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红朝惊魂诡案（1）--又到一年两会时 -- 海峰

我们劝她们不要打人，她说，现在工作组撤了，“黑帮”都神气了，今天让他们游游街有什么不对？！

---她是谁

只是关注整件事的人还不够多

校长怎样死的 宋彬彬参与的文革8.5事件综述(图)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01/15/2940412.html

原编者按：1966年8月5日，时任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的卞仲耘老师被打死，成为在文革中第一个因暴力致死的教育工作者。由于种种原因，卞仲耘之死一直存在很大争议。8月5日时，女附中处在一个怎样的形势？是否存在一个名分明确、有职有权的“权力当局”？是否已出现红卫兵组织？该组织是否应对“八五事件”负责？以上四个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

本文的内容也许会对厘清一些历史事实有所帮助，但也许只是一家之言，还请读者明辨。

作者冯敬兰系北师大女附中66届初中学生，与叶维丽、刘进等女师大学生参与了“八五事件”的调查。

说到文革，对于当年女附中的在校学生，“8·5事件”是无法绕过、必须面对的记忆，是集体的心灵疮疤。在1月12日刘进、宋彬彬公开道歉并被媒体广为传播之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质疑是，宋彬彬既然没打人，还去阻拦别人打人了，为何要道歉？到底是谁打死了校长？有年轻人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你们从Ａ直接到了Ｃ，我们要知道B。B就是“8-5事件”。

我是师大女附中1966届初中生，出身平民家庭，父亲在50年代的运动中自杀，文革中我是被斗争的学生。我参与了8-5事件的调查过程，了解全部内容。

1、8-5事件

1966年8月5日下午，在高一3班少数干部子女发起的游斗校领导的过程中，少数学生对五位校领导殴打体罚、侮辱折磨，党总支书记卞仲耘副校长不幸遇难，其他几位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发起者、打人者多为住在京西大院的军队干部子女。她们决定游斗“黑帮”，要求教室里的同学不分阶级出身，必须都参与。理由之一是工作组在的时候不让斗黑帮，现在他们走了，我们可以斗黑帮了；理由之二是现在“主义兵”（全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反工作组一派）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经发出号召，我们也要革命，也要斗黑帮。

高一3班王友琴第一个公开披露了“8·5事件”，20年后，她在《女性的野蛮》（1986年）一文中写到：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帮去！”她们这样说，似乎这可以使她们摆脱因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困境，并以此进一步证明她们的“革命”性。高一3班其他同学也有类似记忆，一个学生在采访中证实，班里打人厉害的，初中都是女三中和女八中的，初中就在女附中上学的，对老师有感情了，下手没有她们厉害。她们平时表现一般，并无过人之处。所以，当她们在8-5那天以激进、暴戾的姿态出现后，不仅让本班同学，也让年轻的班主任大为吃惊。时任教导处副主任的梅树民老师也证实了批斗发起者为高一3班部分干部子女。

根据目前所得资料可以确认，当天下午的“游斗”分为四步，一是围着大操场“游街示众”三圈，以扩大影响，吸引更多人参加，二是在宿舍楼旁的一个狭小高台上批判斗争，三是押到小操场强迫劳动和体罚，把整筐土、大花盆搬来搬去，最后分散到各处打扫楼道和厕所。整个过程中，不断有各年级学生围观，人数时多时少，聚聚散散。我的一位同班同学是最早的目击者之一，她说：“当时学生不多，就是高一的，有人不断出来，给他们头上戴高帽子或纸篓。后来人多了，我就回教室了。”围观的学生证实说，由于胡志涛校长不承认自己是黑帮，有个学生把一大瓶墨水，兜头泼了她一身，说：“现在就让你变黑！”随着游斗活动的升温，对校领导的侮辱和推搡，很快演变成暴力殴打。有人号召去木工房拿棍子，一些学生就取来带着钉子的桌子腿椅子腿。据目击者指认，在游斗过程中对校领导施加暴力和侮辱行为的，不仅仅是高一3班的少数学生，也有高一其他班和初二年级的学生。甚至，也有个别出身不好的学生为了表示革命，殴打了老师。

梅树民老师回忆说，当天他穿了一件新衬衫，晚上回到家里，衬衫后背血迹斑斑。胡校长对少数学生的暴行始终予以批评和反抗，因而白衬衫被泼墨弄成黑衬衫，长裙被撕裂到胯部，“除了一双脚，浑身上下都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腰痛得不能躺下”，当夜被家人送到北大医院，确诊为腰椎棘突骨折。卞校长被强迫打扫宿舍楼的厕所。有目击者看到，卞在洗墩布时，一个初二学生按着她的头，逼她喝脏水池里的水，当时她已经站不稳了。也有人看见她从楼梯上摔下去。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殴打折磨后，她终于倒下了。当时校园里大部分学生已回家，她被校工抬上手推车，置于东楼后的小操场，暴晒于烈日之下。

游斗中的暴力行为给多数围观者带来的是精神的震慑和恐惧。现场也有老师和高年级学生对施暴者进行劝阻。高三1班刘沂伦回忆说：“王丽莎拉住一个小孩说别打人，别打人，这个小孩回头瞪了我们一眼，问，你们什么出身？我们一愣，立刻哑口无言。我们出身好，应该立场坚定，怎么能阻拦斗黑帮呢？于是我们就不再说什么，只在旁边看着。”

刘进、宋彬彬等作为工作组时期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在工作组因路线错误被撤走以后，也深感自己犯了错误，颇为灰头土脸。但是在干部子女中间，她们依然存有一定威信（并延续至今），有些人一直追随着她们，每天集中在工作组留下的办公室检讨错误，寻找革命方向。当时她们对高一3班发起游斗活动的几位军干子女并不熟悉，闻讯两次去劝阻，要求现场学生不要打人，看到围观的同学陆续离开后，她们也走了。多年以后回忆当时的情况，她们认为自己的劝阻没有力量，是因为自己跟着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理不直气不壮。由于没有预见到惨重后果，她们为当时不能奋力阻拦暴力行为，而造成卞校长死于非命，感到终生的懊悔。这就是她们认为要公开道歉的原因。

傍晚，昏迷的卞校长被刘进、宋彬彬、李松文等多位师生送到邮电医院，医生要求出示学校证明方可抢救，为此双方发生了争执，最后达成共识，由李老师牵头作保，院方予以抢救。于是，我们就在胡杰电影里看到了那个名单，从右往左依次写着：师大女附中李松文 徐岩春 李小琦 马恬 王满华 刘进 宋彬彬。经抢救无效，卞校长于晚9点去世。

当夜，刘进、宋彬彬与几位高年级学生找到北京新任市委书记吴德，报告了卞校长被学生暴力致死的情况。身处困境的吴德听完汇报，沉思良久，说：“死了就死了，以后不要打人了。”

2、8-5之前

正如文革中的每一事件都有自己的因果，卞校长之所以成为学生愤怒发泄的对象，也有具体的原因。一是管过人事的老师揭发她是刘仁介绍入党的，刘仁与彭真作为北京市委领导，是文革最早被打倒的“反党集团”，由刘仁介绍入党也就成了假党员。二是大连工学院俄语教员袁淑娥检举她有生活作风问题。1959年，卞校长住院时认识了袁淑娥，从此多有往来，两家成为朋友。1963年，通过卞校长，袁把丈夫丁德泗从北京空军转业到女附中做英语老师，随后两人婚姻破裂。袁淑娥多次来找卞校长，希望扣发丁的部分工资，以补贴家用，卞校长认为应该遵循法院判决，予以拒绝，愤怒的种子就此埋下。袁淑娥在文革爆发（6月1日）前，曾写了上万言的针对卞校长的上告信，分别寄给毛主席、团中央、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因为女附中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信最后分别到了邓小平和胡克实手里。

袁淑娥的万言书转到工作组手里，增加了把卞校长划为“四类干部”的充足理由。工作组突然决定在6月21日、22日连续两个半天举行批斗大会，这是工作组进入学校后举行的唯一一次批斗大会。袁淑娥带着母亲儿子冲了会场，声泪俱下，对卞校长进行诬陷和控诉。会场的愤怒情绪达到沸点，卞校长被学生用木枪你捅一下我捅一下，伤痕累累，当场呕吐。袁淑娥还带着学生到卞校长家，满墙贴满侮辱性文字。

工作组撤走后学校的无政府状态，在胡志涛校长的回忆文章《八五祭》（写于1986年）中得到了证实。文章写到，8月4日下午，几位集中学习的校领导被突然闯进来的七八个学生，用棍子和皮带殴打了一顿。晚上，家人看到她身上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她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8月5日上午，胡校长去北京市委“上访”，找到分管文教口的同志，再次强调工作组撤走后，学校处于无人管理的混乱状态，基层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胡校长虽然预见到了，但是她已自身不保。

卞校长也预见到了致命的危险在迫近，家人劝她躲一躲，她认为自己作为校领导，不能离开岗位。8-5一早离家上班，她和老伴王晶垚握手告别。

3、8·5之后

校长之死，让刘进痛感到这样下去也许还会出大乱子，必须组织起来，应对新形势。由她牵头，8月8日宣告成立了 “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主任刘进，副主任有宋彬彬等十几个，各年级各班还有联络员，也包括反工作组的“主义兵”。2013年10月，女附中1967届初中生、法学教授李红云在网刊《记忆》102期发表的文章中，披露了女附中成立红卫兵的原始会议记录，证实红卫兵和筹委会在同一天宣告成立，进一步证实8月5日游斗校领导的活动并不是以红卫兵的组织形式发起。发起者、打人者后来都会是红卫兵，但8-5当天她们还没有这个身份。

1970年春，女附中为卞仲耘内部平反。1978年6月3日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做出了《关于卞仲耘同志的昭雪决定》。1979年，袁淑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以挟嫌报复罪逮捕。西城区检查院认为袁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已构成诽谤罪，但已过追诉时效，1981年3月14日发出“不起诉决定书”。 1989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在答复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所提建议时，认为“西城区人民检察院（80）西检审刑字第72号对袁某某不起诉的决定，应予维持。”因校长之死被捕的还有一位女三中68届高中学生，叫刘××，她初中是女附中学生，8-5那天因在现场施暴突出而被举报。刘××因此被“双开”，后来也因同样原因被释放，恢复党籍军籍。

刘进参加了1978年在八宝山举行的卞校长追悼会。1996年在胡志涛校长去世一周年的纪念会上，当面对王先生表示慰问，并合影留念。2006年4月，她带着鲜花和叶维丽、于羚去看望了王先生。2006年6月，刘进给梅老师写了道歉信，信中说“我向老师表示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为了40年前那一天没有保护好老师表示道歉！希望老师能够接受我的道歉！”刘进得到了梅老师的谅解，梅老师向她说出了8-5真相，并逐字逐句审校了她交由学校存档的文革初期调查报告。

最后，我想以胡志涛校长在《八五祭》里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以此纪念敬爱的卞校长和胡校长：

她是在校园里出现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混乱、大骚动中，被一群纯真、热情，又是她最心爱的学生用种种残忍的手段把她活活地折磨死的。这真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尊师重教”的大倒退，这个历史教训应该永远牢牢记住。

2014年1月14日

冯敬兰，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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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推理探案的小说，信息都来自公开的渠道，没有任何的内幕消息。

写红朝惊魂诡案-卞仲耘之死，其实最想表达的内容，就是我们貌似开放的言论和信息的自由，其实也是一个控制严密的Matrix帝国，无非是控制手段比朝鲜要高明一些罢了。

很高兴我的推理，被一步一步证实了。

很好奇京西军队大院的干部子女到底是谁？能否给一下链接？

另外，我推理，邓榕应该是替罪的羔羊，用于栽赃邓小平的。

原因如下：1. 邓小平当时没有军职，邓榕应该不算京西军队大院的干部子女。

2. 百度百科相关卞仲耘的内容，打人者的姓名，都打了马赛克。只有邓榕的名字，没有打马赛克，应该是故意所为。

有关邓榕的有两条：

“在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邓榕等人的虎视眈眈下医生开出“死因不明”的死亡证明书；最终，王晶尧将卞仲耘的尸体送去了东郊火葬场火化。”

“第二天，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之一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疲带，臂缠袖章，一副典型的红卫兵装束’。

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当时还有所顾忌——半月后，暴力猛然膨胀，打死人不但不须掩饰，更成为炫耀、吹牛的本钱。”

这段文章，用来很多形容性的暗示的手法，暗示邓榕是凶手。但是很奇怪，所以的打人者名字都没有公布，而只有邓榕的名字是公开的。所谓反常即为妖，由此可见，幕后黑手的能量，甚至在邓家之上。纸包不住火的时候，有以邓家做替罪羔羊的打算。

另外，邓小平的个子很矮，邓榕个子想必也不高。林莽的《纪念卞仲耘校长殉难四十周年》中，有一个女将个子又高又大，腿又长，居然在她身上踏上一只穿着军靴的大脚。”我相信这个女将，是邓榕的可能性非常低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10ce230100x67z.html

百度了一下，宋彬彬的回忆有些不太一致，有的地方是她，有的写的是她们，有点搞不清。

如果教育不好，高干子弟会成为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看了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编印的《要事汇报》，这期《要事汇报》说，据云南省公安厅报告，二十二日晚，十七个自称红卫兵的人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抄走手表、照相机等物和现款、存折，在取款时被抓获。参与者都是中学生，其中有六个是北京学生，其余十一人，除两人外，都是高干子弟。于是，对高干子弟抄家，毛泽东批示说： 　　【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毛　泽　东 　　五月廿八日】 　　(源毛泽东手稿) 　　在1967年一二月份，对军委八条命令稿专门“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 　　【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1967年1月28日《中央军委命令》)】 　　1967年4月，毛泽东说： 　　【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http://bbs.wenxuecity.com/mychina/7567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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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上说的是谁？

虽然微博上的话也未见得就一定是真相。

人家又拟了一条标题，叫：文革只有宋彬彬们道歉不够

实际情况是：徐友渔就误传不实信息向宋彬彬道歉

http://bbs.wenxuecity.com/mychina/757208.html

宋彬彬在表示道歉和感谢的见面会上第一句话是“没想到会这么快”，这很奇怪。在我看来，公开的道歉和说明实在是来得太晚了，应该早很多，很多，事情已经过去快半个世纪，她本人年近70，有的受害老师快90岁了。正因为太晚，才使一些不确实的说法长期流传而得不到纠正，才有那么多误解和不必要的争论。

宋彬彬说的话有两个方面，一是道歉，二是辩解，而且真正的重心落在澄清和辩解。可能有人会对她道歉的真诚性表示怀疑，从而不接受或责难她的道歉行为。我认为，揣测动机没有必要，没有意义，我更想强调，道歉时可以做出说明和辩解，因为我们的一切评论和判断都必须基于事实。宋彬彬尤其有权利、有必要对过去发生的事作出说明，还原历史真相，因为关于她本人，关于她和卞仲耘之死事件有许多传言是不确实的。如果一个法庭不允许被告申辩，那这个法庭一定不是公正的，它作出的判决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长期以来，关于宋彬彬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有许多传言，有的骇人听闻但没有根据。比如，有的说她亲自参加了殴打卞仲耘致死的暴力事件，还有的说她亲手打死了好几个人。我在自己研究文革和红卫兵运动的著作《形形色色的造反》中引用过这种材料，这种误信、误传不实信息的做法可能扩大对于当事人的伤害，我在此向宋彬彬女士道歉，保证再谈此事时不再重复不实之词，并作必要的澄清。

根据宋彬彬的这次发言，以及以前发布的材料，我想可以肯定的是，宋彬彬不属于对卞仲耘殴打致死的凶手，她也没有在其他场合亲手打死人，长期流传的类似不实说法应该得到澄清和纠正，基于这些传言对宋彬彬的批评应该停止。至于她在卞仲耘之死事件中的责任，她的名字改为“宋要武”所产生的恶果，还有她对自己责任的认识和评价，那当然还可以争论，也一定会有争论。但是，一切争论，一切不同的看法，都必须基于事实。

我记得，几年前当我读了刘进关于打死卞仲耘的8·5事件的材料和其他有关材料之后，我马上就作出判断：说宋彬彬直接参与打死卞仲耘的事件是不符合事实的。我还写了一些文字，对于以前传布不实说法表示纠正和歉意，并同意办网站的朋友发表。以我的经验，不论传言多么久远和广泛，不论人们的偏见有多么深，事实本身还是最有力量的。我为这种澄清来得太晚遗憾，我相信，如果调查材料及早公布，哪怕会被一些人认为是一面之词，会引起争议，但至少也有一些像我这样的人，会深思、比较，采信正确的说法。

我希望，所有研究和叙述文革的学者、作者，一切有关问题的写作者，都重视宋彬彬本人和刘进等人的澄清与说明，如果有过对于北京师大女附中8·5事件不符合事实或不准确的描述，都要立即更正。我坚信，这种更正并不影响我们对于文革的批判，对于文革真正责任者的追究，但对于宋彬彬本人，却影响巨大，不管你对她抱有好感还是恶感，即使你不想对她本人的处境和声誉负责，你也必须对事实真相负责，对历史负责。事实是最坚硬、最有生命力的存在，一个人，哪怕被很多人不喜欢，他说出的事实仍然是事实；一个说法，哪怕它充满道义感，本意是要替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说话，如果不符合事实，仍然没有说服力。正义感不能代替事实或弥补事实方面的缺陷，反而会因为与事实不合（或不完全相合）而受到损害。

另一方面，我不愿意看到，这次宋彬彬等人对于事实的说明和澄清演变为对于以前控诉和批判文革中暴力与迫害的质疑或否定。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以前的指控是建立在歪曲事实和谣言的基础上，有关研究者的指控是出于对于宋彬彬的个人成见。如果说宋彬彬曾遭到污名化的委屈，那么事情起源于把“要武”这个恶名强加于她的文革发动者。“要武”与全国性的武斗和暴力事件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号召“要武”，文革发动者还命令军队把武器发给一派群众组织，以剿灭另一派，还说什么中国“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顶着“宋要武”名字的宋彬彬当然与全国性的武斗没有关系，但既然领袖把这个名字赐予她，也就使她摆脱不掉地成为武斗的象征和符号，要怪只能怪把这强加给她的个人和体制，而不能怪群众。如果宋彬彬不敢或不愿正视、谴责最高领袖对她的污名化与伤害，把怨气集中撒在致力于揭露和批判文革暴力的人身上，那么她的说明就难于奏效，还会激起反感，维持和加深对于她的已有误解，这对她本人和中国人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都没有好处。

宋彬彬终于公开道歉了，这是一个迟来的道歉。她的道歉引起了关注和议论，但人们在听到这个消息时最快、最本能的反应是：谁最应该道歉，谁是最有责任道歉的主体？显然，这不应该只是单独的、普通的个人，不管他们在文革中怎样做错事或作恶。至今为止，道歉者都是响应号召、卷入文革的普通人，那么，对于发动文革应该承担责任的个人或团体呢？要知道，文革是在隆重的会议之后，根据会议的正式决议进行的。在上世纪80年代初，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曾经有过对于文革的否定性评价和分析，但这与道歉是两回事。

我们知道一任又一任德国领导人是如何为二战道歉的，我们更知道，我们是如何要求日本领导人对中国道歉的，那么我们自然要问，仅有陈小鲁、宋彬彬等人的道歉，够吗？

你认为邓的个子不高，邓榕的个子想必也不高，这绝对是错误的，而且错得非常低级。

更像编的了

纳粹屠杀是持枪军人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

文革罹难人士是群众斗群众，谁打的谁动的手找谁去！硬要栽赃毛和TG煽动大屠杀，我呸之！

把叶这一派又想借刀，借刀不成还要维护死者权威以便借势的心态，真是活灵活现表现出来了。真是有春秋笔法之妙啊，不知当初是出自谁手？

背后没那么简单

文革其实是一场政治斗争，主席台上的某些大人物，以“武革”对抗“文革”，暗中制造了大批的罹难人士，以此栽赃给“文革”。

以我研究的案例，从北京的卞仲耘之死，到66年8月北京红卫兵打死1700多人，再到北京的大兴大屠杀，，再到湖南道县的大屠杀，再到广西所谓的武斗，真正的群众斗群众，死的人屈指可数。真正的惨案，背后都有高层的黑手在操纵。

文革的档案不公开，谁打的谁动的手，偏偏不让大家知道真相。然后依靠谣言，硬要栽赃毛煽动大屠杀。呵呵，这么做的人，不就坐在现在的主席台上吗？

从卞仲耘之死入手，是因为这个惨案，目击者达200多人。主席台上的大人物，可以封锁文革的档案，但没有办法，对200多目击者封口。

麻雀随小，解剖之下，也可以看清主席台上大人物的操盘手法。

•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