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明清火器的迷思 -- 恶魔之读书者
我只是觉得以偏概全，只选有利自己观点的史实的做法，在西西河是行不通的。如果我说的不对或者不全，欢迎兄台继续完善。
从努尔干都司到旧港宣慰司，一是名义羁縻不同于流管实控，二是从时间上，成祖后基本放弃这些地方。
对于西藏，明朝“多封众建、因俗以治”的政策，其实是对于西藏统治者事后承认加赏赐，远不如清朝驻兵加金瓶控制转世人选更有控制力。
对于土尔扈特部，光说永乐受封，不提明正统土木堡之变中，土尔扈特部是追随也先太师的核心力量。明朝初期保护了他们，中期他们可是翻跟斗就杀回来，一点没有念旧情呢。
大小金川是打的难看，可是放在改土归流这个大格局上，清其实是完成了明延续下来的有利于中国完全统一的工作。不应该过于嘲笑。
清缅战争是不怎么样，不过看到明云南巡抚陈用宾设置神护关八大关卡在哪里，就应该清楚明初的西南土地绝大部分是明中后期就丢了的，清没有拿回来当然遗憾，但是由此全怪清朝，显然是屁股太歪啊
一句话，清当然不是什么好鸟，不过为了黑清给明过度涂脂抹粉，其实有反效果。
还认为洋人腿不会弯。其他官僚那些尿桶阵什么的就更别提了。这就是经过满清盛世教化出来的精英的水平，与明朝比，甚至与汉唐宋比，都是整体智商极大的倒退。
中华文明讲究实用主义，固然发展不出科学，但绝对不会拒绝学习。满清前后的明朝和民国/共和国就是最好的明证，虽然在科技上落后于西洋人，但都积极学习，奋力追赶，甚至超越，只有满清在拒绝学习，直到被西洋人打得屁滚尿流，汉人精英才开始学习。
资本主义，源自相对独立的中间阶层，中国根本就没有这个阶层。
士族官僚乡绅地主，经济上寄生于农民，政治上依附于皇权，这个阶层的存在，是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决定因素。
周朝战胜了商朝，农业文明就成了中国的经济基础，秦朝实现了大一统，确立了皇权，并进一步加强了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从那个时候起，就决定了，孔子以家庭伦理为根本的儒家思想，迎合了小农生产和大一统皇权，因此，被统治阶级定位正统思想，这种思想在两税法之后，也就是土地私有化之后，因为小农生产真正普及，皇权更加稳定，儒家思想比之前地位更高。
衡量一个王朝，第一标准是人，人口数量，人均寿命，人均收入，人均受教育状况等等，第二标准是疆域，从这两方面讲，清朝远比明朝伟大，即使是元朝也十分伟大。如果没有元朝，汉族政权的周围，西夏，吐蕃，大理，金国等政权，是很难消化的，可以说，中国现在疆域，甚至政治格局，都是源自元朝，传承自清朝。
士族官僚乡绅地主，这个寄生于下，依附于上的阶层，大强大了，皇权难以控制，农民造反也只是不断反复，只有外来的少数民族，才能进行无差别的打击，才能带来些改变。
士族，主要败亡于五胡乱华时期，到了隋唐开始了科举，后来又实行了两税法，土地私有化，才从政治上，经济上基本废除了特权士族阶层。
底层的农民，从人身依附，转变成财产和土地依附，是特权士族阶层消亡后最大的特征，从那个时候起，中国的人口开始大量增加。
明朝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白银的大量流入，江南的官僚地主，相当于拥有了货币发行权，二是大量失地农民，从财产土地依附，又变成人身依附。
明朝翻译的西方著作，并没有真正普及，就如皇帝做木工，王爷搞音乐，只是少数人的爱好，这些著作传到了日本，反而广泛普及，形成了“荷兰学”，这与王阳明的心学，是明朝对日本的两大学术贡献，对后来的维新运动，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鼓吹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学术成就，主要是中国所谓精英阶层的一种心理暗示，这些寄生于下，依附于上的所谓精英阶层，要给自己的无能与反动，找一个冠名堂皇的借口。
满清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压制了汉族官僚地主，是中国人口大量增长的主要原因。
如果没有日本侵华，中共也很难全面地动摇农村的地主政权，从而彻底实现千年未有之变。
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就是彻底推翻寄生于下，依附于上的官僚乡绅地主阶层，仅仅从这个方面讲，毛主席就太伟大了。
寄生于下，依附于上，还是好的，是统一稳定的时代，如果只是寄生于下，却不依附于上，就是乱世，东汉末年，因为战乱，中国人口就减少了十有八九，根源就是特权士族造成的人身依附。
士族绝不是贵族，贵族是独立的，士族却是依附性的。
在批判士族官僚乡绅地主的时候，也应该明白这是中国小农生产，中央集权，和儒家思想的必然产物，而中国的这种政治经济文化，又是黄河经常泛滥，北方游牧民族压力造成的必然结果。
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本，只是研发设计生产性的资本，一个国家如果缺少这样的资本，所谓的资本主义，就是空有其名。
不要说明朝，即使现在，真正实现研发设计生产性的资本主义，也是极为艰难的。
真正良性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主要是特殊时代，特殊社会结构，自发形成的文明形态，绝不是简单私有化，或一人一票的形式主义，就能轻易实现的。
中国有机会实现良性良性的资本主义，但主要来自嫁接，而不是自发产生的。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都不可能自发地形成资本主义，因为中国缺少独立的中间阶层，而嫁接的关键，在于政权的中性治理。
在平衡被打破的某些机遇下，也可以认为是自发，西方的产生，似乎也有某种特别的机遇。
真正使得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是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的条件并非一个资产阶级就可以搞定。最关键的条件是地理大发现后输入大量流动性和扩充大量市场，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堆砌下集合几大洲的财富去集中孵化西欧几个百万人口级别的小国。这样才能让改进机械能提高生产效率有利可图，否则机械永远要被廉价苦力的成本优势压倒。而刺激出大航海时代地理大发现的因素的偶然性太强了，且和资产阶级兴起没直接关系。最多只能说资产阶级是最能善用地理大发现红利的阶级。
高压统治、文字狱、皇帝集权程度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唯心史学最为关注的点。但是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工业革命现代化根本不再一个量级上。前者作为后者发生或不发生的条件，既不充分也不必要。
至于什么萌芽被掐死了，这是一种挺搞笑的说法。
按你的说法，欧洲“自发”形成了“良性资本主义”，是因为有一个独立的中间阶级，这个阶级和中国的土豪有本质区别，因为它不向上依附，也不向下掠夺。请问哪有这么好的事情，除了玫瑰色的梦里？
然后你还说，中国没有这么好的中间阶级的原因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固有缺陷。这种见解是典型的河殇一派，因果颠倒的马后炮
这就是开放的力量。
他们只认为东北是自己的地方。
其他的地方都是抢来的，那是时刻准备着被夺回去的。
既然是抢来的，那就能占一天是一天，实在占不住了自己往老家一缩，管你洪水滔天。
清末的“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充分表达了这种“见外”的思想。
由于“见外”，所以不想融合。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如果不打算融入多数民族，那就只能对多数民族采取愚民政策。清朝的科技大发展主要有两个时期：清初和清末。清初那是明朝留下来的底子，清末那是被人教训之后的明悟。
同意兄台的论断。
资本主义真正的生产力，只是研发设计生产性的资本，而这些良性资本的产生，是多种条件决定的，欧洲的饥荒，黑死病，造成人口大量减少，所谓发现新大陆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原因。
看看中国大陆的私有企业，港台企业，真正从事研发设计的很少，改开以来，主要的科研成就，主要源自国有垄断性企业，这方面熊彼特已经有充分的论述，垄断是创新的第一决定因素。
西方资本，垄断全球，国有资本，垄断国内，这是西方创新，和国企研发的主要原因。
这方面日本韩国的发展模式，就很值得探讨，政府扶持大型垄断企业，政府却没有被大型垄断企业绑架，主要是因为日韩是美国的政治军事半殖民地，因此，日韩政府相对独立与大型财团和中下阶层民众。
中国政府，能够相对独立于资本和民众，则是因为公有制的存在，使得政府能够相对独立，如果官僚也拥有了大量资产，那么这种独立性就会消失，屁股会越来越偏向寄生性的资本，因此，坚决反腐，实现政府的相对独立，是中国继续发展的第一选择。
欧美发达国家政府的相对中性，主要源自中产阶级，日韩主要源自美国干涉，中国主要源自公有制，相对独立，相对中性的政府，是成功国家的共同特征。
如果政府被上层，下层的既得利益绑架，要么会陷入动乱，要么会走向极端。
当前世界，一个主要的趋势，就是资本主义已近黄昏，资产阶级却在兴起，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研发设计生产，越来越受到阻碍，而财富的增长，资产的增加，小资产阶级却在兴起。
小资产阶级，是国家的既得利益者，其既得利益是区域性的，资产性的，而中产阶级主要是世界的既得利益者，但在一个国家内，却是国家的中坚力量，主要从事生产，服务，其中主要是以积累的大量财富为基础，从事服务业。
因此，欧美发达国家才有真正的中产阶级，而发展中国家，只有小资产阶级，没有真正的中产阶级。
难以扩大再生产，难以产业升级，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近黄昏，但小资产阶级和寄生资产阶级，所代表的区域既得利益，和食利阶层，却在兴起，这将是中国，也是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
对资产阶级，一定要一分二，区分生产创新性资本，与资产食利性资本，甚至一分为三，注意以生活方式为根本的，区域性的小资产阶级的兴起，台湾的小确幸，就是这种力量的代表。
垄断是创新的第一原因，国有大型企业的垄断，主要是外部市场和资产的垄断，内部的管理却十分散乱，因此，国企出了强有力的领导人，反而是国企推动研发设计的决定性因素，这是西西河追捧刘志军的原因吧。
大企业的垄断，主要是市场和资本的外部垄断，小企业的垄断，主要是内部管理的垄断，这是大小企业创新的决定力量，因此，垄断绝不仅仅是大企业，或外部垄断，小企业也同样能够实现垄断，内部权力的垄断甚至更为重要。而大企业病，主要内部管理的垄断被分解了，这也是中国国有企业的通病。
1.清朝入关以后，有哪一次遭遇危机就干脆撤回东北的，请举出一例
2.为什么清朝愚民政策是因为民族矛盾？明朝八股文是不是愚民政策，又是因为什么？
3.清初科技大发展是什么鬼，没听说过
4.把产业革命、社会革命、科技革命等等问题混为一谈，随意归纳出因果关系的思维方式早就落伍了。
自发，应该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但没有完全孤立的自发性发展，借助外力，或外部空间，主要通过内部的聚合分解，循环互动，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也应该算是自发性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明是一种自发性的文明。
外力，的确有一定作用，但如果没有内部的决定因素，也不会产生根本的改变。
例如士族阶层的消解，固然源自五胡乱华的无差别打击，但如果没有后来的科举制，和两税法，新的士族阶层还会产生。
同样，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进行下去，根本的原因还是国民党集团，无法与官僚地主切割造成的，而日本侵华，有些地主跑掉了，留下的要么成了日伪统治的帮凶，要么在国，共，日伪三种势力之间周旋，这就动摇了官僚地主阶层，为中共的土地革命创造了条件，但真正决定性的还是中共自己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土改只是重新分配了土地，但很快土地集中又开始产生，后来实行的人民公社，才从制度上遏制了新的地主阶层的产生。
改开后，又重新分配了土地，但农民只有利用土地进行农业生产的权利，却不能改变土地的用途，因此，家庭联产承包制，与土改，与过去的土地私有化，有着根本的区别。
因为，农业生产的收益很低，因此，改开后土地的占有，兼并，主要是城镇建设用地，现在有些人有很多套房，各种开发区林立，企业大规模占地，则是新时期的土地集中，土豪这个词真恰如其分。
士族割据，是周朝到唐朝的历史主题；官僚地主，是唐宋到清朝的历史主题，现在中国又进入了新的时代，特权资产成了国家的主导力量，能不能遏制特权资产，怎样遏制特权资产，将关系中国的命运。
在俺看来，以资产公有制为基础，通过与既得利益切割的中性治理，承载全球的研发设计生产，才能真正遏制特权资产阶层的兴起。
机会，总是被有准备的人抓住，外力，外部环境，是产生了机会，但更重要的是内部的决定性力量。
实行科举制，两税法，摊丁入亩，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代表中央集权的皇权，进一步加强，才是瓦解士族，遏制地主的决定性力量。
现在代表中央集权的皇权，已经不可能产生，那么代表共同利益的资产公有制，与中性治理，便是遏制特权资产的决定性力量。
也是现在抑制过去那种土地兼并的新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