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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资本控制政府还是政府控制资本
资本控制政府以美国为代表,因为民选的真实含义是资本选。在很多年间,美国是世界的样板,特别是中国很多人心中的样板,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这个样板的吸引力才倒转了,于是很多中国人又倾心于政府控制资本。但是政府控制资本中国经历过,有一定年纪的人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共和国前三十年就是政府控制资本,其优劣不仅能想到,还能看到。这就是中国的现状,没有一个现成的制度值得效法,中国需要走出一条新路。
想到这个课题,是因为前段时间和人讨论独立人格,引起的联想。中国人一贯主张天人合一,也有俗话说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政治是调理社会的阴阳,中医是调理人身的阴阳,都有君臣佐使什么的。总之就是说人的身心形态可以和社会形态对应起来。
具体来说,人心的感情和理智,对应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社会实践太复杂,若失败负面影响太大。所以我们不妨先观察人心,由此为社会实践提供参考。
中国自古就有和独立人格相关的描述,比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比如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些文学化的描述有可能造成概念的模糊,以至于有人否认有“人格独立”这件事。其实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独立人格就是感情和理智不再互相依附,而成为独立合作的关系。这个定义非常科学化,这么科学而简练的定义其专利权当然属于泛易哲学。
和独立人格相反的,是依附人格。依附人格分为两种,多数是理智依附感情,少数是感情依附理智。下面是人格发展中递进的三步。
1. 理智依附感情,感情依附欲望对象,感情理智都不独立:跟着欲望走,一发不可收没有行为控制力,只知向前,有冲劲,不爱思考而喜欢从众,相信权威而非事实,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非黑即白。比如以前认为美国好啊就是好,很快就转变成美国坏啊就是坏。有点机器人的意思。做流水线复制一类事情稳定可靠。
2. 感情依附理智,理智独立而感情未独立:大事小事都能控制,能实事求是,相信事实而非权威;大事平稳,小事会因为感情的依附而带有情绪的火花,显得小题大做,感情会受压抑,感情发展会不到位而拖累思维的落实。
3. 感情和理智独立合作。理智放开对感情的束缚,让感情有控制地落实在思维对象上。理智丢掉拖累又有了活水承载而更稳定有效,感情自在伸展而不孜孜外求,有理智指路而不盲目。二者合作,高屋建瓴同时脚踏实地。
对应在社会上,则是如下三步:
1. 政府由资本控制,资本则追求没有止境的增值而不顾其他。欲望贪婪造成工业化,也造成经济危机,直到最终的文明崩溃,等待救世主。
2. 资本依附政府。统购统销,一平二调,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快速建立工业化基础。但会因为处理小事的生硬粗暴的示范效应而干扰经济秩序,又反过来拖累大的布局。发展到某一节点会让路子走不下去。
3. 资本和政府独立而合作。这也是所谓立交桥模式,此名词的专利权也属于泛易哲学。政府放开对资本的束缚,同时划定资本活动轨道,轨道内允许自由发挥,较少直接指挥而是负面清单式指引为主。不能叫鸟笼经济,升级为鸟公园经济倒差不多。政府丢掉拖累,资本得以自在,政府获得资本支撑,资本获得政府指引。达成双赢有两个条件,一是信息化,使得政府有充分能力进行方向指导和资本行为监控,也就是当好眼睛和头脑;二是资本自身要自在自足,不能只追求无止境的增值,这要靠新文化建设,让资本学会悠闲和上档次。其实资本要自立,内在约束和内在追求才是主要的。
在当前的中国,两个条件都是趋向于具备的,信息化的方向是确定无疑的,政府跟资本相比也有传统上的权威,资本在一定程度后会附庸风雅也是历史上早就证实的趋势。
放开资本,以及搞混合所有制,有一个技术上的担忧就是进一步的私有化,部分人瓜分国家财产让其他人不爽,这方面可以通过加强信息化建设来逐步完善。其实是否私有化只是一个观念上和技术上的问题,并非结构性问题。在信息社会,所有制的重要性是降低的,那些你以为属于自己的东西,其实到底属于谁很难说清。就拿最近昆山工厂爆炸事故来说,过去的话可能是国有企业组织职工献血,现在社会上自愿献血也是非常踊跃,也不是说私有企业就没人管只能等死。
回到开头的问题,应该资本控制政府还是政府控制资本?物理上有思想实验,本文做的是人心实践。根据人心实践,最好是不要互相控制,而要互相独立而合作。对应于独立人格,泛易哲学又要发明一个新词了,这就是自立社会。
自立社会,表现为:结构上的立交桥,工具上的信息化,以及核心--心灵上的新文化。
关于资本和政府的独立又合作,第一条比较容易,第二条就难了。
不让资本无止境的追求增值,这个恐怕不符合资本的本性。要建立这种新的资本文化,至少现在看不到苗头。
其实我觉得,可以追求那种完美的资本政府关系,但达不到也不必沮丧。让二者控制关系相互转换,也就是在经济危机和革命中轮换,虽然听起来很悲剧,恐怕就是人类社会的现实。
具体到中国的问题。现在的私有化其实就是私分和掠夺国有资产,恐怕不会存在什么等价交换。
但合则两利,斗则两伤。
对立统一于生产力发展,统一于外界负熵流入和内部的高度有序。
权力易僵化,需要资本鲶鱼去搅动,
资本易死锁,需要权力有形手去干预。
二者都易裙带,需要大众信息去监督。
至于操作,实事求是找出当下问题所在,分清轻重缓急,见招拆招,实时监控,合力出结果,推动历史进步就是了。
俺到觉得俩就是一回事
农业社会中,权力和资本始终纠缠,难以分辨。
工业社会中,资本力求甩开权力,放纵自己的冲动。
信息社会中,权力会嫌弃资本拖累,会主动寻求与资本切割。
中国过去长期处于农业社会,没有权力和资本分离的经验,会从经验上觉得权力和资本是一回事,但工业化后,情况其实已经变了。
中国的工业化近期才大体完成,资本刚好在有动力寻求摆脱约束的时候,信息社会转眼到来,权力会主动与资本切割,倒像是被抛弃一样。中国的资本患得患失,很郁闷,不过结局还是会相对独立的,不管主动独立还是被动独立,这是历史大势。过程中的博弈,改变不了大势。
资本和权力在意识形态和组织关系上有根本性对立,一山不容二虎。即便要调和两者关系,更多应该是用客观因素去制约,以思想主观因素去统一不太可能。
我一直以来都认为资本和权力有很大的趋同性。
从组织结构来说,TG的组织形态更接近企业的组织形态。在选拔上也比较接近。
我也因此很早就判定,资本早晚要转移到TG这个寄主身上。
比如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共产党员和每天只睡3-4小时依然精力充沛的银行家,本质上是同一类人。
但我说的核心冲突是指普世性上,正是因为这两者在很多方向上接近,才决不允许对方获得最高主导权。
信息化会极大加强权力,正因为如此,权力才能放手让资本相对独立,成为权力的充分支撑力量,而不必担心反噬。
信息社会之前的社会形态,都不能达成权力和资本的和谐并存。
主贴中也说过了,你可能看漏了。
信息社会中,权力会嫌资本拖累,主动寻求与资本切割的,同时不会放松监视,而会加强。
引申一下,过去是不能达成诸侯与中央的平衡的,民主制度也没有多大帮助,只有信息化以后,诸侯和中央才能真正达成动态平衡。
他想走第三条道路。
我们选择了现在的国体或者说共产党,不是一拍脑门想出来,是付出血的代价,尝试了各种道路后的选择。是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情况下、民族灭亡边缘上,做出的选择。
从现在看,这个选择是成功的。国家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和欧美国家基本站到了同一水平上了。
事物终究会灭亡,国家也不会例外。tg这两年的行为,说明它还是有活力的,它在改变自己。
至于所谓“资本和政府”指的是私人资本吧?个人不成熟的想法,中国私人资本出生晚了,现在生产方式和技术进步要求资源要在全球配置,所需要的组织形式也社会化了。私人资本要是采取血缘传递,规模自然会限制在一定程度。更重要的是私人资本没有能力组织一个能够和欧美竞争、取得胜利的国家。
我没有国家层面的操作经验、也没受过严格的政治学训练。上面的内容只是我个人经历和阅读的总结。
河里联储主席和fride的帖子很给我启发和教育,他们都有自己的角度、逻辑清楚、论证有力。
资本与权力彼此都能强化对对方的控制。资本与权力的核心矛盾还是在暴力这个原始要素的争夺上无法化解。此外也不可能指望资本自在自足,这样的资本只会失去竞争力。
关于资本与权力的关系,英国政府与东印度公司在东印度公司是国有化还是私有化问题上持续百年的斗争是个非常好的例子。虽然英国政府是资本控制的,但对东印度公司这个国中国资本来说它是个权力威胁,这里面不存在双赢的局面。英国政府作为权力权威,不会允许只享有对东印度公司的有限收益的情况下负担它的对于一个权力权威所要求承担的无限义务。而东印度公司在征服了孟加拉后获得的巨额财富也让它足以自认为可以甩开英国政府独立发展,避免承担英国参与欧洲争霸战争的费用和义务。
资本自在自足怎么会失去竞争力,不仅不会,还会使资本稳定而有力。跟人一样啊,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恐怕西方人很难理解这个道理,但中国人则能了解这才是至理。
信息化会放大权力,抑制资本畸变。这一点,我们可以用将来的演化事实来验证。信息化不是中性的。
英国政府想要将东印度公司国有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信息传递不力,只能通过所有权来进行控制,如果信息控制很得力,就不大需要控制所有权,双方协商各自的权利义务,然后监控各自的行为就可以了。怕的是实际操作中资本发生畸变,故意犯规而失去监控,这一点在信息化完善之后会得到抑制。
另外一个例子,古代地方造反,往往几个月之后中央才得到信息并组织镇压,结果造反声势已成。现代这样的造反会一点也没有成功的可能,就因为信息传递大大加强了。
实际上,我国从夏商周开始的文明史,除了王莽发布过一些社会主义的宣言之外,基本上实行私有制,资本是私有制的表现形式,这种结构的社会的特点就是周期律,定期崩溃。工业和信息社会实际上会加速资本的积累,加速贫富分化,因此崩溃的周期更短,只不过文明毕竟在进步,崩溃的后果不再象以前那么严重而已。
资本只对自己负责,不需要对社会负责,中国式的政府需要对社会负责,甚至古代的皇帝至少名义上必须对百姓负责。但是资本,地方豪强没有这个责任。商业更会加重社会分化的速度,因此古代政府普遍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其实就是对应现在的重视制造业,抑制金融业的政策。不得不佩服中国政治家的智慧。到了20世纪,牛人毛主席发动文革试图解决这个周期律问题,我认为做出了很有益的探索。
可以说,在中国文明里,资本和政府不是一个层级的东西,只能政府控制资本 ,资本绝对不能控制政府。
所举的例子是在说一些微观上的共性,也就是在大前提明确情况下,技术性上信息和权力之间的融合。
而我指的是那个大前提。
简单的说就是,不管信息化虚拟化的末梢如何强大,它总还是要存在一个实体的。那么它的这个机房、数据库储存介质是控制在资本手里,还是权力手里。这个才是核心问题和矛盾。
另外关于让资本自足,我觉得有点削足适履了。对于权力和资本,要他们相互配合好的唯一办法是扬长避短。说难听点就是把短藏起来或者贻害其他人。如果去硬削,只能导致它用其他的方式反击你。比如鸟笼经济吧,最终鸟的翅膀会退化。让资本自给自足休生养性,实际上多数只会造成资本因为知道天花板的存在,干脆放弃自主性选择完全依附权力,变成官僚资本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