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东突死结——中国能否摆脱亲美政策、真正独立自主 -- 飞鸣镝

东突问题看起来像是民族问题，像是恐怖主义问题，像是宗教问题，甚至像是反人类问题。但是以本人所见，这些其实都没有触及东突问题的实质。东突问题的实质，乃是看起来和东突问题几乎完全无关的对外政策问题，特别是对灯塔国的政策问题。

这种看法看起来很奇怪，但是并不难以理解，只不过需要转几个弯子。首先，要搞明白东突的本质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东突与维吾尔族、与伊斯兰教并不能划等号，因为围捕东突的军警中有很多维吾尔族人，而和维吾尔族同为穆斯林的回族与东突实际上有不共戴天之仇，而东突的暗杀对象中重要的一类就是温和的神职人员。

很容易看出，东突的本质是伊斯兰教极端主义。但是这种思想并不是伊斯兰教自发产生的，而是最初由英国人扶植起来的。后来美国人接过了英国人的衣钵，继续扶植这一极端派别。在一部NHK的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被暗杀的纪录片里，就明确无误地指出，巴基斯坦伊斯兰极端主义武装所使用的书籍是由美国国务院印制的。所以，东突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问题。

但是恰恰在这一点上，最严重的问题出现了。众所周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最擅长的一招就是使用“人权”、“民族自决”等等意识形态武器限制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机器的手脚，从而支持其内部的民族分裂势力以及反对派。如果观察一下苏联解体之前以及俄罗斯联邦独立早期民族分离事件，就会发现和中国现在面临的东突问题具有很多极为相似的特点：

首先是掩耳盗铃式地自我催眠无视严酷的现实，盲目推行各种只有在民族差别彻底消除的大同时代才能推行的政策。在苏联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全人类利益”，在中国就是乱邦推行的新疆政策。戈尔巴乔夫和乱邦的在个人性格上一个非常相似的地方就是极度缺乏防人之心，特别是在面临外部敌人的时候更是如此。戈尔巴乔夫就不用说了，而乱邦就曾经轻易将党内高层的人事纷争泄露给了一个香港反共记者。

接下来就是就是各种各样的分裂势力开始蠢蠢欲动甚至是公然造反，但是作为最高决策人，却无视问题的严重性，不一开始用强力手段将问题解决掉。苏联末期各加盟共和发生的分离运动，俄罗斯第一次车臣战争前夕杜达耶夫的叛乱活动，都是在这种纵容政策下发展起来的。而中国的东突问题则是在其分裂祖国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的情况下，长时间被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另外，对公然推行伊斯兰教极端主义的沙甸和违法穆斯林的种种纵容也可以归入此类。

之后就是大规模流血事件的爆发，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最高决策层才不得不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动用强力解决问题。然而，一开始总是会三心二意，对一线冒着生命危险的军警挑三拣四，但是对于那些分裂分子却总是手下留情。苏联末期的格鲁吉亚分离运动中，戈尔巴乔夫曾经斥责采取坚决措施的军队将领，第一次车臣战争时期，列别德也曾经斥责一线军人军容不整（其实一线军人的军容怎么可能整齐呢）。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以上的阶段中，最高决策层出于种种原因，是将分离分子当做自己人或者至少是可以团结的对象来对待的，在车臣战争中俄军就曾经监听到巴萨耶夫和一位莫斯科面目不清的高官的谈话（这位高官曾保证过不动用炮兵和空军），而中国2005年也曾经发生过放走分离运动头目的事情。

怎么会这样？仔细观察，这些最高决策层无一例外具有极深的西方背景。恰恰西方正是这些分离分子的最终后台。

可以想象，在整个过程中，西方一定施加了巨大的外交和舆论压力。民众可能觉得这些只不过是些莫名其妙、颠三倒四、漏洞百出的话，无足轻重。但在最高决策层看来，则绝非如此。（想想看2008奥运中官方媒体和民众舆论的不同表现吧。维护中国尊严的是那些默默无闻的老百姓，而拿了无数国帑的体制媒体除了说“理性爱国”以外毫无作为。俄罗斯的车臣战争中也一再出现这种情况，俄罗斯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故意放走袭击不见诺夫斯克医院的巴萨耶夫也是如此。）

因此，如果外交政策没有根本改变，那么最高决策层绝不可能下定彻底铲除东突的决心。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在出现大规模流血事件之后再行动而已。说的不好听一点，简直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收尸。而在此之前，即使确切掌握了恐怖分子的动向，也不会采取什么动作。522后几天内就抓获几百东突，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其实，在没有外国势力直接插手干预的情况下，掌握可靠武装力量的国家政权要想消除宗教极端分子的威胁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叙利亚总统老阿萨德就曾经以铁血手段在短时间内除掉了叙利亚的伊斯兰教兄弟会势力。

可以说，宗教极端势力（分离势力）是作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代言人存在的，它的生存状态反映了整个国家和西方的关系。所以，在宗教极端势力以及分离势力猖獗的苏联末期、俄罗斯第一次车臣战争时期、中国东突急速发展时代（有的东突分子甚至当上了政协委员）无不是在对外政策上仅仅跟随西方的时期。而以极端主义立国的沙特，也正是美国在中东地区除以色列外最忠诚的盟国。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整个改开政策正是建立在与美国以及西方不发生实质性冲突的基础上。这一点西方看得非常清楚。（参见《中国再次韬光养晦》一文）改开政策的创始人邓当年就反对抗美援越战争，并因此与坚持独立自主政策的毛泽东发生白热化的冲突，这件事是导致文革发生的最重大原因。（注意，文革最高潮正是抗美援越最高潮，而美国意图撤出越南之际，爆发了倾向于苏联的双木元帅坠落事件，文革也进入了低潮，在美国和中国开始正式接触之后，邓正式复出）在这个意义上，邓的的确确是改开政策的“总设计师”。甚至可以说，邓的政治生命完全在于这一路线的贯彻情况（至少是他自己看来是这样），这一观点可以说是改开集团的共识（无论派别为何）。所以文革必须完全抹黑，而文革爆发原因在史书中也完全变成了毛泽东意图贯彻个人的空想政治理念。与之相应，当年最高决策层围绕抗美援越爆发的争论以及刘、邓和抗美援朝的关系也全部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神秘消失了。

意图向毛泽东借鉴某些具体做法的晋王的倒台，表明在现阶段，这一看法（以亲美、媚美为核心的改开政策）仍然是改开集团的共识。倘若不如此，就无法解释在可以轻易拿下晋王的情况下为何还要把晋王逼到绝路，（晋王年龄已大，只要拖过五年，他就不可能成为大长老。而随便一个处分即可使得他不能进入本届大长老会）结果使得晋王等三人虎急跳墙，最终导致鱼死网破之局。

因此，副丞相的“夫妻论”，副大统领的危急时刻极端刺激俄罗斯人的俄远东和中国“连为一体”理论，和“穷途末路”但是频频发作的东突恐怖事件其实都具有一个根源，就是朝廷仍然坚持亲美政策为核心的改开政策。

现在是否有改变？522之后几天抓获200人和急急忙忙内迁恐怖分子同族的措施表明，没有。彻底消灭恐怖分子并没有放在第一位。

实质上，除非改变邓以亲美为基础的改开政策，此局无解。

可是，如果要改变，那就意味着在相当程度上回归毛泽东路线。晋王事件表明，改开集团绝不愿意做出这个选择。何太师的“左魔恶于右魔”表明了当今朝廷您宁愿推行亲美路线也不愿意再次面对毛泽东。

那会怎么样呢？当然就只能是流血事件越来越多，军警疲于奔命却无能为力。而执政党的合法性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动摇。当年苏联的存在合法性正是在波罗的海、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等等一系列逐步升级的骚乱中逐步丧失的。

对老百姓来讲，不断流血的结果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族群矛盾的激化。车臣战争的结果是俄罗斯族和车臣族的民族矛盾极端激化了。西西河上的言论表明，中国也已经出现了这个苗头。

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讲，这也是唯一的出路。因为恐怖分子脸上并没有标记。在国家因为种种原因不对恐怖分子坚决打击的情况下，民众能采取的办法就是将自己和那些可能是恐怖分子的人隔开。这和人类对付那些无法治愈的传染病是同一个办法。

当然，这会激化民族矛盾，这会引起那些身处万全之地、有钱有房、因为有钱而道德高尚的大棋人的大声反对，他们所做概括起来只有一件事，就是让老百姓去维护团结大局，去维护大棋人面子，去承受大棋人决策产生的风险，说白了，就是果子我来拿，奖章我来领，风险你去冒，黑锅还要你来背。然而，对于老百姓而言，所谓的大棋很遥远，但是恐怖分子的炸弹、利刃却随时可能出现。在老百姓眼中，那些虚无缥缈的大棋并不值得用自己的家人的生命安全去换取。因此，民众对于某些特定民族的自发的隔离行动会在那些体制人的反对中继续下去。

改开本质上就是向美国为首的西方打开大门，美国又不是送财童子，观世音菩萨，我们肯定在这个过程中会吃些亏，这是难免的，不可能因噎废食，正所谓：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这也算是学费之一吧。让美国有想法，整天意淫，才能蒙过去，不是吗？过了这一关，就可以龙腾虎跃了。想想当年勾践，就一切释然了！

要想准备崛起，就要准备打仗。在这点上，毛泽东比邓小平高明得多。

事先说明，个人认为邓小平尽管有弱点，但是他仍然有出色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在文革后还在世的那些元老中，兼具这两者的人并不多，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邓小平。因此，他能击败华山王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邓小平作为一个最高决策人的巨大弱点长期被忽视了。那么这一弱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作为二把手的时候表现很好，但是缺乏作为一把手所必须的决断力、长远眼光、大局观。

其实这一点从邓小平的经历中就可以看出来。从邓的职务可以看出，邓所担任的每一个重大职务都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他的身边总是会有一个或者几个极具决断力的人物。例如，有名的刘邓大军时期，邓的搭档是有“军神”之称的刘伯承，建国后，邓的上级是毛泽东，而日常工作中的搭档是敢于在政治局和毛泽东正面冲突的刘少奇。文革后，他的先期搭档是曾经策动怀仁堂事件的花帅，后期花帅去世以后，他的搭档是曾经长期主持战争时代秘密警察工作的陈云和曾经对阎锡山使用反间计的薄一波，实质上，乱邦和89事件中，这两人的作用极大。

相应的，如果是他自己单独做出决策，那他自己往往会犹豫不决，不能当机立断。例如，曾经使得邓小平蒙受“临阵脱逃”之名的百色起义期间去上海汇报工作事件，反映出的就是邓小平在危急时刻的决断力不足问题。同样的问题在89年也出现了。碰巧的是，这次事件中邓小平的对手是一个长期主持秘密警察工作的人——美国前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老布什，一个极其狡诈的政治家。所以，尽管89勉强得以平定，还是留下了后患。

除此之外，邓的施政往往缺乏前瞻性，走一步看一步，只注重眼前利益（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他本人的政治利益）而不管长远利益。这反映在两句话中“摸着石头过河”、“相信子孙后代有足够的智慧”。后来的和品珍珠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邓没有看到美国尽管当下是中国的准盟国，但是从长远来看，美国是一定要打倒中国的，结果被美国人狠狠羞辱了一番。同样，89以后还坚持限制军备的政策也是出于维护其本人政治利益的原因。

东突问题也是如此。为了自己一方的当下政治利益，不顾东突的分裂实质，非要把毛泽东定下的案子反过来。后来在东突的真面目暴露无遗之后，又出于维护自己政治声望的需要，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最终酿成大祸。（同样的例子还有沙甸和内人党）

这几条从邓选择的接班人也可以看出，紫阳真人和两胡无一例外是极其浮躁，无决断，只顾当下利益之人。他们正是邓的弱点的集中体现。

所以，倘若认识不到邓的弱点所在，而是相反，仍然把邓的弱点作为什么国策、方针，那东突问题永远没有解决的一天。

第一，老邓并没有公开嚷嚷韬光养晦。他那讲话是属于对江泽民他们面授机宜性质，适不适合公开两说，而且那讲话的结尾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这完全和“韬光养晦”两个调调。

第二，老邓活着的时候，中国的内外安全都不是问题。事实上，只要老邓活着，内外敌人都不打算测试老邓。如果内外敌人相信老毛100%会强硬的对付他们的话，他们至少会相信老邓会85%地强硬对待他们。炸馆撞机等一系列战略测试是老邓死了以后的事情，老邓不用为之负责。

第三，最怪异的事情是，“韬光养晦”这么一个不合逻辑的事情，最后居然搞成功了。你可以说这是运气，但是政治斗争，运气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实力。所以这点上我是佩服老邓和老江的。

我觉得海峰的红朝惊魂诡案写的不错。立意清晰，论据详实，论证有理，种种迹象表明邓没涉及到校长之死这件事，反而像是故意栽赃给邓rong。这种血酬同盟是世界上最牢固的同盟，那么胡的很多作为就不能算在邓头上，毕竟军委主席也要手下听话才行。说海峰阴谋论我是不太赞同。

放手收拾东突，美国又不会因此就跟中国翻脸。只要美国不主动跟中国翻脸，中国自然也可以继续保现在这种程度的亲美政策。

如果美国因为中国收拾了东突就跟中国翻脸了，那证明现在中国的亲美政策也是毫无根基的一种政策，原本也就维持不久了。

老布什没你想的厉害，甚至如李洁明这样拥有很大影响力的人，或许才是真的主使与对手

老兄，老邓活着的时候老布什就搞了89年事件，老布什的确不打算测试老邓，他打算把老邓直接搞下去。

之后苏联挂掉了，没有了苏联，中国就只能直接面对美国了。怎么能说不危险？

而当时主管那个女中工作的也正是邓。

邓是大长老，而花帅当年连长老都不是。

zg类型的政党权利都集中于长老会。

海峰云山雾罩的目的就是为了掩饰这些显而易见的东西。海峰的文章实际上把当时的zg的组织水平降低到了蒋介石政权的水准了。

至于血酬同盟，那是梁山泊用的办法。zg并不是山寨，也不是黑帮。

手下不听话也是有条件的。刘邓本身也是大长老，就这点来讲和毛平级，当然可以不听话。但别人就不可能了。在邓的眼皮子底下就更加不可能。

文革前，毛对王任重说：我为什么把分田单干看的那么重，。。。这是一把手对未来的担忧，不惜牺牲当前利益，而保证长远利益。刘邓等大部分人只看到的是当前利益，不愿意在当前做出牺牲而获得长远利益。要让人牺牲自己，是很困难的，除非是教主，有一套完整的理论。邓虽然说有多挣缺点，但在毛之后，仍是几乎唯一的，这在毛也是认可的。多次打到邓，而不打死，恐怕正是毛对邓的锻炼，正如锻炼毛岸英一样。邓和毛是无法比的，正如毛说他只要老师这个头衔，邓从来都不敢说自己有老师的地位，别人也不敢给，只是总设计师。

你不韬光养晦，你也得有所作为的机会和环境啊；所以我觉得这只是顺势疗法（这才是邓公擅长的，我猜他的牌技也以来手气），而不是什么精心策划，属于常识范围内的事情，只是我党聪明在实事求是（这才是邓的人生哲学，矮子都这样，看不着的风景也不装看着了）

江湖有投降的行为。

但是一条贯穿30年的投降主义路线最后却变成了韬晦，这中间的原因值得深思。

苏联的投降导致了苏联的灭亡，中国的投降却成了韬晦，物质力量的差别不应该是主要因素，因为前苏联的物质力量其实很强，差别应该主要在精神层面上。

造成精神层面差异的唯一原因，我只能归结于中国曾有过主席。老邓老江其实不关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