往会将政客们的抱怨当做无理取闹，无非是一帮私心太重的门外汉们在哭天抹泪而已。

从另一面来说，政客们就好比弗兰肯斯坦博士那样恐惧不已地看着自己创造的媒体怪物失去了控制。政府与BBC之间的第一次冲突也是历次冲突中最严重的一次——不错，甚至就连本书开头提到的赫顿事件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是由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所导致的，那一次BBC取得了胜利。冲突背景是BBC与议会达成的战后协议，这份协议反映了议员们多么害怕广播会令他们失去话语权。今天看起来这份协议可谓令人瞠目，但是在1945-1946年的谈判中，BBC同意一旦常规政治广播节目再次开播，这些节目将不会讨论任何议会正在辩论的话题或者任何在未来一两周将要宣布的政策——换言之就是几乎一切常规主流政治内容。BBC之所以接受这一限制是因为担心执政党会干脆禁止政治节目的播出。BBC与政府通过一系列辅助备忘录确立了这一协议。1948年的备忘录写道：“BBC不得在任何议题得到两院辩论之前十四天时间内对其进行讨论或单方面论述……（并且）议题处于立法过程中时不得邀请议员参与节目讨论。”但是考虑到各位大臣们借助BBC电台在刚刚过去的黑暗战争岁月里进行了如此大量的爱国宣传，政府真的已经准备好将BBC排除在政治圈之外了吗？当然没有。大臣们希望广播能为他们服务，尤其是在他们打算向全国讲话的时候。因此协议又做出了如下承诺：“政府应当能够时常使用无线手段发布大臣演讲，这些演讲可以是对于议会批准的立法或行政提案的纯事实性阐释，也可以是呼吁国民配合燃油经济或者征兵活动等国家政策的号召性宣传，因为此类政策必须依靠公众的积极配合才能生效。”

自然，这是BBC与战后工党政府签订的协议。托利党早就对BBC满腹疑心了。他们认为传媒界在1945年大选中与他们作对，BBC在1950年与1951年期间与他们为敌。丘吉尔相信共产主义者已经渗透了BBC。1951年托利党再度掌权之后，他们拒绝了贝弗里奇委员会提出的为BBC签下未来十五年特许状的提议。假如这项提议得到通过，那么直到六十年代中期BBC都将不受任何政治势力的影响。相反，托利党将特许状的批准周期定为了六个月，而且为了扶植BBC的商业竞争者而设立了独立电视管理局。这里的关键字是“电视”，电视的时代终于降临了。此前很多年里BBC电视台一直蜗居在伦敦北部郊区的亚历山大宫，这座半废弃的圆顶建筑冰冷霉腐，环绕着落满尘土的雕像，遍地都是老鼠。现在BBC电视台终于在白城展览馆旧址拥有了自己的总部，此外还买下了英国高蒙影业公司位于附近的工作室。

1950年大选结果得到了电视播出，主持人是理查德.丁伯比与当时非常年轻的大卫.巴特勒（10）。有一百万观众收看了这个节目。政治电视的时代降临了英国，几年之后又来到了美国。BBC提议为各个政党提供他们自己的广播节目——令人诧异的是他们居然拒绝了，因为他们觉得这么做毫无意义。之后不久BBC推出了《新闻内部》节目，尝试进行政治讨论。节目的长期嘉宾有诸如工党的迈克尔.富特与保守党的鲍勃.卜斯比这样的议员，有A.J.P.泰勒这样的名嘴，还有一位《经济学家》的记者。这套人员组成与今天的时事谈话节目已经很相近了。从一开始BBC就发现，广播媒体对于离经叛道之辈特别有利，无论他们来自左派还是右派。这些人更坦诚，更清新，说起话来也比一味效忠本党的主流议员们更有趣。1950年，托利党向当时的BBC主管、“口述语言类节目总导演”乔治.巴恩斯（11）抱怨了一通，于是巴恩斯同意安排一位更沉闷的主流议员上节目。结果观众们纷纷关上了电视，就像今天一样。

任何一个政党现在都无法否认电视的重要性了。1951年大选中BBC再次为各个政党提供了各十五分钟的广播时间，这次他们都同意了。依然不信任BBC 的丘吉尔本人并没有参加广播活动，而且重返唐宁街之后也坚决拒绝进行广播，因为他很讨厌广播传媒的“机器人组织”抢走下院的风头。但是其他人都无法抗拒电视的诱惑。1953年的预算报告就在唐宁街十一号得到了广播，为了拍摄这期节目，BBC事先耗费了整整一天的准备时间安置笨重的摄像器材，还调用了一半的外景拍摄资源。摄制人员的情绪近乎崇敬。正如当时某BBC重要人员所解释的那样，如果一位电视访谈记者能受邀前往唐宁街，“……观众们将会看到，他的受访者所处的环境明明白白地显示国家将权力托付到了此人手里。假如他看上去态度生硬无礼，就会失去观众的同情。”就连丘吉尔最后也稍微作出了一点让步。1954年BBC为他的八十大寿拍摄了一期特别节目，事后丘吉尔同意录制一段自己观看该节目的影像。观看期间他情不自禁地流了几次眼泪，影片结束后他还简短地点评了几句。

这就是1956年安东尼.艾登与保守党政府面对苏伊士危机时的英国广播界。所有人都很清楚电视的重要性，刚刚过去的大选中这一点刚刚得到证实。托利党上层很不喜欢BBC，但是现行协议限制了BBC不得报道议会当前事务，大臣们也受制于协议只能通过广播谈论事实性全国话题而不能谈论党派政治。这种对峙局面看上去很合理。但是苏伊士危机改变了这一切。艾登是出身三十年代的政客，一位反绥靖主义者，一开始就站出来反对越发危险的希特勒。纳赛尔在他眼里就是另一位独裁者，而且此人还扼住了苏伊士运河。此时已经不是1938年了，更谈不上1939年，但整个英国依旧遭到了挑战。不顾美国阻挠，决然对纳赛尔下手的艾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为英国站了出来。他相信，BBC也会和自己站在一起，或者为他助威。但是BBC方面的观点很不一样。当时艾登要求向全国就苏伊士问题发表公开讲话的权利，BBC也给了他两次发言机会。但是BBC也意识到入侵埃及的行动严重分裂了英国，并感到自己有责任反映这种分裂，而不能单纯担任政府的喉舌。最后反对党党首休.盖斯克也通过广播对艾登进行了回复。唐宁街对此很不满意。根据格蕾丝.温代姆.戈迪的记述，就BBC看来，在整个危机期间，无论是艾登还是麦克米伦“都不屑于关心任何辅助备忘录或者任何使他们难以在自认为合适的时候利用电视通告全国的规则。”

这时一个意料之外的人物插了进来。时任澳大利亚首相的罗伯特.孟席斯爵士正在伦敦参加关于苏伊士运河前景的会议。他公开支持艾登，因此唐宁街觉得很可以靠他来为政府争取支持。于是BBC接到电话称孟席斯爵士“目前有空”。BBC的回答很礼貌：不，谢谢。这下艾登气炸了肺。唐宁街十号的新闻官员威廉.克拉克打电话警告温代姆.戈迪，首相“对于BBC十分生气，认为BBC拒绝孟席斯进行广播的做法无法原谅。克拉克先生恐怕首相在盛怒之下会采取过激行动并对BBC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换言之他威胁要摧毁BBC的独立性。根据另一位BBC高层的说法，当时的财长基尔穆尔勋爵已经得到指示要准备好接管BBC，“使之服从于政府意志。”后来克拉克还披露艾登曾打算直接控制BBC海外广播，并迫使其允许大臣们随时进行广播发言且不给反对党回应的权利。但是BBC坚守住了阵地。最终美国人对英国实施了金融打击致使入侵英军不得不撤退，因为苏伊士危机而身败名裂的不是BBC而是艾登本人。苏伊士危机之后，政府直接威胁要接管BBC或将其置于大臣直接管理之下的举动成了不可想象的政治禁忌。后来BBC又与政府达成了进一步协议，确保了反对党回应大臣广播发言的权利，从而彻底杜绝了类似危机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苏伊士危机的重要意义在于划清了政客影响广播行业的权力极限。自然，在商业广播发展起来之后，政客们想要控制广播行业就更不容易了。另一方面的争斗随即取而代之。历届政府与广播从业者针对哪些内容可以广播而展开了劳神费力且恶意充盈的斗争。最重要的交锋总会发生在制造分裂且易于感情用事的政治危机期间。我们已经见识过了《全景》节目在五十年代遭受的争议。六十年代，BBC总导演休.卡勒顿.格林（12）因为喜剧节目《本周情况就这样》当中的粗鲁用语而遭受了许多来自保守党的愤怒指责。这档节目自1963年11月推出以来没过几周，收视人数就从起初的350万人一下子跃升到了1000万人。托利党议员抱怨这个节目“如此偏向极端左翼群体，社会主义者与绥靖主义者”。由于来年就要进行特许状续签，这档节目终究还是被撤了下来，对外公布的借口是为大选报道让路。

1963年普罗富莫丑闻期间，由于主要政党拒绝就这一震撼威斯敏斯特与舰队街的丑闻进行广播辩论，广播记者们几乎掀动了一场叛乱。罗宾.戴为《全景》在下院门外的雨中安排了一场荒唐可笑的访谈，明摆着告诉观众们真正要紧的事件发生在摄像机镜头拍不到的地方。麦克米伦这位早期电视政治名人下台之后，接替他的下一任首相是一位依旧处于前电视时代的埃里克.道格拉斯.休姆。1963年10月，内部备忘录在焦虑的BBC内部往来传递，抱怨BBC的广播主持（当年约翰.汉弗莱依旧默默无闻，杰里米.帕克斯曼也还只是个孩子）对待休姆以及其他政客的态度就好比“咬人脚后跟的恶狗”，而且BBC的采访风格也“过于千篇一律地尖刻逼人”。不过这种程度的自省并没能安抚保守党。他们认为自己在1964年大选中堪堪败给哈洛德.威尔逊以及工党的原因就是BBC十分刻薄地利用灯光技巧使得接受采访的休姆在荧屏上看来好似骷髅。大选之后BBC专门私下里向保守党进行了一番演示才洗脱嫌疑。通过各种不同角度与强度的灯光组合，休姆及其顾问们不得不承认，无论在何种灯光的照射下他看上去都好似骷髅。

威尔逊的炉边谈话广播风格一度十分奏效，但是他的上台也只不过为政府与BBC带来了一段不太长的蜜月期。威尔逊试图空降《全景》节目，为自己争取一期不受质疑反驳的现场广播，借此十分小心地模糊BBC广播与政府大臣广播之间的界限——换句话说就是劫持BBC的权威来实现他自己的目的。工党大臣们没过多久就断定BBC是个一心反对工党的阴谋集团，与此同时左翼听众则不住地抱怨BBC立场不公平。当权的工党要应对来势汹汹的学生抗议，而《世界在行动》这样的时事节目对于红狮广场学生暴乱的拍摄一经播出就成为了经典。此外关于罢工投票与罢工的镜头也越来越令工党下不来台。上述这一切，加上越战与日后北爱冲突的镜头，使得工党确信电视是英国国内一股危险的新生力量，而不仅仅是用来挑逗昏聩托利党的拉风武器。工党开始花大力气培养自己的广播力量，同时新一代更加谙熟媒体的托利党人也在爱德华.希斯的手下成长了起来。

威尔逊一去职，火气十足的青年激进分子大卫.丁伯比就制作了一期名为“昨日之人”的《全景》节目，讨论前工党大臣们的个人财务安排。这期节目直截了当地质疑这些人如何还能过得下去，还质问在报纸上连载个人回忆录的威尔逊借此究竟收了多少钱，使得威尔逊大为光火——他坚持中止访谈，从画面上就能看出丁伯比已经激怒了他。但是尤其令工党担忧的是BBC对于流行音乐、图像以及高超摄像手段的运用——这些手段对于政客权威与地位的攻击似乎就像赋予休姆一副骷髅尊容一样严重。工党对于BBC越发严重的不信任终于在威尔逊的第二届任期期间导致了一份党内文件的出台，文件倡议废除BBC与独立电视管理局，另成立一个通信委员会取而代之，委员会成员都是“民选代表——工会成员，地方政府成员以及议员”。在逐步取缔收看许可费与广告之后，这个新机构将会负责“众多分散式电视节目单位”的节目制作，从而“反映英国各个部分的创造性才能”。这套“英国电视可以通过工会委员会与地方政府的制作而得到改善”的理念如此不着调，最后落了个无病而终活活囧死的下场。

BBC在七十年代的主要问题是始终挥之不去的收看许可费威胁，议会里的争吵，还有与托利党后座议员大动肝火的见面会。这些问题当然都很严重，但是根本无法与八十年代相提并论。此时BBC与撒切尔政府爆发了真正的激烈冲突。当时引起舆论动荡的依然是《全景》与《世界在行动》这样的时事节目，而不是电台里的《今日》。BBC曾经决定采访爱尔兰国家解放军，正是他们用汽车炸弹在威斯敏斯特门口谋杀了撒切尔的密友艾瑞.尼夫；BBC曾经拍摄过北爱巡查队在边境线上公然拦截汽车的过程；BBC还在节目当中将马丁.麦克吉尼斯这样的极端分子描绘成了普通的居家男人，正是这些爱尔兰的“麻烦”成为了双方擦枪走火的引子。撒切尔和她手下诸如诺曼.泰比特之类核心大臣相信自己正身处一场非黑即白的反恐战争当中，不容许任何中立行径。几乎就像苏伊士危机期间一样，BBC以及其他广播公司必须采取毫不动摇的爱国立场。当年报道爱尔兰冲突的记者们都记得自己如何为了找到不至于最终冒犯冲突参与双方的语言而费尽曲折。爱尔兰共和派将英国记者视为敌人，后来的统一派也接受了这一观点，因此英国记者的工作环境既危险又充满敌意。同时白厅还将他们视作拉偏架的和事老。与苏伊士危机不同，这次英国国内没有哪个主要政党不同意首相的看法——广播界的孤立感比起苏伊士危机期间要更为强烈。

福克兰群岛战争带来了与北爱危机一样的问题。当时创办不久的《新闻之夜》节目由在措辞当中使用“英军”而非“我军”令撒切尔火冒三丈，同样令她愤怒的还有关于英国特勤组织的争议性报道以及凯特.阿迪对于美军借助英国军事基地起飞轰炸利比亚的报道。此时令她头痛的《今日》节目也冒了出来。撒切尔的大臣们反复公开警告成BBC偏向左翼，不爱国，不受控制，必须得到处理。托利党代会上发表了关于收视许可费的威胁性演讲。在支持撒切尔的新任主席马马杜克.胡赛（14）授意下，BBC管理层解雇了被撒切尔当做众多早期冲突罪魁祸首的时任总导演阿拉斯戴尔.米兰（13）。到处找工作的制片人总是特别讨厌。但是撒切尔所关注的不仅仅是BBC的节目内容。她一直在试图改变英国文化以及英国人对于个人主义与赢利的看法。而BBC就这样堵在她的视野当中——一个人浮于事、自大自满、反市场化且自命清高的反面典型公共机构，耻于言利，眼高于顶，咬着自己那套自由派世界观不松嘴。她经常斥责BBC员工太多但干得事又太少。她曾经指派某委员会研究收看许可费制度，满心指望委员会能建议将其废除并以广告赞助取而代之。结果委员会却认为许可费应当增加，只是增幅要比BBC的预期更小，这个结论气得她大发雷霆。她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偏袒BBC的商业竞争对手ITV，还在默多克一开始计划借助卫星电视打破“BBC垄断”的时候提供了热情的支持。与艾登不同，撒切尔即便在最愤怒的时候也没有考虑过直接控制BBC 的问题。但是将BBC 私有化并拆分开来的想法在八十年代逐渐有了市场。

对于BBC来说这是一段特别危险的时期，因为BBC赖以为立身之本的政治协议似乎已经失效了。政府当初之所以对BBC采取大撒把态度是因为从实际角度考虑执政党议员早晚有一天也会成为反对党，因此采取放任政策也符合他们的利益。这是威斯敏斯特内部的共识——我们不会找广播行业的麻烦，因为这样不公平，而且将来有一天这种不公平的结果也会落在我们头上。但是八十年代的工党看上去就是一帮扶不起的阿斗，因此对于许多托利党大臣来说，上述协议的前提根本不值一晒。如果说他们的任务是改造英国，而且BBC挡住了他们的前进道路，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将其搬到一边——将其私有化或者拆分开来。当然并非所有托利党大臣都这么想。对于老一代托利党来说BBC是英国特质的组成部分，需要紧紧盯住，但是不能将其拆散。

首先以代理总裁身份，随后又以总裁身份将BBC带入更加活力十足的后撒切尔时代的人是约翰.伯特。他过去是，现在也依然是一位十分严肃且道德感强烈的人。许多记者都因为他实行了一套系统化且高度抽象化的新闻与时事节目思路而痛恨他，当时流行的思路更加奔放，不太可靠，不过也更有趣。但是他说服了托利党相信BBC终于以他们所认可的、效仿市场的哈佛商学院风格运行了起来，借此挡住了极端托利党人的威胁。到头来拯救BBC的很可能是竞争对手。在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的经济形势下，ITV一想到有可能被迫与其他电视台分享广告来源就吓得够呛。而且大多数报业集团都不打算在电视行业取得重要地位，对于唯一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玩家——鲁伯特.默多克——也心存戒惧。因此无论激进的托利党智囊团如何筹划，无论撒切尔打定了怎样的主意，想要分解BBC的举动都得不到多少支持。与此同时，刚刚登台的四频道以更加具有挑战性的节目令托利党看到，想要成为赤色分子的同伙未必非得加入BBC不可。

上文内容都是至关重要的历史背景，不了解这段背景就无法理解近年来大臣与BBC之间的拉锯战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像威尔逊一样，托尼.布莱尔刚刚入主唐宁街时也以为自己很容易就能和BBC搞好关系——BBC说到底还是一个温和自由派组织，一定会喜欢他这样的温和自由派人物。但是一重更为阴暗的新工党传统保护着布莱尔周遭那层和善开朗的气场，而他本人对于这一传统也负有责任。早在上台之前新工党就已经开始欺压BBC的制片人，还用所谓的“迅速驳斥”手法来威吓BBC，就像他们对付某些报社的手段一样。同样的趋势一看可知：假如你坚决反对布莱尔，那就必须对你软磨硬泡；假如你不甚明确地支持布莱尔，那就要将你好好料理一番，免得你走错路。否则的话，彼得.曼德尔森就有可能收回他的友谊与协助——以及合同。对于那些想与新政权搞好关系的记者们来说，这一点很令人忧心忡忡。

在接下来的纷争当中很容易就能看出此时与托利党执政时期的对应之处。保守党因为福克兰战争与间谍卫星“锆石号”的揭露而与BBC大动干戈，新工党则因为伊战以及情报机构在伊战当中角色的揭露而与BBC撕破了脸皮。托利党有凯特.阿迪，新工党有安德鲁.吉利根。撒切尔在《全国》节目当中因为遭到某位穷追猛打的妇女质问为什么击沉贝尔格拉诺号，闹得她很下不来台；布莱尔则在一次新闻采访中遭到另一位穷追猛打的妇女质问为什么她的丈夫即该新闻受访者得不到更好的医疗服务——日后他还遭到过很多恐怖袭击遇难者的母亲与妻子的围攻——闹得他也很下不来台。托利党憎恨布莱恩.瑞德海德，新工党憎恨约翰.汉弗莱。在托利党时期，唐宁街十号发誓要与BBC“算清总账”，在工党时期，唐宁街十号发誓要对BBC“以牙还牙”。在托利党时期，BBC总裁阿拉斯戴尔.米兰是个特别招人恨的角色；在工党时期，BBC总裁克雷格.代克是个特别招人恨的角色，首先是因为他一门心思与天空台和ITV比拼收视率，其次是因为他在赫顿调查期间咬紧牙关为BBC的新闻路线辩护。在托利党时期，宣传总管伯纳德.英厄姆整天怒火中烧；在新工党时期，宣传总管阿拉斯特.坎贝尔整天怒火中烧。

出现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托利党与工党的一把手都是十分高明的传媒专家。撒切尔是第一位充分利用了上镜机会并玩转了电子新闻采集技术——为晚间新闻节目提供当天画面的关键技术——的托利党党首。为了上电视，她专门改正了自己的发音与发型。布莱尔则是在镜头面前真情流露的大师，他的言语乍一听随心随意，其实每一句话都经过了精雕细琢。两人上任后都越发相信BBC挡了自己的路。所有这些对应之处令有些观察家们相信一切都是换汤不换药，所有这些政府与BBC之间的嘴炮对轰对于广播行业的未来全无影响。他们觉得在这一片喧嚣背后依然还是苏伊士危机时期的媒体生态环境，BBC依然是丛林当中体型最大的大猩猩，仅凭个头就能免遭天敌的侵扰。但事实上无论是行业结构还是争论主题，这两个时代之间都存在着极其巨大的差异。

二十一世纪初的广播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广播完全不是一回事。今天的政客们拥有哪些权限呢？广播行业结构的改变意味着出于政治动机而对BBC发出的威胁比以往更为可信了。在一个电视频道屈指可数，绝大多数英国观众都会观看BBC节目的世界里，将BBC大卸八块再出售给私人意味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但是在今天这个存在着上百个电视频道，观众的频道忠诚度大为减弱的今天，这种做法的风险性也小了很多。将收看许可费增幅控制在通货膨胀率以下，要求BBC出售广播电台或网站，或者要求BBC关闭数字频道……今天的愤怒政府拥有很多实打实的手段来收拾BBC，而八十年代的BBC私有化活动根本做不到这一步。第二点在于BBC很清楚保守党并不打算或者说并没有想到要为自己出头解围。他们针对BBC的计划还要激进。今天的BBC陷入了两面夹攻当中。2002年下半年的所谓“谢丽门”事件就是个好例子，当时布莱尔的妻子谢丽与一名诈骗犯彼得.弗斯特做起了买卖，为两人搭线的是谢丽的朋友兼彼得.弗斯特的情人卡萝尔.卡普林。此事遭到揭穿之后，以斯蒂芬.格罗夫为代表的右翼评论员们在《旁观者报》上撰文抨击BBC“内部除了寥寥几块独立飞地之外……完全是新工党的忠仆。”就在同一期刊物上，彼得.希金斯（15）撰文将当时的英国与维多利亚时代相比较。在他看来，如今的英国就是个一党制国家，“公务员队伍中的大佬未能阻止法理革命，BBC的颟顸官僚们政府政策与表现的职责，记者个人已经沦为了政府的喉舌。”

实际上，在“谢丽门”事件遭到唐宁街坚决否定之后，小心介入事件调查的BBC就像其他机构一样发现自己到底还是上当了——这起事件的确是真的。希金斯在最早提出指控的《周日邮报》上撰文写道：

“好几天以来BBC（对于这条新闻）一直保持沉默。BBC在米尔班占地庞大的政治部新闻工厂显然找不到哪怕一名记者来跟进这条新闻。在《每日邮报》毋庸置疑地确证弗斯特先生与布莱尔女士的确有商业往来之后，BBC才在周四勉强提了一提这条新闻……等到电子邮件遭到揭露，唐宁街也老实交代之后，BBC与所有其他报纸这才突然发现自己手上掌握着这样一条重磅新闻，紧接着就到处大肆宣扬，肯定我们对于此事重要性的判断，并且在字里行间承认自己遭到了政府整整五天的愚弄。他们怎么就这么容易上当呢？BBC总导演格雷格.代克一贯支持工党，BBC主席加文.戴维斯一贯支持工党且与工党上层成员私交甚笃，这些事实与他们的上当受骗是否有关系呢？当初对于这两个人的任命就极其肆无忌惮且疑点重重，全然不知羞耻……”

但是与此同时，BBC还因为大力跟进这条新闻遭到了另一边同样严厉的指责。当时政府大臣与布莱尔的个人助理都曾经找上我的门来，骂我们跟托利党与《每日邮报》穿一条裤子，在贬低政治意义的私仇报复方向上越陷越深。

对于这一切的回答是显而易见的。这条新闻是真的；唐宁街在各种层面上遭到了误导也误导了别人；无论最初爆料人是谁，首相妻子与诈骗犯之间确有联系；力图在真实性方面比许多报纸更高一层的BBC有责任小心行事，不能在随便哪条无根据指控刚刚出炉的时候就急着进行播出，哪怕这样做的确很好玩。与此同时，广播行业的生态也不像以前那样有利于BBC了。默多克对于天空台有着实际而非预期的兴趣，他或许只是个少数股东，但是他的报业集团却十分强大且与政界关系紧密，与他有往来的政客们自然会感到自己结交了另一位十分有用的朋友，一位全球广播领域的潜在玩家。在伊战期间，首相见识了美国FOX电视台剑拔弩张的战争报道，并且总将其与BBC进行比较。要是英国也能有自己的FOX，那首相得多高兴呢？他本人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在敦促天空台记者BBC就战争报道发生争执时采取更强硬态度的众多人士当中就有首相的妻子。另一位主要玩家自然是ITV，尽管在取消《十点新闻》之后ITV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曾经的政治影响力。ITV度过了一段很难熬的时光，尽管他们的新闻报道质量始终在提升。许多业内人士都相信ITV最终将会被更大更富有的美国传媒集团接管。这倒不一定会令英国政府感到担忧。随着全球化传媒集团越发普遍，他们在迎合地区性政治压力的时候也越发精明了。

撒切尔时代与布莱尔时代的另一个主要不同在于针对BBC的争论核心不一样了。今天BBC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偏向左翼了，而是“犬儒主义”。新工党不能攻击BBC与托利党狼狈为奸，尽管今天BBC内部支持保守党的记者很可能比以往都要多。但是新工党政府也像此前的历届政府一样领教了痛苦而追根究蒂的提问与拆台帮倒忙的消息披露，而新工党的反应则是指责BBC以及媒体行业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正如我们所见，新工党政府希望BBC能后退一步，重新学习如何以中立冷静的方式进行报道，哪怕这意味着BBC将会因此失去许多专题新闻。工党所谓的“中立”并非BBC的托利党批评者们所指的党派立场中立，而是在语气、手法以及兴奋点方面的中立。两个时代之间的联系在于政府总觉得BBC以及其他政治报道的语气偏向于批评政府。八十年代的托利党觉得BBC在工党有气无力的时候把自己当做了新的反对党。九十年代末与二十一世纪初，工党也以同样的论调来攻击BBC。“这倒也不是坏事。”有人会这么说。毕竟，假如说新闻业的最高目的是将真相告诉当权者，那么优秀的新闻业从根本上就应当怀疑政府。一位咄咄逼人的《今日》或者《新闻之夜》采访记者正是在替天行道，或者说至少也是在替选民行道。还有人说媒体针对政府的偏见之所以会成为问题全都是因为BBC收取收看许可费的缘故。假如报纸对大臣们的名誉下手，他们充其量也只能耸耸肩而已。假如天空台对某位托利党领袖进行了一场暗藏倒刺的访谈，或者ITV制作了一段充满敌意的一边倒新闻包，被害人也会在私下里十分愤怒，但却无能为力。因此他们之所以攻击BBC只是因为被媒体欺负够了以后想找个出气筒，而他们唯一动得了的传媒机构就只有BBC。因此BBC或许应当再硬气一点，无视所有这些批评。

但是仅仅做到这一步还不够。BBC必须为整个英国新闻行业提供职业道德与公平的基准，否则就毫无前途可言。假如下院不相信收看许可费能够为英国买来一整套比起依赖市场自行运作更加优质可靠的广播新闻节目，那么BBC继续存在下去的一个核心理由也就消失了。我们需要借助公共广播的文化来约束其他广播机构的行为。假如最终导致赫顿调查的针对政府的指控是由ITV，《每日快报》甚至是《金融时报》做出的，这些指控一开始遭到否认之后事情也就算了。天空台或者任何其他报社的记者都不会因为自己的报道而像BBC雇员安德鲁.吉利根那样遭受法医验尸一般的调查。但是这一切都很正确，也很合适。政府针对BBC的愤怒控告恰好从反面为BBC唱起了赞歌：名声显赫，享有全球影响力的BBC不能出错。在本案当中，假如没有吉利根的报道，十分重要的全国性话题——英国究竟为什么要参加伊战——就会被隐藏在黑暗当中。但是他的雇主一向有着追求精确的名声。关于某一场访谈的基调尽管可以尽情争论，但是基本事实的错误是无法掩盖的。这意味着BBC，尤其是BBC的新闻节目，在有些时候的确会摆出一副引而不发的架势，等待其他广播机构不屑一顾的最终确定信息。在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新闻播报当中，率先捅出一条最新新闻既令人兴奋又有着显著的商业价值。这正因为如此你才会在BBC新闻演播室里看到一块专门播放天空台新闻的屏幕。但是争夺第一名的新闻记者们往往会兴奋过度并且犯下错误。BBC不能这么做。BBC能做的是播出准确且接受过复查的新闻，不管可能得罪什么人。我们也的确是这么做的。

BBC是不是一个从根本上怀有偏见的组织呢？在这里我要令人震惊地承认，的确如此。但是BBC抱有偏见的方式与批评者们所想的不同，并不以党派政治的形式而存在。我本人曾先后在五家报社任职，有深入了解的报社数量还要多。BBC对于公正的偏执追求对于报界来说十分陌生。我曾经的报界同仁们根本不知道有关各个政党的言论与影响要遭到各个党派以及BBC管理人员怎样严密的检查。在大选竞选期间，每一条新闻报道的长度都要控制到秒，一个不甚文雅的动词很可能引发轩然大波。在其余的时间里，我们自己也会讨论某一条新闻的基调是否公平，一旦我们跨越了我们每个人在脑海中为自己画下的无形界线，暴风雪一般的建议就会立刻将我们淹没。

但是公平并不容易。2003年冬天，保守党分裂成了若干派系，有人紧跟现任党首，也有人选择了潜在竞争者。在黑潭市党代会上，想把现任党首伊安.邓肯.史密斯搞下去的保守党议员们游走于冬苑中心与附近各大饭店的酒吧当中。他们告诉记者即将发生政变，史密斯百无一用，即将因为行政开支而面临严肃审查，基本已经走上了下坡路。这些密谋者们根本不打算抛头露面，他们想利用报界与广播界的记者来替自己动手，用敌视性大标题的强风摇撼保守党这棵大树，直到史密斯从树上掉下来为止。这样一来他们就不用亲自面对他了。这一招没有生效，密谋者们不得不返回威斯敏斯特重整阵势。但是我认为既然史密斯通过350000名党员的选举才成为托利党党首，那么就轮不到我们这帮记者来把他搞下台，于是我本人就十分朴实刚健地将所有这些幕后小动作全部播报了出来。短期而言我的报道的确帮了史密斯一把，并且令密谋者们大出洋相。这样做公平吗？当时的托利党领导层的确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托利党内的一部分异见人士却觉得我对保守党抱有主观偏见，所以才会阻挠他们罢黜一位无用的党首。他们当中有人对我说我这是在为布莱尔效力（“典型的BBC行径”）。在他看来，对现任托利党党首的公平就是对更广大托利党事业的不公平。我只能说这种事也令我们很头疼，而BBC以外的记者一般不用这么遭罪。此外也并非每次都这么容易。在赫顿调查期间，我曾经接到过一个温和的训诫电话。这起事件对我们来说或许是最敏感也最困难的新闻故事，因为BBC就身处火线当中。打电话的是个中层主管，他自己也面临着批评，但他却认为我的新闻包对于BBC还不够严厉。那一天我真心为自己能为BBC工作而感到骄傲。

我们的偏见不是党派偏见，而是文化偏见。“你从哪里来？”这是个很常见的问题。从基本价值观与本能反应方面来说，我们全都有各自的来历。但是如果说人有来历，那么机构就更有来历。BBC的来历就是其自身的公共部门历史，以及主要电台电视台节目安家落户的伦敦西部地区。与英国的一般人口组成相比，BBC的员工普遍更加年轻，亚非裔人员所占比例也更高。这些生活在伦敦的年轻人在毒品、性以及其他许多社会问题上要更加自由化。

假如他们担任记者或者制片人工作的话，他们很可能更偏爱新鲜题材，因为更有趣。BBC发展历史的早期，早在最初的常态化电视播出实验开始之前，就有人注意到了这一点。1935年，一个由众多有识之士组成的委员会在展望广播行业的未来时说道：

“英国广播公司的一般节目当中有一股无法避免的趋势，即将更多时间用于表现社会以及其他领域的新思想并主张变革，而不是尊崇正统与稳定，因为重申已有的熟悉事物总不如展示将有的陌生事物那样有趣。”

这段话的文风或许老套了一点，但是其中的观点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相当中肯。这些更年轻、人种更多样、更加城市化、更加追新求新的员工同样也汲取了BBC的文化与民间记忆。这套文化与记忆始终不停地遭到过滤与传播，几乎从没有人注意。自然，BBC有着仅此一家的文化，其中包括了难分彼此的约翰.瑞斯爵士，斯派克.米利根，好几位丁伯比，格蕾丝.温代姆.戈迪——众多致力于公共广播服务的新老人物——还有漫长的环形死胡同走廊，三十尊雕像，使用过度的演播室所发出的气味，内部刊物，以及令局外人一头雾水的复杂窝里斗。几年前BBC曾经将马文.匹克的《歌门鬼城》翻拍成了短篇电视剧，观众反应只能算是一般。但是这部戏事实上正是BBC的隐秘历史的另类呈现。

因此这种与英国主流文化相比更年轻、更自由化、更城市化且更偏向公共行业的文化成为了国家广播的载体，而这家广播机构本身难免要向这种文化的来源看齐。当然，BBC内部也不是全都如此——制作《园丁世界》与《一人一犬》的英国广播公司依然存在。但是总体来说，BBC给人留下的印象还是更加进取，更加时尚，略微更加激进，而相比之下英国的观众群则年龄偏大，人种偏白，更倾向于在郊区定居。BBC对此所能做的就是始终意识到自己与观众的距离并找好提前量。我们的偏见基本上都是无心的，也并不以冒犯他人为目的——例如有些新闻主持人在开玩笑时会认为“咱们大家”全都反对小布什，或者乡村牧师天然具备搞笑效果。即便在政治方面，自由派的先入之见依然会时不时地冒出头来。当年BBC记者，尤其是来自伦敦的BBC记者报道北爱和平进程时，可以想象BBC偶尔会对投票支持民主统一党领袖伊安.派斯利的人们流露出反对情绪，尽管这些人也像其他观众一样缴纳收看许可费。但是更棘手的问题又要如何解决呢——例如英国国家党的种族主义者们应该得到怎样的对待呢？BBC一般不太乐意报道那些（比方说）试图令英国脱离欧盟或者建立全白人议会的人们的观点，这种心态对不对呢？

有一个答案能回答这一切问题：BBC并不是议会民主制与其他任何体系之间的中立地带，而是英国议会的孩子，尽管这个孩子经常忘记自己的爹妈是谁。假如英国国家党无法通过选举进入下院，那他们在《提问时间》当中露面或者接受新闻访谈的权利就并不比毛主义者更加理所应当。但是这个答案本身也有些站不住脚。目前的下院里没有绿党成员，也没有人依靠撤出欧盟的主张赢得选举。但是在英国却生活着千百万热心的环保主义者，强烈相信英国应当与布鲁塞尔分道扬镳的人数也相当可观。将这些人挡在BBC主持的全国讨论之外也是不公平的——那样的话BBC就太不接地气了。唯一的解答就是BBC必须时刻反身自省，确定自己是否公平。在一个凝聚性更低，人口组成更复杂，社会争议更激烈的英国，国家级广播机构想要保持公平也越来越难。但是与当年瑞斯爵士致力教化的国家相比，今天这个英国要有趣的多。假如说BBC得以存续的根本理由是因为它表达并描述了英国的国民性，担当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桥梁，那么BBC就只能责无旁贷地尝试到底。下一次政客们参加过《今日》节目之后感到两颊生疼的时候，不妨想想这个论点。假如没有了BBC，英国各部分还会以今天这种形式团结在一起吗？假如没有了BBC，身为英国人的感觉还会一样吗？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Plowright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an_Bennet、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nnis_Potter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Esther_Rantzen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Z_cars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Till_Death_Us_Do_Part_(British_TV_series)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yle_Family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Melvyn_Bragg

（9）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Dougall

（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Butler_(screenwriter)

（11） http://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Barnes_(BBC)

（12） http://en.wikipedia.org/wiki/Hugh_Carleton_Green

（13）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asdair_Milne

（14）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maduke_Hussey

（15） http://en.wikipedia.org/wiki/Peter_Hitchens

赛米拉米斯酒店的餐厅里早已挤满了海外记者国际俱乐部的成员，他们就像十九世纪的随军商贩一样蜂拥赶到战争与危机的现场。赶到现场之后他们就像兄弟——以及近年以来——与姐妹那样亲热地相互问好。他们交换各种八卦——谁死了，谁跳槽了，谁是新来的——并一起喝得烂醉如泥，一遍遍讲述着各种陈年段子，例如愚蠢的海外新闻主编、雷打不动的审查标准、丢失的护照，受损的电报线，小小的胜利与特别重大的独家新闻。无论案头工作的薪水有多高，也不能诱使他们放弃这种生活方式。

——菲利普.奈特利（1）对于1967年六日战争之前埃及驻外记者生活的描述

如果说国内记者的原罪是懒惰，海外记者的原罪就是浮华。时间是1935年，一位身材瘦长，神情犹疑的男子站在一家颇具规模的伦敦百货商店当中。在他面前一大堆令人着迷的物品正在逐渐堆成小山——硕大的镀锌搭扣旅行箱，打成卷的蚊帐，遮阳帽，毛瑟枪，卡其布短裤，尖端分叉的手杖，等等。在他的前方，蒸汽笼罩着维多利亚火车站，一阵阵烟斗与机油的气味不住地飘散过来，前往巴黎的联运列车就要发车了，到了巴黎之后他还要改乘抛锚落地随风浮沉的飞艇，或者赶到喧嚣热闹的马赛改乘老式蒸汽船，而他的最终目的地则是远在千里之外、放射着兴奋的辉光的阿比西尼亚。《独家报道》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威廉.布特——或者说现实生活中的小说作者伊夫林.沃，乔治.斯蒂尔（2）或者比尔.第兹——即将动身采访他的第一场战争。他们与其他几十名先驱者们将要骑上骏马或者骆驼，趟过危险的激流，匍匐穿越泥泞的稻田，在异域饭店烟雾缭绕的吧台前徜徉，偷偷地溜到独裁者的面前亮相。他们这些海外记者是英国新闻行业当中最能享受从业快感的一帮人。他们往往是最不自满，最不擅长待人接物也最为愤青的一批写手，他们离开英伦三岛，远赴更加危险且更加尘土飞扬的世界角落，如果没有他们带回来的新闻，他们的英国同胞就将对他们所处的时代一无所知。我们全都梦想自由，而海外记者比起其他人更能实现这一梦想。

很多人都以身殉职了。很多人差一点就以身殉职了。时间是1972年，地点是乌干达国内臭名昭著且血迹斑驳的马肯迪监狱。一群英国记者正在监狱里瑟瑟发抖。这其中有ITN的山迪.高尔，《周日泰晤士报》的摄影师唐.麦考林（3），《卫报》的约翰.法霍尔，还有路透社的尼克.摩尔。伊迪.阿明的秘密警察把他们带到了这个施虐行刑的场所。在牢门外，成群的人们正在遭受处决，行刑方式不是枪决或者绞刑，而是锤击致死。英国记者们能够听见铁锤与头部相接触的声音，他们确信接下来就该轮到他们了。这批记者幸存了下来，其中还有两人成为了全国的偶像。他们经受了恐惧的考验并且挺了过来。接下来是1971年都柏林的格拉斯内文公墓，一场爱尔兰共和军的葬礼正在进行，一名《每日镜报》的摄影师刚刚被人拖到墓地边缘，几乎在他自己的尖叫声中沦为一滩饱受拳脚的肉泥。一位赤手空拳，仅仅揣着一台早期磁带录音机的BBC电台记者约翰.辛普森刚刚被俘。他抗议道自己不是军队的间谍，而是BBC的记者。“那你把BBC工作证拿出来。”他身上没带。于是一位红发男子叫自己的同伴处死他，“从这个操蛋家伙的鼻子眼里打一发枪子进去。”三十年后的2001年，当初在千钧一发之时被另一名《周日泰晤士报》记者救下来的辛普森又与其他几名BBC同事一起走进了刚刚从塔利班手中夺过来的喀布尔。他的摄像师乔.普阿一脚骨折，只能一瘸一拐地跳着走。兴奋的欢迎人群包围着他。这一辈子活得比绝大多数人都更加自由的辛普森并没有见证自由之梦，而是见证了这个梦的醒来。2004年，在利雅得的危险地区，BBC安全局势记者弗兰克.戈登纳（4）以及我所遇到过的最开朗最勤恳的摄像师之一西蒙.康博斯（5）正在工作。这时冲出来好几辆汽车对他们开枪射击，西蒙当场死亡，弗兰克身负重伤……

为什么直面危险与职业不确定性的海外记者能在新闻行业当中获得贵族一般的公认地位呢？今天几乎已经没有人去当雇佣兵了。尤其是在过去半个世纪惨烈的非洲内战之后，雇佣兵已经沦为了人见人恨的角色，丧失了一切曾经的浪漫情怀。传教士都已经回来了。喷气式客机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真正具有冒险性的旅途写作。书架上挤满了为度假游客量身定做的景点全攻略，根本无法提供真正新鲜的探索体验。

这样一来就只剩下海外记者了。尽管这一行由来已久，但是仅仅在七十年前才获得了如今这样的地位，大约与大英帝国军事与传教探险的衰落发生于同一时期。与传教士不同，海外记者并不为当地人带去道德信息，而是将其带回国内。自从阿比西尼亚与西班牙最早爆发了涉及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开始，民主国家的海外记者们就成了告警的使者。这些探险家带回的不是战利品，而是信息。二战期间整个民主世界的全民动员意味着战地记者与公共舆论的贴近程度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平，有些人成为了大鸣大放的宣传家，更多的人则仅仅是忠实记录胜利与失败的爱国者。他们与千百万普通人组成的军队一起行动，极少有单兵突进的时候。但是1945年之后对抗共产主义的大战又席卷了全球，驻外记者也再次活跃起来，依仗着道德优越感与采访开支户头的支持，将最新新闻发回国内——英国的盟友在朝鲜与越南的可疑表现，氢弹对于人类存续的影响，以色列在加沙地区活动所招致的紧急关注，进入纳米比亚的南非军队，以及新奇刺激的海外见闻——并为其赋予意义。再也没有更好的生活方式了，与这种生活的诱惑力相比，直面红色高棉或者阿明手下暴徒的可能性看起来也不过是十分合理的代价而已。

当然，海外记者所带回的意义也已经大不相同了。伊夫林.沃造访阿比西尼亚时就对法西斯份子很有好感。当年的驻外记者当中既有布尔战争亲历者温斯顿.丘吉尔这样的铁杆帝国主义者，也有《每日邮报》的乔治.沃灵顿.史蒂文斯（6）这样持相反立场的人。许多驻外记者都是各种思想流派当中的极端分子，形成激进观点的原因则各不相同。有些人是因为西班牙内战，例如奥威尔，玛莎.盖尔霍恩，以及乔治.斯蒂尔。有些人是因为原子弹，例如詹姆斯.卡梅隆。有人是因为自己对于英格兰北部贫困生活以及越南战场的报道，例如约翰.皮尔格（7）。还有人是因为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的骇人行径，例如罗伯特.菲斯克。不过大多数人都是些平和中正之辈。在读者与观众的眼里，这些人除了对于正派与民主保有模糊而顽固的信仰之外就没有其他个人特色了。例如乔纳森.丁伯比，凯特.阿迪，莫里.赛尔（8），辛普森，阿兰.莫海德（9），弗格尔.基南（10），还有安.莱斯丽。但是即便这些人并不以谈论政治为最高目的，他们的报道依然有着相当大的政治影响。自911事件以及后续战争以来，驻外记者的重要性再次有所提高。普通上班族，商务人士乃至西方各国政府的命运再次与巴格达监狱内部或者巴勒斯坦偏远山区当中发生的事件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Phillip_Knightley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Steer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Don_McCullin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Frank_Gardner_(journalist)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Simon_Cumbers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Warrington_Steevens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Pilger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Murray_Sayle

（9）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an_Moorehead

（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Fergal_Keane

英国报业的历史也就是国外新闻的历史。作为一个航海小国，三百年来英国几乎不会区分国内新闻与国外新闻。来自北美殖民地，牙买加，印度与加拿大的新闻报道得全都是亲戚家的事。从布里斯托到雷斯，船运与贸易新闻是当地商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汉堡、罗斯托克、里斯本与热那亚的新闻对于当时的商业世界来说就好比今天的道琼斯指数一样重要。在宗教与王朝纷争不断的世纪里，欧陆新闻也有力地吸引了受过教育的英国读者，例如土耳其与奥地利的冲突以及波旁王朝与瑞士的动作。获取信息的方式是海量的人际接触。任何人都有能力前往欧洲旅游，很多人上大学去得也不是牛津，而是莱顿与乌德勒支。一代代的丈夫与儿子将会与荷兰人、法国人、西班牙人以及丹麦人作战而死——同时也与他们通商贸易。伦敦从建城伊始就是国外商人与冒险家的集散地。看看当年的报纸，人们会强烈感到英国正在一个勾连紧密的世界里载浮载沉，连接世界各部分的是为期几周的海上航行以及漫长的泥泞车辙。尽管今天的欧洲已经实现了高度整合，出行也变得廉价便捷，但是从很多方面来说十八世纪五十年代的的英国报业要更加外向，对于其他国家与英国的密切关系以及重要性有着更强烈的感受。

早在职业记者出现之前英国人就已经有了采访的本能。特派记者的前身就是写信人。贵族旅行家寄回本国的信件，公开出版的游记，现役军人与行商的家信——这一切都是英国历史的基础。从鞑靼领地的商人到伊比利亚半岛战役期间惠灵顿麾下的士兵与下级军官，从游历土耳其与西班牙的贵妇到詹姆斯.博斯威尔这样走遍法国、瑞士、德国与科西嘉的杰出旅行作家，都曾经留下过清晰而卓越的报道。这些内容当中的大多数一开始都是私信或者书籍，但是在报纸上刊登信件的理念可以追溯到报纸的起源时期。在十八世纪期间，人们将关注重点从顺便往报社发送的私信转移到了专门为报社出版而写作的公开信上。报纸与信件你中有我，很难分清。《泰晤士报》对于特拉法尔加战役以及滑铁卢战役的第一批报道都是用纳尔逊手下军官以及前线士兵的家信拼凑起来的，此后官方报道才发送回国并交付印刷。因为读者与商界都需要强新闻信息，许多来自敌军或敌对方面信息来源的信件也得到了采用，一般不会添加评论——例如愤怒的外国大使的信件，或者旅居巴黎与莫斯科的英国公民对于敌方首都报纸内容的转述。

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报界都乐于发表足够有趣的信件，内容涉及一切想得到的海外话题，落款则是“来自某通信员。”在新闻稿件署名的时代来临之前，大多数情况下读者们都不清楚自己读的究竟是二手的私信还是专业记者的作品。“来自特邀通信员”这个头衔就好比“本报通信员”一样，用意在于将专业记者与业余写信人区分开来，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报道克里米亚战争的威廉.拉塞尔。因此为了谁才是英国第一位特派记者而费力争论实在没有意思。职业战地记者基本上都拿拉塞尔当祖师爷，尽管比他还早的特派记者也有，例如《泰晤士报》的亨利.克拉布.罗宾逊（1）或者《早间邮报》的查尔斯.格朗森。真正的区别在于专业记者无暇优哉游哉，必须在第一时间将稿件发回来。某龙骑兵上校或者女探险家会希望自己的叙述能化为书刊杂志，但是报社的雇员就等不起了。当前文提到了活跃报界文化开始发展之后，海外特派记者的故事也就成了各种新技术你争我抢相互取代的过程。

克里米亚战场上的拉塞尔至少与此前的所有特派记者有一点相同之处——将文稿发回后方交付印刷所需要的时间漫长得令人头大。就算依靠电报发送最重要的新闻，一篇报道在发送之后也要等上三个礼拜才能见报。蒸汽时代来临之前的报社依靠快马、信鸽与专用船只组成的团队来传达稿件，但新闻总会远远落在事件的后面。这也意味着第一代专业特派记者身上肩负的压力要比后来者们稍微少一点，有余力进行更详细的描述。拉塞尔的报道之所以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政坛如此轰动正是因为这些报道篇幅很长且细节充实。读者们经常要在一版报纸当中消化接连好几天的成捆信件内容——有点像新闻连载，每一位特派记者都会在自己的信件里对前一封信件的内容进行补充修改。

只要看一看军官、旅行医生、奴隶商人与传教士的目击纪录，人们自然不会相信当年或今天的专业记者一定就比其他人的文笔更好。但今天英国媒体对于世界新闻的兴趣与投入无疑源于对于全球军事、外交与金融新闻的需求，无论出自谁的手笔。BBC全球服务以及更加夺人眼球的英国电视与海外报业机构都是由此发展而来的。以路透社为例。路透社始建于1851年，创始人是一位德国移民，当年曾豢养信鸽在亚琛与布鲁塞尔两地之间传递新闻。路透社最初的业务是借助刚刚铺设的多佛-加莱海底电缆在伦敦与巴黎两地之间传输股市报价。伦敦对于强新闻的需求以及最新电缆与电报技术的应用意味着路透社除了股票价格之外也报道了1865年的林肯总统遇刺。1872年路透社将业务范围扩展到了远东地区，两年后又覆盖了北美。路透社首先是一个盈利机构，不过事到临头也会承担起更为广泛的国际视角。

风帆与马背的时代过去了。美国内战不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达到现代杀戮规模的现代战争，同时也是第一场现代报界战争。波斯顿、纽约与费城的各家报社纷纷撒出大量记者赶赴这场智勇相争的盛宴，争先恐后地抢夺着杀戮场当中的头条新闻。战争初期仅仅华盛顿一地就汇聚了500多名特派记者，接下来几年里这些人中有许多都命丧沙场或者沦为了战俘。早联邦面临强兵压境之时，林肯总统就十分依赖《纽约论坛报》之类报纸派驻前线记者发回的最新新闻。随着战争的进行，蒸汽船与观察气球，便携式照相器材与联邦军电报系统一起上阵，将新闻发回各家报社总部。其中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电报。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电报还只能用来发送简短的信息片段。美国记者最早采用了电报来发送完整新闻稿件。因为发报成本很高而且发报人技术不甚过硬，此时的新闻文体与此前记者的手写急件相比要紧凑简洁一些。这些新闻传送得快，看得也快。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美国记者将电报技术引入了伦敦。法国《论坛报》与伦敦的《每日新闻报》合作，将依赖拉塞尔与老一套方法的《泰晤士报》打了个落花流水。

就这样，跨大西洋电缆，航空邮件以及有线照片传输等等新技术纷至沓来，总有新的技术发展可供利用。二战是第一场广播战争，前方记者会将战线上的枪炮声发送回来；手持摄像机与电视报道在朝鲜战场崭露头角；到了越战时期又有了彩色画面；导弹接近并摧毁目标的阴森绿色镜头使得两场海湾战争被戏称为游戏机大战。卫星，电子新闻采集设施，卫星电话以及数字摄像机等等当代技术所造成的影响在前文中都已经提到过了。每一个阶段的技术进步都会起到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新闻的传输速度与生动程度得到了显著提升。谁能不为技术进步带来的新闻新鲜度而欢欣不已呢？今天我们可以将摄像头安装在士兵头盔或者炸弹上，可以如同身临其境一般从士兵的视角实时观看战争。伊拉克战俘营里的美军士兵可以用电子邮件将数字化虐俘照片发回国内。从新闻角度而言，这一切都令人兴奋得难以自持。

但是记者观察、思考、倾听与构思的时间越长，对于新闻的掌控力也就越强。每一项技术进步都将记者与报社或电视台、截稿期以及既定宣传路线更为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将新闻更快发送回后方的电报线与卫星也将后方的指示同样快速地发送到了记者身边。对于身处实地的记者来说，能动性与思考空间都遭到了钳制。《卫报》某前驻外记者兼主编维多利亚.布雷顿曾这样说过：

“我记得在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在越南与后方通信要靠电传打字机，我们与伦敦之间的唯一联系就是每月的差旅支票与不定期的剪报寄送。越南与英国在时区上的差异意味着记者可以花费一整天的时间与士兵、难民、僧侣以及政客们交谈，等到晚饭酒醒之后还有时间完成稿件。在整个七十年代，从阿尔及尔到内罗毕，从摩加迪沙到亚的斯亚贝巴，从喀土穆到坎帕拉，我们费事地在电传打字机上组织词句，整整五年时间里国外新闻主编总共跟我通过一次电话，告诉我他跳槽了，并将马上要在名义上主宰我的命运的继任者的名字告诉了我。在卫星通信与网络之前的日子里，前方记者完全过着自行其是的生活。”

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好事了。尽管罗伯特.菲斯克也从反面说明过这个问题。他指出驻外记者在工作中遇到的最严重问题是误解——原本语气和蔼的报道在伦敦见报之后却怒火中烧，或者原本的信息遭到了误解，这些问题都会令人上火。他认为手机的便捷性能改善了他的工作环境。

菲斯克还指出，优秀驻外记者都是很寂寞的，因此有必要在想象当中为自己构建一个由同行组成的团体。驻外记者与其他任何记者群体相比都更加注重前人传承，归属感也更强烈，尽管事实上他们总是散落天涯不通声气。他们一般对于总部都没什么好印象。驻外记者分为两类：百无一用型与疑神疑鬼型。任何有点水平的驻外记者都忍不住整天担心国内那帮无知混蛋们会把自己的稿件蹂躏成什么德性。新闻业本来就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行业，而这种感觉在海外记者这里又遭到了进一步强化，因为记者本人不在国内，而且其他许多琐事也相当烦人——时区差异，器材磕碰，插头不能用，等等。一位记者远离报社或电视台总部的时间越长，世界观的转变就越显著。对于前任BBC驻印度特派记者马克.图利（2）这样的人来说，别人所谓的“他乡”才是他们的故乡。前往西非、巴黎或者东京报道当地政治局势的记者往往会爱上那个地方。

但是他们的老板与读者可没这么浪漫。一次又一次，驻外记者们总会很快会意识到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大多数新闻都是当地新闻。外国首都的大事在国内看来似乎无关紧要。我经常能见到在海外工作的同事，他们往往一口啤酒还没下咽就会滔滔不绝地说起派驻地区某当地政客性丑闻的最新进展，或者当地爆发的枪战。他们满心苦涩地意识到，这些他们知根知底的事件在伦敦“根本没法露头”。每一位记者都有叙述的冲动。对于海外记者来说这种冲动往往会遭到压抑。报纸记者尤其如此，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报道会遇到怎样的对待。日复一日的每天寄回八百字的稿件，希望能在头版独占一栏，结果却发现自己的稿件只能屈居第八版底部，篇幅也只剩下了一百五十字。他们不知道国内的侧重点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国内报纸要用沉闷的欧洲政治充斥版面，却无视关于以色列定居点的独家报道呢？他们怎么能把路透社的胡言乱语粘贴在我的稿件开头而且事先不告诉我呢？他们难道不知道我就在现场而其他人都不在吗？我应该以辞职相要挟吗？这一手一个月来两次是不是有些过分呢？海外新闻主编说话怪里怪气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假如他们不肯用我这篇关于俄国黑手党的专题文章，明年秋天他们还会如约将我派往华盛顿吗？这份报纸以前还有人认真对待，如今却似乎用性与购物之类的破烂玩意儿搞乱了真正的世界新闻，事已至此我还有必要在这里干下去吗？

就算那些常驻伦敦的人们整天也十分紧张。BBC国际新闻主编，救火队大队长约翰.辛普森曾经说过，这份工作对于他的个人生活没起什么好作用。“就像一位笨手笨脚的侍者那样，我在身后留下了一连串狼藉不堪的破碎感情关系……我不妨引用瑞斯爵士的话，自称连环诉讼离婚被告。”许多人都可以这么说。惯于走出办公室，惯于游历四方，惯于亲身赴险的人们很难安定下来。《卫报》的维多利亚.布雷顿这样说过：

“驻外记者从来就是同行们的嫉妒对象，家里人的绝望之源，年青一代记者的追寻榜样，成为海外新闻主编的晋身阶梯或者没顶流沙。除去极少数例外情况，成功的海外记者都是恃才傲物的工作狂与自私自利的光杆司令，要么一意孤行，要么一肚子算盘……”

但是她又骄傲地补充道，“新闻行业当中最困难的工作就是驻外记者，最重要的工作也是驻外记者……”要想理解驻外记者模棱两可的处境，这一点就是关键。一般而言想担任这种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有些人为了驻外岗位在伦敦办公室里花上好几年时间到处游说，也有些人干脆自费跑到国外，不顾章法地往回投稿直到有人付稿费为止。他们的业内地位一般相对较高，而且位于繁荣城市的正规新闻机构也能为他们提供相当不错的报酬，报销各种费用，提供房租补贴，有时甚至还会在子女教育方面伸出援手。对于战地记者与危险地带的消息贩子们来说，这份工作带来了无止境的的兴奋与瞬息万变。但是这些人也往往草木皆兵，争强好胜，横冲直撞，疑神疑鬼，满腹溃疡，有时还难免可怜兮兮。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干这份工作呢？

因为他们觉得“新闻行业当中最重要的工作是驻外记者”。因为他们将自己视为全行业的执牛耳者，比主编或者政论作家更受人尊敬。而且尽管我很不情愿这么说——因为我本人从未干过这份工作——但是他们很可能是正确的。这些人全身心投入了新闻的本质，也就是报道。他们斩断了枷锁。而他们所为之付出的代价就是安全感缺失与疑神疑鬼。驻外记者不像国内记者那样经常能与主编闲谈几句并得到夸奖，他们更倾向于应付重大新闻与严肃话题。他们知道，或者觉得自己知道，这个世界远比伦敦、爱丁堡或者都柏林所注意到的范围更加有趣。南联盟分裂与民族战争，威胁到上百万人的饥荒，甚至美国总统大选的重要性都会令驻外记者深受感染。国内可能依然弱智无脑地痴迷于《老大哥》节目或者沉闷的托利党党首之争，但是他们这些驻外记者才是与现实保持联系的人。

并不意外地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社会活动家。看着沉湎在安定而缺乏好奇心的生活中整天昏昏欲睡的国内观众，实在叫人忍不住抽他们一记耳光，大声将他们吵醒，代表受苦受难的人们发动一场媒体战争。在科索沃，在埃塞俄比亚，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记者们都要费尽全力保持平衡。通常来自某一方的暴行会使得记者无法维持中立立场，并下决心为无声者代言。那些一心想成为海外记者的人——除了拉塞尔以外，还有玛吉.奥坎（3）与奥拉.古林（4）——往往也是感情充沛的人。顺便说一句，英国新闻机构的杰出海外记者当中有许多都是爱尔兰人或者澳大利亚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刚刚从业就开始旅行，一路辗转来到舰队街或者BBC电视中心之后才发现自己已经停不下来了。又或许圈外人的反体制本能对于驻外记者来说要比中产阶级英国人所享有的安全感更加有用。

杰出而下场凄惨的《每日快报》驻外记者阿兰.莫海德从英军进入北非沙漠时就开始了战争报道，直到德国最终战败投降为止。这段报道经历使他成为了一时之星。他就是在三十年代离开澳大利亚的侨民。同样也在《每日快报》工作过一段时间的詹姆斯.卡梅隆是背井离乡的苏格兰人。在署名记者寥寥无几的年代里，卡梅隆的地位恐怕不是今天任何一位记者所能比拟的。但是激进记者的家谱当中远不只有最著名的名字。曾经见过卡梅隆并对他十分仰慕的约翰.皮尔格就认为威尔弗雷德伯切特（5）——又是一位《每日快报》记者——的非凡职业生涯对他影响深远。1945年9月日本投降之后伯切特偷偷离开了办公室，冒着极大风险搭乘火车长途跋涉并带回了广岛核爆现场的第一条新闻。在他的全球独家报道当中，他告诉《每日快报》的读者们，他所谓的 “原子瘟疫”依然在神秘而可怖地残害着无数条生命。尽管《每日快报》将这篇报道宣传成了“面向全世界的警告”，但是却拼错了他的名字（很少有驻外记者会对此感到意外）。美军当局则对他的文章极尽打击贬低。后来他又从“错误的一边”——共产主义北部——对朝鲜与越南战场进行了报道。皮尔格曾愉快地回忆道自己如何引见伯切特与报道过氢弹试验的卡梅隆相互结识并一起吃了一顿饭。席间两位老牌记者当中只要有一个起身上厕所，另一个就会乐滋滋地说道：“这家伙气色不对啊。”

另一位当今时代率先涉足政治的驻外记者是迈克.亚当斯（6），如今他已经步入了耄耋之年，隐居在德文地区，但依旧密切关注着中东局势。他曾经是《卫报》驻当地的记者，也在意大利工作过。1968年他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走访了加沙地区。亚当斯说这次走访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发现以色列当局在当地施行惩罚性宵禁，大规模逮捕，未经审判的拘禁以及强行拆毁村镇等种种行径——今天的巴以局势烈火就是由当年这些火种引燃起来的。于是他向《卫报》发送了一系列具有爆炸性政治影响力的报道。1968年1月25日的第一篇报道开头就不加掩饰地指出：“加沙地区的以色列占领军针对阿拉伯平民采取的措施践踏了1949年《日内瓦条约》在战争期间保护平民的条款。”亚当斯本人在二战期间当过德国人的战俘——当时他是轰炸机飞行员——在这里他借题发挥道：“我在德国的四年战俘生涯中也吃过不少苦头，但是德国人对待我的手段根本无法与以色列人对待加沙地区阿拉伯人——其中以妇女儿童为主——的手段相提并论。”

这篇文章以及后续报道激起了一片轩然大波。巨大的压力倾泻在了《卫报》头上。亚当斯后来写道，亲以色列的游说集团当中不仅有公开的政治团体，还有英国犹太人代表委员会。此外玛莎百货老板马库斯.瑟夫（7）这样的重要犹太裔公共人物也向当时的报社主编阿拉斯特.海星顿（8）直接发来了抗议信件。《卫报》的记者队伍当中也有不少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者，其中很多都驻扎在以色列。亚当斯写道当时报界与BBC关于当地的报道几乎全部来自《泰晤士报》的莫什.布瑞林特，《卫报》的沃特.格罗斯，BBC的迈克.埃金斯以及《观察家报》的弗朗西斯.奥夫那。这些人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驻外记者，因为他们自身就是犹太人且往往拥有以色列国籍，因此以色列对他们来说实际上就是母国。他们屈从在了一个期待严格效忠的社会所施加的巨大压力之下……英国报纸的主编不会在南非雇佣一位支持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人担任当地记者，也不会在莫斯科雇佣一位俄国共产主义信徒，但是他们却理所当然地在以色列留用了一大批同情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裔记者，如此不同寻常之举实在令人不得不质疑他们的客观性。”

对于亚当斯来说，他最终与海星顿的决裂发生在1967年以阿战争之后。当时亚当斯撰写了一篇关于伊姆瓦斯镇——也就是圣经当中的以马忤斯——遭到毁灭的文章。两人因此大吵了一架，海星顿告诉亚当斯自己再也不会刊登他的中东报道了，因为“我再也无法彻底信任你写的东西了。”十分勇敢且自制的亚当斯说这使他“十分痛苦”，这一禁令后来得到了部分解除，尽管此后在以色列问题上再也没人把他当作可靠的记者了。

近年来最著名的专注记者就是约翰.皮尔格与罗伯特.菲斯克，两人在极少亲赴险境的保守派评论员群体中都是饱受争议的角色。皮尔格的名字如今已经被人当成了动词使用，大概意思是进行倾向左翼的夸张。菲斯克也有幸得到了《旁观者》杂志的类似对待，因为他极力警告伊战的危险并高估了伊拉克人在巴格达周边的防御力量。皮尔格于1939年生在澳大利亚，1962年来到英国，十分有幸地在柯德利普领导《每日镜报》走向巅峰的时候来到了报社工作，当时激进新闻报道还受到欢迎而钱还不是问题。他先在较为贫困的英格兰北部干了一段时间并受到了不小的震撼。之后他开始争取海外工作任命。他为自己设计了一张行程表，“穿越各个大洲，从里约出发，取道的的喀喀湖穿越安第斯山，然后前往波利尼西亚群岛，再去巴布亚新几内亚，老挝，印度，再从黎凡特地区进入非洲……”他原本以为柯德利普会将自己嘲笑一通，但是柯德利普却在他的申请背面潦草地划拉了一个“可以”。于是他就踏上了游历世界的旅程，期间养成了一套左翼世界观。他回忆道有一回他发电报询问自己下一步该干什么，报社的回复很简短：“你写，我们发表”。就这样皮尔格走遍了世界上多个动荡热点地区，例如越南、柬埔寨、厄立特里亚、巴勒斯坦以及种族隔离的美国南部。他的新闻稿闪亮耀眼，他拍摄的影片饱受争议，他以极大的热情到处引发事端。但是皮尔格对于自己在英国国内的众多批评者尽管可以采取无视态度，因为与这些批评家们不同，他本人一直置身于事件现场。其他记者对于战争与苦难仅仅进行白描式的记述，而在他眼里这都是彰显世界性宏大斗争的证据，斗争一方是以美国为首的冷酷资本主义集团，另一方则是所有受苦受难的人们。

菲斯克最早为人所知是在1969年，供职于《泰晤士报》的他勇敢地报道了当时的北爱局势。后来他成了支持失地阿拉伯人的最著名新闻业人士。他的职业轨迹与很多人都有相似之处。菲斯克是在二战期间成长起来的，伴随他成长的是查尔斯.加德纳与理查德.丁伯比这样的BBC战时记者的声音——至今他依然能回忆起当年的广播语句。他投奔的第一家报社是《周日快报》，用他的话来说主要负责“追踪报道与女明星私奔的神父”。但是在北爱地区，英军士兵残暴对待当地抗议人群的做法令他大受震撼，就像几年前在英格兰北部的走访使皮尔格转向了激进路线一样。皮尔格得到了柯德利普以及《镜报》的李.霍华德的大撒把式对待，菲斯克也从时任《泰晤士报》主编的道格拉斯-休姆——此人在前文中有过略有些灰头土脸的亮相——那里吃到了定心丸。菲斯克起初因为一篇揭露英军士兵伪造记者证件开小差的文章（顺便说一句，这件事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上文中约翰.辛普森在喀布尔会遭到夹道欢迎）与军方发生冲突时也赢得了詹姆斯.卡梅隆的支持。他在葡萄牙短暂驻扎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被派往了中东并且在那里扎下根来——他在都柏林还有另一套居所。他对于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之后黎巴嫩武装人员在萨布拉与夏蒂拉两座难民营残忍屠杀巴勒斯坦居民的报道是一篇风格黑暗，收放自如，细节详实的批判大作。从那以后，以贝鲁特为根据地的菲斯克就走遍了这片地区，就像一个未经世事的孩子那样以极大的热情、专注与投入报道了一起起屠杀、暴乱与离奇失踪事件。

他的批评者们称他为反美喷子。尽管他得到过的奖项比朱可夫元帅的勋章还多，他们依然指责他夸大不实。他的主编莱纳德.道尔则认为菲斯克是他所与之共事过的最专业、最有条理且最勇敢的记者，他总是不吝于在事实身上花费时间心力，对于他的报道也从来不肯轻信。菲斯克自己则认为自己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中东多呆过一些年头：谁也不敢当着他的面说以色列人没有参与某一场屠杀，因为他亲眼见证了屠杀的发生；谁也不敢当着他的面说萨达姆在两伊战争期间没有使用毒气，因为他亲眼看见了受害者的遗体。有些新闻机构的海外分支每隔三年就要轮换一次驻外记者，以免他们“本地化”。菲斯克则坚持认为假如一名驻外记者不懂得他所在地区的语言与历史，记录当地人民的命运时对他们缺乏了解，那么他的报道很可能就会迎合强权。他引用过某以色列记者的言论：“我们的工作就是监督权力中心。”

上述这些人就是逆向传教士群体当中的几名代表。他们并不向海外的当地人讲经传教，而是向本国的国民讲述时事。但是我们想听吗？在我们最为内向自闭的时候，我们可以闭目塞听，完全沉湎于物质享受与名人文化。恰似海岛上的土著，眼看着巨大的帆船缓缓靠岸，满载着全身穿着衣服的探险者，而我们根本不知道人类世界的其余部分正在发生什么。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Henry_Crabb_Robinson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k_Tully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ggie_O%27Kane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Orla_Guerin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fred_Burchett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Adams_(journalist)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cus_Sieff,_Baron_Sieff_of_Brimpton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astair_Hetherington

只能说树大有枯枝吧。

认为这对BBC的地位有何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驻外记者先驱们的日子要比今天好过得多。暴力与饥荒的图像还没有令他们感到厌倦，想要震撼或者煽动他们也更简单。如今可是没这么容易了。驻外记者必须随时重新发明自己的新闻。更为生动即时的报道手段并没能促使观众更加富有激情地投入到新闻当中。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彩色电视上的交战画面一开始的确暗示了进步社会发动战争的政治成本将会上升。电视在越战问题上对于美国公众舆论的影响就是最著名的例子——造成了影响广泛的反战效果。人们认为正是美军士兵遗体在摩加迪沙街头示众的画面使得美国政府一段时间内无法在海外动用美军。同样，一段时间里即时性更强的饥荒与自然灾害报道也使人们相信受到感动的观众将会采取行动。尼日利亚内战令人惊骇，埃塞俄比亚饥荒在著名歌星鲍勃.吉尔道夫的助力下也令不少人为之动容。但是今天的饥荒报道已经无法产生那样强烈的反应了。

图像的力量耗尽了。巴尔干冲突的凶残影像的确导致了姗姗来迟的西方世界干预。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媒体也的确为了促成干预而发动了愤怒的宣传活动。但是假如你查阅一下当时政客们的回忆录，很容易就能看清西方世界在这起事件当中本来就跃跃欲试，最终的参与也不是什么艰难决定。公共舆论并没有表明人们像二战或冷战期间那样感到自身遭受了切近的威胁。对于在屏幕上不断闪烁的痛苦与死亡的图像早已习以为常的观众不费多少力气就能转身过去，重新将自己浸泡进消费社会繁荣景象的慰藉当中。非洲内战的野蛮景象在西方导致了无助乃至厌倦感觉——人们很有些种族主义倾向地以为非洲将会一直如此。非洲大陆面临的挑战，某些非洲领导人的愚蠢龌龊，另一些非洲领导人的贪污腐败——无非是一再重复的无解难题而已。如何强调都不过分的事实在于新闻必须是故事，必须是叙事。假如某条新闻看起来“无处可去”而只能原地打转，读者和观众自然会丧失兴趣。北爱和平进程，巴以问题以及当代非洲困局都面临过或面临着这个问题。

除了图像疲劳之外，技术还导致了另外一套问题。记者现在对于电脑与电子邮件的依赖已经达到了危险的程度。菲斯克在都柏林曾经接受过电传打字机的拆装维修训练，因此即便在最为肮脏偏远的地区也能照常工作。但就算是他在电脑死机面前也束手无策。“我不会修电脑，也不知道哪个记者会修电脑。”技术跃进对于海外广播来说影响尤其重大。正如前文所见，二十四小时新闻频道使得杰里米.鲍温（1）与马丁.贝尔这样的BBC驻外记者必须一直坚守在镜头前，难以抽出时间亲身到处走访。卫星电话与高速电子新闻编辑系统意味着记者们有了提供更多报道的技术能力，而伦敦办公桌旁的主编们也想看到更多报道，因为他们要与CNN和天空台竞争。从前的海外记者可以告诉主编自己打算跟着一队士兵向前赶路，然后一连三天与后方失去联系。如今他们每小时都要向后方报到一次。正如凯特.阿迪所说：

“记者们被卫星天线拴得越来越紧了，随时准备进行‘现场直播’。因为人们很奇怪地相信冲着镜头喋喋不休是相关性更强且信息量更大的报道形式。实际上，一连几个小时呆在卫星天线旁边的人根本了解不到任何新鲜信息，甚至对于二十码之外发生的事情都一无所知。”

今天的维多利亚.布雷顿也发表过类似观点，她认为如今出现了一种新款海外记者，这些人随时都准备着一把抄起防弹衣与卫星电话飞往全世界任何地点。

“人们指望这些身价不菲的家伙们通过采访新闻的庞大体量与出产新闻的竞争性速度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去体验，去思考，更没有时间去彻底熟悉某个国家或地区……比方说CNN的克里斯汀娜.阿曼珀尔（2），人们不仅指望她穿着防弹衣轻松自如地报道波黑、伊拉克或阿富汗等地的新闻，还指望她换一身行头就以同样的调门来报道全套排场的英国皇室葬礼。在各个新闻机构总部里，坐办公桌的主编已经开始彻底驾驭驻外记者了。前者早上起床，看完报纸杂志，浏览过新闻网页，然后就对后者发号施令，告诉他们该往哪儿去，该写什么。”

这番话对于驻外记者与广播主持同样适用，尽管对于后者而言没有这么粗暴。《独立报》主编莱纳德.道尔的故事就能很好地说明技术时代的利与弊。他的报社相对比较穷，只有九名海外记者。如今这家报纸在莫斯科、柏林以及北京都已经无人值守了。但是他还是坚持了下来。“过去五年发生的最主要变化就是在线媒体的兴起，我们现在可以阅读来自全世界的英文报纸，种类之多远非从前可比，我们的新闻编辑室也远比以前更加消息灵通。”《独立报》也会雇佣其他驻外记者，包括BBC的特邀记者，来追踪伦敦方面感兴趣的题材。如今通过谷歌新闻他可以浏览众多美国报纸以及印度、巴基斯坦、俄国。澳大利亚甚至于柬埔寨的英文报纸。我跟他进行这番谈话的时候他刚刚从巴基斯坦拉合尔某报纸收到一条关于外交动荡的通报。《独立报》也会临时聘用其他机构的驻外记者，例如BBC的当地特邀记者，专门追踪伦敦方面感兴趣的题材。对于更重大的新闻，道尔总还可以动用他手下为数不多的优秀驻外记者之一，例如德里的菲尔.里维斯，华盛顿的鲁伯特.康沃尔或者巴黎的约翰.利奇菲尔德。一方面，这意味着尽管道尔手下员工数量有限，但依然可以完成相当全方位的报道，而过去他光靠这点人手只能干瞪眼。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采访倡议必须来自于他，来自于伦敦。总部的参与程度越深，来自四处寻访的当地记者的理念与故事就越少。就像所有英国新闻机构的大多数美国分社所做的那样，新闻业完全可以被简化为一门看上去风光时髦的改写手艺。

但是这种现象也还有另外一面，也就是所谓的“救火队员”，这些人总是一有风吹草动就要从伦敦出发赶赴全世界任何地点，而且还必须立刻成为相关报道题材的专家；舰队街里许多最杰出的人才都是干这个的。今天表现这一点的最佳范例就是《每日邮报》的安.莱斯丽。考虑到她在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与“不能让女人搞正经采访”的愚钝男性偏见作对，最后一位了不起的“救火员”居然叫做安这一点的确是个令人愉快的讽刺。她是个修道院出身的姑娘，早年拿过牛津大学的奖学金，在报界一路拼杀终于闯出了名头。在六十年代初加入《每日快报》的北方办公室对于一位中产阶级女青年来说可不是等闲小事。第一天上班的时候（0穿戴得整整齐齐来到办公室，结果她的主编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小姐，你今天可不是在他妈的萨沃伊饭店——你把一位大好男性的饭碗砸了。”为了把她打垮，报社总给她最棘手的任务。有一次她受命去奥德姆采访一位侏儒，此人是加里.格兰特当年的校友。她顶风冒雪地来到此人家门前，侏儒把她让进屋里并用自己的水壶倒威士忌来招待她，正当此时侏儒的河东狮老婆冲了进来并且将醉醺醺的莱斯丽一脚踢了出去。她挺过了重重刁难，而且越战越勇。她率先就青年问题采访了一个不为人知但却很有想法的流行音乐组合，报道篇幅如此之长以至于她的主编决定不能让这个什么“披头士”占据自己的整张报纸。然后伦敦的《每日快报》为她提供了一个撰写专栏文章的岗位，还在公共汽车侧面为她打广告，将她包装成青年一代的代言人——“她很年轻，她语出惊人，而且她只有22岁。”

此时的莱斯丽可以说已经上道了，她完全可以就这样成为一名专门产出二手意见的专栏作家，按照报社上层的命令口出恶言甚至煽风点火。但是她做了一件出人意表的事情。“我不喜欢我的专栏——你也知道老话是怎么说的，‘有人令我厌烦得够呛，我觉得那人就是我’——我觉得自己的知识储备实在不够，于是我就退出了。”以绝大多数标准衡量，放弃一份全国性大报的专栏作家职位对于记者来说都无异于职业自杀，就好比拒绝你的第一份唱片签约合同一样。但是这一决定实际上挽救了莱斯丽的职业生涯。她先替《每日快报》写了一段时间的特刊，之后年轻的大卫.英格力士发现了她。刚刚从华盛顿赶回来的英格力士为她提供了她的第一份驻外记者工作，日后他成为《每日邮报》主编时又把她招募进了报社。尽管从来都不是报社的正式员工，但从那以后她一直在《每日邮报》工作，并且对于一辈子钟情于国外新闻的英格力士倾慕有加。她的足迹踏遍全球，从非洲到中东，从美国到前苏联加盟国，她目睹了柏林墙的倒塌，并且干巴巴地将这段经历描述为“我的家庭主妇超级明星时刻”。她总是一马当先，孤军深入，到处笼络联系人。她是一位直觉敏感的记者，将自己看得特别通透，赢得了无数奖项并且维护着救火员的角色。“这份工作的优势在于你总会捎带着读者……常年驻外的记者可能会受到当地人的同化，在他们看来某一条新闻可能很无聊，但是国内读者可是从来没听说过。”

与此同时国内的消费社会也越发富裕起来。新闻路线开始转向园艺、度假、励志与时尚。海外新闻部门的预算遭到了削减，海外办事机构纷纷关门，外籍特约记者纷纷作鸟兽散。在六七十年代几乎走遍了全球所有战场的著名战地摄影师唐.麦考林在1984年遭到报社解雇之前发现：

“我依然在为《周日泰晤士报》工作，但是他们用不着我了。我站在办公室里却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这份报纸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这份报纸成了消费刊物，与邮寄商品目录没有什么区别。我能干什么呢？当冲锋衣模特吗……人们开始拒绝或者至少说回避我这种人。他们对于报业的发展方向十分满意。他们不需要我来展示血淋淋的照片。我应该放聪明一点的。报社老板就算听说我死在战场上也不会眨眼的，那我还这么拼命干什么呢？”

在他的书中，他认为一道冲击波席卷了整个舰队街以及报刊世界。

“这是摄影新闻终结的非正式宣告。这是货币主义者大行其道的八十年代，他们再也不想看到战争、恐怖与饥荒的骇人图像了。他们要追求时尚。他们需要消费图像。任何营销活动都不希望自己的产品广告安排在某个埃塞俄比亚或者贝鲁特的濒死儿童旁边。现在他们不用再操心了，因为报纸站在他们那一边。”

或许关于国外新闻新悲观主义最到位的例子来自于戈弗里.霍奇森，另一位《独立报》的前海外新闻主编，他后来投奔了路透社。2000年他分析了人们对于国外新闻兴趣的下降并总结道：

“与苏联解体之前相比对于国外新闻的兴趣有所下降的观众与读者们并不愚蠢……他们表现得十分理性。从1914年到1999年，国际新闻都令人惊惧，足以致人死地。今天，无论是非对错，人们已经不再担心国外战争会影响到自己了。承担战争后果的是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外国难民，或者少数几名自愿接受与从前相比相对较小的伤害风险的职业军人……西方的读者与观众们纯粹出于无所事事的好奇心才会关注国外事件，只有少数人才会将理解并干涉世界上的冲突争端当做个人的责任。”

他对于内向型的消费社会表达了近乎厌恶的个人情感，就像唐.麦考林一样。他注意到西方人已经不再害怕战争了。现在他们害怕的是性病，不称职的外科医生，食用过量黄油导致的后果，不协调的性生活，或者陷入官司诉讼的危险。“宏大叙事的终结”使得国外新闻陷入了困境。

然后就发生了911事件。不过霍奇森绝对不是什么恰逢其时的预言家。恰恰相反，在基地组织动手之前将近十八个月，他就辩称道假如西方新闻路线不能全力报道前苏联部分地区公民社会的崩溃，或者非洲某些国家政府的失败，或者中东局势的变化，“我们就算不上地位优越、确信贫困世界几十亿愤怒居民不能伤害我们一分一毫的后现代人，而只不过是一帮爱德华时代的茫然无知之辈，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正在火山口的边缘玩耍嬉戏。”于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假如西方世界的驻外记者数量再多一些，再受重视一些，那么西方世界对于原教旨主义或许能有更深入的了解，也会知道原教旨主义者们对于萨达姆的叙利亚社会党政权多么无感。

但是事后遭到急切寻求的阿富汗、土耳其、印尼、巴基斯坦以及阿拉伯半岛等地的驻外记者——如今伦敦的国外新闻主编整天都在抱怨手头缺乏会说阿拉伯语的驻外记者——恰好全都安插在了当初办事处纷纷关门并且一度看似再无开门之日的地方。2002年5月在伦敦召开的世界报业自由日大会上，菲利普.奈特利问道：“那些能解释当前事态的驻外记者们都怎么样了？他们全都遭到了解雇，为时尚、演艺以及其他此类琐事让路。预算削减意味着记者们不得不在世界各地冲突现场之间往返奔波。”这话说得很对。作为一名九十年代后期的报社主编，我还记得罗伯特.菲斯克有一次来到我的办公室提交了一份独家专访，受访者是一位客居非洲、籍籍无名的奥萨马.本.拉登。菲斯克一直密切关注着这个人以及他所领导的基地组织，并且相信他要与美国全面开战的警告应当得到严肃认真的应对。我们以相当充分的篇幅刊登了菲斯克的报道。但是我不得不心怀愧怍地承认当时我觉得这条报道无聊至极——谁知道这个奥仨麻是哪根葱呢？这个故事充分阐明了优秀驻外记者的重要性。他们的工作不是提供国内主编们自以为了解的信息，而是向他们通报他们不知道的情况。国内人员唯一的职责就是倾听。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Jeremy_Bowen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ristiane_Amanpour

于是他们再次用心倾听起来。部分原因在于911事件令海外新闻市场再次恢复了健康。不过尽管英国的大报与小报在名人新闻与消费新闻方面基本已经合流，但是不同报纸报道海外新闻的专业水平却天差地别。《每日快报》，《每日邮报》以及《每日镜报》等报纸曾几何时都是优秀海外报道的代名词，可是如今几乎已经没有隶属于本报社的海外记者了。对于读者们有直接冲击作用的新闻不能直接通过电台、网络或者电视与受众见面，必须先在办公室里被人上下其手一番。但是市场的另一端却重新燃起了对海外新闻的兴趣。我们已经见过了《独立报》如何依靠九名驻外记者勉力维持。《每日电讯报》虽说近来也削减了驻外记者人数与海外新闻版面篇幅，但是以历史标准衡量目前做得还算不错。《卫报》目前雇佣了十六名全职驻外记者，十名与报社独家签约的自由撰稿人，还有四名守在伦敦的留守驻外记者或者说“救火员”。除了各个热点地区之外，《卫报》在内罗毕、悉尼、萨格勒布与伊拉克都安排了全职工作人员，兼职特邀通信员则分布在德黑兰、墨西哥以及雅典等地。《卫报》海外新闻主编赫瑞特.舍伍德称“我觉得我们目前唯一一个严重缺乏人手的地方就是南美。不过在那里的大多数国家当中我们都有经常性的自由撰稿人，那里就是我下一步的重点关注区域。”

她十分嫉妒《泰晤士报》。在澳大利亚裔的新任主编罗伯特.汤姆逊（1）手下，《泰晤士报》极大地增加了海外新闻的篇幅。海外新闻主编马丁.弗莱彻（2）认为汤姆逊本人的兴趣取向比911事件起到了更大作用。“自从他接手以来，（海外新闻）版面就从一天三版上升到了一天六版，经常还有八版的时候。最近我刚刚又雇佣了四个全职海外记者。”《泰晤士报》目前雇佣了十七名全职海外员工，十来个多少算全职的特邀通讯员，另外还有三十三个签约写手。除此之外，报社内部还有从冰岛到匈牙利、从秘鲁到柬埔寨等世界各地联系人的姓名、地址与联系方式。但是即便是《泰晤士报》在《金融时报》的全球新闻采集大手笔面前也要相形见绌。同时拥有德国版与美国版的《金融时报》一直以全球性报纸自居，麾下海外记者共计172人，分布于全世界43座办事处当中。《金融时报》是一份专业报纸，在商业与金融领域都有着深重的成见，但是这份报纸的海外采访范围却是自经常提到的五六十年代英国报业黄金时期以来任何英国报纸都无法比拟的。当然BBC的海外新闻采访规模还要更大，海外记者共计250人，全球设点41处，规模大小不一，既有一名员工一台电话的小门脸，也有占地广大装备齐全的华盛顿新闻编辑室。的确，BBC的电视与广播服务面向全世界——后者的规模同样不小，但是与五十年代《全景》栏目记者拿着前往纽约或肯尼亚的机票所进行的试探性远征相比，今天的海外新闻采访在规模上远胜以往。就像主要报纸一样，BBC目前也在阿拉伯世界与远东地区集中了比以前更多的人力物力与注意力。

在高端市场，绝对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海外新闻正在“越来越傻”。像《独立报》那样没有大量人手的报纸会强调现有员工的写作质量，不过当年詹姆斯.卡梅隆手下的《新编年报》也会这么办。《卫报》与其他报纸相比更喜欢用海外新闻做头版，这些新闻往往并不在其他报社的当天新闻清单上。此外《卫报》在发掘不同事件内在联系的方面也很下力气，文章篇幅普遍比竞争对手更长。赫瑞特.舍伍德谈到911事件之后自己的读者们“越发意欲理解全球事件的来龙去脉”。她开始刊登越来越多的海外新闻，力求展现世界不同地区各种事件之间的联系，尤其为了如何令欧洲报道更加吸引人而操心不已——比方说针对欧洲各国在身份证、欧洲穆斯林或者教育收费问题上的不同看法而刊登泛欧洲分析文章。“我还鼓励记者们寻找涉及文化差异、情感兴趣或者幽默搞笑的题材。”无论是扩充了海外新闻版面的《泰晤士报》还是BBC的大流量海外新闻版块，这些事例都可以很好地说明二十一世纪初期的英国迎来了海外新闻的黄金时期，而二十年前许多资深记者还在担心这一行当将会消亡。

当然驻外记者还会一如既往地哼哼唧唧抱怨下去。他们不喜欢一切顺利的想法，因为他们都是天生的牢骚篓子。的确，值得他们担心的事情还有很多。前文中我们谈到了二十四小时新闻对于驻外广播记者外出寻访带来的压力，以及如何令观众与读者面对中东或非洲地区看似循环往复的无解死局仍能保持兴趣的问题。除此之外电视也往往会在落地的时候创造新闻，吸引当地人发动抗议或暴力活动。我作为BBC记者参加G8集团热那亚峰会期间，当地的反全球化暴力示威尤其激烈。抗议者们知道全世界的镜头都对准了这里。东京、特隆赫姆以及多伦多的记者们全都在老旧的热那亚机场里排成了人挤人的长队，将新闻发往全球各地。结果全世界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们气愤之余作出决定，以后再开会一定要找最偏僻的角落——例如加拿大高山的山顶或者美国海军巡逻艇重重包围的海岛。对于未来几十年里打算监督权力的正经新闻业来说这一趋势的确是个问题。此外例如美国这样的强力政府对待战地记者与海外记者的方式还为新闻带来了许多严肃问题。人们一般认为伊战期间英军与美军的随军记者到头来并没有特别煽动好战情绪，尽管特定的广播主持在后方演播室里一直在十分卖力地摇旗呐喊。但是反恐战争直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得到水平上乘的报道。例如拉登去向之类的关键问题干脆就不知所终了。

2002年票选成为年度驻外记者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安东尼.劳埃德（3）在同年5月记录了阿富汗的一次小型军事行动如何在军官们的吹嘘之下变成了反恐大捷，滞留在巴格拉姆机场不得单独行动的记者们也按照这种口径进行了报道。根据报道，三名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向联军特种部队开火，打死打伤两人。美军在反击行动中发现了恐怖分子的弹药武器储备与洞穴工事。实际上根据劳埃德的报道，一小队可能是阿富汗人的武装人员遭遇了六名澳大利亚SAS。

“惊慌之下，武装人员举起武器并立刻被SAS射中胸部而死。呼叫回收死尸的澳军惊讶地等来了两架满载美军伞兵的支奴干直升机，美军落地之后立刻对周围一村庄进行了搜索。根据澳军说法，美军承认他们找到的两件武器之一是一件老旧的恩菲尔德步枪，这是他们从当地村民家中缴获来的。他们发现的洞穴里则饲养着牲畜。这一事件现在已经被人遗忘了。”

正是这样的小事十分典型地表明了为什么英军与美军的军事行动会在英美两国国民如今听闻甚少的地区如此不招人待见。劳埃德继续道：

“少数几名不愿呆在巴格拉姆，而是亲身赶赴战场的英国记者被军方视为‘捣乱分子’，‘没有站在我们这边’，并且得不到信任。可耻的是，胆敢挑战国防部信息政策并且将自己的记者从军方集中通报体系当中撤出来的新闻机构如此之少。对于‘咱们的小伙子’的镜头如饥似渴的媒体基本上出卖了职业道德与原则……事实上公众根本不知道目前阿富汗的真实情况或者英军的实际战况，假如有人听信了军方发言人的说法，以为这种不咸不淡的集中通报式新闻足以反映事实真相，那也未免太可悲了。”

战后伊拉克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对于记者来说这是很危险的。我问过罗伯特.菲斯克，驻外记者的生活是否依旧如此迷人。他承认自己曾经坐在贝鲁特某公寓的天台上，透过棕榈树的叶影观赏过地中海的粼粼波光，也曾经在自己的新闻或照片荣登头版传遍世界的时候兴奋不已。但是他又补充道，真正的驻外记者很不好当，他们必须脱离大部队亲自探寻事件进程，这样的生活很艰苦，很危险，也很孤独。采访期间他经常开着行将散架的破车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长途跋涉，往往会成为各方火力的目标。他曾在采访期间遭遇食物中毒，也曾经出于直觉突然取消了好几次前往危险地区的旅行。“说到底这份差事的确很伤人。有时候我的确觉得非常累，非常生气。”但是就像绝大多数真材实料的驻外记者一样，菲斯克的抑郁情绪只是表面功夫。他很快就转向了另一个故事，投入了另一场豪赌，为了将至关重要的图像与文字发回伦敦不惜冒着以色列海军的炮火开车上路。“我还记得事后我坐在那个天台上心里想：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我们他妈的成功了！我们承担的风险全都值了。”

从最好的方面来说，这就是这份工作的本质。他们承担了风险而且完全值得。干得漂亮。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Thomson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tin_Fletcher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thony_Loyd

这就好比回忆你的第一根香烟，第一任女友以及第一次失恋一样。我第一次担任专栏作家是在八十年代晚期的《苏格兰人》报上。文章见于周六版，全长850个单词，专栏名称是“护民官与暴君”。此后不久我就加入了《经济学家》，以“白芝浩”为笔名开始撰写篇幅更长的每周专栏。报社鼓励我们争论，但是必须严格遵守自维多利亚时代就已经成为报社精神核心的自由派自由贸易路线，绝对不能越界。我们也得知的《经济学家》以及其他许多预设立场的新闻机构所惯用的秘密手段——“先简化，再夸大”。几年之后，当时最著名的专栏作家之一，《独立报》的彼得.金肯斯突然去世，我接替了他的空缺，着手撰写每周三次的政治时事专栏。当上该报主编之后我照旧笔耕不辍。遭到解雇之后我继续为《每日快报》撰写每周中期专栏，并为《观察家报》撰写每周周末专栏。加入BBC之后我依然为《每日电讯报》就各种不同话题撰写每周专栏。有时候专栏作家往往忍不住在信封背面将自己的工作量疯狂计算一通。根据我的计算，在我撰写这本书的时候，不考虑各种一次性约稿，我已经写了大约145万单词的报纸专栏文章——比这本书的篇幅要多出十倍，而且其中很有些长单词。但是考虑到我达成这个数字总共用了十五年时间，我的记录实在无法与近来的码字大神相提并论。伯纳德.李文（1）曾经计算过，他的《泰晤士报》专栏总共达到了1400万单词。

（1）http://en.wikipedia.org/wiki/Bernard_Levin

最重要的专栏作家就是评论家。有些人可能不同意。他们会说这些人只是最为自命不凡的专栏作家。但是专栏作家是一群试图通过将争论捅到当权者面前并发出声音的方式来影响公共生活进程的记者。他们并不以单纯的艺人自居。他们并不将读者当做自己的追随者，而是一场更广泛谈话的听众与参与者。例如《泰晤士报》的西蒙.金肯斯，彼得.伦戴尔，迈克.高夫（1）与马修.帕里斯（2），《卫报》的波莉.汤恩比，大卫.艾伦诺维奇，乔纳森.弗利兰德（3），《观察家报》的威尔.赫顿与安德鲁.兰斯利（4），《周日电讯报》的马修.德安科纳（5），《独立报》的唐纳德.麦肯泰尔与雅丝敏.阿力柏-布朗（6），还有曾经任职于《旁观者报》与《每日电讯报》的鲍里斯.约翰逊。这些人全都学识渊博且消息灵通。但是评论员的黄金时代或许已经过去了。如今没有几个专栏作家能够像八十年代的彼得.金肯斯或者雨果.扬那样影响中左翼思潮了，也没几个人能像T.E.乌特利（7）以及塞缪尔.布里坦那样影响右翼思潮了。

英国新闻业从很早的时候就有了杰出且固执己见的政论文章，尤其是在杂志与评论刊物当中。来自索莫塞特的多面手沃尔特.白芝浩在担任《经济学家》主编的十六年间共计写过2000余篇长文，内容五花八门，从经济到银行业，从莎士比亚到内阁重组等等。他很可能是维多利亚时代最为全才的评论员。还有像是赫兹里特与科贝特这样更加优秀的散文家也会撰写政治专栏，不过他们会从权力场之外发动激烈攻击。与白芝浩不同，他们根本不打算直接影响威斯敏斯特。有些足够聪明的当代记者会回头向十九世纪的政论大家们取经。白芝浩，赫兹里特与科贝特的文风全都清晰活跃，盎格鲁撒克逊风格显著，尽量避免使用法语词汇，文笔生动，采用当时的直接报道。他们也会幽默搞笑，但总是含而不露以便凸显政治观点。科贝特是三人当中最生猛的一位，在他的职业生涯期间曾经反复多次调转枪口。他曾在当时最重大的话题上不止一次地改换看法与立场而且全然面无愧色，正如当代专栏作家一样。赫兹里特发明了“热忱”（gusto）这个批评专用术语，并且通过短小精悍的语句与近乎肉感的表述充分体现了这一理念。他是一名战斗型作家。一位批评家这样评价他：“文章需要体现行文之际的气场、张力与印记。每一个单词都应当像拳头一样有力，而文体本身着应当富有弹性且一气呵成……”身为辉格党写手的白芝浩比赫兹里特更偏右，且远比科贝特更加倾向支持上层阶级，他文风清晰才智卓绝，与上述二人不相伯仲，他在组织论点时几乎将其当做了赏玩的对象。英国新闻传统一向兴趣广泛，尤其热衷于政治辩论。后来的乔治.奥威尔吸取了这些作家留下的大量经验并传播给了众多二十世纪政治写手。

但是如今我们说到评论员时想得都是主流大报上试图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写手。这个概念最早来自美国。“评论家”（pundit）是对印度语pandit一词的改写，这个词又源自梵文“学者”（pandita）。这个词当初作为一个早期女权主义笑话进入了西方。1854年，有些纽约市的家庭主妇看不惯自己的装逼丈夫们组织俱乐部讨论“真理”问题，于是就送给他们“评论家”的雅号。后来这个词蜿蜒进入了主流美国英语并依然保持着讽刺的意味。到了二十年代，这个词成了《纽约世界报》的沃尔特.李普曼的专用标签。他所属的这份报纸当时十分了得，如今则早已消失了。一战之后，美国刚刚开始直面大国崛起的国运，而大多数美国人还受困于相对无知落后的村镇当中。被人冠以自由派摩西之名的李普曼为填平这一鸿沟做出了很大贡献。“尽管这个国家的教育水平不断上升，但是纽约、波斯顿以及华盛顿以外的广大多数人依旧几乎无法获取关于世界大事的高质量信息——沃尔特.李普曼的读者不在此列。”李普曼的天才之处在于他说服了华盛顿的权力掮客们相信他们需要自己担当他们与国家之间的沟通渠道，同时又说服了众多遭到几十家乃至上百家地方报社吞没的广大读者们相信他们需要他来了解华盛顿的动态。他成了美国黄金年代的头号政坛中间人。李普曼幸存到了电视时代，直到六十年代中期依旧评论不止，但是此时他已经有了许多同行——例如日后肯尼迪总统的个人顾问乔.艾尔索普，一度执掌《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保守派旗手小威廉.巴克利，以及日后里根总统的幕僚查尔斯.克劳特哈默。由于美国幅员辽阔，因此需要销路广泛且多家报纸同时刊登的专栏文章向全国上下解释华盛顿的权力斗争。于是这些人也就获取了英国记者们无法想象的影响力与财富。

英国新闻界第一位潜在的李普曼模仿者是亨利.凡尔利（8），尽管在他之前《观察家报》的J.L.加尔文也经常发表政论文章。凡尔利最终离开了伦敦前往华盛顿并客死他乡，临终时无财无势，悲苦潦倒。他几乎魅惑了每一个与他打过交道的人，这一点在记者圈子里着实少见。他生于新闻世家，他的父亲也是记者，在一次参加过舰队街葡萄酒旅店的行业会议之后因为心脏病发作而死在了出租车里——在新闻行业里这种死法就相当于冒着机枪火力冲上敌方阵地并获得十字勋章。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凡尔利都是一位个人表现十分恶劣的家伙，他的朋友说他脸上总是挂着“顽劣农家少年的笑容”。他的朋友阿兰.怀特金斯写道：“凡尔利是个人精，马屁精，酒客，经常是个乞丐，而且（不得不说的是）有时还是个贼。”他的另一位朋友派瑞格林.霍桑则提到了他那不管不顾的奢侈作风，他那沾花惹草的低俗趣味，以及他那不堪言说的私生活。他认为凡尔利在自己的头脑当中刻意拔高了政治新闻的地位，因为只有这样他才可以

“将自己抛妻弃子的恶行加以正当化。他连一双鞋钱都没有留下，甚至连孩子的学费都不给。他必须像天使一样写作，唯此才能心安理得地像魔鬼一样处事。他堕落得越深，为自己订下的工作目标就越高。”

别忘了这些评论可还是来自他的朋友。凡尔利往往一赚到钱就立刻会花在昂贵酒店的自发派对上，他整天负债，经常在参与BBC电台《提问》节目的高水平辩论之后立刻遭到逮捕。他被关进了温切斯特监狱，他的妻子则承认自己终于放下心来了，因为终于知道这家伙昨晚在哪里过夜了。凡尔利最终在一起诽谤案件当中败诉于安东尼娅.弗雷泽夫人，之后逃到了美国。他最早在《旁观者报》上推出了自己的政论文章，后来又推广到了多家报纸上。他的文风清新机智，大胆无畏，使得许多人都宽恕了他的罪孽。他激情四溢地为英国议会制度辩护，反驳赶时髦的批评家们，还就这一问题写了一本很不错的书。不过他对美国政治几乎同样感兴趣，也有能力成为一名具有真正影响力的评论员。他曾经充满敬畏地对自己的朋友安东尼.霍华德谈到过评论家在美国所扮演的角色。但是凡尔利的事业最终还是垮了下来，因为他太不靠谱了。事实上，稳定地进行高质量政论专栏写作是一份极其艰苦的工作。

而比任何人都更加近乎成为英国李普曼的彼得.金肯斯工作起来着实非常拼命。龅牙外露，机智过人且人脉广泛的金肯斯曾经为多家报社供稿，其中有《卫报》与《周日泰晤士报》，当然最成功的还得算是《独立报》。就像华盛顿的乔.艾尔索普一样，他也经常举办盛大的晚宴派对，与工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政客们打成一片，在他们家的庭院里散步，与他们推杯换盏，就工会的危险或者更强硬核武器政策等问题提供建议。金肯斯是一位在柯尼希斯温特历练出来的记者。柯尼希斯温特是德国波恩城外的一个小地方，冷战期间波恩还是西德首都的时候，这里每年都会举行英德两国政客、记者与公务员年会。其后则是英法两国会议，英西两国会议，以及无休止的亲美英国记者会议。如今在达沃斯举行的全球领袖会议知名度远远更高，但是柯尼希斯温特象征着打造泛欧洲统治阶级的尝试，象征着整整一代意见领袖们将二战期间的相互敌意抛在身后，开始寻求欧洲一家的前景。就像雨果.扬一样，金肯斯最初效力于《周日泰晤士报》，后来又投奔了《卫报》，他成为了欧洲化英国崭新愿景的代言人，这个英国坚持反共立场，而在社会层面又比美国模式更加包容和善。他与一系列中左政客走得很近，还在工党因为欧洲问题与核武器问题陷入分裂时为苏民党的另立门户提供了得力支持。

金肯斯每周写作次数取决于雇佣他的报纸，从一次、两次到三次不等。他的妻子波莉.汤恩比这样描述他的工作习惯。撰写政论专栏

“是一种与他十分合拍的生活方式。他这人十分健谈，喜好辩论与宴饮，朋友众多，而且就像发疯一样喜欢卡着截稿时间进行写作……这份工作的问题在于要同时处理数量众多的复杂话题，因此在一天之内……他可能首先会讨论国防问题，然后在预先安排的午宴上讨论监狱政策，再然后可能会去查塔姆研究所讨论海湾地区局势……”

穿梭于白厅、威斯敏斯特以及无数海外访问与峰会之间，将众多话题抛来接去的金肯斯在工作中意识到美国的专栏作家模式在英国行不通，尽管他本人每周都要撰写三篇专栏文章。问题在于不依靠多家报纸同时刊载的专栏文章无法发挥他真正想要的切实影响力。他在《卫报》专栏中这样描写自己的行当：“比方说，在美国某人只要每周三次通过150份报纸向读者发言，到了华盛顿想见任何人都不成问题，给任何人打电话都一定会得到回复。”在英国可没有这种事，对于报社电话总机来说，议会休息室记者、外交新闻主编以及许多其他人都远远比专栏作家排位靠前。但是尽管如此，“美国专栏文章的写作方式的确有值得学习之处，例如他们将报道、分析与社论相结合的手法。”政治专栏作家最怵头的不是信息不足而是信息过剩。“困难之处在于理解信息……政治专栏的作家们要花费大量时间代表读者阅读报纸，试图从文字的洪流中抓住当前事件的一点头绪。”

这番话不仅是对金肯斯本人专栏的绝佳概括，同时也描述了理想中的政治专栏。专栏作家不是神父，只是难免出错的写手而已。首先，专栏作家的意见究其根本而言无法产生任何利益，他们必须说服读者相信自己的文章有用。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能够比读者更出色地表达读者自身固有的偏见与本能认知。这种做法的确有市场，但对于全国对话基本上起不到推动作用。最优秀的评论家之所以值得一读是因为他们的文章提供了来自权力中心的信息以及理解这些信息所必需的具体环境，虽然只是短短一篇论述，却能去粗取精，删繁就简，帮你看清外交部、唐宁街、国务院或者白宫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人不仅要收集信息——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更高一层的报道——还要对信息进行处理。他们要区分有用与无用的部分，陈腐与新鲜的言论，还要为一切看似不合理的现象寻求解释。

只有在完成了所有这些艰苦工作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相信这些人提供的信息确有价值。然后评论家就可以像任何一位专家那样放话了：我的言论值得一听，因为我知道很多，因为我记得很多，因为我已经将这一切严肃认真彻底地想清楚了。批评家斯蒂芬.贝利（9）引用过维克多.雨果的话，后者认为所谓想象力就是勃起的智力。“同样，观点就是被人赋予特定方向的知识。未经思考的知识不过是数据而已，沉闷而毫无意义。观点是形成模式的思想，知识只有依附于观点才有价值。”你尽管可以唾弃最优秀的评论家，认为他们的政治立场过于偏左或者偏右，或者对于某位政客奴颜婢膝，但是至少你知道他们首先为你提供了值得咀嚼的材料。

雨果.扬声称自己在政界的关系赶不上金肯斯。他不是场上的玩家，只是场下的观众。他并不为政客们的利益而写作。他必须与政客以及官员交谈，并且发现这些人有时的确很好相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与他们打交道都是“与魔鬼共饮”。专栏作家必须以局外人的立场写作，以局内人的身份调查。因此保持距离是很有必要的。

“在我看来算得上朋友的政客不超过三个。这一行里的朋友是荼毒工作的毒药。这是我无法摆脱的社交虱子。比方说我很少请政客们到家里来做客，理由则有些拿不上台面，因为他们来过之后我将很难在报纸上理直气壮地反对他们。”

这可能仅仅是因为他个人的脾气所致。扬为人谨小慎微，将道德问题看得很重，金肯斯则喜好社交与高谈阔论。不过如果在白厅与威斯敏斯特寻访一下就会发现，尽管扬以局外人自诩，觉得自己在政客圈子里相对而言没有朋友，但是许多政客都觉得自己和他关系密切。他从来没有与哪位大臣或者党首发展到勾肩搭背的地步，就像金肯斯与后来打出工党另立门户的大卫.欧文之间那样（尽管金肯斯还是毫不客气地在报纸上非常有名地将欧文称作自大狂），但是他的确与十几位主要议员以及外交官保持着相当友好的关系。

评论家会对政客造成影响吗？金肯斯与扬都是自由派、亲欧洲派以及温和左派的坚定鼓吹者。在托尼.布莱尔上台之前任何政客对于这些问题的阐述在力度与清晰度都无法与他们相提并论。热情拥护工党右翼与苏民党的金肯斯出手帮助他们在核武器问题上挺直了腰杆，扬则认为自己很可能在一些民权问题方面颠覆现有的均势。同样的话也可以用来形容许多自由派经济评论家，例如塞缪尔.布里坦与彼得.吉。但是政客们所遭受的最主要压力还是来源于选民，而专栏作家对于选民并没有多少影响，他们自己对于这一点也心知肚明。正所谓峰回路转，对于评论家太拿自己当回事的危险提出警告的第一人就是李普曼本人。他在1940年写道，他近乎狂热地相信专栏作家不应当将自己当做公共人物。李普曼从前在一位名叫弗兰克.柯布的主编手下工作，此人当时在纽约相当有名。就李普曼看来，“我不是人类的顾问，甚至都不是那些偶尔或经常性读者的顾问。这是我的工作准则。这一点我是从弗兰克.柯布那里学来的，他一直奉行这条准则。在他濒临死去的多年期间，他曾经不止一次与我恩断义绝。就我看来，自大自傲所毁灭的报人数目远远超过酗酒。”但是假如整天招呼你的都是内阁大臣，隔三差五你就能受邀在电台电视台面对全世界畅谈自己的想法，想要完全避免自大情绪也是很困难的。这种感觉毁人不倦却又成瘾性极强，当初我要是早知道这一点就好了。

金肯斯与扬如同任何一位民选政客一样是战后英国政治圈上层的组成部分。两人相对而言都不算高寿。金肯斯死于1992年，是年五十八岁，死前正在等待肺脏移植。扬则死于2003年，是年六十四岁，死因是癌症。在威斯敏斯特圣玛格丽特教堂举行的金肯斯葬礼上，几乎所有非撒切尔派系的政治阶层都出现了，时任贸易委员会主席的迈克尔.赫塞尔廷亲自致辞。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的雨果.扬的葬礼上，追悼者当中包括了财长戈登.布朗在内的大部分内阁成员。之前因为伊战为题饱受扬雨果.扬蹂躏的首相布莱尔原本也打算到场，只是因为必须陪同来访的小布什总统才未能成行。对这两人都深有了解的托利党政客彭定康在葬礼上高度评价了扬的道德谴责行为：“当我们的原则如同棉花糖一般松软的时候，当我们的愿景沦为欺诈的时候，当我们的行为完全由胆怯驱动的时候，他的审判就如同晴天霹雳一般炸响在了我们头顶上。”如果说他们还不算上层阶级，他们的文章还不算能与李普曼相提并论的专家评论，那谁还有这等资格呢？

关键在于权威性。就像李普曼、赖思顿与艾尔索普一样，扬与金肯斯赢得权威地位的方式也是思考与报道。他们亲赴现场，他们亲眼目击，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博览群书。对于可能决定某一场当前争论结果的政治世仇，他们不仅清楚时下的细节，也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如今出现了一种等而下之的专家评论，一方面十分诱人，另一方面则对于评论家的权威性造成了极大伤害。问题在于懒惰与金钱。当代评论家很少会亲自收集信息，就算少数几个依然这么做的闪光典型也不太符合李普曼的上层社会定位。西蒙.金肯斯是一个十分称职的信息收集者。他亲自造访当事人并当面提问，他亲身赶赴巴格达，他在政治圈上层的朋友与联系人多得令人瞠目。但是他一向看工党政府不顺眼，工党政府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好印象，他也不想和这些人彻底打成一片。同样为《泰晤士报》效力的彼得.伦戴尔工作方式老派且努力，但是报社并没有把他当做一位全职工作全力投入的评论家，大概是因为他的观点总体而言过于中庸。《卫报》的波莉.汤恩比也是一名称职的员工，她不仅勤于打电话，还会亲自走出报社去接触自己笔下的公共部门员工，也十分关注事实。《观察家报》的安德鲁.兰斯利与《周日电讯报》的马修.德安科纳都是人脉广泛之辈，对于政治事件的分析入木三分。但是人们阅读他们的文章是为了获取信息而不是建议，而唐宁街对于这两点都十分看重。《观察家报》的威尔.赫顿可谓是当代评论行业当中的一羽珍禽。他早年在金融城里打拼，经济上不必求人，但是对于美式（以及美-英式）资本主义却抱有明晰强劲的社会民主批判立场。凭借着《当前局势》一书，赫顿取得了超级评论家的地位，尽管阅读他的作品的工党大臣并没有改变思路，只是觉得很不舒服而已。回头再看看《独立报》这边，唐纳德.麦肯泰尔有着十分特殊的权威地位。在1986年报业工人大罢工期间他发扬了舍己为人的典范作用，当时他在辞职之后拒绝了报社的再次雇佣，除非他在《泰晤士报》工党专题团队里的二三把手也能复工，他这一罕见之举彰显了他的为人。麦肯泰尔不仅人脉广泛，而且听众甚多。2003年秋天赫顿调查发现的证据显示，布莱尔的亲信们全都会阅读他在《独立报》上刊登的专栏文章并做出反应。

也有一些政治写手借助自己文坛身份的力量来回避评论行业的陷阱。阿兰.怀特金斯恐怕会很排斥文学这个词；他为自己营造的形象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威尔士政治与体育观察家。他的底气很弱。如今他的专栏怀旧气息浓厚，而且据说他已经开始炒冷饭了。但是怀特金斯有着杰出文体学家的本能，他的书面语言行文几乎与他的口语完全一致，充满了抑扬顿挫与幽默转折，英国报界的任何其他写手都无法与他相比。他的专栏文章并不能向读者提供多少关于布莱尔政府的信息，但是对于任何一位有志于英语学习的人来说，他的专栏就是每周一次的教程。前托利党笔杆子、托利党议员、外交官以及电视访谈记者马修.帕里斯的情况也大同小异，与近年来的任何一位评论家相比他都更为高产。

《泰晤士报》的传统就是雇佣题材范围广泛的专栏记者——政治、旅游、经济、法律、性——而帕里斯就是近几年来最好的例子。伯纳德.李文在六七十年代曾经翩翩起舞之处，威廉.里斯-莫格与西蒙.金肯斯曾经随后跟进之处，如今成了帕里斯的坦途。他是英伦三岛上最擅长此类文体的作家之一，而且拥趸甚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讲故事。因为他像大多数人一样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同时又并不会狂热支持任何党派。因为他特别喜欢不知进退地替输家出头——例如在精明之辈逡巡不前时冲出来支持约翰.梅杰。因为他的兴趣广泛，从托利党史到同性恋权益，从登山到喜剧等等不一而足。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文笔优美且工作努力。帕里斯对于权威地位的主张方式很特别；他要求你认同他的言论，因为他看上去十分正派可亲。自1988年9月到2002年9月，他在这段最高产的时期写作了3595篇文章，平均下来每周都要写五篇，这其中包括一篇《泰晤士报》专栏，四到五篇政治短评，还要为众多其他出版物执笔，包括《太阳报》，《投资者编年报》以及《旁观者报》。目前帕里斯已经放弃了短评，每周大约写三篇专栏文章，专门面向国家级大报，稿费从不少于每个单词一英镑。根据我的估算，他在全力开动的时候每年能挣300000英镑，如今要稍微少一点。没试着干过这一行的人可能觉得这样来钱很轻松，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帕里斯是个人化评论家群体的领袖——这些作者在针对政治与公共生活发表观点时会有意代入自己的身份，展现出自己的癖好、风格与过去，而不像李普曼那样居高临下地拉开距离。对于帕里斯，或者《独立报》的大卫.艾伦诺维奇，或者《周日邮报》的苏珊娜.摩尔来说，读者们不仅会接触到他们的政治观点，还会了解到他们家里有几口人，家里的花园是什么造型，有哪些购物习惯，对于抽烟、饮食、子女教育、性以及许多其他话题抱有怎样的态度。与雨果.扬或者西蒙.金肯斯的手法相比，他们的自我推销方式或许更加危险。这种方式的理论基础在于权威性并非来自专栏作家在白厅午餐餐桌上收集到的新闻与信息，或者他们每周周末与大臣们进行的电话交谈，而是源自读者对他们的了解与信任。了解我，了解我的家事，拿我当朋友，当成值得信任的人，因为你知道我是什么人。碰巧的是，在下身为本书作者的确认识所有这些人，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众多读者们在报纸上读到的帕里斯，艾伦诺维奇以及摩尔与现实生活中的他们相差无几。他们并没有为自己打造一套专栏文章专用的人格，就算他们真的这么做了，这也是他们在其他公开场合向别人展示的人格。他们全都是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当中流露着充满个人特色的历史、态度与本能。因此假如某位读者喜欢他们的风格，自然就会信任他们的专栏。但是危险也是显而易见的。过度投身于公共场域的专栏作家很容易像演员或者电视明星那样遭受评判。在这种将读者们全都培养成偷窥狂的职业文化当中，一旦出了问题这些人根本无处躲藏。他们不能因为自己感到无聊就将读者拒之门外，因为决定权并不在他们手里。

但是就连这些拿着自己的私人身份来冒险的人们也不再拥有二十年前业内前辈的巨大影响力的。是不是因为他们的数量已经太多了呢？也许的确如此，尽管强力的声音总能找到听众。更准确的说来，如今的英国政坛十分反感专家评论。布莱尔政府在与第三条道路眉来眼去一番之后与宏大理念和意识形态划清了界限，因此重大原则性争论也就不吃香了。布莱尔政府将注意力转向了公共服务的改革与管理。这方面的工作或许的确更加重要，但是却无法成为妙笔生花的专栏文章。这届政府靠的是智囊团里的专家与学术研究人员。至于保守党那边，他们在经历了1997年的惨败之后就开始为了新战略而不遗余力地折腾，令右翼评论家们大为光火。无论左中右派，勤于思考、热衷政治的记者与政客之间必要的契合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布莱尔派系与布朗派系之间赏心悦目的无休止肥皂剧，或者新任托利党首迈克尔.霍华德加冕之前托利党领导权之争的千回百转。这些题材写起来相对更容易，但是很难树立权威，因为它们与娱乐的关系略微太近了一点，离重大争论的距离又略微太远了一点。因此许多评论家都远离了金肯斯-扬时代所青睐的政治调查、分析与阐述三元素劳心费力的组合，转而扯着嗓子大喊大叫起来。

大喊大叫的专栏作家在业内也有一席之地。这一点向来如此。科贝特的嗓门就不小。《泰晤士报》的伯纳德.李文在很多状态下也是个大嗓门，尤其是在涉及犯罪的时候。英国的愤怒之人很多，他们都很乐意将自己的怒火表达出来。《每日邮报》的梅兰妮.菲利普斯（10）或者彼得.奥本（11）对于工党道德腐化的批判；彼得.希金斯专栏当中对于英格兰现状充满激情的怀旧与悲观态度；《卫报》与《观察家报》上左派喜剧演员们的厉声谴责……凡此种种痛苦与绝望的哀嚎都十分有助于报纸销量。但是整天高呼自己如何痛恨某一位政客或者某一届政府的问题在于如何避免单调乏味。受雇发怒的专栏作家们全都会落入同一个陷阱：发怒之后你除了提升自己的最高怒火水平还打算干什么呢？到头来就算你的嗓子没有嘶哑失声，你的文章也会言尽词穷的。为了吸引注意，你不得不变本加厉，创造更加高明的新式辱骂甚至更吓人的论点。彼得.奥本在《旁观者报》、《每日邮报》以及《观察家报》上都有专栏，可谓是二十一世纪初期专栏分布最广的专栏作家。对他来说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他是托利党英格兰的代言人，他那张红光满面的脸庞与肥大的粗呢夹克，他对于赛马运动与灯芯绒面料的热爱都标志着他是政治舞台上一个历史悠久的角色的最近传人。市场总会有对于这种人的需求。同样，在中左政治界也总会存在一定数量的半官方职位，因此在任何时候人们都能听到一个清晰可辨的左派自由主义领军之声（目前波莉.汤恩比与威尔.赫顿两人正在争夺这一岗位）以及一个清晰可辨的左派反对党之声。这些位置非常重要，写手们会为了争取政治生活主要分支的代言人岗位而激烈竞争，彼此相互不服气。但是对于最为固执己见的评论家来说来说，他们最后几乎一定会沦为早年自己的拙劣模仿。《太阳报》的理查德.利特乔（12）与《周日泰晤士报》的杰里米.克拉克森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们被自己的套路困住了。私下里这两人或许都有许多出人意料的温和观点，但是这些观点是没有市场的。

最后一个明星专栏作家群体根本不屑于与传统政治打交道。他们拥有的技巧足以令他们成为最优秀的政治专栏作家，但却将这些技巧用在了别的地方——一般来说就是捅马蜂窝。此中翘楚自然要算是朱莉.伯奇尔（13）。在跳槽到《泰晤士报》之前，她每周六都会令众多《卫报》读者们火冒三丈。伯奇尔的从业经历早已人尽皆知了，这个腼腆的布里斯托姑娘在十六岁那年打入了新闻业，受聘于《音乐新闻快报》——时人称她为“神枪美少女”——并因为与她的第一任丈夫托尼.帕森（14）合写的关于朋克音乐的文章而一炮打响，接着又以“格伦特俱乐部女王”的名头在伦敦索霍区崭露头角。之后她踹掉了两任丈夫与一个儿子，主办了《现代评论报》又令其关门大吉，与女作家夏洛特.瑞文（15）谈了一场大张旗鼓的蕾丝边恋爱，还与可卡因毒瘾进行了长期搏斗。总体而言一直是个坏女孩的伯奇尔将自己的生平当成了取之不竭的素材来源。她的晋身手段部分在于极尽高调的骂战，这使得我们其他人都成了瞠目结舌的观众，在她的唇枪舌剑之下如醉如痴。中世纪的苏格兰有一项诗人对战传统，具体来说就是两位诗人相互比拼看谁能以更加富有创意的污言秽语来辱骂对方。伯奇尔的骂战也能提供类似的满足感。她从来只挑旗鼓相当的敌人下手——例如《如何众叛亲离》的作者托比.扬，《时间箭》的作者马丁.阿米斯，《BJ单身日记》的作者海伦.菲尔丁。以下是几年前她参加的一场骂战的节选，对战另一方是从不惮于自我炒作的美国女权主义学者，《性面具》一书作者卡米拉.帕格利亚：

“姐知道你拿着种族问题当个正事。你有个意大利名字，所以就拿自己当成罗伯特.德尼罗了。这些犹太裔中产阶级小丫头们为人太和气了，家教也太好了，所以才骂不还口。姐可和她们不一样。英国人可不是你在书本上看来的那样；我们的工人阶级（姐就是工人阶级出身）是全世界最不好惹的。姐可不是什么善人。姐的嗓门不如你，不过真到了动手的时候我绝对比你更狠。姐比你年轻十岁，比你轻二十斤，姐的蛋子也没让学术圈骟了去。”

伯奇尔对个人私生活的包装受到过广泛批评，批评者们认为她的做法将新闻业贬低成了畸形人展览与不着调的过家家。不过这种做法与走钢丝也相差无几，必须依靠富有创造性的语言与杰出的技巧来维系。尽管她是全英国最活泼的散文作者，但是单靠放烟火来吸引眼球永远是不够的。伯奇尔或许对于斯大林有些糊涂可笑的看法，对于工人阶级问题也有些感情用事，但是她向公共辩论当中带来了独树一帜的声音，与她所一贯反对的其他彬彬有礼、中产阶级、自由派松垮作风的专栏作家们大相径庭。她也是英国故事的一部分，传统报界很不愿意承认她的处世态度与许多普通妇女多么相似。其他生活类专栏作家也提供了类似的服务。约翰.戴蒙德（16）关自己如何于与喉癌共存共亡的专栏文章将这一段人生经验送上了报端。身为一位才气不凡且幽默搞笑的作者，他在《泰晤士报》上刊登的专栏起到了二十多个尽职敬业的医学记者都望尘莫及的作用。迈克尔.白沃特（17）惟妙惟肖地描写了一颗智识非凡的男性头脑如何在受困于平庸媒体的汪洋之后反受自身智识所累以致如癫如狂。黛博拉.罗斯的每周自画像勾勒出了一位开朗而又邋遢的家庭主妇，整天因为采买与家务工作而忙得脚不沾地。她的文章对于普通英国人实际生活状态的描述远比充斥各种周末报纸的励志文章更加贴近现实。这些人的写作路线全都与当下压倒一切的自由派礼貌文化、一脸傻笑狼吞虎咽的物质文化以及购物文化背道而驰。他们的稿费没有白拿。当亨利.凡尔利藏起自己不甚光彩的个人生活从而得以为了公共利益而撰写一片片雄文时，一系列当代专栏作家却为了维护诚实而将自己的个人生活陈列在了大庭广众之下。他们为当下委婉语与和稀泥大行其道的文化氛围提供了必要的修正。

众多模仿者们的失败显示了这样做有多么困难。但是这样做值得吗？伊凡妮.罗伯茨（18）曾经在一场关于可卡因话题并且涉及另外一名记者黛博拉.奥尔（19）及其丈夫小说家威尔.塞尔夫（20）的复杂骂战之后（你要是觉得这种事太过于自说自话，那就看看笛福时代的格拉布街或者狄更斯与萨克雷时代的文学圈好了，情况都是一样的）撰文攻击过伯奇尔。伯奇尔曾经声称自己是演艺界人士，罗伯茨则回应道“专栏作家从余兴节目向主打节目的转变阻碍了媒体采取更有想象力且更多样化的解决方案来迎合女性。”她继续写道，像伯奇尔这样的作家

“正在攻击报纸的核心，因为他们侵蚀了珍贵的版面空间，而且雇佣他们也比建立记者网络或充分发掘长期调查性新闻资源更便宜。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位不那么为星光所惑的主编可能会诱骗朱莉写下一些远远更加有力且流传更久远的文章，而不是净写些鸡毛蒜皮。”

这段话中最有杀伤力的部分就是同样的版面与经费还能用来干什么。专栏作家已经鲸吞了大量版面，而且对于主编来说与他们打交道也更容易，即便收费相当高的专栏作家恐怕还是比进行长期调查或者派遣海外记者更便宜。专栏在当代英国报界泛滥成灾，几乎任何题材都有相对应的专栏文章：园艺、廉价红酒、词源学、自行车、子女教育、观鸟、一夜情以及所有城市居民所进行或梦想过的活动。有些名人雇佣枪手撰写专栏，还有些名人亲自撰写质量远不如枪手作品的专栏。被《英国记者评论》的读者们评选为当今最杰出专栏作家的基斯.沃特豪斯（21）曾经指出，如今的专栏版块已经成了“主日学校的奖品”，专门用来打发二流明星，“万幸地是，这帮人的专栏写作生涯一般不会太长——要么是因为他们的经纪人越发贪心，要么是因为主编厌倦了他们，要么两者皆有。”一般而言，格调与名人专栏是一种亚新闻，不需要进行报道，也不包含什么事实。极少数此类专栏作家相当聪明，在言之无物的同时又能牢牢抓住读者的注意力。但是在这些成功者身后是上千篇乱七八糟啰啰嗦嗦的次品，而且这些文章不知怎么的居然也上了报纸，于是无辜读者们的大量时间就此遭到了浪费。

这里姑且以2003年11月16日一个典型的周日来举例子。这是一份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但我还是决定做下去。我清点了所有国家级大报的专栏作家数量，将实际上的建议性专栏以及关于厨艺、园艺以及饮酒的文章排除出去。之后还剩下七十多位专栏作家。在《观察家报》的主版上有克里斯蒂娜.奥顿（22）（英美关系），安德鲁.兰斯利（同上），大卫.艾伦诺维奇（同上），玛丽.伦戴尔（政府大臣丑闻），伊安.佛格森（杂感），威尔.赫顿，尼克.科恩（23），理查德.英厄姆（24），还有艾丽.利文森（25）。在《观察家报》其他版面写作的专栏作家有芭芭拉.艾伦，菲尔.霍根，奥利弗.詹姆斯（26），彼得.普莱斯顿（27），萨莉.奥沙利文，约翰.诺顿（28），威尔.巴克利（29），凯文.米切尔，伊安.兰德利，维多利亚.科恩，还有罗伯特.麦克鲁姆。他们当中有些人写得是专业题材，也有人写得是散文随笔，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样一份报纸上就集中了二十多位专栏作家。《周日电讯报》有九位专栏作家，其中有约翰.辛普森与马修.德安科纳饱含事实的高层次报道，也有蒂姆.沃克的八卦绯闻，还有奥利弗.普里切特与吉迈玛.路易斯空洞无物的废话。《周日泰晤士报》有十二位专栏作家，其中有约翰.汉弗莱关于最近儿童慈善组织巴纳多斯推出的震撼性公益广告的评论，有印地.奈特（30）关于性别战争的论述，还有迈克尔.温纳（31）的餐馆点评。《周日独立报》有十位，其中包括阿兰.沃特金与可畏的詹奈特.斯垂特伯特（32）；由于资金紧张，这家报纸喜欢用自己的记者来客串专栏作家，负责当天报纸专栏的是健康记者杰里米.劳伦斯与国外新闻记者玛丽.德杰维斯基，还有报社的政论主笔斯蒂夫.理查兹（33）。《周日邮报》相对而言还比较克制，只有五位，其中的著名人物有彼得.希金斯与苏珊娜.摩尔。《周日快报》有九位，包括音乐人乔治男孩，电视主持兼政客罗伯特.基罗耶思科（34），吉米.扬，还有报社主编马丁.汤申德。简而言之，越是主攻低端市场的报纸专栏作家的数量就越少——尽管不乏各种耸人听闻的新闻，《世界新闻报》只有两名专栏作家，《周日镜报》也只有两名。这里还没有考虑伦敦以外地区的周日报纸；苏格兰的《周日先驱报》读者或者英格兰与威尔士的二三线城市读者还要面对更多争抢占据注意力的专栏作家。

这是一阵令人生畏喧嚣，充斥着各种指桑骂槐、冷嘲热讽与大鸣大放的言语辞藻，已经成为了一项小型产业。周六报纸的专栏作家数量几乎一样多——有人认为如果将增刊当中的导购文章页算上那还要更多——而各家日报组织专栏文章的架势就如同舰炮齐轰一样，竞争报社的周一团队将会相互开火。假如你为一份大报写作，那你就要与波莉.汤恩比或者西蒙.金肯斯“作对”。主编们殚精竭虑地试图平衡沉重的政治题材与轻松的生活题材，老男人写手与小女人写手，长篇大论与精美短文。《泰晤士报》上最长的专栏大约在1400个单词左右，人们一般认为这就是可读性的上限了。再短一点的专栏或许只有五六百个单词。根据我的计算，目前一共存在大约200余名经常性国家级报纸专栏作家，如果将杂志以及主要地区性报纸也算进来的话这个数字至少也要翻倍。唐宁街新闻办公室曾经计算过有必要施加一下影响的专栏作家的数量，得出的结果是221人。这是一个从未有过的现象。仅仅一代人以前，报界的专栏作家还远比今天更少，充其量这里来一篇政治笔记，那里来一篇艺术评论而已。为什么呢？就像许多其他现象一样，这其中有一个无聊的原因与一个有趣的原因。

就像许多其他现象一样，这个无聊的原因也是购物。今天的报纸体量越来越大，版面越来越多，广告赞助的增刊越来越厚，自然也就需要越来越多的专栏作家来填补空间。只要这位专栏作家会一点英语而且每周都能按时上交字数足量的文章（有了计算机，这一点如今并不难做到）而不会整天烂醉，他或她就可以一连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不受打扰地占据一块报纸版面。正如四十年前安.莱斯丽所发现的那样，许多专栏作家根本不会费心出门采访或核查事实，只会闭门造车并敲打“发送”键并且向报社寄送每月经费发票。广告可以为了各种休闲式出版物而存在，而报纸必须设法填补广告之间的空隙。这样做并不容易。富有才华的记者与有趣的题材都是有限的。主编只要再添加一篇专栏文章就不用为了还应该刊登什么而操心了。专栏作家们想要入行是很容易的，他们可能在某次圣诞派对上与某位报社主编眉来眼去过一番，可能刚刚遭到某个更需要责任感的岗位的解聘，还可能只是碰巧在报纸即将开天窗的紧要关头走进了报社办公室，然后这个当代都市生活的配件就落到了他们手里。“我是个专栏作家”这句话听起来就像“我是个咨询顾问”一样说明不了多少问题。几年之前，《侦探》杂志专门讽刺过这种疾病的一个变种，即中产阶级女性记者整天以号称幽默的笔调数落老公呆头呆脑、抱怨保姆傻里傻气并夸耀孩子少年老成的文章。不幸的是，他们笔下的这位“波莉.费勒”比她本人撰写的专栏文章还要犀利搞笑得多。《侦探》杂志还搞过一份恶搞式专栏，让一大堆名人煞有介事地讨论自己对于汤匙的看法。不过只要随便翻翻任何一份周六早晨的大报，人们就会意识到这基本上不能算是讽刺，根本就是白描。

更有趣的原因在于恩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认真对待匿名社论或者说“主笔社论”了。从维多利亚时代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新闻界里很少有哪份工作像主笔写作那样得到如此之高的评价，至少从业者对其评价普遍很高。成群的脑力非凡之士——基本上全是男性——围坐在炉火边，用希腊语或者拉丁语相互调侃，在空闲时间翻译两段普鲁斯特。他们利用匿名主笔专栏来实现无伤大雅的政治诉求，例如关税制度改革或者乌尔斯特统一主义。他们将自己视作报纸的灵魂，《卫报》或者《泰晤士报》的精髓。他们下笔如同雷鸣，他们站在世俗的布道坛上大声疾呼。他们的读者不仅包括政府大臣与高阶公务员，主教与大学教授，还包括整个受过教育且关心社会的公民阶层。早在《今日》或《提问时间》等节目出现之前，报纸社论就是国家级对话得以进行的重要场所。社论是民主制度的逆反镜像。如果报社老板是个政治活动家，例如《每日快报》的比佛布鲁克，那么社论团队就会传达老板的声音并经常能享受到各种优待。对于一位正在打拼的年轻人来说，这是出头露面的好办法。在其他背景之下，由于主笔社论团队认为自己继承了C.P.斯科特或者大卫.阿斯特的衣钵，他们必须一刻不停地费力改造旧原则以适应新时代。主笔社论团队今天依旧存在，不过今天的团队组成往往只有一两个人，加上执行人员与兼职专栏作家。

如今的社论当中依旧可以传达大量调查研究与优秀论点，问题在于读者们已经失去了对历代报纸传承下来的匿名体制化权威的尊敬。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报纸本身经常一再遭到转手。当我们意识到如今的《泰晤士报》已经成了默多克旗下的报纸之后，这家报社再宣扬什么从乔治王时代乃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未曾改变地一直回响至今的声音就有些胡说八道了。如今的社论团队替谁说话呢？默多克招进来的最新一任主编？新闻国际集团的利益？又或者是根据报纸的一般立场性指导原则就欧元或税收问题负责撰写社论的才华横溢的记者们？对于《卫报》或者《观察家报》这样的报纸来说，他们的社论团队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但是今天他们的读者范围极其广泛，从托利党到托派，再到两个极端中间的各种改良主义派系等等不一而足。匿名写手群体的言论可以具有特殊权威的理念与匿名写手群体所代表的一切背道而驰。报社的所有权与经营策略都会遭受经常且迅速的转变，从《独立报》到《每日快报》甚至再到《每日电讯报》，要么根基太浅，要么气度太窄，总之无法被读者们当做既定真理的讲坛。只有少数几家报纸拥有足够支持整家报社的强大意识形态，例如《经济学家》就在一定程度上成功维持了坚持信念毫不动摇的假象，但是这样的例子很罕见。我们如今习惯于将姓名与观点对号入座，习惯于观看某位特定作者与世界发生冲突。今天这种做法似乎比起集体创作的匿名观点更加可信。与通过阅读主笔社论来形成自己的想法的战后一代读者相比，今天的读者更加多疑且信奉消费主义。他们更喜欢顶嘴，至少是在脑子里默默顶嘴。社论的衰落与专栏的崛起就好比中世纪后期天主教教条在游方传道士组成的杂牌大军面前分崩离析一样。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Gove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tthew_Parris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nathan_Freedland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drew_Rawnsley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tthew_d%27Ancona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Yasmin_Alibhai-Brown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T_E_Utley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Henry_Fairlie

（9） http://en.wikipedia.org/wiki/Stephen_Bayley

（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Melanie_Phillips

（11） http://en.wikipedia.org/wiki/Peter_oborne

（12） http://en.wikipedia.org/wiki/Richard_Littlejohn

（13） http://en.wikipedia.org/wiki/Julie_Burchill

（14） http://en.wikipedia.org/wiki/Tony_Parsons_(British_journalist)

（15）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lotte_Raven

（16）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Diamond_(journalist)

（17）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Bywater

（18） http://en.wikipedia.org/wiki/Yvonne_Roberts

（19）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borah_Orr

（20）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_Self

（21） http://en.wikipedia.org/wiki/Keith_Waterhouse

（22）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ristina_odone

（23） http://en.wikipedia.org/wiki/Nick_Cohen

（24） http://en.wikipedia.org/wiki/Richard_Ingrams

（25） http://en.wikipedia.org/wiki/Ellie_levenson

（26） http://en.wikipedia.org/wiki/Oliver_James_(psychologist)

（27） http://en.wikipedia.org/wiki/Peter_Preston

（28）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Naughton

（29）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_Buckley_(journalist)

（30）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dia_Knight

（31）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Winner

（32） http://en.wikipedia.org/wiki/Janet_Street_Porter

（33） http://en.wikipedia.org/wiki/Steve_Richards

（34）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Kilroy_Si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