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明清火器的迷思 -- 恶魔之读书者

1、

将东北人为隔离开来的做法，除了保留退路之外，我想不出有什么其他原因。这还不叫“见外”，什么叫“见外”？年轻时的毛可是曾经考虑过湖南自治的，建国后的毛可是曾经考虑过危机时刻回井冈山打游击的，你看他对湖南和井冈山有什么特殊隔离么？

2、

八股文不过是格式，虽然僵化——越是强调公平的考核，就越难避免僵化——但究竟填写什么内容能取用还是要靠考官掌握。有研究八股文的曾经分析过明清八股，认为最大的区别就是“是否言之有物”。或者说，明朝的取用在于你是否见解独到；清朝的取用在于你是否不犯错误。究竟谁在愚民一目了然。这也是异族统治的弊端——明朝文官骂皇上有时还能拿皇上刷刷声望，清朝你试试？所以在国家取材的时候，哪个敢取用独树一帜的家伙？谁知道被人挑出什么错连自己也连累了？

3、清朝科技大发展，指的是在这个朝代科技相对发展较快的时期，虽然总体来讲，谈清朝科技“大”发展几乎就是个笑话，没有“大”倒退就不错了。

4、我说的是清政府作为外族统治者对中国科技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所谓的“产业革命、社会革命、科技革命等等问题混为一谈随意归纳出因果关系"那是你脑补的吧？

一般情况下，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稳定第一，质量第二，效率第三；私有企业，效率第一，质量无所谓能过检查就行，稳定就是个屁。因此大体上，国有大型是安全导向，私企则是利润导向。因此所谓的资本在国有大型企业那里往往是不管用的，这是否代表国有大型是天地良心呢？这也根本是个屁，和政府一样，国有和大型企业主要玩的是政治收益，很可能会比资本黑心得多。以中国的环境，房地产究竟有多少收益是归资本家，有多少是归政府，这个我想不用废话了。在中国，关系远比钱有效，而关系多数情况下光靠钱是买不到的，实际上资本在政治收益里的影响权重向来是排不上第一号的，甚至很多时候连第二第三都排不进。一个佐证就是，中国没有人是靠经商来从政获取高位的。

政府是垄断主要物资分配权的“白社会”老大，而国企和大型企业也多数和垄断有关，垄断其实就是稀有物资分配权。在垄断面前，资本只是个工具，因为你可以通过发钱分配，你也可以打白条甚至行政命令来分配，在物权面前，资本有时就是个屁。TG政府想控制市场时，一纸命令就把经营权和所有权给切割了，资本在墙外跳脚也没用，很多地方政府其实都是靠坑资本家发家的。

很多人对卡耐基、格林斯潘、德鲁克等西方大师顶礼膜拜，但是你要真把这些拿到中国来实行，死得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因为在中国，千变万化最终都得归根到一个“法”：领导的看法。

总而言之，中国的资本实际作用范围很窄，甚至资本才是社会公平的主要促进力量。有一个说法是占中国30%劳动力的“公有人口”（包括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员工）垄断了中国70%的资源，而占据劳动力70%的私企员工，却在30%的资源里拼得你死我活（更别提这30%里还有很多是公有的裙带）。因此一面是国家富得流油，官员横着走，一边是大量国民哭笑不得地面对“你姓福吗？”。

兄台认为，在中国“关系”最重要，领导的看法最重要，而西方的卡耐基，格林斯潘，德鲁克等等大师，到了中国都玩不转，这种观点，只是被表象迷惑而已。

万法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垄断，或者称为独占。

人类的历史，就是垄断（或独占）的历史，无论中外，无论古今，都是如此，但在垄断（或独占）的明显表现之外，还隐藏着共同这一大背景。

客体的规律，与规则。

主体的独占，与共同。

载体的循环，与互动。

六者的关系，是分析社会的基本框架，规律的发现，与规则的创造，必须以主体的独占与共同，载体的循环与互动为基础。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就是主体独占的媒介。

人身直接的依附，是奴隶社会，通过特权，土地为媒介，是封建社会 ，以开放性的资本，资产为媒介，是资本主义社会，不需要任何媒介，是共产主义社会。

毛主席曾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又说，他连整个北京都管不了，只能管北京的一小块地方。

现在，经常有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说法。

还有就是，县官不如现管；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最后一公里等等，习以为常的说法。

这些基本的现实，都说明“领导的看法”并不是真的管用，管用的是垄断（独占），所谓的关系，不过是各种垄断的延伸而已。

垄断（独占），是支配人类社会的核心，当这种显性的垄断，不断积累，破坏了隐含的共同，那么社会就会崩溃，新的垄断就会产生，开始新一轮的垄断。

现在，西方的自由民主社会，中国官僚特权社会，伊斯兰的宗教社会，历史上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垄断的媒介不同，但无论表象多么不同，垄断（或独占）的内核，都是一样的。

人类社会，不可能摆脱垄断（或独占），关键在于，这种垄断或独占，对共同有利，还是有害。

这方面俺论述了很多，垄断或独占，也就是既得利益和既有精神，共同也就是共同利益与共同精神。

实现垄断（或独占）与共同的统一，即既得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统一，既有精神与共同精神的统一，便是人类发展新出路，也就是统一的共同利益与精神，多次元的既得利益与既有精神。

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关键在于垄断性质不同，国有企业和公有制，垄断的主要是资产，而私有企业垄断主要是生产管理，因此，仅仅是用利润来衡量国企与私企的优劣，本身就是错误的。

可以说，公有制，和国企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公平，为了安全，而私有制，和私企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利润，为了效益。

中国现在问题，不是公有制和国企对资产，资源的垄断，而官僚对公有制，对国企的垄断。

倒脏水，不能将孩子也扔掉。

俺反复强调，中国的希望，第一重要的就是官僚干部能否与既得利益切割，实现相对独立的中性治理。俺曾经十分悲观，认为中国只能在不断搅浑水之中，最大化地积累存量，将来必然会走向私有化，和民主化，国家被阶层既得利益，与区域既得利益绑架。

曾经，俺对人说，中国就如一个要跳楼的人，能做的只是尽量延缓跳楼的时间，在跌落的地方，尽可能增加垫子的厚度和广度，这个垫子就是存量的积累。

习李的上台，看到他们只有一个女儿，夫人也都是拿工资的，到现在为止坚决反腐，如果不仅仅是习李两个人，而是很多干部官僚，都是只有一个子女，配偶也是拿工资的，那么，干部官僚还是有希望实现与既得利益切割的；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西方那种形式化，教条化的自由民主，并不是中国的出路，而是中国的灾祸，中国必须在现有体制下改革，这只能从官僚干部的自清开始。

中国希望，根本只在两个方面，一是干部官僚的自清，二是全社会更多人的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知情。

可以说，中国走出一条人类从未走过的道路，是中国的大幸，也是人类的大幸；即使中国将来滑向私有化，民主化，被阶层既得利益和区域既得利益绑架，相比较其他大多数国家而言，中国也是比较不坏的存在。

上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使得政府参与经济，形成了企业，政府，劳工三者的制衡，利润，财税，工资三者的关系，决定着经济的运行。

现在自由民主的二元背反，是自由民主社会的政治危机，就如曾经的资本代表的利润，劳工代表的工资，二者的对立一样，必须有新的势力介入，而这种新的政治势力，只能是基于资产公有制的中性治理，因为，通过选举产生的政府，必然会受到各种既得利益的干扰，甚至绑架，只有中性的政权，才能在维护政治与经济的均衡与制衡。

在地球村的时代，过去隐藏潜在的共同利益，已经成了显性的存在，因此，以共同为基础，鼓励有利于共同的独占，遏制有害于共同的独占，实现共同与独占的统一，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中国问题的根本，只是官僚垄断了公有制的支配，只要解决官僚与公有制，与既得利益的关系就可以了，反而其他国家，上上下下，各种势力都有各自的垄断。

无论是中国的问题，还是西方的问题，都难以解决，就如癌症，但中国的癌症没有扩散，主要集中在某个器官，而其他国家，癌症普遍扩散了。

鼓吹私有化，鼓吹民主化，实质就是让癌症扩散。

建设用地的侵占，拥有更多的房产，物业，是当前的土地集中与兼并的主要特征，一亩至多产粮两千斤的耕地，资产食利阶层是看不上的。

因为，家在开放区，因此，对建设用地，厂房，住宅的闲置，感受特别明显。

中国需要那么多厂房么？以现在中国的产能，和将来可能达到的最高产能来看，除非从别的地方，将工厂迁移过来，否之，厂房严重过剩，随着网上购物的兴起，商业地产，也严重过剩。

如果，中国像西方一样，百分之七十多人居住在城镇，这百分之七十的人，又有百分之七十居住在中大城市，那么，很多的沿海城市，和中大城市，现有的住宅还是不够用，但这是以农村和中小城镇的凋敝为代价的。

但这么多人居住在城市真的好么？

首先，人口集中在中大城市，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却不利于消费的扩张，因为中大城市的空间有限，不能存放更多的存量，又因为中国的小区大院，城市的交通只有主干道畅通，小区大院的道路并不对外开放。而且开发商的集中建设，只是为赚钱，并没有为住户考虑，很多设计十分不方便，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今后中国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主要是存量的扩展，而不是产能的扩展，中大城市，特别是中国这样小区大院条块分割的城市，开发商集中建设的住宅，严重不利于存量的扩张。

其次，现在中国的房价，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已经很难买的起了。前些日子，房地产政策放松，房价又有上涨，这也是没有办法，反正买不起房子的，即使价格下降一半，很多也买不起，为了维系钢铁水泥和建筑材料的产能，只能放开限购，让买的起房子的人，买更多的房子，但是这样做，更是断绝了农民工在城市安家的希望。

再次，即使解决了农民工在城市里居住的问题，那么，这些人的工作如何解决呢？现在很多的工作，都是订单生产，对外出口，因此，这些企业的用工弹性很大，如果大量人口都集中在城市，没有工作就会成为不稳定的根源，又因为中国的城市难以扩张存量，因此，工作只能依赖中低端的外贸出口。

可以说，中国将来的命运，将由两大群体决定，一是官僚何去何从，二是农民工何去何从。

官僚要私有化，民主化，还是与既得利益切割，实现相对独立的中性治理。

农民工要大量迁移到城市，特别是中大城市，还是主要回到自己的县市乡镇，在本乡本土，实现安居乐业，后者，必须以小城市和乡镇的重新工业化为前提。

事情总是有利有弊的，就如习的反腐，俺感觉是件大好事，但前些日子，就听到有人大骂，说这是瞎折腾，没收贪官的财产，老百姓也没捞到，而官僚的贪腐，主要源自土地财政，没有贪腐作为动力，征地，建设，都难以进行，吃亏的反而是大多数老百姓，贪腐的官员，与坐地户之间的利益之争，前者更符合大多数人利益。

现在中国城市过高的房价，也是有利有弊，将大多农民工拦在城市之外，只能在城乡做候鸟，这反而有利国家的稳定，否则，大量人口集中在城市，却难以获得稳定的工作，将是更大的不稳定因素，稳定难以保证，发展就更谈不上了。

有些人鼓吹中国现有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官僚可以浑水摸鱼，农民工则可进可退，这些都是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但今后就很难保证，而前者不能心安理得，光明正大，后者不能安居乐业，共享天伦，因此，只能算是不坏的选择，或是不得已的选择，却绝不是最好的选择。

我觉得还得在大城市，只不过要给已经在大城市的人身份。因为如您所说，大城市才有效率，所以大城市才有工作岗位，小城市是不大可能重新工业化的，不经济。当然有些产业是可能的，不能一概而论，例如食品工业。但那些需要配套、需要研究的工业只能在大城市。何况只有在大城市，才会出现更多的服务业，有些服务业小城市也是养不起的，例如地铁。

现在我们还差得远，人家消费的东西、人家消费的质量我们还赶不上，也就还有进步的余地。农民工从事的行业逐渐能生产更多的东西，同时这个行业能在世界上立住，农民工的收入能够进一步提高，消费得起更多的东西，中国就有希望。至于房子，我看还得二十年，现在大城市的规模还会增加，等到城市如您所说占了70以后，也许就会换下来了。我觉得这是所谓客观规律，虽然不喜欢，但也没办法。不是想控制就能控制的，好比京沪，一直说控制，一厢情愿，结果只能是那些规划不切实际。从根上说就是中国还欠二十年高速发展。一年城市人口增加百分之一点多二十年后不过七十多，凭什么现在就觉得可以心常泰勒。

您说的不得已的选择，我觉得似乎不能苛求吧，不过我是一直赞成要订规划逐步给农民工身份的，怎么也得二十年内达到七十以上吧，不是那种假身份，准身份，是真身份，所有福利保障。因此我才觉得要早作规划，逐步实现，不是一拍脑袋就马上能实现了。也因此这么多工作岗位只有在大城市才可能实现，任何工作岗位都是宝贵的。至于房子，暂时大概只能靠租了。等增加的热潮过去，或者会好些。另外也需互联网的普及会稍微减少一些向大城市聚拢的趋势，但看起来至少到现在还不明显，将来也不明朗。

以上一堆胡说八道，您姑妄听之。

不是拿满清最强起来比较大明最弱期。

大明就是武功在后期差了点，但是经济文化非常繁荣。

就是大明后期，明朝部队也能出国远征打败日本， 比较起来 满清在最强盛期连缅甸也打不过。

鸦片战争发生之前几年 英国4万部队打隔海的缅甸还吃了几个败仗 英方在阵亡也高达15000人，战争支出高达1300万英镑，而爆发印度经济危机。相反过了几年 只派了10分之一4千人小部队航海远征中国，反而战无不胜，广州，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全败，南京条约割香港。

缅甸那时候都比中国武力强盛，缅甸部队已经装备了遂发枪，自己做得火炮也远胜满清。

满清后来打朝鲜战争时候，上下手足无措去查史书发现 大明当年远征朝鲜才花了800w两银子，锦衣卫能单骑小舟跨万里从朝鲜首都发日本朝鲜当地情报回来。满清连自己本土的情报都搞不清楚，别提去外国了。

满清打人口一共才2万大小金川的县级部落民兵， 先后派兵60w ，花银一亿多 ，死了5位国防部长，阵亡将士三万余人，花了20年才搞定100公里不到地方 。那是内线作战啊，大渡河也不是很远的地方，比九寨沟都近内地。 就这水平，你觉得满清还能啥能力对内对外打什么胜仗。满清是搞文化斗争政治斗争自吹自擂的高手，武功能力其实很弱的。

各个时期文明的各种指标满清远不如大明。满清的文化落后人民愚昧了。 几何原本上册徐光启就翻译出来了， 下册要过250年后 打了几次鸦片战争的大败仗才 翻译出来了。 大明最后几十年 翻译的西文书有7000多种，都是西方当时最先进的科技书籍。 满清打了鸦片战争败仗后20多年才翻译了20多本。

百年而成， 大部分历史连细节都系统纂改了， 所以明史读起来充满了奇葩故事，那些红丸案件之类读起来有如小说 而不似正常史书。连数10万册的起居录档案都破坏已尽，只有数千残留。

去天涯去看下，有个土木堡事变的讨论帖子 土木堡之变的幕后：一场有预谋的政变

很有意思， 土木堡事变其实 明朝官员主持的政变，

1.你想象不出就应该仔细想，读读书。某一政策出台到取消，必然有其原因，不知道也不要脑补。按照你的逻辑，岂不是康熙比顺治更和汉人见外？今天户口还没取消呢，又是因为什么

2.我不知道什么是愚民政策。被你流称为愚民政策的一些政策，比如考试之类跟军事发展也毫无关系。军事发展的问题跟民族矛盾也没有关系，因为其中种种弊端在明朝也存在，甚至更严重

3.照你的说法，清朝初期科技经历了大发展时期，比中期，也就是康雍乾时期明显要快，是吧？这种说法真是罕见

4.本来这里讲的是火器，也就是军事发展问题，是谁七拐八拐的就来扯什么满汉见外、愚民政策的？这些跟军事发展又有什么关系？

中学生的认识水平，不过貌似群众中很有市场。多读读书，多到西北走走吧

那么就必须要尽可能落地的，否则光轱辘话绕来绕去，即便不能证伪也没啥意义。而一套社会学理论的存在意义，就在于能解释尽可能多的实例，尽可能准确地预测即将发生的事物。中国社会政府和企业的现状，相信有过对应阅历的，看了我那些文字应该都有数。换言之我已经给出了一套我的理论体系下，政府、国企和私企的运行逻辑架构。而老兄现状的问题恰恰是理论体系已经有了，但并没有针对现状去剖析背后的逻辑，如果连现状都解释不好，何以能预测未来？

好比很多人对社会主义有天生的好感，可是，连社会细微组织结构里都没有社会主义的成功尝试案例，凭啥认定社会主义代表未来？

明朝对西洋知识的引进同样是只重“术”不重“道”的，要说对实业的促进更是远不如洋务运动。再者比起对知识的促进到底是留学教化下一代意义大还是外聘的意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