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南明史》的读书笔记一：《屠城血证》 -- 俺老孫

文臣：

史可法：是南明第一号文臣，因为根据明朝的法律规定，南京政府的官员排第一号的就是南京兵部尚书，而当北京陷落时史可法正处在这样的位置上。由于史可法在扬州殉难，因此被明末清初的文人奉为典范。以顾诚在其书中对史可法的行为的记述和评价不难看出，而史可法的表现只可用腐儒不足成事来形容，他在拥立定策上犹疑不定，出于东林派系门户之恩怨反对福王，又知潞王是远藩不如福王，不为国家计早定决策，还在写给马士英的信中历数福王的七条不堪为帝的缺点，授人以柄。当四镇干预拥立事后，马士英立即跟风转向拥立福王，并把史可法的信给福王看，令福王对史可法心怀不满，史因而不安于位，也不好意思入阁主事，求出外镇守扬州，拱手把首辅之位让与马士英。在南京的南明朝廷存在的一年时间里，史可法基本上没有任何作为，只是周旋于四镇之间做些安抚工作，化解四镇征粮征饷对地方的骚扰，从未想过要北上河南山东招抚那些地方的反清官民，从未做收复之计。坐视满清渐次将这些地区平定以为征服全中国的稳固的后方基地，比起东晋时的祖逖差之十万八千里。特别是在高杰被谋害后，高杰部将拥戴高杰的儿子，高杰的妻子邢氏考虑儿子还小，恐难服众，想为其谋求一个大靠山，求史可法收其子为义子，这本是史可法染指兵柄，控制高杰部军队的大好时机，他却非但加以拒绝，还吓得赶紧逃回扬州，惟恐避之不及（大概是觉得收一个前流贼的儿子为义子有失他身份吧！）。结果清兵南下，高杰部在邢氏的带领下全体投降清军，并为清兵南驱从江苏一直打到广东。顾诚在书中还说扬州城其实根本没有像样的抵抗过，围城十天，攻城只一天就城破，屠城的时间还超过攻城的时间。史可法惟一值得称道的就是他的殉难。

“生来有自文信国、死而后已武乡侯”，这幅据说掛在扬州梅花岭史祠里的对联就是后世文人是对史可法的褒扬，不免过誉，其他溢美之词还有不少，其实他实在不配。史可法绝不是一个值得这样吹捧的人物，别说他比不上诸葛亮受托孤重任治理蜀国有生之年蜀国安堵尚有余力北伐；他连文天祥都不如，文天祥至少还曾经组织武装反抗蒙古大军的征服转战各地殚精竭虑不屈不挠。

堵胤锡、张煌言：这是顾诚书中惟二称赞的有大局观，于乱世中有所作为的南明文臣。堵胤锡在联合大顺军余部和大西军余部的问题上表现得更开通、更务实和更有见地，他本人也勇于任事，能指挥所收编的军队作战——不像何腾蛟在内部搞破坏则有办法，外敌一来便成光杆司令——可惜独力难挽危局，在湖南作战被何腾蛟破坏以后病死军中。张煌言则是坚定的支持鲁王所部在东南沿海的抗清事业，在遭受失败失去舟山基地不得不南下福建依附郑成功后仍然坚持抗清事业，但又不与郑成功破裂，即反对郑成功想做割据一方的军阀的想法，又斗而不破。直到入长江攻南京之役失败，鲁王病死，郑成功致力经营台湾以后，他才遣散所部隐居海岛，被俘后不屈而死。

其他南明的文臣中殉难死节的大不乏人，但真正有能力任事并愿任艰危的却少之又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却多。譬如刘宗周这个人在南京小朝廷上向弘光帝进言曰四镇跋扈可杀，不被接受后就挂冠而去，虽然博得正直的高名，却于事无补，清兵都打来了，他只有绝食而死，终究百无一用。

但现在连能与顾比肩的人也找不到了。

有能力，李自成死后大顺没出过什么重要人物，大西的四将军政权是比较出色的

金华屠城：1646年（清顺治三年，明隆武二年，鲁监国元年）清军占浙东府县后，督师大学士朱大典据守金华，誓死不降。清多罗郡王博洛亲率满、汉军于六月二十三日从绍兴前往围攻金华，从杭州调来红衣大炮，猛攻二十天，直到七月十六日城破。清军进入金华，以“民不顺命，因屠之”。

李定国：他可以算是南明最杰出的陆战武将，他的战绩主要表现在联合南明永历政权后出滇抗战的桂林大捷，入湖南作战的衡阳大捷，以及孙可望降清后清军大举三路入黔滇攻打南明时的磨盘山之战。桂林大捷，几乎解放了广西全境，迫清定南王孔有德自杀，可说是形势一片大好，如果能够留一部分兵力控制经营，把广西建成和云南一样的为以后北伐的根据地，那会是一番不同的景象。可惜的是孙可望命令李定国部立即入湖南作战，梧州等地很快便又被退入广东的清军孔有德残部复占。而李定国在湖南衡阳又打了一场大胜仗，这一仗不但打破的八旗兵不可战胜的神话，还打死的满清所剩无几的亲王宿将尼堪。令当时的清廷振恐，被派总督五省军事的洪承畴一再请求清廷派八旗能战之兵前来助战，清廷却一直没有动作，大有与南明在湖南对峙，以外尽弃之势。此时的南明形势不说是一片大好，却也大有可能割据偏安西南的机会存在。其后孙可望私心自用，意图解决李定国，李不愿发生内战，率兵退广西意图与郑成功联络合攻广东，但得不到郑的配合，两攻广东不下，后在孙可望自称国主，意图夺位时，李定国毅然出兵迎南明永历帝入云南。孙可望竟然起兵内向旋又失败降清，南明形势遂又急转直下，不可收拾。虽然在这之后李定国还打了磨盘山一场胜仗，但大势之去无力回天，迎接逃亡被软禁在缅甸的胆小怯懦永历帝不果病死滇边，实在可惜。相比孙可望的妨功害能，李定国要识大体顾大局的多，但在孙可望降清后，处理孙可望部下的问题上，李定国也存在着一些不信任排斥打击的错误，致使这一大批本来忠于南明事业没跟孙可望一起谋叛降清的将领及其军队在后来又都在孙可望降清封王的榜样诱惑下纷纷投降。实在遗憾！

郑成功：他在历史上受到更多的歌颂是由于他的收复台湾，这是他的历史功绩；他在其父亲郑芝龙降清后仍然坚守南明事业，不肯投降，也是值得肯定的。顾诚对郑成功的评价是郑成功更多的是个更看重自家利益和事业的割据军阀，而非尽心尽力于汉族抵抗入侵反抗压迫的民族英雄，至少在全心全意反清复明的事业上他表现得不如南明的大臣如张煌言、堵胤锡等人，甚至也不如李定国。郑成功甚至在广东全省在李成栋率领下反清归明后还为了自家军队的粮饷问题攻打广东的潮州等地，这已经是完全的内斗了，而且在李定国两攻广东之时都曾提前数月派人与其联络，但郑其时正与清廷谈判投降事宜，尽管郑本意只在虚与委蛇，借机在福建沿海地区筹粮筹饷，所以便没有出兵响应李定国；但清廷何尝不是以谈判为饵稳住郑成功，使其不与李定国联合呢！从结果看来双方虚情假意的谈判清廷的得益要远大于郑成功。毕竟大陆沿海全被清廷占据之后，郑氏的水师再强也无法在澎湖金厦几个岛屿立足，这就迫使他不得不考虑出路，从而才有经略台湾的行动。许多遗老遗少更看重的是郑氏在台湾保留汉族服饰，不肯剃发，遥尊永历帝号的态度，却无视了郑宁肯遥尊永历帝号却不肯与近在跟前鲁王合作，甚至在永历死后依然，他要的是可以不受约束的借用明朝在人民中间残存的号召力（当然这号召力也越来越弱），但却不想真的为南明的存续出力。当然从今天的角度看来，为一家一姓的江山做牺牲是愚忠，是不值得提倡的，但在当时看来，要想联合全国人民所有力量抵抗入侵反抗掠夺和压迫，就必须有一个能号召全部力量并能为全部力量所接受的核心，而这个核心在当时就只有明朝皇帝。郑成功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尽管在永历帝死后，他仍然在台湾奉永历年号，却已前途渺茫，无所适从，郁结于心，最终英年早逝。令人叹惜！

孙可望：本来在张献忠死后，孙作为四养子之首，与三个弟弟全力率兵入滇平定沙定洲之乱，经营云南有成，孙功不可没。其后如能顾全大局，合衷共济，联合抗清，未必不能开创出一番事业。可他偏偏夜郎自大，虽然将永历帝迎到云南，却又不加礼敬，反自称国主。在派李定国，刘文秀两路分兵取四川和湖南后，以刘文秀兵败夺其兵权，对大胜的李定国却拆台、掣肘，甚至阴谋加害，致李定国率兵出走。轮到孙自己率兵作战却又在宝庆大败。后孙意图内向用兵攻击迎永历帝入云南的李定国，可连他的部下都不支持，仅有数百人随其降清。所以那位网友说孙可望真是个人才，从书中实在看不出孙可望是多大个人才，他“成明之事不足，败明之事有余”，充其量也不过是个中才而已。

另外提醒下老兄，上次大家讨论明末政治经济形态的内容，被国内一个蛮有名的左派“学者”抄袭，并且当做自己的原创发表了。所以，老兄应该做好备份，保留原创证据，必要时准备对簿公堂。

怀有纯真理想的人，有，但少之又少。很多人，甚至是朝廷重臣，无论文官还是武将，最终都沦落为利益的奴隶。难道这就是人性吗？唉，当年读《南明史》，心中实在是痛，隐隐间总会联想到鬼子侵华，无数的军人和官僚为了一己之私，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助纣为虐，鱼肉同胞。幸亏，有这个前车之鉴，国共两党，几大军阀尚知道以大义为重，虽然时不时玩点摩擦，但总体也算是团结抗日，这才没有重蹈亡国灭种的覆辙。

顾诚老爷子，是一个真真正正做学问的人。

现在这个很流行，国内出版界已经把这个做成产业了。

李后期艰难挣扎，主要是大势所趋了，这样更增加其人的悲剧英雄形象。可惜现在也没人拍他传奇一生，辫子戏倒是一部接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