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 -- 冉重光

第六章 经济政策的回顾：里根总统给美国“开挂”

　　（这个部分对以里根“革命”为代表的保守派经济政策及其与美国经济危机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分析一下经济危机的政策根源。）

　　思考题

　　备忘1：美国《纽约时报》援引专门追踪政治资金动向的非赢利研究机构“回应政治中心”的数据，对美国国会议员们的财富状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得出结论：美国国会议员们的平均净资产达到91.3万美元，但美国普通民众的平均净资产大约只有10万美元，并且从2004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

　　数据还指出，美国国会议员的财富大致上没有受到自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和经济疲软的影响，过去几年中，美国普通民众的腰包由于经济不景气一直在不断缩水，但国会议员们的财富却在最近几年“逆市上涨”。《纽约时报》引述“穆迪分析”调整通胀因素后的数据显示，从2004年至2010年，美国国会议员的平均净资产增加了15%，但美国普通民众的平均净资产却缩水了8%。

　　备忘2： 2011年12月，一名德州的妇女几个月以来都无法合格申请食品券。她最后在一州政府福利部门拔枪与警方进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对峙，并最终以枪击她的2个孩子并举枪自尽结束了这一事件。据美联社报道，她的2个孩子分别是一名10岁的男孩和一名12岁的女孩。据福利部门介绍，她是因为申报材料不合格而被拒绝。

　　问题：以上两件事情之间有何联系？

　　前面说，代表富人利益的保守派，总是努力促成对富人减税、削减社会保障开支和公用事业私有化。给富人减税好理解——人人都希望自己少交税。但削减社会保障开支和私有化就比较复杂一些。

　　减少政府社会保障开支跟社会保障事业的私有化，是联系在一起的。

　　罗斯福新政以后，美国逐步建立了现代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医疗保险。

　　所谓医疗保险，就是个人、企业、政府各出一部分，建立一个医疗保险基金。交了钱的个人，万一生了病或者受了伤，去看医生，费用可以报销很大一部分。这个社会上大部分人身体都很健康，特别是年轻人，可能很长时间都不去看一次病，这些人交的钱，就白交了，享受不到。

　　但是，得病或者受伤这种事儿，谁也预料不到，谁碰到谁倒霉。一下子就要花很大一笔钱，有的人拿不出来，可能就破产了。医疗保险，就相当于社会上的所有人平均分担生病或者意外受伤的费用，花比较少的一点钱，买个平安、放心，万一出了事儿有办法。

　　全美国人交的保险金，是很大一笔钱。私人保险公司看中了这笔钱，想从中捞一笔。保险公司等利益团体，就去游说国会，让他们搞个法案出来，把医疗保险私有化。

　　当然，他们不能公开说：我想从保险基金里面捞一笔。而是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号来办事，说：

　　“医疗保险属于政府垄断，很没有效率。政府管理这笔基金，可能浪费严重，有贪污腐败，使用不当等等。由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这种浪费很难消除。只有市场竞争才有效率。所以，最好是搞很多个医疗保险公司，彼此竞争，谁的服务好大家就去买他们家的保险。这样有利于提高基金的使用效率。”

　　政府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不善、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确实存在。医疗保险开支，也确实是政府财政的一个很大的负担，如果把它交给私人管理，政府可以节约一笔费用。这样两全其美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他们用这一套说辞去游说国会议员，再加上慷慨的“政治献金”、“独立广告资助”等各种利益输送，就得到了很多议员的支持。这些议员里面，有些真的相信市场经济万能；有的则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类型。无论出于何种动机，这些议员联合起来，削减政府福利支出和医疗保险私有化的法案通过了。

　　私人保险公司之间互相竞争，管理效率确实很高。工作人员想要上班偷懒、贪污挪用，就很难了。因为有老板天天盯着——盯住的都是老板自己的钱。

　　但是，利润全部归私有保险公司的老板，不会拿去给穷人发医疗救助。其实就是把以前被贪污和浪费的，变成了企业利润。对投保人来说，最终效果一样。

　　更严重的是，私营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想方设法把那些“危险群体”排除出去。比如老年人或者在化工厂工作的工人，容易生病，想要去买医疗保险，保险公司就会想尽办法刁难，收很高的保险费，让你买不起或者得不偿失。反之，如果是年轻人、运动员，经检查身体健康，未来很多年基本都不会生病，保险公司就很欢迎他们来买保险。

　　对于多病的老年人或者特殊职业群体，保险公司则告诉他们：“我们是私营企业，不是慈善机构，要为股东的利益服务。如果你实在看不起病，请找政府。”

　　于是，医疗保险的私有化就变味了。

　　私营保险公司把最赚钱的那个部分抢走，花钱的那个部分最后还是要政府负责。年轻人交的保险金，本来应该转移支付给现在的老年人；等这些年轻人老了，政府的医疗保险基金又会从新一代年轻人交的保险金那里那一部分出来给他们支付医疗费用。这样才能把帐做平。

　　私有化以后，不看病的年轻人交的保险金被私营企业拿走了，最需要看病的人扔给政府。所以，政府管理的医疗保险基金，虽然总额大大下降，涉及的人数大大减少，资金缺口反而更大。

　　政府想要借此来削减财政赤字，结果却发现赤字越削减越多。

　　所以，从里根时代开始，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占总支出的40%，经过几十年持续不断的削减和私有化，这部分支出反而占了财政支出的57%。

　　“里根革命”以来的20多年，医疗保险的保费上涨速度远远高于通货膨胀，政府的医疗保险开支不断上升。但是，没有享受医疗保险的人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

　　2006年，美国共有4500万人没有参加任何医疗保险，有850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不能连续参加医疗保险。2010年6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美国人均医疗支出是其他发达国家的两倍，但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却远逊于其他发达国家，人均寿命在发达国家中处于垫底的位置。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人民的医疗福利被削减了，医疗服务质量还不如花钱少的国家。那么，政府在医疗上多出来的开支被用到哪里去了？

　　大部分成了私有化的医疗保险公司的“利润”。

医疗费用削减没有成功，政府的财政赤字增加了，怎么办？

　　向有钱人征税，保守派把持的国会不会同意。只能再次削减社会保障开支。医疗保险削减了，不是还有其它福利么？这个也应该削减。

　　利益集团不会直接说：不该给底层人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他们的理由是：“有人浑水摸鱼，冒领低保资金，造成浪费。需要严格审查领低保的人资格。”

　　这个理由看起来十分正当。但审查程序不可能绝对公正，总会有所疏漏，要么偏严、要么偏松。

　　比如，一个国家总共有1000万人真的需要领取最低生活保障。偏松一点，总共发出去了1200万份低保。有200万人占了便宜，浪费了20%。但是，真正需要的1000万最穷的人也得了实惠。偏紧一点，就会让900万人享受到，还有100万应该享受的人享受不到。

　　偏紧的办法是严格审查程序。官僚机构的办事方式众所周知。程序严格就意味着有很多很多的申请表格要填、各种证明材料要交，填的不对或资料不足就通不过审查。所以，这个“严格审查程序”最后淘汰掉的那100万，往往是不怎么会填表写材料的文盲半文盲。这些人，又正是最穷困最需要救助的群体。

　　前面转载的新闻中，那个因为领不到给穷人的食品券而举枪自杀的妇女，没有文化、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还要养活两个孩子。她就属于社会最底层。她不会填表，资料老是审查不通过。这种中年、文盲、多子的家庭妇女，面对公事公办、讲究正规程序官僚机构，沟通十分困难。不管怎么说，政府官员依法办事：申请表格不合格就不能给你钱。这也没什么错。

　　最后，她只能用枪击自己的孩子和举枪自杀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前面两个新闻里面，个人资产不断上涨的国会议员们，与那个因为“资料不合格”而举枪自杀的女人之间，就这样建立起了联系。

楼主这本书我从别的地方看了，还是相当不错的。

西西河的读者水平比较高，通常吹捧之声比天涯要少很多，相反对于细节的纠错特别较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感觉楼主贴上余文的热情渐渐没了。

给富人减税，政府收入减少了；医疗保险私有化，支出缺口越削减越多；压缩低保，也省不出多少钱来。正因为如此，1980年里根总统上台后，前两年的日子很难过——政府收入减少，经济发展缓慢。

　　要是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再过两年，他就只能下台。

　　里根的白宫预算局局长斯托克曼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讲了这么一件事：

　　1981年8月3号，里根上台快两年的时候，把斯托克曼叫过来问：“你不是说什么根据供给学派、拉弗曲线的原理，减税会导致政府收入增加么？怎么现在反而大大减少了？”

　　所谓供给学派、拉弗曲线，基本意思就是：政府减税可以增加企业的收入，企业增加了收入就会拿去投资，结果就是经济增长，由于总量增加了，所以虽然税率比以前低一些，政府的总税收收入反而会增加。

　　比如：原来的GDP是一年1000亿美元，政府的平均税率是20%，每年税收就是200亿美元。现在，政府将税率降低到15%，年收入降低到150亿美元。但是，由于企业家少交税了，可以更多的投资，一年后，GDP增加为1500亿美元，结果政府的收入就成了1500×15%=225亿美元。所以，政府收入反而会增加。

　　斯托格曼告诉里根：“不好意思，拉弗曲线只是在理论上正确……拉弗曲线并不是新的理论——关于政府税收和经济增长的最佳比例，以前已经有无数经济理论研究过了。减税和政府收入的关系，取决于实际情况。只有在政府税收很高的时候，减税才能增加政府收入。如果税率本身不够高，减税就不可能增加政府收入。当前的情况，政府对大企业的税率并没有高到让它们不够投资再生产的。所以，减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小，弥补不了政府税收的损失。我们以前计算错了。”

　　里根当时就晕了，问：“这也能算错……你原来是怎么计算的？”

　　斯托格曼说：

　　“原来计算的时候，忘了把通货膨胀的影响排除出去了。

　　比如，原来个人所得税是1000美元起征，1000美元以上5%的税率，一个月挣5000美元的人，需要交的税是（5000-1000）×5%=200美元。现在提高为2000美元起征，5%的税率。一个月挣5000美元的人，需要交的税是（5000-2000）×5%=150美元。

　　但是由于我们通货膨胀很高，年年都在印钞票，如果物价上涨一倍，人们的工资收入也上涨一倍，原来挣5000的，现在可以挣10000了。但是，由于所有的东西价格都上涨了一倍，所以现在的10000的实际购买力跟原来的5000美元一样。而他需要交的税是（10000-2000）×5%=400美元，比原来1000美元起征5%的税率下交的税多了一倍。这样，政府税收就增加了。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减税才能同时增加政府收入。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减税肯定会降低税收收入。”

　　里根一听，明白了：自己被忽悠了。

　　现在该怎么办？

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让斯托格曼的“错误”变成现实：多印钞票，搞通货膨胀。这样，政府马上就有钱了，经济也会看起来很繁荣。也不用加税，也不用压缩福利开支。

　　真的要这样吗？

　　里根知道：自己能够在大选中战胜吉米?卡特，成功上位，靠的是攻击卡特管不住物价上涨，人民群众意见很大。所以，靠搞通货膨胀来增加政府收入，有点得不偿失。

　　他想到了一个更高明的点子——出售国有资产。

　　美国政府手里有一些资产，比如土地、房子、有价证券等等。把这些资产卖掉，可以一次性的获得一大笔钱。

　　所谓资产，就是可以赚钱的东西。别人愿意掏钱来买，是因为它在将来可以源源不断的创造现金流的回报。里根总统把它们卖掉，就好比一个人卖掉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房屋土地一样：一下子可以赚一笔，但卖完以后，将来这种细水长流的收入就没有了。

　　由于美国总统只能连任两届，里根只要在1984年竞选的时候保证经济繁荣即可，至于以后的收入，和他个人利益关系不大。

　　此外，以前美国政府也为小企业提供一些信贷补贴，里根也打算一并削减。

　　——小企业主的情况比普通劳动者强不了不少，市场一波动就可能破产，拿不出多少钱来“资助”国会议员。削减给他们的补贴，国会表示毫无意见。

　　这样减来减去，也没有减出多少钱来。

　　而且，所有这些措施，都只能是治标不治本。仅靠压缩各种开支，很难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人民的福利既然已被削减，如果就业情况不能好转，他们就会生活不下去。

　　穷尽所有常规办法后，里根祭出了终极武器：战争。

　　战争，是拉动经济增长见效最快的办法。战端一起，政府立即大规模订购武器，军工企业立即雇佣大量劳动力，并带动钢材、橡胶、能源、交通等各行各业欣欣向荣，就业和GDP马上就上去了。

　　里根采用了一种比战争更高明的办法：军备竞赛。

　　战争总是要死人，战士们的家属即使不涨工资、被工厂解雇，也不愿意自己的儿子丈夫去上战场。

　　而军备竞赛，只是宣扬一种战争威胁，并不真的开战。借口这种威胁，就可以拼命增加军火订单和武器研发。假象中的敌人造了一艘军舰，我就造两艘；你搞导弹系统，我就搞反导弹系统；你搞反导弹系统，我就搞反反导弹系统……

　　搞军备竞赛跟打仗一样，花钱如流水。这些钱从哪里来？政府没有多余的钱，只能借。

　　在前6年的任期中，里根积累的债务就达到了惊人的10326亿美元，超过了1981年以前历届总统的总和——9143亿美元 。

　　这些债务，用不着里根还，而是留给了以后的美国政府。

　　还有外债。

　　里根执政期间，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一跃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美国政府的海外资产从正的1362 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变成了负的4210亿美元。

　　现在有一个十分流行的词语，叫做“开挂”。表示游戏玩家在玩网络游戏的时候，用外挂软件作弊。

　　里根以军备竞赛扩大政府开支、增加赤字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法，也可称为“开挂”。这种外挂作弊软件，有三种：

　　第一种，用未来的税收做抵押借债进行军备竞赛；

　　第二种，用以前积累的资产一次性出售获得资金来解决一时的财政困难；

　　第三种，用外部债务来发展国内的经济。

　　——还有第四种，是增发货币，但里根没有用。

　　这些外挂作弊软件可以归纳为：“花未来的钱，卖祖宗的田，欠邻居的债，发自己的财。”

　　在里根总统强力“开挂”的政策攻势下，美国经济终于开始恢复增长，由于国际石油危机结束，国内物价稳定，各大工厂开足马力生产政府军事订单，带动着相关行业和消费也随之增长。

　　——富豪们很满意，因为他们交的税更少了，而且可以拿到更多的政府订单；

　　——小企业主很满意，沾了大企业开足马力生产的光，他们也能从大企业手中拿到更多的外包业务；

　　——人民群众很满意，虽然福利被削减了，但就业岗位迅速增加，只要有工作，福利就不那么重要了。而且物价也很稳定，大家感到对未来的生活心里有底。

　　贫富差距继续扩大，但整个社会各个阶层，都对里根总统的政策感到满意。虽然财政赤字飕飕的往上涨，但普通人并不关心。

　　里根总统以高票获得连任，“开挂”成功。

我看连拍砖的都没有，就懒得连载了

第七章 反思经济危机的四个层次

　　里根“开挂式”经济政策的成功，主要是依靠扩大政府开支刺激经济增长。更糟糕的是，这种财政开支不是用于社会民生，而是用于军备竞赛。它在短期内制造繁荣，却

　　留下一大堆政府债务，并极大的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

　　尽管如此，在其任期内，全美国人的生活状况实实在在的改善了。他还克制了自己利用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的欲望，创造了一个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并存的良好局面。

　　此外，通过公用事业的私有化，放松政府在多方面的管制，虽然有一些弊端。但同时也让航空、通讯等行业进行更为充分的市场竞争，极大的提升了这些行业的竞争力，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里根“革命”带来的种种弊端，并不是不可克服的。他离任的时候，美国社会的基尼系数突破了0.4，政府债台高筑。那么，下一届政府，就应该努力增加对富豪阶层的税收，加强对底层人民的转移支付来缩小贫富差距和减少政府债务。特别是1989年美国最大的对手——苏联解体以后，国际环境对美国非常有利，它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纠正这些问题。毕竟，基尼系数突破0.4，只是一个警戒线，还没有超过美国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

　　所以，真正值得反思的是：

　　为什么美国政府没有这样做？反而在继续推动私有化和扩大贫富差距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基尼系数突破1929年以来的最高点，并诱发了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并不是没有人想改变这种现状。有两位重量级的人物，获得了改变的机遇，也很努力的去做，却看不到效果。一个是克林顿（1993-2000美国总统），一个是奥巴马（2009年起任美国总统）。

　　克林顿上台后，努力推动对富人增加税收的法案，但国会通不过。相反，国会通过了继续削减社会福利的法案，让克林顿签署。克林顿不签，国会就毙掉了他的政府预算案作为报复，导致美国政府关门歇业了一周。

　　到了1996年，国会又通过削减社会福利的法案让他签。

　　这一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克林顿要谋求连任。如果克林顿再不签，国会就可能再给他的政府“停电”，让他什么事儿也干不成。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连任竞选就可能失败。就像1976年的吉米?卡特总统一样——他是一个很积极的改革者，但什么改革措施到了国会都通不过，最后被评为“最差劲的美国总统”

　　所以，主张改善底层人民福利的总统，却签署了一个继续压缩福利开支的法案。

　　到了2009年，民主党人奥巴马上台。这是一个比克林顿更“左”的总统。

　　在当总统以前，奥巴马出了很多书，里面始终围绕一个主题：“美国的中产阶级为何消亡？”

　　所谓“中产阶级消亡”，就是中等收入的那部分人减少了，一小部分成了富豪，大部分沦为贫困——这是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两极分化的表现形式。

　　奥巴马认为是政府干预太少，社会福利削减太多，金融资本坐大等等。所以，他的竞选口号就是“我们需要改革（We need change）”，特别是医疗制度改革和加强金融监管。

　　但是，奥巴马真的当上了总统，对自己主张的改革措施，却难以实现。

　　应该说，奥巴马当总统的时机很好，正好赶上金融危机。他可以因此而大力推动改革，让既得利益集团无话可说——因为他们把事情搞砸了，把美国经济推到了危险的境地。这有点像当年罗斯福总统上台时候的环境。

　　但是，我们再看前面的那则新闻报道：美国国会议员的财产在经济危机期间逆势上涨，成了这一段时期资产增加最快的社会群体。我们就可以理解，国会对经济改革，并不感冒。

　　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法案，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国会毙掉。他的金融监管法案，刚开始提出的时候很严厉，有点恢复当年罗斯福“新政”的意思。但国会通不过。国会有一些议员说：你这是在搞“阶级斗争”，这个加强对金融行业监管的法案，就是让穷人对富人进行专政……给他扣上“社会主义者”的帽子。最后通过的东西，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空洞条文。

　　在2011年，美国民众发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时候，奥巴马发表了声明，说他站在上街的民众这一边。

　　这条新闻啊，我个人看了，觉得很悲哀。

　　同一时期，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住斯蒂格利茨也上街，站在了美国民众这边。他上街去抗议，没什么问题。但奥巴马发表这个声明，就有很大的问题。

　　——他是美国总统，是全民授权的国家元首，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如果他站在上街的民众这边，那么他需要做的不是像斯蒂格利茨一样发表言论，而是立即行动起来，利用宪法赋予的权力来解决让民众上街的经济问题，改变造成这些经济问题的法律制度。

　　有新闻媒体评论说：奥巴马这样的表态，是在“作秀”，是为了选举做宣传，并非出自真心。我看过奥巴马写的书，他内心应该是真的站在上街民众这一边的，即使是为自己做宣传，也是通过说真话来做宣传。

　　但是，他也只能说说而已。

　　这就是美国政治制度的悲哀。

至此，我们可以对这次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概括。美国是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它出了大问题，全世界也就跟着出问题。

　　要理解美国的经济危机，由浅入深，分别有了四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金融投机的层面。也即把它看成一次投机过度造成的金融危机。这是最肤浅的层面。

　　从这个层面，看不出这次危机和2001年的新经济泡沫、1987年的股市崩盘、1970年代的滞涨、1960年代的房地产泡沫有什么区别。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政府花了那么多钱去救那些金融机构，美国经济始终不能复苏，反而出现了美国人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第二个层面，是从社会经济结构的层面，也即过去一百年的基尼系数变动所表现的美国社会两极分化的严重程度。

　　从这个层面，可以知道这次危机和以前几次的不同之处。美国的底层民众已经非常穷困了，没钱消费了，用我们经常听到的话来说，就是“内需不足”。所以，社会生产力水平再高，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没有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已经严重失衡了。

　　现在美国的情况和1929年-1932年这段时间非常相似，它光靠往金融体系里面扔钱，搞什么“量化扩张”，不可能让美国经济走出泥潭。调整经济结构比印钞票要慢得多。所以，眼下的美国经济，没有个十年二十年，不可能全面复苏，反而有很大的可能会继续恶化。

　　第三个层面，是从经济政策的层面，可以找到它基尼系数从1974年以来不断扩大的原因。

　　其间原因是：政府放弃了自己的基本职责，大搞公共事业私有化，社会保障事业私有化，压缩社会福利开支，放松对金融投机的监管，而且不断给富人减税。

　　这种政策之下，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实际权利必然会出现失衡，也即“实际权利=法律权利+经济权利”。劳动者在经济权利上天然处于弱势的一方，政府和法律不去保护他们，资本家手里掌握的经济破坏力就要去参与分配，就要不断压缩劳动者的生存空间，从他们应得的工资里面拿走一分，让他们自己掏钱买医疗保险等等。这是工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

　　其次，是政府不断放松金融监管，让金融业变成了一个可以肆意利用金融杠杆来对全社会进行货币掠夺的行业。这是金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

　　不仅如此，政府还利用纳税人的资金通过军备竞赛、对外战争等方式给大工业资本家提供订单，在金融投机泡沫破灭之后通过放松银根、发放救市贷款等方式，向富人直接进行利益输送。这是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合流的“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

　　于是，贫富差距就不可逆转的扩大，整个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也即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时高喊的：“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消亡！”普通的工薪阶层从中等收入阶层一步一步被压入收入的底层。

　　第四个层面，是从政治制度的层面，可以找到美国政府连续几十年不断推出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的政策的原因。

　　因为这个政府很大程度上被资本拉拢和腐蚀了，富豪阶层可以联合起来组成“政治行动委员会”公开的向立法者“行贿”，而且拥有了影响立法者地位的能力——可以打广告给他拉票，也可以花钱在媒体上抹黑他。国会成了保守派的政治阵地，建立了一个单向闸门：不管哪个党在国会占优势，哪个党的人当选总统，凡是不利于富人的政策就通不过，凡是不利于穷人的政策就很容易通过。

　　“一个人犯一次错误容易，难得的是犯一辈子错误”。美国政府连续几十年，始终朝着保守派指引的方向前进，并非偶然，而是必然。

　　把这四个层面反过来一看，我们对这次经济危机的理解就通了：由于资本权力拉拢和腐蚀了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对资本权力的制约被大大弱化了。美国不是一个传说中的“小政府大社会”的世外桃源，而形成了一个“小政府、大资本、小社会”的畸形结构。政府不断出台政策，减少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而增加对富豪阶层的保护，执行有利于金融投机的政策，不断削弱罗斯福新政以来的金融监管力度，从而导致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在贫富差距突破1929年的纪录以后，投机泡沫暂时掩盖了问题，一旦它破灭，美国经济也就立刻陷入了1929年以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这个层次的分析，我们可以用一下这幅图来加以概括。图中的曲线，还是过去100年美国基尼系数的变动情况。这幅图，实际上是过去一百年的美国经济简史：

根据这四个层面，可以找到四个层次的解决方案：

　　第一个层次，往金融体系里面扔钱。这是保尔森的做法。这种做法能在极短的时间内稳定经济，制造危机已经过去的假象，但很快马上就会被更严重的危机所打破——因为这种政策会拉大贫富差距；

　　第二个层次，把往金融体系里面扔的钱，由政府转移支付给底层人民。可以通过增加福利，或者“以工代赈”，政府投资建设大型基础设施雇佣失业劳动者的方法来给他们发工资。这个层次是凯恩斯主义的层次，中国在2008年中央政府为稳定经济所作的4万亿投资，也是这个层次。这个做法比直接给金融体系里面扔钱要好得多，能够更好的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经济结构没有调整，这些钱扔出去，很快就要被原来那一套经济体制进行“再分配”。劳动者拿到了一次性的钱，花完了也就完了。医疗、教育、住房的价格依然高不可攀，劳动者的工资没两下又被大资本家和投资者给抢走了。2008年，台湾地区在为抵抗国际金融危机才冲击，给人民发放“消费券”，理由是刺激消费。这种消费券一次用完了怎么办？底层人民还是没有钱。

　　——光靠政府给钱是不行的，还必须理顺整个分配结构，让经济系统自身来给底层人民钱。这种钱，才是最实在最长久的。

　　第三个层次，是彻底改变整个经济分配格局。

　　这就像罗斯福“新政”时所做的：加强劳动者权利保护，打击金融投机，将自然垄断行业国有化或者半国有化，从自然垄断行业中取得政府收入，通过对富人的收入征收累进的税收来弥补财政开支。这些从自然垄断行业里面取得的收入和对高收入者的征税，用来改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对劳动者的转移支付，加强对小微企业的减税减负，恢复经济体系的活力。

　　这样，这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就可以得到缓解，经济体系就会恢复活力。贫富差距又会逐步缩小。

　　第四个层次，是进行政治体制的大改革。

　　只要美国的这种“花钱买议员”的政治现实存在，既得利益阶层就总会很快反扑，经济结构调整的效果就难以长期维持。过不了多久，保守派的议员们又会找各种理由通过对富人减税、鼓励金融投机和压缩劳动者权利的法律。一次新的不可逆转的基尼系数增长大循环又会产生，直到下一次大危机的爆发……

第一编结束语：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崛起”的警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一个十分贫穷落后的国家，到今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奇迹。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一步一步的走过来，非常的不容易。在本次从美国发端、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也表现良好。

　　但是，我们也同样面临着美国在次贷危机大爆发以前很多类似的情况，其中最大的共同之处就是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对中国基尼系数的估计有很多种，但即使是比较保守的估计，也应该与2006年的美国差不多。这是很危险的。

　　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一两次投机泡沫的兴起与破灭，无关大局——这和美国一样。但是，如果整个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就可能出大问题——这也和美国一样。

　　一个社会贫富的程度，是检验它制度运行好坏的试金石。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天赋和努力程度的差异，如果追求分配的平均主义，就会让付出更多和更有天赋的人难以从自身的努力中获得公平的回报，就会让这些人丧失开拓创新的动力，阻碍社会的进步；但是，由于人类属于同一个物种，彼此之间在天赋上的差异又是有限的，如果一个社会里面少部分人集聚了巨大的财富，大大超过了正常的限度，那么不管这种制度在经济理论上被论证得多么完善，它在实际运行中一定出现了很大问题。

　　比如，在美国就有这样一种论调：穷人太穷是因为他们太懒惰，而富人们都是在自由竞争中依靠自己的奋斗获得的财富，所以对富人征收高额税收实在惩罚勤劳而奖励懒惰，会让这个社会运行出现恶性循环：穷人有了更好的福利就会越来越懒，天天躺在福利上好吃懒做；富人因为创造的财富大部分都被征税征走了，也就失去了创造财富的动力。

　　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来看。首先，穷人中确实有很懒的，要想找几个拿着福利成天游手好闲的人来作为典型案例宣传一下，很容易。但是，所有的穷人都很懒吗？大部分穷人都很懒吗？一个人自甘贫穷也就罢了，还需要忍心看着自己的妻子、儿女、父母因为自己的懒惰而忍受贫穷的生活，这样的人在人群中能占多大比例？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相信，这样的懒汉在任何社会都不会占据底层百姓的大多数。大多数人必然是勤奋而努力的，愿意付出辛苦来为自己为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但是，他们每天辛苦苦的工作，却换不来多少回报，医疗、住房、教育这些基本生活的价格轻而易举的就吞噬了他们的大部分收入，无法积累财富，恐怕才是问题的关键。

　　此外，那些因为有了够吃够喝的福利就放弃努力的人，我们也要去想：他们为什么这样？除了从天性的角度去解释以外，我们至少可以想到两个原因：第一，他们看不到希望；第二，这些人没有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教育不仅可以给人以知识，还能给人以眼界和雄心，学习知识的过程，也是一个锻炼人意志品质的过程。一个人如果从幼年到青春期没有受到规范的教育，他养成好吃懒做的习惯的可能性必然大大增加。以上这两点，实际上，也都是社会制度的不公造成的。

　　所以，对于一种制度的好坏，除了从理论上审视它的效率与公平之外，还必须以其最终结果来加以衡量。这个最终的结果，就是贫富差距。人类社会发展长期的经验表明：基尼系数维持在大约0.3-0.4之间比较合理。它反应了人类自然属性的差异：低于0.3，这个社会就太平均了，天赋好的人的付出得不到足够的回报；高于0.4，这个社会就太不公平了，社会上掌握大量财富的阶层，必然有很大部分财富不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创造得来的，而是借助于“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对底层人民进行掠夺得来的。

　　这种参与分配的“破坏力”的来源，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政治力量，一种是资本的力量。比较极端的政治力量导致的两极分化，就是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官吏集团因为贪腐而自我膨胀，最终财富过度集中到贪官污吏手中，这个王朝就会崩溃；另一个极端就是完全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握有较多财富的人具有天然的优势来积累财富；或者后来的金融资本主义，少数人利用金融工具来掠夺社会财富，贫富差距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或爆发革命，或以对外掠夺来替代对内掠夺，或者像罗斯福那样的制度变革。对于前者，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分析的很透彻，对中国历史了解的人也不难理解；对于后者，本人前面也已经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说明。

　　中国现在的社会贫富差距的形成，应该说是一种综合的因素，既有政治力量的“破坏性要是参与分配”，也有土地、金融等资本的力量的“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有一些又是政治和资本联合的结果。有一些学者，只重视政府内部的贪腐行为，认为只要全面学习美国式的政治经济制度，搞土地私有化、国企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就能解决问题；也有一些人看到了在市场改革中出现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就认为需要全面加强政府干预，甚至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道路上去。这两种看法，都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并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的对具体问题做具体的分析：哪些方面是政府管的太多导致了权利寻租？哪些方面是政府监管不够，导致了资本的掠夺？哪些方面是政治力量和资本力量结合起来谋取私利，而应该以加强民主和信息公开等制度设计来将二者隔离？

　　对于这些问题，本文将在后面做更详细的分析。但是，贫富差距的现实已经充分说明，现行的制度运行确实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不对其加以改革，必然会将中国的发展引入歧途，让“中国崛起”的过程变得更为曲折。

　　在次贷危机爆发以前，美国的经济从外面看来是很好很繁荣的。从1992年到2006年，GDP平均增长率在3%以上（这对一个GDP总量为中国10倍的经济体而言十分不易），通货膨胀率始终保持在3%以下。

　　突然之间，危机就爆发了。

　　只有在危机爆发多年以后，我们回头来看美国经济，才发现其中原来隐藏着如此严重的问题。

　　我们的制度，如果不能有效遏制社会中掌握政治或经济权力的精英集团的贪欲和权力，不能阻止“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就难以逆转。美国曾经“成功战胜”1987年股灾、2001年“新经济”泡沫造成的衰退，但只要它的社会分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则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就只是早晚的事。

　　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就是一部可供未来借鉴的历史。找到了它经济发展背后正确的原因，以后就应该继续坚持。这样，中国的经济奇迹才能继续。不管是把做对的地方当成错误加以“改正”，还是把做错的地方看成是成绩加以“发扬”，都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极大的危害。

比如，关于马列的那段，不少西河的牛人来拍，阁下不如以自己的思路去接砖，而不是机械化的只贴不回。

西河的读者经常同时给正反两面的回帖反复送花，只要精彩有理即可。这是西河独有的好传统。

原质疑可以这样表述：有街头贩卖的雨伞A，另有一摸一样的雨伞B在商场里。假设晴天里AB的价格相同；但在雨天，人们经常发现A的价格高于B。因为A、B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晴雨天并无变化，故劳动价值论不正确，需求论更正确。

我想指出，这个质疑不成立，劳动价值论在此情况依旧正确。

注意到A、B的空间位置不同，在雨天的时候，路边的A雨伞和商场里的B雨伞对于街头行人是不同商品。根据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等于再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雨伞A的价值应该等于再生产A雨伞的社会必要劳动。最简洁的再生产A雨伞的办法是雇人把商场里的B雨伞拿到街头卖。拿到街头叫卖的这个过程，包含了必要劳动，因此拿到街头的B雨伞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会比它在商场里更多，因此价格更高。所以，雨天里雨伞A的价格大于雨伞B，完全是劳动价值论的必然结论。

对这个分析可能有两个批评。一个是，为什么雨天里街头的A雨伞拿到商场去却不能加价，反而降为和B一个价格了？答案是，因为商场里雨伞的价值应该等于再生产B雨伞的社会必要劳动！

还有人问，如果街头卖伞和商场卖伞包含的劳动时间不同，为什么平时这两种雨伞价格可以相同？答案是，平时这两把雨伞是同质商品，它们的价格自然相同，由平均劳动时间决定；但相比商场，小贩付出了更多的个别劳动，因此被自我剥削了：一部分个别劳动没有得到价值回报。

因此，对于雨天雨伞价格变动，劳动价值论比需求理论解释更成功。因为，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可以解释雨天街头雨伞价格上涨，却不能解释同时期商场里的雨伞价格不变这样一个现象！

写这么多，并不是要证明劳动价值论完美，因为确实有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的现象。比如吧，今天中午吃饭，我买了两只鸭翅花了10块，买了两只鸭爪子花了6块。都是同一只鸭子身上长出来的，凭啥价格不一样呢？劳动价值论恐怕得傻眼了，非引入供需理论不可。

不过，一个劳动过程生产不同产品的现象也并不是推倒劳动价值论的理由；因为供需理论也会在很多时候的预测和解释能力比劳动价值论差。更何况，在马克思那里，价格理论本身就是劳动价值论与供需理论的结合，虽然好像没结合好。

不要忘了局限条件，当你想解释价格上落的时候，最好是在同样的局限条件比较，即：是同一个路边小贩,局限条件的变化就是下雨，跟晴天。

当你引进商场的时候，就以为引进多一个变量，比较的情况就复杂了。

商场之所以不改变价格，是因为涉及到一个改价的成本。类似可以观察到的情况，超市蔬菜的价格变动，远比菜市场的变动少，而且不讲价！

另外，我很怀疑你是否真的能够观察到这种现象：晴天的时候，同样的雨伞，街边小贩的价格与商场的价格一样。如果真的这样，一般人不会去小贩那里买的，呵呵。

对于雨伞价格变动，把劳动价值论和供求分析对比给你参考。

我前贴劳动价值论分析的核心观点如下。

在雨天，不同空间的雨伞使用价值不同，街头雨伞和其他雨伞是异质的；在晴天，雨伞是同质的。雨天里街头雨伞的价值是小贩们个别劳动时间的平均化，晴天里街头雨伞的价值是包括小贩在内的所有社会售卖形式的劳动时间平均化。小贩们在平时只能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出售；但在雨天却可以按照个别劳动的平均化出售。这就导致了雨天街头小贩的价格比平时高；而再生产一把商场里的雨伞，雨天与平时没有变化，所以价格不变。

举个数字例子，在街头贩卖一把雨伞的平均劳动时间为12，社会雨伞平均劳动时间为10。在晴天，小贩只能以10的价格销售，他的部分个别劳动时间（2个小时）不能得到回报。而在雨天，街头雨伞的价值是小贩的个别劳动时间平均化，他就可以以12的价格销售雨伞，雨伞价格就上涨了，因为其他形式的雨伞拿到街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要增加。

这个数字例子，有几个假设。一是假设小贩与商场的雨伞平时价格一样。这样假设是为了简化分析而不是分析必要的。小贩平时也可以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出售，比如以9的价格销售，这不影响最后的结论。但如果我们真假设平时价格不相同，必然涉及到去解释为什么，增加了不必要的复杂性。

二是假设小贩平时的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12大于10。这个假设严格起来说，也是不必要的，也是为了简化分析的需要。只有第三个假设是严格必须的，就是当前继续增加街头雨伞的必要劳动时间大于街头雨伞的平时售卖价格，即雨天新增加一把街头雨伞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于10。

这个假设的要求并不高，至少不高于供求分析的要求。准确的说，供求分析也至少要求满足这个假设，才能得出雨伞价格在雨天会上涨的结论。

我现在用供求关系分析来阐明这点。供求分析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需求供给曲线背后涉及很多东西。

街头雨伞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那么均衡时价格=边际成本（粗糙点可以理解为成本）。雨天雨伞价格上升了。这要么是成本上升了，要么是价格大于成本了。

先假设是边际成本上升了，所以索取更高价格。这等于是要求雨天的街头雨伞成本必须大于晴天，而不是不变，这近乎是说雨天所卖的雨伞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比平时上升了。

或者，假设雨天雨伞的成本没有变化，那么价格上升必须是价格变为大于边际成本了。价格大于边际成本意味着街头小贩是一个短期内的垄断者。小贩不具备行政手段限制其他卖雨伞的进入市场，所以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街头雨伞市场有进入成本，限制了其他厂商进入。这就是说对社会而言，再生产一把街头雨伞比现在市场上的雨伞成本高，让其他厂商却步了。而按照劳动价值理论所阐明的，产品价值等于再生产该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以街头雨伞的价值高于平时了。

到这里，可以发现劳动价值论与供求论分析雨伞价格上涨要求的假设完全一致！需求的变化引起的价格变化最终还是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变化为度量标准的。

供求关系的解释应该是这样的。

在一定的局限条件下，供求曲线向右下倾斜。在这个例子里，就是在晴天的时候，同样的雨伞，在路边小贩那里出售，价格越低，销量越高，价格越高，销量越低。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

下雨的时候，局限条件变了，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是价格上涨了，其中一种解释，就是需求增加了，供应一时跟不上。根据这个现象画出的供求曲线，就是这条曲线向右移动了。

这个仅仅是一种针对这个现象的解释，如果过不同意这种解释，也没有关系，只要你找到一个下雨天，路边小贩卖伞的价格不升反降，就推翻了，但需要切记的是，局限条件的变化仅限于晴天雨天，呵呵。

一条供给曲线，一条需求曲线，相交处为均衡价格和产量。

你的解释只说了需求曲线的移动，光是需求曲线解释不了价格，得是它和供给曲线的交点。一般情况下，需求曲线斜向右下，供给曲线斜向右上，所以需求增加，交点提高了，价格上涨，产量提高。从供给曲线来看，也意味着成本上升了。

供给曲线水平和斜向右下的时候，需求增加，价格就会不变或下降，因为相应的成本下降或不变。比如，空军招标采购新型飞机，只买10架，厂家要价每架1一个亿，要是买100架，厂家要价就降到8千万了。

第三编 庖丁解牛：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框架

　　从这一部分开始，我们进入真正的“经济学分析”。第一编的分析，只能称为“经济分析”，而不能称之为“经济学分析”，因为它没有利用经济学的核心分析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在其名著《企业的性质》里面提出，经济学分析的基本要求是：“能用马歇尔提出的两种最强有力的经济分析工具加以分析。这两种分析工具就是边际概念和替代概念。”

　　这两个工具都十分简单，但威力巨大。马歇尔凭借这两个工具，成为了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它们可以像“庖丁解牛”一样，把很复杂的经济问题一丝一丝的理清楚。从这个部分开始，我们就要利用这两个基础分析工具，一点一点的解开中国经济奇迹的奥秘。

　　这两个工具，我们称之为“马歇尔之刀”。

　　但是，它同时又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用来把复杂的问题分析清楚，也可以用来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现代经济学由于过分强调基于边际分析的数学工具的应用，往往陷入繁琐分析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为了数学上的方便，而采用许多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假设前提”，推导出来的结论根本就没有意义。

　　科斯虽然赞同马歇尔的两大分析工具，却反对在经济学分析中使用太多数学，强调从实际案例出发来分析经济问题，得到有实际意义的结论。他的这种方法被称为“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方法论”。在他最著名的四篇经济学论文中，连一个数学公式都没有，全是实际案例的分析，却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非常厉害的。

　　因此，我们虽然借用了“马歇尔之刀”，但操作这把刀的，却不是“马歇尔之手”，而是“科斯之手”。对于经济学中的一些不符合实际的假设，要根据现实来加以修正。其中最重要的修正有三个：

　　第一，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假定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完全理性，不仅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且具有充分的信息和才能来知道如何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我们只认可前一半而不承认后一半。也就是：只假设经济活动中的人都在努力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但他们才能有限、掌握的信息也有限，只能根据自身的能力和不完全信息来做出选择。这些选择有些是对的，有些是错的。

　　第二，主流宏观经济学假设供给曲线（生产成本）只包括劳动力成本。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假设。生产成本不仅包括劳动力成本，还包括了组织生产的交易成本，包括了资本品的投入成本，如土地、能源、货币等等。

　　第三，主流宏观经济学假设存在一个“潜在的最优生产水平”，认为长期来看，供给曲线是一条垂直的直线。这也是一种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假设。本文认为，由于技术和管理水平的不断进步，整个社会并不存在一个生产能力的极限，而是永远存在生产能力提高的空间。因此供给曲线总是一条斜向上的曲线。

　　有了“马歇尔之刀”和“科斯之手”，我们还需要两个东西：“马克思的心”和“中国人的魂”。

　　“马克思的心”是说：经济学不能抛开对公平公正的追求而去搞完全“客观”的分析，这是做不到的。经济分析不能只考虑产出而不考虑分配。为此，必须强调分配公平，强调政府和法律对弱势群体（主要是普通劳动者）利益的保护。

　　有了这几样东西，我们才可能真正的理解中国经济。这个部分是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框架，它只用了最简单的概念，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就能看懂。内容难度不大。但因为涉及到经济学的分析工具，逻辑性很强，快速的浏览难以把握。特别是经济学图形的变化关系，特别需要静下心来慢慢读，才能读懂。

我喜欢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