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客熙熙

主题:四川的铁路1 -- 老老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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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宝推,在河里很久看不到这么和谐的争论了
家园 粮食增产和吃饱是两个问题,增产了不代表就能进到你的饭碗里

增产了不代表就能进到你的饭碗里,除了我上面说的原因,吃不饱还有个原因是分配,分配均匀会导致少部分能吃饱的人吃不饱了,前三十年的高积累率,也会减少进入饭碗的粮食。那时候好像是要储备好几年的战备粮的。

家园 不远兄始终抱着“39%”不放啊,太累了!放下吧!

那你直接告诉我好了,你计划如何排除天灾的影响来分析减产状态下,“承包生产”vs 公社生产的优劣

很简单,短期来看,不需要抽样,以县为单位,对全部生产队的夏粮收成分类统计,一县之内,天灾,尤其是旱灾,影响不会过于悬殊,“承包生产”生产队的平均单产vs“公社生产”生产队的平均单产,由此决定秋粮或者下一年试点规模是扩大还是保持或者缩小。

而不是生编一个调查数据来支撑拍脑袋的偷懒决策。(顺便补一句,那个著名的刘庆兰,实际情况和曾到处讲的,出入很大

长期来看,长周期的统计数据,基本上可以排除天灾影响了。

所以,我建议使用58-78和82以后的单产变动数据。

1949年到1958年亩产增长率,9年间,水稻单产提高42KG,提高了33%,年均提高3.7%;

这个数据属实,但要具体分析:

1949年,解放战争刚结束,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都远远低于建国前的最高水平,以粮食而论,1936年粮食总产量1.5亿吨,1949年只有1.13亿吨。众所周知,恢复的速度快很多,1952年,仅用了3年,全国大多数工农业产量就超过了建国前的历史最高水平,以粮食而论,1952年总产量1.64亿吨,是36年的109.33%。

恢复的速度快,在62-65期间也得到了验证,62年,在连续3年粮食产量大幅下降后开始恢复性增长,65年超过58年创下的历史最高水平,这三年的增速也是远远高于正常年景。

在上贴里,因为没找到52年的单产数据,所以从58年开始计算,现在搜到数据,据说出自林毅夫的文章:

中国1952年农作物的单产,水稻是每亩161千克,小麦是49千克,玉米是90千克,高粱是79千克,小米是78千克,甘薯是126千克。水稻的单产,是小麦的3倍多。

外链出处

另外查到,1978年水稻亩产265.2kg,2007年428.9kg。

重新计算一下:

1952年到1978年,26年间,水稻单产提高104.2kg,提高了65%,年均提高1.94%;

1982年到2007年,25年间,水稻单产提高103.12kg,提高31%,年均提高1.11%。

因为这种数据没有特殊革命性发明,其增长都类似对数,后面的亩产增长必然要小于前面的

必然这词用得太绝对了,技术进步永远都存在,不然你根本无法解释啥叫加速发展,从粮食生产来看,现在远没有达到其理论极限。目前,全球水稻单产最高的国家是埃及、澳大利亚,公顷产量超过10吨,美国接近8吨,我国还只有6吨出头,未来的增产空间,远不像你所说的那样狭窄。若是增产越来越难,岂不是建国前单产增速更快?

以我国建国以来的实际看,也不支持你的假设:65到82年间,单产增速就快于52到58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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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好吧,没有读懂

不做空对空地讨论了。

关键词(Tags): #我们只信我们信的
家园 我个人认为这些数字对比简单粗暴了点,探讨一下

有两点1、前三十年有很多是恢复性例如战乱等原因造成的土地抛荒,当然在那时能让中国稳定和平下来是个伟大的成就,开垦性增长,例如新疆在传统粮食领域没有太大贡献,但是棉花等经济作物移出,为传统农垦区节约了大量的粮食耕地,以上原因只要对劳动力投入增加就能带来大量增产(当然不完全仅仅如此,还有几个更加关键的因素),后三十年在饱和甚至减少耕地的基础上包括劳动力大量流失的情况下的快速增长更是伟大的成就

2、在满足基本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后三十年比前三十年食品结构多样化也没有体现出来,例如各种水果、蔬菜,极大的挤压了耕地面积,-

----ps:键盘党,并没有认真研究粮食播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变化比例,只是个人主观映像,望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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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有道理,

只谈总量是不够的!

要结合人均,结合单产,还有种植结构、进出口等等,比如,进口大豆、进口猪肉,等于进口土地、进口粮食。

逐一分析明白,可能得搞一本专著了,这实在不是本狐能力能搞定了。

人均400公斤,是营养安全线,毕竟,肉、蛋、奶等都可以说是粮食转化而来的。简单说不饥饿,只要分配不出大问题,人均300到350kg之间就能基本满足需要了。

至于水果、蔬菜啥的,在本狐记忆中,真正丰富起来,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儿了。

真正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确实是在后三十年,改开前人均粮食占有量最高的是78年,为316.6kg,较56年只增加不到10公斤,老百姓不满意,太正常了。

具体分析这人均粮食占有量停滞不前的原因,主要是同期人口增长太快,人口增加了53%,吃掉了总量增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粮食产量增加→营养改善→人均寿命增长→人口快速增加→人均粮食占有量停滞,这种情况好像比较普遍,平稳度过这个阶段后,人均粮食占有量才进入比较快速的提高阶段。

至于粮食单产,这里有点数据:

49-2006,水稻单产

1958年到1975年,17年间,水稻单产提高65.4kg,提高了8.73%,年均提高1.94%;

1982年到2006年,24年间,水稻单产提高94.96kg,提高29.15%,年均提高1.07%。

52-2007,水稻单产

1952年到1978年,26年间,水稻单产提高104.2kg,提高了65%,年均提高1.94%;

1982年到2007年,25年间,水稻单产提高103.12kg,提高了31%,年均提高1.11%。

通宝推:西安笨老虎,桥上,
家园 再探讨一下

感谢伟大的中文互联网(互联网给予了知识的传播,中文让我能读懂不是自己专业的东西),有很多人发表了很多有见地的看法,独到的见解,在这些的基础上,我把我国当代(49年后)粮食增产及变动归结于四个阶段,

一、劳动力投入带来的恢复性增产——49-60年代初

没什么好讲,

二、工业化投入带来的增产——60年代初——80年代初

我仿佛记得,老狐狸兄是四川人?可否记得当时全国各地的化肥厂?我记得成都周围很多县都有自己的氮肥厂什么的,还有水利工程,种子等等

三、技术革新带来的增产

四、资本及能源投入带来的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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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公室(待续)

家园 同意!58年后,基本上每个县都建了小化肥厂。但化肥、农药

真正解决,是在石油工业上来和四三计划之后。

润树河友有直接挑战林毅夫的大作:润树:【原创】关于新中国粮食生产的研究 1.概述

润树兄和参加讨论的诸位河友见解深刻、数据详实,珠玉在前,受益良多。

家园 2004.10.18的《人民日报》文章链接已经不在了

在曾希圣纪念馆里还保留了全文。

外链出处

忠诚的战士 光辉的一生

《曾希圣传》编纂委员会

  2004年10月18日,是曾希圣同志诞辰100周年。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关心支持下,由军事科学院和安徽省委组织编写的《曾希圣传》也顺利出版了。江泽民同志亲自为该书题写书名,李先念同志在生前亲自为该书撰写了序言。李先念同志的序言,对曾希圣同志的一生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既充满对战友的深情怀念,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可贵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是理解把握这本传记的“金钥匙”。作为《曾希圣传》写作组的成员,今天我们重温李先念同志的这篇序言,仿佛又一次拿起这把“金钥匙”,在这位革命家的引领下,去探寻另一位革命家追求真理、实现理想、奋斗不息的光辉足迹。

  一

  李先念同志称赞“曾希圣同志是我党的一位优秀党员”,“始终充满着革命激情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坚信党的事业一定胜利”。曾希圣1904年生于湖南省兴宁县东乡州门司(今资兴市州门司镇)牵牛坳村曾家下湾,16岁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在恽代英等进步教师的影响下,开始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18岁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4年夏,曾希圣随哥哥曾中生一起来到广州,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次年1月,他们俩经考试合格成为黄埔四期的正式生,但曾希圣因病退学,后转入实际上由林伯渠、毛泽东、李富春等共产党人主持的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这段时间的学习,对曾希圣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6年夏,从政治讲习班毕业的曾希圣,与同学段德昌、黄克诚等一起,积极报名参加北伐,被分配到前线部队做政治工作。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一些人经不起严酷斗争的考验,纷纷离党。就在我党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刻,曾希圣同志毅然加入了党的组织,并接受党组织的指派,继续留在国民党军中,一方面做争取所部官兵投入革命的工作,另一方面负责收集情报和为武装起义购买枪支弹药等工作。从那时起,曾希圣同志就表现出了卓越的做秘密工作的才能和智慧。

  李先念同志对曾希圣同志开创我党情报工作给予了高度赞扬,指出:“曾希圣同志是我们党的情报工作创始人。在红军时代,他担任中央军委二局局长……为毛泽东同志制定正确的军事部署、指挥红军作战,提供了许多准确无误的国民党军事情报。”李先念同志在序言中还引用了毛泽东、周恩来赞扬曾希圣和军委二局工作的话。毛泽东说:“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周恩来也称曾希圣是我党情报工作“创业的人”。

  做情报工作,是曾希圣同志一生最富有传奇色彩,也是最值得大书特书的经历之一。1931年12月,由于斗争形势恶化,根据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安排,担任军委参谋部谍报科长的曾希圣,从上海前往中央苏区。中革军委对曾希圣的到来十分重视,立即委以重任。担任军委二局局长,是曾希圣革命生涯的一个新的起点。在此后的7年中,他把全部的心血和智慧都用在红军情报工作上,发展技术手段,培养人才队伍,屡建奇勋。"

  1933年春,中央苏区开展第四次反“围剿”,曾希圣和他领导的二局截获了敌人的大量情报,配合方面军首长准确捕捉战机,从而彻底挫败了蒋介石的“围剿”阴谋。在此后不久的“八一”建军节,曾希圣和王稼祥、刘伯承、陈毅、聂荣臻、滕代远等红军高级领导同志一起,被苏区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授予二等红星奖章。长征路上,湘江战役后,曾希圣和军委二局关于蒋介石调主力企图将红军“聚歼于北进湘西途中”的情报,坚定了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支持毛泽东等同志转兵贵州的建议,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没的危险。遵义会议后,经过严酷斗争洗礼的曾希圣和他所率领的情报队伍,经验更为丰富,方法手段更趋成熟,对复杂情报处置更加裕如,为毛泽东等领导指挥四渡赤水建立了奇功。特别是曾希圣所提的“假蒋介石之电调开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主力”的妙计,毛泽东、周恩来十分赞赏并付诸行动,取得了奇效。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后来形象地说,“我们和蒋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曾希圣是‘搞玻璃杯的’”。

  正如序言指出的那样,曾希圣同志“不愧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在党中央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曾希圣坚决地站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这一边。他的哥哥曾中生曾受党中央的委派到鄂豫皖苏区任特委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同志之一,但张国焘到达鄂豫皖苏区后,即把曾中生作为排斥打击对象。懋功会师时,曾中生正被监禁,后惨遭秘密杀害。张国焘深知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曾想方设法动摇曾希圣,拉拢二局的主要骨干。曾希圣那时虽然还不知道大哥已遭杀害的消息,但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行径已让他恨之入骨。在党中央决定单独北上时,曾希圣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叶剑英的部署,带走了全部人员和装备器材。前来接应的彭德怀拉着他的手激动地说:“希圣,你又为党立了大功!”

  曾希圣同志领导军委二局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1936年12月12日,曾希圣在第一时间掌握了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立即电话报告了毛主席,为党中央、毛主席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蒋抗战,抢夺了宝贵的先机。

  李先念同志在序言中深情地写道:“我和曾希圣同志及他哥哥曾中生同志早就相识。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新四军五师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他在七师任政治委员,我们这两支队伍互相支持,共同战斗在大江两岸,对他的情况我是熟悉的。”

  1941年1月,蒋介石蓄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惨案:皖南事变。当时担任新四军渡江指挥部指挥长、正在无为县东乡准备接应部队北渡的曾希圣闻讯悲愤万分。他立即投入接应皖南部队突围人员的接应工作。很快,中央决定将皖南部队编为新四军第七师,任命张鼎丞为师长,曾希圣为政治委员。

  由于师长张鼎丞在延安党校学习一直没有到职,曾希圣一人挑起军政两副重担,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七师边组建,边投入到反摩擦、反“扫荡”的战斗。后来他又担任中共皖江区委书记。曾希圣和其他党政军领导同志一起,大力加强党的建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出色地运用党的统一战线,广泛团结各方面朋友,巧妙地孤立打击顽固势力,在敌伪顽统治的夹缝中开辟了一小块根据地。

  曾希圣同志还充分施展了他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卓越才能。他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生产活动,大力发展农副业、工业和兵工生产,建立根据地自己的金融机构,还向敌伪区和国民党地区开展特殊贸易,根据地经济建设成效显著,除供应七师外,还有力地支援了军部和兄弟部队,皖江根据地成为全国19块解放区之一。

  七师刚组建时,部队不足2000人,代军长陈毅对曾希圣说:你那里困难,将来能带出1万人就是胜利。到1945年七师主力奉命北移时,已是一支3万余人的强大力量。

  四

  李先念同志充分肯定曾希圣同志“有高度的事业心,对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有勇于开拓的胆识和魄力,敢想敢闯,百折不挠,能在各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打开新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曾希圣长期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解放初期,安徽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生产水平非常落后,人民生活极其贫困。面对国民党垮台后留下的烂摊子,曾希圣提出:必须从恢复和发展生产力抓起。抓发展生产力,一定要从安徽的实际出发。在1949年担任皖北区委书记时,曾希圣就上书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治理淮河必须“苏豫皖同时兴办”,“三省协同办理”。这一建议,对一年后中央的治淮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主持领导治淮工程兴建佛子岭等五大水库以及淠史杭灌溉系统等配套成龙的水利设施,其中多项技术在亚洲乃至世界处于领先水平,效益惠及皖北广大地区。

  在治水的同时,曾希圣又根据安徽的自然特点,提出了以“改变夏秋收成比重、改种高产作物、改变广种薄收习惯”为主要内容的农业“三改”方针,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55年,安徽粮食全面丰收。全省夏秋实产粮食共1152.9万吨,超过国家下达计划的28.88%,比历史最高产量的1953年增产244.5万吨。1956年元旦,毛主席在杭州听取了曾希圣关于安徽省推行农业“三改”的情况汇报后,以赞同的口吻说:“你这个曾希圣是抓生产力的,要继续坚持从实际出发,抓下去,抓出成效来。”

  曾希圣同志十分重视工业的主导作用。他周密思考安徽工业结构和布局,兴建了一批农副产品加工厂和农业机械厂,大力发展煤、铜、铁等基础工业。同时,还积极借助外部力量,加速发展安徽工业。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安徽共从上海内迁工厂106家,使安徽的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的实力大大增强。到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安徽工业已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曾希圣同志还十分重视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对人才的引进和使用,具有相当的远见卓识。1952年安徽建省之初,曾希圣“三顾茅庐”,延请党外民主人士、安徽医学院院长张锡祺出任副省长,主持文教卫工作。他指示省报和电台一再发布广告和消息,招收技术人才,还派人到上海、南京、镇江等地,高薪招聘人才。他敢于突破禁区,不拘一格地选用人才。他听说一位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工程师,当时正关在上海监狱,便派人拿着自己写给谭震林的亲笔信,将其从上海带回安徽。到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安徽新增科研机构50个,新办高等学校30余所。

  由于曾希圣和省委、省政府领导集体,团结一心,励精图治,埋头苦干,在短短几年里,安徽的工农业生产和科教文卫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全省上下政通人和,欣欣向荣,一个崭新的充满活力的安徽呈现在人们面前。

  1960年,由于“左”的影响,加上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助合同和自然灾害袭击,我国的经济建设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曾希圣同志带病坚持工作,为扭转安徽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而殚精竭虑。9月25日,周总理专程飞抵安徽,调粮、铁和煤。他告诉曾希圣,罗布泊原子弹实验基地的粮食即将断绝,10万科技精英有可能饿死罗布泊,曾希圣感到十分震惊。尽管安徽也有困难,但他坚决服从全国大局,上调粮食。此后,安徽更加困难。但这种勇于牺牲局部利益,帮助中央渡过难关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李先念同志在序言中对此也给予了充分肯定。

  这年秋天,中央决定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0月上旬,曾希圣举家迁往济南,以便集中精力解决山东的问题。兼顾安徽的工作。但是,4个月后,当他得知安徽各地出现严重的饿、病、逃、荒、死的问题时,他忧心如焚,寝食不安。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回到安徽去,与安徽人民一起共同渡过难关。于是他毅然决然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要求辞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回安徽同干部群众一起克服困难,战胜饥荒,扭转局面。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

  李先念称赞曾希圣“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驱”,“他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倾听广大农民的呼声,与群众息息相通,第一个站出来大胆揭示人民公社体制存在的弊端”。

  是严峻的现实和人民群众的实践,使曾希圣成为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先知先觉者”。1961年2月他从山东回到安徽后立即展开调查研究,亲自组织试点,在此基础上,他率先提出“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责任田”办法。他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做要冒极大的风险,但他义无反顾。他对省里其他领导同志说:“你们不必担心,一切责任由我一人承担。”

  “责任田”一经推出,就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被称为“救命田”,很快推广到全省。“责任田”作为一种联产责任制形式,迅速解放了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扶危定倾、扭转危机、开创新局面的作用。1961年,安徽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89亿斤,比1960年增产54亿斤,增产幅度达40%,农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

  邓小平同志一开始就对“责任田”持肯定的态度。在1962年7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试试看。”1982年10月,时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到安徽视察工作,曾说:“对‘责任田’的认识有先有后,当时我对这个办法是不赞成的。”他特地约请1961年积极推行“责任田”的有关地、县领导,当面表示道歉,作了自我批评。

  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特别是极“左”思想的影响,这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创举,注定是要夭折的。从1961年2月开始进行“责任田”试点,到1962年2月中央七千人大会批评“责任田”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曾希圣为“责任田”整整奋斗了一年。“责任田”的名称与曾希圣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它深深扎根于农民心中,留下了希望的火种。正如李先念同志指出的,“曾希圣同志提出和倡导的责任田办法,对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十分重要的启迪和引路的作用。今日中国农村改革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果,曾希圣同志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六

  李先念同志在序言中特别强调,曾希圣同志“一贯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奋斗不息”,热情赞扬他的高尚品格和高风亮节。

  曾希圣同志眷恋着他为之浴血奋斗的这片土地,深爱着他为之忠诚服务的人民群众。传记中记载了他的三次流泪:当他看见淮河两岸群众在水灾中挣扎,当他听到有人因为受到错误批判挨整致死,当他从山东回安徽的路上目睹沿途一片萧条肃杀的景象时,他都流下了伤心的眼泪。他在1950年8月给党中央的一份电文中,提到“淮河洪水泛滥,致使489人死亡”,使毛泽东同志流下了沉痛的眼泪,说: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

  曾希圣同志工作勤奋,严于律己,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在红军时期,他经常连续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地工作,顾不得理发和刮胡子,以至于获得了“胡子局长”的美誉。在安徽最困难的时期,他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学习,自己带头不吃肉,还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吃肉,和群众共患难。这期间,过度的劳累,加上营养不良,他患了浮肿病,医生多次劝他住院疗养,都被他谢绝了。他在安徽工作期间,省委、省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带着牙膏毛巾等洗漱用品上班,随时准备跟“曾政委”下乡蹲点调研。他的作风影响了全省各级机关,培养了一批干部。

  曾希圣同志具有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共产党人的风格,并为人们所称道。1958年,就在毛泽东视察安徽并充分肯定安徽群众性大办钢铁不久的10月下旬,曾希圣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宣布立即停止40万大军土法炼铁,所有农民返回本地从事农业生产。他在会上说,实践证明土法炼铁不成,不能再做这种劳民伤财的蠢事了。他当场拿出一块“生铁”说,“这哪里是铁!这是毫无用处的氧化物!停止土法炼铁的决定如有错误,由我全部负责”。

  曾希圣同志为我们党的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文化大革命”中,他惨遭林彪、康生和“四人帮”残酷迫害,于1968年7月15日逝世。就在他重病在身,生命垂危之际,仍然为我军的侦察技术改革忘我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李先念同志在序言的最后号召我们:“曾希圣同志的革命精神、优良作风和高尚品质,应当作为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

  今天我们重温李先念同志的这篇序言,是与革命家一起思念革命家,与忠诚共同感受忠诚。我们坚信,他们身上最美好、最珍贵、最崇高的精神品质,一定会代代相传。

家园 你的办法除了比曾的办法工作量增大之外没有区别

曾希圣无非是取了36个生产队,你是要取36个县

你要说这个数据没来源,那我没办法,毕竟我也不是专业人士。但是从两个非常不一样的来源,数字居然能对上,是官方出的应该有保证

至于你非要说这个数据是伪造的,是亩产十万斤之类的数据,那更没法讨论了

65到82年间,单产增速就快于52到58年间。

你给的数据就没有65年的,如何计算呢?

而且1980年前后43工程的化肥起了很大作用,用62-74的数据(我也不占你75年的便宜)不合适,因为62年亩产偏低,用58年的亩产代替62年的亩产,年限还是按照12年计算,结果就是3.2%,仍然低于49-58

其实这里你来我往都没有太大意义,就这个粮食产量和包产到户之间关系的课题,林毅夫写的论文让他成为国际三流经济学家(小虎语),润树在河里写贴连载7、8篇,咱俩这几句就掰扯清楚了?

实践结果到底如何,还是那句话:

7常委4个同意,2个不管事的没表态,主管农业的邓子恢也同意,就连毛派出去实地调查的身边人田、陈调查后也同意,如果实践结果真不好的话,这么一大帮人都受那么大损失了干嘛还非要推这个。特别田、陈非常清楚毛此前对该问题的态度,这次非唱反调无疑是有原因有根据的

家园 消息不对称啊

消息不对称啊,58年之后的很多文件资料都呗封锁了,一般人看不到啊,留下的基本都是说毛不好的。那天把资料全部开放了,也许就好下结论了的。

家园 看《八次危机》的印象

78之后额外支出包括引进设备和赎买政策(给少民修庙,给老干部修疗养院之类)的花费。

那个阶段还是高投入高负债的。

家园 钱是要时间积累的。

那段时间一些进口大厂都搞了一半没钱了只好停下,买来的进口设备封存。我所知道的就有南京扬子石化和上海金山石化二期,直到八十年代后期缓过劲来才重开工。

家园 炎黄春秋有篇李根清(林家保密员)的文章,提到这个

文字有点不同,意思差不多。

家园 这两个资料其实就是一个资料

如果一个资料换几种写法就变成多个资料了,那么科学家的工作以后就不用做了,找几个笔杆子,舞文弄墨一番,来个儒以文乱法,个个就都能拿炸药奖了。

这个调查是有猫腻的。

关于调查方法,第一段是这样说的:

全省两个月前刚对三十六个县作了调查,每县各抽一个实行「责任田」和未实行的生产队进行统计,结果是实行「责任田」办法的三十六个生产队,平均亩产比一九六○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九,而未实行「责任田」的三十六个生产队,平均仅比六○年增产百分之十二。

但是第二段,它是这样写的:

据省里对36个县调查表明,施行责任田后平均私产比上年增长38.9%。

这个说法,和第一段里的说法是截然不同的。

这样说吧,第一段比第二段详实。第一段具体讲了调查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每个县抽出两个队,一个队改革,一个队不改革,然后与1960年(也就是上一年)产量做比较。

然而这个抽样是可以做手脚的。

选取什么样的队,很关键。

这实际上是一个实验。

表面上看,这是个统计活,实际上,是个实验。这是对实验样本的抽样调查。

那么,对于科学实验来说,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实验样本的选取。这个调查没有首先指明实验样本在实验开始前的状态,仅仅只有样本在实验前后两个时间节点的状态。其纵向对比与横向对比都很不足,特别是实际上缺乏足够的横向对比。

所以这个结论本身是否靠谱,还是两说的事情。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这件事本身就发生在大跃进期间大规模造假活动时期的后期,当事干部本身就是有造假经历的。

所以,这样一种充满瑕疵的数据,能直接信就见了鬼了。

毛主席在事前还允许进行实验,但是在实验进行以后,就转而反对实验。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呢?

我们需要更多更详细的资料,才能做出判定。现有的资料太不充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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