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的帝国主义观 -- cmosplay

这个具体表现出来，就是“组织”。可以继续追问这个“组织”的意义在哪里。回答就是“生存”。社会制度之所以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是因为其他的选择都在竞争中被淘汰了。“温良恭俭让”之前，首先要保证“生存”。至于“生存”的意义，似乎不需要回答，“生存”——更细致一点的描述——“种群的延续”，本身就是生命的意义所在。

“组织”是通过中层来实现的。“社会”很像是用互联网，用模型来描述“社会”的话：一个巨大的网络，上面的一个个节点（router）就是“中上层”。如果某些节点有能力自主发出信息，那么它就属于上层，否则就只能接受信息，并转发，这就是中层。

可以简单的认为“左”就是下层的立场，“右”就是中层的立场。

“左”面对的形势是：1，社会的组织是由中层来完成的，下层数目大，但本身没有组织，也就是没有实际力量，表现出来就是“左”的表达基本上就是到“思潮”为止，到不了政策这一步；2，基数太大，正常运行状态下稍微一点大一点的震动就可能对系统造成很大影响，所以一定会被压制；同样因为基数太大，每个个体截流哪怕一点点负熵，都会对系统的运行造成巨大冲击，比如希腊人民的福利；3，作为前两点的引申，左拥有同归于尽重启系统的选择权。

“右”面对的形势是：1，中层是社会的主体，拥有对社会的实际主导权；2，截流负熵的行为本质上不受监管；3，由于惧怕系统重启，必须自我监管。

由于“左”“右”面对的不同形势，虽然“左”的思潮在最近二百年似乎挺喧嚣，但是并不是主流。历史上的主流一直都是“右”：右一点，再右一点，一直右到系统重启。所以左右的平衡态并不是动态拉锯的平衡态——不是正弦波，而是锯齿波：斜率始终是右，然后由一个无穷大的左斜率来归零。

比较无奈的是，我们能祈求的最好的结果，也不过就是右斜率能小一点，正弦波似乎不大可能出现。原因在于“左”无法控制：没有组织，大基数。左派形成共识首先要结成组织，形成节点，一旦形成节点.....“左”的斜率是固定的无穷大。

这个是必要的。但是具体到你的这两点，不认同。

1，到那个时候，如果我们的手段与西方有区别，那也是因为我们的实力相对不足。

2，中外的社会结构也没什么本质不同。就像我刚才表达的：社会结构是一个网络，起决定作用的，是网络上的那些节点，这些节点就是中上层。能自主发送信息的，是上层；接受信息并负责转发的，是中层。我们通常说的“系统”，一般来说其实指的是这些节点，并不包括node下面的leaf（下层）。“至高无上的中央和亿万蝼蚁般的子民”，这个模型基本上是完全错误，中外历史上从来没见到过。

中层这个结构虽然存在，但其实是那个至高无上的中央的一部分。西方的体系，下层你可以忽略。因为西方那个体系，最下层本身并不在系统中。但中国的社会模型，你不能忽略下层，因为中国社会，最上层和最下层往往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两头大中间小，这就是所谓的三明治社会。把中国社会模型简化成至高无上的中央和亿万蝼蚁般的草民是可以接受的。

还有，民族优越感这个词，不恰当。其实是文明优越感，我们和西方不仅仅是民族不同，实际上整个文明结构完全不同。你不能把中国看成一个国家，中国其实是一个文明。

对宋以前的中国，也是正确的。但不适用于宋以后的中国，宋以后的中国，上层和下层其实是脱节的。上层是一个组织度很高的中央，下层是无数个自组织的中小宗族。中层负责收发信息的官僚，是没有组织能力的，完全依附于那个中央。宋以后的中国，是一个二元化社会。上层和下层运行两套不同的规则。

是系统重启时候才有的现象，不是系统正常运行时的现象。

中国历史上的中层，基本就是大大小小的官僚，以及地方宗族领袖，即所谓豪强。除非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一般情况下，中央事实是拿中层没什么办法的。作为中层的节点不一定非要和你对着干，它可以选择把你的信息弄走样、夹私货、把你的信号幅值减弱....手段太多了。都不用看古代，即便现代通讯手段这么发达了，仍然有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笑话。中国历史上的中层依附上层，主要是为了取得政治合法性，别高估那个“至高无上的中央”。

我们比西方好一点，在于传统上中央的权威的确比较高。西方的上层必须获取中层的支持，不然自己就得垮台。我们的上层至少在明面上可以不鸟中层。

米帝既然是帝国，走的还是英帝的方向。不过，变换了手段。

故，兲朝也可以走米帝的方向，同样也可以变换手段。

集中到了一定的阈值就会发生边际递减现象，资本在兼并上的规模优势在未达到这个阈值以前可以轻松吃掉小鱼，但是达到某个阈值以后兼并就会越来越困难，实际上会形成寡头垄断的格局。如果可以用几何图案表示，实际上是斜率都在不断变化，先是斜率函数单调增（假定是光滑曲线），而后却是斜率函数单调减，最后会在值域上形成一个边界，这个边界即是系统所能支持的最大极化程度，而先前的阈值就大致相当于实际的平衡点。反之对于左翼运动道理类似。几乎可以肯定是这个函数也不会是正弦波，甚至未必可以用显式来进行表达。

虽然人类作为一个“类”本质上确实没有太大差别，不过用于社会组织的主要手段，中西方确实是不同的。如果把儒家和罗马法的原则作一个简化，那么中西方主流处理伦理和政治关系的原则可以说分别是从家庭（氏族、宗族）或者是契约。早先人类社会所赖以组织的方式其实是两种原则兼而有之。宗族家庭的方式便于大规模的生产协作；而契约方式则是逐渐随着交换的发展才开始出现。关于这点逐渐随着各自文明按照自身的地缘条件就发展出了不同的趋向——便于灌溉和相对不利的物流商业条件（黄河一直都是水患的制造者，早期中国祖先的物流资源也非常匮乏；运河和漕运的大发展几乎是和中国的商业兴盛同步开始的）和大量适合耕作的平原等自然条件，使得中华民族主动选择以家庭为原则的伦理政治组织方式，以至于后来产生了极端的农本商末思想；而西方则依托地中海优良的物流贸易条件，部分地区通过大力发展商业文明也可以过上不错的日子。

因此我们在谈中西方的社会组织形式时不能简单以上中下的方式论之，要知道宗族/家庭在中华，契约在西方的主导性规范作用。西方的社会组织是以各式各样的契约所组成的网络，上到帝王，下到佃户，即便尊贵的君王亦要受到契约的约束，西方人永远不会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想法。这样一种契约网络的社会组织方式，在今天西方其主要内容仍然没有本质变化。而这样一种契约网络的方式就缺乏君主对于基层组织的直接干预，西方封建制度当中有一条“我的臣从的臣从不是我的臣从”，因此西方按照这样一种方式所形成社会网络，其上层和下层确实是需要一个中间阶层进行上下沟通。

而回到中华民族，我同意洒落的看法，确实上下是有分裂的。中国的方式也不完全是宗法制国家，典型以宗法制治国的朝代是西周。后来中国的中央集权方式实际上是制造了一个专事政府机构运转的官僚阶层，虽然在最初这个官僚阶层和士有着高度重叠。宗法制虽然不是官僚制度的组织方式，但却是整个社会评断善恶的制度和文化基础，并且在实际的层次上进行着基层社会的组织。“庠序之教”就具体体现了宗族社会对基层社会的自我治理。

而起这还是起码。

帝国的格局发展到美帝这样，空间已经不多了。为何不多，不细论了，河里熟读马列著作的不在少数。这个复兴要做的真才实料，推动人类文明往前一大步，帝国这个框架是远远不行的，只能是枷锁。

新的框架是没有蓝图的，心理没底是正常的，探索前行往往需要更多的勇气。

你这篇论述给我的感觉就是把“负熵”这个概念直接简化为“极化、秩序、势差”几个名词，强行嫁接到社会学领域中，然后还把这种嫁接后内涵完全不同的“熵”与物理学上的熵直接混为一谈了，于是就出现了“经济社会层次的负熵本质上还是来源于物理世界的负熵”等等有点显得没头没脑的结论。

即使人类社会真的遭遇能源瓶颈，面临着无法再向人类社会输入足够负熵的危险，那也只会由于生存竞争的剧烈化而导致更大的社会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拉大到使竞争失败者死亡或者被大幅剥夺享用物质财富的权力，从而停止或大幅降低其对熵增的贡献，直至足够的人死亡或者被剥夺权力，以至于熵增的速率减小到与负熵输入的速率平衡为止。共产主义是诉诸于消灭差异性的，这不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完全相反的吗？“人类或许会因为一个小不在意的能源瓶颈就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这个结论是怎么冒出来的？社会秩序确实是一个耗散结构，然而这个耗散结构的建立的目的正是限制大部分人对熵增做贡献（消耗物质财富）的能力，以实现负熵输入与系统熵增的平衡。真到了能源瓶颈到来的时候，仅仅抹平社会秩序实现的熵增减少可是微不足道的，物质财富的过度消耗才是大头。

“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而不是目标，消灭社会经济领域的差异性，使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得到充分的发展才是共产主义的目标。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或者说生产力的发展达到满足所有人类一切物质需要的程度，从物理学的角度讲其实就是人类向人类社会注入负熵的速率大于全社会物质需要充分满足时人类社会的熵增速率。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的前提是对向人类社会输入负熵的能力的极高要求，肯定不是你说的“缺乏有效的系统外负熵输入”。资本主义社会中革命的爆发，恐怕也不是“缺乏有效的系统外负熵输入”，而在于资本掌握的技术水平（也就是输入负熵的手段）在技术扩散中失去足够的先进性，以至于其攫取的超额利润不足以在满足自己增殖的需要的同时有效地贿买无产阶级了。科技革命的到来，使得资本通过进一步提高利用负熵的速率，攫取了更高的利润来满足了对无产阶级的贿买需要，因而避免了革命的爆发。在这个过程中，对人类社会输入负熵的效率可是一直在提高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能源危机可不是指缺乏负熵输入，而是指当时技术条件下负熵输入的速率赶不上资本为攫取超额利润所需的速率。

最后是自己从理科角度理解共产主义的几句乱谈……

我觉得共产主义的命门不在于“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这个前提的现实性，不在于你说的“可持续输入人类社会系统中的负熵终归也是有限的”（虽然这是事实，但如本文第二段所述，它导致的明显不是共产主义），而在于“维持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这个前提与“使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个目标是相悖的。

共产主义的理想中的“物质极大丰富”的前提，我觉得在一定的前提下是可以实现的。如果人类社会的规模不再扩张，而可控核聚变以及离子推进的行星间运输飞船能够实现，那么光凭借太阳系内的行星提供的物质资料以及核聚变提供的负熵输出其实就能够满足目前规模的人类社会一切的物质需求了。

但问题是，这种极其发达的生产力极有可能需要极为细化的社会分工才能维持，而极为细化的社会分工必然意味着极为严密的社会组织与秩序，意味着社会差异性的极大化，每个人必须彻底满足于自己作为一颗极为精密的螺丝钉的地位不能有丝毫异动，否则社会化大生产这台庞大的机器就可能罢工。这明显与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矛盾的。

其次，就算工业自动化与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这种严密的秩序与组织不再必要，但是是在维持这种生产的过程中人类恐怕是不可能不付出任何劳动的，而要如何证明这种劳动不是异化劳动（不知道这个名词我用对了没有）呢？就凭“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成为了人的第一需要”一句话？

最后，如果工业自动化的发展真的达到了终极生产母机能够在完全没有任何人类干预的条件下生产自己的程度，那我实在看不出这样的机器如何能够不具备自我意识（英文的sentience）。那么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这些具有自我意识的机器是否也应该具有“按自己的意愿得到充分发展”的能力，而不受人类的剥削呢？

我的论述本来也就没有集中在那个方面。我写过不少内容其实大致意思和你后半部分是一样的。即社会分工会造成实际上的新阶级分化。

至于老兄的前半部分，事实上我有一点未曾明言，社会秩序中的极化现象并不只出现在阶级关系中，同样也出现在任何生产活动中。实际上人们的经济活动赋予物质以可利用的形式，这一切同样都是在消耗能源，即把资源从分散无序的状态转化为集中有序的状态。因此有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我们同样可以视之为对负熵的消耗和释放，物质资料的问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把握为能源问题。

你的这个表述实际上是把我想要说的给说清楚了。我的“缺乏”本质上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缺乏而是相对意义上的缺乏。

通篇看下来，好像你说的也没有和我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

但只对有机体有效，因为有机体是有成长空间和成长的物理极限的。

我在想着西河的历次运动大概就是遵循了这个规律，某大牛因为互动良好，逐渐爆发，吸引人气，这对西河来说就是效益递增的过程，然后过了某个点之后，存货掏光，或者不满的观点逐渐积累，这就是个效益递减的过程，然后就以某个偶发事件为突破，运动突然爆发。。。

“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向往来。”

如你所言，在更低能源消耗下维持人的活动。又如fride兄楼上所言，物质极大丰富不是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老子以上说的就是共产主义下的现象。我用白话总结一下：高高兴兴过简简单单的生活。

共产主义就是这么简单。如果要玩物质极大丰富，那玩资本主义算了。资本主义最能挑动人的贪嗔痴，以人类的欲望去创造无限丰富的物质生活。可是，在物质生活如此丰富的今天，大家过得高兴吗？

当下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就是精神科医生，因为大家都过得很郁结。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大环境下，这种头痛医头的方法是没用的。最终只有改变了社会基本结构，把结构性的熵值降下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难题。

消灭社会秩序的极化，导致的后果是消灭了人类社会向自身输入负熵的能力，也就自然而然消灭了人类社会这样一个需要大量负熵输入的耗散结构，这个结论我和你确实是一样的。

我觉得有点问题的是你的

这样一个表述。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确实是消灭社会秩序的极化，然而物质的极大丰富，以及每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也是共产主义社会不可或缺的特征。如果任何没有社会秩序极化的社会都能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话，那么前阶级时代以hunter-gatherer的形式生存的人类也能称作“共产主义社会”了。你在引用文字表述的这样一种前景是可能的，它在消灭社会秩序的极化方面与共产主义的本质也是相同的，然而我认为它并不是马克思所定义的共产主义。

照我的理解，你的逻辑像是

1.消灭社会秩序的极化=共产主义的实现；

2.消灭社会秩序的极化=人类社会的毁灭；

3.共产主义的实现=人类社会的毁灭。

我认同你的第2点，不认同你的第1点，因此也就无法认同第3点了。我的理解是，共产主义提出了“消灭社会秩序的极化”和“物质极大丰富”这两个互相矛盾的特征，因此本来就是无法实现的。

这样看来，我和你说的确实没有本质不同，只是对“共产主义”这个概念的理解有差异而已。

马克思用共产主义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让无产阶级从为他人生产变成无产阶级自己为自己生产，并认为这样一种生产关系最终能最大限度释放生产力，使得“物质极大丰富”。物质丰富是这种生产关系调整的最终结果，却不是前提。本身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社会变革方案就是和消灭社会秩序的极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