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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吗——读《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

8月30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共同举办的“新丝路建设与中阿关系的未来”研讨会暨《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新书首发式在第二十一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举行。据新闻报道：“《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由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共同策划出版。该书由约旦哈希姆王国首都安曼市文化局局长、著名学者萨米尔?艾哈迈德撰写，阿拉伯语版出版后，在阿拉伯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该书指出阿拉伯复兴事业应积极借鉴中国的‘非模式化崛起’经验；通过分析阿中加强合作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认为阿中两大文明可以相互扶持，从而实现‘中国梦’和‘阿拉伯梦’。（http://roll.sohu.com/20140901/n403962789.shtml）

据本书作者萨米尔.艾哈迈德撰写的中文版序言中说，《文明的追随》一书的阿拉伯文版于2009年出版，并于2012年和2013年两次再版。同一本书在四年时间里连印三版，可见此书在阿拉伯读者中的受重视程度。那么，这本书到底说了什么，以至于引起阿拉伯人如此的重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从理解萨米尔在本书中提出的一个词——“非模式化”开始。这个词非常重要，它是整本书的一大核心概念。理解了这个词，就明白了整本书的主要内容。根据萨米尔在书中的解释：“中国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非模式化’，即在发展过程中，不会用一种固定的、神圣化的模式来衡量各种举措、计划。”（P.68）如果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不拘泥于教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按照萨米尔在本书中所表达的看法，阿拉伯世界的近代史应从1798年开始算起，其标志性事件是这一年发生的拿破仑远征埃及。虽然此前欧洲人对中东地区的各种远征和入侵发生过很多次，但在萨米尔看来，拿破仑对埃及的远征有特殊意义。因为拿破仑的远征军不是以“征服者”，而是以将埃及人民从马木留克王朝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解放者”的身份出现在埃及的。因此，“拿破仑手下的士兵和参谋们也没有严酷、残忍地对待埃及人。”他引用当时生活在开罗的阿拉伯历史学家阿勒杰布拉提的记录来说明这一点：“如果有穆斯林去找他们，他们不会禁止穆斯林进入；如果想了解情况，他们会很友好地拿出各种图片、地图、动植物标本以及有关先贤的历史资料。我曾经多次去找过法国人，他们给我展示了所有这些东西。”(P.13)因此，阿拉伯人没有将拿破仑远征军视作敌人；相反，通过对来到埃及的法国人的直接贴近观察，使得阿拉伯人意识到，欧洲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欧洲已经崛起，而阿拉伯人已经落后了。

阿拉伯人对欧洲的这种关注很快就落实在了行动上。公元1805年，就在法国撤出埃及之后不久，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在埃及成立。穆罕默德.阿里致力于建设一个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他模仿欧洲军队的体制改革军制，实施社会改革和国家机构改革，建设大批学校、医院、工厂、印刷厂，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人才，为了培养所需的人才，穆罕默德.阿里从1809年开始向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派遣留学生。此举为埃及培养了一个思想家和教育家群体，阿拉伯近代思想史由此发端。

在这批19世纪初产生的思想家中，萨米尔最推崇里发阿.拉斐阿.塔哈塔维，将其称为“阿拉伯复兴事业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此人是在伊斯兰世界有重要地位的爱资哈尔清真寺的一名宗教学者，1826年出任埃及赴法国留学生团的伊玛目。从1826年到1831年，里发阿.拉斐阿.塔哈塔维在巴黎居住了5年，在此期间，他对法国的科技、思想、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全面观察，并将其与伊斯兰教的教义进行了对比，最后得出结论：以卢梭所代表的法国启蒙思想，和在其指导下建立的法国的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是法国实现复兴的主要原因，这些因素与伊斯兰教完全不相违背，可以适用于埃及人，以及想要重塑辉煌的全体穆斯林。1831年回国后，塔哈塔维将自己在巴黎的所见所想整理成了一本书：《巴黎精华》，于1834年出版。此书受到了穆罕默德.阿里的大加赞赏，并指示将其阿拉伯文原本和土耳其文译本印发到各级学校和行政机构。这本书很快名声大噪，成为阿拉伯复兴事业中影响力最大的一本书。

萨米尔认为，有关塔哈塔维的思想，有两点特别值得重视：

第一，塔哈塔维的思想产生在19世纪初，当时欧洲国家对阿拉伯世界的大规模殖民进程尚未开始，阿拉伯人尚未将欧洲视为必须防范的危险对象，而是将其单纯的视为观察和学习的对象。也就是说，塔哈塔维的思想，反映的是近代阿拉伯复兴思想的本来面目。

第二，塔哈塔维对法国启蒙思想的重视，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这些思想本身具有先验的正确性，而是因为他认为这些思想可以帮助穆斯林追求自身利益，实现社会进步。塔哈塔维为借鉴法国思想成果设定的唯一前提条件是“不得违背伊斯兰教法”，在此基础上，他主张“真理不问出处”，只要是对穆斯林有益，对阿拉伯社会的复兴和进步有益，就应该拿过来为己所用。在萨米尔看来，这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做法，就是“非模式化”。

由此，萨米尔得出结论：在欧洲殖民入侵导致阿拉伯世界对欧洲的印象被改变之前，“本原”的阿拉伯复兴运动就是“非模式化”的，即不受意识形态束缚，将他人的经验拿来改造，使之符合阿拉伯的国情和文化——特别是道德准则——之后为己所用，以民族复兴为最高目标。萨米尔认为，这才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复兴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待续）

• 某教已经有人在寻找出路了

如果按照塔哈塔维所主张的“非模式化”的道路走下去，阿拉伯世界是否能够获得复兴，重现辉煌？这个问题，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答案了。因为从19世纪中期起，“欧洲国家从奥斯曼帝国的边缘开始，逐步蚕食阿拉伯国家，最终将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变成了欧洲的殖民地。“（P.9）萨米尔认为，这一现实导致阿拉伯人面临的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阿拉伯人来说，最紧要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实现复兴，而是如何抵抗欧洲人的入侵和殖民扩张。”（P.13）萨米尔指出，在这种新的形势下，阿拉伯人对欧洲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并由此产生了两种立场截然相反的主张：

一种人将整个欧洲视为敌人，并进而反对欧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反对现代化的人同时也是反抗欧洲殖民统治的人，他们所开出的药方是从穆斯林先辈的遗产中寻找答案”（P.14）。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就是近代伊斯兰思想家、近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理论创始人贾迈勒丁.阿富汗尼（1839～1897）。阿富汗尼反对必须学习和仿效欧洲才能实现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复兴的说法，他认为：“对任何一个民族而言，模仿、崇拜其他国家只能为敌人的入侵打开大门”。他提出：“应对民族危机的有效办法在于回归伊斯兰教的根本，恢复伊斯兰教创始时期的制度，并且用伊斯兰经典引导大众净化心灵与道德，点燃变革之火，为国家的荣誉奉献生命。”以“复古”为基本出发点的近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由此产生。萨米尔将其主张归纳为两点，即拒绝欧洲的现代化道路，和主张回归到先辈的制度和思想中去。萨米尔不无讽刺的说：“在持这种思想的人看来，既然‘复古’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越是与历史相一致就越有可能解决问题。基于这样的逻辑，‘复古’所复制的不仅仅是以往的社会体制、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还包括古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甚至语言习惯。”（P.20）这种做法的结果是：“这不仅延缓了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同时还给反对现代化的人提供了批评、拒绝的口实。”

另一种人则与前一种人相反，他们认为，阿拉伯文化所导致阿拉伯世界落后的根本原因，欧洲在探寻复兴道路这一问题上握有绝对真理，阿拉伯人应沿着欧洲的道路全盘照搬，不必也不能对其作任何根本上的变化和调整。与前一种人相比，这种人可以被称为“全盘西化”派。冷战结束后，由于美国被认为所冷战的胜利者，持西化主张的人更进一步坚定的认为，西化的方向，就是效仿美国。但现实是，这条路除了让阿拉伯国家变成西方的附属之外，别无所得。特别是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更是让这些人陷入了危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萨米尔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这两种思想虽然貌似对立，但它们其实是基于同一个基础，那就是：它们在本质上都不具有独立性，都是为了应对殖民扩张而产生的，只不过二者选择的具体方式不同：“要么倾向古代文化，要么倾向异族文化”。而以塔哈塔维为代表的近代早期阿拉伯思想家们的初衷——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复兴，被忽略了。套用李泽厚的句式来说，就是：“救亡压倒了复兴”。

也就是说，在萨米尔看来，由于欧洲国家的殖民入侵，使得近代阿拉伯世界“救亡压倒了复兴”，这是近代阿拉伯世界走上歧途的开始；而由此又产生了两个阿拉伯世界的“精神病灶”，就是“复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西化”。此二者都是阿拉伯世界在面对西方的殖民入侵时所产生的应激性产物，与塔哈塔维所主张的“非模式化”道路相比，“复古”和“西化”的最大特点就是“模式化”，即预先设定了一种完美的模式，然后试图在现实中将其构建起来。在萨米尔看来，这是企图逃避艰苦的文明成果学习和本土化过程，企图通过找到一个一次性的完美方案，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问题。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的态度，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至今复兴无望的根本原因。阿拉伯人已经在这两种机会主义之间来回震荡了两个世纪，虚掷了十代人的血泪精华！

正是基于这个观察视角，萨米尔对中国的复兴和崛起给予高度评价。

萨米尔在书中用超过一半的篇幅来介绍新中国的历史，特别是1978年之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萨米尔认为，中国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它与其他国家共产党最大的不同之一是它将‘国家主义’而非‘国际主义’置于优先地位。”（P.28）这使得中共始终将“追求国家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由此，中国可以不受一切意识形态的束缚，在一切领域选择最适合自身的政策和方法来促进国家的发展。在萨米尔看来，这正是当年塔哈塔维所主张的“非模式化”的典型范例。在崇尚务实的邓小平身上，萨米尔看到了塔哈塔维的影子。

因此，萨米尔主张，在“复古”和“西化”这两条道路都已经走入死胡同的情况下，阿拉伯世界有必要回到以塔哈塔维为代表的早期阿拉伯复兴运动思想家所倡导的“非模式化”道路上去，而这条道路在世界上已有成功先例，这就是中国。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萨米尔主张，阿拉伯世界应对中国进行“文明追随”。

（待续）

听起来也舒服

这本书网上有吗？

外链出处

在中国，模式化就是非黑既白。

也就是说，极端五毛和美分本质上是同一类人，都逃避艰苦的学习和再创新的过程。

期待兄台的下

但又强大到足以排斥全盘西化的倾向，才导致这么个'非模式'也就是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国情不同，走出的道路不通罢了。

如果中华文明有着伊斯兰那么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应激的结果很可能也是各种各样的原教旨，区区不过几十年的毛主义，因为精神力量的原因，至今仍然存在一个非常原教旨的群体，西西河里就有不少。但是影响面与伊斯兰教就不能比了，因此只是作为少数群体存在。

具讽刺意味的是，就是这位阿拉伯原本的复兴为目的的思想，现在面对原教旨的强势下，很容易就会被当作全盘西化的思想而成为批判对象。一点对西方的观察赞美在这样的氛围下经常会被带上西奴，美分的帽子而粗暴的封口，这样的现象相信西西河里不陌生。

因此，阿拉伯人的悲剧根本上在于自身的愚昧，分不清先进与落后在耻辱与骄傲中的作用。而中国文化自古就有卧薪尝胆的思想，懂得落后就要挨打，因而心中深处对西方的羡慕并没有被反殖民的仇恨所影响，反而可以精神分裂般的完美共存，这是中华以外的文化所不能理解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到1949.10.1是30余年，且不说阿拉伯文明漫长的分裂史和被殖民统治史（蒙古、奥斯曼、英法），路漫漫其修远兮。

不过，关键不是身在何处，而是走向何方，“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祝他们好运！

另外，这也从侧面证明，中国道路对于西方世界全盘西化普世价值观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致命打击，而政治最怕有替代性；前途光明道路曲折，中国自己也要且走且珍惜。

恰恰相反，传统比伊斯兰强大太多，先秦诸子百家听谁的

儒家一直只是一张皮，另外包容性很强

那些都是历史上，大多数人从礼仪到行为与思想，不具备你想象中的对传统的继承，甚至在破四旧，五四等近代之前就不具备了。中国的历史与周边民族冲击，内陆迁徙，太多的文化变迁，除了体制社会结构上基本上保留了大一统的文化基因外，在精神领域，没有多少一成不变的成份。

因此，那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一提出来，大多数中国人基本上是心有灵犀的接受，因为千百年来就是这么过来的。

改天我写个详细的吧。

根据萨米尔的定义，所谓“文明追随”，其要义是“落后民族……追随先进民族的复兴之路”（P.97）。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先确立坚定的民族意志。因为“如果没有坚定的民族意志，各种计划、方案就会成为泡影”（P.97）。而这恰恰是目前阿拉伯世界的软肋：在目前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情况下，要想让整个阿拉伯世界“确立坚定的民族意志”是不切实际的。对此，萨米尔举出了一个例子：阿拉伯国家联盟成立于1945年，比欧共体的成立还要早，而且阿拉伯世界先于欧洲提出了经济一体化；但相比欧洲，阿拉伯世界的一体化却始终未能获得重大进展。萨米尔认为：“究其根源，政治分歧、贫富差距等问题都是阻碍阿拉伯世界制订具体行动计划的重要原因。”（P.150）

由此，阿拉伯世界便陷入了这样一种处境中：要想实现复兴，必须通过“文明追随”实现发展；要发展，就“必须先确立坚定的民族意志”；要想“确立坚定的民族意志”，就需要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但阿拉伯世界要想团结，则只能寄希望于复兴。这是一个死循环。

如何打破这个死循环？萨米尔认为，在当前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具有足够坚定的意志和足够强大的力量作为领导核心的情况下，“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与发达的文明国家建立‘利益共同体’的关系，从而实现互利合作而非单纯的索取利益：落后民族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汲取他们文明的诸多成果，同时落后民族也可以为先进国家的持续进步和长久发展提供相应的帮助。”（P.96）

但是，萨米尔又认为，“利益共同体”这个概念，“只适合于实力相当的国家之间，否则就是空中楼阁。”因此，与先进国家建立起“利益共同体”的第一步，就是“首先追随先进民族的复兴之路”（P.97），具体的说，就是借鉴对方“在实现成功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基本哲学，为阿拉伯人规划自身的复兴提供指引。”（P.2）这就是萨米尔所说的“文明追随”的基本含义。

那么，什么样的国家，可以充当阿拉伯世界的“文明追随”对象呢？萨米尔认为，这个国家应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它必须是一个与阿拉伯世界没有利益冲突的国家。此前西化派的失败已经证明，与阿拉伯世界有利益冲突的国家，是不可能成为阿拉伯世界复兴的学习榜样的。

第二，它自身必须是一个足够发达，并有强大实力的国家。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有能力“为落后民族提供提供他们自身不能探索、了解和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加快落后民族实施民族复兴计划的步伐。”同时，这样的一个国家也有足够的力量“捍卫落后民族的利益并满足他们的迫切需求，保护他们免受外界的压力和干涉，为落后民族实施民族复兴计划创造适宜的环境。”（P.99）

第三，这个国家应与阿拉伯世界有若干相似之处，特别是，这个国家在复兴过程中，也采用了与近代阿拉伯复兴思想鼻祖里发阿.拉斐阿.塔哈塔维所提出的“非模式化”类似的发展方式。

根据以上三条标准，萨米尔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充当阿拉伯世界“文明追随”的对象，这就是中国。

首先，西方国家不能成为阿拉伯世界“文明追随”的对象。因为“西方国家只会索取阿拉伯世界的资源却不愿支持他们的实现发展和进步，因为阿拉伯世界的复兴不利于西方国家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非西方大国，“恰恰是阿拉伯世界最应该予以考虑的对象”（P.98）。

第二，“中国的发展前途无量”，“将对世界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力”，是一个“将来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取代西方的地位，或与之相抗衡的国家。”因此，“他们可以帮助阿拉伯人从目前所遭受的剥削与外部压力中解脱出来，创造繁荣的阿拉伯现代文明，并共同保持互惠互利的友好合作关系。”（P.99）

第三，最重要的是，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有众多的相似之处。萨米尔认为，这种相似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同属东方国家，在国情上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里发阿.拉斐阿.塔哈塔维……的哲学思想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有相似之处。塔哈塔维目睹了法国社会与政治的发展，认为其发展方式有利于伊斯兰世界实现文明与进步，值得重视和借鉴，并主张效仿其中不违背伊斯兰教义的成功经验。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民族复兴的考虑，将他人的经验拿来改造，使其符合阿拉伯国情和文化。这与邓小平求真务实的思想如出一辙。”（P.150-151）

萨米尔认为，由于以上原因，中国应成为阿拉伯世界实施“文明追随”的首选对象。

（待续）

对“猫论”仅仅是大多数走资派心有灵犀吧

多数底层老百姓再傻也不供奉效颦

这种类型的书，什么应该学中国啦，中国多么强啦之类的。应该少出。别人出的，应该反对，不能明杀，就默杀了才好。

阿拉伯世界学西方，学出来个复古派恨西方入骨。学中国要是学走样了，还指不定出什么幺蛾子。不如不让他学。这样坏了走样了也不是中国责任。再说学西方学了这么多年，还是“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那一套，中国人才学了几十年，就有 奔波儿 出来翻译《量子》了。所以他明显是学西方学的不到位偏科，偏科找理由学中国做什么口实呢。还是不要让他学了好。

哦，说白了就是中国人去挨枪跟人斗，你阿拉伯人去捡现成。你当我们中国是你的古拉姆吗？你们阿拉伯人自己傻也就罢了，别当我们中国人也跟着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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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声望:1；铢钱:0。你，乐善:1；铢钱:15。本帖花:1