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浩然——一位伟大作家和他的作品——《金光大道》 -- 俺老孫
“……（1955年）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就认为（推进合作化）这样的进程应当放慢，已有的合作社中难以维持的那部分应予解散。……邓子恢在受到鼓励之后，迅速地开始了他称之为‘收缩’的行动。这时候乡下已经建立起大约六十七万个合作社，每七户农民当中就有一户是在合作社中。但是以强迫、威胁和惩罚的办法逼使农民入社的事情广泛存在。新的集体勉强而成，缺少物力的支援，人心飘摇，已陆续出现退社散伙的风潮。邓深知局面危急，若不加以扭转，则集体化之大政将有流产之虞，甚至共产党在农民中间的信誉也将瓦解。正因为如此，行动也就势如破竹，先由危机最甚的山东、河北、浙江三省最先展开，又以浙江首当其冲。这是因为，根据中央书记处一位副处长的调查认定，浙江迄今为止的五万零九百五十个合作社中，大部分是‘强迫命令’的结果。当地党的最高领导人江华也承认那里迫使农民合作的严重程度为‘全国第一’。是年3月25日，邓子恢电令浙江将合作社收缩。其电文说，农村紧张状况仍在延续，农民生产情绪很不稳定，合作社发展过于猛烈，步子过大过急，乃是促成此种紧张的重要因素。所以应主动地有领导地将合作社分散为互助组，或任由农民单干经营，不要勉强维持。……他刻薄地把蓬蓬勃勃的合作化说成是‘连滚带爬往前进，擦屁股越擦屎越多’，还表现出一副急于擦屁股的样子。他在电文的最后部分指出，只把合作社保留三万个就已经是极大的收获。这等于明显地暗示，应当解散的合作社至少为两万零九百五十个。
“命令既出，也就不能再加回旋。邓派出他的秘书长杜润生前往浙江加以解释和监督。根据杜后来的回忆，他是尽心竭力地执行了邓子恢的指示，批评当地党的领导人一味追求农民的合作，而于‘战术上缺乏准备’，因之‘必须赶快下马’。两个月后，邓子恢对所有的合作社重新加以计算，结果证明他的收缩方针已经促使两万六千个合作社解散，其中杜润生参与的浙江减少了一万五千六百零七个，其余一万一千个大致为山东、河北两省所属。
——引自《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凌志军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第31-32页
邓子恢因为砍社，被毛主席批评为“小脚女人”从此退出农业管理的领导岗位。
无论执行什么政策，执行政策的人如果只是机械的执行政策，顽固的推行政策的执行，完全不顾政策所涉及到的“人”的感受和利益诉求，结果都必然的会损害政策所涉及的“人”的利益，也就避免的会受到政策所涉及的“人”的反感和抵制，无论是过去的“集体化”和“包产到户”，还是今天的“强制拆迁”和“农民上楼”。
所以中国自古就有“贵在得人”、“人亡政息”，任何一种政策和制度都不是简单的制定出来就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就可以包打天下、包治百病，关键还是要有执行政策的人。
95版出的是浩然的全套,印数不多,价格不低,买的都是识货的,不为收藏,谁肯买?买的谁肯割爱?
根本原因还是为了追求效率，当然副作用也很大。
你看看反右、大跃进、WG，哪次“不存在过火”？
结果到了现在，又走到了“逐次博弈”（忙总语）这样的另一个极端
搞政治呀，这个度真不好把握
在集体化中出现的有些问题找到了解决办法；有些问题解决的同时又催生出了新的问题；有些问题在集体化的框架下一直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譬如：老幼社员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推出去不管，不是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目的。解决的办法是建立了“五保”制度，由集体来保障这些老幼病残孤的生活。
土地和劳动力分红比例的改革暂解决了地多的农户演变成不劳动的食利阶级变相剥削地少的农户的问题，从初级农业社的地六劳四过渡到高级社的地四劳六，后来又过渡到土地完全不参与分红的“人民公社”。但伴随而来的是“大锅饭”、“平均主义”，再加上对农业生产的成果征收过度导致工分贬值，农民收入过低，农民劳动的积极性不是更高而是更低了。
为集体劳动就穷对付、磨洋工、混日子，在自家的自留地里干起活来比绣花还细致，这在浩然的另一部作品《艳阳天》里也有描写，那里写的时期已经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已经全面进入集体化，不存在单干户，可是仍然怀念单干，消极抵制集体化的大有人在，连积肥也分公家和自家，好的肥料留给自家的自留地，孬的肥料应付集体；在自家的菜园和自留地里见缝插针、精耕细作，对集体干浮皮潦草、应付搪塞。
从土改革命成功带来的一时的热情难以持久，思想教育往往流于表面形式并变相成批判斗争，政治语言疲软乏力难以起到说服作用。高大泉在前三部里三言二语就能说服大家，在第四部里面对他的老朋友邓久宽时说的话却显得极为空洞，说来说去只有那几句套话，不但说服不了书中的邓久宽，说服不了邓久宽的媳妇，也说服不了读者。
邓久宽这个人物从第一部就出现一直是个不太重要的角色，穷苦人出身，解放前和高大泉一样给地主当“小半活”，土改后的第一个春耕没有大牲畜，差点连种子都播不到地里去，高大泉组织互助组帮助了他。他对于高大泉的帮助是从心里感激的，但认为这是高大泉对他好。当高大泉无私的去帮助别人时，特别是当高大泉在帮助别人同时损害到他邓久宽的利益时就不高兴了，经常会生气，有时甚至会表现出来，但都未形成矛盾和心理上的疙瘩。当他听说高大泉把县里给的买大车的贷款让给周士勤互助组的时候气的大怒要高大泉把贷款要回来，后来大车问题解决了，他也就不闹了；当他和高大泉一起去拉矿山拉矿石挣脚钱时看到高大泉为了提高装车效率主动帮助别的车把式装车，自己的车被落在后面他也生气，闹情绪。到了第四部，邓久宽的日子过好了，和他看来最会过日子的“小算盘”秦富走的近了，对富裕的“东方红”农业社社长朱铁汉的一些大手大脚、铺张浪费的做法也心怀不满，就借朱铁汉给一个穷农业社几十斤猪肉的事为引子和朱铁汉、高大泉大吵了一架。他不允许社领导把社里的财产随意无偿的送人，这可以解释为爱社如家，关心集体，同时也可以解释为担心“大河没水小河干”，社里少了分到自家的就更少了。高大泉教育他富了以后要想到其他穷社，要心系全国，要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这种大话虽然没错，但缺乏说服力，没说服邓久宽。朱铁汉则以社领导的身份宣布有权处分这些猪肉，邓久宽无权干预，这更难以压服人。杀猪分猪头的时候因为猪头少社领导做主优先分给了几个新入社的社员家，邓久宽虽然早早登记却没分到猪头，更加气愤的认为是两位从前的好伙伴现在的社领导在有意欺负他，是打击报复。高大泉接纳从外地返乡的无地农民秦有力一家加入“东方红”农业社，这也令邓久宽不满。县里要兴修水利要芳草地村出一百多民工，芳草地村要从外村拉沙子改造土壤也要占用大量劳动力，种地的人手便不够了。高大泉借水和泥，乘机要各农业社和互助组把牲口和人合到一起，组成临时性的“大联社”，可以使牲口多劳力少和牲口少劳力多的各农业社和互助组搭配人力和畜力保证各方面工作都不耽误。有些人担心从此就收不回来了，有些人则煽风点火说要搞“共产主义”了。邓久宽对此也不满，认为那些穷社沾了“东方红”这样的富社的光，占了富社的便宜。当邓久宽为找借口发泄不满不允许秦有力牵他入社的黄牛耕地，被反驳说牛已经入了社是集体财产时，便话赶话的说出了“退社”。后来这成了县长谷新民来砍社时的一条证据。
作者在在主人翁面临问题难以解决时，总是会把当事人推到生死关头，用非生即死、非公即私、非此即彼的办法来使书中人物和问题得到解决。高二林和哥哥高大泉分家的问题是让高二林分家后给坏心眼的“富农”冯少怀赶大车重病昏迷被冯少怀丢弃在大车店里受到教育；秦文吉跟着冯少怀和张金发倒卖粮食连人带车和粮食一起掉进河里被高大泉救起；刘万参加张金发的假集体真单干的“竞赛”农业社需要劳力的时候得不到帮助媳妇生产后月子里下地干活得了产后风病死的事情给“单干是死路”作了注解。书到结尾也还是没有解决邓久宽的问题，只是安排了张金发借一场地主歪嘴子放的火栽赃给邓久宽，使得邓久宽担上嫌疑被吓住了这样一个充满“阶级斗争”特色的情节。
在现实中可不像小说里那么巧，虽然每到生死关头人们都会想起共产党人民政府的好来，但并不是每个人每时每刻都会遇上生死关头，更多的时候人们遇上的都是柴米油盐穿衣吃饭婚丧嫁娶这些家常事。
集体化如果不能为农民解决这些家常事，农民就没有积极性去支持集体化，当建设社会主义只是要求农民单方面的付出而没有获得，农民也就没有积极性去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劳动。所以小说成书时书里的主人公并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小说之外的中国人也在寻找。
陈永贵这个人：
俺引了好些材料的《历史不再徘徊》那本书的作者写了很多陈永贵的罪过，他的儿子欺男霸女，他本人搞政治斗争夺贾进才的权上位，以大寨为资本换取政治利益，一直到了文革后还抱着大寨作为农业典型不放，等等……
而《共和国粮食报告》的作者的说法却不一样，
陈永贵七岁便开始给地主家放牛。二十八岁那年被推选为大寨村伪维持会代表，同年夏天又被日伪宪兵队以通匪罪逮捕——通匪即通共——这是一段始终没有说清的历史。土改后不久，三十一岁的陈永贵就参加了贾进才在大寨拉起的第一个互助组。1952年，他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这年冬天，他又经老支书贾进才推荐（说法不一样了），接替贾进才，当上了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带领大寨村的农民治山治水，把七沟八梁一面坡改造成了能够抵御一般的自然灾害、能够尽可能多打粮食多种庄稼的耕地；向荒山要良田，把全是乱石头的荒山改造成了梯田，第一次被洪水冲毁，就第二次再修，再被冲毁，就修第三次，这就是著名的“三战狼窝掌”；把落后的农田改造成了七千多为旱涝保收的水浇地，那一年亩产达到了五百多斤。
“农民就是要种地”！这是陈永贵的一贯态度和信念。（这话听上去像不像高大泉说的！）
当某些地方放出亩产千斤、万斤的卫星的时候，陈永贵即不跟着瞎起哄，也没相信。他说：“亩产千斤、万斤，我那地打不下。我也不相信他们的土地能打几万斤。真要打那么多，我就请他们去大寨吃拉面！”有人说，人家打了那么多粮食，谁还用得着到你那里吃拉面。陈永贵又说，那他就连拉面也吃不着！
“……三年自然灾害，以大寨为例，天灾年年都有，1959年大寨村先旱后涝，但粮食还是增产了，亩产搞到了六百多手，缴了公粮，人均口粮达到四百五，大队里的储备粮也比上年增加了；1960年大寨又遇到比上年严重一些的干旱，但大寨有‘海绵田’，一般的干旱没事，亩产量又比头一年提高了不少，搞到了六百五十多斤。……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大寨人也受到了饥饿的连累，人家在挨饿，你大寨村难免就要被‘共一点产’，这让大寨的人均口粮从四百五一下降到了三百五，……除了救济那些饥饿的村寨，在三年大饥荒中最困难的一年，大寨人户均向国家卖余粮三千多斤。”1963年大寨遭遇洪灾，“……大雨一连下了七天七夜，山洪暴发，房倒屋埸，把大寨人这么多年苦苦挣下的一点农业一水冲了。全村一百多间房和一百多孔窑洞，埸得只剩下十二间房和五孔窑洞可以住人，三百多口人无处安身。灾害发生时，陈永贵正在县里开人代会，回到村里以后，他很快激励起乡亲们重建的信心，提出了‘五年恢复土地，十年修建房屋’的重建家园计划。”陈永贵提出了“救灾三不要”的著名口号，即“国家的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特效不要。”又提出了“三不少”的口号，即“社员的口粮不少，劳动日的分值不少，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这觉悟也够高大泉了吧！）。
“……陈永贵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而且能够这样做，就表明，陈永贵和大寨人已经达到了中国农民难以达到的精神高度，我们不能再把陈永贵作为一个通常的农民去看，他的觉悟，他的境界，已经超乎寻常了，既超越了自己，也超越了数千年来的中国农民，走在了历史之前。而他，以及大寨和大寨人，也完全拥有了引领中国农民的价值和意义，当之无愧……”（俺老孫曰：陈永贵像不像高大泉？或者说高大泉像不像陈永贵？浩然未必是以陈永贵为参照来写的高大泉，但一位文化程度不高，但认识程度不低，坚定的信仰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号召，坚信农民应该为国家建设多种粮种好粮的基层农村干部不就应该是陈永贵这样吗！《历史不再徘徊》的作者认为陈永贵搞的那些梯田投入高产出低得不偿失，更好的办法是把那些地方的农民从那种缺少耕地和资源的地方搬迁出来才能摆脱贫困。这在当时行得通吗？再说耕地可不是只种一茬庄稼就废了，耕地是可以传之子孙后代的，《舌尖上的中国》里贵州的农民不是到今天还在种着几百年前开垦出来的梯田吗？）
后来大寨成了搞农业种粮食的典型和榜样，陈永贵被提拔入中央成了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但是也受到一些人的仇视，文革后，有人一直要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邓小平很干脆，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吴敬琏传》里还写过吴敬琏和一班经济学家当年去大寨考察发现大寨不光是搞农业生产，还偷偷的搞运输搞副业赚钱，这被吴敬琏他们当成搞资本主义写进了考察材料向上级汇报大寨弄虚作假，因此令大寨书记陈永贵的儿子很不满……
陈永贵的晚年生活，是他骂过的‘胡乱邦’（胡耀邦）亲自发话，说陈永贵年纪不小了，就不让他回山西老家去了，就留在北京住下来，按行政十三级（当时高级干部的最低一级）发给工资，保留汽车，警卫员、司机、炊事员都继续留下来为他服务。而在此前，他当副总理，当政治局委员，也一直是靠在大寨记工分分红过日子，户口还是农村户口，粮食还是自己背了粮食到北京来吃，他的身份还是一个农民。有了胡耀邦的关照，他才正式落户北京，并把他和夫人及未成年的幼子陈明亮的户口转来北京。……”（独此一家的农村户口的政府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以现在的口径“农民企业家”、“农民工”和叫法，我们也应该称他为“农民副总理”、“农民政治局委员”）《共和国粮食报告》第183、186页。
大寨人在撒着陈永贵的骨灰的虎头山上为他立了一座碑：“功盖虎头，绩铺大地”。
公道自在人心。
大寨属于山西省昔阳县。小岗村则属于安徽省凤阳县。
小岗之知名，全在于改开之初首开包产到户之先河，甚至有一份多年后假造的“血手印”文书来见证其事。建国初在治理淮河和土改之后，小岗村人曾经有过吃饱饭的时候，粮食产量稳定在十八九万斤，好年成甚至突破二十万斤。可自从逐步走向集体化以后，小岗村人却又一步步从温饱走向缺粮、饥饿、乞讨，从吃饱肚子又重新开始饿肚子。小岗人对待种集体土地的态度是
“晚上工，
早下工，
到了地里磨洋工，
反正记的一样工。”
“队长哨子吹破嘴，
催人下地跑断腿，
喊了半天人半数，
到了地里鬼混鬼。”
“……这个十八户的小村，一下派来了十八个人的学大寨工作队。……一个工作队员监督一户，逼着全队人干了一年，……全队共打粮三万五，除去公粮、统购和种子，全村人均口粮二百三，人均收入三十二。”二十多年中，凤阳县这个产粮大县，成了“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县，小岗村也是这样一个“三靠”村。
从1957年起小岗村就开始吃返销粮，花救济款。1966年到1978年，小岗村总计吃去救济粮十一万四千公斤，花去救济钱一万五千元。“搞大包干的第一年，小岗村就收了十三多万斤粮食，比1976年整整多打了十万斤。”！
（宁肯饿死也不愿给集体种地，给国家种粮！和大寨人相比，境界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这种境界之差体现在只几年的功夫，小岗村就落伍了，当大包干不再是小岗一家的而成为全国的政策时，小岗的优势就不再了。小岗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距离富裕的道路还相当遥远。“一步跨过温饱线，三十年没进富裕门”。“……好不容易搞到几百万时，人家早就是亿元村了。”“……从1978年以后，从第一批瓦房，到第一批电话，到第一批彩电，到第一条水泥大道，到第一次用自来水，到第一批两层小楼，乃至于到最具代表性的大包干纪念馆，都赖于外界的慷慨施与。小岗村今天的变化，更多的还是来自上面和外面的关照……”——《共和国粮食报告》
为了江总书记要来视察，小岗找镇里，镇里找县里，县里找市里，市里找省里，最后省里从财政上拨了二百多万元，给小岗村修了一条八公里左右长的柏油马路。“……到了2003年，张家港长江村与小岗村结对子，村里人才看上了长江村赠送的大彩电……”。“大包干分田到户不行了！”光靠种粮食不行了，“搞不到那么多钱，也就能解决个温饱。”小岗村没有海外关系，没有自然资源，没有沿海地理优势，更没有见识高明的人才（连村长的六个儿子中都没有一个大学生，有的连初中都没上，何况其他村民），除了作为曾经的典型而被扶持和帮助之外，小岗什么都不是。尽管也有那么少数几个能人想搞企业，想拉着大伙一起干，可是就是不成，“要办个砖窑厂，但由于不愿意说的什么原因，最终没搞成。”“办起来的一家小型瓶盖厂，不是倒闭了，而是有人用雷管把它炸了，幸好没有死人，只有两个人受了轻伤。”也是有种种“不便说的缘故”。和上海某企业协商养猪，回来村里一讨论，都争着要当养猪场的场长和会计，谁也不争当饲养员。有的个人与外面合办个工厂名字用了“小岗”，便成了公共的资产，被村里共了产，又被镇里收了去，最后被卖掉不了了之。
与小岗不同的是大寨经历了从辉煌到平淡，郭凤莲在被审查处理改造了十几年之后于1991年重回大寨任支书，带领大寨人急起直追，而今大寨成立了集团公司，充分利用“大寨”这个名字的无形资产，发展经济，产值上亿。1998年俺去江苏旅游时经过华西村，导游津津乐道的就是郭凤莲来华西村考察时送给华西村那一辆大奔。
“……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明显地开始拖农业发展的后腿，……它一不利于科学种田，二不适宜规模经营，三不利于农业机械化，四是浪费人力物力和不利于劳动力的合理利用，五是不利于兴修水利，总之，不利于生产，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
个体单干不见得是万试万灵、包治百病的农村生产方式，互助合作集体化也不见得就是洪水猛兽、有害无益。
还是回到那个的起点，具体问题应该具体分析，无论是单干还是合作，搞农村经济必须以农民“互利自愿”为原则，不但是农民与农民之间要“互利自愿”，个人与集体之间、集体与国家之间也要“互利自愿”。
1)小岗村大包干是穷则思变的典型，这个典型是被动地树起来的，引发社会新的潮流，这个功劳是要记的，但后面能否持续做弄潮儿，不能过高地要求这群穷棒子。
2)增广贤文中说：雪中送炭君子少，锦上添花小人多。用在这儿可能不是特别贴切，当你被树为典型后，各种资源都可能得到，修路，廉价化肥，农机具等等。小岗村这样，大寨难道不是这样？至少我见过一个工程兵团出来的，说帮助大寨开过山。
3)华西村人缺大奔吗？华西村人没有大寨富？导游津津乐道的背后可能是：当初红遍全国的大寨也来华西村了，还带来一辆大奔作见面礼...
但愿我是小人心理。
什么叫“过高的要求这些穷棒子”？俺有过高的要求过任何人吗？俺只不过是拿两个同为中国最普通的同时又因自己的行为而成为中国知名农村的两个村子的情况做一对比，以说明虽然同是农村人，但人与人之间还是有差距的，无论是在觉悟还是在水平各个方面都是。如果说俺这么比较就算是对小岗人要求过高的话，那俺也无话可说，但至少大包干之后的小岗人已经不是“穷棒子”了。
你的第二点俺就更不知所云了，什么小人多？谁是小人？难道那些想帮助小岗致富的人都成小人啦？那个当小岗人已经因为大包干而吃饱饭时还在喝汤而被小岗人瞧不起的江苏省长江村在富起来之后想帮助小岗村致富也是小人吗？你应该想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人那么多地区那么多部门都想帮助小岗村致富，可小岗村就是富不起来？要多找找主观原因，不是总是怪别人。你有没有看我的文章内容？看没看到有人开了家瓶盖厂，结果被人用雷管给炸毁了？如果说大包干以前小岗人宁肯饿死也不给集体种粮食不给国家种粮食是一种可能理解的自私的话，那么气人有笑人无，不惜以身试法把别人的工厂炸掉算什么呢？
你的第三点俺就不知你想反驳什么啦，俺借导游津津乐道的郭凤莲送华西村大奔只是说明大寨也富起来了，富得送得起大奔而已。而根本没讨论导游出于什么心理才津津乐道。
看来你大约是想以唱反调为名夹带些私货吧，也许真的是有小人心也说不定。
(1)大寨村、小岗村都是靠自己奋斗开创新局面的，我觉得这个阶段我们都要尊重他们
(2)他们经历了树为典型到辉煌阶段，这个阶段社会上给予了过度的帮助，其实是锦上添花，在第一阶段需要雪中送炭时，别人往往是冷眼旁观甚至落井下石
(3)他们也都经历了从辉煌走向平淡甚至没落的过程，没有适应社会发展是他们这个阶段的特征。大寨之所以能够重新崛起，我觉得既是郭凤莲的功劳，但也要考虑大寨发展过程中不但获取很多经济、人力资源，更重要的是他们得到了重要的政治资源，陈永贵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郭凤莲我记得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在山西省、昔阳县还有重要职务。郭这种大场面的锻炼、提高是小岗村所处时代难以达到的。
(4)郭凤莲给华西村一辆大奔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是一败笔，有点龙王面前斗宝的感觉，不如说说大寨从辉煌到没落的教训，花无百日红，虽然吴仁宝们可能不爱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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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你的回帖中看出一种愤慨的心态，不知是不是把他们称为“穷棒子”引起的？年龄大些的知道在合作化时代，有一个“穷棒子合作社”，这个词是褒义的。
真正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是什么？
是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方式？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还是获得更高收入的动力？
其实只要能让农民劳有所得、提高收入，农民也未必在乎是给谁种地，给谁干活。几亿的去往东南沿海城市打工的人们难道是市场经济的信徒，为了实现市场经济的理念在行动？还是只不过是为了获得比土里刨食更多的收入？
如果当初国家不是急于进行工业化，从农业生产中索取过多，而是适当提高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休的收入，谁说农民就一定反对集体化？
以自私闻名的农民真的不能通过集体化共同致富吗？好象也不尽然，除了大寨以外，在中国还有个以外圆内方闻名的南街村，也是以集体为主体实现共同富裕的典型，名曰“外圆内方”，是说对外实行市场经济，内部实行集体经济。
伴随着包产到户同时进行的另一项国家政策现在很少有人提及，但它对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提高农民的收入方面与包产到户哪一个的作用更大，至今也未真正的好好比较过，至少也应该是都有作用吧！
那就是提高农产品的国家收购价格：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议，）到来年夏季粮食上市时，将把国家收购价格提高百分之二十。还许诺将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和林产品的收购价格也作出相应的提高。……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行动实际上自春天就已经开始。1979年3月1日，国务院依据中共中央决定中的这一条款，作出进一步的规定，将提价的时间表由夏季提前到3月。这中间一部分的原因是要将提高价格的行动赶在春耕之前，以提高公社社员的耕作热情以及全年的收成……大约十年后，农业部和统计局联合起来对这时的提价之举作了更详细的调查。结论是提高价格的幅度大体为百分之十八。这一项调查还开列了主要产品的提价幅度：
粮食，百分之二十；油料，百分之二十三；棉花，百分之十五；甘蔗，百分之二十；甜菜，百分之二十五；大麻，百分之二十点三；柑橘，百分之二十六点三；蚕茧，百分之二十点三；蜂蜜，百分之八点二。
猪的运气比蜜蜂和蚕好些，一头一百公斤的毛猪原来只能卖九十八元九角二分，现在则可卖一百二十五元零六分。
母鸡则更加幸运，因为鸡蛋的价格提高了百分之三十。
最有福气的是羊和牛。羊肉价格提高了至少百分之三十五，而羊绒则提价百分之四十五点一；牛肉的提价幅度高居榜首，为百分之六十。”
“……八亿公社社员的收入就在这一年里大约增加了一百零八亿元。当时农产品的出卖所得在他们的全部收入中占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份额，此中又有大约百分之七十出自粮食。”——《历史不再徘徊》
从此开始国家多次调整农产品的价格，直到一九八八年全面放开商品物价，一切农产品、日用品和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全面放开完全由市场自行调节。随着国家政策的放开，各种乡镇企业、农村集体企业大量涌现，生产的琳琅满目的商品填补了市场上国营企业的全部空缺。城镇居民得到了商品，农村的农民获得了收益。单就农产品来说各种的蔬菜、水果、肉蛋奶产品都从以前的凭票供应变到现在的种类繁多任君选择，只要有钱没有买不到的东西。
所以农民在改开后的二十年里收入大幅度增加，特别是最初十年增长的速度甚至快过了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
但是近十年，事情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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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是提高收购价格对粮食增产的效果最明显
农民当然不愿意干。政府少拿点，集体所有制下的共同富裕也不是不可能的。
不比较又怎么知道哪些是真命题？哪些是伪命题？
不比较又怎么知道哪些方法适合？哪些方法不适合？
不比较又怎么知道哪些人公而忘私？哪些人损人利已？
你也许根本没看我文中关于小岗的描述，也许是我描述的不够清楚。那我就再引述一些专门采访过小岗的人记录下的有关小岗村的一些情况。
小岗村不是没有能人，他也许不像郭凤莲那样当过政府高官，但也是上过中央电视台，见过党的总书记和总理的，走过南闯过北，见过世面的人物。他叫严宏昌，曾经是小岗村的村长，是小岗村包产到户的带头人。温饱问题解决后他也曾想搞企业帮助全村人共同致富，他曾经利用小岗村当时的的名声与外地人办起了三个工厂，可因为使用了“小岗”做厂名，就被村里的其他人眼红，认为既然用了“小岗”做名字，就是“小岗”的财产。以严宏昌的堂兄严俊昌（也做过村长）为首的一伙村民就要将工厂收归村有，官司打到镇上，镇政府借机将工厂收为镇有。另一次严宏昌与上海某企业协商合作在小岗办养猪厂，严宏昌回村与大家商量，有头有面的人包括严俊昌的儿子都出来争着要当场厂长，当领导，可就是没有人主动说要当饲养员。严宏昌的媳妇见状心中不满，“人家是冲着严宏昌来合作办场的”，就出面说要当场长，保证能把场办好，结果是不欢而散，场子也没办成。那个被人用雷管炸掉的瓶盖厂也是严宏昌办的，可炸的人一直就没查清，因为都知道小岗是国家的样板、典型，谁敢去查？“搬倒禹作敏，毁了大丘庄”，谁也不愿意万一弄不好把小岗弄成另一个大丘庄。不但没有外人去落井下石，相反落井下石的都是小岗人自己。小岗村村长换届选举，许多人对当时的村长严德友（严俊昌的儿子）不满，想把他选下去，县里镇里都派人来监督选举，可还有人堵在村路口阻止另两个地方的村民来参加选举（当时小岗村已与临近的两个自然村合并成一个行政村），威胁恐吓那些村民，连到场的政府官员和警察对此都不敢过问，而是悄悄开溜。后来小岗村的领导便全部改为上级政府委派而不再进行选举。
有些人自已有了也想着别人，这叫公心，有些人没有这么高尚，但别人有不眼红，不生气，别人的帮助也愿意接受，不觉得委屈丢人，所以在这种人群中集体化也能行得通，共同富裕也能实现。
有些人只有私心，自私到气人有笑人无，甚至用雷管炸掉别人的工厂，不要说共同富裕了，他们连别人带他们一起致富都要破坏，对于这种人来说互助合作集体劳动简直就是他们不共戴天的仇人。
最后说一句，严宏昌从八几年开始写入党申请，一直到进入新世纪也没能解决他的入党问题，他的堂兄严俊昌倒是比他早几年入党，儿子严德友还到镇里当了干部。
没有谁去褒贬，公道自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