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南明史》的读书笔记一：《屠城血证》 -- 俺老孫
南明诸帝（王）中福王弘光帝和潞王都是降死的，不必提及。继任唐王绍武帝数月即败，所以只讨论下唐王（隆武帝）、鲁王（监国）和桂王（永历帝）。
唐王朱聿键：南明历时较久的诸王矬子中以朱聿键最为“高大”，他虽身为唐王，但早年其父不得其祖唐王的喜爱（不喜长子想立爱子），他也跟着受冷落，后来又因为为父报仇杀了叔叔，在凤阳的皇家监狱里呆了好几年，可以说即经坎坷又经忧患，所以就没有膏梁纨绔的习气。还是比较适合做一个国破家亡之非常时期的君主，他本人也颇想有一番作为。可他受制于拥立的实权人物军阀郑芝龙兄弟，自己并无多少权威，连他任命的督师何腾蛟都不听他的调遣。到郑芝龙降清，他在离闽经赣赴湘途中被俘被杀。所以虽然古话常说“事在人为”，但在大时代背景下，不是你有意愿、想做事就能做成事的。
鲁王朱以海：就和唐王是福建的地方势力拥立的一样，鲁王也是浙江的地方势力拥立的，不同的是浙江的地方势力是以明朝正统的在籍士绅为主的，并且是因剃发令等满清苛政而反清的，后来才被一些统兵的大将方国安、王之仁所控制。所以鲁王虽然也和其他皇子皇孙一样骄气，但还能亲临前线犒师，敢于担当大任，并且一直坚持到病死都没有降清。而且他也没有称帝，而是称监国，后来为了联合郑成功部，遥尊永历帝号，也曾退位归藩，能识大体，也算难能可贵了。
桂王朱由榔：和福王一样算是近藩，接位顺序应该比较靠前，但好象越靠前的越窝囊！（一声叹息！）这位只能评价为即无能又怯懦，他当皇帝的全过程就是“逃”，清兵还远在数百千里之外，就开始逃，一直在逃，从广东逃到广西，从广西逃到云南，从云南逃到缅甸，最后被缅甸人交给清将吴三桂杀死。可说是烂泥扶不上墙的典型。而且就在那种国破家亡的草创政权之下，他身边也不缺少祸国殃民的太监和奸臣，譬如：有个叫马吉翔的，几乎每次永历逃跑都有他在身边怂恿。李成栋反正后，永历帝封他为侯，不久又升为公，而马吉翔为了显示自己左右朝政的能力，让李成栋写个名单交给他，立即送皇帝批复，将名单中的人封侯封伯。李成栋感慨“人称马皇帝，岂不信哉”。后来清军三路攻打云南，多数人主张避往四川，因四川境内尚有许多地方仍在受永历朝封的明官手中，清军势力仅在川北，大事仍有可图。可马某因与当地官员不和恐去四川可能影响自己在永历帝身边的地位，坚决反对。在迁往滇南后避往缅甸时，马又担心如果安定下来永历帝可能后悔不迁往四川追忆前言亲信其他大臣疏远马某，竟然在边境纵兵抢劫追随永历帝的大臣们，致使一行人等完全失去组织，不得不接受缅人的要求解除武装才能入缅。就这样在缅甸时马某及其亲信仍能依永历帝之势在追随的明臣中作威作福，一些缅甸人士也鄙夷这种丑陋行径,私下说道:"天朝大臣如此嬉戏无度,天下安得不亡?"一位通事也说:"我看这几多老爷越发不像个兴王图霸的人."这样的朝廷不亡真是没天理了！
关于明亡清兴这段历史，顾诚的《南明史》是站在汉人的立场上写的，那个阎崇年的《明亡清兴三十年》是站在满清的立场上写的，站无关者立场的则有美国人魏菲德写的《洪业——清朝开国史》，这三部著作可互相参考着看。所以俺常说人看问题都是有立场的。
每当回顾明亡清兴这段历史就不能不与抗日战争相比较，何以明亡了，抗战却胜利了？按说抗战面对的敌人更加强大，军力、人力加国力的差距，日本：中国的比例都要远大于满清：南明，可日本在中国的侵略却远没有满清成功。尽管日本是完全吸纳满清的方式方法，不但照搬以屠城来慑服抵抗的办法，连侵略走的路线也相似，也是将主力从西北方调往东南方做了个大迂回，但日本的依样画葫芦却画成了漏水的瓢。满人只花了两三年就稳定了北方，五六年就征服了除东南沿海和西南边远地区的全境，而日本人花了八年时间也没能将占领区变成“王道乐土”。
抛开仰赖于盟国的最后胜利不谈，仅就侵略期间日本都没有在占领区形成满清那样稳定的统治和政权，从来没能也无法把占领区当作侵略的稳定后方。究其原因，总的说来，抗战时的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是一条关键因素，所以虽有几百万的伪军，但都不能为征服者提供太大的帮助，而满清征服时期人们普遍不存在强烈的民族意识而只有王朝更替的认识，所以投降的汉人军队才会成为满清征服的主力军；抗战时尚存在一个勉强能为国人所接受的政府，并能以这个政府为号召国人停止内战团结一致共同对外抵抗侵略，而南明所有政权都始终做不到这一点；最后就是如果不说GCD的好话就无法面对的历史了，当时如果没有GCD在敌后的建立根据地，把可能为敌所用做稳定征服的后方重新变成抵抗力量的据点，使得日本在东三省以外的其他占领区根本无法建立稳固的统治，无法遂行以战养战的战争策略，而这也正是南明政权从来没想也没有去做的最应该做的事。
堡垒总是从内部被攻陷的，中国曾经是一个天然的巨大的堡垒，东、南是大海，西、北是高原，生活在这个堡垒内部的人曾被人骂为“丑陋的中国人”，说他们只善于窝里斗，其实这些人并不丑陋——无论从内心到外表，他们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都不好战，更不好斗，无论内斗或是外斗，中国历史上仅在少有的一些时候主动对外作战，通常这些作战也会受到批评，因为中国人的道德传统上不鼓励对外的征服和侵略。那个骂中国人丑陋的人还把中国传统文化比喻为“酱缸”，说她会污染外来的文明。在俺看来中国的文明比做“融炉”更适当，当外敌来犯的时候，如果当时中国的领导者够强悍，就好比一口已将矿石材料炼钢水的融炉，那个外敌就会很倒霉，他们通常都会“兹啦”的惨叫一声飞快逃走，逃慢了便会粉身碎骨，化为乌有；如果外敌比较幸运遇上个软弱的领导者领导着中国，就好像炉里的温度还不足以将铁矿石还化成铁水只够用来热油炒菜做饭，这时他们或许会有些收获甚至会进占融炉的内部，但随着时间推移融炉的温度缓慢升高，他们的下场便是无声无息的被化掉，好的会与炉里原来的材料融为一体，成为钢水的一部分，孬的会死得连渣都不剩。所以对这个融炉最大的危害就是炉中填加的材料的纯度和质地，不要在升温时产生炸炉的损害，所以需要对原材料进行筛选和分捡，将有害的会炸炉的杂质清除掉后才会炼出好钢，才能用这好钢打造锋利的宝剑来保护我们的堡垒、我们的家园、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子孙后代。
那就是tg的存在。
抗战时的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并非一条关键因素，南明时同样民族意识很强烈，不下于抗日时期，谁能够动员、团结这个民族才是关键。
正如你前面提到的那些南明文人武将，在利益前什么民族意识都是浮云，这样的政府或者军队如何能够带领整个民族起来抗争？
抗日战争，的确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是很必要的，可以给那些在沦陷区民众以希望。但是，如果没有tg在敌后开展的战争，日本人完全可以一心一意对国民政府进行攻击，一旦蒋介石撑不住学了汪精卫，还有谁能够继续抗争下去？
正是tg在敌后开展的战争，日本人一直无法有效控制占领区，也就无法实施有效统治，无法以战养战，以日本有限资源，被拖垮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但是，南明为什么无法组织有效的敌后战争？很简单，南明那些文人武将根本就不懂什么叫人民战争，什么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什么是毛泽东军事思想。这点，塔利班学tg就学得很好。
最近在看南宋抗金战争。岳飞一直致力于连接河洛，与北方各地的义军联系，准备在适当时机北伐时，各地义军同举义旗，让金人首尾不能相顾，宋军主力长趋直入，则不但中原可复，燕云旧地也能重归中华。
但是这种人民自发的爱国斗争与封建皇帝的个人欲望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宋高宗宁肯偏安江南，做金人的臣子，也不能允许岳飞北伐。所以岳飞的恢复大计无从实现。不但如此，北方的华夏义士因为金人压力，不得不逃离故土。北方的爱国人民不得不接受金人的野蛮统治。
楼下的朋友说的对。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在于中共在敌后根据地的坚持。而中共的坚持是通过北方人民的支持实现的。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这绝对不是一句空话。
隆武和永历早就OVER了，沐王府和天地会照样会为谁是正朔斗个你死我活。
有时候想，郑成功的政策也许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最现实的方法。朱家子弟是烂泥扶不上墙，干脆扶个傀儡，偏安一隅，混几年是几年算了。反正，再怎么折腾，也挡不住历史大势。
李自成和明朝作战多次败而复起，一片石一战就被睿王彻底打断了脊梁骨；张献忠在明朝更是打不死的小强，几回从绝境脱身，可凤凰坡遇到肃王就吹箫不用竹了。多铎下江南史可法的扬州算是天津方式29小时？南京杭州就是和平解放了。
还有一个奇迹就是起义将领只要已加入我大清，战斗力马上倍增；孔，尚，耿，吴不提了，连二流的李成栋，金声桓一类也能建功立业，可一旦叛变立刻显露原型，连一年都坚持不了就被镇压了。
在皇太极创业未终，中道崩殂的危急关头，多尔衮放弃小我，代善顾全大局，避免了分裂，挽救了八旗事业。
在朱由检煤山自缢，吴三桂请兵的关键时刻，多尔衮不念旧恶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毅然建立团结最广泛的满汉回藏蒙古人民的统一战线，打击一小撮儿李自成张献忠匪帮。
当南明福王和史可法背亲自立企图分裂国家的时候，多尔衮让多铎打过长江去活捉朱由崧。
当广大华北江南群众对八旗政策还不了解的时候，多尔衮提出圈地只针对前明的皇亲国戚，衣冠发饰各随其便，消除了人们误解，体现了灵活性，等到群众理解并拥护八旗政策了，又马上圈地剃发，体现了原则性。
当发现江南文士通过修史反满的时候，我大清用明史案统一了思想，当察觉缙绅豪强偷税漏税挖国家墙角的时候，我大清通过奏销案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凡此等等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先声，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争的是开国功臣附带的那些权和利。
历史上像像介子推那样退让不居功/大树将军那样不争功/像彭玉麟那样功成身退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的啊！
介子推：陪晋文公重耳出亡的人之一，有割股奉食之义举。重耳复国之后，介子推背着老母避入绵山，重耳派人找他，他避而不见，重耳让人放火烧山，希望能逼他下山，不想介子推硬是和老母一起烧死在山上也不肯下山。重耳让人用介子推避火的大树的木头做了一双屐，每穿在脚上，以兹纪念，称之“足下”。
大树将军：名冯异，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开国大将之一特异之处便是每当大战之后，诸将纷纷争功，冯异独屏坐于大将之下，人号之“大树将军”。后来重新分兵时，许多兵都说愿意追随“大树将军”。
彭玉麟：湘军水师统领，受曾国藩之邀参与湘军水师的建立，平定洪杨之乱，功成身退。清廷不断的要升他的官，可他都不肯受。升他当巡抚/总督，他都以身在军中打仗不肯接受；战争结束后清廷又要升他的官，他仍然不肯接受，只肯以水师统领的身份巡阅长沙水师。可是中法之战一开始，他就立即领兵部尚书衔赴广东主持军事。战后回湖南筑退省庵，以画梅花终老。比起那些只会标榜清高实则百无一用的腐儒不可同日而语。
非是清有天命，而是我大华夏文化自唐后产生了严重的痼疾，那就是内残外忍。
从唐末引沙坨兵入觐开始，五代，宋，明，接受了华夏文化的清和开创共和的民国，乃至于当今的后清,除少数皇帝外，每一代的统治阶级都是如此。
内残外忍的根源是对华夏文化失去自信。统治阶级以为华夏不足以与外人相争。所以为了维持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惜出卖同胞和国家利益与外人作为交换。
只有毛泽东主持下的人民共和国时期才是例外。
“除少数开国皇帝外，每一代的统治阶级都是如此。” 燕王扫北不提了，一个篡字就被归入开国者了，可景泰帝，于少保呢？是否也是不足以与外人相争。十全老人的护佛之役至少也是“乌斯藏外说征蛮吧”，迎土尔扈特部东归怕也是大大的得罪了罗刹吧，更不用提拓土2万余里的新疆入版图了。甚至于连德宗景皇帝冲龄即位也有收复新疆的伟业。徐大总统亦能让外蒙取消独立。
“毛泽东主持下的人民共和国时期才是例外”，这话仿佛有些太绝对了。后人不一定都比前人强，也不一定都不前人弱。比较时不要辩证法吧，否则大家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起来可不太好办。
没有英美和日苏争霸的战略环境，靠中国当时那点实力是打不过日本人的。
主观能动性是个好东西，但不能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